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视铅字，讲究三六九，时兴温锅，可以养鸡，给丈母娘过生日可以请假，小日子过起来
不瞒您说，咱一个小小的连职干部，一九八一年底从部队转业的时候，顺顺当当地就连同老婆孩子一起转到了县城，当了广播局的编辑部主任，而且人还没去就有独门独院的三间小平房在等着，应该说够可以的了吧？你知道我们沂蒙山有五大特产不是？叫苹果山楂和黄烟，复员军人加蚕茧，这五样东西各自的产量都是全省第一名。山区的工业又不多，公家单位就那些，数量占全省第一的复员军人年年往这拥，安排起来有多难那还不明摆着？在这种形势下，咱一没有背景，二没有靠山，所有的直系和旁系亲属中连一个脱产或不脱产的干部也没有，也不能联系紧俏物资什么的，凭嘛？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就凭着咱有两本儿厚厚的剪报。那两本儿剪报当然都是本人发表过的新闻和文学作品。我料定这些铅字的东西在我们沂蒙山区的小县城里会格外吃香。果然，人事局长牛满山看了就很惊讶：说是：“好家伙，这么多呀！全是你写的？操，报道组和广播站的那些东西，一个个的看着跟笔杆子样的，其实没多少道道儿啊，他们发表的材料全加起来也不如你的一半儿多，还有小说呢？怎么写的来！”
这么的，咱就当了广播局的编辑部主任，我老婆则随我到广播局当了会计，很痛快。
那么，当初我是怎么想起要积攒那些玩艺儿的呢？说来话长，简而言之是高中时候受了我语文老师的启发。他就有一本儿那玩艺儿。里面总共贴了五六首署着他名字的四行一首的那种诗，每首诗的下面都标着哪年哪月哪日发表于何种报刊，还标着得了多少稿费。那时候我觉得稿费比一般的人民币好听值钱有意义，就对他崇拜得要命。即使后来的“文革”中他因为那本儿剪报多了些罪状多挨了些拳脚，也丝毫没影响我萌发将来也要有一本儿那玩艺儿的念头儿。因此上，我参了军搞了新闻报道工作之后，就特别注意向能变成铅字的报刊投稿，而从不向只能变成声音不能文字保存的电台投稿，嗯。
广播站在县城中心一座小山的阳面，五六排平房依次比邻，拾级而上，最后一排是办公室、机房、播音室，其余的就都是单身宿舍和隔成了小院儿的家属区。局长王砚耕五十来岁，个子不高，面皮很黑，一身农民打扮。我去报到的时候，他说是：“已经接到你要来的正式通知了，是我主动到人事局要求的，那个报道组有什么好，不是正式的新闻单位，干巴巴的什么福利也没有，还没房子，咱们广播站才是县一级唯一的新闻单位，文件上是这么说的，这可不是随便就能定的，不去报道组没意见吧？”完了，就让我“好好在家过个团圆年，局里要求是正月初六上班，你初九来吧，初九是个好日子，‘三六九，往外走’嘛，嗯，到时候连家也一块儿搬过来，别弄得三三两两的，上了班之后再今天调老婆明天搬家的，半年安不下心。去看看房子吧？就是还没刷，春节之后一上班我就安排人给你刷，顺便把顶棚也扎上，你转业回来是有五百块钱安家费的，操它的，人争来了，宣传部把安家费给扣下了。”
我老婆当时在离县城四十来里地的一个军工厂工作，我在她那里过完了年，办完了有关她调动的一系列手续和关系，正愁着怎么把家也一块儿搬过去，不想初九这天一大早，广播局的车就来了，上边儿还有五六个小伙子，是专门来帮我搬家的。连同我老婆厂里的人，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就装好了。待车开到广播局，所有的职工和家属就都在院子里等着，有人还在即将成为我家的小院儿门口放了一串鞭。王局长亲自指挥着人卸车搬家具，同样三下五除二地一会儿就安顿好了。完了他掏出烟卷儿给大伙儿散，说是：“干得还怪快哩，抽支烟！”像给他家干活似的。我老婆瞪我一眼，见我没反应，就气势汹汹地走到我跟前悄声说是：“你的烟呢？这个也不懂？你们当兵的就是不懂个礼貌性儿！”我赶忙掏出烟来散，王局长说我爱人：“这么厉害干嘛呀！抽谁的不一样啊，自家人哪有这么多讲究！”
待我一切收拾停当，准备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王局长领着全局的职工来给我温锅。职工不多，十来个，我知道我家乡的农村是兴温锅的，却不想县城里也温。他们各自一瓶酒二斤肉地来到你门上，甚至不要你动手，只是用一下你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一桌实实在在的酒席就出来了。王局长代表全局职工向我表示热烈之欢迎，他说是：“别说话了，都别说了，今天到的还怪全哩，噢，郝局长没来，他请了假给他丈母娘做生日去了，老马、小梅和小贤也没来，她们是女的，不喝酒，让我代表了，老李，不让你说话嘛你还说，小孩儿一样，年纪也不小了，这么的吧，所有的意思都在这里边儿了，老规矩，干完两杯再发言！”
喝起酒来的时候，王局长断断续续地说了三件事：一是县城这地方不要买冰箱，冰箱没用，来了客人现去买菜也来得及，肉还是新鲜的；电视得买，噢，你有了哇，赶明儿换个彩电，咱这里买彩电有个优越条件，坏了甭求人，咱自己就能修，哎，老李，把电视打开，听听新闻联播；鸡得喂，吃个鸡蛋啦，来了客人杀它一只啦，方便。二是广播站是个出人才出干部的地方，县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农工部部长就都是广播站出去的。但真正懂业务的不多，他们充其量只会写个总结材料什么的，什么通讯啦消息啦，严格地讲都还没真正入门儿。你来了就好了，你发表的好多东西我都看过，你大姐我也认识，她当农业社社长的时候我还去采访过她，你的小名我也知道，我只是不说，嗯。三是两个万岁的问题，无线广播万岁，有线广播也万岁。有人说有线广播没前途，不对，嗯！日本工业这么发达，还不照样发展有线广播？
这锅一温、酒一喝，我心里就热乎乎的。我在部队十五年，长期两地生活，始终有种断梗飘萍般的感觉，早就渴望有个固定的家，从此不再东悠西荡。此时确实就有了宾至如归温暖如春的感觉，我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了，我知道在县城这地方怎么买粮买煤买菜了，还可以养鸡什么的。我决心重打锣鼓另开戏，小日子从此就这么过起来。
电视上一个女人拿着话筒在扭来扭去地唱流行歌曲，闭着眼，还大喘气。王局长说：“这种话筒不孬，五百块钱下不来！”
那个老李就说：“操，简直是资产阶级呀。”
两个嘴角都朝下撇着永远骄傲自满似的老张说：“可不咋的，简直是丢她爹娘的老脸啊，不知是谁家的闺女，潮一样！”
王局长说：“你这两个同志，跟不上形势呢！”
老李说：“我要有这么个闺女，我不毁她个婊子儿的！”
二、衣服的扣子都系着，自行车大梁缠着，小精明，重视级别和录音，天气预报不准骂广播站
有一年我到北京的某家刊物改稿子，一位从未跟我见过面的编辑到车站接我。我出得站来，正撒摸着有没有写着我名字的牌子什么的，那位编辑就站到了我的面前：“您是老刘同志吧？”
我说：“是老刘不假，你怎么知道？”
那编辑笑笑：“一看就知道你是小县城来的！”
“你怎么一看就知道的呢？”
“很难说。”
“土头土脑是吧？”
“不是！”
“是表情？”
“也不是！”
“是衣着？”
“具体的特点说不准，总之是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就让我很悲哀。我自信这些年走南闯北地转的地方多了，除了没出过国之外哪里都去了，见的世面大了，可人家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是小县城来的。看样子你就是去过联合国也白搭，不好研究的。
待跟那位编辑熟了的时候，我又跟他探讨“一眼就能认出来”的问题。他说：“是一种气质，一种风度，一种意识。”
“意识？”
“嗯，你比方我说了那么句话你就很敏感，然后就放到心上不忘了，没完没了地寻思，还穷追不舍地问个究竟，深怕受了侮辱吃了亏，这就是县城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方式。但不是贬义词。”
我说是：“你们北京人是很会玩儿意识玩儿深沉什么的呀！”
他说：“看看，又来了不是？在小道理上也喜欢占个上风，小心眼儿、小精明、小家子气这也是县城意识！”
“我小家子气？你他妈的请我吃饭，把散装啤酒装到酒瓶子里当原装啤酒，不是小家子气？以为我不知道！”
他说：“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力啊，我说的是思维方式，不是指行为，嗯！”
“你拉倒吧，思维方式怎么能一眼就看得出来？”
他就说：“实话告诉你吧，你出火车站的时候，我不是一眼就认出来的，那是瞎蒙的；你也不像小县城来的，而像个标准的军人，行了吧？我随便说了那么句话，你还没完儿了呢！”
现在想来就有些道理。
让人一眼就能认得出来的所谓县城意识中，衣着打扮恐怕是最明显的标志了。我转业回到我们那个小县城的时候，就穿着摘了领章帽徽的一身蓝军装，扣子是一系到顶，连领口上的小钩也勾着。有那么一二十年，我始终认为军装是全中国最好的服装，特别是那个军大衣，又肥又壮，老少皆宜，农村人看着不洋气，城里人看着不土气，给人一种稳重老成不搞歪门邪道的感觉。而别的服装都不行，花里胡哨还不正统，有的一穿上就跟小流氓似的。而穿军装就须将扣子全系上。任何制式的军装扣子都没有闲着的，你都须全系上。关于这一点我有教训。那年我提了干刚穿上四个兜儿的军装，一个跟我同时提干并对我有点小意思的女战友勾了一个衬领儿给我，我把它往领子里边儿那么一缝，让它那么一点缀，哎，还挺好看。而且还多一些意味出来，让人觉得咱不是没人问津的光棍儿一个。有那么几天，我就没把领钩给勾上，那个锯齿形的白色针织品的边沿就那么露着。不想一次党员生活会上，一个说话跟女人似的男党员就给我提意见，说我骄傲自满经不住提干的考验，公子哥儿似的，思想长毛，“你那个线勾的东西就那么美？我看一点都不美，作为一个党员、政工干部……嗯！”打那之后，我穿任何衣服就都将扣子全系上，摘掉了领章帽徽也还系。
那么，我这身装束就是一眼就能认得出来的县城意识吗？当然喽，我们小县城的人也是很喜欢把所有的扣子都系上的喽，哪怕是穿西服，也还是都系着。你仔细注意一下，就发现我们不仅喜欢系扣子，还喜欢把自行车的大梁用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缠它个严严实实；发型也有点小问题，不管你理得多么一丝不苟，总让人觉得哪个地方不怎么合适，要么直上直下的悬崖似的，要么理得跟白菜帮子似的。如此一个县城意识，人家还能不一眼就认得出来？当然喽，这是我离开小县城之后才逐渐认识到的喽。
我们的小县城里当然就有我的不少同学和战友，继广播局给我温锅之后，他们也一拨拨儿地来温了达十五场之多。这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这些同学和战友们已经占据了小县城的各行各业各部门，他们让你“需要办什么事，打个招呼啊！”嘲笑某个同学到他那里办事没找他，“结果怎么样？转了一圈儿不还得我来办？操，眼里没人。”互相叮嘱：“刘哥要办的事，谁要不尽心尽力，可是王八蛋啊！”那么反过来呢？那还不亦然？他们来其实是吸收你加入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某个网络并作为其中的某个链条的，从而进入一种县城人生活的大循环。这种循环圈肯定还有很多，但你若在小县城里立住脚，你就必须加入其中的一个。否则，你连买肉也买不到瘦的，若是生病那就更麻烦。你看到了小县城人生活的背后，知道了小县城人生活的方式，你觉得心里有了底，像个真正的小县城人了。若干年后，北京那个喜欢玩儿意识玩儿深沉什么的编辑来我家拿稿子，他在小县城里转了两天，临走说是：“你在这里生活得比我原来预想的要好得多，简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啊！没有你不认识的人，没有你办不成的事！”
我说：“小县城嘛，县城意识嘛！”
他说：“看看，又来了不是？我说过县城意识不是个贬义词嘛你还耿耿于怀念念不忘！”
温锅的事情告一段落，我就正式上班了。
广播局的编制有点小复杂，局里有站，站里有股，股里还有组。股这一级是一部两股，叫编辑部和机务股、行政股。编辑部连我五个人，三个编辑加一男一女两个播音员，分编辑组和播音组。我一上班，编辑小孔就管我叫主任，我不让他叫，他非叫不可，说我是正股级，“别的股都叫股长，咱们为什么不叫？”
我不知股级是哪一级，他说是：“相当于百货公司的经理一级，嗯。”尔后就向我汇报工作，每天干什么，怎么个程序，他特别强调县里的会一定要搞录音，回来就放它一家伙，千万别耽误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问他稿源怎么样，他说主要是播四大班子及各部委办局的工作简报，有时候就念报纸。“没人给我们写稿子？也没有通讯员什么的？”
“操，谁屑专门给咱写呀，各部委办局那些写简报的文书秘书什么的就算咱的通讯员了，他们把简报给咱一份就算是投稿了。”
“你们也不下去采访什么的？”
“采呀！搞录音报道，嗯！”
针对这种情况，我即向王局长建议办个通讯员学习班，学点业务。王局长挺痛快，说是：“办吧，讲讲课，完了再实实习，有不错的就聘为专职通讯员，一个公社配一个，把通讯员队伍建立起来。你要忙不过来，去省电台请个编辑来讲讲课也行。”
我去省台请来了个编辑部副主任大老胡，回来之后，学习班就办起来了。不想参加学习班的人还挺踊跃，原定一个公社来一个的，忽啦来了八十多，很多都是不要生活补贴自己背着煎饼卷来旁听的。
那个大老胡有点小名气，估计写东西不错，但不能讲。他当时大概正在写什么论文，净罗罗儿什么“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不对，陆定一下的那个“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对，但又不够全面，我给它下了个定义叫“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的传播”这样是不是比较全面啊？光这个定义，他罗罗儿了整整一上午。有几个通讯员在台下嘀咕：“操，这个人讲课白搭×呀，嚼木渣子似的，净胡罗罗儿！”王局长听了就说是：“人家是编辑部副主任呢，那就是副县级，跟副县长一样大，你看他多和蔼呀，一点架子也没有，平时你能捞着听副县长讲课吗？”
吃饭的时候，王局长就请了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来作陪。王局长嘱咐我：“老刘你记着，县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上边儿来的是哪一级，至少要请哪一级的领导来作陪，如果是新闻界的人，作陪的就一定要高他一级。”
我说：“要是来个比正县级大的呢？”
“那就请四大班子的一把手全到场！”
我跟王局长说：“请人讲课，按规定是要付讲课费的，这事儿您知道吧？”
他说：“知道，这个还能不知道？他这一级一天是五十对吧？人家大老远的来了，不容易，讲得也挺卖力，咱们讲课费要给，东西也要送！”
我说：“他讲课的时候，对不正之风抨击得挺厉害，咱们送东西给他，他能收吗？”
王局长说：“这你就不懂了，关键是看你怎么送了，严格地讲，咱沂蒙山人是连礼也不会送啊，一个个的潮一样。你哼哧哼哧地扛一筐苹果去，他那个家属院儿里那么多人，都大眼儿对小眼儿地瞪着，他当然不收了；你要送一斤蝎子给他呢？又值钱又不显眼儿，他能不收？”
送大老胡走的时候，王局长除了按规定给了他讲课费之外，就又往车里放了一斤蝎子和十斤香油，那个大老胡果然就装作没看见的坐上车走了。
听了大老胡的课之后，我知道这些通讯员喜欢听什么了。我刚到一个新地方，当然要来点小吹嘘，讲怎样采访的时候，我说是你若采访地位比你高的人，你要让对方觉得你的地位比他还高；你若采访地位比你低的人，你要让对方觉得你的地位比他还低，“有一回，我去采访基地司令员……”
底下就一阵小骚动：“好家伙，司令员他都敢采访！”
“司令员，嗯，省委书记一级！”
“司令员……”
我说广播站既然是正儿八经的新闻单位，就不要老播什么简报，要按新闻的特点来写，“嗯，还要改革会议报道，县直各单位天天都有会，你不能什么会都发消息，也不要会会都录音，中央台报道会议消息也没回回都放录音，你那个声音就那么好听？反正没有播音员播得好听！”
那些通讯员不知是真听懂了还是假听懂，也不知是真赞成还是假赞成，就都啧啧连声：
“这个老刘真敢讲！”
学习班结束的时候，又给每个人发了通讯员证和几本稿纸，通讯员们都挺高兴，回去时间不长，来稿骤增，稿源的问题初步解决了。
为了加强联系，沟通信息，我还办了一份类似内参性质的《广播电视工作通讯》，刊登下一步的报道打算，统计各公社及县直各单位来稿用稿情况，摘登来稿中不宜广播但又须引起各级领导注意的问题，分送县社两级领导干部参阅。
广播局的大部分职工连同正副局长原来都是单职工，家里都分了责任田。那个老李对脱产干部还要回家种地这件事很不满，说是：“操它的，顾得过来吗！”
那个老张就说他：“杠子头呢，潮一样。”
春耕大忙时节，单职工们就都回家种地去了。
王局长临走的时候，还表扬了我一番，说我来广播局时间不长，宣传工作很有起色，节目办得很活泼，那个小内参也比别的单位的简报高半截儿，县委领导很满意什么的。尔后就让我临时负责一下全局的工作，有事儿多跟宣传部请示汇报。完了又交待了两件具体事儿：一是跟气象站联系一下，农忙季节每天多报一次天气预报，除了早晚各报一次之外，中午再加一次；二是跟农业局联系，请他们结合农时搞一点播种施肥和田间管理的知识讲座。因为以前也这么做过，我跟他们联系之后，很快就落实了。
这期间县里开了一次公判会，枪毙了一个强奸杀人犯。公安局头天来电话，要我们到时去录音，编辑小孔问我：“这个会议新闻要不要改革它一小下？”
我因为刚说过要改革会议报道的话，就没加考虑地说是：“革，到时只发文字消息，不放录音，枪毙个人录什么音！”
小孔参加完公判会回来，写了条消息，当晚就播出了。不想第二天一上班，县委办公室就来电话找王局长。小孔把电话给我，我说：“王局长回家了，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那头儿气乎乎地问道：“你是谁？”
我报上名字，还把编辑部主任的头衔报了一下，那头儿说是：“官儿不小啊！”
我说：“官儿不大，你要找大官儿说话就等局长回来。”
那头儿说：“昨天晚上你们为什么不放录音？”
我说：“放什么录音？”
“公判大会呀！”
我向他解释吴冷西部长在全国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有指示，要我们改革会议报道，少播会议消息，多反映基层群众的活动……不等我说完，那头儿就说是：“什么吴冷西，还吴冷东哩，擅自决定不放录音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你们要写检查！”
我也火了：“是你当编辑还是我当编辑？什么文件规定我们只能放录音而不能作别的报道？你这个电话是不是擅自打的？”说完，“啪”，把电话摔了。
小孔在旁边见我气得脸通红，就说是：“嫌咱没放录音是吧？我估计就是这事儿！这个打电话的就是从咱编辑部调出去的那个唐叭狗，当了个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可牛皮烘烘了，胀得他不知姓什么了？这种人你根本不要理他，越理他他穷毛病越多，你没见他那个熊样儿，长得跟小流球似的，在广播站的时候还想播音员的好事儿呢！让小梅扇了他两个耳光，声音很响亮！”
但他要我们写检查这事我心里没底，我摸起电话就找宣传部长告了那个姓唐的一小状。宣传部长说：“要你们写检查？我怎么不知道？如果县委领导真要你们写检查，应该通过我呀！我看这段时间你们的节目办得还不孬来，特别是那个农业知识讲座，农民朋友很欢迎，那个小内参性的东西也不错，嗯，老唐要你们写检查可能是酒后之言吧？”
打完了电话，我仍觉得不解气，就整理了一份儿那个姓唐的与我通话的记录，连同吴冷西同志有关改革会议报道的讲话一块儿在那个小内参上登了那么一下。小孔就很兴奋，一印出来，饭也顾不上吃，骑上自行车就挨家往四大班子及各部委办局的领导那里送去了，撒传单似的。那个小内参性的东西，虽然署着“内部文件仅供参阅”的字样，但小县城里是没有什么秘密能保得住的，马上就传开了。这天傍晚，我领着孩子去河边散步，就听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在议论：“管吴冷西叫吴冷东是不对不假！”
“吴冷西是谁？”
“广播电视部部长呗！”
“耍酒疯呢！”
“这回碰上硬茬儿了，够他喝一壶的！”
“这个么儿得两方面看，他狐假虎威耍酒疯不对，你往简报上登就对了？小字报样的？虽说没正式点名吧，说‘唐××’还不跟点名一样啊！人家是副主任呢！说句错话就往简报上登，往后谁还敢跟他们打交道？”
“让人家写检查是说错了话呀？有这么打交道的吗？你跟别人打交道也让人家写检查呀！”
“你这个同志，说着说着还急了。”
“本来嘛！”
下了一阵儿小雨，雨点儿落在土路上“噗噗”的，打在脸上还挺温暖。
那个说着说着急了的人说：“这雨不孬，嗯，对播种很有利！”
那个说“这个么儿得两方面看”的人说：“广播站这些私孩子！天气预报怎么报的，一点儿也不准！”
三、也有乱七八糟的事儿，关系也微妙，喜欢引用名人的话，“群众反映”特别快特别多
编辑部内部互相之间还有点小微妙。那个小孔对把姓唐的与我通话的记录登在小内参上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三番五次地吹捧我：“这回算是把唐叭狗打了个落花流水，还怪恣来！刘主任简直是所向披靡呀！批评性的新闻这么一搞，咱们广播站的威信一下提高不少，过去谁拿咱当盘菜儿呀！现在就没人敢等闲视之。所以还是老人们说得对呀，‘宁给英雄牵马，不给狗熊坐轿’呀！”我就估计里面有情况，一熟悉，还真就有点小情况。
编辑小孔和播音员小梅是县吕剧团解散的时候一块儿分过来的。小梅额头很高，嘴唇很厚，骂人很狠，爱沾小便宜，外号“播音晚了”。每次节目结束说“播音完了”的时候，她就说“播音晚了”。沂蒙山味儿的半吊子普通话就这么个说法，改也改不过来。小孔和小梅在吕剧团的时候谈过一段。吕剧团一解散，小气候那么一变，两人的热乎劲儿过去了。加之小孔有洁癖，推门用脚，接电话手里垫着白纸，每天洗手五十来次。如同小梅的“播音晚了”不能改一样，他这种洁癖也改不过来。沂蒙山还有种说法，叫“吃饭没有屙屎的，死了没有烧纸的，干净过了头儿，没人供坟头儿。”小梅就嫌他一身绝户毛病，不罗罗儿他了。小孔一气之下找了个农村姑娘，小梅也嫁给了一个在县城驻军的小排长。还真让小梅说准了，小孔结婚三年没有孩子，小梅则生了个胖丫头。小梅饱汉子尚知饿汉子饥，痛定思痛之后觉得先前说他“绝户毛病”有丧门人之嫌，遂有愧疚之意，而小孔也摆出男子汉的胸怀不计前嫌。他二位各自怀着“一日恋人五十日恩”的独特感情于和平共事中竟互相关照生些真正的友谊出来。
小孔与那个农村姑娘原本就是一气之下结的婚，没什么感情基础，再加上老婆不生孩子（他认为），两人的感情就一般化。他平时很少回家，农忙季节也主动在站上值班，小梅就经常督促他回去看看，“有你这么当丈夫的吗？年纪也不小了。”还给他打听治妇女不孕的偏方什么的。小孔的洁癖挺不好研究，他一天洗五十来次手，却吃长了毛儿的煎饼，他与老婆感情一般化，但很会过日子。他老婆经常给他捎煎饼，一捎一大包。不等吃完，那些煎饼往往长了毛，他就一片片地摆出来晒。尔后将煎饼上的绿毛那么一拍，往开水里那么一泡，忽拉忽拉就吃了。这时候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跟一天洗五十来次手联系起来。小梅有时候做点好吃的还请他去，但只要她丈夫不在家他就不去，小梅就端到办公室去给他吃。
在这种形势下，那个唐叭狗趁小梅播音之际以为她不敢咋呼就想她的好事儿，小孔怎么能容忍？那还不耿耿于怀？
唐叭狗原来在我这个位置，当时还不叫编辑部主任，而叫编播组长。那时设备落后，每天三次播音都是直播，这就要求播音员对稿子要熟之又熟，不能打嗝，也不能咳嗽和放屁什么的，很麻烦。特别是早晨那次，还须起早，预先把声音弄正常，不能跟睡不醒说梦话似的。那天早晨唐叭狗跟小梅值班。小梅起得有点晚，懵懵怔怔不事修整上衣的扣子也没扣好就急燎燎地去了播音室。唐叭狗在机房将机器打开，隔着播音室的大玻璃于肉黄的灯光下看见小梅睡眼惺忪乳房累累，如梦中一般，遂欲火攻心，情不自禁，悄悄地进了播音室。不大会儿，有起早的人就听见喇叭匣子里先是一阵气喘，尔后一声尖叫，随后又是两声脆响。王局长和小孔听见声音不对头，同时窜了上去，正遇见唐叭狗捂着脸往下跑。小孔赶忙跑进机房，将放大机关掉，开始转播中央台的早新闻。小梅哼嘤哼嘤地诉委屈，小孔就很有学问地安慰她：“王局长又不是没看见，还能不给你作主啊？这可是军婚，嗯！”
王局长就说：“那当然，还能不作主！我一定要处理，不但要处理，而且要严肃。宣传部门可不是文艺单位，在吕剧团可能不是事儿，在这里就是事儿！小梅你快洗洗脸，让老冷看见不好！”
老冷是小梅的丈夫，因是排级干部，部队没分给他宿舍，住在小梅这里，头天晚上他可能太劳累了些，此时正在家里睡回笼觉。
小梅到底当过演员，让王局长一提醒儿，就若无其事了。洗了洗脸，还擦了擦桌子，说声：“不要紧，唐叭狗没沾着便宜！”就回了家。
事后有人问王局长：“那天早晨是怎么回事儿呀？”
王局长说：“设备老化，出了点小故障！”
“出了点小故障还大喘气呀？”
“着急呀！正播着音出了故障那还了得？还能不着急？”
“着急还打耳光呀？”
“胡罗罗儿！那是墨水瓶掉到地上了！”
“一下掉了两个呀！真会掉！”
“你听得还怪仔细哩！”
过了几天没动静，小孔问王局长：“怎么还不严肃处理呀？”
王局长说：“你比小梅还着急！我若处分了他，让小梅怎么在这里呆？老冷又住在这里？再说老唐不是没沾着便宜吗？给个什么处分？给个处分闹得乱哄哄的，你脸上好看吗？咱们是新闻单位是县委的喉舌你知不知道？我个别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不就是严肃处理吗？你还让我怎么严肃？不动个脑子，年纪也不小了！”
后来唐叭狗就调走了。他先是在人大常委会当了一段秘书，尔后就到县委办公室当了副主任。
男播音员小宋是个临时工。他先前当过几年兵，会放电影会照像还会开摩托。他退役回来之后，一次参加公社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听见工地广播站上光放歌曲下通知不办节目，就跑了去说是：“办个表扬性的节目不错，鼓动鼓动！”公社领导让他试了试，结果一试就留下了。他一个人在那里既写稿子又播音，搞得非常红火。县上去检查的人听了都说好，“比县广播站的播音员强八倍。”宣传部长回到县里就给王局长打电话说是：“还发现了个人才哩，叫宋传喜还是宋瑞喜来着没记住，反正是播得跟中央台差不离儿啊！”王局长就专程去了一趟，一听，果然就不同凡响，吐字准确清晰，声音浑厚有力，很有夏青的味道。待农田会战结束，就把他给调来了。但农转非的问题解决不了，他就一直临时工着。王局长发了几次感慨，说是：“谁也想当伯乐，谁也不解决实际问题，一到具体事儿上就成缩头乌龟了。”
小宋是小梅的老师，小梅当初学播音就是跟他学的。我始终不明白这么个有水平的人怎么就教出个“播音晚了”，而他自己就从来不“播音晚了。”
小梅先前管他叫老师，学成之后叫传喜，结了婚就叫他小宋了。小梅家平时买粮买菜买煤就都是小宋的事儿，好像她是小宋的老师，而不是他是她的老师。有时小梅家改善生活，那个小排长将鸡杀死之后，她还叫小宋去给她褪鸡毛呢！有时还剥兔子皮翻猪大肠什么的。
小宋平时不怎么说话，表情很深沉，一边的嘴角经常往耳根儿那地方撇，透出“冷眼向洋看世界”的那么点意思。他也吃去了毛儿的煎饼，煎饼长毛儿之后也晒，具体的吃法与编辑小孔的吃法相同。
但小梅做了好吃的不给他送，只给编辑小孔送，她丈夫在家也不请他去吃，形成一个“小宋干活小孔享受”的小反差。那个老李就说是：“这个么儿不公平呀！正式职工是人，临时工就不是人？***要是活着还不让她气得够呛呀？”
那个老张就说他：“看着多才多艺怪有水平，其实白搭×呀，潮一样。”
小宋就故作憨厚状，嘿嘿一笑，断章取义地朗诵上两句***诗词：“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他那么夏青味儿的一朗诵，就让人觉得意味深长，好像前年秋月朗的时候他跟小梅间发生过什么故事，虽然她没让他去吃饭，但比去她家吃了还要沾便宜，并没吃亏，嗯。
小宋不光给小梅家买粮食买菜买煤褪鸡毛什么的了，谁家的忙他也帮。比方支炉子打蜂窝了，刷墙皮糊顶棚了，他只要见了就主动去干。你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儿如果他当时不知道没去帮，事后他就要埋怨你：“怎么不打声招呼呢？”他的人缘儿就不错，年年评先进都有他，全省广播系统的业务比赛也常常是榜上有名，而小梅却年年没有份儿。
那个老李和老张有时候就分析：“莫不是就为着这个，小梅故意这么呕他拿作他？***要是……”
“操，光看表面现象呢，潮一样！关键还是那个‘前年秋月朗’里有文章啊！”
小孔跟小宋的关系也有点小微妙。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件事：小孔曾写过一个农村姑娘进县城设煎饼点文明经商勤劳致富的稿子，开头儿是这样写的：“‘卖煎饼喽！’‘卖煎饼喽！’每当东方出现鱼肚白的时候，县城的一角就会响起清脆的叫卖声，她就是……”小宋认为这样的开头儿报纸上登可以，但广播出来就不好听，你夏青味儿的上来就“卖煎饼喽”，让人家一听怎么啦？广播站改成煎饼铺了吗？甭说夏青味儿的了，方明播出来也不好听，他那个嗓子庄重严肃浑厚豪放，有铺天盖地排山倒海之势，在广播上这么铺天盖地的吆喝，像话吗？广播稿得有广播稿的特点嗯，如果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公室”播成“社精办”好听吗？那个“鱼肚白”也不适合农村听众，老百姓知道鱼肚白是什么东西呀？
他这个意见对，但由小宋说出来小孔就有点受不了，特别是在会上说，王局长和小梅又都在场。小孔脸上红了一阵儿说是：“咱是不行啊，还是你有水平啊，你不仅能播音，还能当编辑，局长也能当！”
小梅就不失时机地说是：“可惜啊，可惜……”
小宋嘿嘿一笑打了自己一个嘴巴：“看看，又缺把门儿的了不是？不说不说嘛还说还说！”
那么更真实的原因呢？因为小梅跟小宋微妙小孔也就跟小宋微妙了？还是真如人们分析的那样，小梅不罗罗儿小孔了是他捣的鬼？都有可能的。
我一上班，小孔就提醒我：“你可千万要注意这个小宋啊，这家伙最阴了，你十个老刘加起来也玩儿不过他，他能把全广播局的人都操了！”
小宋虽然也吃长了毛儿的煎饼，但他经常回家，眼下春耕大忙时节，他就又回去了。
编辑部另一位编辑是个老同志，叫辛有余，外号“心有余悸”。他是五十年代我县小有名气的三大笔杆子之一，曾在《农业知识》小杂志上发表过《胜利百号大地瓜的栽培技术》和《六六六粉并不是试验了六百六十六次》之类的小文章，据说光稿费就买了一辆国防牌自行车。他还认识从沂蒙山出去的娃娃诗人苗得雨，《李二嫂改嫁》的作者王安友。他最早在农业局当技术员，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成了黑帮，下放农村十几年，落实政策之后就安排到了广播局。我小时候曾听说过他，但没见过面，待见了面之后就很失望。这是整个身心都萎缩了的老人，从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昔日坎坷的印记。他耳聋背驼，还积极要求上进，每天都是第一个上班，忙不迭地扫地擦桌子夹报纸，对任何带长字的都毕恭毕敬，据说见了团小组长也鞠躬。我第一次见着他的时候，他确实就给我鞠了一躬。他若偶而迟到一会儿，那就要解释小半天，还掏出一张别人证明他干什么的条子给你。我就挺纳闷：他是怎么开口要别人写这类条子的。待稍微熟悉之后，他问我：“认识苗得雨吗？认识王安友吗？那年苗得雨来咱县，我陪着他转了三天，跟老百姓一样，蹲在炕头上吃煎饼就咸菜，一点架子也没有！”你跟他啦半天呱儿话题转了好几个之后，他往往还按第一个话题说：“嗯，蹲在炕头上吃煎饼就咸菜不假，是在青杨行民兵英雄左太传家吃的呢！天怪冷！”
我到广播站之前，一直是辛有余临时负着责。小孔说：“宁给英雄牵马，不给狗熊坐轿”估计就是说的他，意思是在他手下工作格外受气窝囊憋屈得慌。我把那个姓唐的与我打电话的记录登在小内参上，他看了之后就说是：“到底是部队上回来的同志啊！”
那些家里有责任田的单职工们陆续都回来了。他们统统都黑了些瘦了些。那个老李说是：“操它的，简直累毁了堆呀！原先的水利设施也破坏了，浇地也走后门儿！***要活着能气得够呛！”
那个老张就说：“有本事把老婆农转非呀？转了非你养得起吗，还嫌累呢，潮一样！”
王局长回来的当天找我谈了两件事儿。一是据个别公社党委书记反映，咱们有些通讯员在下边采访牛皮烘烘，县级干部似的要吃要喝，这可能就与你说的“你若采访地位比你高的人，要让对方觉得你的地位比他还高”有关。你那些话跟新闻记者谈可以，跟下边的业余通讯员说就不一定合适，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层次啊。二是在小内参上登那个电话记录的问题，也有点轻率。部长已经跟你解释了，就没必要再登，这样一登比通报批评还厉害，就会带来些副作用。
我问他：“你刚从家里回来怎么一下听到这么多反映啊？”
他笑笑说是：“别忘了，你是作家啊，是小县城的名人啊，你说任何话干任何事情都会传得特别快，外边儿还传说你每天早晨啃俩个猪蹄儿哩！”
“简直是扯淡呀，我到哪里天天啃俩猪蹄儿去？”
“也许你没啃，只是说过，比方说‘天天啃它俩猪蹄儿不错’，人家听见了，就会给你传，人家传也没什么恶意，只是随便那么说说，玩玩儿，娱乐一下。”
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确实好像在哪里这么说过。几年之后，小县城里有人传“县里的干部忙换车，乡里的干部忙吃喝，村里的干部忙赌博”又是“沂蒙山乡镇一级的干部都一个脸模样，脸上的肉都横向长，这与他们天天肥吃肥喝无节制和经常板着脸孔训人有关”，说是我说的。他们忘了是听谁说的了，寻思寻思觉得还是听作家说的比较合理，就将发明权拱送给我了，我也觉得确实好像在哪里这么说过，不好研究的。
我就有点小压力，寻思自己上班不久就有这么多群众反映，以后还怎么进步啊？王局长就安慰我：“这地方群众反映特别快特别多不假，以后注意就是了。”
四、你有我也要有；有技术没理论；你以为有情况，实际没情况；请客等于要人送礼
相形之下，机务股的人互相之间就不怎么微妙。机务股三个人，两男一女，郝副局长、老李和小贤。郝副局长是以工代干的副局长，兼着机务股的股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局级干部，而只看成是股长。他的办公桌也不在局长办公室，而是在机房。局里不管开什么会，只要让他讲话，他说着说着就站在了机务股的角度，我们机务股怎样怎样，你们编辑部如何如何。他还经常跟别的股攀比为机务股争福利呢，他说是：“编辑干的就是写稿子的工作，为本站写稿还拿稿费，那我们干机务的也要拿个平均数。”
小孔说：“你当局长的还闹本位呀？”
他嘿嘿一笑：“我忘了，我忘了我是副局长了。其实咱也就是个股长的水平，再说编辑拿稿费确实不合理是不是？我这个人有啥说啥，不像你们搞文字的喜欢拐弯抹角！”
小孔说：“稿费才有多少？一篇广播稿一块钱，十篇稿子才十块。你们呢？发工作服发手套发雨衣，连手电筒也发，我们有吗？”
他说：“要不，就都发，你们也发工作服，我们也发稿费！”
他这个意见很好统一，马上就按他说的办了。
会计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呢？”
“从广告收入里出怎么样？”
“怎么下账呢？”
“预算外支出。”
“谁签字呢？”
“当然是王局长了，一把手管财务嘛！”
王局长笑笑：“大伙儿捞好处，我一人犯错误。”
老李说：“***教导我们，不要怕犯错误嘛！不要怕丢乌纱帽掉脑袋老婆离婚什么的嘛！”
大伙儿就哈哈一阵笑。
郝局长当过几年通信兵，技术上很有一套。他将原先直播的那种广播设备改成了自动控制，减少了不少工作量。每天播音员录好音，接上两次天气预报，没事儿了。机务员把录音带一挂，也没事儿了。一切都由自鸣钟控制。一到播音时间，机器自动地就开了；指针指到某个地方，机器又自动地关了。转播中央台、省台的调频机也按同样的原理实现了自动控制，使我站成为整个沂蒙山区广播系统第一个实现自动化的单位。他干的这件事在当时应该算是个不小的革新成果，说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也可以。但他说不出多少道道儿，人家问他是怎么搞的，他指着那些设备说：“这个地方是这样，啊，这样之后再这样，到了这里就成了这样了。”他画的图纸也只有他自己能看懂，当然也不会写材料。上级有关部门看了之后，非但没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奖励，还让他注意克服保守思想。随后就有话传出来说他：“老中医似的，把现代科学技术当成他自己的，企图传男不传女的家传下去。”
王局长就说：“你平时经常忘了自己是副局长，上级来检查工作的时候，你怎么就摆起副局长的架子了呢？你不知道你这个副局长有多大是不是？检查组的任何一个人都比你官儿大，你还拍着组长的肩膀要他‘好好干，咹’呢！跟上级说话怎么能‘咹’？”
“那不是显得亲切点嘛！”
“有你这么亲切的吗？你知道那个组长是谁？是省广播电视厅的副厅长！跟地委副书记一样大，你怎么能拍他的肩膀？你是省长嘛差不多！”
“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没看见县长书记的都陪着吗？”
“看来咱确实不是当官儿的料啊！”
他平时老强调“咱也就是个股长的水平”，估计就与这事儿有关。
那个老担心“***要活着能气得够呛”的老李也是个无师自通的角色。他原是外线工，广播线路下放到各公社放大站之后就来局里搞了机务。凡是带响儿的机器他统统能修，电视机也修得不错。他四十七八的年纪，眼睛色迷迷的，说话甜兮兮的，水蛇腰一弯弯的，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他喜欢抬扛，他说：“‘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要是中午舱就满了呢？还非得晚上回来不可呀？”“怎么？那个唐叭狗还让咱写检查？这些东西耍起官威来就会让人家写检查，***要活着不毁他个婊子儿的！”当时广播站给人修收音机还不兴收费，他给人家修的时候就连烟也不抽人家的一支。有时某个小零件坏了，他还偷偷拿公家的给换上。他的人缘儿就不错，那个小贤就经常给他看手相。
小贤是工农兵大学生，已经结婚了，爱人在一个公社兽医站当站长。她的形象属于丈夫们比较放心的那一种。老李说：“乍一看，小贤有点丑，再一看就不丑，时间长了，哎，觉得还挺好看！”
小梅说：“你看老母猪看长了也不觉得丑。”
老李就说：“这是什么话！不懂个团结绝大多数同志。”
小贤的业务水平比较差，郝局长和老李在股里经常训她：“你这个大学生是怎么当的，咹？连个二极管儿也不认识？”
她也不在乎：“人家不是没看清拿错了嘛！”
她在他俩面前就跟小徒弟似的，颠儿颠儿地跑前跑后拿这拿那。
但对外他俩却经常夸奖她。说她很勤快，没有大学生的架子，能跟工农同志打成一片，事业心也很强，“属于职业型妇女。嗯，虽然不怎么漂亮，但理论上很有一套。职业妇女一般都长得不怎么漂亮。”他们股里年年评先进就都有她。
小贤为了表示能跟工农同志打成一片，抑或是为了表明她在他俩面前并不是小徒弟，经常跟他俩开玩笑，有时还开得没深没浅。郝局长往往不跟她开，老李跟她开。她给老李看手相的时候，先叫他一声：“老李呀！”
老李装咬舌子的：“叫我压（咋）呀？”
“不着调呢！坐这儿！”
机房里有张床，平时放些待修的收音机之类，他三个开会闲啦呱也坐在那上面。伸着腿，倚着墙，墙上就有三个乌黑的后脑勺印儿，两大一小，两高一矮，挺好玩儿的。
郝局长不在场的时候，他两个也这么坐着看手相。三看两看他的手就在她胸脯上蹭一下，他说是不好好吃饭，就是这地方还有点肉！
小贤说：“吃不胖呢！”
“不见前年秋月朗，定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门外响起夏青味儿的朗诵声，小宋来了。小宋挤挤巴巴地往床上一坐，也要小贤看手相。小贤说：“褪鸡毛的手，谁屑看呀！”
小宋涎着脸说：“作为一个公家女人，你不能光给老李看，不给咱看！”
小贤就有点恼：“谁是公家女人？公家女人整治得你屁滚尿流，屁颠儿屁颠儿地给人家褪鸡毛剥兔子皮翻猪大肠儿，抱着棍子给人家推碾压豆面儿，你一点咒念没有，还跑到这里找便宜呢，滚一边儿去！”
小宋讪讪地站起来说是：“操她的，还真是邪门儿咹？凡是对人家的男的厉害的女人，对自己的男的都不错。那个公家女人可疼她男的了，平时一点儿活不让他干，回到家就给他做好吃的。还吃‘霸王别姬’呢！自己有病发烧还给他吭哧吭哧地洗衣服呢！”
老李说：“凡是做了亏心事的女人，对自己的男人都不错。”
小贤就说：“什么逻辑！”
小贤跟我是邻居，我到广播站两个多月还没见过她男的一次。有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似睡非睡，就听墙那边儿“咕咚”一声。从声音上判断，跳进个人去是肯定的。我忽地坐起来，看好了一根棍子，准备着那边儿有异常情况时好跑过去援助。我爱人说：“你神经兮兮的干什么？”
我说：“那边儿跳进去个人，不会是小偷儿吧？”
她很有把握地说：“是她男的！”
“她男的没有大门上的钥匙？干嘛不走门口要跳墙呢？”
“那个人每次回来都这样，神出鬼没的，老给她个出其不意，好发现点什么。”
“你怎么知道？”
“都这么说嘛！”
确实也就没再听见那边儿有什么异常动静。
还真是她男的。第二天那个兽医站长就来我家串门儿了。他人很帅，配小贤绰绰有余，也很热情，说是：“温锅的时候没能赶回来，这次送您点小礼物。”他从兜儿里掏出个纸包递给我，挺神秘地说是：“别让嫂子看见！”
我问他：“是什么？”
他说：“是牛鞭，不好弄。”那神情好像早就跟我熟悉了似的，也像咱有需要吃那种东西的病托他弄的。
我说：“这怎么好意思，怪贵吧？”
他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远亲不如近邻嘛。这东西虽然不好弄，但不贵，老百姓不认这玩艺儿！”
说起话来的时候，他就管广播站叫文艺单位，他说：“文艺单位的人挺复杂是吧？”
我说：“文艺单位可能要复杂一点，咱们是新闻单位，还看不出有多复杂！”
“那还不是一个性质？都搞宣传。”
“咱们是党的喉舌呀，讲究个严肃性；文艺单位就不叫党的喉舌，而是讲究活、活泼！”
“可是都容易犯错误！”
“现在又不搞运动了，犯什么错误？”
“政治方面的错误不犯，别的方面的错误也得犯！”
“这就看个人了，个人要犯，在别的单位也能犯！”
他又强调了几遍“远亲不好近邻”之后就走了，我留他喝两杯，他说：“不了，有时间正儿八经地跟你喝！”
此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神出鬼没早出晚归，白天很难看到他。我跟我爱人说：“隔壁这家小日子过得还怪有意思哩，不时地就来点小刺激，像个小说的题目：来了走了，走了来了。”
我爱人说：“还有意思呢，你没去她家看看哪，跟猪圈似的，像个过日子的样儿吗？小贤也是不注意，跟男同志接触粘粘糊糊，没事儿也跟有事儿似的。”
有个星期天的白天，我又看见兽医站长了。我跟他打过招呼之后，回到家想让我爱人准备点好吃的，请他过来喝两杯。上回人家送我两根牛鞭，一直没找着礼尚往来的机会，心里一直有个事儿。另外温锅的时候别人都来了，就是郝局长没来，这回也顺便请请他。不想我爱人坚决不同意，她说：“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我说：“怎么了？”
“你知道上回温锅的时候，郝局长为什么没来？”
“不是给他丈母娘做生日去了吗？”
“你拉倒吧，他是怕来咱家喝酒要提溜东西，躲了。”
“是咱请他喝酒，谁要他提溜东西来着？”
“县城里就这么兴！你见谁到人家喝酒空着手过？那天小贤她男的说‘有时间跟你正儿八经地喝’这个正儿八经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不知道？那就是等他提着很多东西来之后再跟你喝！”
“还有这种讲究啊？我还真不知道哩！”
“就跟你不是沂蒙山人样的。”
“这么说，以后不能随便请人来喝酒了？”
“那当然，你一请就等于是向人家要东西！”
“提前打好招呼，不要人家提溜东西也不行吗？”
“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怎么才能让人家不提着东西来喝酒呢！”
“你若真想请人来喝酒，可以随便找点活让他们干，干完了，顺便留下来喝就是了。”
“还真是麻烦！”
“所以‘菜好做客难请’嘛！”
“哎，你听谁说温锅那次郝局长躲了？”
“这你就甭管了，反正好几个人都这么说。”
那个星期天，因为一时找不出什么活让兽医站长干，小酒就没跟他喝成。再说你请人家喝酒，还得让人家干活，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尽管我是沂蒙山人，也还是不适应。
五、友情重，亲情薄。公家人儿有优越感，怀疑农村人热情有企图。公家人儿与农村人有隔膜
小县城的格局是这样：以广播站所在的那座小山为界，山之南是老城区，全是些刚转成城镇户口的坐地户。这些农民式的市民或市民式的农民，操地道的沂蒙山口音，干蔬菜供应及饮食服务方面的营生，既敦厚又狡黠。山之北则是新城区，全是县直机关及各部委办局的办公大楼及家属区，这些人来自县内外甚至省内外，操着沂蒙山化了的南腔北调，做着开会、打电话、作决定及写材料之类的工作。既品尝着城市的文明，又享受着农村的实惠；即洋气，又传统。这两部分人除了在市场上打打交道之外平时很少有来往。当然也不时地有矛盾发生。打起架来的时候，南边儿的人成帮，北边儿的人不成帮，故北边儿打不过南边儿。北边儿的人管南边儿的人叫地头蛇；南边儿的人管北边儿的男的叫公家猪，管女的叫公家的女人。春天的傍晚里，南北两部分都有些人要到沂河边去，北边儿的人是去河边散步，南边儿的人是去菜园干活。
我跟我儿子也常到河边去，我们在那里放风筝。服务部有人去外地进彩电，给我儿子捎回来个可以折叠的塑料风筝。那种风筝不知造型有问题还是分量太重，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放得起来，在河套里就放得比较好。北边儿的人见了，说是：“嗬，还有这种风筝！”南边儿的人见了就问：“多少钱买的？”
广播站离沂河有二三里，你不能天天都去那里放，我儿子的兴致还不减，我们就到广播站后边儿的山顶上放。山顶上有一座三十多米高的自来水塔，水塔上有我们广播站扯的一些插转机的放大天线和高音喇叭。放着放着一不小心风筝线缠到天线上了，缠得还怪牢固，拽也拽不下来。老张在院子里看见了，跑到山顶上说是：“怎么在这里放？潮一样！”说着就要往水塔上爬。我说：“算了，这么高，为个破风筝上去下来的不值得。”他说是：“怪可惜的，以后上去修喇叭的时候再取下来。”
那个风筝就固定到天线上了。风大的时候它飘着，蝴蝶似的；风小的时候它扬着，彩旗似的。而山顶上永远不会没有风的，它就显得很飘逸，很舒展。
老张原来跟我舅一个庄。他种完地回来，跟我说是：“你舅让我给你赔礼了。”
我说：“赔什么礼？”
“你母亲去世得早，你小时候你舅也没管过你，他觉得很对不起你，现在想见见你，还怕你给他下不来台！”
“他要想见来就是了。他怎么知道我会给他下不来台呢？”
“他听说你是作家，说话很刻薄，拿着挖苦人不当个事儿，不敢来呢！”
“我抽空儿去看他吧！”
“你舅让我问问你，清明节你回不回家上坟。你若回去，他也去，一块儿见见面！”
“你给他捎个信儿吧，清明节我回去！”
老张不提我还忘了有这么个舅。打我记事儿起，我从来没见过他，当然也就没什么感情。我档案中任何表格的社会关系一栏里也没有他的名子。
我之所以对他淡漠，是基于这件事：我母亲去世后的头几年，我姥娘每年都要来看我们几次。有一年秋天，我姥娘正在我们家招呼着我姐姐拆洗棉衣，我舅来了。他一进门就对我姥娘说：“我寻思着你就到这里来了，人都死了，你还老来个什么劲儿，不知道家里忙不过来吗？”说着就牵出土改时分给我们家的小毛驴让我姥娘骑上，牵走了。牵走了就没送回来，我父亲也没再去要。从此就没再来往，后来我姥娘去世，他也没捎信儿给我们。
清明节，我们一家三口回去扫墓，我跟我姐姐说起这事儿，我姐姐说：“咱舅肯定不来！”
“他说好要来的！”
“你有点名气了，像当了多大的官儿似的，他这么跟别人说说，表示跟你有点关系就是了，并没有实质的意义。他让别人捎信儿，是让人家知道他跟你真有关系，而不是瞎吹！”
“那我就去看他！”
“你要真去看他，他就会躲了。”
“为什么？”
“你不知道他的脾气，他特别古怪，他过去也给我捎过多次信儿，我真去了，他就躲了。”
清明节这天，他确实也就没来。
关于上坟这件事，我姐姐说，你要上，就须每年都回来上，你不能想起来就上，想不起来就不上。你在外边儿，不可能逢年过节生日祭日的都回来上，那就不要老掂着这件事儿，你有这个心就行了。我当初嫁在本庄，一是要照顾你，二是要上坟。我每次去上坟都提到你，都说纸钱是你送的，你在外边儿混得不错，他们九泉之下只管放心就是。
这两件事，我当初都很以为然，以后也就没再回去上坟和看我舅。可当我离开小县城过起了真正的城市生活之后，有时思想起来就觉得不对了。淡漠亲情，其实还是一种公家人儿的优越和懒惰啊。这是我的不对，顺便在这里说一下。
那次我带着老婆孩子回去，老实讲，心里确实就有荣归故里的那么一种感觉。这也说明咱确实是小家子气啊，一个股级干部就荣归故里了？可当时就是那么个心态。一个跟我同村的小学到中学的同学见了我就说：“让你挖着了（赚了便宜）哩！”
我说：“怎么挖着了？”
“你在部队当军官，转业回来当干部，还不挖着了？”
我说：“我在部队当军官是吃苦拼命干出来的，你以为部队的军官就那么好提呀？咱又没有后门儿？你几个孩子？”
“三个！”
“我一个。你多大结的婚？”
“二十三！”
“我是二十八，这说明我在部队吃苦拼命的时候，你正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地享受天伦之乐，还有比孩子更宝贵的吗？你都比我多两个！这样总算起来，你说谁挖着了？”
他就说：“嘿，你可真会让人心理平衡，说起来都不容易就是了，不容易，嗯。”
他走了之后，我爱人说：“怪不得咱舅不敢见你呢，你说话还真是怪刻薄哩。人家就说了那么句话，你还没完儿了呢！”
我说：“我这个同学气性特别大，当初我学习比他稍好点儿，他就难受得要命。最后气得他没毕业就下学了，回到庄上修锁修手电筒给猪打针，老想干个脱产的工作。我那么说是让他心理平衡一下。”
我爱人就说：“我看你就是怪胀饱，你二十八岁结婚有什么了不起？”
我爱人不是沂蒙山人，她是个下乡知青。她对沂蒙山里的人情世故方言土语比我知道的还多，刘乃厚对她就特别佩服。她每次回来，刘乃厚总要来看她。
我爱人是红卫兵串联的时候第一次来我们村的，和她同来的还有她的几个同学。刘乃厚在大队当保管员，当时正在大队部门口蹲着，见几个外地的学生朝他走来，就站起来说是：“同、同志们辛苦了，屋里歇会儿，抽袋烟！”
后来成为我爱人的那个女孩子掏出一封脏兮兮的介绍信给他：“这儿是钓鱼台吧？”
刘乃厚说：“是钓鱼台不假！”他接过介绍信看了看，是“希沿途各地免费予以解决食宿为盼”几个字。就说：“还为盼呢，盼啥？甭盼，来就是了。”说着将他们让进屋，麻利地生火烧水提壶涮壶，透着经常招待公家人儿的一种熟悉和干练。
说起话来的时候，刘乃厚问那几个学生：“当前的形势是怎么个精神？”
其中一个男的说：“当然是大好了，不是小好！”
“牛鬼蛇神横扫得差不多了吧？”
“还不能这么说，革命无止境嘛。”
“你们要好好关心国家大事，千万别让咱国家变修了。”
我爱人笑了笑问道：“您是十四岁就当村长的老革命刘乃厚吧？”
刘乃厚一听，挺惊讶：“是啊，你怎么知道？”
我爱人说：“大名鼎鼎还能不知道！你一说话我就知道，我还知道劳动模范刘玉贞，支部书记刘曰庆呢，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
“都挺好。玉贞大姑早就出嫁了，曰庆书记还当书记。哎，你是怎么知道的？面好熟啊！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爱人说：“你别胡乱猜，咱们根本没见过，我是听说的。”
刘乃厚就说：“嗯，知道我的人怪多不假，玉贞大姑到省里开劳模会作报告的时候也提到过我，主要是跟敌人作斗争能讲究个灵活性儿。”
“抽空儿给我们讲讲！”
“也没啥好讲的，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嗯。”
当晚，我们村就开起了社员大会。一是对这几个学生表示热烈之欢迎，二是请他们传达***接见的幸福之情景。完了，那几个学生就唱《人人都说沂蒙山好》的歌，跳《北京有个金太阳》的舞。他们这样唱着跳着的工夫，上点年纪的人就议论我爱人：“这闺女是怪面熟不假，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看像那年来咱这儿办识字班的那个工作同志曹文慧哩！”
“恩，是有点儿像。越看越像。说不定就是她的闺女！”
后来大伙儿就知道她确实就是曹文慧的大女儿。
那几个学生由刘乃厚陪着在钓鱼台村里村外地转了个遍。他当然就不失时机地结合地形地物介绍一番他当年机智灵活开展武装斗争的事迹。他那点事迹不少人都知道，无非是偷了日本鬼子的罐头却误认为是炸弹，扔到村内的井里了，害得全庄到村外挑水达三年之久。后来还是曹文慧让人下去打捞出来，消除了大伙儿的误解。他还领着他们专门儿看了那口井，说是：“看看，啊？就是这口井，有一定的文物性是吧？”
有个男同学问他：“听说你当村长的时候什么人都接待？甭管是鬼子汉奸来到就有饭吃？”
刘乃厚说：“那当然！你不招待把他们惹火了，血洗你一下子，那就不合算。三岔店不就让他烧得够呛？三光？搞地方斗争可不能跟部队样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完了就开拔。主要是讲究个灵活性，嗯！”
看钓鱼台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时候，那几个学生就有点失望，说是：“到处光秃秃的，连棵树也没有，就这么个‘风吹草低见牛羊’啊？”
刘乃厚就为拿不出更好的风景给他们看而有点过意不去，说是：“那只是一种理、理想，啊，我们要好好地抓革命，促生产，封山造林，绿化祖国！”
刘乃厚还领着那几个学生到他家看了看。他家五个孩子，一色的男孩。其中一个还是兔唇儿。衣服是统统没有扣儿，有的敞着怀，有的就用根草绳子扎着。他们进去的时候，刘乃厚让那个兔唇儿“滚出去，没有个礼貌性！”那个兔唇儿骂一声“操你个娘的，来个人你就让我滚出去，就跟我不是这家的人样的。”就抄着手出去了。
我爱人问刘乃厚：“你干嘛不趁着孩子小，去医院给他做个小手术，把那个兔唇儿给补上？”
刘乃厚就说：“还要押金什么的，怪麻烦。再说孩子多了，你不能个个都保证质量，总得出个把残品什么的。”
我爱人又问：“孩子们的衣服怎么都没有扣儿呢？”
他说：“那都是冬天穿的棉袄表儿，缝上扣子做棉袄的时候不好拆！”
他家的院子很大，房子很小，屋里很黑。过一会儿适应屋里的光线后，那几个学生就都注意到地上不平，墙上有洇迹，就一张床，床上一条滚成了疙瘩的破棉被。我爱人又问他：“你一家七口怎么睡呀？”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在大队值班，部分孩子到人家借宿。男孩儿泼辣，甭怎么费心就能活。”
一只瘦瘦的小癞皮狗趴在门口好奇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刘乃厚踢它一脚，它不好意思地哼嘤着走了。刘乃厚就让他们在这里多住几天，赶明儿把这只狗杀了给他们吃，“天冷了不是？天一冷吃了狗肉可补身子呢！”
那几个学生就说：“你千万不要杀，我们都不吃狗肉！”
不想当天晚上，有个男同学就拉起了肚子。刘乃厚吓坏了，赶忙把支书刘曰庆找来，刘曰庆问他：“许是吃的什么东西不卫、卫生？”
刘乃厚说：“就是吃了点羊肉，又吃了几个柿子。”
刘曰庆就说：“那还不拉肚子？这个也不懂？年纪也不小了。”
刘乃厚赶忙就去拿药，又让老婆炒麸皮，尔后将发烫的麸皮包起来敷到他的肚子上。刘乃厚守了他一夜，赶到天明，那学生不拉了，眼窝儿却一下塌下去不少。刘乃厚到底把那只小癞皮狗杀了，煮了，让那个学生吃了补肚子。
我爱人后来给我说这件事儿的时候眼泪汪汪的，我听了也很受感动。最让我震动的是，那个学生补好了肚子之后认为刘乃厚有问题，他是这么分析的：“他为什么对咱们这么热情？还杀狗什么的？他如果没有问题能对咱这么热情吗？这里面肯定有鬼，他是做贼心虚故意表现得好一点儿。明摆着他那一年维持会长当得就有问题，还机智灵活呢！”
我爱人跟他吵架的时候，刘乃厚正从外边儿进来，他还劝他们：“出门儿在外要注意个团结性儿，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是？”
我说：“你这个同学还真不是东西哩！”
我爱人说：“他主要是不了解沂蒙山的农民，另外阶级斗争的弦儿也绷得紧了点儿。”
后来一时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爱人就下到我们村了。她在下乡期间，就将刘乃厚那个兔唇儿的儿子领到省城做了手术，给补好了。刘乃厚感激得不知怎么办好，那个兔唇儿回来就保镖似的整天跟着她。再过几年，当她跟我结婚的时候，那个兔唇儿乘婚礼上人多混乱之机，竟踢了我一脚，小兔崽子还挺复杂。
这个清明节我们回家，兔唇儿就来看我们了。他那个手术做得不错，嘴唇上只是有两道小疤。我爱人说过补嘴唇的肉是从他大腿上割下来的。但肤色挺一致，不认真看还看不出来。按庄亲的叫法，刘乃厚管我叫叔，兔唇儿当然就要管我叫爷爷。但他不叫我爷爷，光叫我爱人奶奶。叫得我爱人脸上红扑扑的，故作庄重：“你爹身体好吗？”
我爱人递给他一根烟，他抽着说：“身体还行，挺能吃，他要来看您来着，没让他来。他光随地吐、吐痰！”
我爱人说：“你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怎么不让他来？农村人谁不随地吐痰啊！等会儿我和你爷爷去看他。”
“那我得回去打扫打扫卫生！”说完，跑了。
这时候，刘乃厚的老婆已经去世，五个儿子中有四个已经结婚了，只有兔唇儿还没对象。我们去他家的时候，刘乃厚正在门口迎着。他的腰已经弯了，头发全白，完全是一个老人的模样了。他老远看见我们就小跑着迎上来，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大叔大婶来了？”我当时三十来岁，让一个老人叫大叔，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他弯着腰还想扶我爱人，但又不敢扶，两只手扎煞着护着她似的。我们在院子里刚坐下，兔唇儿从外边儿买了一盒烟回来，进门就训他爹：“让你烧点水烧点水嘛还这么干坐着！”
刘乃厚抬起身说：“就去烧、就去烧！”
我爱人说：“是我不让你爹烧的，我们不渴！”
刘乃厚还是进屋去了。我爱人说兔唇儿：“你怎么跟你爹这么说话？”
兔唇儿嘟囔着：“老糊涂了他是！”
刘乃厚拿出些干巴枣儿来。说起话来的时候，我问刘乃厚多大了，他掰着指头数算了半天：“四三年我当村长的时候十四呢，今年是……”
兔唇儿没好气地说是：“五十三！”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是五十三不假！”
而他的形象六十三也不止。
我问他：“生活怎么样？”
他说：“还凑合！”
“家里好像变化不大呀！”
“那四个孩子分出去了，他们家里好点儿！”
“没搞点家庭副业什么的？”
“咱这里能搞什么家庭副业！”
“看来你家还是不富裕呀！”
他就说：“都三中全会了，还能说穷吗？当前的形势也不知是怎么个……吭、吭……”他站起来找地方吐痰去了。
我心里就一震：三中全会了，就不能说穷了吗？
我爱人问兔唇儿：“你也没出去找点活干？”
“到哪里找去呀？咱又不认识人！人家西鱼台有个在县里当工会主席的，把他们庄的青壮劳力弄出去不少，都在县城干临时工。”言外之意好像还嫌我也在县里却没给老少爷们干什么事儿似的。我爱人看我一眼，苦笑一下，再也没吭声。
我们在钓鱼台呆了两天就回来了。还没到家，我那六岁的儿子就跑到山顶上去看他那只挂在天线上的风筝。不一会儿，他气咻咻地回来说是：“南边儿的孩子真坏呀！”
我问他：“怎么了？”
“几个小孩儿用弹弓打那个风筝呢！”
“打就打呗，塑料的东西又打不坏！”
“碍他们什么事了，他们打它？”
“打着玩儿呗，看着不顺眼呗，哎，你怎么知道是南边儿的孩子？”
“看打扮儿还看不出来呀？老百姓模样的！”
“可别惹他们呀！”
“我知道！”
六、商品观念淡薄，有点能量即如鱼得水，穷不说穷，一哄而起，犯个自由主义感谢你，文革遗风尚存
我离开两天，广播站就发生了点小变化。辛有余走了，随之调来的是一个叫陶立坚的小青年。辛有余走的时候，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赋诗一首：余被下放十五年，落实政策重见天。意识形态实重要，虽不对口亦欣然。来站工作近三载，实乃隔行如隔山。余做农技尚勉强，怎好滥竽搞宣传？年过半百耳又聋，常常给党添麻烦。余到农技去补差，倒出位置儿接班。您来此站当主任，工作能力不一般。只是做事须谨慎，且莫做了出头椽。
这封信是我回来的当天晚上小孔交给我的。小孔说：“心有余悸是个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人物，走就走了，倒是这个陶立坚你得注意。”
“他怎么了？”
“以后你就知道了。”
“王局长怎么没给我打个招呼呢？”
“大概还没来得及吧！”
第二天一上班，王局长就给我打招呼了，他说：“辛有余到农业局去补差，主要是让他儿子来接班。他儿子已经安排到公社放大站了。来的这个小陶是咱们县长的一个侄子，他母亲就是原来在咱们这里当播音员的那个老谭，‘文革’中自杀了，你听说过不是？”
“这个小陶原来是干什么的？”
“卖猪肉的！”
“写东西还行？”
“要是行我不早要了吗？唉，顶不住呀，县长给我打了三次招呼了，好在他还年轻，以后你多带带他。”
我到办公室的时候，那个小陶已经坐在辛有余原来的位置上了。他个子很高，脸很长，留有希特勒式的发型，说话有点结巴。见了我那个热情！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当面吹捧人的人。他说：“您就是刘呀老师吧？我是小呀陶，早就听呀说过您，这回可见呀着了。我是奔着您呀来的，过去请呀我来我都不呀来，您来了我就非呀来不可，您一定要收下我这个徒呀弟，喝水刘呀老师。”完了就大段大段地背诵我先前发表过的某篇小说中的段落，“您写的两个女人吵呀架的细节真呀是绝，这个说‘你这么厉呀害能把我吃了？’那个说‘我吃不了你，我是回呀族！’真是千古绝呀骂。怎么寻呀思的来，是您亲呀自遇见的真事儿吧刘呀老师？”之后就从桌子底下提溜出个苞米皮儿做的提兜儿，说是：“第一次见面没呀啥好送，给您弄了点猪呀蹄儿，听说您爱吃猪呀蹄儿不是？已经拾呀掇干净了，回家直接呀煮就行。”
我问他：“多少钱？”
他就说：“您瞧不起呀人这是，拜呀师怎么能收呀老师的钱，我弄这个比呀您方便。”
我想我喜欢吃猪蹄这事儿在小县城里是有名了，真该感谢传这话的人。虽然王局长说了“顶不住”的话之后，我对这个小陶没啥好印象，可咱到底不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呀，人家这么热情洋溢费劲巴力地歌颂你抬举你，还送给你猪蹄儿什么的，你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怪滋润呀。再说咱跟他又没什么个人的积怨，你管他是怎么来的呢！
小陶母亲的情况我先前略知一二。老张有一次说我那三间平房中最靠头儿的那一间曾停过一个女播音的尸体，停了三天，“那个女播音员也是个‘播音晚了’”。老张说她自杀的原因有三种：一种是她跟原县革委的某个副主任有一腿，且怀了孕，败露之后丢毁了堆，因此服安眠药自杀了。二是她精神方面有问题，老担心有人谋害***，久而久之钻了牛角尖，因而自杀了。三是夫妻长期不和，身体又有病，个性还很强，干脆一死了之。老张说：“我个人认为将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加起来差不多。尸体在那屋里停了三天，是因为那个县革委副主任不让火化，非要广播局党支部追认她为共产党员不可。眼看尸体就要烂了，最后没办法，还是追认了。”他建议我那间屋里最好不要住人，可放些杂物什么的，“虽然时隔多年了，但先前一直没住过人，猛丁住进去，还是怪硌盈。”
老张不说还没事儿，他这么一说，我再到那屋里去的时候心里确实就怪硌盈。我晚上有时在那屋里写东西，写着写着就觉得阴森森的，顶棚上边儿还时而发出唏唏嘘嘘的声音，仔细一琢磨，就像在说：“播音晚了播音晚了。”
我跟老张说起这事儿，他就说：“看看，怎么样？给你说你还不信呢，潮一样。”
那个老李就说：“操，胡罗罗儿呢，顶棚上的声音是老鼠在跑，我那屋的顶棚上也有老鼠跑，老张是非党同志，不懂个唯物主义辩证法。”
如今，那老播音员的儿子又来了，这县城到底不大呀。
小陶来了没几天，就向我建议说：“这个机呀务股也拿稿呀费还是个事儿哩，咱们编辑呀部有广告收呀入拿就呀拿了，他们机务呀股能创收而不创呀收也拿就不合呀理，他们修理个电呀视机收音呀机可以收呀费嘛，他们为啥不呀收？光为好呀人。”
我觉得有道理，就跟郝局长说了说。他还不干，他说是：“我们机务股主要是保证设备正常运转，你一搞创收人心就散了，一心不能二用嗯。再说凡是来修理收音机电视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你怎么好意思收他的费？搞创收有一个服务部就够了，咱们广播站是党的喉舌，不能见钱眼开对不对？”
小陶后来就说：“不呀收费是对他们个呀人有好处，来修机呀器的哪个不大包小呀提溜的往他家呀送？你一收呀费人家就不呀送了。”
我问他：“你怎么知道？”
“那还不是秃子头呀上的虱子明呀摆着？”
“没亲眼见的事以后不要乱说！”
他就说：“那是当呀然！我就是亲眼见了也不会乱呀说，也就是跟您说说罢呀了。”
我清明节上坟回来之后，刘乃厚那句“都三中全会了还能说穷吗”的话老在我脑子里转悠。我跟王局长谈起这事，王局长说：“穷不说穷，是咱沂蒙山的光荣传统嘛。”
“从三级干部会上的文件看，去年全县人均分配好像是四百五十元对吧？”
王局长说：“你听他的！若按往上报的数字，全县的绿化面积比全县所有的面积还大哩！”
“三中全会之后还这么干？”
“哎，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你可不能钻牛角尖儿，这些事比你明白的人多的是，你才回来几天？”
“就没人往上反映？”
“反映怎么了？比这些问题还严重的不知有多少，上边儿管得过来吗？咱们基层新闻单位主要是搞正面宣传你知道不是？你千万不要捅这个马蜂窝，也再不要搞那个什么小内参了。你新官上任三把火，热情很高，可以理解，但历史的经验也要注意，你如果马上能调走那就不妨捅它一家伙，你如果想在家乡安居乐业不再挪地方了那就不要捅，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不同意你的态度。”
他笑一笑说：“到底是年轻啊，部队下来的同志啊！”
但我的心里却很温暖：这是个关心爱护部下的人，而且还很懂业务。我有时在想这个王局长对我这么关心这么热情，会不会是有所企图或有什么问题？而有所企图或有问题的人对人一般都是比较热情的。但想起那个来我家乡串联的怀疑刘乃厚热情的学生，又觉得自己太狭隘太不高尚，好像真变得不是沂蒙山人了似的，也就没敢再去想。
这年的春夏之交，外地来了些卖蚯蚓和举办蚯蚓学习班的，天天来广播站做广告。广告里说：要脱贫，养蚯蚓，想有钱，养曲溜船（蚯蚓的当地叫法）。一期办三天，学费六十元，免费赠送蚯蚓苗，养大之后全包销。那些急于脱贫而又找不着挣钱门路的农民兄弟忽地就拥了上来，兴起了一股小小的养蚯蚓热。我爱人也动了心，说是：“刘乃厚家那个兔唇儿那次好像还埋怨咱们没给他找个赚钱的门路是不是？给他捎个信儿叫他也来学学怎么样？”
我说：“广播里天天咋呼，他又不是听不见，还用得着你捎信儿呀？”
我爱人到底还是给他捎了信儿，那个兔唇儿就来学了。学费不够，我还给他垫了二十块钱。不想那帮儿外地人罗罗了没两天，送出一点小蚯蚓去，每人赚了一家伙，窜了。报纸上很快就登了信息，根本没地方收那玩艺儿。那些养蚯蚓的一个个叫苦不迭，赶忙将那些软体动物喂了鸡算完。那个兔唇儿就埋怨我爱人：“当初我就半信半疑，俺不来嘛您非让俺来不可，这下倒好，四十块钱白扔进去了，还高蛋白呢，白他娘个×呀！”
我爱人给了他四十元钱将他打发走了又埋怨我：“谁让你们天天播广告来着？党的喉舌就干这个呀？”
王局长也找我：“有一个广告管理条例的暂行规定你见过没有？你查一查有没有办类似学习班的有关条款。”
我问他：“怎么了？”
“县委办公室来电话让咱写检查呢！”
“检查我来写，此事与你无关。”
“你说得好，我当领导的怎么能让你写检查？一切事儿都由我兜着，我这么大年纪了又不想再进步了，他能怎么着我？”
郝局长在旁边儿就说：“那是，那是！”
编辑小孔说：“看看，怎么样？这就报复上了吧？”
我说：“这个事儿咱们确实也有责任。”
小孔说：“有什么责任？广告管理条例上根本就没有办学习班这一条，人家还有介绍信盖着公章什么的，再说有责任也用不着他来管呀，要工商局是干什么吃的？”
王局长说：“让咱检查就检查呗，又掉不了几斤肉！”
郝局长就说：“看来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了，宣传工作很复杂嗯。”
不想没过两天，我姐姐就来看我了，和他同来的还有五六个叔伯兄弟，其中一个开着拖拉机，那个兔唇儿也来了。我姐姐一进门就问：“听说你犯错误了？”
我说：“犯什么错误？”
“说是办蚯蚓学习班的广告是你让播的，让县委一撸到底？”
“你们听谁说的？”
“咱庄里来县上推氨水的人说的！”
我跟他们解释了半天，他们才放心。
我知道我们村有看望犯错误的人的传统，就像别的村有看望病人的风俗一样。不想为一个小小的传言，他们跑了八十多里地也来看我了，我心里真是热乎乎的。我说：“以后你们不要听见风就是雨，再说我若真犯了错误，你们来也没用！”
他们就说：“别让他们以为钓鱼台没人，姓刘的是好欺负的！”
“胀得他不轻，还让人写检查呢，写鸡巴毛啊！”
我让他们住一天，第二天再走，他们说是：“庄上老少爷们儿都挂着，回去说一声，好让大伙儿放心。”又开着拖拉机连夜赶回去了。
那个兔唇儿临走的时候，就把那四十块钱给留下了，说是他爹把他好一顿臭骂。
第二天一上班，那个小陶问我：“昨天你家忽拉来了这么多呀人，是干什么的？”
我说：“是我们庄上的，来县城办事儿，顺便过来看看。”
“气势呀汹汹，像打呀架似的。”
“农村人就这样儿。”
小陶跟宣传部报道组的人合写了一篇稿子，拿给我看。我问他：“是你写的？”
他说：“是我们两呀人合写的。”
我看完之后觉得还可以，当个广播稿是没问题，就说：“还行！”
他就说：“第一次写，不会呀写。”
我给他编了编，在本站广播了一下之后他觉得不过瘾，就让我写封推荐信，他往省台送。我说：“寄去不行吗？”他说：“送吧，送去人家呀重视，路费也不要站里报呀销。”
我给那个来讲课的大老胡写了封信之后，他就从被采访单位要了辆吉普车，还要了些蝎子香油之类专程送去了。小孔说：“怎么样？能量不小吧？这稿子贵呀，高价的。”
我苦笑一下作罢。
那篇稿子当然就播了，小陶就拿一个秘密来感谢我，他说：“郝局长对你有呀看法定了，他说一心不能二呀用，你经常写呀小说，怎么能干好本职呀工作？还拿稿呀费什么的。”
我说：“他这么说了吗？我找他去！”
他就说：“你这个同啊志，你一找不就把我给出呀卖？往后谁还敢跟你说呀话？”
我说：“哪一件本职工作我没干好？广播站的稿费我拿过一分钱吗？”
“他不是说你拿广播站的稿呀费，而是说你拿人家的稿呀费，他是害红呀眼病，他家庭困呀难，看见人家拿稿呀费心里就不舒呀服，甭说拿稿呀费了，你工资比他呀高，他也不舒呀服，这是一呀方面，另一方呀面，他觉得你跟王呀局长不错，是王局长的呀人，就更不舒呀服。”
“王局长和郝局长有矛盾？”
“不但有，而且还很呀深，他两个的矛盾由来呀已久，不好弥呀合。”
我问小陶：“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陶说：“广播站什么事儿我不知呀道？这地方是庙小神呀灵大，池浅王呀八多，没一个好呀东西，当然您除呀外，我母亲就是让这帮人迫呀害死的。”他说着说着眼泪还掉下来了。
“那你何必调到广播站来呢？”
“看我怎么收呀拾他们！”
我就吃了一惊。我劝了他几句，要他别记旧账，要往前看，同时要注意遵纪守法，不要干越轨的事情。他就说：“你不了解呀情况，不要小瞧呀人，我还能不遵纪守呀法？”
我就预感到这个小小的广播站今后不知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七、情绪经不住小冲击，戴大盖帽儿就能让人站好，用吃喝解决小摩擦，想发财胆子还不大
我说过，我们的小县城里是有许多生活的网络和循环圈的，你不参加其中的一个，你买肉买不到瘦的，买粮买不到好大米以及绿豆、红小豆，若是生病那就更麻烦。温锅之后，这些问题是早就解决了。但都是人家给你解决的，你不能不礼尚往来，也给人家解决点什么。他们让我办的大抵有两件事：一是吹吹他们，报道一下他们的先进事迹，最好是能变成铅字，在报刊上吹吹，这点不难办到。二是给他们买优惠价的彩电，这就有点小麻烦。广播局有个服务部，隔三岔二地倒是进一点彩电，但都是搭配着黑白的来的，往往是进一台彩电要搭配十来台黑白的。再说你买一台两台可以，你不能老买，但又不能给这个买了不给那个买。我为了跟那个老张搞好关系，让他每次进彩电的时候在厂里能给我留出那么一两台，就不时地请他喝个小酒。他因为经常给我办事，觉得有点喝酒的资格也就不提溜东西。
我说第一件事不难办到，是基于以下的背景。当时省内外个别报刊刚开始时兴带赞助性的报告文学这一说，我经常接到类似的约稿信和接待这些报刊的编辑或记者。他们也认为沂蒙山商品意识觉醒晚，是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就经常来人来函找我帮他们拉广告或赞助性的报告文学。我大小是个作家，干过那么一两次之后觉得做这件事有点掉价，跟讨小钱儿的似的，也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那些搞报道搞不出多大名堂的或其他社会写作力量干这事儿也许比较合适？小陶有一定的能量，而且急于将钢笔字变成铅字，再有人来约稿的时候他就主动地凑上来了，我也乐得让他去应酬。不想他很快就能独立作战，拉赞助，拿提成，跟那些编辑称兄道弟，名利双收了那么一段。后来当我离开小县城的时候，据说他已经联系好了书号，准备出报告文学集，还要我给他写序什么的。这是后话，不提。
从审计局来了些查账的，态度不怎么友好。查完了账还查仓库，找仓库保管员和机务股的人谈话，谈话的时候让老李“站好”，老李战战兢兢地就做立正姿势，也不说“***要活着能气得够呛”什么的了。折腾了一个星期，下来了一份通报。从通报上看，广播局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招待费过高，请客送礼过多，光去年给某新闻单位代买苹果就垫进去四千多元。二是巧立名目，乱发奖金和实物，比如编辑人员发工作服，机务人员发稿费。三是器材管理混乱，出库入库手续不健全，零件丢失严重，初步估算价值三千多元。责令广播局将巧立名目所发的奖金和实物原数原价从工资中扣回，并令广播局主要领导同志作出书面检查，尔后由有关部门视情处理。
我问王局长：“怎么给某新闻单位代买苹果还垫进去四千多元？”
“操，那是给省台买的，人家来电话要咱给他们买质量高的价钱低的，现在果园都承包了，到哪里买去？咱们四毛一斤买了，按两毛一斤收他们的钱呗！”
“这事儿办得有点潮啊！咱们小单位怎么补得起大单位？你补得过来吗？”
他说：“不这么补，人家能给咱平价铁丝吗？人家换下来的电视转播设备能白送给咱们吗？去年闹水灾，广播线路断了十五杆公里，人家能给咱三万元救灾款吗？”
小孔说：“审计局不声不响地怎么单审计咱们呢？”
王局长说：“审计局除了正常的普审之外，平时一般都是不告不审，是有人告了呗！”
小孔说：“弄不好又是那个唐叭狗搞的鬼！”
王局长说：“不可能，他顶多就会大鸣大放地打个电话要你写检查，耍耍官威，干这个他还不会。”
小孔小心翼翼地说：“会不会是郝局长？”
王局长说：“他更不会，第三条就全是他的事儿。他怎么能会？”
小孔还在猜测：“会是谁呢？”
王局长就说：“别管是谁了，人家通报得对，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我就有点小紧张：最近外边儿有些我可能要当局长的传说，那么人家会不会怀疑我是抢班夺权急于把局长掀下去而来了这一手呢？很可疑的。
外边儿关于我可能当局长的传说是小陶告诉我的。小陶说他听宣传部的人讲的。他分析说：“这很呀可能，县里的科局级干部是五十不呀用，四十不呀提，王局长现年五十呀三，该当调研呀员，这个局长我看是非你莫呀属。”
我说：“别胡罗罗儿，我根本就不想当官儿。”可小县城的那种氛围弄得你心里还是怪恣呀，听这个比听我犯了错误或啃猪蹄儿要顺耳些。
两个局长的情绪都不怎么高，管理有点松，人心有点散。有人说那个老张从外地往这运彩电的时候，在半道儿上就卸下来不少，让他老婆代卖去了。服务部当时还没承包，他老婆代卖可以发个小财。播音员小宋也开始神出鬼没，星期天经常外出，回来得还挺晚，漏报了好几次天气预报。小梅说：“这可是大事儿，过去漏报一次天气预报都是要给处分的。不信你问问王局长。”小梅说这话的时候牙上粘了好多韭菜，我特别恶心女同志的牙上粘韭菜。我说：“我没权力给他处分呀，你找王局长给他处分去吧。”她嘟囔着：“这个么儿要是不处理，往后咱也漏报它一两次，”走了。我很快就知道小宋星期天外出是跟文化馆一个照相的到偏远的农村给人照相发小财去了，我知道了也没捅破这件事。小宋是个临时工，业务不错，编辑部数他工资低，他又有会照相的特长，他搞点额外收入就搞去吧，我只让他别再漏报了天气预报就完事儿。
隔壁小贤包了顿饺子给那个老李吃，以示对审计局找他谈话的时候让他站好的慰问之意。估计是小贤正在院子里下饺子，那边儿说话这边儿能听见。小贤说：“你不是怪懂唯物主义辩证法嘛，那还生什么气？”
老李说：“懂×呀！”
小贤笑得格格的：“不文明呢！”
“文明个鸡巴毛呀，操他亲娘的！”
“有本事当面骂呀！当时吓得那个熊样儿，现在来劲儿了，快端！”
老李在小贤家吃完了饺子，来我家喝水，他说：“操他的，现在这些戴大盖帽儿的太多了，分不清是哪一部分，我起先以为是公安局来着，弄了半天还是审计局，审计局又不是公安局，他怎么能随便让咱站好？”
我说：“这是个别人的态度问题。”
“这就是县以下的水平啊，戴个大盖帽儿就能让人站好，哎，你能不能在咱们那个小内参上来它一篇儿，撸这些婊子儿一家伙？”
我问他：“通报上那三条是不是都属实？”
他说：“属实可能是属实，可属实就让人家站好吗？”
我说：“那不还是个别同志的态度问题嘛，有三个问题的撸有一个问题的也说不过去呀！咱们别再火上浇油了，搞不好不知又会惹出什么乱子！”
他就说：“操，你也是白搭×呀，回来半年多点儿，棱角就没了？党的喉舌让个审计局操了一家伙，***要是活着能气得够呛！”
秋天到了，该吃羊了。沂蒙山一到这个季节大兴吃全羊，久兴不衰。我们那个小县城更是略胜一筹，各行各业各部门把吃羊当作福利来搞，统统吃。下班的时候你看吧，几乎每人都用网兜儿提着盛满羊肉的铝盆铝锅，脸上放着红光，见了人格外亲切，整个县城就弥漫着羊肉的芳香和团结友爱的气氛。那种吃法是这样：将山羊杀死之后，把羊头羊蹄羊下水拾掇干净，该拔毛的就拔毛，该翻肠的就翻肠，尔后跟羊肉放到大锅里一起煮，待煮个半熟，再将它们捞出来该切的切，该剁的剁，完了放上佐料再煮。煮熟之后倒上醋撒上香菜，连汤那么一盛，确实是好吃得要命啊，还没膻味儿。整个沂蒙山区及附近的临朐、莱芜、新泰几个县都是这个吃法。我在离开小县城之后最怀念的也是这玩艺儿。我体会这种吃法的意义不在于吃，而在于做，在于做的时候大家嘻嘻哈哈一起动手的那种气氛。
这时候，别的单位都开吃了，广播局因为刚挨了通报就还没动静，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谁也不吭声。这天下午，小陶让我去他家吃羊肉，说是他爱人单位上分的，我提溜着两瓶酒就去了。不想唐叭狗也在那里，小陶一介绍“这是县委办公室唐啊主任”，我就意识到是他。我是第一次见这人，编辑小孔曾给我形容过他的形象，说是他的脑袋最有特点了，像一个树墩让木匠砍了一斧子似的，嘴很长，眼睛有点圆，跟叭狗差不多。我一看还真像。他肯定也意识到是我了，我刚觉得有点小尴尬，他就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老刘吧？久闻大名啊！咱们还有点小误会不是？没什么，不打不成交嘛，过去主要是不认识，以后熟了就好了，我这人脾气不好。”
我就说：“我的脾气也不好，请原谅了。”
这羊肉原来是他拿来的，小陶怕我知道是他拿来的不来，就说是他爱人单位上分的。喝起酒来的时候，他说：“早就想认识认识你，一直没找着合适的机会，正好单位上杀了羊，就一块玩玩儿。”这人还挺能说话，他说羊肉是好东西，县长和县委彭书记都爱吃，甭说彭书记了，中央委员也爱吃。吃羊肉喝白酒可以，喝啤酒不行。地委书记前天来咱县检查工作，转了三个庄说了一句话：“农村改革，势在必行。”看来广播局的班子是非调整不可了，关键是两个局长不团结，面和心不和，同床异梦，不团结怎么能搞好工作？咱们县里还是有点名人，有个画画的，画得不错，就是有点骄傲；那个唱歌的唱得不错，还拿过奖什么的，就是思想不开展；那个编小戏的，编得不孬，就是生活作风有问题。“以后咱们就熟悉了，有什么困难说一声，外边儿传说你怎样怎样，一接触，哎，还不错，挺直爽。”
这羊肉一吃，酒一喝，我对唐叭狗的恶感冰释了。后来我就知道，我们的小县城里都是用吃吃喝喝来解决一些小摩擦的。比方张三要是和李四有点小隔阂，王五就会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到我那里弄个小酒喝喝，把话谈开，就没事儿了。”前提是摩擦要小。小陶说：“王局长和郝呀局长就没在一起喝过呀酒，小梅结呀婚的时候，他两个一起喝过呀一回，不在一个呀桌，还吵起来了。”
秋收大忙时节，单职工们回去忙秋收了，我又负责了一段全局的工作。这期间省台又来电话让我们联系苹果，又是质量要高价钱要低那一套。我实事求是地把审计局查账的情况跟他们说了说，他们仍然要我们联系，说是只要质量好就行，贵点就贵点，再贵也比省城便宜。我问他：“省城多少钱一斤？”他吭哧了一会儿说：“五毛左右吧！”我心里话：“骗你大爷我呀！我还不知道？很一般的苹果批发也要六毛以上，不知道我是谁！”我心里有数之后，就派小陶和小孔联系去了。他两个找熟人联系的是三毛六一斤，我跟他俩商量：“咱们接受以前的教训，这回不但不往里垫，还要赚他们一家伙怎么样？”
小陶说：“怎么赚？”
“你们三毛六一斤买回来，咱们四毛五一斤卖给他们，一斤赚它九分钱，六千斤就是五百四。”
他两个都说这个主意好，可也别赚得太多了，按四毛一斤卖吧。这两个想发财，胆子还不大，只敢发点可怜的小财。
我说：“别凑成整数，有个零头儿显得真实些，按四毛三一斤卖给他们吧，他们来拉苹果的时候，给具体办事的和司机再一人送一筐，这些东西只要自己有了不花钱的，他才不管别的贵不贵呢！不过这个事儿得保密。”
小孔很激动地说：“这个还用得着嘱咐？”
我说：“你俩还得辛苦一下，先把苹果运来，别让拉苹果的跟卖苹果的见面，免得露馅儿。”
小陶就说：“没问呀题，我去联系呀车。”
这事儿很稳妥地就办成了，净赚四百二。他两个拿出二百块钱给我，我说我只不过动了动嘴，力还是你们出得多。最后我们三个就平分了。小孔很高兴，说是：“您还真行，以后瞅准机会再赚它几家伙。”
我将我的那一份儿买了三只羊，杀了两只让在家的分了分，剩下一只，单职工们回来的时候杀吃了。小孔就说：这是刘老师用稿费买的。王局长一听，说是“咱怎么能让他自己出钱？小错误是犯，大错误也是犯，再买它两只，公家一块儿报了。”
吃了羊，大伙儿的情绪又振作起来。
八、“鸡蛋游戏”常玩儿不衰，过春节重视猪头，容易上当受骗，人事安排出奇迹
外边儿传说我可能当局长的事儿，还真是有点影儿。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局长牛满山带着两个人来了几趟。开始大伙儿以为还是为着审计局通报的事儿来的，待谈完了话，才知道是考察领导班子的。那些被谈过话的人事后都跟我说：“嗯，这个局长你是当定了，我们都反映的你不孬。”
我就估计是我买的那三只羊起了作用。
这件事儿也说明自己非常浅薄啊，人家那么一说，我脑子里就像已经当上了局长似的开始筹划明年的工作怎么搞。我想明年让服务部实行承包，让机务股承担服务部的修理业务，搞点收入，提高一下福利，编辑部则实行岗位责任制，进一步健全通讯报道网，还要协调好关系，搞好团结。一想到团结，我才注意到那个小陶自打调来之后好像还没跟小宋说过话。我问小孔，小孔说：“他两个怎么能说话？我只告诉你一个事实你就明白了，小陶的老婆就是小宋原来的恋人，你看着小宋挺阴，可还是斗不过小陶，关键是社会地位不同啊！”
后来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了。是一次我和文化馆那个照相的一块儿去采访一个爱树如命的护林员，闲谈的时候啦起来的。那个照相的跟小宋是一个公社中学的高中同学。小陶的父亲当时在那个公社当革委会主任，小陶在他母亲自杀之后，就也到那个公社中学读书去了。小宋多才多艺的才华在那时已初露端倪，他学习不错，还会拉二胡，在学校文艺宣传队当队长。班上有个女孩子，是个军转干部子女，长得特别漂亮，学习特别好，唱歌特别好听，拍子打得也特别好看。小宋经常跟她一块儿排节目演节目，彼此有些好感生出来也是可能的。小陶这个东西就在他俩之间玩鸡蛋游戏，哎，你知道什么叫鸡蛋游戏吧？这是小陶的专利。他说让两个沂蒙山人打架很容易，你比方三个人一前一后地一块儿走，中间那个若是觉得无聊，想热闹热闹，你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你先用两只手比划成一个篮球的形状，对前边的那个人说：“一个鸡蛋这么大你信不信？”前边的那个人当然就不信。你再用两只手比划成一个鸡蛋大小对后边的那个人说：“我刚才说一个鸡蛋这么大，他不信呢！”后边儿的那个人肯定要说：“他是放屁！”前边的那个听见后边的这个骂他，当然就要回骂，三骂两骂就打起来了。你就放心地在旁边儿看热闹吧，他二位保证只注意对方骂他而绝对不问骂他的原因。小陶父母长期不和，据说也与他在中间玩儿鸡蛋游戏有关。小陶有一次生病住院，班上的同学都去看他，那个女孩也买了点心去探视，小陶跟她从来没说过话，如今见她提了点心来看他，感动得要命却无以回报，就玩儿鸡蛋游戏感谢她，他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就太善良，不会识别人，那个表面上跟你最好的人说你是留级生呢，还说你尿尿泚裤腿儿什么的，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来！”那女孩当时就气哭了。小陶见她哭了，也陪着掉了眼泪。而这事儿她是无法核实的，直到高中毕业她也没再跟小宋说过话。小宋当兵回来，才知道那女孩已经嫁给小陶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两个怎么能说话？
我虽然想协调好他俩的关系，搞好内部团结，但在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之后，也就作罢了，这种事儿咱是无能为力啊。
那个老张在外边儿搭了个关系，回来就忙着收预付款，要去南方进彩电。广告一播，一下收了十八万。局长就让老李跟他一块儿去了。他两个在那里看了样机，签了合同，让人家小酒一灌，交了钱。人家说样机你们都看到了，彩电是有，关键是这个车皮的问题，你们回去好儿吧，两个月之内保证将彩电运到，让老区人民春节看上彩电。他两个颠儿颠儿地回来了。那个老李回来说：“好家伙，这一趟出去跟出了趟国一样，见老鼻子世面了。操它的，那次要不是我，这个老张就让个小妓女给拽走了，看不出个火候来，年纪也不小了，还说这个潮那个潮呢！”
不想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没见彩电的影儿，眼看春节将近，那些付了款的天天挤到他门儿上要彩电，有的就要退款，他急了，又窜去了。
我爱人告诉我，春节之后小宋可能要辞职去承包照相馆，现在已经跟文化馆那个照相的开始装修房子了。我说：“就是他业务还棒点儿，他一走不毁了吗？一个广播站播出音来要都‘播音晚了’，那可不像回事儿！”
“人家是临时工，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人家不走，具体问题你能给人家解决吗？听说小梅也要走呢！”
“她上哪走？”
“她爱人已经确定转业了，可能要跟他回原籍！”
我有点急：“这怎么行，这不纯粹拆我的台吗？”
我爱人就说：“你怎么知道是拆你的台？我看你最近又怪胀饱，操心怪多，就像你真当上局长了似的，你管得着吗？该操心的你不操心，不该操心的你瞎操心，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你还不置办年货啊？”
第二天我问小梅，小梅说：“是有这个打算，老冷已经回原籍联系去了。”
“你非走不可吗？”
她说：“我也不愿意走，不管怎么说，这个单位还不错，同志们之间也挺融洽，可他是排级干部，实行哪里来哪里去，不回去怎么办？”
我说：“我要是给他跑跑，在这里给他安排呢？”
“那就不一定走。”
我找着牛满山，强调了一下播音员是特殊人才，编辑好找，播音员难寻，你别看她“播音晚了”，可要找她这个水平的还真找不出来。而那个不“播音晚了”的是个临时工，要解决他的具体问题更难不是？牛满山就答应研究研究，春节之后给你信儿。完了就说：“哎，你们进彩电的还没进来啊？我小姨子也付了款，到你们局好几趟了，也找不着人儿！”
我说：“具体办这事儿的亲自去了，估计也快回来了。”
我们的小县城里过春节，原来极看重猪头，就像初秋时节极看重吃羊一样，没有猪头就等于没办年货。我那个循环圈的人当然就给我准备了一个。我原打算不要来着，一问家家都有，就要了。拿回猪头来，却又犯了愁：拔毛的问题。虽然那上面的毛大部分是拔过了，但个别地方如耳朵里眼圈儿上嘴角边及皱纹里的毛却没拔干净，还须重新拔。而要拔，用镊子是肯定拔不光，那些细微的毛你捏不住，用烧红了的铁棍儿烙呢？猪毛的根儿又出不来。据说可用松香拔，问题是我和我爱人谁都没拔过，两人你靠我捱谁都不想动手，快到年根儿了那东西还丑陋地在旁边儿等着。我爱人看见那个丑陋的东西就嘟囔：“你还不拾掇啊？”我为了提高她的积极性就说：“这件事由你具体负责！”她就说我没用，“连个猪头都不会拾掇，谁家不是男的干呀！”我说：“你干嘛不找个会拾掇猪头的呀？你当初可没声明对方须会从猪头上往下拔毛还须会翻猪大肠儿什么的！”正这么吵着，小陶来了，他说：“是让猪呀头愁住了吧？一个作呀家撅着个屁股在家里拾掇猪呀头，传出去确实也不好呀听！”说着就帮我拾掇。我知道了那个鸡蛋游戏的故事之后，虽然对他一直警惕着，但拾掇个猪头恐怕还不致于出什么事儿吧？又不是咱请他来的。
用松香拔猪头上的毛是这样：把松香熬成液体之后，浇到有毛的地方，待松香凝固了，再把它掰下来，这样就把粘到松香上的毛一块儿给拽下来了。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问题是你往下掰的时候松香很容易碎，还须不断地拿棍儿沾一些液体的松香将它们粘合着，尔后再往下拽。小陶一边拽一边说：“大干部和名呀人要比一般人少吃好多呀东西，你就比方猪头呀肉吧，要是吃谁呀来拾掇呢？别人拾掇还不放呀心，自己拾掇又太呀掉价，干脆就不呀吃了，所以还是过一般老呀百姓的日子呀好！”
他很快就拾掇完了，又利索，又干净。他又告诉我煮的时候最好跟猪蹄儿一块煮，尔后将它们切碎打成冻儿，要比单吃猪头肉好多了。
这件事情做完了，便觉得心里踏实了，充实了，物质准备丰盛了，这个春节肯定过得错不了。
那个老张除夕傍晚才回来，他一进宿舍就抱头大哭。一问情况，果然就不出所料，那边儿确实就是个皮包公司，人家拿着他的钱当了周转资金，而原先让他俩看的彩电是别人的。还不错，十八万要回了九万。我为了安慰他，当时就拍了胸脯：“那一半儿春节之后我帮你去要！”他一下就给我跪下了：“你说话要算话啊，你一定要拉我一把啊！”我将他拽到我家，让他吃了饭赶快回去，大过年的，家里的人不知急成了什么样儿呢！他说：“还过什么年啊，回什么家啊！”我好说歹说，他才匆匆吃了点东西骑上自行车走了。外边儿雪花飘着，冷风直刮，他家离县城一百三十来里地，这一路该是怎样的心情啊！
年初一我到牛满山家拜年的时候，牛满山告诉我：“那个女播音员的爱人叫冷什么来着？我看问题不大啊，今年的军转干部主要是充实公检法，安排到检察院怎么样？”
我将这事儿告诉给小梅，她两口子都挺高兴，那个老冷说：“到底也是部队回来的同志啊，关心人，来，哈（喝）酒！”
春节之后两件事：一是走亲戚，二是轮流吃。我在那个循环圈里轮流着吃到初六，还没轮完，那个老张回来了。我把跟他一块儿去南方要账的事跟王局长说了说，王局长说：“行，怎么着都行！”我们初九就上路了。
这一趟要账就要了近一个月。麻烦的是跟老张签合同的这家公司也让另一个公司给骗了。几经周折，终于通过银行从那两家公司的往来账目上扣下了七万，剩下的两万确实也不好要了，那个皮包公司的经理破罐子破摔草鸡了，说：“你们把我送到公安局吧，我不想活了，要不我家还有两三千斤甘蔗你们拉走吧！”老张也烦了，别无高招儿，我们让他写了两万块钱的欠条就回来了。老张还挺高兴，路上有说有笑，说是：“服务部如果搞承包，你要还信得过我，就让我挑头，不出半年这两万块钱保证能赚回来，把这个窟窿给堵上。”
我心想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老张问我：“你出来的时候，小宋没跟你说辞职的事儿啊？”
我说：“没有哇！他辞职也不需要跟我辞啊！”
他就说起了“前年秋月朗”的故事：
小梅刚来广播局的时候，他俩关系挺好。小宋为教她播音可是费劲了，小梅小学没毕业就进了吕剧团，文化水平很低，连个字典也不会查。小宋就从汉语拼音和绕口令开始一点一点地教她。他两个在那个小播音室里整天碰头搭脸耳鬓厮磨，天长日久彼此有些好感生出来也是可能的。加之当过演员的人也怪开放，拿着打情骂俏搂肩搭背不当回事儿。天又怪热，两人穿的又挺少，那些绕口令的内容又不很健康，两人一时情动做些搂搂抱抱的事情也是免不了的。小宋当然也不是好东西，他这样想，我宋传喜这么有水平却是个临时工，这女人嘛也不行倒是个干部，这世界真他妈不公平啊。他就把小梅习以为常的一些小举动当成了挑逗，就把小梅给糟践哭了。小梅一边哭一边骂：“你个流氓啊！我告你个小舅子！”小宋嘿嘿一笑：“你告去吧，谁来调查我就放放这玩艺儿给他听！”原来录音机还开着，他将全过程都录下来了。打那小梅就恨上了小宋，有机会就拿作他，羞辱他，让他褪鸡毛，剥兔子皮，他则不怀好意地朗诵：“不见前年秋月朗，定了三家条约？”
我问老张：“这么详细，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小宋自己说的呗！”
我心里觉得怪真实，嘴上却说：“那就不一定准，也许他是故意臭摆她呢！”
老张就说：“也可能。”
当我俩回到广播局的时候，广播局的班子已经调整完了，新领导已经走马上任了。你想不到是谁来当局长：那个唐叭狗！王局长果然就当了调研员。除郝局长继续当以工代干的副局长外，又调来了两个副局长，一个专职党组书记和一个括号里面写着副局级的工会主席。这个工会主席就是小贤的丈夫，那个把广播站说成文艺单位的神出鬼没的兽医站长。这样广播局就有正副六个局级干部，领导力量加强了。小宋辞职承包照相馆去了，小梅随她爱人回了原籍，那个老李则提前退休让儿子接了班，小陶就当了编辑部副主任。我问王局长：“小梅不是答应不走的吗怎么又走了呢？”
王局长说：“老唐来当局长，她能不走？那个茬儿你不知道？”
有一次，午满山在街上遇见我，他说：“这次领导班子调整，变化比较大，主要是公社改乡之后，有些多年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不好安排，就充实到县直各单位来了。”同时他给我提了四点缺点：一是在小内参上登电话记录的问题，显得不够稳重。二是播蚯蚓广告的事，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三是平时不够谨慎，让一般同志拔猪头上的毛和拾掇猪蹄儿。四是在县里考察领导班子之前买羊给同志们吃，有收买人心、拉选票之嫌。“当然喽，不一定准确喽，你仅供参考吧。”
我说：“我一定好好参考。”
……尽管如此，几年之后当我过起了真正的城市生活的时候，我还是怀念我家乡的小县城。有一次，我住的城市里下冰雹，我就跑到阳台上，遥望着家乡的方向由衷地祈祷：这冰雹千万别下在我家乡的小县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