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发

人们向我说戴世清的故事时，用了一个词：“散发”。他们说，铁香的老子不讨饭，就散发了。

显然，散发是死的意思。

这是马桥词典中我比较喜欢的几个词之一。比较起来，死、死亡、完蛋、老了、去了、见阎王、翘辫子、蹬了腿、闭了眼、没气儿、万事皆休等等，作为“散发”的同义词，都显得简单而肤浅，远不如“散发”那样准确、生动、细腻地透示出一个过程。生命结束了，就是聚合成这个生命的各种元素分解和溃散了。比如血肉腐烂成泥土和流水，蒸腾为空气和云雾。或者被虫豸噬咬，成为它们的秋鸣；被根系吸收，成为阳光下的绿草地和五彩花瓣，直至为巨大辽阔的无形。我们凝视万物纷纭生生不息的野地时，我们触摸到各种细微的声音和各种稀薄的气味，在黄昏时略略有些清凉和潮湿的金色氤氲里浮游，在某棵老枫树下徘徊。我们知道这里寓含着生命，无数前人的生命——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从他们停止脉跳的一刻起，他们的名字及其故事也顿时溃散为人们回忆和传说中的碎片，经历不算太久的若干年，就会最终完全湮灭于人海，再也不可能复原。

四季可以循环，钟表的指针一直在循环，只有一切物体的散发是不可逆反的直线，显示出时间的绝对。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是一个增熵的过程，即一个有序的组织，缓缓耗散为无序、匀散、互同、冷寂的状态——在那个状态里尸骨与坟泥已无从区别，戴世清的脚与牙齿已无从区别。

与散发相反的当然是敛结与聚合。聚合是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精血聚合为人，云雾聚合为雨，泥沙聚合为石，语词聚合为思想，日子聚合为历史，人与人聚合为家族、政党或者帝国。聚合力一旦减弱，就是死亡的开始。有时候事物越是扩张和旺盛，越过生命力的支持限度，内在的聚合也就越困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可以理解马桥人的“散发”不仅仅指示人的死亡，到了后来，也用来指示任何一种糟糕的情况，尤其是指隐藏着的盛中之衰。

多少年后我听他们评价电视，就听见有老人惊惧地说：“天天看电视，看大一颗心，不散发了？”这样说无非是担心，人从电视里获取的越来越广泛的知识，人被电视激发出来越来越多的欲望，何以聚合？倘不能聚合，岂不完蛋？

我不能评价他们对电视的恐惧是否合理。我只是体会到他们说的“散发”，已经比二十多年前有了大为延展的内涵。我还体会到他们对任何散发式的状态，比如人在缤纷电视面前心神奔放的状态，与更大世界融合的状态，持有一种马桥人的顽固警觉。

△流逝

很多词典里都收录了这个词。

《 中国民间方言词典 》（ 南海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 )是这样解释的：流势，也作“流澌”。屈原《 九歌·河伯 》：“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原用于形容水流迅速。今作马上、立刻、飞快。如“他饭也不呷，撂下筷子流势就走了。”

《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 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是这样解释的：流些=流时，副词，连忙：“听到咯个消息，他流些跑来了。”

有些南方小说家也各行其是地使用过这个词，如周立波在《 山乡巨变 》等作品中经常用到“流水”，比如：“天下雨了，他流水喊人到场上去收谷。”

除了“流澌”已被古人注解为解冻冰块，应暂时排除不论以外，“流势”，“流些”，“流时”，“流水”，“流逝”，它们稍有差异，但都是表达同一个意思，即“马上”。这些词也应该产生于多水的南国，正如“马上”只可能产生于多马的北国，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流逝，表现了南国人对时间最早的感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他们发现无论是潺潺小溪，还是浩荡大河，都一去不复返，流逝之际青年变成了老翁而绿草转眼就枯黄，很自然有惜阴的紧迫感。流逝也许是缓慢的，但无论如何缓慢，对流逝的恐惧使人们必须用“流逝”这个词来时时警戒后人，必须急匆匆地行动，给这个词灌注一种紧张感。

马疤子（ 以及一九四八年 ）▲

光复在县里当体育老师，是马桥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马桥唯一在城里定居吃上国家粮的人。

他的父亲是马桥历史上唯一的大人物。但很长一段时间，马桥人不愿意提起这个人，对有关他的往事吞吞吐吐。我后来才知道，大人物叫马文杰，一九八二年才获得政府的甄别平反，去掉了“大土匪”、“反动官僚”的帽子，获得了起义功臣的身份。光复当上县政协常委，后来又当上政协副主席，同他爹的平反当然不无关系。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访问光复，多少了解到一些马文杰一九四八年出任国民党县长的内情。

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一九八二年。这是一个阴沉多雨的傍晚，在一个河街上的小豆腐店里——光复连体育老师的饭碗都不牢靠的时候，开下了这个小店。我在小本子上记下他的话，满鼻子是酸酸的豆渣味。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所知道的马文杰来说，一九四八年并不是一九四八年。它向后延迟了，甚至发酵成酸味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延迟到这个多雨的傍晚才出现，嵌入了我的一九八二，就像炸死马桥雄狮的那颗炸弹，那颗中日战争的炸弹，在泥土中悄悄把时间凝固了三十多年，推迟到一个明媚的春天才在孩子的胸前发出一声古老的爆炸。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不能说它是存在的，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理由断定它存在。因此在一九八二年以前，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对于我是空无。

同样的道理，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马桥人的一九四八年，也并不是很多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九四八年。构成这一年的事件，使这一年得以被人们感受、确认、追忆的诸多人世运演和变化，包括国共北平和谈，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毛泽东愤怒拒绝苏共关于中国两党划江而治的建议，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与李宗仁桂系集团的激烈角逐等等，马文杰与手下人当时都一无所知。由于九连山脉的重重阻隔，加上战乱、大旱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马桥弓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马桥人当时对外界的了解，完全停留于一些回乡老兵零零星星的传说。

这些老兵，原来大多数跟着团长马文杰在四十二军吃粮，到过山东和安徽，后来又参加滨湖战役，接四十四军的防。他们看不起四十四军，那是川军，纪律最差，差不多人人抽大烟，日军化装成便衣打进去，一下就把他们的军部端了。马团长当然也吃过苦头，在沅江县有一次打伏击，埋的一百多颗地雷全不管用。那些从邵阳赶运来的土地雷，一炸成了两个瓢，爆得很响就是不死人，硝烟中的日本兵一个不少，照样哇哇哇地往上冲，很快把四十二军分割成几块。马团长见势不妙，只得命令手下人赶快把山炮什么的全丢到河里，分散打游击。日本人是来运粮食的，只要把他们拖到冬天，洞庭湖区的水干了，日本人的船就出不去，他们的牵制任务也就完成了。

他们回忆马文杰带着他们捉俘虏的情形。捉一个日本兵奖一万块钱。每个连每个月要捉四个俘虏，没完成任务连长就要记大过，而且下个月的任务就要加倍。再完不成，连长就撤职，打屁股，军法从事。三扁担下去，屁股肯定见血。有一个倒霉的连长，屁股上总是烂一个洞，没当过几天好人。

他们找地方维持会要便衣，要良民证，然后化装去敌占区偷袭。胆子大一点的人，还咬住日本人的队伍抓“尾巴”。有一个连全是湘西的苗人，都会泅水，也最勇敢，捉的俘虏最多，但不幸在华容县的一次遭遇战中竟然全连殉职。马团长手下的几个同乡运气似乎还好，脑袋都留下来了，只是每次捉俘虏，捉回来的不是蒙古人就是朝鲜人，不是真正的日本货，虽然可以勉强交差，但没有赏金。这几个马桥人后来回到家里之后还经常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说，马疤子不讲道理，蒙古鞑子的块头最大，塞在麻袋里三四个人使了吃奶的劲还抬不动。吃了这么大的亏，凭什么人家拿赏金我们就喝凉水?

马疤子是马文杰的外号。

他们的听众震惊之余也表示同情，是的，是的，马疤子就是个小气，当了那么大的官，也没见给他婆娘打个金镯子。有一次回老家请乡亲吃一顿饭，总共只砍了五斤肉，碗里净是萝卜。

他们的一九四八年就是充满着这样的一些话题。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心目中的外界，只有抽大烟的川军，炸不死人的邵阳地雷，还有日本军队中的蒙古鞑子等等——充其量，他们还模模糊糊听说过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传闻。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一九四八”，也从来不用公元纪年。直到我与他们交往的时候，“一九四八”还是一个生疏的词。他们表示那个年头的用词有以下一些：

（ 一 ）长沙大会战那年。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命名。他们的长沙会战是一段迟到了将近六年的新闻，被他们误以为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如果一个外来人并不了解第三次长沙会战，只是靠马桥人的嘴来把握时间，肯定要把历史的秩序打乱得一塌糊涂。

（ 二 ）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

这个命名可以说没错，也可以说错了。茂公是马桥上村人，那一年确实接了张家坊某人的差，轮到他来当了维持会会长，管辖远近十八个弓。拿这一件事来标志一九四八年，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在于，马桥人不知道日本人早已投降了，日本人强制成立的维持会在绝大多数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良民证也不用了，只是他们消息闭塞，还是按老规矩办事，还用着“维持会”的名称，可能让后人听了以后还是一头雾水。

（ 三 ）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

张家坊有一片好竹子，一九四八年碰上大旱，田里颗粒无收，倒是竹子全部开出一种白色的花，结出了子。人们采下子来，舂去子壳，发现竹米粗，微红，煮成饭以后清香扑鼻，味道同红粳米差不多。竹子开花以后就死掉了，附近的人们靠着这一片竹子度了荒，感其恩德，就把这片竹子叫做“义竹”。这件事情给马桥人印象很深，用来记录年份，一般来说倒也不会错，只是外人一般不知道这一段。查户籍的时候，征兵的时候，报考学校的时候，“张家坊竹子开花的那年”出生的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得花很大的工夫，比比划划，才能向外来人士说清楚当事人的真正年龄。

（ 四 ）光复在龙家滩发蒙的那年。

发蒙就是开始读书识字。马文杰家的光复天资不算高，小时候也贪玩，光是一个初小就读了七年，一再留级，留得他很不好意思，长大以后也不愿承认这一段劣迹，便在履历表上把自己发蒙的时间向后推了三年，改为一九五一年。如果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仅仅根据光复的履历表或者光复的说法来推算时间，会使整个马桥的历史向后错位三个春秋。因此，这也是一个极有危险性的时间概念。

（ 五 ）马文杰招安那年。

马文杰招安是一件远近闻名的大事，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用这件事来定位时间，在马桥人来说当然很方便，最容易让外人明白。

当然，说到招安，在这里可以多说几句。

那一年本来气氛非常紧张。腊月里好多乡下人都在编草席往县城里送，准备裹死尸。据说平江那边来的杆子，归顺了省军，以“彭叫驴子”为大帅，号称有一万人，有三门大炮，要同马文杰以及罗江两岸的所有杆子决一死活。马文杰是不打算活了，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了众人，准备了自己的棺材。他只向彭叫驴子提了一个要求：仗不要在城里打，免得老百姓吃亏，最好到罗水下游的白泥塘那边去打。彭叫驴子根本不听，把马文杰派去的信使割了头，挂在白沙镇东门外的桥头。那里的乡人上街不敢过桥，只好从桥下蹚水过河。

消息传来，县城里的老百姓呼啦一声都跑光。过了一段，没听见炮响，也没见彭叫驴子省军压境，倒是马文杰发了布告，说不打了。而且他还有了新头衔：县长兼暂编十四师师长。他带着人在长乐街吃狗肉的时候，人们还看见他手下的人都穿了国军服，还有几支油亮亮的洋式连珠枪。

在后人看来，马文杰在国民党大失败的年头，居然靠上了国民党，是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对此，光复向我反复解释，他爹本来是要投靠共产党的，阴差阳错才投错了门。他爹当兵吃粮在外面混过几年，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共产党的事，听说共产党杀富济贫，能征善战，没有什么恶感。他被省军逼急了的时候，派他的结拜兄弟王老幺去找共产党。王老幺有一个姐夫在浏阳当木匠，跟共产党走得很熟。但事情偏偏不巧，王老幺刚刚上路就碰了鬼，背上发了个大疖子，贴上草药，痛得在客栈里多睡了两天。等他赶到浏阳时，姐夫刚刚去了江西。

“两天，就是两天。王老幺当时要是没生疖子，接了令箭流逝就去，我爹不也成了共产党？”

光复喝下一口酒，瞪大眼睛对我这样说。

光复当然有理由痛惜。正是那短短的两天，改变了马文杰以及手下一百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光复的命运。王老幺没找到共产党，后来在岳阳经一个戏班老板介绍，见了国民党B系军阀的一个副官。B系军阀招安马文杰，一切安排就是从那次见面开始。

这已经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年底，正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开始全面溃败的时候——只是乡下人在冷寂的冬季里，不知道这一点。我猜想，也许B系军阀当时心知大势已去，四处招安四处发枪，只是想给即将南下的共军增加一点骚扰和破坏。或者，就像后来一些历史资料上披露的那样，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军属国民党H系，与B系有隙，双方明争暗斗摩擦不断。B系企图在H系的地盘上网罗散匪，扩充自己的势力，牵制H系。不管怎么样，B系的招安和慷慨支援使马疤子这个乡下人喜出望外，欣然接受了对方给他的一纸委任状，还有八十条枪，以及罗水两岸一时的平安。他完全不知道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不知道B系长官的真实用心（ 我们现在也不一定完全知道 ），还以为只要穿制服的就是官军，都被他打怕了，不得不向他求和。

他和手下人喝酒庆祝的时候，不知道他走出的这一步，正在把自己引入地狱。

一九四八年在罗江干枯而暴露的沙洲上流逝而去，把一场历史上巨大的变化悄悄推移南方。但对于马疤子及其手下人来说，他们山窝子里的一九四八年与国民党B系或H系军阀们公文包里的一九四八年不是一回事。这正像几年之后，红色的县武装大队用机关枪对马疤子手下数十名“暴动未遂犯”进行突然袭击的时候，他们记忆中革命胜利排山倒海的一九四八年，与马疤子山窝子里的一九四八年同样不是一回事。

这是一种时间的错接。

△打醮

罗江两岸的散匪各自为政。比较来说，马疤子在各路杆子中威望高一些，这不光是因为他的兵强马壮，也因为他有神功。他信青教，天天要打醮，设上香案敬观音菩萨，带着手下人盘腿坐在蒲团上，口中念念有词。据说久坐者心静，神清，道深，术高。他十多年咳痰的老毛病就是这样坐好的。他手下的队伍后来无论到何处坐有坐规，站有站相，渴上两天饿上两天，照样可以疾跑如飞上阵打仗。有些人说得更玄乎，说曾经亲眼看见他们打仗，刀砍在他们身上硬是不出血，枪打在他们的旗子上硬是打不穿，不用说，这都是蒲团上坐出来的结果。

马疤子的队伍还有个特点，行军打仗从不穿鞋，爬山跳沟却十分灵活，无论砾石还是铁钉，都伤不了他们的脚。老百姓把他们叫做“赤脚军”，说他们天天晚上要念十三太保的神行密咒，才练出了这等的功法。光复后来告诉我，这当然是夸大。打赤脚只是为了跑动快捷，用一种名叫楮汁和婴子桐的两种植物捣成膏，涂敷脚掌，等膏汁干了以后再涂敷，如此重复数遍，脚下就有了一层壳，比什么鞋底都坚硬——这是他父亲在外从军的时候，从湘西苗人那里学来的办法。

人们对这支赤脚军十分惊奇。他们走到哪里，一些娃崽、老太婆也要跟着他们打醮，坐蒲团。当然也有没坐好的，一旦走火入魔，就癫了。马疤子劝一般人不要跟着他学，不要随便打醮。

他说打醮最要紧的是清心寡欲，要积德行善。当时粮食紧缺，杆子们到处打劫。马文杰一进城就常常被一些男女老少拦着哭诉喊冤，有的钱被抢了，有的媳妇被抢了，盼着马老板行个公道。

马文杰在长乐街邀集各路杆子的头目，开过一次会，说浮财就算了，但人一定要放，禾种和牛一定要还。若误了农时，伤了农本，你们就不怕老天降罪？各路杆子看他独身一人踏着草鞋来开会，不带卫兵甚至不带一枪一弹，只觉得一股正气压人，还未开腔就先怯了三分。有人看着看着花了眼，看出他头上一圈白光，白光上面还有紫色云彩，于是更加诺诺。大家喝完一桌酒，抽刀劈下一个桌子角表示立誓，分头回去照办。

马疤子从此有了马大青天的名声。人们说，马疤子的队伍要粮不要钱，吃饱不带走。也就是说，手下人走到哪里，肚子饿了可以向老百姓要吃的，但只管一顿，除此以外的夺取都视为扰民，一经发现必须治罪。有一次，他手下的两个兵在脸上抹了把烟灰，让人家认不出，晚上冲进县中学校长的家，抢了校长老婆手上的两个金镯子。校长家的一个保姆，情急之下在门槛外泼了一盆柴灰，留下了他们出门时的脚印，第二天再请马疤子来看现场。马疤子回去查鞋底，很快就查出了两个劫匪，当下把他们站笼子。两个都用铁丝穿锁骨，关在木笼子里示众三日，穿铁丝的肉洞腐烂出一股臭味。然后一个烧死，烧得身上冒黄油，皮子炸炸地响。另一个不算首犯，从轻发落，就用刺刀捅死，留下一具尸——当时刺刀几进几出都别弯了，血从刀眼里喷出来，溅几尺高，把旁边一堵粉墙染红大片。

两个死囚一直不求饶，不喊叫，哼也没有哼一声。

值价！在场的汉子无不感慨佩服。

马疤子手下的兵，连贪财都贪得硬气，这一点没法不让其他杆子另眼相看。

从那以后，马疤子的兵不管到哪里借路，其他杆子都不会为难。他们若是给货商保镖，完全不用武装，空手随行足矣。这叫做“仁义镖”。碰到了其他的杆子，抱一个拳，报上马文杰的大名，对上两句江湖暗语，就可以逢凶化吉，一路畅通。有时对方还会好意留饭，送上一条牛腿或者两瓶好酒，攀个交情。

△打起发

《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 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已经收录了这个词，解释如下：

（ 一 ）小偷小摸：逃兵荒时，城里好多人跑光了，他乘机进城去打起发。

（ 二 ）占便宜：他蛮厉害，你莫想打他的起发（ 你休想占他的便宜 ）。又：打秋风是明的，打起发是暗的。

马桥人也使用这个词，用出一种津津有味乐不可支的味道。这个词特指那一年马疤子的队伍赶走国民党军队H系的彭叫驴子，打进了平江县城，罗地十几个乡足有上万的农民跟着进去，狠狠地发了一次财。有的抢了盐，有的抢了米，有的一身鼓胀胀地套上十层妇人的褂子，热得满头大汗。还有的运气不大好，什么也没捞着，就提一个桶或者背一张门板回家。最不可思议的是本义他爹，叫马梓元，担着上百皮瓦出城，累得大口喘气，走着走着就落在后面。同村的人笑他醒，何不担一担泥巴回去？你在家里连泥巴都没有见过么？他满意地说，他家不缺盐米，也不缺衣，就是砌猪栏屋时少了几十皮瓦。他看中了这些长茅洲的好瓦，正合适！

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吃了什么亏。

他更不明白什么电灯不电灯。当时有几个后生用砍刀割下了城里的灯泡，准备带回去挂在自家的屋梁上，说那家伙到了晚上就亮，风都吹不黑。马梓元觉得那完全是诳人，世上不可能有那样的宝贝。

打起发后来成了马文杰的“罪行”之一。他没料到有这么多人跟着他进了城，为了治理乱局，他曾经命令手下人弹压劫匪，其中受伤的就有本义他爹——他因为肩上的瓦太重，出城时落在最后面，被士兵追上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头，只觉一阵凉风嗖嗖而过，半边脑袋包括一只眼和一只耳朵，已经随着雪亮的刀刃而去，飞向了空中。剩下的另一半架在肩上，随着肩膀还冲冲地走了十多步。整个身子甩手蹽脚的，担子一跃一跃，好一阵才颓然仆地。身后的杀手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马桥的老人们说，清点尸体的时候，幸好有人发现本义他爹的脚还能动弹，摸一摸，手还是温的，口里还有一丝活气。马文杰从这里路过，认出了本村的熟人，连忙找来郎中疗救，搅一盆止血的药泥糊住伤口，像严严实实封住了一个坛子口。郎中又往他口里灌了些米汤，等一等，见米汤居然咽下去了，就说：“还不该死。”

本义他爹被人们送回马桥以后还活了五年多，虽然只剩了半个头，做不了田里的功夫，也说不了话，但在檐下打个草鞋，铡点猪食，还是可以的。

半头人从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免得惊吓大家，尤其是惊吓娃崽。他成天躲在屋里，有点耐不住闲，只好做事。这样下来，他比一般正常人做的事还要多。

我觉得这种说法难以让人相信，更无法想象一个只有半个脑袋的人忙里忙外的情景，但老人们都这样说，硬说他们都穿过本义那个半头老爹编出来的草鞋。我只好让他们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