马疤子（ 续 ）
一个雨夜，解放军的先遣人员凑在油灯前与马文杰县长接头，向他介绍了全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投诚起义。马文杰表示同意，并且同意出任“规劝会”的副主任，开展对敌伪军政人员和各路杆子的劝降工作。
马疤子当了几个月县长，没坐过衙门，也不知衙门在哪里。没拿过薪水，也不知应该到哪里去拿薪水。他还是喜欢穿草鞋，粗通文墨但不大乐意写信，派人去给各路杆子传话，都是让他们持一块竹令箭，上面按有他的三个血红指印作为证明。他的指印杆子们一般都认得，都服。指印到了哪里，一般来说都能缴下枪来。白泥弓的白马团一次就交出大刀三十多把，叮叮当当挑到县城。
马文杰只是没有料到，被他劝降的白马团龙头大哥，两个月后还是进了班房，而且上了大镣。
他大为吃惊，找到县武装大队结结巴巴地查问，在对方出示的一桩桩审案铁证面前才无话可说，他发现白马团居然是假投诚，暗藏枪枝弹药并且准备逃窜。被他劝降的另一个许某，则有重大血债，称霸乡里，奸污民女无数……最后，他自己的参谋长，也被新政权查出来是个国民党打进来的军统特务，有暗中控制马文杰的任务，还有什么密杀计划。这样的人还能任其逍遥法外随便放过？
马文杰一脑门子冷汗，只能连连称好。
街上贴出了很多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标语。据说四乡农民在往县城送草绳，是准备用来捆人的。据说县狱里天天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有的大号子关几十个人，竟然一夜之间就空了，不知是转到了别处还是杀了。真真假假的传闻最后指向了马文杰本人，说他那个“规劝会”是个假投诚的窝子，他是“规劝犯”的总头子。他等着上面派人来抓，等了几天没有动静，相反上面还是照常请他去开这个那个会，派人给他送来了解放军的草黄色制服。他穿着这套衣走到街上，认识他的人见到他都神色紧张，老远就往路边躲闪。
这是一个不大说得清楚的结局，因为当事人太少，因为当事人不太愿意说，更因为当事人好不容易说出来的话也疑点颇多，说法各个不一。有人说，马疤子的老对头彭叫驴子也投诚了，当的官比马疤子的官还大。姓彭的要在新政权面前表忠，多多揭发人家是假投诚，就是最好的办法。还有人说，国民党的B系和H系从来互不相容，以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他们借日本鬼子的力量削弱对手；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又借共产党的力量排挤对方。既然B系曾经利用马疤子牵制湘系，那么，好吧，H系现在当然也可以利用共产党来收拾马疤子。谁都使着暗劲，用阴招，马疤子一个乡巴佬哪是他们的对手?
当然，也有人说事情不完全是这样。他们认为共产党本就不相信投诚人员，一直想剪除后患；或者认为很多杆子投诚本来就是半心半意，马疤子本人也匪性难改，几次暗中准备反水，准备暴动，罪大恶极。只是他后来既然已经死了，政府也就既往不咎。
我没法辨别这些解释的真假，只得绕开它们，仅仅交代一下结局本身。我甚至不一定能把结局本身说清楚，只能尽力而为地把零散材料作一些拼接。大约是两个月后的一天，马文杰从专署开会回来，还没有走进屋，就听见里面哭闹成一团。推开门，看见七八双女人泪光晶莹的眼睛齐刷刷投向他，嘴巴张得老大，哭声戛然而止。但只停了片刻，嚎啕又猛烈爆发。旁边几个娃崽，也跟着哇哇地哭烂了脸。
他大为惊讶。
马主任！马县长！老师长！三爷！他三叔……女人叫出各种称呼，纷纷抢上前来叩头，砸出嘣嘣嘣的巨响。
“不能活了呀……”
“你要给我们做主呵……”
“你给我们指条活路呀……”
“你还我家的天宝呀……”
“我们都是听了你的话，才投诚的呀。你如今怎么袖手旁观呵？”
“他爹说走就走，甩下这一家七八个都要吃要喝，我怎么办哇？”
……
有一个婆娘红了眼，冲上来抓住他的胸襟，啪啪扇来两耳光，疯了似的大喊：“吃了你的亏呵。你这个骗子，两头蛇！你还我家的晋华呵……”
待马文杰的婆娘上前来劝开疯婆，马文杰的衣襟已经撕破，脸上和手上已被对方抓出了几道血痕。
马文杰慢慢才听明白。他去州里开会的这一阵，县里据说发生了“规劝犯”的暴动，先是杀了抱落乡的三个工作队员，又秘密喝了鸡血酒，往县政府的粮车还扔过炸弹，据说更大的暴动也在计划中。不料有一封密信被政府截获，政府只得先下手为强，把参与暴动的反革命头子从快处决——其中就有这些女人们的丈夫。她们见丈夫被叫去开会，好几天没有回来，最后只等到政府的通知，要她们去一个叫荆街的地方领取遗物。事情就这么简单。
马文杰听着听着，出了一身冷汗，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抬头望天，泪流满面。他朝满屋的女人一一抱拳，一一下跪：“兄弟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呵……”他一边哭一边急急打开箱笼，把所有的光洋找出来，总共才五十多块，往来人手里塞去。他的婆娘也擦着眼睛，把私房钱拿出来，包括几只镯子几只耳环，塞给了死者眷属们。马文杰平时把一些散钱随处乱丢，丢在枕边、桌上、抽屉中、马房里，由他婆娘跟在屁股头收捡。这些钱现在也派上了用场。
好容易才把哭哭泣泣的多数来客送回去。没有回去的曹家一母二子，就在马家住下了。
马文杰一夜未合眼，第二天起床，看见门口的公鸡拉长了颈根，却没有声音，不觉有点奇怪。自己无意中拍了一下桌子，发现还是没有声音，就更奇怪了。他此时借住在一个古旧道观里，堂前有一口古钟。他走到钟前，试着敲了敲钟，发现还是没有声音，不免有些着急，抡着钟锤使劲地敲，一直敲到附近的人都跑来了，齐刷刷向他瞪大惊恐的眼睛。他这才明白，不是钟没有声音，而是自己聋了。
他放下钟锤，没有说什么。
喝了一碗婆娘煮好的粥，他叹了口气，准备去看郎中。刚走出巷口，他碰到正街上拥挤的人流，那里正在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示威游行，还有纪念抱落乡三位革命烈士的追悼大会。武装民兵和小学生高呼口号往县狱那边而去。他不知道人们张开大嘴，在喊着些什么。
他停步了，扶着墙慢慢折回家里。
从他家走到巷子口，是五十一步，从巷子口走回来，不多不少还是五十一步，刚好是他的岁数。
“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他有点吃惊。
婆娘给他一把伞，催他去看郎中。
“你说，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
婆娘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见。
“你说什么？”
婆娘的嘴还是无声地有开有合。
他再一次记起了自己聋子的身份，不再问话，只是摇摇头：“奇怪。奇怪。”
下午，一个做郎中的朋友来，看看他的耳疾。他向来客讨点烟土。朋友比划着问他，你天天打醮练功，不是不沾烟的么？他拍拍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自己受了点凉，寒重，要烧点烟来驱寒解表。朋友便给了他一包。
这一天夜里有雨。他打完最后一次醮，吞烟土自杀。他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刮了胡子，连指甲都细细剪过。
照一般人说来，他没有必要死。尽管有些罪行也牵连到他——比如决定投靠国民党，比如他的手下人杀了几个打起发的百姓，但他毕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的规劝游说毕竟为新政权立过大功。何况他与某位共产党大首长是学木匠时的师兄弟，他保护过那位大首长的家人，接济过米粮。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一位科长专程从省里赶来，送来了那位大首长的亲笔信。信的最后，大首长约请他方便的时候去北京做客叙旧。
他已经睡在裹尸的草席里，来不及看这封信了。县政府向专署和省里作了请示以后，给他买了一口棺木，一对白烛和一挂鞭炮。
△荆界瓜
说起荆街，很多马桥人不知道，马桥附近的很多人也不知道——尤其是年轻后生们。
荆街已经消失多年了。从县城出东门三华里路再渡罗水，见一片平畴，种棉花或红薯，靠北的一面地势略略升高，上面有一些乱石荒草，还搭了一两个守夜人的草棚子。再靠近看，很可能看到深草里的牛粪或者野鸡窝，或者一只破草鞋。这就是荆街，现在被人们写成“荆界”、“井界”，或者“荆界围子”。后生们很难知道这里原来也是“街”，居然有百多户人家的热热闹闹，有远近闻名的一大赫然孔庙。
荆街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名字，已经荒芜。
荆街只是在关于马文杰的故事里才得以沿用，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地名。即使如此，它也不过是在一部分人那里，将不可避免的荒芜向后推延几十年而已。当年的“规劝犯”暴动一案，就是发生在这里。五十多个“规劝会”的投诚杆匪头目，在集中学习的最后阶段，奉命参加劳动，挖一口水塘。他们挖的挖，担的担，大汗淋漓忙了三天，刚刚把水塘挖出个样子，隐在屋顶上的机枪突然咚咚咚地响了—— 一种乍听起来十分陌生的声音，十分遥远的声音。弹雨卷起一道旋风，呼啸而来。没有感觉到子弹穿过肉体，但身后的泥坡尘雾飞扬，沙粒四溅，明明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肉体的那一边爆响同时又在他们肉体的这一边绽开一连串尘雾的花朵。他们也许开始明白，金属是怎么回事，速度是怎么回事，金属的子弹穿过肉体是一个多么顺畅多么迅速以及多么难以察觉的瞬间。最后，他们陆续倒在自己刚刚挖好的土坑里。
直到一九八二年以后，直到“规劝会暴乱”被政府宣布为多种复杂原因造成的错案，人们才闪闪烁烁说起这一幕情形，才重新提到荆街这个陌生的名字。有些老人说，从那一阵枪声以后，荆街就闹鬼，一家一家的房子总是莫名其妙地着火，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烧了七家。那里的娃崽生下来也多呆子，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呆了三个。风水先生说，那里有官鬼发动，塘里的活鱼都无法挡煞了，当然不得不烧掉一些房子。至于“官”鬼是指官祸，还是谐音棺，指亡人阴魂不散，风水先生含糊了一句，在场人没听个确切。有人立即在屋里屋外到处开挖，掘地数尺，把地下一切可疑为腐烂棺木的木质残物全部清除干净。他们还挖出一口新塘，下了几千尾鱼苗，一心增强水势，以水克火。奇怪的是，鱼在这个塘里就是养不活，不到一个月全部翻了白。最后，街东头的一家伞匠铺还是发了火灾，人们便渐渐失去了对消防工作的信心，只好陆续迁往别处，尤其是迁往黄湾一带。
到五十年代末，荆街完全散发了，成了一片荒地，连水井也塌了，孑孓丛生。
那里倒成了一片好地，据说很肥，特别肯长棉花和红薯，出产的一种香瓜也十分甜美，很快就有了名气。县城里的小贩有时为了招揽顾客，就特别强调地吆喝：“买呵买呵，荆界围子的荆界瓜呵——”
有人把这种瓜写成“金界瓜”，写在瓜果摊的招牌上。
△一九四八年（ 续 ）
我曾经以为，时间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均量的、匀速的东西，就像平均分派而且方正整齐的一块块透明流体。不，其实这只是我们肉体感受到的时间，比方说是我们按部就班地诞生、发育、衰老直至死亡。但人不是树，更不是石头。也许，在某种物理的时间之外，对于人更有意义的是心理时间。
一个人的幼童期总是漫长的，一个人在动荡时期、危险时期、痛苦时期所感受的时间也总是漫长的。毫无疑问，漫长是一种感受，出于人们特别敏感的神经，特别明晰的记忆，特别丰富的新知。在一些日子过得舒适而单调的人那里，在一天被一百天重复而一年被十年重复的生活里，我们则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时间不是拉长了，不是放大和增容了，而是越来越匆促，越来越缩短，最后几乎成了一个零，眨眼之际就无影无踪。某一天，人们突然发现镜中的老人就是自己，免不了瞪大恐惧的双眼。
同样的道理，我们知之甚少的时间，比方古人的时间，比方遥远国度的时间，总是模糊不清，几近消失，足以忽略，就像远方的一切，都在我们视野的尽头微缩如尘，与空无没有多少差别。我以前读美国小说，就发现我对那个国家的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常常混同莫辨。而英国的十三世纪和十五世纪似乎更是一回事。我暗自吃惊，一本小说背后一代人或好几代人绝不可混同也绝不可忽略的生生死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漫长，为什么可以在我这里悄悄漏失，为什么短促得只能供我翻翻书页甚至打出一个哈欠?
原因很简单：我太远，不能看清那里的一切。
时间只是感知力的猎物。
人的时间只存在于感知之中，感知力比较弱或者干脆完全丧失的人，比如病床上的植物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时间这种透明流体从来就不是均量地和匀速地流淌，它随着不同的感知力悄悄变形，发生着人们难以觉察的延长或缩短，浓聚或流散，隆凸或坍塌。
问题在于，人的感知各个不同。就是一个人的感知，也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在一大堆感知的破碎镜片里，我们还有时间可靠的恒定守一的形象吗？还有时间统一性吗？我们谈论一九四八年，我们是在谈论哪一种感知里的一九四八年？在这个阴雨的傍晚，在河街上一个小豆腐店里，光复为他老爹哭了一场后，还说到了藕。他说当年的藕好甜，煮起来特别粉，现在再也吃不到。他说现在的藕都是化肥藕，哪有当年的好吃呢?
我对这些说法暗暗疑惑。我知道眼下确实有些地方使用化肥太多，对作物的品质确有影响。但毕竟还有大多数的藕是天然食品，与光复老头以前的藕没有什么不同。我怀疑，不是这些藕的味道变了，而是光复对它的味觉变了——在他年龄越来越大以后，在他越来越远离饥饿的当年或者肝脏有了点毛病之后。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我们常常会美化以前的一些事物，比如藕，比如一本书，比如某位邻居，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当时产生好感的特定情境。我们甚至会觉得以前的某次痛苦经历美妙无比，因为我们已经成了远远的回顾者，不再身陷其中。我们不再痛苦而只是观赏痛苦。
这样说来，被感知猎取着的时间，反过来也会蚀变我们的感知。
光复给我谈的一九四八年，在多大程度上是未经蚀变真实可信的呢？在多大程度上有别于他对藕的可疑回味和可疑信念？
光复谈到近来对“规劝会”的平反甄别，说人民政府到头来还是不简单，自己的错自己纠，自己吐出去的痰自己舔，做到这一点真是不简单。说到这里，他发现烟盒子已经空了，叫儿子去买烟，顺便带两瓶汽水待客。他的儿子大约十二三岁，听说汽水便眼睛发亮，光着脚板跑出门去。不但买来了香烟和汽水，还急急地用筷子头来撬开汽水瓶盖。嘣——他愣了一下，前后左右找了一阵，爬到黑黑的床下搜寻，尖削的屁股翘得老高。大概是一只铁皮瓶盖刚才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他顶着一头蛛网出来，说没看见没看见，拍拍手，拿着另一瓶汽水到门外去喝，哼着不成调的流行歌。
光复恼怒地问：“就这样算了？嗯？”
“找遍了，没看见么。”
“它长了翅膀？还能跑上天？”
我不知道光复为什么这样重视一个铁皮瓶盖。也许，那个小铁盖还可以换回钱？或者他只是恼怒娃崽这种马虎处事的态度？
他逼着少年再找，停下了与我的谈话，自己也帮着搬开了墙角一堆木炭，搬开木桶和锄头之类的工具，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对可疑的暗处一一清查。他一次次对瓶盖恫吓：“你娘的躲！你躲，老子看你往哪里跑？”
他当然少不了对少年的训斥：“你这个畜生，寻呵，寻呵！你当少爷了是不是？告诉你，要不是共产党给你祖爷平反，你还想喝汽水？还想穿凉皮鞋？还想插起自来水笔上高中？你老子劳改的时候，差点连命都送了，饿得连牛粪里的稗子都捡出来吃的……”
少年噘着嘴，把一块木炭狠狠踢了一脚。
“猪嬲的，你踢！”体育老师在儿子头上锄了一丁公。
少年举臂招架，可能用力大了一点，把父亲挡得倒退两步，差点跌倒。“你还敢回手？你这个畜生还敢回手?”父亲一把夺走少年手里的汽水瓶，“老子挖死你！”
少年气咻咻地跑到门外疯骂：“老杂种！老土匪！你这个老反革命！动不动就打人，算什么教师?”他破口大骂，“你还以为这是旧社会？你还想作威作福涂炭生灵丧权辱国吧?”他用了两个很书本化的词，“你活该，你捡牛粪吃活该，你去坐牢我还好些。我将来要当总统，也要搞运动！老子根本不给你这号家伙平反我告诉你……”
“老子老子老子……”
光复一句话憋在喉头没骂出来，尽管是体育教师，还是没有追上儿子，气得浑身发抖，幸亏有我扶着，才回到家里稳稳地坐下。我很惊异少年对他的态度。少年的话当然是一时气头上的话，不必过于认真对待。但他这样来戳父亲的痛处，至少说明他对于往事没有切肤之痛，错案不错案，不会比他的一瓶汽水更为重要。在这个时候，我再一次感到时间的诡异。光复像很多人一样，以为他的苦难经历能够被任何人同情。时间所定型的一切，可以像博物馆的珍贵文物一样原貌长存，举世公认。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像我的很多前辈，教导后人的时候总是愿意回溯往事，谈坐牢、饥饿、战争、疾病或者一九四八。
他没有料到，时间不是文物，他与儿子也没有共享的统一时间。政府还他父亲清白的一九四八年，并没有同时配给他的儿子。这位少年刚才狠狠踢了木炭一脚，显示出他对包括一九四八年在内的往事毫无兴趣甚至反感。
这似乎没有道理。他没有亲历过去，但他对离奇往事至少可以好奇，如同孩子们津津有味于古代传说，没有必要愤愤地踢上一脚。在这里，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他并非仇视过去，只是仇视现在的过去，即仇视这个阴暗傍晚父亲嘴里充满着训斥、苛责、自以为是气味的过去，那个夺走了他半瓶汽水的过去。
光复气得流出了泪水。这使我想起了一条以往的国家政策：一九四七年以后旧政权里科级和少校级以上人员，均属于历史反革命。这个适用于任何地方以及任何人的时间划界，隐含着的哲学意义是：人们都生活在统一时间里，不容例外。多少年后，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一条过于简单，光复本人就因为这条政策的取消而苦尽甜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光复己所不欲却施于人，力图使自己与儿子生活在共同履历里，同样不容例外。他无非是混淆了过去与现在的过去，混淆了自己的过去与别人的过去，认为他痛恨的过去，儿子也必须痛恨；他珍惜的今天，儿子也必须珍惜。他内心中深重的一九四八，在儿子内心中必须具有同样的规格与分量，不可微缩，不可流散，更不可虚无。他没有料到，对于儿子来说，一九四八几乎就是清代、唐代、汉代，遥远得一塌糊涂，与自己完全没有关系——小小的一个铁皮瓶盖，甚至可以使儿子得出另外的结论：
“你坐牢活该！”
“你坐在牢里我还好些！”
也许，从这个傍晚开始，在这个小小的豆腐店里，他们之间包括一九四八年在内的过去断然分裂，再也难以弥合。
△军头蚊
一种很小的蚊子，特别黑，细看的话黑头上还有一个小白点。这种蚊子咬出来的红斑不算大，却奇痒无比，可以持续三天左右。马桥人把它叫做“军头蚊”。
人们说，马桥以前没有这种蚊子，只有菜蚊子，就是那种体积肥大的灰色家伙，咬出来的红包虽然很大，但片刻工夫就消散了，也不是特别痒。
马桥人还说，军头蚊是省军带来的，那年彭叫驴子的省军打到了长乐街，驻了十来天，留下了一堆堆猪毛和鸡毛，还留下了这些好生毒辣的蚊种。
军头蚊的名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在乡下领教过蚊子的厉害。尤其是夏天收工很晚的时候，蚊子发出嗡嗡嗡的宏大音响，密密扑在人面和赤脚上，几乎可以把人抬起来。归家人太饿，双手只能照顾吃喝，管不了别的。因此我们一边端着碗狼吞虎咽一边必须跳动双脚，跳出惯有的餐时舞蹈，稍有停歇，就可能惨遭蚊群围食。偶尔腾出手来，往脚杆子上随意摸一摸，就能摸下几条蚊尸。人们已经习惯了摸蚊子而不是打蚊子，因为手脚毕竟是自己的皮肉，不堪重复无数的拍击。
夜深，蚊子似乎也累了，休息了，嗡嗡声会变得稀薄一些。
△公家
马桥的水田形状各别，犬牙交错，躺在两岭之间的一条谷地，一梯一梯缓缓地落向张家坊那边，落向那边浮游的炊烟或夜间的月光。这里叫大滂冲，外人一听就知道滂田多。所谓滂田，是山区一种水田，浸水多于流水，因此泥性冷，又有很多暗藏的深深滂眼，人一踩进去几可没顶。滂眼在表面上不大看得出来，只有经常下田的人，才会熟悉它们一一的位置。
马桥的牛也知道滂眼在哪里，走到什么地方突然不动了，掌犁的人就得十分注意。
这些田都有各自的名字，或是以形状命名：团鱼丘、蛇丘、丝瓜丘、鲢鱼丘、板凳丘、斗笠丘等等；或是以所需禾种的重量命名：三斗丘、八斗丘等等；还有的以政治口号命名：团结丘、跃进丘、四清红旗丘等等。这样叫下来，名字还是不够用，不足应付那些太零碎的也就数目太多的田块，于是只好借用某些人名，或者在某些田名前面再加人名以示区分，比如“本义家的三斗丘”和“志煌家的三斗丘”，就是分指两块田。
不难知道，这些田以前都是属于私人的，或是在土改时分给了私人，它们与田主的名字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
算起来，集体化已经十多年了，我奇怪他们对曾经是自家的田还是记得很牢。连稍微大一点的娃崽，也都知道原先自家的田在什么地方，那里肯不肯长禾。下肥料的时候，要是到了那里就愿意多下。憋了一泡尿，也愿意到那里再解裤头。一次，一个娃崽在田里踩到一块瓷片，差一点划破脚，恼怒地把它抠出来向另外一块田甩去。旁边的一位女子立即怒目：“往哪里甩往哪里甩？讨打呵？我两筷子插死你！”
那丘田原来是她家的——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位女子惦记着她家的私田，证明土地公有化在马桥直到七十年代初还只是一种体制的存在，尚未浸润成一种情感，至少还不是人们全部的情感。体制与情感当然不是一回事，与体制之下涌动着的全部事实更不是一回事。婚姻的体制下，可能有夫妻双方的同床异梦移情别恋。（ 还能不能叫“婚姻”？）皇权的体制下，可能有大权旁落后党垂帘。（ 还能不能叫“皇权”？）同样的道理，当很多马桥人憋上一泡尿也要拉到自己以前的私田里的时候，他们的公有化，他们的“公家”概念，也许不能不打上一些折扣。
当然也不能说他们一心向往私有。事实上，马桥从来没有过够格的私有制。村里人告诉我，即使是在民国以前，他们的私权只能管住田里表面上的三寸“淖泥”，也就是三寸浮泥。三寸以下，从来都是皇帝的、国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家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田主没有权利阻拦。了解了这一点，外人也许可以明白，马桥后来实现推行合作社，虽然难免一些人私下的抱怨，但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众人倒也顺顺当当入了社，成了公家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想不通。
在另一方面，他们无论谈“公”还是谈“私”，都喜欢在后面带一个“家”字，这一点与西方语言不一样。西方的私，是指私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一说到财产也有明确的私权界限。马桥人的“私家”，则是私中有公：一家之内，不分彼此和你我。西方的公，是指公共社会，所谓英语中的public，平等私有体的横向组合，通常只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决不越权干预隐私。马桥人的公家，则是公中有私和以公为“家”：夫妻吵架，青年恋爱，老人入土，娃崽读书，女人穿衣，男人吹牛，母鸡下蛋，老鼠钻墙，所有的私事都由公家管着，也由公家承担全部责任。公家成了一个大私。
正因为这种集体的家族感（ 公——家 ），人们一般都把干部叫做“父母官”。马桥的马本义，还只有三十来岁的时候，还刚刚娶回婆娘，凭着他当书记的身份，很多人就尊称他为“本义爹爹”或者“本义公”。
这倒接近了汉语“公”字的原义。中国最初的“公”字并不是指public，而是指部落首领或国家帝王，是“君”的同义词。用“公”字来翻译西方人的public，严格地说来，并不合适。把“私有制”、“公有制”一类西方名词简单地搬用于马桥，似乎也伏下一种名实相离的危险。
本义是马桥的“公（ 在古汉语的意义上 ）”，同时代表着马桥的“公（ 在英语以及西方一些语言的意义上 ）”。
台湾▲
大滂冲有一块田叫台湾丘，我以前不大注意。车水抗旱的时节，我与复查合为一班，走进月光深处，哈欠连天地爬上龙骨水车，吱吱呀呀踩起来。缓缓旋转的木头踏锤，已经被无数赤脚踏得油光发亮，极为光滑，我稍不留神，就一脚踩溜，两手紧急扣住手架，哇哇大叫，狗一样地被吊起来。在这个时候，脚下那个由复查踏转的水车令人胆寒，一个个踏锤旋上来防不胜防，砸得我的腿上不是见青，就是皮破血流。复查嘱我不要看脚，说这样反而容易踩空，但我不相信他的话，也没法照他的话去做。
他一次次引诱我说话，说闲话，意在使我放松。
他尤其愿意听我讲一点城里的事情，讲一点科学如火星或天王星的事情。他是初中毕业生，有科学头脑，比方说明白嬲（ 磁 ）铁石的原理，说以后要是又有敌人的飞机来丢炸弹，我们也许可以做一块大嬲铁石，把敌人的飞机嬲下来，那样不比高射炮和导弹什么更管用么？
他对我的异议总是冷静地思索，对我吹嘘的各种科学见闻也很少表示惊讶，正像他平日里大悲不悲，大喜不喜，一张娃娃脸上永远是老成持重。他的各种感情在这张脸上滤成了单一的温和，单一的腼腆，还有永远清澈的目光，从人们不大注意的某个角落潜游出来。一碰到这种目光，你就感到它无所不在，自己任何举动都被它网捕和渗透。他的眼睛后面有眼睛，目光后面有目光，你不可能在他面前掩藏什么。
他不见了，不知何时又冒出来，手里抱着一个菜瓜，要我吃，大概是从附近哪一家的园子里偷来的。待我们吃完，他手挖一个土坑细心地把瓜皮瓜子埋起来。“三更了，我们睡一觉吧。”
蚊子多，我叭叭地拍打着双脚。
他不知从何处找来一些叶子，在我腿上、手上和额上搽了搽，居然很见效，蚊虫的嗡嗡声明显减少。
我看着刚刚冒出山岭的月亮，听着冲里此起彼伏的蛙鸣，有点担心：“我们就这样……睡？”
“做要做的，歇也是要歇的。”
“本义公说今天晚上要车满这一丘水。”
“管他哩。”
“他会来看么?”
“他不会来。”
“你怎么晓得?”
“用不着晓得，他肯定不会来。”
我有些奇怪。
他知道我接下去会问为什么。“迷信，乡下人的迷信，你们莫听。”然后在我身边倒下，背对着我，夹紧双腿准备睡觉了。
我不能像他那样，想睡就睡，想不睡就不睡，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按部就班。真要我睡，反而眼睛光光地来了精神，便要他再讲点白话，讲迷信也好。他拗不过我，只好说，他也是听来的——他每次说及重大的事情，都先交代说法的来源，把自己开脱。
他说，他听某某说，这一丘田的主人叫茂公，与本义结过冤家对头。还是办初级社的那年，茂公犟着不入社，周围的田都入社了，只有这丘田还是单干田。本义是社长，不准茂公从上面的几丘田过水。茂公还是犟，宁可自己到江里去挑水，硬着头皮不来讨水。到最后，本义带着一伙人，趁着茂公发了哮喘的时机，抬着禾桶一个吆喝到这丘田打禾，说是“解放台湾”。
茂公以前当过维持会会长，又有很多田地，是个地主汉奸。他的田当然就是“台湾”。说起来，他的汉奸帽子戴得有点冤枉。以前这里是日伪政权下的十四区，有一个维持会，管辖马桥以及周围十八弓，由各弓的有钱人或者体面的人轮流当会长，三个月一轮，轮到谁了，一面锣就送到谁家。当这种会长的没有什么薪金，但凭一面锣吆喝点公事，无论走到哪里可以收“草鞋钱”，也就是借公差的机会刮点油水。茂公排在十八弓的最后面，轮到他的时候，日伪军早投降了，他本来可以不当差了，只是本地人还不知道外面的形势，一面锣还在轮着。
茂公是个好出风头的种，锣一到手，立刻穿上白绸长衫，摇着文明棍，无论走到谁家的地坪里，咳嗽咳得特别响。他的草鞋钱收得太狠，至少比前几任要多收一倍，处处吃个夹份。他的办法无奇不有。有一次到万玉家吃饭，把万玉他爹丢在灶下的一个鸡食袋子偷偷捡起来，藏入袖口，上桌时乘主人没注意，放入鸡肉碗里。他举起筷子，“发现”鸡食袋子，硬说主人戏弄他，要罚五块光洋。闹得主人苦苦求他，借了两块光洋给他才算完事。另一次，他在张家坊一户人家小坐，先去外面屙了一泡屎在自己的斗笠上，逗得狗来吃。他坐好了，估计狗已经把斗笠啃烂，再出门来大惊小怪，硬说主人故意与他这个会长作对，就是要同皇军作对，连他的斗笠也不放过，背着他放狗来咬。主人说尽了好话也没有用，最后只得忍气吞声地赔了他一口铁锅。
其实谁都知道，他那顶斗笠早就破了。
他种下了这么多苦瓜子，不难想象，到本义大喊“解放台湾”的时候，村民一呼百应，纷纷上阵，尤其是万玉他爹，不但跑到茂公的田里打禾，还顺便把茂公家种在田边的几根瓜藤扯个稀巴烂。有些后生故意齐声喊出“嗬嗬嗬——”的尖声，闹得村里鸡犬不宁，生怕茂公听不见。
茂公果然听见了，气喘吁吁赶来了。跺着一根棍子在坡上大骂：“本义你这个畜生，你光天化日抢老子的禾，不得好死咧——”
本义举臂高呼：“一定要解放台湾！”
入社积极分子们跟着喊：“一定要解放台湾!”
本义高声问：“有人对抗合作化，如何办?”
应答声同样震耳欲聋：“打他的禾，吃他的谷！哪个打了哪个要！打他的禾，吃他的谷，哪个打了哪个担！”
茂公气得眼睛冒血：“好，好，你们打，你们放势打，老子饿死了，变个饿死鬼也要掐死你们。”
他回头喊他的儿子盐早和盐午，要他们回去拖刀来。两兄弟还只是嫩娃崽，早被这场景吓呆了，站在坡上不敢动。茂公唾沫横飞把娃崽骂了一通，自己扶着拐棍回去，不一会，拿来一束柴，在田边放火。他的田早已断水，禾枯得很，一股风鼓过去，火就喳喳喳地燃成了大势。他看着火哈哈大笑，跺着脚又骂：“杂种哎，老子吃不成，你们去吃，你们去吃呵，哈哈哈……”
眼看到手的粮顷刻之间化为烟灰。
几天之后，茂公一口气没接上来，就死了。
人们说，茂公的阴魂不散。腊月的一天，本义家打了一副磨子，从石场里抬回家时路过茂公家的门口。本义放下担子去岭上找野鸡窝，刚走出几步，忽听身后有咣当咣当的巨响，不觉吓了一跳。下村的人也差不多都听到了这种异样声音，先是一些娃崽，然后有汉子们，也赶来看个究竟。他们一到现场无不惊得呆若木鸡，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本义的两扇新磨子，正在同茂公家门口的一个石臼发生大战……
说到这里，复查问我知不知道石臼。我说我看见过，是舂米或者舂粑粑的一种器具，样子有点像盆。我还知道，舂分为手舂和脚舂两种。手舂是人持舂杵上下捣击。脚舂则稍稍省力一些，有点像跷跷板，人站上跷板这一头，踩得那一头的舂杵高扬，一旦松脚，舂头就重重砸到石臼里。
复查说，他也不相信石臼怎么可以打架，但老班子硬说亲眼所见，说得有鼻子有眼。一个石臼敌两扇磨子，上下跳跃，左冲右突，碰撞得一把把金星四泻声震如雷，很快把地上砸出一个又一个深坑，密密麻麻像夯地。在那一刻，似乎远近所有的鸟也全飞到这里来了，黑压压地挂满了一棵棵树，哇哇哇地叫。
有两三个力气大一点的汉子上前去制止，用杠棒隔开恶战的双方，累得满头大汗，还是隔不开。咔嗒一声，压着石臼的一条杠棒居然拗断了，石臼愤愤地再次跳起来，疯了一般朝石磨滚去，碾得闲人往两边闪。它们你退我进，我扑你挡，白花花地斗成一团，最后离开了地坪，打到沟边，打过了桥，打到岭上去了，闹腾得一片茅草哗哗响。人们更为惊讶的是，这几个石头居然都流出一种黄黄的血，流在地上和草叶上。它们在岭上尸分数块的时候，有些碎石有气无力地勃动挣扎，有的碎石发出呜呜的声音，所有石块的断面都黄血如涌，汇集成流，从岭上汩汩往下曲折延绵足有半里路，最后黄了整整一个藕塘。
人们把石臼和石磨的碎尸收捡起来，远远地分开，用来填了水田里的滂眼。石磨填了本义家的三斗丘，石臼填了茂公丘，这才了难（ 参见词条“泡皮” ）。
老班子后来说，这是主家结了仇，他们的石头怨气贯彻，也会结仇。往后冤家们最好小心点，没事的时候莫把自己的东西随处乱放。要是柴刀与柴刀打起来，扁担与扁担打起来，犁头与犁头打起来，损坏了农具倒是小事，谁知道又会流出什么样的血？会不会打到毁墙拆屋的程度？
自那次以后，本义虽然时不时还是粗门大嗓骂茂公，但再不走茂公家门前过了，也不来茂公丘了。茂公的婆娘和两个儿子最终入了社，但他们家入社的一头牛，本义说什么也不要，拉到街上卖了。还有一张犁和一张耙，本义也不敢留下，派人把它们挑到铁铺里回炉。
我听了哈哈大笑，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情。
“我也不相信，他们神讲。没有文化。”复查笑了笑，翻过身去，“不过，你放心落意睡吧。”
他给我一条背脊，没有任何动静，不知是睡了，还是没有睡着——抑或是睡着了但还在暗暗地耳听八方。我也张着耳朵，听自己的呼吸，听茂公丘里小水泡冒出泥浆的声音。
△浆
发音gang，指稀粥。马桥是个缺粮的穷山村，“吃浆”是个经常用到的词。
《 诗经·小雅 》言：“或以其酒，不以其浆”，浆用来泛指比酒低一等的饮料，比如浸泡粟米以后的水液。《 汉书·鲍宣传 》载“浆酒霍肉”一语，意思是生活的豪奢，把酒当做浆，把肉当做霍（ 豆叶 ）了。可见浆从来就是专属于穷人的食饮之物。
初到马桥的知青，容易把“吃gang”听成“吃干”，误解成相反的意思。其实，这里凡j的发音总是用g代替，比如“讲”发音为gang，“江”也是发音为gang，吃浆有时候听起来也像“吃江”。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的锅里都是水多而粮少，附会成“吃江”，其实也未尝不可。
汉奸▲
茂公的大儿子叫盐早，总是在队里做一些重功夫，挑牛栏粪，打石头，烧炭等等。起屋的时候他就抛土砖，出丧的时候他就抬棺材，累得下巴总是耷拉着，合不上去，腿杆上的青筋暴成球，很是吓人。因了这个缘故，他再热的天也要套上补丁叠补丁的长裤，盖住难看的腿。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他老祖娘还在的时候。他老祖娘是个蛊婆，就是传说中的乡野毒妇，把蛇蝎做成的剧毒药粉，藏在指甲缝中，暗投仇人或陌路人的饮食中以谋取他人性命。这些人投蛊，一般是为了复仇，也有折他人性命以增一己阳寿的说法。人们说，盐早的祖娘是合作化以后才当上蛊婆的，想必是对贫下中农有阶级仇恨，一条老命也不肯与共产党善罢甘休。本义的娘多年前死了，本义一直怀疑是这个老妖婆下的蛊，怀恨直到如今。
那一天，盐早家的茅屋被风吹塌了，央求村里人去帮着修整。我也去帮着和泥。我看见那位名声赫赫的老妇慈眉善目，在灶下烧火，并无人们传说的恶毒气象，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
一上午就把茅屋修整好了。人们带着各自的工具回家。盐早追在后面大声说：“如何不吃饭呢？如何不吃饭就走呢？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早就闻到了灶房里飘出的肉香，也觉得众人走散没道理。后来听复查说，人们岂止是不愿在他家吃饭，连他家的茶碗也不敢碰的。谁都记得他家有一个老蛊婆。
我伸伸舌头，快步溜回家。
一会儿，盐早挨门挨户再次来央求大家去吃饭，也推开了我们的房门。他气呼呼地抢先扑通跪下，先砸下咚咚咚三个清脆的响头。“你们是要我投河么？是要我吊颈么？三皇五帝到如今，没有白做事不吃饭的规矩。你们踩我盐早一屋人的脸，我今天就不活了，就死在这里。”
我们吓得连忙把他拉扯起来，说我们家里做了饭，本就没打算去吃。再说我们也没出多少力，吃起来不好意思云云。
他急得满头大汗，忙了半天没有拉动一个人，差点要哭了。“我晓得，我晓得，你们是不放心，不放心那个老不死的……”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你乱猜什么？”
“你们信不过那个老不死的，未必也信不过我？要我拿刀子来剜出脔心肝肺给你们看看？好，你们不放心，就莫吃。我小哥正在刷锅重做。你们哪个不放心，去看着她做。这一次我不让那个老不死的拢边……”
“盐早，你这是何苦？”
“你们大人大量，给我留条活路呵。”他说着又扑通跪下去，脑袋往地上捣蒜似的猛砸。
他把帮了工的人一一求遍，最后砸得自己额头流血，还是没有把人们请回去。如他所说，他果真把原来准备的三桌饭菜全部掀掉了，倒进水沟里，让他姐姐重新淘米重新割肉做了三桌——这已是下午出工的时分。他的祖娘早已被他一绳子捆起来，远远地离开了锅灶，缚在村口的一棵大枫树下示众。我好奇地去看过一眼。那个老太婆只穿了一只鞋，似睡非睡，眼睛斜斜地看着右上方的某一个点，没有牙齿的嘴巴张合着，有气无力地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她已经湿了裤子，散发出臭味。一些娃崽不无恐惧地远远看着她。
他家的地坪里重新摆上了几桌饭菜，还是空空的没有什么人影。我看见盐早的姐姐坐在桌边抹眼泪。
最后，我们知青忍不住嘴馋，也不大信邪。有人带头，几个男的去那里各自享用了几块牛肉。其中一位满嘴流油偷偷地说，都差点不记得肉是什么模样了，管他蛊不蛊，做个饱死鬼也好。
大概就因为这一次的赏脸，盐早后来对我们特别感激。我们几乎没有自己打过柴，都是他按时挑来的。他特别能负重。在我的印象中，他肩上差不多没有空着的时候，不是有一担牛栏粪，就是有一担柴，或者整整一架拖泥带水的打谷机。他的肩冬天不能空着，夏天不能空着。晴天不能空着，雨天不能空着。他的肩上如果没有扛着什么东西，就是一种反常和别扭，是没有壳子的蜗牛，让人看不顺眼；更是一种残疾，让他重心不稳，一开步就会摔跟头——他没扛东西的时候确实踉踉跄跄，经常踢得脚指头血翻翻的。
假如他是担棉花，棉花多得遮住了人影，远看就像两堆雪山自动地在路上跳跃前行，十分奇异。
有一次我和他去送粮谷，回来的路上他居然在两只空筐里各放一大块石头。他说不这样压一压，走起路来没有个势。果然，他一旦肩上的扁担压弯了，担子就与身子紧密融为一体，刷刷刷的全身肌肉都有了舞蹈的节奏，脚步有了弹性，一跃一跃地很快就在前面的路上消失，全然不似他刚才担着空筐时的模样：脸色灰白，脚步又碎又乱。
他也是个“汉奸”。我后来才知道，在马桥人的语言里，如果他父亲是汉奸，那么他也逃不掉“汉奸”的身份。连他自己也是这样看的。知青刚来的时候，见他牛栏粪挑得多，劳动干劲大，曾理所当然地推举他当劳动模范，他一愣，急急地摇手：“醒呵，我是个汉奸，如何当得了那个？”
知青吓了一跳。
马桥人觉得，上面来的政策要求区分敌人与敌人的子弟，实在是多此一举。大概出于同样的逻辑，本义当了党支部书记，他的婆娘去供销社买肉，其他妇人就嫉妒地说：“她是个书记，人家还敢短她的秤？”本义的娃崽在学校里不好好读书，老师居然也这样来训斥：“你是个书记，还在课堂里讲小话，屙尿！”
盐早后来成了“牛哑哑”，就是马桥人说的哑巴。他以前并不哑，只是不大说话而已。作为一个汉奸，加上家里还有一个蛊婆，他脑门上生出皱纹了，还没有找到婆娘。据说他姐姐曾瞒着他，给他说了一个瞎眼女子，到圆房的时候，他黑着一张脸硬是不进房，在外面整整担了一晚的塘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如此。可怜的盲女在空空的新房里哭了三个夜晚。最后，姐姐只得把盲女送回家，还赔上一百斤谷，算是退婚。姐姐咒他心狠，他就说，他是个汉奸，莫害了人家。
他姐姐远嫁平江县以后，每次回娘家看看，见盐早衣服没一件像样的，锅里总是半锅冷浆，没有一丝热气。从队上分来几十斤包谷，还得省下来留给正在读书的小弟盐午（ 参见词条“怪器” ），让他带到学校去搭餐。姐姐见到这番情景，眼睛红红的没有干过。他们也穷得从来没有更多的被子，姐姐每次回娘家总是与弟弟合挤一床。有一个夜晚下着大雨，姐姐半夜醒来，发现脚那头已经空了，盐早弓着身子坐在床头，根本没有睡，黑暗里发出猫叫一样的轻轻抽泣。姐姐问他为什么。盐早不答话，走到灶房里去搓草绳。
姐姐也抽泣了，走到灶房里，哆嗦的手伸出去，总算拉住了弟弟的手，说你要是忍不住，就莫把我当家里人，就当做你不认得的人，好歹……也让你尝一尝女人的滋味。
她的头发散乱，内衣已经解开，白白乳房朝弟弟惊愕的目光迎上去。“你就在我身上来吧，我不怪你。”
他猛地把手抽回，吓得退了一步。
“我不怪你。”姐姐的手伸向自己的裤带，“我们反正已经不是人。”
他逃命似的蹿出门，脚步声在风雨里消失。
他跑到父母的坟前大哭了一场。第二天早上回家，姐姐已经走了，留下了煮熟的一碗红薯，还有几件褂子洗好也补好了，放在床上。
她后来再没有回过娘家。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盐早更加不愿意开口说话了，似乎已经割掉了舌头。人家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人家不叫他干了，他就去一旁蹲着，直到没有人向他发出命令了，才默默地回家。日久天长，他几乎真成了一个哑巴。一次，全公社的分子们都被叫去修路，他也照例参加。他在工地上发现自己的耙头不见了，急得满脸通红地到处寻找。看押他们的民兵警惕地问他，窜来窜去搞什么鬼？他只是嗷嗷地叫。
民兵以为他支吾其词耍花招，觉得有必要查个清楚，把步枪哗啦一声对准了他的胸口：“说，老实说，搞什么鬼？”
他额头冒汗，脸一直红到耳根和颈口，僵硬的面部肌肉扯歪了半边，一次次抖动如簧，每抖动一次，眼睛就随着睁大一次，嘴巴——那只被旁人焦心期待着的嘴巴，空空地扩张许久，竟没有一个字吐出来。
“你讲呵！”旁边有人急得也出了汗。
他气喘吁吁，再一次作出努力，五官互相狠狠地扭杀着折磨着，总算爆出了一个音：“哇——耙!”
“耙什么？”
他两眼发直，没有说出第二个字。
“你哑巴了么?”民兵更加恼火。
他腮旁的肌肉一阵阵地余跳。
“他是个哑巴。”旁边有人为他说情，“他是金口玉牙，前一世都把话讲完了。”
“不说话？”民兵回头眼一瞪，“说毛主席万岁！”
盐早急得更加嗷嗷叫，举起一个大拇指，又做振臂高呼的动作，以示万岁的意思。但民兵不放过，定要他说出来。这一天，他脸上挨了几巴掌，身上挨了几脚，还是没有完整地说出这句话。憋到最后，总算喊出了一个“毛”字。
民兵见他真哑，罚他多担五担土，权且算了。
盐早的哑巴身份就是从这次正式确定的。当哑巴当然没什么不好，话多伤元气，祸从口出，不说话就少了很多是非，至少本义不再怀疑他背地里说坏话，说反动话，就少了些戒心。队上需要一个人打农药的时候，本义甚至还想到他，说这个蛊婆养的兴许不怕毒，变了个牛哑哑也不要找人讲话，不好热闹，让他一个人去单打鼓独行船。
大滂冲的田泥性冷，以前不大生虫子的。照当地人的说法，虫子都是柴油机闹出来的，机子一闹，岭上的茅草花就都变成虫子了。有虫子当然得打药。复查开始试新鲜，打了一天，不料口吐白沫，脸青腿肿躺了三天，说是中了毒，以后就再也没人敢去动喷雾器。派地主富农去当这种苦差吧，又怕他们拿农药毒集体的牛或者猪，毒干部。想来想去，本义想到只有盐早还算比较老实守法，合适。
盐早打农药，开始也中毒，脑袋肿如一个大南瓜，因此天气再热，他也得成天用一块布包着头，只露出两只眼睛在外面不时眨一眨，像个蒙面大盗。日子长了，大概是对毒性慢慢适应了，头上的布可以撤掉，知青给他的口鼻罩也不必戴，甚至回家吃饭也用不着先到水边洗手。最毒的药，像一○五九、一六○五什么的，他全然不当回事。刚打过药的毒手，转眼就可以抹嘴巴，搔耳朵，抓着红薯往嘴里塞，捧着凉水往嘴里吸，让旁人大为惊奇。他有一个瓦钵子，糊满药垢，是专门用来调配药水的。有一次他在田里抓了几只泥鳅，丢进钵子里，片刻之间泥鳅就在里面直挺挺地翻了白眼。他在地边烧一把火，把泥鳅烧了一条条吃下肚去，竟然一点事也没有。
村里人对此事议论纷纷，认定他已经成了一个毒人，浑身的血管里流的肯定不是人血。人们还说，他从此睡觉不用蚊帐，所有的蚊子都远远躲开他，只要被他的手指触及，便立即毙命。他朝面前飞过的蚊子吹一口气，甚至都可让那小杂种立即晕头晕脑栽下地来。
他的嘴巴比喷雾器还灵。
△冤头
有些词一旦进入实际运用，就会出现奇异的变化：它们的反义在自身内部生长和繁殖，浮现和泛滥，最后把自己消灭，完成对自己的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词从一开始就是自己潜在的反义词，只是人们不大容易察觉。
它们有自己很难看到的背影。
比如“揭示”的隐义其实是遮蔽。一部春宫片对性的揭示，刚开始还可能使观众心惊肉跳，目瞪口呆，但被观众司空见惯以后，揭示成了车载斗量和汹涌而来的重复，事情就不会有别的结果，只可能使观众一步步麻木，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面对无限春色也会连连哈欠。性的过分刺激，最终只能使性感觉衰竭乃至完全消失。
“赞扬”的隐义则是诋毁。对某一个人的诋毁，很可能使那个人获得更多同情。对一部影片的诋毁，很可能使观众在观看前降低期待值，观看时反而获得意外的好感。于是，一个有足够生活经验的人，不会不明白毁誉相成的道理，不会不体会到鲁迅先生所言“捧杀”的可怕。赞扬可以给敌手加上过分的荣耀和褒奖，引起旁人的嫉妒，引来公众本来不一定有的故意挑剔，大大增加普遍招怨的可能。赞扬也可能使敌手脑子发热，骄纵懈怠，在往后的日子自己铸成大错，不待他人指责就落入名声扫地的下场。对敌人最好的办法，更多时候其实是赞扬而不是诋毁。
那么“爱”呢？那么盐早对他祖娘的爱呢？是不是也有一种词义的背影隐藏其后？爱的情感流过去以后，是不是有令人惊讶的东西沉淀下来？
盐早的祖娘是个性子很古怪的人。白天要睡觉，到晚上反而要爬下床来，又是劈柴又是烧茶，有时候还哼哼地唱歌。盐早把她扶上了茅房，她偏不解手，盐早刚把她扶上床，她就屎尿交加臭气冲天。她呼天喊地地要吃酸蒜头，盐早好容易借来了，她又呼天喊地要吃锅巴，把酸蒜头拨出碗外，满地都是。等到她把锅巴吃完了，她宣称自己什么也没吃，肚子饿得贴了背，诅咒盐早一心要把她饿死，诅咒盐早是个不忠不孝的家伙。好几年了，盐早就这样手足无措地照看着这位老人，一个把他们兄弟俩抚养大的老人。
盐早嗷嗷嗷地叫着，对祖娘有一种特别的心疼。一看见她赌气绝食什么的，就会急得团团转，额上青筋暴突，张开一排龅牙，叫得上村的人家都听得到。他家里一张小饭桌已经整修过几次了，据说每次都是他心急如焚时一掌拍垮的。我当然明白，这样嚎叫和拍桌出自他的心疼。可惜的是，我同样明白，这种心疼正在使祖娘对他的心疼越来越习以为常，习以为贱，最后到了既不珍惜也无察觉的地步。她常常翻着白眼咕咕哝哝，念着盐早的弟弟盐午。明明是盐早给她做的棉鞋，她硬说是盐午给她做的。明明是盐早背着她去卫生院看病，事后她硬说是盐午背着她去的。没有人可以纠正她这些奇怪的记忆。
盐午在远处读书，在外面学油漆匠和学中医，从来没有在家里照看过她，甚至在她病重住院的时候也没有去过卫生院。但他偶尔回家一转，老人就要拉着他数落盐早的不是，有时候还满脸是笑，摸出一个在口袋里温了好些天的糍粑，或者两瓣已经干瘪瘪的柚子，偷偷塞给对方，奖赏她的贤孙。
盐午最擅长的是指导和指责，比方说对哥哥的嗷嗷叫大为不满：“她是个老，老小老小，你只能把她当娃崽，跟她生什么气呢？”
盐早理亏的样子，不吭声。
“她要闹的时候，你就让她闹。她精神足，阳气旺，闹一闹可以释放能量，恢复生理平衡，晚上倒可能会睡得安。”
他是个有知识的人，说起话来文绉绉的不大容易懂。
盐早还是不吭声。
“我晓得她磨人。没有办法。再吵事，再磨人，也没有办法，她总是个人吧？就算是条狗，也不能随便把她杀了吧？你怎么打得下手？”
他是指盐早前不久狠狠抽打祖娘的手——当时那只手捡起鸡屎往她自己的嘴里塞。盐早事后也不明白，他当时为何那样暴躁，手为何那么重，居然两下就把老人的手打肿了，几天后还白翻翻地脱了一层皮。人们说，盐早与农药交道太多，一身是毒，打在什么人的身上，都要烧脱对方一层皮的。
“她的被子要洗了，有股尿臊气。听见没有？”读书人说完就走了。他每次回来都是这样，吃一顿饭，抹抹嘴，作出一些安排就走了。当然，他尽可能留下一点钱。他有钱。
我不能说，盐午的训斥和钱不是一种仁厚，即便是一种局外和事后的反应，仁厚还是仁厚。但这种仁厚的前提恰恰是因为他以前很少住在家里，很少受到祖娘的折磨。我也不能说，盐早的动武不是一种冷漠，即便是面对一种不可理喻的自虐者，冷漠还是冷漠。这种冷漠来自他任何办法统统失效以后的绝望，来自他失败的爱。在这里，爱和恨换了个位置，就像底片在成像过程中黑滤下了白，而白滤下了黑。在马桥的这个老蛊婆面前，人的仁厚滤下了冷漠，而人的冷漠滤下了仁厚。
马桥人有一个特殊的词：“冤头”。这个词有点像“怨”，包含了爱与恨两种含义。冤头常常处在这样一种处境：对方已经毫无可爱之处，因此惯性的爱不再是情感，只是一种理智的坚守和苦熬。人们可以想象，一种爱耗尽之后，烧光之后，榨干之后，被对方挥霍和践踏得一干二净之后，只剩下爱的残骸和渣滓，充满着苦涩，充满着日复一日的折磨。这就是“冤”。爱者可以有回报，在付出爱以后，至少可以给自己留下了某种动人的回忆。而冤者没有任何回报，什么也留不下，一直到自己一无所有和全部输光的地步，包括一步步输掉了爱的全部含义和全部特征。到了这个时候，在道德舆论面前，冤者也输掉了问心无愧的权利。
盐早就是他祖娘的冤头。
祖娘后来终于死了。下葬的时候，盐午赶回来哭得最为伤心，跪在棺木前，别人拉也拉不起来。从他晶莹的泪光里，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悲痛的真实。盐早却木木的，人家要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目光很空洞，表情很呆板。也许他这些天来给老人洗身子，换寿衣，买棺木，已经忙得没有工夫流眼泪了，也没有眼泪了。
因为盐早家的阶级成分，来给老蛊婆吊丧的人不多，也没有请人唱孝歌，做道场。丧事办得极为冷清。祖娘的娘家来了几个后人，免不了把怨气一古脑朝盐早发过去，说盐午还有点孝心，眼睛都哭红了，也舍得跪，只有盐早那个家伙不成体统——据说这家伙以前对老人就不怎么样，三天两头吵架，到现在也没个交代，眼眶都没怎么湿。死了条狗也要难过的么。这个没良心的货，以后不遭雷打？
对于这些七嘴八舌，盐早还是不吭声。
△红娘子
山里多蛇。尤其是天热的夜晚，蛇钻出草丛来乘凉，一条条横躺在路面，蠕动着浑身绚丽的图案，向路人投来绿莹莹的目光，信子的弹射和抖动闪烁如花。它们在这个时候倒不一定有攻击性。有一次我夜晚回家实在有些困倦，恍恍惚惚东偏西倒，一不小心，赤脚踩了清凉柔软并且突然活动的东西，来不及想清楚这是什么，我已本能地魂飞魄散，连连大跳，恨不得把双脚跳到脑袋上去。我一口气跑出几丈远，脑子里好容易才冒出一个字：蛇！
我鼓足勇气看了看双脚，倒没见到什么伤口。回头看，也没有蛇尾随而来。
山里人说这里有“棋盘蛇”，盘起来的全身刚好是一盘棋的形象。有“煽头风”，也就是眼镜蛇，扑过来比风还快，发出叫声的时候，连山猪都会吓得变成石头。
山里人还相信，蛇好色。因此捕蛇者总是在木头上描出妇人形象，抹上胭脂，最好还让妇人在上面吐一口唾沫，留下一些口舌的气味。他们把这种木偶插在路边或岭上，过了一夜去看，很可能有蛇缠在木偶上，一动不动，醉死了一般。捕蛇者可以从容地把猎物捕入蛇篓。也是出于同一逻辑，他们说，怕蛇的人夜行，最好带一竹棍或竹片。据说竹子是蛇的情姐，有竹在手，蛇一般来说不敢前来造次。
如果在路上遇到毒蛇来袭，山里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呼“红娘子”三个字。据说只要这样一喊，蛇就发呆，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夺路逃跑。至于为什么要喊这三个字而不是别的字，三个字有何来历？他们语焉不详。
一次，盐早打药打到北坡，被一条蛇咬了一口，哇哇叫着往回跑。他以为自己死到临头，跑了一段路，发现自己的脚不肿也不痛，身上既不抽筋也不发凉。他坐了一阵，自己还好好地活着，还能喝水还能看天还能揪鼻涕。他疑疑惑惑地回头去找喷雾器，走到原地反而惊呆了：足有三尺多长的土皮蛇，就是刚才咬他的那一条，在棉花地里死得硬邦邦的。
原来，他已经活得比蛇还毒。
他好奇地跑到茶园，往茶树蔸里翻找——那里总是藏着很多土皮蛇。他伸出手让蛇咬，看那些蛇在他脚下一条条扭动着，抽搐着，翻腾着，最后奇迹般不再动弹。
黄昏时分，他用一条死蛇捆住其他蛇，搭在背后回家。远远的人看了，不知道那是蛇，还以为他顺手割了一把草回家。
△渠
直到现在，我说到盐早或其他人的时候，都是用“他”。在马桥，与“他”近义的词还有“渠”。区别仅仅在于，“他”是远处的人，相当于（ 那个 ）他；“渠”是眼前的人，近处的人，相当于（ 这个 ）他。马桥人对于外来人说普通话“渠”与“他”不分，觉得不可思议委实可笑。
他们还有些笑话与“渠”相关：比如“他的爷渠的崽”，是描述人前卑下人后狂妄的可笑表现——在这个时候，“他”和“渠”虽是同指，但性质绝然二致，切切不能混同。
古人也曾用“渠”指代人。《 三国志 》中有“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语。古人写诗也常用到这个词：“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熹 ）； “蚊子咬铁牛，渠无下嘴处”（ 古乐府 ）……但从这些诗文里，基本上看不出“渠”的近指限义。我一直暗暗觉得，在语言中着意而顽固地区分他人的空间位置，可能纯属马桥人的多事，没什么必要。
至今为止，人们觉得完全够用的中文普通话，还有英文、法文、俄文等等，都不作这种区分。
多少年后，我再到马桥，又听到了满耳的“渠”字，又见到了一个个面容熟悉或陌生的——渠。我没有见到作为“渠”的盐早。我想起当年他经常帮我们挑柴，也曾屡屡被我们逗耍，比如常常乘他不备，偷了他的农药，拌了谷子去毒老鼠，毒鸡鸭，毒鱼虾，或者干脆拿到供销社退钱换面条，让他背了不少黑锅，挨村干部的骂。
我特别记得他着急时的样子，一脸涨红，额上青筋极为茂盛地暴出，见到谁都怒气冲冲，对我们更是恶狠狠地嗷嗷嗷直叫，表示对我们涉嫌作案的怀疑。但这种恼怒，并不妨碍他后来还是为我们挑柴或担别的什么。只要我们见到他的肩空着，笑一笑，打个手势，他还是咕咕哝哝朝重物而去。
我没有找到他。村里人说，龙家滩的什么人喊他去帮工了。至于他家里，是不必要去的，也是万万不能去的。他的婆娘醒得很，连饭都不会做，在田里薅禾，薅着薅着就一大屁股坐到泥巴里去了，就这么个人!
我还是去了，在人们嘻嘻窃笑之下走向了那张黑洞洞的门。我看见墙上挂着几个装种子的葫芦，还有很多狰狞的干蛇皮，像五颜六色的壁毯。我看见主妇果然蓬头垢面，脑袋奇大，吃下去的饭都长了这只头似的，额头上亮着一处显眼的疤花，不知是如何留下来的。她该笑的时候不笑，不该笑的时候突然哈哈大笑，老熟人似的亲热让我有点怪异。她端来一碗茶，莫说喝，就是看一眼，碗边上腻腻的一圈黑污也让我恶心好半天。有这样的主妇，家里的地肯定平不了，比外面的地还坎坷崎岖，行走时一不小心就可能扭伤脚踝。各种颜色的衣物，其实都成了一种颜色，一种糊糊涂涂的灰暗，乱糟糟地堆在床上。主妇突然从那里面拖出一件东西，吓了我一跳。那件东西居然有鼻子眼睛，居然不哼一声，在刚才的哈哈哈大笑下也不曾惊醒，任凭三两只苍蝇爬在他紧闭双眼的脸上。
我差一点疑心他是个死婴——主妇只是拿来做做样子而已？
我匆匆给了她二十块钱。
这当然有些吝啬，也有些虚伪。我本来可以拿出三十块、四十块、五十块或者更多的钱，但我没有这样做。打发二十块就够，是我没有明言的权衡和算计。二十块做什么呢？与其说是对盐早的同情，不如说是支付我的某种思念，赎回我的某种歉疚，买来心里的平静和满足，也买回自己的高尚感。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做到这一切，其实很便宜。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迅速地哼起歌来，就可以使自己迅速地摆弄起照相机，就可以马上离开这个恶心的破房子然后逃入阳光和鸟语，实在是很便宜。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今后的回忆充满诗情充满玫瑰色的光辉，实在是很便宜。
我原封不动地放下茶碗，走了。
晚上，我住在乡政府的客房里。有人敲我的门，打开来，黑洞洞的外面没有人影，只有一筒圆木直愣愣捅进房来。我终于看清了，随后进来的是盐早，比以前更加瘦了，身上每一块骨节都很尖锐，整个身子是很多个锐角的奇怪组合。尤其是一轮喉骨尖尖地挺出来，似乎眼看就要把颈脖割破。他笑的时候，嘴里红多白少，一张嘴就暴露出全部肥厚的牙龈。
他的肩还是没有闲着，竟把一筒圆木又背了这十多里路。
他显然是追着来看我的。从他的手势来看，他要把这筒木头送给我，回报我对他的同情和惦记。他家里也许找不出比这更值钱的东西。
他还是不习惯说话，偶尔说出几个短短的音节，也有点含混不清。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对我的问话报以点头或摇头，使谈话得以进行。我后来知道，这还不是我们谈话的主要障碍，即便他不是一个牛哑哑，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话题。除了敷衍一下天气和今年的收成，除了谢绝这一筒我根本没法带走的木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点燃他的目光，才能使他比点头或摇头有更多的表示。他沉默着，使我越来越感到话的多余。我没话找话，说你今天到龙家滩去了，说我今天已经到过你家，说我今天还看见了复查和仲琪，如此等等。我用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把一块块沉默勉强连接成谈话的样子。
幸好客房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正在播一部老掉牙的武打片。我拿出兴致勃勃的样子，一次次把目光投向武士、小姐、老僧们的花拳绣腿，以示我的沉默情有可原。
幸亏还有个挂着鼻涕的陌生娃崽几次推门进来，使我有些事情可做，问问他的名字，给他搬凳子，同他身后的一位妇人谈谈小孩的年龄，还有乡下的计划生育。
差不多半个钟头到了。也就是说，一次重逢和叙旧起码应该有的时间指标已经达到了，可以分手了。半个钟头不是十分钟，不是五分钟。半个钟头不算太仓促，不算太敷衍，有了它，我们的回忆中就有了朋友，不会显得太空洞和太冷漠。我总算忍住了盐早身上莫名的草腥味——某种新竹破开时冒出来的那种气味，熬过了这艰难而漫长的时光，眼看就要成功。
他起身告辞，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重新背上那沉沉的木头，一个劲地冲我发出“呵呵”的声音，像要呕吐。我相信他有很多话要说，但所有的话都有这种呕吐的味道。
他出门了，眼角里突然闪耀出一滴泪。
黑夜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看见了那一颗泪珠。不管当时光线多么暗，那颗泪珠深深钉入了我的记忆，使我没法一次闭眼把它抹掉。那是一颗金色的亮点。我偷偷松下一口气的时候，我卸下了脸上僵硬笑容的时候，没法把它忘记。我毫无解脱之感。我没法在看着电视里的武打片时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打来一盆热水洗脚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挤上长途汽车并且对前面一个大胖子大叫大喊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买报纸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打着雨伞去菜市场呼吸鱼腥气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两位知识界精英软磨硬缠压着我一道参与编写交通法规教材并且到公安局买通局长取得强制发行权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起床的时候忘记。
黑夜里已经没有脚步声。
我知道这颗泪珠只属于远方。远方的人，被时间与空间相隔，常常在记忆的滤洗下变得亲切、动人、美丽，成为我们魂牵梦绕的五彩幻影。一旦他们逼近，一旦他们成为眼前的“渠”，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成为一种暗淡而乏味的陌生，被完全不同的经历，完全不同的兴趣和话语，密不透风坚不可破地层层包藏，与我无话可说——正像我可能也在他们的目光里面目全非，与他们的记忆绝缘。
我想找到的是他，但只能找到渠。
我不能不逃离渠，又没有办法忘记他。
马桥语言明智地区分“他”与“渠”，指示了远在与近在的巨大差别，指示了事实与描述的巨大差别，局外事实与现场事实的巨大差别。我在那一个夜晚看得很清楚，在这两个词之间，在那位多个锐角的奇怪组合扛着木头一步从“渠”跨入“他”的时候，亮着一颗无言的泪珠。
△道学
我给了盐早的婆娘二十块钱。她乐滋滋地收下，嘴里当然有很多客气话：
“盐早经常说起你们的。”
“你如何这样道学呢？”
……
道学，在马桥语汇中是讲礼性，讲德性，讲大道理，一本正经而且有点啰啰嗦嗦的意思。一般来说，这个词没有什么贬义。
如果考虑到儒家道统多少年来所夹杂的伪善，那么这个词在外人听来，又不能说是一个让人舒服的词。似乎人的善举——比方说刚才这二十块钱吧，不是出于内心的诚恳，不是出于性情的自然，而只是一种文化训练和文化约束的结果。这不能不让人有些沮丧。“道学”之外，人际之间还可能有真心实意的同情和亲近吗？马桥人用“道学”一词取代“善良”、“好心”、“热心肠”等等相近的词语，是不是因为无法摆脱对人性的深深怀疑？而这种怀疑能够使多少施舍者惊惧与汗颜？
黄皮▲
“黄皮”是一条狗，极普通的黄狗，没有更多的特征成为我们取名的依据。它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没有主人。因为知青的粮食多一些，父母还多少有些贴补，知青户的锅里就多一些好闻的气味。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改掉大手大脚的习气，脏了的饭，馊了的菜，随手就拨到了地上或倒进沟里。日子一久，黄皮在这里吃油了嘴，几乎就在这里生了根，满怀希望的目光总是盯着我们的碗。
它也熟悉了知青的语音。要把它从远远的地方叫来，要它对什么目标发动攻击，非用城里的长沙话不可。若是用马桥话，它就东张西望地看一看再说。马桥人发现这一点以后，十分生气，觉得它是个忘本的家伙。
它甚至熟悉了我们的呼吸和脚步声。我们有时候晚上外出，到邻近的村寨串人家，到公社里打电话，回村时已是深夜。我们爬上天子岭，马桥在我们的脚下，沉没在缓缓流动的淡蓝色月光里，离我们至少还有五六里路。在这个时候，无须说话，更无须打口哨，远远的马桥就有了动静，一线急促的碎蹄声从月光深处潜游而出，沿着曲折小道越来越近，越来越快，最后化做一个无声的黑影，扑向我们的袖口或衣襟以示欢迎，呼哧呼哧喘着气的大嘴，差一点要舔到你的脸上来。
每次都是这样。它对五六里开外任何声响的捕捉和识别，它不惜辛劳的狂奔式接应，总是成为我们夜归者的温暖，成为提前拥抱上来的家。
我不知道我们离开马桥以后，它是如何活下来的。我只记得，在罗伯遭疯狗咬了以后，公社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打狗运动。本义说黄皮最没良心，最应该打，操着步枪亲自动手，连发三枪却没打到要害。黄皮钩着一条流血的后腿，哀嚎着蹿上岭去了。
夜里，我们听到了房子附近的坡上有狗吠，是它熟悉的叫声，叫了整整几个晚上。也许它十分奇怪：它可以听到我们远在天边的脚步，而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它如此近切的呼救？为什么本义朝它举枪的时候，我们没有上前制止？
我们当时忙着要招工离开马桥，顾不上它了。甚至没有注意它的叫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我多少年后重访马桥时总算认出了它，认出了它只有三条腿的一跛一跛。它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重新靠着墙脚闭上双眼睡觉。它又老又瘦了，胸脯排骨突出，尾巴上的毛差不多掉光，目光也十分黯淡。它大多时候只能卧着，也听不懂长沙话。当我伸手摸一摸它的头，它抽搐了一下猛醒过来，毫不客气地反过头来大咬一口，当然并没有真咬，只是用牙齿把我的手重重地夹了一下，表示威胁和厌恶。
“黄皮，你不认识我了？”
它呆呆地看着我。
“我是你的主人，不记得了？”
这条没什么说头的老狗，再次看我一眼，夹着尾巴掉头而去。
△晕街
普通话里有“晕船”、“晕车”、“晕机”之类的词，但没有马桥人的“晕街”。晕街是一种与晕船症状相仿的病，只在街市里发生，伴有面色发青、耳目昏花、食欲不振、失眠多梦、乏力、气虚、胸闷、发烧、脉乱、呕泻等等，妇女患此病，更有月经不调和产后缺奶的情况。马桥一带的郎中都有专门治疗晕街的汤头，包括枸杞、天麻、核桃什么的。
因此，马桥人即使到最近的长乐街，也很少在那里过夜，更不会长住。上村的光复当年到县城里读书，去了一个多月就严重晕街，整整瘦了一圈，要死要活地回山里来了。他说苦哎苦哎，城里哪是人去的地方！他后来好歹读了个文凭，好歹在城里谋了个教书的饭碗，在马桥人看来已经是奇迹。他对付晕街的经验是：多吃腌菜。他就是靠两大坛子好腌菜，外加多打赤脚，才在街上坚持了十多年。
晕街是一个我与马桥人经常争论的问题。我怀疑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病，至少是一种被大大误解的病。城市没有车船飞机的动荡，充其量只比乡下多一点煤烟味、汽油味、自来水里的漂白粉以及嘈杂声响，不大可能致病。事实上，千万城市人也没有得过这种病。我离开马桥之后，读了些杂书，更加怀疑晕街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心理暗示，就像催眠术。只要你有了接受的心理趋势，听到说睡觉，就可能真睡了；听到说鬼魅，就可能真见鬼了。同样的道理，一个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教育的人，确实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发现敌人—— 一旦他的预设的敌意招致他人的反感、厌恶甚至反弹性报复，那么，事实上的敌对状态，反过来会更加印证他的预想，使他的敌意更加理由充分。
这一类例子揭示了另一类事实，不，严格地说不是事实，只是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或者说再生性事实。
狗没有语言，因此狗从不晕街。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就有了其他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一语成谶，众口铄金，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想到这一点以后，我在女儿身上作过试验。我带她坐汽车，事先断定她不会晕车，一路上她果然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适。待下一次坐汽车，我预告她会晕车，结果，她情绪十分紧张，坐立不安，终于脸色发白紧锁眉头倒在我的怀里，车还没动就先晕了一半。这一类试验，我不能说我屡试不爽，但这已经足够证明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就像“晕街”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我不知道的人，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
那么“革命”呢，“知识”呢，“故乡”呢，“局长”呢，“劳改犯”呢，“上帝”呢，“代沟”呢……在相关的条件下，这些词已经造就过什么？还会造就什么?
我没法说服马桥人。
我后来知道，本义若不是因为晕街，也差一点吃上国家粮。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在专署政府当马夫，以后很可能当干部，前途一片阳光。他像其他马桥人一样，总觉得街上的日子闷。那里少见姜盐豆子茶，没有夏夜星空之下的水流声，没有火塘边烤得热乎乎的膝盖和胯裆……他的马桥话不大容易让人听懂。他也没法像街上人起床那么早。他忘记扣好裤子的前裆总是遭同事的嘲笑。他不习惯把茅房叫做什么厕所，也不习惯茅房分男女。
他也学习一些同事的习惯，比方说用牙刷，用水笔，甚至跟着耍耍篮球。第一次上场他忙得满头大汗，到下场时还没有摸到球。第二次上场，对方抢了球刚要攻篮，他突然大叫一声“停——”，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目光一齐投来。他不慌不忙走出场，揪了一把鼻涕，又回到场内，对球员们若无其事地挥挥手：“太急火了，太急火了，慢点来。”
他不知道场上的人们为什么发笑。他听出了笑声中有恶意。他揪鼻涕有什么不妥么?
伏天，街上比乡下要燥热得多，热得好没良心。他晚上在街上游荡，看见一些女学生从面前跑过，穿得真是下，短裤下露出了大腿和脚。他还看见树阴下一排排竹床，上面有陌生的女人正在摇扇睡觉。一种类似熟肉的气味来自她们的下巴、赤足、腋下的须毛或者领口偶然泄露出来的一轮雪白。他觉得全身燥热，呼吸急促，脑袋周围一圈痛得难受——肯定是晕街了。他抹了半盒万金油也没有用，请人在他背上刮出几道红红的痧，还是脑袋炸，嘴巴也烧出了一圈泡。他挽着袖口恶狠狠地在街上转了几个来回，一脚把草料筐踢出丈多远：
“老子走!”
几天之后，他从乡下回来了，火气尽泄，笑眯眯地拿出山里的粑粑，分给同事们尝新。
那时他的一个哩咯啷在张家坊，一个比他大十二岁的寡妇，身肥如桶，消除他的火气绰绰有余。
专署离马桥足有两天多的旱路，他不可能经常回去泄火。
他向首长报告，他有晕街的病，马桥人都有这种病，享不得富贵的。他希望能够回山里去做他的两亩滂田。首长还以为他不安心养马，给他换了个工作，到公安处当保管员。在同事们看来，他有点不识抬举，就在到任的第二天，居然对处长老婆非礼——当时那婆娘正在研究床上的一件毛衣，两手撑着床沿，屁股翘得老高。本义有点高兴，朝触目抢眼的屁股拍了一巴掌：“看什么看什么?”
婆娘大吃一惊，红着脸开骂：“你这个臭王八蛋，你是哪里拱出来的货？你想做什么?”
“你怎么开口就骂人呢？”他对旁边一位秘书说，“她如何嘴巴这么臭？”
“你手脚往哪里放？”
“什么手脚？我只是拍了一下……”
“不要脸的你还敢说？”
“我说什么了？”
本义一急，就说起了马桥话，说得嘴巴抽筋也没有什么人能听懂。但他看见那个臭婆娘远远地躲到了墙角，也听懂了她嘴里真真切切三个字：
“乡巴佬!”
领导后来找本义谈话。本义一点也不明白领导有什么可谈的。好笑，他这也算犯错误？也算是调戏妇女？他不过是拍了一巴掌，拍在哪里也是拍，他在村子里的时候谁的屁股拍不得？他忍着性子，没同领导斗嘴。
领导定要他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没什么根源，我就是晕街。一到这街上，火就重，脑壳就痛，每天早上起来，都像是被别个打了一顿。”
“你说什么?”
“我说我晕街。”
“晕什么街？”
领导不是马桥人，不懂得什么叫晕街，也不相信本义的解释，一口咬定本义是拿胡言乱语来搪塞。本义感到高兴的是，因祸得福，一巴掌倒是把他的处分拍下来了，他的差事丢了，可以回家了，以后又可以天天吃姜盐豆子茶，还可以每天早上睡懒觉了。他拿到回乡通知的时候，高高兴兴地骂了一通娘，一个人进馆子狠狠地吃了一碗肉丝面，喝了三两酒。
多少年后，他有一次到县里开一个干部会，碰到自己在专署的老同事胡某，以前的一个小通信员。胡某现在当官了，在会上说的“三个关键”、“四个环节”、“五个落实”，本义完全听不懂了。胡某轻轻蹾着纸烟的动作，向右上方理一理头发的动作，吃饭以后还要漱漱口而且用把小刀削苹果的动作，本义也感到十分陌生，十分惊讶和羡慕。他在老同事下榻的招待所客房里手足无措，对着明亮的电灯也睁不开眼。
“你呀你，当初是亏了一点，也就是一件小事么，不该处分得那么重。”胡某抚今追昔，给了他一个已经削了皮的苹果。
“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老同事叹了口气：“你现在是不行了，文化太低，归队也不合适了。你有娃崽没有？”
“有，一男一女。”
“好呵，好呵，年成还好？”
“搭伴你，锅里还有煮的。”
“好呵，好呵，家里还有老的？”
“都调到黄土公社阎家大队去了。”
“你还很会开玩笑。你婆娘是哪里的？”
“就是长乐街的，人还好，就是脾气大一点。”
“好呵，好呵，有脾气好呵……”
本义不知道对方的“好呵好呵”是什么意思，以为对方这样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会为他作出什么安排，给他什么好处，但终究没有听到。不过，这个晚上还是很令人愉快。他感激老同事没有忘记他，对他仍然客气，还接济他十斤粮票。他还回想到多年前处长婆娘的那一个圆圆臀部，有片刻幸福的神往。散会的那一天，老同事还要留他多住一晚。本义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年纪大了，现在更晕街了，还是回去好，老同事要用他的吉普车送本义一程，本义也连连摇手。他说他怕汽油味，平时路过加油站都要远远地绕道，根本不能坐车的。他旁边的一位干部证明，这不是客气话，马桥一带的很多人都怕汽油，情愿走路也不坐车。县汽车运输公司不久前把长途线路延伸到龙家湾，意在方便群众，没料到一个月下来没有几个乘客，严重亏损之下，只好又取消那一班车。
老胡这才相信了，挥挥手，目送本义的身影上了路。
△颜茶
本义在专署养马的时候，最不习惯城里的茶。
一般来说，马桥人喝姜茶，也叫擂茶。用小小的齿面擂钵，擂刮下一些姜末，加盐，与吊壶里的沸水反复冲兑几手而成。家境较好的人家，不用瓦壶而用铜壶，铜壶总是擦得铮亮照人，气势非凡。主妇们把豆子、芝麻一类的香料，放入铁罐子里，塞进柴火中爆炒。她们都不怕烫，一边在灶下烧着柴，一边不时用指头捉住铁罐子摇几下，免得里面的香料烧焦。哗啦啦的摇滚之声和叭叭叭的豆子芝麻爆炸声，不一会就开放出热烘烘的香气，引得客人们眉开眼笑。
更隆重一些的茶式，便是茶中再加红枣、鸡蛋了。
本义完全不能理解，城里人有的是钱，为什么偏偏要喝颜茶，也就是没有香料的茶，是茶类中最低级的一种。颜茶不是临时烧的，一般都用大锅烧好，大罐囤积，一放就是两三天，仅有解渴的作用。颜茶也常常不用茶叶，用一些茶树杆子烧成，颜色深如酱。“颜”茶之名，可能由此而来。
城里人只喝这样的茶而不知道喝擂茶，岂不可笑？岂不可怜?
△夷边
十里有三音。对远处任何地方，长乐人一律称为“开边”，双龙人一律称“口边”，铜锣峒人一律称“西（ 发上声 ）边”，马桥人则称“夷（ 发去声 ）边”——无论是指平江县、长沙、武汉还是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弹棉花的，收皮子的，下放崽和下放干部，都是“夷边”来的人。“文化大革命”，印度支那打仗，还有本义在专署养了两年马，都是“夷边”的事。我怀疑他们从来有一种位居中心的感觉，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自大和自信。他们凭什么把这些穷村寨以外的地方看做“夷”？
夷是中原古人对周边弱小民族的描述。从字面上看，弓人为“夷”。马桥人凭什么还以为地平线以外那些繁华而发达的都市还在靠打猎为生？还是一些没有学会农业生产的落后部落？
一位人类文化学教授告诉我，在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只有一个小小的学派否认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即春秋时期的名家，以至后来有些人对名家不大看得顺眼，对他们的国籍问题都产生了疑问：“公孙龙子”一类的名字，古里古怪的，莫不是一些外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雅号？郭沫若先生破译甲骨，认为中国的天干地支说受到过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凌纯声先生也猜测中国古史记载中的“西王母”部族，不过是巴比伦文Siwan（ 月神 ）的译音，推论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以前，就有外来文化流入，华夏古文化的来源可能十分复杂。这些都加强了人们对名家来历的狐疑。
当然，对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即便公孙龙子们真是一批外国学人，他们的声音还是十分微弱，至少从没有撬动华夏民族关于自居“中央之国”的观念，也很难削弱中国人的文化自大感。马桥人的一个“夷”字，流露出明显的华夏血统，暗藏着他们对任何远方事物的轻蔑和不以为然。马桥人的先辈从来没有考虑过公孙龙子们的忠告，这种固执竟然在语言中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话份
本义说过，省城里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纺纱织布，可怜他们家家都没有布做裤子，一条短裤只有巴掌大，像婆娘们的骑马带子，勒得胯裆痛死人。马桥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里的人，每次看见我们知青要回城，总是要我们多买点乡下的土布带回去，给爹妈多做两条裤子。
我们觉得十分好笑，说城里并不缺布，短裤做得小一点，是为了贴身，好看，或者运动的方便。
马桥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长了，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也没法消除本义的讹传——因为我们没有话份。
“话份”在普通语中几乎找不到近义词，却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份额的权利。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份，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这种安静，是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屈从。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得不到回应。
这种难堪的事多了，一个人要保持开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发声功能，是不无困难的。盐早最后几乎成了一个真正的牛哑哑，就是话份丧失的极端一例。
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权力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话份”一词，道破了权力的语言品格。一个成熟的政权，一个强大的集团，总是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家、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不能取得话份的强权，不过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乌合之众，像一支又一支杀退过官军甚至占领过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时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力运行的一个个枢纽，也是强化话份的最佳方式。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会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席，明确区分等级，使人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话份的多寡有无。权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力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
这一切，往往比会议的具体目的更为重要。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势者对自己不习惯和不熟悉的语言，充满着天然的警觉和敌意。“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和鲁迅在中国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荡荡书店里最终得以保留的几位伟人中的两位。即便在这个时候，读马克思和鲁迅仍然是十分危险的。我在乡下的一本马克思的书，就差一点成为了我“反动”的罪证——公社干部说：“那个下放崽，不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的书，什么思想？什么感情？”
我体会，公社干部是无意也不敢反对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本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说了些什么，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禁山育林或计划生育或者打平伙吃狗肉。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大在乎。他们瞪大眼睛，只是对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阴谋。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会的罪恶伎俩”、“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摇滚歌手“猫王”爱尔维斯和“披头士”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败坏青年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和平演变的先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这些反应显然是一种防卫过度。无论哪一方后来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也或多或少地放宽了管制尺度，甚至愿意利用各种新异的文化语汇来为我所用，比如用摇滚乐来歌颂延安或南泥湾，用抽象画来促进服装出口业。
当然，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也是大大的天真。事实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力。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马桥人似乎具有一切执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因此把权力归结为话份，归结为说。
我们可以看一看，在马桥哪一些人有话份？
（ 一 ）一般来说，女人没有话份。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们习惯于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纳鞋底。干部从不要求她们参加村民大会，只当她们没有耳朵和嘴巴。
（ 二 ）年轻人没有话份。他们从小就听熟了“大人说话娃崽听”一类古训，总是优先让老人们说。对老人们的说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里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当面顶嘴。
（ 三 ）贫困户没有话份。财大才会气粗，家贫自然气短，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不够体面，不愿去人多的地方露脸，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说话的机会。马桥还有习俗：凡欠了债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主祭、伴娘之类的重要角色，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各家火塘边最靠近茶柜的位置，是最显眼的位置，叫主位，债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座，否则就有辱主之意。这些规矩都保证了人们的话语权向手握债权的富人们那里集中。
……
这样看来，话份被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比如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作为马桥的最高执政者，无论何时说话，都落地有声，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令行禁止。日子久了，他习惯了粗门大嗓，一条嗓子经常伤痕累累的气多声音少，还是哇哇哇地到处送气。哪怕一个人背着手走路，也关不住一张嘴，有时候禁不住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这个地上种得豆子么?”“嬲龙谈，种命呵，水浸浸的沤烂根。”“掺些黄泥巴来恐怕要得。”“你到哪里担？你到哪里担？有工夫担泥巴，还不如多到坡上种几只包谷。”“醒娘养的……”
其实都是他一个人说的话。有时候跟在他背后走一路，可以发现他嘴巴从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抬杠，一张嘴可以开一台辩论会。
人们叫他“义大锣”，知道他走到哪里都热闹。公社干部也对这位“义大锣”让三分。有一次公社开会，本义熟门熟道地到了那里，照例先去伙房里耸耸鼻子，检查一下伙房的气味。他从灶口里找个火点烟，看见脚盆里只切了一大盆萝卜，灶角下肉骨头都没见到一根，立即沉下脸：“岂有此理，对贫下中农这样没有感情！嗯？”他怒冲冲拂袖而去，会也不开了，一直冲到供销社的屠房，问还有肉没有。屠夫说，肉刚卖完了。他操起一把板刀，说赶快捉猪来，捉猪来！屠夫说，公社规定每天只准杀一头猪。本义说，公社里说以后可以吃饭不要钱，你也信？
万玉刚好也坐在这里，笑嘻嘻地说：“好，好，今天我也搞碗肉汤喝一下。”
本义眼睛一瞪：“你如何坐在这里？”
万玉眨眨眼：“也是，我如何坐在这里？”
本义本来就有无名火，把板刀一拍：“你看你这个懒样子，不过年不过节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还不快点跟老子回去！你今天不锄完北坡上那几亩地上的油菜，我发动群众斗死你。”
万玉被板刀声吓得屁滚尿流，赶快溜出门，只是隔了一阵，怯怯地把油光光的脑袋探进来：“你你……你刚才要我做什么？”
“你聋了呵？要你锄油菜！”
“晓得了晓得了。你莫发气。”
油光光的脑袋缩回去了。本义总算吐匀气，卷上一撮烟丝，发现身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居然还是万玉脸上的苦笑。“对不起，我刚才又听急了，你是要我锄……锄……”
想必他已经骇得跑了魂，什么话也听不清了。
本义把油菜两个字狠狠灌进他的耳朵，才把他打发走。
屋后有了一串猪叫，本义的气色才算活了几分。他最喜欢杀猪，杀得也内行。又一阵猪叫之后，他脸上净是泥点，手上血污污的，回到灶边抽烟。刚才只一刀，干净利落把猪放倒。他搭嘴搭舌一直守在屠房里，最后邀几个供销社的伙计凑在热气腾腾的锅灶边，吃了猪肉，喝了猪血汤，才满意地抹了抹油嘴，打了个饱嗝。
他没有开会，公社干部也不敢批评他。待他满面通红地重返会场，干部还要请他上台发言，足见他的话份十分了得。
他说：“我今天不多讲了，只讲两点。”
这是他每次发言前例行的公告。他无论实际上讲的是两点，还是三点、四点、五点乃至更多，也无论是讲三言两语还是长篇大论，都要事先申明，他只讲两点。
他讲着讲着，一股肉汤味涌上来，便讲到他以前在朝鲜的经历，用当年他打美国兵的武功，来证明现在修水利、种禾谷、养猪、计划生育之类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也是一定要完成的。他总是把美国的坦克说成是拖拉机。他说在三八线，美国的拖拉机来了，地都发抖，把人的尿都骇得出来。但志愿军英雄好汉，一百丈，不打，五十丈，还不打，三十丈，还不打，最后，等美国拖拉机到了面前，一炮就把它娘的打掉了!
他得意地踌躇四顾。
公社何部长曾经纠正他的说法：“不是拖拉机，那叫坦克。”
他眨眨眼：“不叫拖拉机？我没读多少书，是个流氓。”
他的意思是，他是个文盲，分不清坦克和拖拉机没有什么奇怪。他也认真地学习过坦克这个词，但是到了下次开会，他照例一百丈五十丈三十丈地紧张了一通后，还是一溜嘴说成拖拉机。
他的这一类用语错误，丝毫不影响他的话一句顶一句。“人只有病死的，没有做死的”，“大灾大丰收，小灾小丰收”，“人人都要搞思想搞进步搞世界”等等这些话没有多少道理，但因为出自他本义，就慢慢通用了，流传下来了。他耳朵有些背。有一次从公社干部那里，把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听成了“路线是个桩，桩上钉桩”，有明显的错误，但因为“桩”字出于他的口，马桥人后来一直深信不疑，反而嘲笑我们知青把路线说成是“纲”，纲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