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第一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由开明书店初版迄一九四九年四月，共印行十二版（次）。

一

“文淑！文淑！你等一下！”

文淑猛然把门拉上，气冲冲地跑下楼梯，也不管母亲在后面呼唤，她一口气跑到弄堂口，还皱着眉嘟着嘴口里咕噜着：“你不要以为我是个没出息的女孩子，你不要看轻人。我不靠你也可以活下去。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给你看！”她这时还想到父亲无情的责备，就仿佛看见他那含威逼人的眼光和带怒的黄瘦面孔，所以气愤地说了那些话。她走出弄堂也不再往下说，气略略平了一点。一个熟识的黄包车夫拖了车子过来，在她面前放下，笑着唤声“小姐”，要她坐上去。她并不理睬他，却转身走向右边的人行道，用快步子走着，手里还捏着护士证、口罩和三四本要带到医院去的战事画刊。但是她还没有打定主意到什么地方去。此刻去医院又嫌早。

一个巨大的声音突然在她的耳边震响起来，她吃惊地抬头看天。秋日的晴空显得十分高朗，广阔。正午的太阳照在头顶上，她并不觉得十分热，虽然从她的鼻端略略沁出了汗珠。她的略带近视的眼睛只看见一片淡淡的金光在深蓝色的天幕上闪动，在那上面甚至找不到一个苍蝇般的点子。

“飞机！飞机！”一个穿短裤的年轻人伸了手指指着北方，一面叫，一面张大眼睛望那个方向。文淑站住跟着他的手指望去，她仍旧看不见什么。但是那熟习的轧轧声却很清晰地进了她的耳朵。接着又是一声爆炸。她烦躁地皱了一下眉毛，埋下头正要向前面走去，却听见那个圆脸的年轻人气恼地骂起来：“×他个娘！今天炸了一天还不够！就只看见东洋飞机！我们的怎么看不见？连高射炮也不响了！”

“不要性急，今晚上我们的飞机就会来的。‘九·一八’那晚上炸得多厉害！吓得东洋鬼子拚命乱放高射炮，”旁边一个站在街口看飞机的中年人眉飞色舞地说。

文淑无意地看了那个人一眼，她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最近几个晚上中国飞机的确飞到虹口、杨树浦一带轰炸过敌军的阵地。满天的探照灯光和接连不断的高射炮响，便是敌军感到恐慌的表现。她自己也曾跟着家里的人在晒台上看过，昨天晚上高射炮只响了十多下就静寂了，她一个人还站在晒台上等候飞机再来，直站到中夜，虽然她的母亲几次唤她进房去睡，她也不肯进去。她这样一想便觉得心里痛快许多。刚才和父亲不愉快的争吵渐渐地在她的心上淡了。她不再在天空里找寻飞机，却昂起头沿着街口一家关了门的日本商店转一个弯，走入热闹的霞飞路上去。

整洁的霞飞路还保持着抗战以来的畸形的繁荣。银色电车爬虫似地在光滑的柏油道上蠕动，载着一车一车的乘客往相反的两条路上去，车里总是满满的，有时还把容不下的几只膀子露到外面。电车去远了，街道稍微显得空一点。拿着短棒的巡捕涨红着脸往前飞奔，追赶拖了车子逃跑的黄包车夫。几辆车子挤在一堆，堵塞了路。于是一些汽车的喇叭开始长鸣。两旁人行道上立着不少看飞机的人，从他们的口里发出了各种论调。几家银行的铁门拉紧了，门前还有巡捕看守，在那里有两三个年轻的报贩高声叫卖着新出版的《抵抗》三日刊[1]

。从别处迁来的商店露出了油漆崭新的门面，时时有服装整齐的顾客，拿着纸包从里面出来。在街口杂货店旁边，或者在玻璃窗上钉了木板暂时停业的外国商店门前，或者在人行道的几块空地上都有着临时报摊，陈设了各种抗战的报纸和刊物，吸引着不少青年的贪婪的眼光。三五个男女青年有的腋下挟着一束报纸，有的手里拿着刷子和浆糊，他们谈着话兴奋地走过，找寻可以张贴壁报的地方。在一个大的弄堂门口站着一堆刚由卡车卸下的从战区逃出来的难民，质朴的农民的脸上全是些失神的眼光和疲倦的面容。

文淑继续往前面走。二辆用树枝伪装了的卡车从后面开来，在她前面六七步光景停住了。车上插着红十字会的旗帜，是从前方开回来的。车身溅满了泥土。树叶也已经枯黄了。两个司机和四五个工役模样的人从车上跳下来，往别处走了，就让空的卡车停在路旁。文淑走过那里，带着好奇的眼光看卡车，看从前方带回来的泥土和树枝，她不觉揣想着前方的生活。她一边想，一边慢慢地移动脚步。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拍她的肩头，她吃惊地回头一看。一张熟习的年轻面孔望着她微笑。她快乐地唤了一声“刘波！”便转过身把手伸给他。

刘波用他的带着尘土的手把那只柔软的手紧紧捏着，笑问道：“你到哪里去？”

“我随便走走，”文淑缩回手笑答道。接着她又加一句：“我等一会儿到医院去，”她那腮略略一动，健康色的两颊上立刻现出了一对酒涡。

刘波看见她的左手里捏的护士证和口罩，明白了她那句话的意思，便称赞道：“你到医院里做看护了。真不错，真不错！到底是我们的文淑！”

“刘波，你不要又挖苦人！我晓得你在笑我，”文淑抿着嘴笑道，她那两颗圆圆的漆黑的眼珠顽皮地在刘波的清癯的脸庞上滚来滚去。

“文淑，你不要误会我。我真心在夸奖你，”刘波连忙分辩道。

“不，不，”文淑接连地摇摆着头、装着生气的样子说，“我晓得你们都看轻我，你们都说我是小姐，不会吃苦。爹不要我到医院去，他要我去读书。哥哥也笑我。妈一个人平日顶疼我，她也说，‘你听妈的话，不要去，那边的苦你吃不消。’可是我偏要去，我偏要做给他们看，我不是小姐。我刚才还跟爹吵了架，饭也没有吃完，就生了气跑出来。”她嘟起嘴，两只眼睛圆圆地睁着，最近留长了的童化的头发飘盖到脸颊上来，还有两根细发横过眼睛直搭到鼻上，她并不把它们挑开。

“你不要翘嘴巴好不好？”刘波忍住笑调皮地说。这句话就把文淑引得噗嗤笑了，她说道：“呸！人家在跟你讲正经话，哪个要你来开玩笑！”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雄壮的声音忽然在旁边打岔似地响了起来。这是前面那家百货商店收音机的大喇叭里放送出来的歌声，唱着大家听惯了的《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不要再讲这些闲话了，”刘波警觉地说。“你既然没有吃完饭就出来，那么我们一块吃饭去。我有些话要跟你谈。”

“吃饭我不去。我不想吃，”文淑把嘴一撅摇摇头说。她又笑起来，微微侧着头问道：“请我吃冰好吗？我要两点钟才去医院，现在还有时间。”

“好，我就请你吃冰。你这个脾气还没有改！你在医院里也吃冰吗？”刘波玩笑地说。

“我不许你再说这种话！要请吃冰就快点请，”文淑故意装起烦厌的样子说，但脸上的笑涡还没有完全消失；她不等刘波答话，又改变语调温和地问道：“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吃饭？”

“你没有看见我在这里做的事？我刚刚换了班下来，正打算去吃饭，”刘波惊讶地说，他侧过身子，指着旁边一个报摊给文淑看。那里陈列的全是些进步的抗战刊物，大约有二三十种，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坐在一个矮凳上对着他们微笑，在那个人的身边竖着一块硬纸板，写着《抵抗》三日刊和《烽火》周刊的广告。“我们几个朋友不会演说，也不会写文章。要募捐，又不愿意看一般有钱人的面孔，而且捐了钱，能不能用在兵士和难民身上也不晓得。所以我们宁愿到这里来卖报。自己亲手把救亡书报一本一本地送到青年的手里，心里也很痛快，虽然比不上你们在医院工作的人实际，”刘波兴奋地对文淑解释，话并不多，他却用力说着，他好象要把他的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刻印在她的心上、使她同意他的话、相信他的话似的。

“你今天怎么这样客气起来了？”文淑说着不觉满意地笑了。她看见刘波还望着她不肯移动脚步，便忍住笑催促道：“快走罢。你难道不饿？老是望着我做什么？”

刘波笑着说：“好，我们就到‘冠乐’去罢。”他刚刚拔步要走，看见文淑已经先走了两步，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连忙追上去问道：“你那个医院远不远？”文淑侧头把医院的地点告诉了他。他高兴地说：“等一会儿我送你去。”

“好，那么我先谢谢你。”文淑愉快地往前面走了。

他们到了“冠乐”，坐在楼下角落里的散座上。两人对面坐着。刘波要了一盆炒饭。但是文淑要的橘子刨冰先来了。她衔着吸管慢腾腾地吸着冰水，一面抬起长睫毛盖住的不大不小的眼睛，调皮似地偷偷望着刘波，静静地听他一个人的长篇的叙述。他宣传似地（其实是诚恳地）、絮絮不休地说着，他好象要把“八·一三”以来他的行动和思想都在这次谈话里说出来似的。但是他说了许久，直到他把炒饭吃完，她也吸光了两杯橘子刨冰以后，他还不知道她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因为她虽然现出注意地听话的样子，却不曾发表过她自己的意见，不过偶尔说两三句开玩笑的话打岔罢了。其实他的话已经被文淑完全听进去了，而且引起了她的赞美。

时间过得很快，他们刚坐下不多久就到了一点二十分钟，文淑嚷着要走了。刘波便付了账，跟着她站起来，两个人一路走出了饭馆。

马路上和人行道上的人似乎比先前多了些。许多人仲长了颈项在望天空。他们刚走出门口就听见一个霹雳似的爆炸声，比文淑先前听见的响得多。文淑吃惊地轻轻叫了一声，一把抓住刘波的膀子。

“不要紧，文淑，你不要怕，”刘波看看文淑，大声安慰道。

文淑有点不好意思，马上松了手，瞅他一眼，撅起嘴嗔道：“哪个害怕？你不要看轻人！”便赌气般地往前面走了。

刘波知道她是假装生气，因此也不着急，顺口唤了一声“文淑”，便迈开大步追上去。她听见他的脚步声，故意不理他，却加快脚步往前面走，想不要给他追上。她走了不多远，忽然觉察到刘波的脚步声消失了。她回头一看，看见刘波正和一个穿着整齐西装的中年人讲话。她便站住带了好奇的眼光望着那个陌生人。她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人的照片。突出的前额和低低的鼻梁是令人一见就不能忘记的，他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头搁在短小的身子上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文淑睁大了眼睛望着那个样子古怪的人，她想不起他的名字，而且她刚刚一想，就忍不住抿嘴微微笑了。她站了两三分钟，看见他们还在讲话，两个人的面容都很严肃，她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她等得不耐烦了，便向前走了几步，但又偷偷地回头去看那边。他们还在谈话。这时正走到十字路口，她不再前进了，便站在那里等候刘波。她看了看手表，决定再等他五分钟，如果他还不走过来，她就一个人到医院去。这里一家白俄开设的商店的玻璃橱窗里有一件颜色鲜明的红毛线衫，她每次从这里经过，总不由自主地要把眼睛掉去看它一眼。她一直在打算有一天把父亲引到这里来，要父亲给她买下。但是今天她跟父亲吵过架以后，她决定不再向父亲要钱，也不再想买下这件红毛线衫了。所以站在玻璃橱窗前面，她忽然觉得不舒服起来。她皱一下眉头，便猝然掉转了身子。她决定再看刘波一眼就走开。但是她刚刚抬起眼睛，就看见刘波慌慌张张地向她走来；他动着眼睛向前面张望，显然是在找寻她的面影。她高兴地迎上去。

刘波和那个朋友谈着那些使人兴奋的话题时，完全忘记了文淑在等他。直到朋友走了以后他才记起她来，他以为她已经走远了，觉得很抱歉，还想追上她，或者就到那个医院去向她解释几句，因此正吃力地跑着。他只顾看前面，并不曾注意两旁的人，他走过了她的身边，却没有看见她，依旧急急向前走着。她也不唤他，却偷偷地跟在他的后面。他果然没有觉察到。她用手帕掩住嘴暗暗地笑着。但是过了大半条街，她忍不住了，终于噗嗤地笑出声来。这样使得刘波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她。

“你还是那样地小孩脾气，我怕你一个人生气走了，还想跑到医院里头去找你。你看我连汗都跑出来了，”刘波高兴地抱怨文淑道。

文淑站在旁边听刘波说话，她把第二根手指头衔在口里吸吮着，头微微俯下来轻轻地在摇摆，两颗漆黑的眼珠滴溜溜地上下转动。她等他住了口，才抬起头得意地抢白道：“谁叫你不理我，把我丢在这里，只顾跟朋友讲话！”他还没有答话，她马上收起笑容正经地问道：“那个人是谁？我好象在哪里见过似的。”

刘波说出了那个人的姓名。那是一个大家熟习的文化人的名字。

“就是他！怪不得我好象见过他似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介绍？”文淑兴奋地说。她又好奇地追问道：“他跟你谈些什么事，可以告——”

她还不曾讲完这句话，一声巨响又把她的话头打断了。她闭了嘴，脸上立刻现出严肃的表情。

刘波紧紧皱着他的浓眉，沉着脸一声不响地走了几步，他不回答她的问话，好象就没有听见一般。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压倒了脚步声、车辆声和嘈杂的人声。

她抬起头看他一眼，立刻明白了他的沉默的原因。她轻轻地挨近他，低声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心里难受吗？”

刘波把脸掉向着她，这意外的温柔的语调震动了他的心，使他那被忧郁纠缠着的心绪突然开展了。惊喜的微笑刚刚浮到他的嘴边，他还来不及说半句话，一个比先前的爆炸声更响的“孔隆”的声音就迎头打了下来。他觉得她紧紧地抓住他的膀子，他想安慰她，但是痛苦的拘挛把他脸上还未完全露出的微笑赶走了。他诅咒般地说：“你数数看，他们丢了多少炸弹！我们就什么都不拿出来，让他们尽量地炸！真气人！五百磅的炸弹，每一个要炸死多少人，毁掉多少房屋！”他们正走到一家糖食店门口，应该转进那条横街去。他便在街口略停一下仰头看天。天空还是十分晴朗，在西北角上三架飞机从容地低飞着，灰色的机身衬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显得非常分明。“你看！飞得这样低！”他愤怒地伸出指头指着那个地方对文淑说。文淑跟着他的手指望去，她似乎瞥见了飞机的影子，但是它们绕着圈子往前面飞，已经被房屋顶遮住看不见了。文淑还着急地接连问着：“在哪里？”

“看不见了，”刘波答应一句，便推了推文淑的膀子催促道：“我们快走罢，不然你到医院又会迟了。”他刚说完，又听见炸弹爆炸的响声，便气愤地骂道：“这哪里是打仗？简直是屠杀！自己躲在安全的上空看见人死，简直没有一点人心！”

“可惜我们女孩子不能够加入空军，”文淑忽然怀了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望叹息道。

“这是什么意思？”刘波惊讶地问了一句，他并没有仔细咀嚼文淑的话，他的脑子里还装满了炸弹巨响的余音。

“我在医院里头看见炸伤的弟兄们的痛苦，我只恨我是一个女孩子，不能够到战场去给他们报仇，”文淑把眼睛睁得圆圆的，两颗眼珠骨碌碌地滚动着，气恼不堪地大声说，好象在跟谁吵架的样子。

“这仇恨是一定要报复的，”刘波声音颤动地说。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觉得血液在血管里燃烧起来。话堆积在他的心上，积得很多，他不能够控制它们，就让它们自己冲出他的口腔，他挣红着脸，一面走一面说：“我见过先施公司门前的炸弹，我见过南火车站的炸弹，我见过一群一群的难民身上带血手牵手地走过马路，我见过那些血淋淋的无头缺臂的尸首。南京路落炸弹的那天，我同一个朋友正坐在一路电车上。电车刚开到跑马厅，忽然‘孔隆’一声，把车子上的人都震傻了。我从没有听见过这样大的响声，连我的耳朵也差不多震聋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看见许多人慌慌张张地从新世界那面跑过来，电车不再向前开，却往后倒开了半条马路才停下来。路上秩序乱得很。我那个朋友吓得到处乱跑，我找不到他，就一个人走过去。马路上还在冒烟。到处都是死尸，到处都是血。几片人肉粘贴在墙上，新新公司门前人行道上横着两只女人的膀子。我看见一个女人倒在地上，头已经没有了。身上还穿着崭新的旗袍。我还看见一个穿长袍的人一只手按住胸口，埋着头匆匆忙忙地跑过来，快到我面前忽然倒了下去。旁边一个童子军连忙搀扶着他，把他的头扳起来，一脸尽是血，眼睛鼻子都炸掉了……这些仇恨，这些无辜者的血！现在又是炸弹的声音。单是在今天就不晓得丢了多少个！每一个炸弹落下去要吃多少人的血！都是我们同胞的血！我只恨我不能够马上给他们报仇！不能够找到一个更紧张、更直接的工作！”

这绝望的呼吁一直达到文淑的心里，把她的心也搅乱了。他的叙述把一幅一幅惨痛的图画放在她的眼前，用残酷的景象折磨她。她不敢多想，也不敢看他，只是默默地在他的旁边走着，听着。她觉得他的苦恼也就是她自己的苦恼，他的愤怒也就是她自己的愤怒。她无法排开它们。已经走到医院的对面了，她还不想进去，也不想知道时间的早迟。她停住脚听他说到最后一句话。左手轻轻地挨着他的膀子，她抬起头看他，他的清瘦的脸微微发红，眼睛有些湿了。这眼泪是她料想不到的，但是她很感动。她忘了自己地唤一声“刘波”。他侧过头温和地看她，短短地说：“你到了。快进去罢。”

文淑看看刘波，忽然亲切地微微笑了。她声音清脆地说：“再见，我明后天到报摊上来看你。”她孩子似地带跳带跑穿过了马路，站在医院的篱笆门口，把手里捏的护士证交给门前守卫的童子军验过，然后进了门，匆匆地向着那座耸立在草地上的高大洋房走去。

二

在医院里，文淑刚换上护士的衣服，正在三楼那间窄小的休息房间内和一个叫做素贞的同伴讲话，忽然看见两个年纪较大的同伴带着烦厌的神气匆匆走进房来，几里古鲁地抱怨道：“又吵着换药！真讨厌！”说着就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解开衣领的扣子，疲倦地嘘着气。

文淑惊诧地看看她们，微微露出不满意的颜色，然后又回头去看素贞，对这个熟习的朋友用眼光表示她的意见。她想说两句讽刺的话，可是话还没有出口，她就听见茶房唤“小姐”的声音。茶房站在门口探一个头进来说：“小姐，三号房间请你们哪一位去一趟，那位姓方的吵着要换药，他忍不住痛了。”

“我去，我去！”文淑自告奋勇地答道。

“真讨厌！又是那个姓方的兵！”那两个坐着休息的女护士中间一个长脸的周小姐把眼睛一竖抱怨起来。她讨好地阻止文淑道：“冯小姐，你不要去！你不要理他！郑医生吩咐过的，现在还不能换药。”

文淑对那个同伴笑了笑，答道：“不要紧。我反正没有事情。我去问问郑医生。”她又对素贞说：“素贞，我们一块儿去罢。”她们扬长地走出去了。

她们先到医生休息室去。郑医生在那里。文淑鼓起勇气走到他的面前，兴奋地把换药的事情一口气对他说了，她以为郑医生一定会听她的这番话。她怀着希望地望着他那略带方形的胖脸。

郑医生把两只颇小的眼睛差不多挤在一起，略略张开被浓密的唇髭盖着的嘴唇，从牙缝里透出两三下笑声，然后谦和地说：“冯小姐，请你去叫他多等一等。他的药一定要在手术室里面换。现在手术室忙得很，还有好几个人等着施手术。请你叫他不要发急，等等也不要紧，再过一阵就有空了。”

他的脸上丝毫没有感动的表情，声调也很平板，只是敷衍似地说着话。他刚刚把话说完，就转过身子和别一个医生谈论什么事情去了。

失望在文淑的脸上涂了几笔阴影。她痴痴地立在那里，望望郑医生，又看看素贞。她先前认为是很有把握的事情，现在象梦一样完全消失了。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或者去对那个受伤的弟兄说些什么话。素贞在她的旁边催促道：“走罢。”她似乎没有听见。她想了一想，忽然省悟似地跟着素贞转身走了。她撅着嘴似乎在心里说着赌气的话。

她们用快步子向病房走去，刚走到病房门口，就听见一阵嘈杂的人声。素贞自语般地说：“不晓得又出了什么事情。”文淑不作声，怀着紧张的心情跑进里面去。

房里显得很乱，靠窗的第二号床铺前后围着许多人，茶房，男护士，女护士，看护长都在那里。还有两个女护士在后面伸长了颈项惊惶地张望。

“什么事？”文淑过去一把抓住一个女护士的膀子，发急地问道。

“他要自杀，用裤带勒自己，”那个同伴激动地答道。

“不要紧罢，”文淑耽心地说了一句，也不等那个同伴答话，便挤进人丛中去了。没有人理她，只有那个“教婆子”型的矮小的看护长责备似地瞪了她一眼，但是她不曾觉察到。她只顾注意地看第二号床铺上的姓方的兵士。那个年轻的弟兄两只手都被茶房和男护士紧紧地拉住了，他疯狂似地挣扎着，哭叫着。他们在解开他颈项上的裤带。他绝望地哭叫着：“我不要活！我不要活！我的伤反正医不好。为什么还要叫我多受痛苦？”别的人都不对他说话，只有看护长象哄骗小孩似地在安慰他。他似乎不曾听见。但是裤带已经被拿走了，他的两只手被人紧紧握住，丝毫不能移动。他的力气也竭尽了，他不能够再作任何反抗的举动。他于是呜呜地伤心哭起来，孩子似地骂着：“你们好狠心！连死也不让我死！”看护长传教似地继续说着安慰的话。人渐渐地散开。他的哭声也渐渐地小了，后来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男护士和茶房也陆续散去。文淑和素贞都站在床前垂着头感动地看那张睡脸。另一个女护士，年纪比文淑大一点的王小姐正俯着身子在整理被单，小心地将病人的身子盖好。

“你们要小心地看守他，”看护长带着严肃的表情，慎重地小声对文淑和素贞说，便悄悄地走出去了。

素贞应了一声。文淑却摸出手帕弯着腰轻轻地揩去那个人脸上的泪痕。房里没有人说话，一种悲哀的静寂笼罩着这个房间。王小姐整理好被单便出去了。文淑站直了，把手帕插回到腋下钮扣上。素贞提醒似地在她的耳边说了一句：“你把它拿去洗洗。”文淑点了点头，但是她仍然站在床前不动。“去罢，有我在这里，”素贞催促道。文淑才把头扬起往四处一看。她看见到处都是带着善意的脸。

“小姐，你们真好，”旁边床铺上一个左手受伤的弟兄坐起来发傻地望着文淑，不知道怎样才好地称赞道。

文淑想不到会听见这样的一句话。她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回答。她起初得意地不好意思起来，微微红了脸对那个人笑了笑。但是她的眼光触到那张带一点滑稽样子的发傻的脸庞，她的感情就立刻改变了。她觉得心里难受，好象有一种力量在压迫她，推动她，揉她的心，磨她的思想，使她感到自己的无力，自己内部的空虚，自己的渺小。她忽然不能自主地掉下了两滴眼泪。她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的眼泪，她不愿意让这个感情长久控制着她。她便竭力装出愉快的神情，低声哼起她爱唱的《五月的鲜花》，走出病房去了。

“我究竟有什么好处？”文淑立在走廊上栏杆前面，忽然疑惑地自问道。她从来不曾对自己发过这样的疑问。她简直没有想到过。关于自己，她就没有起过疑惑。她相信着自己，她相信着自己所爱的那些人。她喜欢新的、年轻的、活泼的一切，她憎厌和她的性情不相合的一切。她把世界看得很简单：每个人，每件事就只有她的脑筋所能描摹的一点轮廓。她生活在她自己的理想世界里，却没有人告诉她这理想跟现实差了多远的路程；也许有人对她含糊地说过，可是她毫不注意地忽略了。她这样地生活下去，直到现实的面目一点一点地从理想中透露出来，这对于她是意外，但是并不曾引起她的怀疑。父亲近来态度的改变，对于她的行动的企图干涉，这使她愤怒，但也不曾引起她的疑惑和深思。然而如今一个受伤兵士的一句话，却意外地激起了她的心海里的波涛。她想着，想着。但是她似乎就永远触不到这个问题，她不能够给一个回答。她觉得有点苦恼，就赌气不再去想它，她摘下了帽子拿在手里，把身子靠在栏杆上，又轻轻哼起《五月的鲜花》来，两只眼睛毫无目的地望着楼下的景物。她的眼里充满着绿色。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广玉兰，深绿色的树叶正得意地迎着风微微舞动。这温和的风也挨到了她的前额和脸颊，它还在玩弄着她的浓发，把它们吹起又让它们慢慢地落下，或者吹过额角搭到前面去，就象一只温柔的手爱抚地玩弄着它们。这只无形的手还拂拭着她的脸。她觉得一阵爽快。先前的那个问题已经去远了，她的苦恼也去远了。她不再想什么，口里只顾哼着她唱惯了的那支歌。她看见几个穿西装的青年男女手里拿着小小的白旗子，抱着慰劳品，由一个一童子军陪伴着穿过广玉兰中间的路，向着楼房走来。她忽然把身子动一下，即刻离开了栏杆。她知道是慰劳队来了。她觉得十分高兴。这三四天来她都没有见到慰劳队的影子，医院里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就象按照一个规定的呆板的日程进行。空气有点沉闷。重伤病房里漫着药味和伤臭的气味。在她的耳边时时响着令人心紧的痛苦的叫喊。每一个枕上放着一张苍白色的脸，失神的眼睛绝望地望着人。她们做护士的虽然殷勤地看护、真诚地安慰，也似乎温暖不了那些战士的心。

只有慰劳队的到来，用热情的语言和感谢的表示暂时给这个阴暗的房间添一点亮光，给护士们加一点兴奋。在轻伤病房里病人平时就可以自由地谈笑，可以在廊上散步，可以下棋消遣：她们有时还可以从他们的口里听到壮烈的战绩，但是只有在慰劳队代表民众来向他们致敬的时候，他们才有尽情叙述的机会。慰劳队的人（大半是青年）分配着慰劳品，站在兵士们的床前用颤抖的声音说：“弟兄们，你们为我们民众流了宝贵的血，带了荣誉的伤……”那时候房里再没有别的声音，许多只眼睛望着说话的人的脸。那个人的眼里也冒出了泪珠。兵士们接着就谈起作战的情形来。当他们说到冲锋过去跟敌人肉搏的时候，他们是那样地激动，他们的眼里冒着火，嘴里吐着白沫，或者伸出一只完好的手，捏成拳头宣誓般地说：“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把日本强盗赶出去！”那时全房间人的心里都响着同样的声音。仿佛每个人都含着眼泪微笑，每个人都亲切地互相看望，每个人都忘了自己，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好象成了一颗心似的。这情景使文淑太激动了。她虽然流了眼泪，但是她觉得畅快，似乎心里轻松了许多，她好象已经见到了黎明。所以她喜欢这样的时刻。三四天不看见慰劳队的影子，就使她感到寂寞。现在单是白旗子和慰劳品在她的眼前晃动，虽然她那略微近视的眼睛还不能够分辨来的是什么样人，她就高兴起来了，她不去洗手帕，她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她并不细想，便匆匆戴上帽子，整理一下身上的衣服，又把口罩取下，拔步走下楼去迎接他们。她走到二楼，看见两个轻伤的兵士立在栏杆旁边谈话，两人中的一个在安徽一家中学里读过，书左手的手指全被炸去了，现在还包扎着，但伤处渐渐地好了。她和素贞上星期在二楼服务过，和一般弟兄处得还好，尤其和这个安徽兵士谈得来。他看见她走过，便亲切地叫了一声。她即刻站住，含笑地对他点点头，走过去说：

“同志，你现在好得多了。”

“冯小姐，谢谢你，我想我不久就可以出院了，”安徽的弟兄愉快地答道。

“怎么这么快？”文淑一怔，忽然留恋地冲口道；她连忙改正说：“我说，你的伤还没完全治好，应该在医院里多住几天。”

“我住得久了，应该出去了，”他谦逊地说。后来他又露出苦笑，说下去：“别的弟兄们在战地上得不到看护，这样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实在不好意思占住床位。”他埋下了眼光。

“你不要这样说，你已经为我们民族尽过力了，”文淑感动地说。

他们站在二号病房门前的栏杆旁谈话。房里的弟兄都看见了文淑的背影。有两三个人高声叫道：“冯小姐！”文淑听见声音，便回过头去看那里面。

“冯小姐，请进来，”好几种口音同时叫着。许多人的眼光一齐射到她的脸上，她微微红了脸，用本地口音说普通话道：“什么事？”

“冯小姐，请你唱个歌给我们听，”那个在吴淞受伤的保安队的弟兄，躺在床上带笑央求道，头侧着，两只眼睛紧紧望着文淑的脸，笑容下面还隐约地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冯小姐，请唱个歌。小姐，——唱罢。给我们唱一个，”许多声音杂乱地响起来。多数人的态度都是诚恳的。

“冯小姐，你就唱一个罢，”那个安徽弟兄也加入要求道。

“冯小姐，请唱一个罢，”那个断了一只腿的方脸的四川兵士忽然坐起来，伸长了颈项央求着。

“你不要起来！你不要起来！”文淑连忙跑过去阻止他。她刚刚说完话，那个弟兄已经力竭似地倒下去了，脸色十分难看，被单凌乱地盖着他的半个身子。她走到床前给他盖好被单，一面温和地说：“同志，你好好地躺着不要动。我唱，我等一会儿就唱。”

“你现在就唱一个好不好？”方脸的兵士疲倦地低声求道。

“朱小姐，你也来唱一个，”一个麻脸的兵士忽然嚷道。安徽弟兄和另外几个兵士恳切地齐声附和。

文淑回头一看，素贞正含笑地大大方方地向她走过来。素贞很有办法地推辞道：“我不会唱。”于是众人的眼光和话语又集中到文淑的身上了。

“不要唱，医院里的规则不许可，”素贞轻轻地在文淑的耳边提醒道。

文淑看了素贞一眼，不说什么，只是摇摇头。她迟疑一下，又看看四川弟兄的脸、安徽弟兄的脸和别的几个弟兄的脸，那些殷勤地期待着的眼光感动了她。她回过头对素贞说：“不要紧，我给他们唱一个。慰劳队来了，院长、看护长们一时不会上来。”

兵士们听见文淑答应唱歌，大家都很高兴，都伸起颈项等待着。

文淑忽然不好意思起来，微微红了脸，好象不敢看人似地仰起头，低声唱道：

打回老家去……

打走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地方是我们的……

素贞要阻止她也来不及了，便让她唱下去，心里却替她发急，只怕院长或者看护长跑来撞见。文淑却似乎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她专心唱着歌。她渐渐地不害羞了，声音也稍微高了一点。她把头略略埋下。许多只眼光停留在她的脸上，她也不现出一点窘态。

文淑唱完了，害羞地说了一句：“我唱得不好，”连忙拉着素贞轻轻地跑了出去。她们在医院里都换上了软底鞋，走起路来很方便。

“我们下去看看，慰劳队来了，”文淑走出房间兴高彩烈地对素贞说。

“不要去。慰劳队来了，会上来的。我们下去给看护长看见又算触霉头，”素贞小心地劝阻道。

“不要紧，我们看看就回来。怎么来了这么久，还不见他们上来，”文淑固执地说。素贞拗不过她，便跟了她下楼去。

她们刚到楼梯旁边，便看见院长陪着几个客人走了上来。她们吃惊地退了回去，但已经被那几个客人看见了。一个戴深色眼镜的三十岁光景的客人忽然叫了一声：“冯小姐。”

文淑马上站住，等候那个人走上楼来。她还分辨不出这是谁的声音。那位颧骨高、脸长而带黄色的客人上了楼，便走到文淑的身边，向她伸出手，一面露齿笑道：“冯小姐，你在此地！我还不晓得！”

素贞把文淑腋下钮扣边插的那方手帕抽出来，拿在手里，低声说：“你还没有洗。我替你洗去！”便独自走了。

文淑把那只手轻轻地捏了一下，她马上记起了这是一位近来很活跃的剧作者，便笑了笑，愉快地说：“曾先生，你戴了一副眼镜，我差一点不认识你了。”她在院长的面前故意压低了声音讲话。

“想不到你真的到医院工作了，”曾明远好意地称赞了一句。

这时院长陪着其余几个人慢慢地往前面走，进了一间病房。

“我说过要来，当然是真的！我知道你看不起人家，”文淑撅起嘴说，她的脸发红了。

“刘波现在在哪里？他还住在老地方罢，”曾明远换过话题问道。

“对啦，”文淑点头笑答道。她便把刘波卖报的事情告诉了他。

“刘波倒是一个实际的人。他有些见解我并不赞成，不过他能说能做倒也不容易，”曾明远听完文淑的话，点了点头，略带赞叹地说。后来他又加一句：“我哪天想找他谈谈。”

“他就在霞飞路金神父路口卖报，你吃中饭以前去找他，一定找得到，”文淑热心地接口说。过后她又问：“你怎么不跟着他们一道去？你是来慰劳弟兄们的。”她的眼睛一霎一霎的，一对笑涡分明地嵌在红润的两颊上，一张小嘴包不住笑，她把右手第二根指头伸到嘴唇边挨了一下，立刻警觉似地缩了回去。她只顾望着曾明远微笑，他不知道她为着什么事情这样高兴。

“你说什么慰劳！你们院长一定不肯放我们上楼。后来交涉了好久，他才答应把慰劳品留在下面，由医院分配，他自己陪我们到病房看看，还叮嘱我们不要讲一句话。这怎么能说是慰劳？”曾明远停了一下说，声音不高，不会被院长听见。但是他说到后来气更大了。他觉得院长没有理由拒绝别人来慰劳在前线受伤的弟兄。

“为什么缘故呢？弟兄们欢迎外面的人来慰劳他们，每次有人来，他们都很高兴，”文淑惊愕地说。

“院长说，上面有命令来：要严防汉奸，怕汉奸混进来捣乱，”曾明远忍住气冷冷地说。

“这不对！汉奸不见得就会混进这里面来，我们不能因为怕汉奸就把什么事情都放下不做！”文淑气青了脸翘起嘴说。

院长陪着客人从另一间病房里出来了。文淑便改换了语调催促曾明远道：“你快去罢，我在三楼等你。”她撇下他独自走上三楼去了。

过了一些时候，曾明远一行人走到三楼的廊上，文淑正替一个兵士写好了一封家信，拿着它从病房里出来。这一行人的脸上全带着严肃的表情，大家沉默着，而且低着头慢慢地移动脚步，只有院长一个人声音平板地说了几句解释的话。文淑迎着他们走去，她走过曾明远的身边，对他点一下头笑了笑，就往休息室里去了。她到了休息室刚刚坐下，喝了半杯凉开水，就听见隔壁房间里叫人的声音。她连忙站起来，急急地走到那里去。

一个保安队的弟兄躺在靠近门的病床上，看见她进来，便用本地话指着隔三个床铺的兵士对她说：“小姐，这个弟兄要什么东西。”

她的眼光跟随着他的手指望去。她看见一张灰白色的脸：颊上的肉已经消失了，两只眼睛微微睁开疲倦地望着她，似乎没有看见她，又闭上了。她立刻走到那张病床跟前，躺在床上的伤兵听见脚步声又把眼睛睁开，求助般地望着她。

“同志，你要什么？”文淑俯下头温和地问道。

那个兵士把眼睛睁大了一点，用力说道：“小姐，我要糖，”然后力竭似地把头一动，眼皮也垂了下来。

文淑以为听懂了他的话，也不再发问，只点点头，说了一句：“好，我就去给你拿来，”便匆匆地走出房去。她走得很快，到了事务处要了一碟白糖，拿着又回到病房去。她想早一刻办好这件事情，免得错过跟曾明远见面的机会。

那个弟兄正闭着眼睛，她的脚步声唤醒了他。他睁开眼睛看她，但是眼珠已经不能灵活地转动了。

“同志，糖来了，”她带笑地说，把一碟白糖递到他的手上去。他不大明白地看了看，忽然失望地摇摇头，伤心地哭起来，他说：“你不懂我的话！”便把头掉向里面去。

“你要什么东西？好好地说，我去给你拿来，”文淑惶恐地立在床前，半道歉半安慰地说。她已经把盛白糖的碟子接过来了。

那个弟兄好象没有听见似的，不理睬她，他的哭声渐渐减低。她呆呆地站在那里，困窘地红着脸，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

“小姐，你不要着急。这位弟兄的话我也听不懂。你歇一会儿罢，他就会好的，”对面一个北方的兵士安慰文淑道。

门边那个保安队弟兄隔着三个床铺传过话来：“小姐，你们待我们太好……”他的话还未说完，忽然被隔壁房间里的叫声打岔了。一个弟兄喊道：“哎哟，痛死我了！”

这样的喊叫和呻吟仿佛震动了这个房间。于是来了一阵沉默。文淑打了一个寒颤。她仍旧立在那里，手里拿着碟子，在等候那个兵士的回答。

这样地过了片刻，直到一个低微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来，她回头去看，这是姓章的男护士的声音，说着“他已经死了，死了。”

文淑看了那个弟兄最后一眼。她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便回转身子急急走了出去，手里还捏着那一碟白糖。

她埋着头走出门。曾明远在廊上等候她，她也没有看见。曾明远唤了一声“冯小姐”，她才站住，走到他的身边去。

“什么事情？你哭了！”曾明远诧异地问道，他看见泪珠沿着她的脸颊流下来。

“一个弟兄死了，”文淑象孩子在大人面前诉苦似地说，她用那只空着的手揉眼睛。

“你不要伤心，我们的弟兄是死不尽的，”曾明远鼓舞地说，他的声音带了一点颤动。

文淑不说什么。她的痛苦的眼光穿过泪水望着曾明远。

他们这样地对望了片刻。曾明远忽然一笑，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快乐的表情。他感动地说：“看见这些弟兄，我就觉得我们民族始终有希望。他们真是拿性命来拚的。昨天英文《大美晚报》上说一个外国教士到前线去，看见中国兵冲锋，一排人过去，没有看见敌兵，只见一阵烟，人就全没有了。后面的人再冲上去，又碰着一阵排炮，一阵烟，人又全光了。这样一排一排的死掉，却没有一个人畏缩。那个外国人看到后来，忍不住伤心地哭了。我们是拿人的血肉来跟最新式的炮火拚的。”曾明远说到后来，声音颤得厉害，他也十分激动。他看见文淑一直在流眼泪，又想起他的朋友们在下面等候他，他也不再说什么，便告辞走了。他临走时还递了一张名片给文淑，殷勤地对她说：

“你有功夫请到我们团里来看看，青年救亡团，这张卡片上有地址，离你们医院也不远。”

“好，我一定来，”文淑爽快地答道。

三

刘波冒着细雨穿过霞飞路，走入一条横街。深黑色的天空矮矮地罩在他的头上，夜已经来了。尘埃似的小雨点粘聚在他的头发上面，一张燃烧的脸被微凉的雨水打湿了，但是他并不曾感到一点冷意。他的心情十分紧张。周围的景物在他的眼前只现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占据着他的脑子的是另外一个景象。那里似乎有着够多的温暖和够多的光明，给他照亮了黑暗、冷静的路，使他象赴盛会一般地迈着大步急走。

时候还早，夜却是相当地静了。环龙路上只有寥寥几个人影，雨湿了的柏油路上有一两处映着街灯的微光，镜子似地在发亮。两旁人行道上的广玉兰枝叶间积了不少的雨水，秋风吹起，枝叶一动，雨点沙沙地迎头洒下。刘波没有提防，略略吃了一惊。但是他并不在意，不过站住抖动一下身子，把雨水抖落一些，便继续往前面走了。

炮声从远处响起，一声，两声，三声，静下去，又不再响了。夜又落在静寂里。刘波走完一条马路，就只看见两个穿长衫的人默默地迎面走来，跟随着一阵风很快地过去了。前面不调和地起了笑语声，两个白俄巡捕立在一家关闭的商店门前，跟站在树下的一个穿雨衣的白俄老妓调笑。他们轻蔑地看了刘波一眼，刘波刚走过，那个老妓忽然发出了鹭鸶叫声一般的怪笑。

这笑声给刘波引起了一点憎厌的感觉。但是他马上又象拂拭尘埃似地把它拭去了。炮声又响起来，轰隆的一声，两声……又静下去了。一切重新被静寂的网覆盖着。他走到一段更阴暗的地方，忽然从树后转出一个鬼魂似的影子。一只无力的手向着他仲过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哀求着：“先生……”

刘波愤然想着：“为什么要阻拦我？”他头也不回地只顾往前面走。那个穿黑衣的瘦弱的女人在后面紧紧跟着他，手差不多要抓到他的衣服了。呻吟似的声音在他的耳边磨来磨去：“先生，我不是讨饭的，我家住在虹口华德路，丈夫在香烟厂里做事情。我们一家人从虹口逃出来，走到大世界，给炸弹打散了，我不知道他们的死活，到处找，都找不到……”

永远是这同样的故事。到处都是苦恼。到处都是同样的平凡的悲剧。每个人，甚至最渺小的人也遭受了最大的苦难。为什么需要着这么多、这么大的牺牲？这思想使他痛苦。

“先生，我不是讨饭的，我家住在虹口华德路，”那个女人晓晓不休地哀诉着，不肯放松他，似乎要将她所受到的苦难让他完全知道。他不能够忍受了，便伸手进衣袋里去，把袋里仅有的两个角子抓出来，放到那只微微颤抖的瘦得见骨的手掌上，不等她说二句道谢的话，连忙走开了。

他转过一条横马路，走进了一个弄堂，在过街楼下，一些妇人和小孩正摊开被头睡在水门汀地上。中间留着一条过道，但已经被带泥水的脚步弄得滑脚了。他走入一条窄巷，到了一家后门口。厨房里没有灯光。他不去敲门，却站住唤了一声“永言”。亭子间的窗户立刻打开了，一个人探头出来看，他在下面点点头。厨房里电灯亮了，那个叫做永言的人来给他开了门。门一开，他马上走进里面去。他听见关门的声音。他回头对那个开门的朋友道歉地说了一句：“我来迟了。”

亭子间的门微微掩着，灯光从里面射出来，屋里有人唧唧哝哝地谈话。刘波连忙走上楼，推开房门进去。他认识的几个人都在那里。

房里有一张小小的方桌和一张条桌。没有床，地板上铺着宽大的草席。七八个人坐在席子上，留下那把唯一的椅子给刘波坐。方桌上凌乱地放了两个热水瓶和六七个杯子，还有一滩溅出来的水。这使人想到房里先前有过一番热烈的争论。条桌放在屋角，一个蓬头发的青年把头俯在条桌上专心地抄写稿件。

刘波坐下来，望着郑永言，关心地问道：“谈的结果怎样？”

郑永言是一个长脸无须的中年人，在这间屋子里他的衣服最整齐。银白色背带在他的蓝条子绸衬衫上闪闪地发光，下面是一条折痕显明的咖啡色西装裤和一双黄色的拔佳皮鞋。他的头发向后梳，新擦的头油使它们成为雪亮。他严肃地答道：“刚刚叫子辉打电报到南京去了。这两天战况不大好，租界当局态度开始软化。我们又要搬家了。不过那件事我们还是要做。先把那个东西干掉再说。”

刘波的心情顿时紧张了。他看见永言脸上没有一点惊惶的表情，忽然想起一个星期前永言穿着一身破烂的学生装、头发蓬乱地到报摊上来找他时的情景，他一阵眼花，几乎疑心在他面前说话的是另外一个人。其实他知道并不是这样。他也多少了解他们的生活，而且总是带着崇敬的眼光看他们。他常常在他们的中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每一次看见他们，听他们热烈地谈话，他总是十分激动，觉得牺牲之火在自己的内心燃烧。这一次他又不能制止心的猛跳了。房里简陋而杂乱的陈设已经在他的眼前消去。他看见的只是几颗人的心。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心也掏出来献给他们。他又问道：“刊物没有问题罢？”

“第二期还是照常出下去，稿子齐了，子成正在抄写。不管怎样，这两国青年的联合刊物是应该维持的，”永言坚决地说。

“不过我耽心的是销路的问题，我们怕发不出去，”一个叫做鸣盛的青年说。

“要不是法租界卖报现在有了限制，我一定拿到街上去卖，每期至少也可以卖它四五百份。然而现在什么都有限制了。这么大的地方只发两百多张照会，这怎么够！帝国主义者的手段总是那一套，”刘波气愤地说。

“刘波，我们刊物上写文章的人太少。就只有我们几个。太单调。以后你给我们多写一点罢，”永言直截了当地说。

刘波迟疑一下，便答应下来，说：“我尽力做就是了。”他又把眼光掉去看那个在角落里写字的青年。那里很阴暗，射到角落里的灯光很难使人分辨清楚细小的字迹，房间里谈话声也没有断过，但是那个瘦长的青年却俯在矮小的条桌上，把铁笔在那张铺在钢笔板上面的蜡纸上用力划着，脸差不多要挨到纸上了。他仔细地将原稿上潦草的字迹一字一字地搬上蜡纸。他是那么安静，好象房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似的。

这种专心工作的精神打动了刘波的心，他不觉感动地唤了一声：“子成。”子成回过头来看他，头往上一扬，嘴上带着微笑，两只眼睛不住地霎动，眼皮肿起，眼睛里布满了红丝。

“你太辛苦了。怎么不戴眼镜？你看得清楚吗？”刘波关心地问道。

“看得见，我已经习惯了，取了眼镜倒方便一点，”子成毫不在乎地答道，脸上还带着笑容。

“啊，我记起来了，刊物我寄了出去，今天有个朋友写信来问是不是你写的‘钢笔板’。你写的这种字是很出名的，有些朋友一见就认得，”刘波赞叹地说。

“我写得并不好。不过他们都忙，没有功夫做这种事情，”子成谦虚地说。他伸手去揉了揉眼睛，又说：“还有一点了，我把它写完罢。今晚上就要印出来的。”他便转过身子俯下头去。铁笔落在钢笔板上的声音又飒飒地响了起来。

“那个东西前天又在虹口演说过一回，他说：‘一·二八’战争中间，我们同乡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很对不起‘大日本帝国’……”永言看见子成掉过头去写字，便对刘波讲起另一件事情，可是刘波不等他说完便气愤地插嘴道：

没有做什么事情？尹奉吉[2]

的炸弹，影响也就不小了！

“他那种东西怎么想得到！”另一个须根布满脸颊的中年人气冲冲地接下去说。

“他还说在这次战争里我们同乡应该替皇军尽力，又说了许多肉麻的话。这种人真是我们里面的败类！”

“他拿了日本人的钱到处收买我们同乡，给日本人做事情。有些无知的同乡真的被他收买去了。我们如果不去掉他，中国的弟兄会认为我们都是他们的敌人，所以……”永言下了决心地说，说到“所以”两个字，他的脸上忽然露出残酷的微笑。

刘波完全明白了。他知道那几个人的性情和生活方式，他也略略知道他们过去做过的几件事情。他明白他们不轻易发出诺言，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地说出来的，里面都带着行为的力量。他对这些话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时他仿佛看见一支手枪对准一个人的胸膛预备开放。他只说了“这也好”三个字，点了点头，便把眼光掉去看别的朋友。

那个满颊须根的中年人和一个头发灰白而年纪不过三十几岁的友人，正在用他们的本国话低声谈论。叫做鸣盛的青年拍一下永言的肩头对他说了几句话。铁笔的声音忽然停止了。子成在角落里发出一声叹息，就站了起来。

“子成，我看你也够累了，你休息一会罢，我来替你印，”刘波殷勤地对子成说，他也站起来。

“我来印，”鸣盛突然从席子上立起来抢着说。这个工作是他做惯了的，他不愿意让给别人做，在他们的团体里面，油印刊物和传单的时候，总是子成写钢笔板，他做印刷的事情。

“我并不累，”子成在回答刘波的话。但是他又坐下去，微微叹了一口气，一面把写好的蜡纸叠在一起。鸣盛到另一个角落里把放在地上的油印机搬到条桌上去。

“子成又在想家乡了，”那个头发灰白的朋友同情地向刘波解释道。然后他又自语般地说：“其实多想也没有用处。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好象就没有‘过去’一样。我也记不起我有过家乡。我那一点点个人的情感也已经完全消失了。我觉得我仿佛就是一副机器。”这声音并不是平板的，它带了一点苦涩味在颤动着，这证明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也还不是一副机器。

“朴元，子成跟你不同。这也怪不得他，他过去那一段回忆是很难忘掉的。我知道你不相信永久的爱这种话。可是亲眼看见自己的未婚妻被一只魔手从他的身边抢走，以后还得到她从另一个环境里送给他的消息，后来就没有下落了，这种事情的确是不容易忘记的。子成已经算是能够忍耐的了，”永言这祥替子成解释道。

子成离开了条桌，过来坐在席子上，就坐在朴元旁边。他戴上了眼镜。眼睛红肿了，眼皮不住地霎动，他略略摇头，苦恼地分辩道：“不，并不单是那件事情。不单是为着个人的事情。别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很刚强，也许是我们的环境把我们养成这样。不过我比你们都脆弱，我忘不了那许多事情。我出来得最迟。我看见那些良善的农民无缘无故被人捉去，挖地坑，倒煤油去烧他们。我在宽大的马路上常常看见六匹马拖着的四轮车经过，里面装的尽是从乡村里捉来的青年，和我一样的青年。‘我们的性命还不如一只蚂蚁，’我们在那边常常说的这句话，你们应该还记得罢。”

“不要说了，”那个满颊须根的人烦躁地嚷起来。“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处？路隔了那么远，连望也望不见！”

“我相信我们有一天会回到那边去，可是并不象一只老鼠那样地回去，象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永言忽然昂起头，充满了自信地用力说。

“不要说这么远的话了，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现在都不知道。说不定日本领事馆的警察马上就会来的，”那个须根满颊的人烦躁地说。

“光韩，你为什么老是说这种话？他们要是真的来了，我们这里准备好了家伙等着他们，还怕什么！”永言责备似地说，光韩沉着脸不做声了。

鸣盛站在屋角条桌前印刷刊物，刘波在旁边给他帮忙。子成独自阴郁地低声唱起故乡的歌曲。朴元开始和永言轻声讲话。屋里稍微静了一点。忽然窗下弄堂里响起了吹哨声，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听见没有？”光韩神情紧张地说。

“老九的信号，我要走了，”永言变了脸色自语道。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取了那件挂在门上的西装上衣穿在身上，又对朴元说：“朴元，明天在那个地方见面，不要忘记啊。”

“也许有了什么意外事情，”鸣盛惊诧地掉过头说。

“刊物印完没有？”子成连忙站起来问道。

“还有一点，马上就要完了，”鸣盛简单地答道。他仍旧埋下头去，加快地推动胶棍。刘波在折叠已经印好的报纸。

“我先带两百份去，”永言说。他走到条桌前面，从刘波的手里接过报纸，用当天的《申报》包好，挟在腋下，打开亭子间的门悄然走了。

“我也要走了，”光韩和另一个中年朋友都站起来，差不多同声地说。

“你们也带点刊物去，”子成嘱咐道。他们也走到条桌前面去拿了两束刊物，不再说什么，就轻轻地移动脚步走下了楼梯。

鸣盛印完刊物后把油印机收拾好，从条桌上搬回到另一个屋角，刘波仍旧躬着腰在折叠桌上的报纸。子成和朴元静静地坐在席子上，好象在思索什么。窗下的吹哨声又一次响起，声音短促，响到第三次就消失了。

朴元霍地站起来，声音低沉地对鸣盛说：“把那个东西给我带去。”

鸣盛点点头，便去把方桌下面那口箱子打开，取出一件用粗布包扎的沉重的东西，递到朴元的手里，低声叮嘱道：“你当心一点。”朴元接过布包，郑重地放在他的西装上衣的袋中。他的脸上并不现出一点紧张的表情，他安静地带笑说了一句：“我知道。”子成正用了激动而带忧郁的眼光默默地看他，他轻轻地拍了一下子成的肩头，安慰地说：“子成，你不要再想那些事情了，好好地休息一会儿罢。”子成也不说什么，只是苦涩地一笑。朴元走到门口，忽然掉过头来又问了一句：“刘波，你不走吗？”

刘波把埋下的头抬起来，短短地说：“我就走。你不要等我。”

房里只剩了刘波、子成、鸣盛三个人。刘波还在数印好的报纸。子成默默地在席子上躺下来。鸣盛拿了用过的稿件走出房去。

“刘波，你应该走了，”子成烦躁不安地催促道。

“这些我都带去，”刘波自语道。他又掉头殷勤地对子成说：“地址也给我带去，我替你们寄发。放在我那里不要紧。”

“也好，”子成说着立刻站起来，从方桌下的箱子里取出一本记事册，递给刘波，小心地嘱咐道：“你要把它检好，我后天来拿。”

“还是我给你送去罢，”刘波接过记事册谨慎地放好在衣袋里面。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严肃地问道：“你们就要搬家吗？”

“说不定明天就搬，”子成低声答道。“现在还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我后天上午去找你。”

炮声轰隆地响起来，声音很大，好象这个房间也被它震撼了似的。第一声的余音还未停止，第二声又响了，以后便接连地响下去。鸣盛空着手从外面进来。他走到方桌前，把茶杯放好，又用抹布揩桌面，一面自语般地说：“已经九点多钟了。”

“我走了，”刘波惊醒似地说。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个约会，他不能够在这里多留一刻了，便拿起那来报纸匆匆地告辞出去。

弄堂里地上还是湿的，但雨已经住了。铁门关上了，只留下一道小门让人进出。避难的妇人和小孩沉沉地酣睡在被窝里，皮鞋的声音也不曾惊醒他们。马路上除了巡捕外只有两三个行人的影子。刘波走了一条马路，才看见一辆黄包车。他也不讲价钱，就坐上车，要车夫赶快把他拉回家去。

车夫是一个身材结实的年轻人。他拉着车走了几条马路，忽然胆怯地跟刘波谈起话来。他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先生，仗还要打多久？”

这突然的奇怪的发问，使刘波一时回答不出来。但是那个车夫又问了：“先生，我们几时才把东洋人赶得出去？”

“我也不大知道，总要几个月罢，”刘波敷衍似地答道，他还在想别的事情。

“先生，我不是拉车的。我原是虹口蛋厂的工人，家住在杨树浦，给东洋人打光了。只有我母亲妻小逃了出来。我没有法子，只得拉车挣点钱吃饭……”年轻的车夫一面走一面在诉苦。

又是这同样的故事，又是这平凡的悲剧！痛苦是没有止境的。在任何地方他都得不到安宁。甚至这一个年轻的、结实的男子也要拿个人的痛苦来折磨他。“为什么不让我安静？”他刚刚这样想着，车子已经到了他的家，车夫放下车，直立着嘘了一口气，两只眼睛求助似地瞪着他。这时是同情战胜了。他对车夫说了两句安慰的话，要车夫在后门外等候他，把他从这里再拉到一个医院去。

刘波回到自己屋里，放好刊物和地址簿以后，连忙走出来，坐上原来的车子，很快地就到了医院，他掏出表来看，刚巧是十点钟。他很高兴，便多付了一倍的车钱让那个车夫走了。

许多灯光从那所高大楼房的窗户里射到草地上，里面还有人声。但是医院门前一盏大的电灯寂寞地照亮着半湿半干的柏油马路。童子军拿着棍子静静地立在门口。好几辆黄包车停在竹篱门外，车夫们坐在踏脚板上打盹。没有人从里面出来。刘波立在对面，他的焦盼的眼光穿过了大门，希望抓住一两个人影，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他觉得老是站在那里没有意思，便走下人行道，信步在马路上踱着。他走了七八步，便又走回医院门前。几个女学生模样的年轻女子说着话从里面出来，黄包车夫看见她们，便拖着车子拥上去，她们一个一个地坐上车走了。这里面并没有文淑。刘波焦急地等待着，不闪眼地凝视着草地。于是在那个地方出现了他熟习的影子。

文淑用快步子走出来。她的手挽着一个同伴的膀子，她们带说带笑地走到门口，她看见刘波，禁不住欣喜地唤了一声，便拖着那个同伴的膀子向他走去。她们穿着同样的蓝布旗袍，头上留着同样没有烫过的童化头发。另一个女子身材比文淑的稍微低一点，脸庞稍微瘦一点，眼睛更大一点，表情更沉静一点，年纪也要大些，两个人走在一起就象两姊妹一样。

她们走到刘波的身边，文淑把素贞介绍给他。素贞对他点一个头，她的嘴唇包住笑。文淑命令似地带笑说：

“刘波，你送我们回去罢。”

刘波点头微笑着。

“你倒很讲信用。你等了多久？我倒怕你不来，”文淑得意地说，她拉着素贞的手往前走了。

“我接到你的信怎么会不来呢？我有点事情，到这里刚巧十点钟，”刘波直率地笑答道。

素贞在旁边低声笑了，文淑把她的手紧紧地捏了一下。

他们一路上愉快地谈论着。文淑兴高彩烈地叙述医院里的事情，她有时把脸侧向着刘波，有时把脸侧向着素贞，在她说话的中间素贞也插进来说了几句。不久就到了素贞的家，刘波和文淑站在弄堂门口，素贞进了里面还回过头来对他们挥手。

夜更静了。马路伸长在黑暗的天幕下，街灯象星星似地寂寞地闪光。没有一个步行的人，凉气渐渐侵到了他们的身上，脚步声单调地升起来又落下去，落下去又升起来，老是那同样的声音。

刘波温和地向文淑问话，文淑回答着，谈的仍然是医院里的事情。四周的空气太静，太凉了。文淑有点受不住，她又有点害怕，又有点烦。她需要温暖，需要安慰。她把身子靠近刘波，伸出右手挽住了他的左膀。

“你今天累了罢，”刘波关心地问道。

“不，我一点也不累，”她摇摇头答道；“我心里有点烦。我在家里住不下去，”她苦恼地说，“父亲近来大变了，他一点也不疼我，每天故意找事情跟我吵。他希望我同他一个有钱朋友的儿子订婚。我一定不答应！他把我逼得厉害了，我就跑！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只要有人肯帮忙我。我也可以吃苦的，我可以给人家做娘姨，”她撅起嘴赌气地说。

“你不要为这种事情难受。现在时代不同了。只要你自己不愿意，你父亲也不敢强迫你，”刘波同情地安慰她道。

“是的，他不敢强迫我。我不怕！”文淑理直气壮地说，她听见同情的话，知道有一个人站在她这一边，她也感到一点安慰。她的烦恼立刻减了许多。但是另一个思想突然来抓住了她。她侧过脸去看他，两颗眼珠不住地对着他转动，笑涡在她的脸颊上出现了，她开玩笑地问道：“我问你，要是有一天我去做娘姨，或者去做一个女工，你还理不理我？”

刘波并不相信她会走那样的路，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也不反驳她。他同情地把她的脸看了片刻，那一对细小的眼睛在阴暗中也是很明亮的。他半开玩笑地答了一句：“那么我天天来看你。”

“呸，哪个相信你的话？说得这么好听！”文淑噗嗤笑了起来。她接着又问道：“曾明远来找过你吗？他对我说过要找你谈谈。”

“曾明远？他会来找我？我好久没有见他了，”刘波惊诧地说。“他哪里有功夫找我？他是一个作家，我不过是一个大学生。”

文淑不知道刘波的心情，她不等他把话说完，便打岔地说：“他要我到他们青年救亡团去看看。我想过两天就去。”

“青救倒还不错，曾明远也算做了一些事情，”刘波改变了语调说。

文淑突然记起来了：刘波平日不满意所谓“职业的作家”，对曾明远也有一点成见，她便对他解释道：“其实曾明远对你还不错。”她刚说了这一句，忽然指着天空惊叫起来：“你看！”使得刘波吃惊地抬头向上面看。

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景象。天静静地横在他们的头上。在一个角落，好象谁用画笔涂了一抹红霞，从一些屋顶后面，红光一阵一阵地升起。此外再没有别的异样的景物；只有少数高耸的屋顶被包围在红光里，忽然现出摇摇欲坠的样子。刘波的眼前就只有一片红光。

“火！”文淑痛苦地叫了一声，她差不多把身子完全倚在刘波的身上，眼睛望着天，慢慢地跟着刘波移动脚步。她的重量压着他，使他不能够走快。他觉得她的身子在发颤，他知道她这时心里很难受，但是他还不明白她究竟单是为了这火，抑或是为了她自己家里的事情。他只是同情地望着她。

“烧罢，痛快地烧罢，索性把大上海烧成一个火山，让你们都烧死在这里！”文淑忽然提高声音咬牙切齿地诅咒道。

过了片刻，刘波勉强抑制了激动和苦恼，温和地劝慰她：“文淑，不要难过了。我们快点走，你就要到家了。”

“好，”文淑埋下头来看了刘波一眼，顺从地吐出了这个字，振作精神地站直了身子，她想到刘波还要在戒严时间以前赶回家去，便不再说什么，急急地跟着他往前面走了。

四

文淑从医院回到家中，娘姨正在厨房里煮面，看见她进来便带笑唤了一声“大小姐”。

“怎么这个时候还煮面？先生没有睡？”文淑诧异地问道。往常在十点钟左右她的父亲就上床了。

“马先生来了，夜里就住在此地，先生在陪客讲话，”娘姨答道。

文淑不说什么，她只把眉头一皱，好象听见了不愉快的消息。“马先生”是她素来讨厌的客人。他自己说是她父亲的远房亲戚。他有一张尖脸和一对往下吊的小眼睛，还有那最使她看不顺眼的鼻下一撮日本式唇须。他的话就象他的面容那样讨厌。他常常到她家里来，爱跟她的父亲、母亲谈种种事情。“八·一三”以后，他的唇须便不见了，据说是怕别人把他当作东洋人看待，他怕挨群众的拳头。不过他因此对那般“反日”的群众暗中更加嫉恨。他最近跟别人谈起中日战事，他喜欢讲的话就是：“靠不住！中国人怎么打得赢日本人？这简直是在做梦！别的不说，人家每年产几百万吨钢，我们究竟有多少？”报上刊出日本飞机被打落几架的新闻，他谈起来就摇头说：“造谣！哪里会有这种事情？我们的空军幼稚得很！”他看见报上中国军队冲到汇山码头的标题，又气愤地说：“假话！人家东洋军队全是受过训练的精兵！我们军队怎么打得过？”这些话深印在文淑的脑子里。她起初还跟他辩几句，有时会因此挨到父亲的责骂。后来她不能再忍耐了，他的一句话也会引起她的烦恼，她甚至不愿意和他见面。她常常躲避他。她如果在家里遇见他，她就躲在亭子间里不出来，或者借故跑到外面去。她有时候还对母亲骂他做“汉奸”，骂他做“失败主义者”。母亲不能了解女儿，也没有女儿的那种见解，母亲或者笑笑，或者劝女儿对待人不要任性，不要忘掉规矩。母亲还说了许多话，虽然那些话都是用温和的语气说出来的，文淑还是听不进去。她始终讨厌那个姓马的。她想不到他居然要在她家里住宿一夜。为了什么缘故？有什么事情？她不知道。她也不想去管这种事情。她只觉得心里不痛快。

她想再到外面去。但是现在是戒严时间了，而且她也没有去处。她觉得疲倦，她又想回到自己房里去睡觉。她在厨房里站了一会，想了想，她还是走上楼梯，打算到自己住的三楼亭子间去。

她经过二楼房门前，看见那里灯光十分明亮，听见她的父亲和客人同时发出的笑声，她加快脚步连忙转弯往三楼走去。她走到亭子间门口，推开门，扭燃电灯。她就站在门口嘘了一口气，她仿佛逃出了地狱一般。她安慰自己地说：“我还是早点睡罢。”

但是意外地从二楼送来了唤声：“文淑，文淑。”

她并没有听错，这的确是她父亲的声音。她不愿意答应，她不愿意在这时候离开她的亭子间到下面去。然而父亲似乎不肯把她放松，父亲又在二楼唤她了，这次他的声音更响亮，而且好象还带了一点怒气。她只得发出应声。接着父亲又大声吩咐：“你下来。”

她知道拒绝是没有用的，眼看就有一场争吵在下面等着她，她无法避开。她对自己说：“要闹就闹，我还怕挨骂？”便壮起胆子走下楼去。

她走进了二楼的房间，父亲和客人坐在中间隔着一个茶几的两张沙发上。母亲坐在对面靠墙的方桌旁边。她只得忍耐着压低声音招呼了他们。

“你从医院回来？”父亲严肃地问道，瘦脸上两只眼睛威严地望着她。

“是，”她短短地回答，在平时她也许会多讲几句话，现在她倦得连多动一下也不愿意。她的眼皮也变得沉重了。

“你以后可以不去了。我看干这种事情也没有好处，说不定将来倒有危险。你还是在家里看看书罢，”父亲开始教训似地说话，但是他的声音里不带一点感情，它们进了文淑的耳朵，使她起了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

“既然已经去过了，要退出来也不好意思。况且现在学堂又没有开学，”文淑低声回答道。她本来想说的不是这几句话，但是她还没有开口就看见母亲的关切的和焦虑的眼光往她的脸上射来，母亲的眼光似乎在说：“忍耐一点罢，不要跟他争吵，就让他说几句也不要紧。”她这次算是听从母亲的话，改变了答语的口气，其实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疲倦，她只想早些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我的话都是好话。你应当好好地想想。象你这样一个中学生，什么都不懂，你在医院里能够做些什么事？只有白白地浪费光阴！再说，做看护又有什么前途？学堂也应该开学了罢。其实学堂没有开学，你在家里温习功课也不是一样！我花钱送你进学堂，你不肯好好读书，天天在外面活动。现在又天天在外面闹‘抗日’，整个上海滩都要‘抗’光了，你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你看你父亲得到好处没有？”父亲板起面孔说下去。

在平时她一定会大声地插嘴分辩，或者赌气地走开。这次她却埋着头一声不响，她在咬自己的嘴唇皮。

“我不高兴我的女儿做看护。我叫你不要去医院，叫你少管闲事，你总不听我的话，”父亲继续说。“你不要以为你有办法。我老实告诉你，你父亲这一点点家产都要给这回抗战抗光了。我刚刚才知道我们南市的房子已经烧掉了……上海就要完了，我也要完了。你有办法，你就搬出去走你自己的路，省得将来跟着我们去讨饭。”

文淑气得掉下眼泪来，她抬起头想顶撞几句。但是话未说出口，她看见父亲的脸色很难看，眼圈也红了，她不知道他心里究竟有什么事情，便又把头埋下，把身子靠在门边那个五斗橱上。她咬紧牙齿，赌气地在心里说：“我等你骂个够。我不哭。”

倒是母亲心软了，文淑的眼泪和气恼的表情并没有逃过她的眼睛，她不忍看见女儿受委屈，便在旁边解围地说：“你也不要再说了。她在医院里忙了大半天，刚才回来，一定累得很。你让她早点去睡罢。”

父亲板着脸不做声，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母亲说：“她的精神很好，你不要耽心。”

马先生刚刚把手里一支茄立克抽完，安闲地将烟头丢进痰盂里去，这时便插嘴说话了：“大哥这番话很有道理。大嫂，你就让他发挥一下。她们年轻人在外面也难得听到这样的好教训。”

母亲有点不高兴，便不响了，但是她的脸上只现出一种茫然的表情，人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文淑抬起头憎厌地看了马先生一眼，把嘴一撅，然后又埋下头去。

父亲没有说话，他咳了几声嗽。马先生却抓住这个机会来发挥他的道理：“不怪大哥太激动，现在一般年轻人也实在太嚣张。他们拿了父兄的钱不好好地在学堂念书，专门在外面活动。真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得罪了友邦，打起仗来，受害的还是我们中国人。其实日本人不过想跟我们做做生意，和平相处，共存共荣，大家都有好处。”

“不见得罢。这次的战争还是敌人发动的。他们先开炮，他们先打我们。我们要维持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才不得不抗战，”文淑忍不住插嘴辩驳道。她仍旧不抬起头，她不愿意看见那个人的脸。

“这就是你们年轻人的那一套，”马先生讥笑地说；他看见娘姨端了面碗进来，但是他还不慌不忙地继续说下去：“年轻人只会说漂亮话。他们从来不想到我们拿什么去同人家打！我们怎么打得赢人家！连英国、法国都害怕它，我们这个小国算什么？要有办法，从前就不会割掉那么多地方了。”

冯太太连忙指着茶几上的面碗，用微笑掩饰她的焦虑，殷勤地对马先生说：“请用点心罢，看冷了。”其实她只有一个思想：打断他的话。

文淑的忍耐力完全失去了。她不能够留在房间里听这种汉奸式的论调。她不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抬起头气愤地驳斥道：“这简直不象中国人说的话！你敢到马路上去跟大家讲一遍！”她只说了这短短的两句，便气冲冲地走出去，也不顾母亲在后面的唤声。

文淑刚走到门外，就撞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一只手抓住她的左膀，带笑地说：“你又生气了，现在到哪里去？”

“你放开我！”文淑恼怒地说，她在挣扎。

“你说了，我才放你。你是不是在医院里受了气，没有地方发泄？”她的哥哥故意开玩笑地问她。他穿一件睡衣，大概是工作完毕了从三楼下来的。

“你不要管，我要回房去睡觉！”她仍然气愤地说。

“好，我送你回房去，”她的哥哥说；虽然她的父亲在里面唤“文良”，但是她的哥哥仍然拉住她的膀子，陪她上楼去了。

他们进了亭子间，文良一松手，文淑立刻奔跑似地扑到床上去，她把脸压在枕头上，开始哭起来。

“大妹，你这个脾气真没有办法。我晓得你又在跟爹吵架了，”文良正经地说，他的圆脸上还留着笑容。“爹装满了一脑筋的旧思想，你偏偏喜欢跟他争论。你跟他多吵，又有什么用处？”

“我是生成这个脾气的，”文淑呜咽地赌气说。

“改一改也不要紧，”文良又带了一点开玩笑的口气说，他就在她的书桌前那把椅子上坐下来。“爹就是那个脾气。你不肯答应跟他选定的人订婚。你不知道他要靠你去联络江家，你却偏偏不听他的话。所以他很不高兴。他说什么，你就让他说，他骂你，你就让他骂。他说完了，也不会管你照不照他的话做。他想起又会再骂，骂过又会忘记的。他近来脾气大一点，这也难怪他。他在闸北、江湾有好些产业这次都打光了，又天天在外面听到一些谣言，他心里怕得很，都是为那些钱啊……”

“我不怪爹。我恨那个姓马的！”文淑不耐烦地打岔说。

“姓马的，我晓得，”文良马上把声音压低认真地说，“那个‘准汉奸’。”文淑听见“准汉奸”三字觉得一阵痛快，立刻坐起来，也不去揩脸上的泪痕，就坐在床沿上注意地听她的哥哥讲话。他明天要到天津去。我看他这次去不是去干好事情。好象他说过他在那边认识几个日本朋友。他多半想干点下贱事情，发一笔横财。先前爹要我把床铺让给他睡，我没有答应。现在给他睡二楼亭子间。我虽然没有参加过爱国活动，不过对他这种准汉奸我很看不起。

“爹为什么要同这种人做朋友，我真不懂，”文淑接着说。

文良笑了笑，然后解释说：“他会拍马屁。爹就喜欢这一套。而且说不定爹还在梦想他给爹帮忙。爹正为了南市的弄堂在生气……”他说到这里，听见外面楼梯上响起脚步声，便住了嘴。

冯太太的略带憔悴的面容在亭子间里出现了。她走到床前，也在床沿上坐下来。她低声对文淑说：“你爹喊你下去给马先生陪礼。”

这意外的命令激起了文淑的极大的反感，她撅起嘴答道：“我不去！”

“你爹喊我来带你下去，”冯太太又说，其实她自己也不愿意看见文淑向马先生陪礼，不过她不能不传达她的丈夫的命令。

“我说不去就不去！”文淑恼怒地答道，她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勇气。

我也不赞成你去。爹做得太过火了，象那种‘准汉奸’（冯太太插嘴警告说：“小声点！”）还理他做什么！文良感到不平地说。

“但是我怎么去对你爹回话？”冯太太茫然问道。

“妈，你就说大妹睡了。爹再要说话，大妹就把房门关紧，爹也不会进来吵的，”文良答道；他又站起来对文淑说：“大妹，你关门睡觉罢，我陪妈下去。”

文淑关好房门睡到床上以后，还听见父亲在下面带怒地大声讲话。她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不过她知道是和她有关的。她不愿意听那种声音。她用铺盖蒙着头，赌气地说：

“你们不要看轻我。总有一天我会做点事情出来给你们看。我偏偏不听你的话！”

五

上午，文淑对父母说要去看朋友，便早早地出去了。她找到了曾明远写给她的地址。那是一家俄国菜馆的统厢房，走廊上站了六七个男女青年，他们愉快地高声谈论着，看见文淑进来，大家用好奇的眼光欢迎她。文淑不问一句话，便往那间开着门的厢房走去。

房间不小，里面放了几张写字台，有好几个人在那里办公。文淑看见曾明远埋着头在写字，便高声唤道：“曾先生。”

曾明远抬起头，笑着应了一声“冯小姐”，便放下笔站起来，走去迎接她。他先说：“你的信收到，事情已经办妥了。不过请你签个字。”他把她引到他的书桌前面，他从抽屜里取出一张志愿书，要她在上面写下她的名字。文淑也不看纸上印着什么样的字句，便兴奋地签了名。曾明远把志愿书接过来，放在抽屉里，笑着对她说：“你现在是我们的会员了。”

“那么给我一点工作做，快点给我工作，”文淑高兴地说。

“我介绍你认识别的朋友，”曾明远满意地对她说。她跟着他去见了每一个人；大家都带着笑容欢迎她。

门外的年轻人中间有三个走进来。曾明远瞥见一张小孩似的面孔在门口张望，便叫了一声：“周欣！”随着应声进来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子，她走到曾明远面前，笑吟吟地打量着文淑。曾明远开玩笑似地说：“周欣，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冯文淑，她的脾气跟你的差不多。你们一道在宣传组做事罢。”

“欢迎，欢迎！”周欣说着，对文淑伸出手来。文淑紧紧握着周欣的手，客气地说：“请你指导我。”

“你还会说这种话！”周欣噗嗤笑起来。

“你不必跟她客气。她的小孩脾气比谁都厉害，”曾明远在旁边对文淑说；“好，你们谈谈罢。周欣会给你介绍其他的朋友。她会告诉你怎样工作。”

文淑便开始和周欣在一起做事情。她们两人占据了屋角的一张条桌。周欣在整理壁报的稿件。她把这一期壁报编好，就交给文淑抄写，因为文淑对她讲过自己在学校里常常做壁报的抄写员。文淑的确有过不少这样的经验。她可以画报头，也可以用两三种字体誊写性质不同的文章。她拿起墨笔在那张已经用铅笔画好了行格的白报纸上专心地写着。她写得不算慢。她抄录到一些激烈的辞句时，她的笔动得更快，字迹也显得潦草了。

“你不要写得太潦草了，有些人会看不清楚的，”周欣在旁边提醒文淑道，这时文淑已经写好一张，第二张也写到一半了。

“要我写得慢，我就不会，那么你来写罢，”文淑含笑地抬起头，把笔往桌上一放，故意谦让地说。

“我要写，你也要写。我们两个人写还来不及，你还要罢工，这不行！我们至少要写好五张，他们在等着拿出去贴！”周欣笑着说。“你看，他们就要来催了，”周欣把脸掉向门外，那里有两个穿白衬衫的青年正伸起头对着她们微笑。一个长脸戴眼镜的向周欣问道：“好了吗？”

周欣点一个头，匆匆地答道：“再等一会儿，就好了。”她马上埋下头拿过一张白报纸，急急忙忙地折出几条痕迹，就抓起笔，依着折痕，兴奋地写起来。

“你什么时候加入青救的？”文淑忽然抬起头好奇地问道。

“你快写，不要说话，”周欣头也不抬低声催促道。

“一面说话一面写，也是一样。你不回答我，我就不写了，”文淑固执地说。

周欣忍不住笑了，她从纸上略略举起头望了望文淑，霎霎眼睛，低声笑道：“你的脾气跟我的差不多。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

“早点来找你？我昨天连你的名字也不知道！”文淑觉得有趣地小声笑道。“你怎么不到医院来看我？”

“医院？我记起来了，”周欣一边写字一边说，“曾明远对我讲过你。他那天在医院里碰见你。我想不到你也会参加我们的团体。我参加也不过一个月。你为什么又不做护士了？”

“我还是要去，现在我是派在夜班，所以白天有功夫，”文淑答道。“我只想做点事情。我不愿意闲着。在这个大时代中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你倒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周欣忽然称赞一句，把文淑的话打断了。她没有笑，人不知道她是真的在称赞，抑或在开玩笑。

“人家跟你说真话，你听不听？”文淑发急地说，她撅起嘴来。

“不要生气，快写罢。我也是真心称赞你，”周欣忍住笑回答道，“你的意思是对的。你白天夜里都不肯休息，把全部力量贡献给抗战，我们年轻人都应该这样做。”

“这算得什么？在前线拚命的将士不知道有多少！人家牺牲的是鲜血，我们出一点力又有什么了不起？”文淑谦虚地说；“你再说那种话，我就不同你好了。”

“你快点写，我就不说了，”周欣满意地带笑说，她喜欢文淑的性格，她高兴自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朋友。

“我写到第三张了，你还催我！”文淑不服地辩道。她看见周欣不作声，停一下她又说：“其实这样的工作我也并不满意。我只想到前线去。”

“到前线去？真的？你能够吃苦吗？”周欣故意激励地问道。

“你不要轻视人家！我不信我吃苦就比不上你！”文淑带着自信地分辩道，她的脸有点发红了。她甚至赌气地说：“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去。我要是不敢去，你以后就不要理我。”

周欣满意地笑了。她抬起头望着文淑说：“没有人轻视你。我知道你很勇敢。你去，我就同你去。我也想去。一定有机会。曾明远他们正在筹备这种工作，说是要组织战地工作团，说不定很快就可以成功。”周欣说完对文淑笑了笑，便又把头埋下了。

“那么我现在就去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动身，”文淑十分高兴，不能忍耐地说，她放下笔站了起来。

“你坐下，不要着急，”周欣连忙阻止道；“你现在去问他，他也不能够确实回答你。有了出发的日期，我自然会告诉你。你还是安心写你的东西罢。我们下午还有别的事情。”

“我就是这个脾气，你对我说了，我就不能够闷在心里头。我这个人是守不住秘密的，”文淑笑着解释道，她不再说话了。她专心地继续抄写壁报。周欣举头默默地看她一眼，也不说什么，依旧埋下头去。

房里不时有人进出，话声就没有停止过。忽然一个江北口音大声说起话来，使得房中起了小小的骚动。曾明远匆匆地走出去了。他站在走廊上和那个江北口音的人讲话，不过他的声音不高，文淑听不出他在讲什么。

“什么事情？”文淑看见好些人走过去围着那两个人，听他们讲话，她又听见那个陌生人说出“我们吃外国人的饭……”一类的句子，她觉得奇怪，便问周欣道。

“你想还有什么事情！又是来逼我们搬走的。那个家伙来过两次了。法捕房要我们团体搬出法租界去，”周欣愤慨地答道。

“岂有此理！他们有什么理由赶走我们？我们偏不走，看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文淑撅起嘴赌气地说。

“他们管什么理由！那班人还不是很势利！他们看见这两天我们战事矢利，才出来欺负我们，”周欣责骂地低声说，“目前我们也只好忍点气，曾明远他们已经在公共租界看过房子，不过还没有讲好，也不能立刻就搬过去。他们等不得又来催了。”

“真气人！到处都遇到不痛快的事。不晓得哪一天才是我们真正出气的日子？”文淑气恼不堪地说；“依我的脾气，我们就不搬，等他们来赶！”

“你还怕他们不敢吗？你难道忘记了双十节那天的事？好些散传单贴标语的学生都给捉进巡捕房里关过。万一我们军队再打一两个败仗，他们真会不客气把我们都捉去关起来的，”周欣说到这里，忽然用极大的努力忍住愤怒，换过话题说：“我们不要再讲这些废话了。你写好没有？”

“就只有几行了。你呢？”文淑接口说。

周欣不答话，她又埋头写了一些字，然后掷下笔站起来，对文淑说：“我好了。”她把文淑写好了的两张报纸拿过来和她自己写的叠在一起，然后站到文淑背后，把头靠在文淑的肩上看她写字。

文淑也写到最末两行了，她这时更潦草地结束了它们，说声：“我也好了，”回头对周欣一笑，让周欣把这张报纸和先前写好的卷在一起，拿去交给在走廊上谈话的青年。

曾明远已经把法捕房的人送走了，这时正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他无意间一掉头看见文淑一个人坐在条桌旁边东张西望，便站起来，走过去，慰问似地说：“冯小姐，今天辛苦了。”

“你以后就喊我的名字罢。你再喊冯小姐，我就不来了，”文淑笑着说。

“好，我就听你的话，”曾明远笑答道。他又问：“这里的工作你做得惯罢？”

“我还可以做，我只怕我做得不好，”文淑客气地答道；她又怀着希望说下去：“不过我想到前线去。听说你们要组织战地工作团，什么时候会成事实？”

“我知道周欣会告诉你的，”曾明远好意地笑起来；“我们还在跟司令部接洽。大概不久就可以成事实。你高兴去，我们自然欢迎。”他又说：“你要回家吃饭罢？下午还希望你来，周欣正需要人给她帮忙。”

“我不回去，我随便在外面吃点东西就是了，”文淑诚恳地答道；“下午还有什么事情？”

“我们捐到些钱，打算做一千件棉背心送到前方去。布已经买好了。听说慕尔堂那边可以代做。我们要周欣下午到那边去交涉一下，就请那边代做。最好你能够和周欣同去，”曾明远带笑解释道。

“我一定去。有事情做，我总高兴，”文淑兴奋地说。

“在我们这里总会有事情给你做的，”曾明远满意地说。“你要是闲着，只管来找我好了。”

“用不着找你，我这里事情多得很，”周欣在旁边插嘴说，她从外面进来，回到条桌前，听见了曾明远的话。接着她又问曾明远道：“刚才‘包打听’来，你怎样把他送走的？”

曾明远皱皱眉，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仿佛有几片阴云盖上了他那张黄色的脸，他低声答道：“这个星期，一定要搬了。”话说完他沉默片刻，好象在想什么，她们在等待他说下去，他忽然觉察到了，把头略略一动，笑容又在他的脸上展开来。他接着说：“不要紧。我有办法。我就要出去。”他和她们分别的时候，他还叮嘱周欣：“你今天要招呼冯文淑吃中饭。”

周欣把桌上的纸件略略整理一下，看见文淑在旁边闲着，便看看壁上的挂钟，然后对文淑说：“我们走罢，下午再来好了。你到我家里去吃饭，我就住在这条街。”

“不，我还是回家去，”文淑客气地说，她不愿意到新认识的朋友家里去吃饭。

“你就不痛快了！这还用得着客气？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我的家和你的家是一样的。我家里也没有别人，就只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小妹妹，”周欣殷勤地挽留道，她的眼睛里还露出一点责备的表情。

文淑终于答应了。周欣欣喜地对她一笑，便拉着她的膀子一起出去。

她们高高兴兴地走到门口，看见一个长头发、瘦面孔、满脸热气的青年进来。那个青年唤住周欣问道：“你到什么地方去？我正要找你。”

“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回家去吃饭，”周欣答道。

“《战鼓》的校样齐了。稿子还不够。你答应我下期的稿子现在就给我罢，我看见你已经写好了，”那个青年从西装裤袋里掏出手帕揩着额上的汗珠，他把左手里捏的一束校样在周欣的眼前晃了一下。

“我的文章并没有写完，”周欣答道。她又问：“你就没有别的稿子吗？”

“现在来不及了，无论如何要你帮忙，不然后天就出不了，”那个青年着急地说。

文淑不作声，她的两颗亮眼珠不停地在这两个人的脸上轮流转动。

“好，你等一等，我马上就给你弄好，”周欣爽快地答道。她又掉头把文淑介绍给那个青年：“冯文淑，新来的；李南星，他就是我们的《战鼓》的编辑。”她看见李南星同文淑握了手，便对文淑说：“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好，你快去写罢，我等你就是了，反正我没有事情，”文淑鼓励地说。接着她又带笑地加上一句：“等一阵我倒要拜读你的文章。”

“我不给你看！我的文章哪里有你的写得好？”周欣说着还回过头来对文淑一笑。她走到条桌前面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那篇未完的稿子，埋下头专心地读了一遍。然后她拿起笔继续着上次中断的地方写下去。

文淑坐在周欣对面，半惭愧，半羡慕地望着周欣。她看见周欣手里的笔飞也似地动着，她又看见周欣停住笔把左手第二根指头放在嘴里轻轻地咬着，她忍不住微微笑了。她低声说：“你这个脾气跟我的一样。我写不出文章，也会咬手指头。”

周欣忽然抬起头看文淑，她说：“那么你也来写一篇。”她的思想似乎还在别处，她说了一句话，马上又埋下头去写字。

“我一定写不好，”文淑不好意思地笑答道。她又自语似地说：“不过什么时候我想写一篇试试看。”

周欣没有答话。文淑看见周欣在专心写文章，她也不再打岔这个同伴。她觉得闲着无聊，便掉头朝屋内四处张望。曾明远不在这里了，她刚才碰见的长头发的青年正坐在曾明远的椅子上看校样。在这个青年的对面仍旧坐着那个有短须的中年人，他把一管羊毫笔高高地捏在手里，微微摇着头，在苦思，或者在低念着什么句子，他一定是在起草公函罢。在另一张写字台旁边，那个大学生和他的弟弟一面讲话，一面在空白的簿子上写下什么，或者从簿子上抄录字句。另一张写字台旁边，那个总务组的负责人正在和一个商人模样的来访者谈话。一个在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散文的青年作家，站在电话机前面讲着广东话。在屋角一张小圆桌旁边坐着三个女学生，她们正在卷纱布。

“我到那边去罢，”文淑自语地说，便站起来，脚步轻快地向着小圆桌走去。

三个女学生中有一个是她先前见过的，叫做张利英，大学二年级学生。张利英看见她过来，便对她点头微笑。

“我没有事情，这个我也会做，”文淑自告奋勇地说，她搬过一个凳子来坐下了。另外两个女学生马上掉头看她。她不害羞，却亲切地对她们讲话，介绍自己道：“我叫冯文淑，今天才来的，张利英知道我。”

张利英马上把那两个女学生的姓名告诉文淑，还说了几句介绍的话。那两个女学生也说了几句欢迎的话。文淑才知道她们是某教会女中的学生，也在一个伤兵医院里做过短期的护士，她们参加这个团体不过半个多月。她们的年纪也许刚刚超过二十（张利英的年岁稍稍大一点）。可是她们不象周欣，没有一点小孩脾气。她们的面貌秀丽，举止稳重，声音温和。文淑觉得自己的性格跟她们的相差很远。然而她和她们谈了一阵话以后，就觉得她也喜欢她们，她们好象是她的姐姐一样。她坐在她们中间，用她的熟练的手指卷着纱布，卷好一卷就放进纸盒子内。装满一个盒子，她们就把它盖上。

文淑愉快地继续工作。在工作中间，她们也常常交谈，互相讲一些自己服务过的医院里的事情，或者叙述两三件有趣味的故事。她渐渐地忘记了等待周欣的事。后来周欣在那边唤她，她应声以后，等着把手里的纱布卷好放进了纸盒子，才站起来跟那三个女学生告别，转身去找周欣。

周欣已经把文章交给李南星了，因为文淑吵着要看才又去拿了回来。

这是一篇散文，叙述作者半天的见闻，这里面有作者目睹的第一次的上海空战，和外白渡桥上的混乱情形，还有那可怕的最初的闸北火灾。文淑默默地读着，她咬牙齿、咬嘴唇地读着，想着，她的血沸腾起来了，她仿佛见到那些可怖的景象的重演。它们在压迫她，包围她。它们不让她的心找个躲避的地方。她终于读完了文章。她愤怒地叹一口气，她甚至叫出了一声。

“什么事？”周欣惊讶地问道。

文淑把文章交还给周欣，她说：“你写得太好了。我想我也应该写一点东西。我一定写不过你。可是我不能再闷在心里了。”她的两只眼角各嵌了一颗明亮的泪珠。

“你心里难过吗？你怎么哭了？”周欣关心地小声问道。

“我一点也不难过，我只想哭，”文淑答道，眼泪就象线一样地落下来。她连忙转过背去，把脸向着墙壁，她一面用手帕揩眼泪，一面自责地说：“我不行，我的情感太脆弱了。”

“这不是脆弱。你的情感太丰富了，”周欣感动地安慰文淑道，她把手搭上文淑的肩头，又在文淑的耳边说：“现在到我家里去罢。”

六

老娘姨给周欣开了门。文淑跟着周欣从后门经过厨房走进客堂去。

一个中年妇人坐在方桌前缝衣服，一个九岁光景的小女孩跪在旁边一张凳子上。小女孩看见周欣，马上跳下凳子来大声唤“姐姐”。中年妇人也放下针，抬起头来看周欣和她的朋友。

周欣把母亲介绍给文淑了。那个太太的脸上立刻浮出和蔼的微笑，她温和地对文淑说：“冯小姐，请坐罢。”她又吩咐旁边那个女孩：“阿敏，你去喊老娘姨倒茶来。”

“姆妈，人家还没有吃过中饭，我带冯文淑来吃饭的，”周欣用撒娇的语气对母亲讲话。文淑觉得不好意思，正要开口，却被周欣用眼光阻止了。周欣又抢着说：

“姆妈，人家肚子饿了。”

“你总是这个脾气，当着客人面前，还象小孩一样地讲话，不怕给冯小姐笑坏了，”周太太溺爱地责备道，“今天我们吃饭还等你好一阵，你怎么这样迟才回来？饭菜都留得有，你去喊老娘姨给你们把菜饭热起，另外再炒一盆蛋。你快去。你要怎么吃，你自己去吩咐也好。”

周欣答应着，就往厨房里去了。她的脚步动得快，与其说走，不如说是在跳。周太太目送着这个女儿的背影，满脸带笑地对文淑说：“冯小姐，你看阿欣在家里就是乱蹦乱跳的，不晓得她在外面是不是这个样子？”

文淑觉得自己要发笑了，又连忙忍住，她的脸上略略发红，她短短地回答道：“她在外面很好。”下面应该说什么话，她就不知道了。

“冯小姐，你和阿欣是同学罢，”周太太又问道，两只小眼睛睁大了一点，眼光就在文淑的脸上盘旋。眼光很温和。一张端正的圆圆脸，两腮丰满，嘴微微张开，旁边有两道线。仔细看去，人容易发见她和周欣的相似处。

“不是，”文淑短短答道，她有点窘，她希望周欣马上回来。

“那么你一定是同她一起在那个什么团里面做事情，”周太太猛然省悟似地说。

“是，”文淑只能够回答这一个字，她连忙把眼光掉去看墙壁，看天花板。她听见了脚步声，她知道周欣回来了，自己又高兴起来了。

“你们年轻人热心做事情，也很难得，”周太太忽然赞叹地说。这时周欣进来了，在后面跟随着周敏，周敏手里捧着一个茶杯，端到文淑旁边，在茶几上放下。

周太太还继续往下说：“如今究竟比从前好一点。你们年轻人也能够做事。阿欣不爱穿，不讲打扮，就喜欢读书，做事。不过我耽心她那个脾气。她心太直了，讲话也很随便，又不大肯听别人劝。说不定有一天会闹出事情来的……”

“姆妈，你又讲这种话！”周欣笑着打岔道，“其实，你跟她讲也没有用，她的脾气跟我一样。”

“人家哪里会象你！”周太太不以为然地说；“你看冯小姐多沉静。”

文淑红着脸，想笑，又不敢笑，想说话，又不知道要怎样说才好。她口里唯唯应着，却不住地把眼光朝周欣的脸上射去。她的眼光在说话。

“姆妈，你说她沉静？真要笑死我了，”周欣噗嗤笑起来，指着文淑对周太太说。“你不要再对她说这种话，你要把她窘得哭了。”

“你当面说谎！”文淑翘起嘴对周欣说，“我正高兴你挨骂，我怎么会哭。”她把眼睛睁得很圆，两颗漆黑的眼珠就象要滚出来似的。

周太太温和地笑了。周欣连忙走到文淑旁边，伸出右手按住文淑的肩头，友爱地说：“人家在给你帮忙，给你解围，你反倒怪我。你心肠真不好。要是你高兴听姆妈的话，那么我就走了，让你一个人听她讲去。她一天一夜都讲不完。”

文淑还未答话，周太太先说了：“冯小姐，你不要信她的话，你听她越讲越没有礼貌。不晓得她在外面是不是这样？”

“姆妈，你刚才已经问过一次了。你看你的记性！”周欣插嘴笑道。

对这重复的问话，文淑这一次却给了一个不同的回答：“她做事情倒很负责，他们什么事都要找她。伯母，她很能干，比我强得多。”她说完掉过头对周欣做了一个鬼脸，周欣不作声，却把她的膀子拧了一下。然后两个人相对地笑了。

周太太把头略略抬高一点，她的眼光对着门上的玻璃，她似乎在想什么。后来那两个年轻女子的笑声又把她的眼光引了去，等到她们笑够了，她才问道：“你们笑什么？”

“没有笑什么，我们两个人想笑就笑了，”周欣带笑地答道。

“你说话总是这样。你在外面做事，我真不放心，”周太太皱起眉头带点焦虑地说；“说话也该仔细点，小心点。外面不比得家里。这两天战事不大好，你们做事情更要谨慎点。先前听见隔壁十七号黄先生讲起我们军队早晚总要撤退，我怕那时候你会出事情。”

老娘姨端菜饭进来了，打断了周太太的话头。饭菜都放在方桌上。周太太便站起来招呼文淑吃饭。她把未缝好的衣服放到那个带镜子的红木柜上面去。周欣依旧安静地带笑说：“姆妈，你的脑筋，我真不懂。象你这样耽心这个、耽心那个，怎么你自己又在给前线将士做棉背心，而且你又做得这样起劲！矛盾！矛盾！”周欣说完端着饭碗得意地望着她的母亲笑起来。

“总是你有理，你会讲话，我讲不过你，”周太太似乎有点不高兴地说。但是她的脸上又现出了温和的微笑，她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红木柜上面未做好的棉背心，她带着感情地说：“我也是中国人。连老娘姨也捐了半个月的工钱，为什么我就不该做几件棉背心？不过我们上了年纪的女人没有用了……？”这一句没有说完，她忽然换了话题说：“好，阿欣，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拦阻你。我们中国也真该翻身了。”

“姆妈说得对，这一次我们中国真的要翻身了，”周欣放下碗，高兴地接口说。她又问文淑：“你觉得姆妈老吗？单凭这句话就可以断定姆妈精神不老！你想不到她做棉背心已经做好六七件了。”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文淑停住筷子抱怨周欣道。她又睁大眼睛，眼珠不转动地望着周太太。周太太脸上略略发红，带笑地责备周欣：“阿欣，你又拿我开玩笑了。让冯小姐笑我们没有规矩。”

“不会的，不会的。我要出去宣传伯母的爱国热诚。伯母都这样热心，我们真该羞死了，”文淑带着尊敬的感情分辩道。

“姆妈，你听见没有？冯文淑也是这样说，可见并不是我在拿你开玩笑，”周欣更加得意地笑道。

“不许你再说了。你看冯小姐就不象你这样多话。快点吃，等一阵饭就冷了，”周太太溺爱地看着她的女儿，一面用责备的调子催促道。她又谦虚地对文淑说：“冯小姐，没有小菜，请你不要见怪，不要客气，就当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多吃一点罢。”

“伯母还说没有菜？菜已经很多了。我第一次来就吃饭，伯母还说我客气，”文淑含笑地答道。她的确认真在吃饭，这时她感到肚饥了，同时周太太的和蔼的面容使她很快地就熟习了这个新环境，而且对周太太发生了好感。她高兴听周太太母女的谈话，她高兴看她们的笑容。她不再感到拘束了。

周太太带着慈祥的微笑满意地望着她们吃饭。周敏忽然从楼上拿下来一本《战事画报》，央求她的姐姐：“姐姐，你吃完饭，把这些图画讲给我听。”

“你去请冯家姐姐讲，她讲得好，”周欣指着文淑对周敏说。

“小妹妹，你不要信她的话。你姐姐比我讲得好多了，”文淑连忙带笑说。

周敏望望文淑，忽然含笑说：“两个人都要讲。你们都讲得好。”这两句话使得众人发笑了。

就在众人的笑声中，响起了巨雷似的炮声。虽然这是听熟了的声音，它却使众人的心情马上改变了。依旧是那单调的“轰隆”、“轰隆”。它们驱散了欢笑，驱散了愉快的心情。这些声音使人明白在这一刻有若干弟兄牺牲，若干同胞被杀，若干房屋被毁。这不是笑的时候，笑不能泄愤。人在这时候应该怀着愤恨加倍努力地工作。甚至年轻的少女象周欣和文淑也知道这一层，感到这一层。她们的脸色立刻改变了。愤怒出现在这两张脸上，完全掩盖了先前的笑容。她们的眼睛里也射出充满青春活力的怒火。她们不说话了，她们似乎在倾听，似乎要将那些可怖的声音完全捉住，不让它们逃走。

“炮声！这是我们军队开的炮！”周敏忽然高兴地大声叫起来。她的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笑容。没有人答话。周敏又自语地说：“浦东打过来的。”

文淑惊讶地掉头看周敏，她奇怪这个小女孩怎么会知道许多事情。一道光掠过她的脸，她似乎笑了一下。她想说话，却没有说出来。周欣也落在沉思里了。周太太皱着眉头痛苦地低声说：“你小孩子懂得什么。不见得就是浦东打来的。”话是对周敏说的，周太太并不看周敏，她好象是在对自己说话。她又说：“我听见这种声音，我的心就乱了。我只望我们军队早一天打胜仗，早一天见到太平。”

“下个月我们就打胜了，”周敏又从画报上抬起头来高兴地说。“轰隆，浦东的炮队又在放炮了。”

“我们的炮队多半在夜里放炮，白天怕敌人飞机找到炮位好来轰炸，”周欣忽然开口对她的妹妹解释道。她又带着痛苦的声音对她的母亲说：“姆妈，这个仗恐怕要打几年呢！”

“几年？怎么会这么久？”周太太吃惊地说，她不相信周欣的话。

“仗打起来了，就不容易结束。这一次是我们拚死求活的战争，总要打出一个解决来，”周欣的脸上有了光彩了。她带着毅力和热情说话，这表示她坚决地相信她自己的主张，而且准备随时说服别人。

周太太摇摇头，说：“我不相信。‘一·二八’那次还打不到两个月。”上了年纪的人总愿意相信自己的经验。

“这次和‘一·二八’不同。这次是全国抗战，全民抗战，”周欣理直气壮地反驳她的母亲道。“我们只要有一点力量，就要用一点力量来抗战。我们不达到目的，战争就不会停止。上海守不住，还有南京，还有汉口，还有重庆，我们还有许多许多地方。”笑容又透过愤怒的云雾在她的脸上露出来了。

“哪个要听你演说？”周太太觉得自己说不过她的女儿，便责备道，不过这依旧是慈爱的母亲的声音。然后她又注意地看看周欣，焦虑地问道：“你想，上海真的会守不住吗？”她不等着周欣回答，又侧头向文淑问道：“冯小姐，你相信她的话吗？她是不是又在骗我？”

“姆妈，我又不是军人，我怎么晓得？”周欣接着坦白地说；“我只说即使上海守不住，也没有关系。文淑，你说对不对。”

文淑马上答道：“伯母，她的话是对的，她没有骗你。”文淑的面容也开展了。她相信周欣的话，周欣的意见跟她的差不多。

周太太又看了文淑一眼。老娘姨端了面盆进来，绞了毛巾送给两位小姐揩了脸。周太太把要说的话暂时咽住了，等到文淑和周欣离开方桌以后，她才又严肃地、小心地对她们说：“这两天消息不好，谣言也很多。上半天十七号黄先生来讲起——”

周欣不等她说完，就不耐烦地打岔道：“姆妈，你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不要听那种话。我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

文淑也接着说：“伯母，不会的，不会的。”文淑说话的态度很坚决，她甚至不能够想象那样的事情。

“你们年轻人总是这个脾气，”周太太温和地说，话里仍然带一点忧虑的调子，“人家黄先生在外面做过多年事，晓得的事情多……”她这次又没有机会把话讲完，一阵打门声打岔了她。老娘姨在厨房里。周敏好奇地跑出去。周太太默默地望着面前这两个少女，焦虑的颜色露在她的脸上，她似乎在等候什么人来向她报告不好的消息。

“太太，童子军来捐雨衣，”老娘姨进来报告道。

周欣马上站起来，她听见周敏在厨房里跟一个年轻男人讲话。

“捐十块钱罢，”周太太爽快地说。她又吩咐老娘姨：“你请那位先生坐坐，倒杯茶给他吃，人家也不是为自己事情。”然后她掉头对周欣说：“阿欣，你上楼去，在我手提包里拿十块钱下来，抽屉钥匙在我枕头底下。”等到周欣走出客堂以后，周太太觉察到文淑带着赞美的眼光在看她，她便对文淑解释说：“这个年头把钱留在家里也没有好处，还不如捐出去做正用好。”

文淑点头答应着，便趁这个机会发表了她自己的意见。她本想到厨房去看看那个来募捐的童子军，但是她找不到托辞离开周太太。她说了一些话以后，也觉得心里畅快多了。她看见周太太微微地点头，又看见周欣牵着周敏的手在对她微笑，她也感到满意，她还回答周欣一个微笑。

“捐款的人走了吗？”周太太抬起头问周欣道。

“走了，收条在这里，”周欣答道，她打算把手里捏的纸条递给她的母亲。

“就放在你那里罢，”周太太挥手说；“捐点钱不过尽一点心就是了。哪个要看收条？”

文淑觉得这意思不错，便说了两句附和的话。她接着又想：要是我的母亲也象这样，那多么好。她开始羡慕起周欣来了。

周欣不表示意见，她埋下头看看自己的手表，便对文淑说：“文淑，不要多讲话了，我们走罢。不要耽误了去慕尔堂的事情。”

“那么现在就去。我等一会儿还要到医院里去，太迟了难为情，”文淑说着就站起来准备向周太太告辞。

七

青年救亡团的新会所在爱多亚路上，斜对面便是那所从前是大众娱乐场、现在成了难民收容所的高大建筑物“大世界”。“大世界”已经失掉昔日的光辉的装饰了，如今只剩下一副骷髅似的空架子。在它的前额上还保留着“八·一四”的大炸弹的伤痕。其实不仅在“大世界”，便是在这周围的建筑物的门面上，甚至在青年救亡团新会所的门前，人们都可以看出那两颗炸弹的烙印。店铺的招牌倾斜了，墙壁陷入或者破裂了，有一两家商店的屋檐下或者路中电杆上还挂着类似人皮的东西。还有几辆炸毁的老虎车和黄包车躺在路边。人们从法租界走到英租界，经过“大世界”门前，一眼就见到路中间的一个大坑，这是上海的土地受到的一个大伤。虽然捕房的人在这个大坑的四周竖起了木栏，但是行人经过那里，他们的眼光总要越过木栏在坑里停留一会儿。坑里有的只是泥和水。这泥和水就吞食了无数悲痛的故事。

然而不管这一切，在这附近有的还是活动与生命。这里还是一个行人拥挤的十字路口。

这一天是很好的晴天。蓝空高高地盖在这个大都市的上面，在那里浮着几片棉花似的白云。上午吹着凉爽的微风，似乎要给人吹散胸中的闷气。但是从早晨起就响起了那种绞痛人心的飞机声。绘着侵略者的标记的飞机不断地在晴空涂下污点。

上午十点钟光景，文淑走到这个十字路口，她在木栏前站住了。她是从法租界来的，要到马路那一面的青年救亡团的会所去。这时人和车辆拦住了她的去路。她同许多行人站在路旁，她的眼光却越过了马路飞到对面人行道上。那边便是青年救亡团的会所。那是一家出版公司的旧址，没有木牌，也没有标记。别人看不出那个半新旧的建筑物便是一个救亡团体的活动的根据地，她却认识站在那所建筑物门前守卫的年轻学生。她看见一个年轻女学生推开建筑物的玻璃门进去了。她又看见那个守门的学生在和一个中年人讲话。她的眼光慢慢地往别处移动，忽然触到一个熟人的面孔了。她几乎要惊喜地叫出声来：“刘波。”她注意地看刘波，她发觉他在跟两个穿西服的中年人讲话：一个身材略微肥大，有着满脸的须根；另一个衣服整齐的人却是长脸无须的。他们不知道在谈论什么事情，不过样子很严肃。她的好奇心鼓舞着她，她的脚在地上微微跳动起来，她恨不得立刻跑过去拉住刘波，问明白那两个中年人是什么人，他跟他们谈的是什么事情。

路口忽然松动了。人象决了堤以后的水一样冲过对面去。文淑挤在人群中，紧张地到了对面人行道上。她宽慰地嘘了一口气。她看见那张长满须根的脸还在前面，脸上忽然露出微笑。她觉得这笑容有点可怕。她楞了一下。她奇怪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她继续朝那个方向走去。这时她才注意到刘波往西走了。她还瞥见他的影子。她再用眼光去追他，但是她已经失掉了他的踪迹。另外的两个人却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低声讲话。不，他们也在移动脚步，他们也往西走，不过脚步下得慢。文淑怀着好奇心跟随着他们。她经过青年救亡团的会所，也并不推门进去。她听见有人在后面唤“文淑”，她知道这是周欣的声音。她并不答应，却加快步子往前面走，她追过那两个人，她听见了他们的话。他们讲的不是中国话。她便走下人行道，掉转身站住了。她带着顽皮的微笑看那两个人。从那张无须的长脸上射过来威严的眼光。真象电光一闪，那张面孔马上又掉开了。接着布满须根的圆脸也掉转来，两只锐利的眼睛探索似地望了望文淑。于是什么也没有了。那两个人加快脚步急急地走了。

文淑无法追上去。她失望地望着前面那些似熟识似陌生的背影。她把右手第二根指头放进嘴里含着。她还没有决定应该怎样做。周欣的声音意外地把她从茫然中唤醒了。她看见周欣在对她笑。周欣抱怨地说：“怎么喊你你不答应？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你是不是在发神经病？”周欣对她做了一个可笑的怪脸。

文淑噗嗤笑了。她走上人行道，一面说：“我刚才看见一个熟人，我追他没有追上。”

“你为什么不到团里去？”周欣又问。

“我本来就是到团里来的，”文淑答道。

“那么我请你到对面冠生园去喝可口可乐，”周欣含笑说。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现在应该去做事情，”文淑疑惑地说。

“哪个跟你开玩笑！喝了可口可乐，我们一道去办事。你怕不怕到巡捕房里去？”周欣说着，又对文淑霎霎眼睛。

“我晓得是为了《战鼓》的事情。不是说好李南星去吗？”文淑接口说。

“李南星有别的事情。曾明远要我去。我也想，女孩子去，或者更好讲话，”周欣颇为得意地答道。

“好，我陪你去，不过你先答应请我喝两瓶可口可乐，”文淑满意地说。

“两瓶算什么！你要喝十瓶都行，”周欣笑道；“喝够了，我们就去四马路中央捕房，”她拉着文淑的手走下人行道，往对面去了。

在冠生园支店里，两个人喝了五瓶可口可乐，觉得肚子有点胀了，才边说边笑地走出来。她们看见转弯处站着一大群人，都抬起头，或者伸起手指着天空讲话。她们就站在冠生园门前也举起头望高爽的蓝空。三只轰炸机在东北面飞翔，似乎在寻找目标。那种熟习的蜂蝇叫似的机声又开始来折磨她们的脑筋。

“这些魔鬼！”文淑骂起来。炸弹爆炸声在绞她的心。

“快走罢。这些东西有什么看头！看了更叫人生气。你听，又在丢炸弹了，”周欣愤愤地说。她挽着文淑的膀子走到无轨电车停车的地方。

十七路无轨电车正要开驶了，她们连忙挤上车去。小小的车厢里全是人。人们还在谈论战事，发表了种种的意见。车里闷热，文淑的鼻子上沁出了汗，周欣觉得快要透不过气来了。幸而过了两站便有人下车，以后每站都有人下去。车厢里稍微松动一点。于是电车在中华书局门前停了。她们连忙跳下车，半走半跑地到了中央捕房。

从一道小门进去，她们站在电梯前面。没有人。过了一分钟，电梯便落下来，门开了，从电梯中走出来两个高大的华捕。他们诧异地看了她们一眼。文淑侧头对周欣微笑，周欣回答她一个怪脸，便拉着她的手走进了电梯，对开电梯的人说：“六楼。”

电梯往上升到三楼，便停住，门打开，一个西洋人手里拿着一束文件走进来。那个西洋人好奇地看了她们一眼。电梯又在五楼停住，把那个西洋人送走了。然后开电梯的人报告：“六楼到了。”

走出了电梯，这两个女孩子象乡下人似地站在走廊上东张西望，不知道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文淑几乎要笑了。周欣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纸片来看。一个中国巡捕向着她们走来，问她们来找谁。周欣便把纸片交给他，纸片上写着六百零六号房间和负责调查刊物的职员的姓名。

那个巡捕把她们带到六百零六号房门口，嘱咐她们就在那里等候，他便走进里面去了。他很快地又走了出来。她们还站在门前，听见从各个房间里送出来的没有停止过的打字机声，她们看见一个穿西服的中国人从这个房间出来，拿着儿张文件往对面一个房间去了。他没有穿上衣，在他的屁股后面，皮带旁边插着一支手枪。文淑好奇地指着手枪，对周欣微微一笑。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五十多岁头发灰白的中国人在她们的眼前出现了。他穿着一件灰呢长袍，脚上穿的也不是皮鞋，他走出来，并没有多大的响声。他的脸上露出带世故的微笑，他用惊奇的眼光把她们打量了一下，似乎奇怪来的会是两个这样年轻的女子。他看见周欣要开口，便做个手势对她们说：“你们请进来罢。”

周欣和文淑跟着他走进房间。里面有好几张办公桌和好几个人。这位老先生的办公桌就在离房门不远的地方，是一张条桌。桌上放了几份新出的抗战刊物，她们的《战鼓》也在里面。老先生在椅子上坐了，叫她们站在对面，他一面翻着《战鼓》，一面向周欣问起刊物的编辑人和发行人的履历以及刊物经费的来源。他的态度很温和，脸上永远带着老年人常有的微笑。因此周欣也就没有拘束地随意答应。她说的大半是假话，不过都是些冠冕堂皇的假话，倒使那位老先生觉得惭愧了。他在劝告她们“以后发表文章要谨慎一点”之后，还解释说：“我不是在干涉你们，我是在保护你们。”于是他进入正题，拿出一张登记表来，要她们拿回去填好送来。

“这应该怎样填？我们没有填过。我们不会填！”周欣不大高兴，便照她平日讲话的口气拒绝道。

“这是新的办法。不填不行。外国人吩咐要办好的，”老先生认真地说，脸上的笑容淡了一点。但是他看见她们不作声，也不拿登记表，便又温和地对她们解释登记表应该怎样填写。他还允许她们：“登记证很快地就会发下来，并没有别的手续。”他又提醒她们：“没有登记的刊物就不许在租界卖。”他更警告她们：“我们怕东洋人会来打麻烦，才用这个办法。”

周欣还想说话，文淑却不耐烦地在旁边触她的膀子，低声向她说：“我们走罢。”周欣迟疑一下，才拿起那张登记表。那位老先生连忙带笑地说：“你填好，仍旧送到此地来，六百零六号房间。”周欣答应一声，对他点一下头，便挽着文淑的膀子出来了。

电梯把她们载到楼下。她们走出大门，文淑忽然伸出舌头，望着周欣笑了笑，说：“我也进过巡捕房了。”

“这算什么？又不是捉你进去的。你一句话也不讲，”周欣晒笑道。

“我看见你跟那个人讲话，我只想笑。他那个样子真滑稽，”文淑一边笑，一边说。

“真是个小孩子，”周欣带笑责备道；“不是你催我走，我还不走。这张东西拿着真讨厌，我倒想撕掉它，”她说着便做出要撕碎登记表的样子。

“你不要撕。他不是说过，不登记就不许卖吗？”文淑连忙捏住周欣的手腕阻止道。

“我晓得。他们已经到代售的书店去讲过一次了，”周欣收敛了笑容皱起眉头答道。她慢慢地把登记表折好。以后她又烦躁地说：“你不要相信他的话。明明是他们看见我们军队有点支持不住了，自己在打算等我们军队一撤退，就动手来压制抗日运动。”

“那么，到了那时候，我们怎么办？”文淑焦急地问道。

“怎么办？哪个怕他们！”周欣依旧烦躁地说；“其实我在上海也住厌了。我只等曾明远的战地工作团出发，我就跟着工作团到前线去。总要比在这里痛快些！”

文淑听见这两句话马上兴奋起来，她的焦虑消失了，她怀着希望地说：“曾明远的战地工作团好象快要成功了。”

“我今早晨听见他说，已经接洽好了。现在正在筹备出发的事情，”周欣接着说。

“好，我们马上去找他！我要参加，我要到前线去，我什么苦都可以吃！快，我们快去！”文淑差不多高兴得要跳起来，她大声说。

“不要叫，别人听见，会当你发神经病的，”周欣笑了起来，把文淑的膀子拧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反正少不了你。”

“不着急？倘使曾明远把我忘记了，等我去报名，名额已经满了，那又怎么办？我看见你们都走了，自己留在这个鬼地方走不动，那才急人！”文淑说着真的着急起来了。她恨不得马上找着曾明远，把事情说定。但是无轨电车老不见来，她们已经在五洲大药房门前站了好些时候了。

“你放心，我已经替你报过名了，”周欣带笑地安慰文淑道，“我不会忘记你。我要去，一定会拉你去。少了，你我们两个都不开心。”

“真的，我们两个在一起，就象亲姊妹一样。我没有姐姐，我就叫你做姐姐罢，”文淑满意地说。她看见一辆无轨电车正往这面开过来，连忙拉着周欣走下人行道，准备抢先挤上车去。

八

九点钟敲过不久，弄堂里就静得象一个劫后的荒村。一切的苦恼全被一张无形的大口吞下了。风带着低声的哭泣在空中盘旋，盘旋……

一个人的单调的脚步声在窄巷子里响起来，又静下去，但是过一会儿又响起了这同样的声音。

“鸣盛，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子成忽然放下书侧耳倾听，他吃惊地对鸣盛说。

躺在床上的鸣盛站起来，他用同情的眼光看看子成，安慰道：“没有什么，只是一个过路人。你早点睡罢，今天晚上不会有什么。”

“不对，让我去看看，”子成焦躁地摇头说。他便走到窗前去看下面窄巷里的情形。地是湿的，雨水映着路灯光在发亮。一个黑影晃过去，等到他注目去看，人影已经转了弯不见了。

“不对，我说今天晚上不对，他们会来的，”子成掉转身子苦恼地自语道，他的脸上一刹那间就布满了黑云。

“子成，你今天晚上太激动了，不要老是去想那些事情。我们刚刚搬了家，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来的，”鸣盛温和地劝慰道。“而且即使他们来也不要紧，我们这里已经弄干净了。”他又在床沿上坐下来。

子成失常地笑了笑，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答道：“我还留着一支枪在这里，我准备好等他们来的时候用。”他说这几句话似乎很费力。他咬了咬嘴唇，埋下头不作声了。

鸣盛用惊疑的眼光看了看子成，起初似乎不大相信子成的话，但以后也就明白了。子成近来逐渐增加的烦躁，他也看得清楚。这个朋友不爱多说话，却喜欢把一切都包藏在心里。虽然年轻的脸上还照常带笑，但是吞在肚里的痛苦和烦恼有时也从子成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流露出来。子成夜里睡得很迟，常常用沉默的工作摧残自己。这个年轻人很少发过什么怨言。然而如今忍耐的限度终于打破了。那未来的爆发倒有点叫鸣盛耽心。鸣盛觉得心里象被什么虫咬着似地痛了一下。他连忙摇摇头说：“他们不会来得这样快，现在还用不着你那件东西！”他又问：“你什么时候向朴元要来的？其实还是给他们好。”

子成固执地短短答道：“我更用得着。”他在方桌前站了一会儿，后来又到窗前去。鸣盛抱膝坐在床沿上，默默地望着子成的举动。他因为找不到可以说服子成的话而气恼。房里没有声音，窗外也没有声音。这静寂压得他快要透不过气来了。子成忽然用低沉的声音说：“他们来了，我们给围住了。”

“真的！几个人？”鸣盛跳起来，吃惊地问道。子成好象没有听见鸣盛的话似的，依旧站在窗前，看外面。但是他的眼光并不向下，却停留在墙壁上，除了墙他看不见别的东西。然而土红色的砖墙上现出了人和动作。

鸣盛跑到窗前去看，下面依旧是静静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紧张的心松弛了。但是另一种使人不愉快的感觉抓住了他。他把手压在子成的肩上，关心地问道：“子成，你今天晚上究竟怎样了？为什么老是说这种奇怪的话？”

在子成的眼前现出了一些黑影，他们聚在窗下后门口，他们开始打门，后门开了，他们一拥而入，现在走在楼梯上……他聚精会神地望着。——但是鸣盛把他突然唤醒了。他惊愕地掉过头去看：鸣盛的诚恳的面容给他掩盖了一切。他放心地嘘了一口气，自语般地低声说：“这不过是幻想。”

鸣盛的肥大的手友爱地抚着子成的肩头，他安慰地说：“你这几天也太累了。你应该找个地方休息。”

“休息？”子成责备似地说，那短时间的安慰马上消失了。“在这种时候你还想到休息？也许明天我们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明天他们就会来的。”

“你不要再说这种扫兴话。明天也许我们就得到自由了，”鸣盛哂笑道。

“自由？”子成神气沮丧地说；“你还在想自由？他们随时都会来，把我们带到更不自由的地方去。我们就只知道躲避，永远躲避……但是他们仍旧是要来的。你还在梦想自由？”

“然而自由一定会来的，”鸣盛起劲地反驳道，“这一次是总结算，我们多年来受的苦这一次就会完全消失。那时候我们可以自由地回到家乡去了。”

子成的脸上闪起一股亮光，但马上又消失了，代替它的是痛苦的哂笑。“你倒想得这么好。难道他们不会在这一切还没有到来之前把我们捉去吗？”

“要捉就让他们捉去好了。这又有什么可怕！”鸣盛气恼地说。

轰隆！轰隆！大炮声突然响了，就象要把静夜的天空冲破似的，连这个小房间仿佛也被它震动了。两个人闭了嘴默默地对望着。炮声继续响了一阵。后来鸣盛鼓起勇气开口了：

“你听，这不是帝国主义的丧钟？它在报告：我们的自由就要来了。”

“你还说什么自由？照这两天的战况看来，恐怕连上海也会给敌人占去，”子成烦恼地打岔道。

“我不相信中国军队就会退得这么快，”鸣盛怀着信心地说。“他们打了两个多月，打得那么好！决不会退得这么快。”

“可是全拿血肉跟炸弹大炮拚，这是不行的。这简直是屠杀！”子成焦躁不安地说。

“但是人的血肉毕竟跟炸弹大炮拚了这两个多月了，”鸣盛理直气壮般地说，他又加重语气地添一句：“而且我相信以后还会拚下去的……”

“你是个乐观派，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子成苦恼地打断了鸣盛的话。“我们天天等待，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总是做写钢笔板的事，这种小小的工作，小小的刊物有什么用？别的人都是拿血肉在拚。”

“你不能这么说。难道我们就不是拿血肉来拚吗？你算算看，这些年我们究竟牺牲了多少人……”鸣盛的话还未说完就被子成打断了。子成听见一声轻微的口哨。声音十分熟习，他知道是从谁的口里发出来的，连忙阻止鸣盛道：“不要响。你听，老九的信号！”

鸣盛静下来。哨声又响起来了，接连地响了三下。鸣盛说：“我去开门！”就走出了房间。

不久鸣盛引了一个三十岁光景的西装男子进来。那个人一进屋，气急败坏地说：“事情很不好，这两天战局有大变化。大场已经给敌人占去了。中国军队马上就会撤退。”

“朴元、永言他们怎么说？”鸣盛变了脸色，张皇地问了一句。

“朴元搭车到南京去了。他本来打算明夫走，可是事情太紧急了，他临时决定提前走，”老九答道。

子成咬紧牙齿不作声，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心事。鸣盛还关心地不断发问：“你这些消息从哪里来的？的确可靠吗？”

“我今天去过虹口，”老九简短地说。子成沉着脸，用力咬嘴唇，他差一点把嘴唇皮咬破了。老九前额上那三四道犁痕似的皱纹横在一对奕奕有神的眼睛上面，黑瘦的面颊配着炯炯的目光显得更黑瘦了。

“在那边他们自然非常满意，他们以为战争就会结束了。他们相信这就是胜利，”老九带着愤怒接下去说。他的面部搐动一下，露出了残酷的狞笑。然后他突然改换了语调，用斩钉截铁般的声音短短地添上一句：“其实他们在做梦。”

“不知道这个失败会不会影响到抗战的前途，”这些时候都不作声的子成忽然耽心地小声说。

“不会的，不会的！”鸣盛辩驳似地答道。

“今天我碰见了那个东西，”老九不谈这个话题，却报告另一件事情。“他倒不认识我。可惜他跟一群敌人混在一起，我不好下手。”老九有点懊恼，但是以后他又高兴了。“不过我知道他常常秘密地到租界上来。我知道他喜欢去哪一类地方。我总有机会干掉他。”

“那是永言的事情，”鸣盛接着说了一句，他相信永言一定成功。

老九带着自信地微微笑了，他说：“永言能够干掉他最好。不过那个东西太狡猾，应该多方面对付他才行。”他忽然抬起头望着子成：“子成，把你那个家伙给我。”

这句话是子成料不到的，因此子成起初不明白它的意义。他楞了一下回答不出来。但是老九的炯炯目光射进他眼里的时候，他便惊醒似地摇头说：“不，我要留着用。”

老九站起来，伸出手命令似地要求道：“给我，你现在用不着它。”

老九的意外的要求倒使鸣盛感到满意了。他知道先前他不能完成的使命，现在却能够由老九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便插嘴对老九说：“他说他们就会来，所以他留着这个家伙对付他们。”鸣盛仿佛只是公平地叙述事实，不加一点私见。其实并不是。

“这太过虑了。现在他们哪儿敢做这种事情？”老九哂笑起来，接着坚决地再向子成要求一次。子成也不说什么话，就走去从床下一口小皮箱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纸包，毅然递到老九的手中，一面说：“你拿去罢。”老九把那个东西接过来，放在西装上衣的外面口袋里，左手也就插进那个口袋中去捏住它。他走到子成身边，拍了拍子成的肩膀，同情地安慰道：“你不要难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工作。对于自己太苛刻，也是不好的。”子成埋着头不作声。老九走开一步，但又回转来说：“我差点忘记了。永言约你明天上午十点钟到国泰大戏院后面老地方，第五根电线杆下面见面。他要把这期刊物的稿子交给你。”子成答应了一个“是”字。等到老九往门口走去的时候，子成忽然郑重地在后面嘱咐了一句：“你路上要当心一点。”

老九没有说别的话，他和鸣盛一道出了房门，走下楼梯去了。

第二天早晨，子成到国泰大戏院后面蒲石路去，他站在那根指定的电杆下面。他经过国泰大戏院的门前，看影戏院里的挂钟，知道已经是十点零五分。但是永言还没有来。永言这个人从来不失约。这次可能有什么临时发生的事情绊住了永言。然而他想不到这究竟是什么事情。他站在那里把买来的一份《申报》打开。他先前已经读过标题，知道中国军队从大场撤退了。老九的消息是完全可靠的。报上尽是些令人不愉快的记载。他读了三四段，便不想再读下去。他折起报还不见永言的影子。他向街中一看，忽然注意到今天街上显得特别拥挤，每个人无论是男女老幼，都带着仓皇或者激动的神情匆匆地走过。黄包车载着人和行李拚命在人海中找路，接连不断地牵成了一根线，车夫吆喝着，车子碰撞着，网篮，箱笼，盒子在车上摇荡。年轻的报贩挥动着小幅的报纸高声叫喊，一面用跑步在人群里穿来穿去。忽然人们无缘无故地惊扰起来。几个衣服简单的中年妇人提着布包喘着气动着小脚往前面直冲。没有飞机声，枪炮也不响了。天空是灰白色的。

“完了，七十四天的功夫，真想不到！”两个穿绿色制服的邮差边走边谈论，从右面一个人的嘴里吐出来这句绝望的话。

“我有个朋友还不肯相信，后来我带他去看，北站大厦屋顶上已经插了太阳旗。还有什么话好说？”另一个带着悲愤地回答。他摇摇头又说：“真作孽呀！到处都是黑烟，今天的火一定不小。”

子成把一切的感情全压住，侧耳去抓那些宝贵的话。他甚至跟着他们走了三四步。但是那两个人却闭上嘴不再响了。他张皇地回到那根电杆旁边。意外地他的左膀被一只有力的手腕捉住了。一个熟习的声音迎面扑来：“你到哪里去？”

子成吃惊地抬头一看，见是永言，便放了心，却问道：“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迟？还是你自己约定的十点钟。”

十月尾的天气已经够凉爽了，但是永言的额上却积着不少的汗珠。他的脸发红，显然是从远处匆忙地赶来的。他伸手在他那未被帽子盖住的前额上拭了一下，声音略带颤动地说：“事情有了大变化。日本旗已经插遍闸北了。我倒想不到这样快。”

“我们走着谈罢，”子成提议道。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仿佛血也在血管里沸腾起来，似乎有一种力量在他的身体内搅动着。他希望来一个爆发，即使这爆发会使他自己粉碎，他也情愿。

永言跟着子成往迈尔西爱路走去。他一面讲话，一面留心看四周的行人。这条马路上行人不多，没有人来妨碍他们谈话。

“你看将来怎样？”子成发出了这样的问话。

“战局的变化很难说，”永言沉吟地答道。“中国军队现在都往沪西退，中山路的桥已经炸断了。看来是准备守的。不过能守多久还难说。日本得到的也只是暂时的胜利，”他说到这里把眼睛掉向四周看了看，然后小心地轻声说：“不管怎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更困难了，因为我们已经在敌人的包围中了。”

子成点一下头。他们又谈了一些别的话，这时转过了国泰大戏院往霞飞路走去。

“鸣盛呢？”永言问道。

“他在家里，”子成短短地答道，他似乎在想另外一些事情。

“我们今天下午七点钟在你家里开会，”永言又说。

“老九怎么没有告诉我？”开会的提议使子成的激动的心感到满足，他惊奇地问道。

“早晨才决定的。我现在找光韩去，”永言这样解释了以后，便把手里捏的一束纸交给子成说：“这期稿子交给你。你快去抄写罢。我们以后更需要它了。”

“好，”子成用力说出了这个字，毫不迟疑地接过那束稿子来。

九

天阴着，人的心上也布满了暗云。火焰在天空中画出了浓黑的山影。山形变化着，山形扩大着。北边的一角被笼罩在烟雾里。天显得低了，空气变得很窒息，似乎天就要坠下来，压在人的头上。夜还没有来，但是夜色已经覆盖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

衣服破褴的小孩和成人挟着晚报激动地嚷着跑过马路。人抢着买报纸，拿在手里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摇头叹气。人拥挤着，人张皇地走路，人在街头徬徨，人失常地发出各种声音。汽车，电车，黄包车，被阻塞在宽大的红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华捕得到外国巡捕的帮助正在努力肃清道路，他挥着手，吹着哨子，忙着开关红绿灯。但是往北去的人潮也似地从法租界那面涌过来，他刚刚送走了一批，另一批又拥挤在十字路口。只等着哨子一叫，那一群人就象水一般地向前流了过去。脚步声和话语声就象击岸的怒涛，直往发出浓烟的地方冲去。

人流挟着不可抵抗的力量往火灾场冲去，但是在一个桥畔被拦住了。可是它不肯往后退，就停留在那附近。人们远远地观看隔岸的景物。越过铁丝网是静寂的楼房和荒凉的市街，在重叠的楼房后面，从高低不一的屋顶下冒出大股黑烟，象旋风似地伸向天空去。烟越来越浓，几股烟互相挨近，很快地就卷在一起成了一大股。下面露出红的火光，一闪一闪地推动着黑烟，使它增加速度再往剩余的灰白天空中扩张势力。

稀落的枪声响起来，又静下去，它们在人的心上添了憎恨和悲愤。每一个人站在河这边望着对岸的火光，心里想：在那边还有多少我们的同胞，还有多少我们的房屋？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叹息地摇着头，他们以为：这是劫数，逃不掉的劫数。年轻的人咬着嘴唇，捏紧拳头，眼睛发红，暗暗地在咒骂：烧罢，我们的一切损失都会向你们找到补偿的。

刘波含着一腔的怒气掉转了身子。他不能够往对岸多看一眼，单是一小股火头也会使他的身子战栗，使他的血沸腾。他不相信这眼前的一切全是真实，他不相信暴行会战胜正义。但是火焰掩蔽了他的信念。黑焰在他的眼前扩大了。在黑焰中站起来成人和小孩，男男女女，仰着头，流着泪，从那些因痛苦而扭歪的口中仿佛流出来继续不断的呼吁和哭诉：“我的家……我的亲人……”他们也是同样的人啊！起先是那些不幸的同胞，以后应该是他罢，他也是这个受难的民族的一份子，他也应该分担他们的命运。这时他仿佛听见了侵略者的得意的笑声，仿佛看见了那些带色情狂的狞笑，许多暴行的故事立刻浮上了他的脑际，他在跟它们挣扎，他只顾埋下头走着，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他忘记了他身边还有一个友人。

“这样的火，我们那边也有过的！”鸣盛自语似地说了这一句。

“让它烧罢，中国人是烧不尽的，中国人的心是烧不死的！”刘波忽然抬起头愤慨地说。

“对，这不过是个开始，还谈不到胜败，”鸣盛用坚决的调子答道。以后他换过语调焦虑地说：“但是子成近来很烦躁，他也太累了，应该换个地方休息才好。”

“我看不要紧，在这种时候谁都很烦躁，”刘波还是在想自己的事，顺口回答鸣盛道。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鸣盛着急地说；“我们这种人的生活，今天顾不到明天。激情常常会毁坏人的判断力。。”

“当心点！”一个轻微的声音飘到耳边，一只手拍着鸣盛的肩头，老九的带着严肃表情的脸摆在鸣盛的右边。老九用另一种语言说了几句话。鸣盛也用另一种语言回答。刘波只能够了解他们两人的表情。他注意地轮流看这两张面孔。但是一个清脆的女孩声音把他的注意力带走了。有人在唤“刘波”。

刘波知道是文淑在唤他。他看前面：文淑和素贞两个人坐在一辆黄包车上，被一个车夫拉了过来。

“你等等我，”斜坐在素贞身上的文淑一边对刘波讲话，一边吩咐车夫停车。

“你也来了，”刘波象在异乡遇到一位亲人似地惊喜道，便迎上去。

“你看那边火多大！真把我气死了！”文淑下了车，站在刘波面前气恼不堪地说，脸红着，两只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刘波，忽然从眼角绽出了两滴泪珠。

“文淑，不要怕。你还记得火中的凤凰吗？它们从火中得到新生。我们也应该在火中受洗礼。这是我们的苦难……苦难可以锻炼我们……”刘波感动地用温和的声音安慰她道。

“谁要你说！难道这一套话人家不知道？”文淑撅起嘴发急地阻止道。

“让他说下去罢，人家好心地在安慰你，”素贞在旁边拉拉文淑的衣服，低声提醒她说。

文淑不作声了，她回头瞪了素贞一眼，素贞温和地微微一笑。

刘波正要说话，忽然文淑发出一声惊叫阻止了他。接着文淑的身子向前一扑，素贞也摇晃地往旁边退了两步。他连忙扶住文淑，一面惊愕地问：“什么事？什么事？”

文淑一边嘘气一边弯下身子用手揉了揉右腿。两部黄包车莽撞地从她的身边过去了。

“伤了吗？痛不痛？”刘波关心地问道。素贞也过来亲热地挽住文淑的膀子发出同样意思的问话。

文淑站直了，默默地摇摇头。她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唤着刘波的名字，两个人向刘波扬手。

“我们先走了。不要忘记啊，”鸣盛还叮嘱了一句，就和老九一起挤进人群中去了。

刘波朝那个方向点点头。然后他掉头问文淑她们道：“现在到哪里去？”

文淑不回答这句问话，却另外问：“又是你那个朝鲜朋友吗？为什么不给我介绍？我那天不是对你讲过？”

刘波怔了一下，后来解释地说：“他们忙得很，近来环境不好。”

“我倒高兴认识他们，”文淑羡慕地说。

“那么我哪天给你介绍，”刘波接口说道。

“文淑，我们走罢，老是站在街上讲话有什么意思？当心又给人碰伤，”素贞在旁边暗暗地拉文淑的衣袖，低声催促道。

“好，我们走罢，你们往哪里去？”刘波看见了素贞的动作，知道她的心思，便又把先前不曾得到答复的问话重说一遍。他还问：“今天不去医院？”

“不去了，我们今天请了假，”素贞答道；她侧头对文淑说：“我们回去罢。”

“我们再往前走几步好不好？我要看看火，”文淑坚持地说。

天色暗起来，马路中间和两旁店铺的电灯发出微光，黑暗更往下坠，好象快要触到人的头上了。空气更显得窒闷。浓黑的烟在逐渐加深的阴暗的天幕上慢慢地变了颜色，黑烟融合在夜色里，新起来的红光烧燃了北方的天空。人们都往北走。许多人伸长了颈项抄着手站在河这一面，观看对岸那一片晚霞似的火光。老年人摇头呻吟道：“劫数啊，上海滩遭了大劫。”一条河隔出来两个世界。这里有的是欢乐和享受，有的是温暖和安宁。在那一边却只有残杀、毁灭和死亡。大火中仿佛传出来烧焦的肉臭和救命的呼号。其实并没有。这应该是心灵的感应。在那边落在敌人手里受残害的也是住在同一土地上、说着同一语言、遵守同一习惯的兄弟姊妹们啊，刘波的心跟随着那边兄弟们的心在受难了。

“不要去看了。我看见那边的火光就仿佛我自己的心在那里燃烧。烧掉的好象就是我自己的家，”刘波痛苦地说。

“你看那边火花又冒起来。素贞，你们的家不是在那边吗？那个水塔还看得很清楚。啊，那边一定是你们的房子！”文淑愤慨地对素贞惊叫道。

素贞微微一笑，显然是用笑容来掩饰她的不快，她做出平静的样子说：“烧不烧都是一样，横竖地方都给人占去了。不过我爹爹喜欢那些东西，‘八·一三’以来他差不多就没有开颜笑过。其实损失一点东西也算不得什么。人家连性命都牺牲了。”

“他们上了年纪的人总是另一样想法。我爹爹也是这样。他不过受到点生意上的损失，就好象碰到了天大的灾祸，整天板起面孔寻人生气。问他要钱买点东西，刚刚开口，他就骂我用钱不知道节省，说什么不久就要讨饭，真是叫人家生气！”文淑说着自己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她不等别人接口，自己又说：“我们还是朝前面走罢，我要看看火。”她拉着素贞就走，要刘波也跟着她们去。

眼前全是黑压压的人头，无数的背影跟着嘈杂声在前面晃动，一层杏红色光亮罩在黑影上，土地也被火光烤红了，在北方的天空中火光连成了一片，不停地在天空涂抹血迹。火光在晃动，在一两个地方还撒起点点的火星，火星升起来又落下去，然后再爆发似地往四处散去。

文淑不顾阻碍地往前面直冲，把刘波和素贞智在后面。刘波正在回答素贞的一句问话，一转眼间不见了文波；使和素贞赶上去找她。但是文淑被挤到人丛中去了。他们看见前面隔三四个人有一个童化头发的少女，很象文淑，便朝那个地方挤去。刘波用力把一个中年人推开，从那个人身边钻过去，叫了声“文淑”。文淑回过头来看他。但是从侧面来了一股力量，使刘波站立不住，身子一晃，往后面退了两步。素贞在后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呼一声：“刘先生。”刘波站定后连忙回头看素贞，迎着那关切的眼光回答道：“朱小姐，文淑在前面。”他刚刚把话说完，前面忽然起了一阵喧闹，人们开始退下来。人在推他们，口里嚷着“快走，走！”？人们象一堵墙倒塌似地散下来了。刘波和素贞被人推动着跑了半条街。连比较镇静的素贞也吓得变了脸色，她挽住刘波的膀子不肯放，等到人们停住了脚步，她才将手缩回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没有动静。刘波向人问：“有什么事情？”人回答说；“不知道。”退后的人又转身挤上去。素贞着起急来问道：“文淑呢？”她想起文淑还在那边，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去我她，”刘波也有点发急地说，又陪着素贞往前面走。退散的人又聚拢起来，仍是那么一大堆，他们无法挤过去，只听见好些声音在叫：“打！”

“大概是打汉奸罢，”刘波顺口说。但是他仍旧不能够挤到前面去看个明白。文淑一定在人丛中，然而他的眼晴找不到她的影子，素贞不断地问：“看见她吗？”他却无法回答。

“让开！走开！走！”两个华捕陪着一个西捕昂着头走过来，华捕用短棒在驱逐站着不动的人，他们叱骂着：“走开，有什么好看的！”

在一阵骚动之后人们散开来，让出了一条路。但是巡捕刚刚走过，他们又聚拢，甚至把巡捕也包围在里面。刘波因为陪着素贞，无法挤进去，他仍然看不见什么。找不到文淑，他又不便走开。包围圈里面起了一阵吵闹，人又散开来，一个华捕挥舞着短棒威胁行人，另一个华捕拖着一个满面流血的身材短小的男子从人丛中走出。那个人埋着头一路上吐着大口的血，一件灰色罩衫被扯破了好几处。聚在街旁的人纷纷地议论着，忽然又有人扬起声音嚷出“打”字。走在后面的高大的西捕忽然叱骂了一声，举起手枪好象要对着什么人开枪似的。人声静下去了。刘波憎厌地掉开头，他看见素贞紧紧地挨在他的身边，脸上带着畏惧和愤慨的表情。她霎动眼睛胆怯地望他两眼，忽然小女孩似地嘟起嘴说：“怎么看不见文淑？她跑到哪里去了？”

“等等她就会来的，”刘波低声安慰她道，但是他的脸上也露出了焦急的表情。

人们跟着巡捕冲过去。刘波和素贞站在街旁用眼光去找寻。他们看见的全是陌生的人脸，那些脸在漫天的杏红色光辉下都显得严肃，悒郁，痛苦。人们泄愤般地嚷着，议论着。仍然看不见文淑的踪迹，好象大地张开口把那个活泼的女孩子吞食了一般。刘波和素贞的惊虑增大了。

“我们到前面去看，”刘波说；他还未动步，忽然看见文淑带着叫唤扑了过来，他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你们原来在这里，累得我到处找你们，”文淑喘吁吁地说。

“我们还不是到处找你都找不到！”素贞放心地接口道。

“我去看打汉奸，头都打破了！”文淑得意地说。

“我们现在找个地方吃饭，好不好？”刘波提议道。

“不，我还要回家，我等一会儿要到周欣那里去，”文淑连忙摇头道。“现在时候不早了，我先坐车走。刘波，你送素贞回家罢。”

素贞不拒绝，刘波也没有话说了。他帮文淑雇了一辆黄包车。文淑坐上车子，忽然说：“我过两天早晨到你家里去，”她不等刘波答话，便让车夫把她拖走了。刘波陪着素贞慢慢地往南走去。

他们都不想开口，两个人身子挨得近，却仿佛有什么东西隔在他们的中间。眼前是淡淡的杏红光，和罩着红光的黑影。然而他们是往更多灯光的地方走去的，于是黑影和红光都在强烈的电灯和霓虹灯的亮光下消失了。电车声掩盖了人们心上的哀诉和呼吁。汽车的喇叭点缀了繁华的市街。马路两旁商店的华丽橱窗里灯烛辉煌。他们似乎回到和平的时代了。但眼前的景象也只是个表面。惊惶、悲痛的空气甚至在这个地方也重重地压住每个人的心，窒息了每个人的呼吸。在人行道上听见的只是严肃的话声，欢笑似乎逃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在这一天全上海人的记忆中就失去了“欢笑”的名词。他们知道只有在另一个角落里，在火与血、野蛮与疯狂所统治的那个角落里另外一种人在欢笑，在庆祝地安排血宴。然而他们是没有权利欢笑的。这个思想刺痛了两颗年轻的心。两个人都想着：我们有什么罪过呢？在绝望之外又加上了悲愤。一个民族的悲哀的担子沉重地压在年轻的肩膀上。

无线电收音机不再播送欢乐的音乐和柔靡的爱情歌曲；一个沉重的声音借着它们响遍了整个城市，报告阵地的转移：“……自动撤退……中山路桥……梵王渡……龙华……。”

只有断续的字句进入刘波和素贞的耳朵，他们看见一堆一群的市民立在一些商店的门前静静地倾听播音。那里有的是严肃、沉默和同样表情的面孔。然而他们不得不撇开人群，转弯往比较清静的横街去了。

素贞想。也许是在做梦罢，昨天报上还登着很好的消息。但是刘波却意外地出声了，他安慰她道：“不要灰心，这不过是战争的开始。我们争取的是最后胜利。我相信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这可以说是他挣扎的结果。他用这个来鼓励她，也鼓励自己。

这只是几句空泛的话。但是它们把素贞从疑虑中唤醒了。男性的有力的声音给她带来一点温暖。她抬起头望了刘波一眼。他那昂着头、眼睛冒火不知道屈服的样子使她感动。她信任地、温顺地说：“是的，我知道。”

后来他们走近了素贞的家。路上灯光昏暗，只有三五个行人。虽然入夜未久，却好象逼近了中夜。街树上残留的树叶随着风发出叹息般的声音，一棵树象一个黑影，低头缩颈地立在路旁，这里好象是一个被人忘却的角落。在这里没有喧哗，没有火焰，也没有斗争。但是斗争之火在两个年轻的身体内燃烧了。年轻的心是不容易被征服的。从前埋在一颗少女的心里的幼苗如今发芽了，素贞记起那件事情，她恳切地但有点胆怯地问道：“刘先生，我可以参加你们的团体吗？”

“我没有团体，你可以找文淑介绍你加入曾明远他们的青救，”刘波坦白地答道。

素贞停了一下，鼓起勇气说：“你不要骗我，我知道你们有一个团体在做抗敌的工作。我要参加你们的团体，我愿意帮忙你们做点事情。”

“哦，我知道了，这并不是我们的团体，”刘波以为她指的是永言他们的团体，便向她解释道；“老实说连我自己也没有参加，我不过帮点忙罢了。那个团体对你对我都不大适当。其实你们在医院里不是做得很好吗？”

“不，”素贞略略皱起眉毛答道。“在那里也有些麻烦。医院里也有些我看不惯的事情，听说医院不久要搬到别处去或者要改组。今天那边也很恐慌，我们去了一下就告假出来了。我只想做点有用的事情，我想我也能够吃苦。刘先生，你给我介绍一个工作罢。让我跟着你们学学做点事。”

这诚恳的自白打动了刘波的心，热诚唤起了热诚，刘波象看见一线亮光似地觉得眼前发亮了。斗争的火在心里熊熊地燃烧起来，他感动地甚至有点慌张地答道：

“我一定给你想办法。我看是不成问题的。过几天就给你答复。”

他终于透露了一点消息。他说有把握，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刚刚成立的青年团体，而且他今晚要去参加这个团体的会议。

素贞还想说什么话，可是她已经到了弄堂口，那里进出的人不少，她不愿意让认识的人看见她和刘波在一起谈话，她决定把一切全留给以后会面的机会。她忽然开颜微微一笑，说声“谢谢你”，再点一个头，然后慢慢地走进那个窄巷似的弄堂里去。

十

会议刚刚结束，人们站起来预备走了。严肃的空气突然被一个人的笑声打破，老九得意地说：“明天那个东西再不能够狂吠了。这个庆祝的礼物是最好不过的。”

众人满足似地齐声笑起来。光韩已经走出门外了，还回过头警告般地嘱咐一句，“无论如何要当心，不要太乐观了。”

“不要说这种话，他明天一定逃不过这个关头，”老九充满自信地答道。

子成立在角落里不作声，他沉着脸，眼光向各处扫射，他留恋地看看房里的人和物，他想自己明天也许要跟这一切分别了，明天他便会睡在另一个地方。再要象从前那样在这里安静地做着油印工作，在他似乎是不可能的了。他和那个“败类”不能够存在同一个世界上。那是罪恶的代表，他必须将“它”摧毁。他摧毁一个人就象摧毁一个制度。他必须将拳头打下去，毁灭罪恶，牺牲自己。只有这唯一的办法能够洗去许多痛苦的回忆，勾消一切过去的旧帐。他对于这个决定再没有一点疑惑。一张女性的憔悴的面庞含泪地在他的眼前一闪，从可爱的口里唱出《阿里朗》的歌曲：

阿里朗，阿里朗，

越过阿里朗山岭去了。

门前的沃土给谁拿去了呢？

寄身在满洲地方又是为着什么缘故呢？

阿里朗，阿里朗……[3]

他突然一怔，象从梦中醒过来似地凝神朝四处一望。一阵淡烟滚过他的眼前。依旧是黯淡灯光下的凌乱的房间。永言走过来问道：“子成，你在想什么？”

“我没有想，我没有想，”子成简单地答道。

永言亲切地在他的肩上一拍，说，“我走了。明天早晨再来。明天的事情全靠你们两个。”永言停了停又说：“刘波来时你告诉他我有事先走了。”

“好，好，”子成接连地答应着。

老九走在最后，他走下两级楼梯又回来对房里的鸣盛和子成说：“我等一下还要来。”

二十分钟以后，老九果然又在外面敲门。他拿了两瓶黄酒、两包油炸花生米和一包豆腐干走进来。黑瘦的脸上露出了求宽恕的微笑，他道歉地说：“对不起，我又要喝酒了。今天晚上实在忍不住，”他把东西全放在桌上。

“为什么？今天晚上要喝酒？”鸣盛惊奇地问道。

“这是最后的一次了，”老九很自然地说了出来，接着又对他们微微一笑。

“不，不是你，”子成象受了针刺似地突然惊叫起来。

“老弟，安静点，你不要这样兴奋，”老九象长兄一样温和地安慰子成道。“这是我的专长。我已经干过好几次了。你还是喝点酒罢。”老九拔起瓶塞，拿了三个茶杯，把杯里残余的茶汁倾在地板上，满满地斟了三杯酒，粗声说：“我们三个人痛快地喝光这两瓶酒。”他自己先举杯喝了一大口。

子成默默地走到桌子前，举杯便饮。鸣盛知道子成平日不喝酒，这时不觉惊愕地看了子成一眼，他自己把杯子送回到老九面前说：“我不会喝酒。”

“今天情形不同，你怎么学起女孩子来了？你看子成平日也不喝酒啊，”老九责备地说。

“我觉得还是不喝好，”鸣盛固执地答道。子成仍然不响，他一面嚼花生米和豆腐干，一面大口喝酒。他的脸上泛起了红色。

“你太拘谨了，我们有时候也需要沉醉。今天晚上我要痛快地喝一下。”老九对鸣盛说了，又举起酒杯对子成说：“子成，我们干了这半杯罢。”他把杯子和子成手里的碰了一下，一口气将酒喝光了。

子成默默地喝光杯里的余酒，自己又拿起酒瓶斟了一个满杯。他的脸发火似地红起来，连耳根也红了。

“子成，你少喝点。你脸上红得这样厉害，”鸣盛关心地劝阻道。

子成摇摇头，用嘶哑的声音答道：“我不会醉。”他的嘴又闭上了。

鸣盛不以为然地瞅了子成一眼，也就不再说话，焦虑地坐在那里，拿起一块豆腐干慢慢地嚼着。

老九又喝光了一杯酒，满意似地自语道：“今天晚上喝得痛快。”

子成不响。鸣盛含糊地应了一声，后来却烦躁地说：“奇怪，怎么刘波还没有来？未必他出了什么岔子？”

“不会的，”老九说。他又解释道：“刘波近来常常跟两个女学生在一起，今天下午不是也碰见过她们吗？说不定他和她们还有什么约会。”

“这不大好。在这种时候他应当小心一点，”鸣盛不大高兴地说。

“对刘波你不要这样看法，他们究竟跟我们不同。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那些苦难，”老九感慨地说，他的声音有点改变了。

鸣盛埋下头去不响了。子成沉默着，只顾喝酒。老九干了第三杯，忽然烦躁地自言自语道：“我今天晚上有点不对。今天晚上有点心慌。那种事情我也干过好几次了。我从没有心慌过。难道对那个坏蛋我还下不了手！”

“你酒喝得太多了，从前也没有见你在这种时候喝酒，”鸣盛关切地说。

“喝是喝过的。不过——”老九停顿一下，“这种生活我也有点厌倦了。这样零碎地解决，要到什么时候为止？我希望搞更大的公开的运动，有更多更多的人参加，我们正面攻击敌人。我希望回到家乡去，和那许多人在一起……”他忽然断念似地用决断的声音改正道：“这种废话还是少说罢，眼前的事情更要紧。”

“对，明天的事情更重要。我相信明天——”鸣盛激动地说，他刚说到“明天”，话就被子成的叹息打断了，同时他也注意到老九并未用心听他讲话。老九的脸色和子成的恰恰相反，老九愈喝酒脸愈发白，子成喝得脸色象雄鸡的鸡冠。

“子成，你不要喝了。其实老九喝得太多了也不好，”鸣盛诚恳地说。

子成抬起眼睛看鸣盛，他微微地摇头。他的眼白也泛起了淡红色。他的眼光停留在鸣盛的脸上，眼角上有泪珠，一瞬间清亮的泪水就把眼珠掩盖了。

“子成，你做什么？”鸣盛同情地惊问道；他又耽心地加了一句：“你心里难过罢？”

子成点了点头，他忽然张开嘴呻吟似地说：“我看见那些忘掉了的面貌了。还是那么清楚。他们都在责备我，怪我胆小，我听见他们在唱那首歌。就跟在昨天一样……居然一眨眼就是几年！明天我应该——”他说不下去，泪珠已经流到了他的上唇边。他伸起右手去按住前额，接着声音嘶哑地说：“我在这里喝酒。又想起了老白……”那个死在故乡牢里的同志的面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老白是一个酒量很大的人，还是因为一个暗杀事件被捕的。

没有人接下去说话。连老九也放下酒杯垂头沉思了，过了半晌他才抬起脸猛然拍一下桌子，酒醉似地说道：“明天一切都改变了。我和仇敌躺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那是最痛快的事。我的手不会错的！”

但是事实不会完全照老九和子成所想的那样进行。第二天上午他们到了和永言、光韩约好见面的地方。永言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消息：那个东西患着小病，昨天晚上搬进虹口日本医院去了。

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然而他们得到的是确实的情报。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他们还应该忍耐，应该等待更好的时机到来。然而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候要大家放下手，也不是容易的事。

“不会有这样凑巧的事。一定有人泄漏了消息，那个东西躲起来了！”老九感到失望，气愤地说。

“不会有人走漏消息，”永言镇静地说；“不过那个东西运气好，病救了他。”

“我们应该马上想个办法，不然会让那个东西逃掉！”子成苦恼地小声说。

“你不要耽心，这也是没法的事。难道我们还怕他逃掉不成？我们目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朴元那里也该有长信来了。他这次的成绩还不坏，联合的事情可望成功，听说大联合的宣言已经起草好了。我们也该好好地准备响应，”永言安慰子成道。

光韩和老九两人坐在旁边不出声。子成烦躁地接口说：“你的话自然不错。不过你知道，我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却要走另外的路，这不是容易的事。”

“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权利依照自己的性子做事，还有另外一个东西管住我们，”永言冷冷地说。

“永言的话有道理，子成，你应该沉静一点，”光韩忽然站起来，走去拍一下子成的肩头，劝慰地说。他又严肃地自语道：“我们没有个人的选择。什么时候牺牲来唤我们，我们就什么时候去。急躁不会有好处。”

老九不耐烦地开口了：“不要再讲这些闲话了。我们还是谈正经事罢。我们另外想个办法来干掉他，说不定他明后天就会出院的。他不能够老躲在医院里。”

“对。这几天那边正需要他出来活动，日本人不会让他闲着，”永言响应似地接口说，他的嘴角又挂出了微笑。

“那么，我今天再进虹口去，”老九忽然下了决心说。

众人楞了一下。还是永言先开口，他点点头说：“也好。不过你今天去，应该当心一点。”

“我知道。等我得到确实情报再告诉大家，”老九点头说。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九点钟在这里碰头，”永言接口说。

十一

从这一天起半个城市的居民都到泥城桥附近，对着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遥遥地致诚挚的敬礼。一座洋楼吸引了全上海人的眼光，人们潮涌似地从法租界奔向北方。

刘波也到过那里，他去得比较迟，那是在第四天。这几天来他和一些同伴在不利的环境下面绝望地努力工作，却不曾得到他们预期的成绩。年轻人的理想常常走得离事实太远，有时候他们甚至希望在一两天内就会看见世界改变面目。刘波还是一个比较切实的人（他自己常常这样想），他也知道少数青年的努力无法完成伟大的事业。然而现实的环境给他们的打击太大了。闸北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就把他们的年轻的心放在火里煎熬。他怀着痛苦的心度过了这些日子。

这是一个阴天。浓黑的烟从北方升上来，直耸在空际。这浓烟在这些日子里似乎就不曾淡过一刻。这浓烟象一个巨大的魅影压在全上海人的头上。但是在它的威胁下，一面颜色鲜明的旗帜在四行仓库的屋顶上升起来，昂然随着风翻飞。仅仅这一面大旗就使得在闸北天空中飘扬的无数的“日章旗”黯淡无光。这一面旗帜代表一种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体现这种精神的便是那几百个愿以少数人的热血跟胜利的侵略者作决死战斗的中国壮士。

刘波站在拥挤的人丛中，伸着颈项朝北面眺望。一间矮屋遮住他的视线。他往旁边移动，换了一个位置看过去，这一次他的眼光越过了屋顶，达到那座象堡垒一般的四行仓库。仅有的一面在天空飘扬的国旗鲜明地映入他的眼睛。他再留心看。屋顶上，就在旗下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持枪的兵士。那钢盔，那枪刺，那动着的头，他都看得清楚。只有脸孔成了模糊的一片。在他的身边，有人在说：“看，那边还有两个，他们在挥手。”他更注意地用眼光在那个屋顶上搜寻。他一共找到了五个中国兵。他们似乎也看见了这边的人，他们在向这边挥手。

在刘波的前面，好些人揭下了帽子在空中挥舞着，许多只手举了起来。他也不由自主地伸出了手，他的手跟着那许多只手接连地挥动。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感情的袭击，他的眼睛突然被泪水打湿了。他这时并没有悲哀。他觉得在那个屋顶上挥动着的手把他的心从火焰中救了出来。这阴霾的天也因为那些手挥去了暗云，而射出了亮光。他感动地想道：“不管胜败，你们是为着我们的命运在那里战斗……”

河那边响起了爆炸声，以后又是接连不断的机关枪响。河这边的人看不见什么。仓库顶上没有什么变动，不过挥动的手突然停止了。机关枪在更近的地方响着，人还听得见手榴弹的爆炸声。刘波继续地想：“八百人……五百人……你们是在为我们的将来奋斗……有一天我们会让你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忘恩的人。”

“又打起来了！那几百个人怎么抵得住？听说东洋人要轰炸仓库。他们还有什么办法？真急煞人！”旁边一个店员模样的年轻人焦急地对同伴说。

“他们是准备牺牲的了。不过我们睁起眼睛看着他们拚命，不能出力，真是惭愧！我们都是中国人啊！”那个同伴回答道。

刘波听见了这两个人的谈话，他又想：“这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只眼睛注视着你们的命运，多少颗心在为你们痛苦。你们决不是孤独的。”

枪声停止了。河那边好象又安静下来了。四行仓库仍旧高耸在对岸。那一面颜色鲜明的旗帜毫无损伤地在屋顶上飘场。刘波忘了自己地地小声说：“谢谢你们，你们为我们举起了希望。”他怀着一颗颤动的心走了。

晚上刘波走到医院门口，那里静静的，只有两个童子军站在门外守卫。他看表，才知道他来得太早，离护士下班的时刻还差半点多钟。他沿着马路走了一会儿，才转身回来。快回到医院了，他埋着头，正在思索，没有留心一个影子迎面飘过来。但是一个惊喜的声音进了他的耳朵。那个女子叫着：“刘先生。”

“朱小姐，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刘波抬起头惊讶地问道。

“文淑离开这里了，”素贞低声答道。

“奇怪，她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刘波更加惊奇地问道。

“前天看护长说她不该常常唱歌给伤兵听，又说她态度不大庄重，她一生气就走了，”素贞带了一点不愉快的调子说。她又问：“她没有告诉你吗？她现在在曾明远那里工作。”

“我晓得。这两天我倒没有碰见她，”刘波带点怅惘地说。他沉默了片刻，忽然注意到素贞睁着一双大眼忧郁地望着他，便温和地说：“那么朱小姐，我送你回家罢。”

“谢谢你，”素贞感激地说了这一句，她微微地笑了。

两个人走在清静的马路上，刘波不说话，他用同情的眼光望了望素贞，她低着头慢慢地移动脚步。

“刘先生，你收到我的信了？”素贞声音略带颤抖地问道。

“我收到了信才来的，”刘波温和地答道。

“我晓得你看不起我，你以为我是千金小姐，不能够吃苦，”她仍旧用颤抖的声音说。

“没有的事，”刘波笑着分辩道。

素贞的身子本来跟刘波的离得不远，这时她便靠过去，态度很自然地把手插到刘波的胳膊底下，挽住他的右膀，仰起脸看他，笑着追问道：“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你们团体？是不是你以为我做不了事情？你说，不要骗我。”

刘波掉过脸，看见一对燃烧的眼睛在那张纯洁可爱的脸上闪烁。他有点诧异，又有点喜悦。他想到一件事情，他的心跳得厉害。他连忙掉开脸，有点窘地回答道：“朱小姐，你想碍不对。我正在给你办那件事情。你要参加，不会有问题。我们自然欢迎你。我从没有把你看做千金小姐。”

“那么你为什么还叫我做朱小姐？就叫我素贞好不好？”她柔声地说。

刘波忍不住又掉过头去看她，依旧是那一对燃烧的眼睛。她的美丽的大眼睛吸引住他的眼光，吸引着他的心。他的心在反抗。他做出笑容说：“这当然可以。”他只说出这短短的一句话。

炮声突然响起来，把静了好一会儿的空气震动了。一声，两声……大炮似乎就在这两个人的周围开放，把两颗心逼得更贴近。两个人抬头望天。深蓝色的天空中涂抹了一片杏红。

刘波望着天空，悲愤和仇恨绞着他的心。他痛苦地慢慢移动脚步。

“刘波，”他听见素贞的声音。这个少女痛苦地、求救似地唤他。他觉得他的膀子被挽得更紧。他埋下头看她。燃烧的眼睛被泪水浇灭了火光，只有余烬在冒烟。他仿佛看见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他对她突然产生了怜爱的感情。他柔声问她：“你怎样了？”

她不答话，仰起头，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脸，好象求保护似地偎着他。

他的心软化了。他好象在庇护一个心爱的人，不让一种野蛮的势力将她抢走一样。他伸手抚着她的肩头，俯下脸在她的耳边低声说：“不要怕，我在这里。”

“你会走的，你会离开我的，你们都会离开我的，”素贞含着眼泪说。

“不，我不会，”刘波摇摇头，小声答道。他的心被激情抓住了。

“你带我走罢。我怕得很。你带我到别的地方去，更自由的地方去，”她象抓住一个希望似地低声哀求道。她抓着他的一只手。

“素贞，你不要这样激动，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他温柔地安慰她。停一下他又说一句：“现在还不是走的时候。”

素贞不作声。刘波又关心地问道：“你冷吗？你的身子在打颤。”

“我不冷，”素贞摇摇头柔声答道。她又抬起眼睛去看刘波，她激动地说：“我不冷。我的心热得很。我心里不好过。”

刘波仍旧温和地安慰她：“你今天晚上太激动了。你回家休息一下，就会好的。再转个弯就到你的家了。”

这时他们走到一棵街树旁边，天很暗，街灯也很暗。刘波正俯着头对素贞说话。她似乎注意地听着。他说到“到家”这一句，她忽然动一下头，把脸靠上他的脸，把嘴压上他的嘴唇，她热烈地吻他一下，才把脸掉开。她也不说话，却将脚步放快，急急往前面走去。

“素贞，”刘波兴奋地叫了一声，她才放慢了脚步。

“你为什么走得这样快？”刘波追上去问道。

“我怕你会对我说你不喜欢我，”素贞低声回答。

“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刘波微笑了。他又爱怜地责备道：“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女孩子！你真会折磨人。你把我的心抓去了，还说我不喜欢你。”他抓起她的一只手紧紧捏住。

“那么我明天早晨来看你，你在家里等我，”她愉快地说，她又对他一笑。刘波满意地说：“好，你明天来，我们一道去看四行孤军。”她望着他，拉住他的手催促道：“快点走。前面有人来了。”

刘波也不注意前面有什么人走来，他让脚步声在他的耳边响起又消失了。他的心里只有一个素贞。他只听见她的话，看见她的面容。

弄堂口静静地没有人声，铁门已经关上，开着小门让人进出。看守弄堂的巡捕坐在一把藤椅上打盹。

“你陪我进去，我们就住在弄里第六家，”素贞央求道。

“好。”刘波伴着她走了一段路。他们转了弯，素贞忽然叮瞩道：“你就站在这里。等我一个人走回去。你看见我朝你摇手，你才走。”

刘波果然站住，他看见素贞走到第六家门口，掉过头对他一挥手，他还留恋地看了她一眼，才转身走了。

十二

第二天早晨刘波到鸣盛家里去，没有见着一个人。他刚回到自己的弄堂口，便看见素贞从一辆黄包车上面下来。他高兴地对她打了一个招呼。

“我要你在家里等我，怎么你又出去了？”素贞含笑抱怨道。

“我有点事情，你看我不是连忙赶回来等你吗？”刘波陪笑道。

“什么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是同文淑有约会吗？”素贞故意追问道。

“我昨晚还告诉过你，我这两天没有看见文淑，我怎么会同她有约会？”刘波带笑地分辩道。

“我不过随便说一句，你不要着急，”素贞微微一笑，也就不往下追问了。

他们到了刘波住的地方。娘姨给他们开了门。素贞跟着刘波上楼，进了那个颇为宽大的亭子间。

“你的房间倒还清爽，”素贞感到新奇地向四处望了一下，赞了一句。

刘波站在她的身旁，他还没有回答她的问话，她又说：“现在到底安静了。炮声也听不见了。”她忽然掉转身子，两只手贴住他的两肩。两只大眼热情地望着他的脸。他的激情上升了。他忘记了一切一下就搂住她，狂热地将嘴压下去，压在她的红红的嘴唇上。她紧紧抓住他的肩头急促地呼吸着。

后来刘波放松手，举起头唤一声“素贞”，温和地对她一笑。她忽然不好意思起来，把脸靠在他的肩膀上，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她还拉着他的衬衫，略微含羞地问道：“你不会后悔罢？”

刘波温柔地望着她，摇摇头，说：“不会的。我爱你。还有什么后悔的理由？”

“可是我使你多了挂念，我给你添了累赘，我怕我将来还会给你增加痛苦，”她迟疑地说。

“这有什么害处？在这时候知道有一个人关心我，倒也好，我至少可以得到一点安慰。只是我怕我不能够报答你的热爱，”刘波感动地回答道。

“我也这样想过，这时候我也需要一个关心我的人，”素贞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接下去说：“我的心太空虚了。你还不知道我的生活。我的处境和文淑不同。我年纪也比她大。她虽然抱怨，其实她父母都爱她。我母亲死了，父亲对我们姊妹都很冷淡。姐姐一天只知道交际、跳舞、看电影。我父亲有个姨太太，他就只听姨太太的话。在他们的生活里并没有国家、民族、社会。我有个哥哥，从前为着婚姻事情跑掉了。一个小弟弟，是姨太太生的。在这个家里我看不见一点希望。永远是冷冰冰的空气。我什么都只有忍在心里。我从没有遇到一个象你这样的人。我永远看见那些冷冰冰的面孔。我需要温暖。我也有一腔热情。你，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带我走罢。去陕北、去新疆、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她激动地说，从眼角落下了几滴泪珠，她把脸贴在他的胸前低声抽泣起来。

刘波轻轻抚摩她的头，充满爱情地说：“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的苦。你太苦了。”

她哭得更伤心了。他温柔地劝道：“素贞，不要哭了，哭是没有用处的。我会使你快乐。”

“我怕，我怕这只是一场梦，”素贞抬起头用泪眼看他，呜咽地说。“你过些日子也会走的，会留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不会的，不会的！”刘波挣扎似地反抗说，他紧紧地抱住她，好象害怕会把她失去一般。

“那么你带我走罢，我什么事都愿意做，”她突然用两只手环抱着他的颈项，有点害羞地将脸压在他的脸上。

一切都消失在热吻中。两颗年轻的心连在一起了。然而这只是从痛苦的包围中逃出来的暂时的陶醉。

热情烧着这两颗心，给他们带来幸福的幻景。热情使这小小的亭子间变为广大的世界，好象在这里燃起了美丽的烟火一样。但是火渐渐地灭了。

意外地起了一阵炮声。沉静的空气被震动了。刘波放开素贞的脸，又摸出手帕在她的脸上揩着。她带着微笑温顺地让他这样做，好象是一个顺从的小女孩，跟先前那个热情奔放的少女仿佛是两个人。

“我现在不怕了，”她满意地说。“我知道你真的爱我。”

刘波用赞美的眼光望着她。她又说了一句：“现在至少有一个关心我的人。”

“难道真的除了我以外，就没有一个人关心你？”刘波忍不住怜惜地问道。

“现在有了你，我什么都有了，”素贞骄傲地回答他。

“你就这样相信我？”刘波感激地问。

“我爱你，”素贞笑答道。她昂起头自语似地说：“以后即使有一千个炸弹在这里落下来，我也不怕。”

“要这样才对。这个时代的青年是不应该害怕的，”刘波点头称赞道。他又问她；“你现在饿不饿？我们出去吃饭去。”

“也好，”她应了一声。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便说：“你还忘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你说，”刘波惊讶地说。

“你不是答应过今天陪我去看四行孤军吗？你就忘记了？”她指着他含笑道。

刘波仿佛受到迎头一瓢冷水，他呆了一下。他痛苦地说：“他们已经退出了。你今天没有看报？”

“退出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素贞失望地、惊愕地说。“你告诉我，他们怎样退出的。”

他摇摇头说了两三个字又停止了。他略略皱着眉对她说：“我说不下去。等一会儿还是看报罢。”

“这样快！我真想不到！”她懊悔昨天不曾到那边去。

“租界方面要求他们撤退，说是免得危及租界居民的安全，”刘波安慰般地对她解释道；“有一张外国报纸说得对：这样的撤退不是败退，是凯旋。”

“是的：‘不是败退，是凯旋’……”她茫然地跟着他说。

掩着的门忽然开了，进来一个穿军服的人，使他们两人都吃了一惊。

“素贞，你在这里？”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来。

素贞脸上发红，不好意思地说：“我刚才来的。”

＿“文淑！”刘波惊喜地唤道。文淑揭下帽子，露出一头浓密的黑发，她把军帽拿在手里当扇子摇着。这服装使她显得身材更小，而且更带孩子气。她扬扬得意地望着他们，她开玩笑地问道：“奇怪，你们是几时好起来的？怪不得这两天总看不见你们。”

“我每天还是到医院去，”素贞红着脸分辩道。

“文淑，你怎么这样打扮？”刘波在旁边打岔地问道。

“我就要到前线去。我可以看见战争了，而且我还可以做点事情，”文淑得意地昂着头答道。一头浓发的圆圆脸，配着整齐的军服，使她显得比平时更好看了。

“你怎样去法？”刘波惊喜地问。

“我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到军队里工作。我们青救里有好几个人去。曾明远是副团长，”文淑说，两颗漆黑的眼珠不住地转动。“现在不会有人轻视我了。”

“你家里肯放你走？”素贞怀疑地问。

“这是为国家，为民族，他们反对也没有用。我自己先就报书加入了。我父亲是个‘失败主义者’，他老是耽心他那点财产，耽心整个上海会毁灭，又害怕东洋人会这样那样。我想，我走了对他也有好处，免得给他添麻烦，他不会跟我为难。好在我母亲同哥哥都不反对我走。我这一身衣服在家里不好穿。还是在周欣家换的。”

“你几时走？”素贞留恋地问道。她希望文淑还能够在上海多住几天，她们可以多聚几次，多谈些话。

“也许就在明天晚上，我们自己有卡车，”文淑毫无留恋地回答，她的眼睛已经被她的幻想中的一些景象迷住了。她没有想到跟朋友们分别会是痛苦的事。

“好，你先去，我们将来会跟着来的，”素贞羡慕地说。

文淑看见他们两人这些时候挨得近，还不时交换亲密的眼光，她便走近素贞，轻轻抓起素贞的手，半好意半开玩笑地说：“好姐姐，告诉我，你们几时请我吃喜酒？”

“呸，”素贞红着脸啐了她一口。

“我倒高兴你同他要好，”文淑低声在素贞的耳边说，“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很开心。”她又把眼光射到刘波的脸上，她对他微微一笑，倒笑得他有点不好意思起来。素贞在旁边用感激的眼光看文淑，把她的手紧紧地捏住。

“文淑，我同素贞……”刘波迟疑一下，终于坦白地对文淑说出他和素贞相爱的事。

“我知道，”文淑不等他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我在前线会给你们祝福。刘波，你要好好地待我姐姐，否则我可不答应你。”

“呸，你说话，好象你是我母亲似的，”素贞笑着责备道。

“谢谢你的祝福。你知道我不会待差她，她也相信我，”刘波诚恳地说。“她过去太苦了，我要好好地爱护她。”

“那就好，我也放心了，”文淑含笑地说。

“你走了，什么时候回来？”素贞又问。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文淑的声音里带上一点惆怅的调子。她留恋地看了看这两张熟习的面孔，她换了语调露出愉快的样子说：“我恐怕来不及吃你们的喜酒了。你们今天先请我吃一顿俄国大菜罢，在前线吃不到这种东西。”

“在前线生活相当苦……”刘波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文淑故意做出生气的样子撅起嘴打岔说：

“你不要以为我就不能够吃苦。我什么生活都可以过。我问你，究竟请不请客？你不请，我马上就走。”

刘波噗嗤笑了，他接下去说：“你还是那个脾气。我又没有挖苦你。我们正要出去吃饭。好，现在就算是给你饯行，素贞，你说是不是？”

“你等等，我到浴间去一趟，”素贞说；她又问文淑：“你去吗？”

“我也去，”文淑答道。素贞拿了手提包，文淑高高兴兴地牵着素贞的手走出了亭子间。

十三

刘波、文淑和素贞在环龙西菜社二楼宽敞的大房间里吃着俄国大菜。这里除了一对中年的白俄夫妇外，并没有别的客人，他们可以自由地谈话。他们谈得很畅快，谈了许多事情。他们喝完红茶以后还谈了大半个钟头。后来文淑说要走了，她第一个站起来。刘波和素贞还依恋地望着她。

“我什么时候可以看见你？我想来送你，”刘波说。

文淑想了想，然后带笑地答道：“那么明天晚上七点钟见，在周欣家。我写个地址给你。”她说罢又坐下来，在餐桌上拿了一张擦刀叉用的纸，又从袋里摸出自来水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地址，递到刘波伸过来的手中，她同时还说：“你找周欣，周家大小姐好了。她和我同去。你们一定会喜欢她，她的脾气跟我的一样，她却比我能干。”她说到这里又露出一个微笑。她的脸上没有一点留恋的表情。

“我也去，我也要送送你，”素贞带点惜别的感情说。

“你不要来了，你还要到医院服务，”文淑说。

“不要紧，明晚上我可以请假，”素贞打定主意地说。

第二天仍是大炮声、飞机声、炸弹声点缀这个沉闷的日子。天空中布满着阴云。没有风，没有雨。只有一种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郁闷，和一种象磐石那样搁在人们心上的压迫。这好象是一个不吉的预兆，使人觉得有一件他所害怕的事情就会发生。人们从在街头发卖的早报、午报、晚报中，从无线电收音机中猜到了一些可怕的消息。人们用惊惶的调子在四处谈论，有些人甚至怀着绝望的心情等候着奇迹来挽救一切。

但这些也只是一部分的表面的现象，它们掩盖不了信仰和热诚。虽然有些悲观的人认为上海就要毁灭，但是有坚强的信心勇敢地继续工作的人还是多得不可计数。年轻的心更不是一时的困难与失败所能制服的。

因此晚上七点钟光景，刘波做完工作从会里出来、找到了素贞、他们一起到周家去看文淑的时候，他仍然昂着头，充满信仰，想到将来的胜利。

周欣给这一对年轻人开门，并且亲切地接待他们。周欣从文淑那里知道了他们的为人，她非常愿意结识这两个朋友。后来她又听说他们要来给文淑送行，所以听见敲门声，她连忙跑到厨房里去。她并不需要旁人的介绍就跟他们谈起话来。

刘波和素贞走进客堂，又见过周欣的母亲和妹妹。他们在周太太的慈祥的面容上看见一点忧戚的痕迹，他们立刻明白了这个母亲的心。周太太正在照料老娘姨整理一个绿帆布袋里的铺盖等物。地板上立着两只不大不小的箱子，已经锁好了。另外还有一个手提的小藤包。他们都不坐下。刘波看见周太太伸手去提袋口，他连忙动手给她帮忙。

文淑嚷着从楼上半走半跳地下来了。她仍旧穿着军服。她看见刘波和素贞，便高兴地说：“你们真的来了。”她立刻走到素贞面前紧紧地握住素贞的手。

“今天晚上出发吗？”刘波问道。他便离开帆布袋，让周欣去提袋口，他和文淑、素贞两人走到茶几前，那里放着周欣刚才给他们端来的茶杯。

“嗯，今天晚上，等一会儿就动身，”文淑带笑答道。

“你的行李呢？”素贞问道，她看了一眼地上的箱子。

“那个就是我的箱子，铺盖跟周欣的放在一起了，”文淑指着一只箱子和那个帆布袋对素贞说。“妈要我多带点东西，我都没有带。她不晓得我又不是出门旅行。到前线去，多带东西有什么用处？”她的脸上似乎露出哂笑，但是她的脸色马上改变了，她低声说：“妈今天一天没有吃饭。她跟我讲话，就流眼泪。”她把头埋下去了。

“你母亲不是赞成你走吗？”刘波问道。文淑没有答话。素贞在旁边轻轻扯了一下刘波的袖子。素贞也觉得心里不好过。

文淑揉了揉眼睛，才抬起头来，她的眼圈红了。她低声答道：“妈不比周伯母明白，她并不了解抗战。不过她喜欢我，她也知道我在家里过不下去。我要走，她就让我走了。”刘波和素贞都不讲话。素贞同情地紧紧捏住文淑的手。文淑又说下去：“爹不在家，妈给我理好箱子。吃过晚饭.哥哥提着箱子，妈嘱咐我好些话。我们走到弄堂口，哥哥雇好车子，我们上车的时候，妈还叮嘱我在外面做事要小心。我在车上回过头去看她，我还看见她站在弄堂口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还用手帕揩眼睛。我这个时候，真想回家不走了。我晓得我的感情脆弱。”文淑说到这里，泪珠从她的眼角滴下来，她自己似乎还不觉得。她慢慢地抬起眼睛，她不看他们，她仿佛在看另一个景象，还留在她的脑子里的母亲在弄堂口揩眼泪的景象。

“是你哥哥送你到此地的？”素贞感动地问道。

“他走了还不久。他有事情，坐了一阵，就走了。他走了我才上楼换衣服，”文淑答道，她擦去了脸颊上的泪珠。

“你不要难过，我以后有空会去看你母亲，我会写信给你，告诉你母亲的情形，”素贞把嘴放在文淑的耳边低声安慰道。

“谢谢你，”文淑感激地点点头。但是她马上又摇头说：“我们跟着军队跑，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可以收到你的信。”

素贞不再说话，只是捏紧文淑的一只手。周欣同她母亲和老娘姨已经把帆布袋装好锁上了，现在她在整理箱子，她一面对母亲讲笑话。

“文淑，你勇敢点，我不相信你感情脆弱，”刘波忽然鼓励地对文淑说，“你看周欣，她现在还是有说有笑的，她不是也要离开家吗？”

“我知道，”文淑低声回答了三个字。

“那么你就不该流眼泪。这是光荣的工作，这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倒有点羡慕你，”刘波继续说。他的脸色似乎是很平静的。其实他也有内心的斗争。怅惘的思想已经偷偷爬进了他的脑子，他正在努力驱逐它。

文淑忽然把头和身子摇动一下，她平日那种愉快的表情义开始在她那圆脸上出现了。她提高声音说：“我不再难过了。现在什么都过去了。”她点点头，自语般地说下去：“我知道在这个大时代中，我们不应该看重个人的情感。我们要参加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我们要贡献出我们的一切。我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战士……”她说着，脸上又现出了信仰的光彩。但是她还没有把话讲完，就被周欣过来打岔了。周欣开玩笑地说：“文淑，你又在发表演说吗？让我来听听。”

“我随便讲几句话，你又来挖苦我！”文淑掉头看周欣，带笑地分辩道。“提到演说，哪个比得过你？我晓得你又会骂我搬弄新名词。”

周欣只是笑着，还不曾答话，刘波就接口说：“其实跟着军队跑，做民众工作，演说也是需要的。我看你们也免不了要常常对老百姓讲话。不过新名词太多了，老百姓不懂也不大好。我看我们都有这个毛病。”

“刘先生的意思很不错，”周欣接下去说；“不过这个毛病也可以慢慢改掉。我们在乡下跑久了，就会有进步的。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还没有一点经验。我们只能说是学习。我们还希望文化界的朋友多多指教我们。”

文淑忍不住噗嗤笑起来，她抓住刘波的膀子，指着周欣说：“你看她多滑稽。当着你说这种话。真要把我笑坏了。”这一来把众人都惹笑了。这里所谓众人，除刘波、素贞外，就只有周欣和周敏。周敏跟着大家笑，也不知道什么是可笑的事情。老娘姨跟着周太太到楼上去了，但是客堂里并不因此减少热闹。众人一面笑一面讲话。大家畅快地谈笑，渐渐地忘记了离别的事情。

忽然有人来敲前门。门上铜环的响亮声音使得众人立刻静下来。周欣连忙走下天井，发出声音，问叩门的是谁。她听见了那个熟习的声音的回答，才打开门，让客人进来。

客人就站在门口跟周欣低声讲了几句话，周欣答应着。她也问了几句。客人匆匆地把话讲完，正要转身出去，忽然瞥见了客堂里那张熟识的面孔，他惊喜地叫出一声“刘波”，便往里面走去。

刘波伸出手来和曾明远握手。他听见曾明远说了一句：“我正要找你。”他却另外发出一句问话：“你们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出发？”

“八点半钟，”曾明远短短地答道。他还点头招呼了文淑和素贞。

“我希望你们这次得到最好的成绩，”刘波诚恳地祝贺道。

曾明远好象没有听见这句话似的，他不回答，却做出严肃的神情，在刘波的左膀上轻轻一拍，低声说：“我有几句话跟你说。”他把刘波引到角落里，他们就站在那里唧唧哝哝地谈了一阵。后来刘波点头表示同意了。曾明远的脸上也露出了微笑。他又对刘波讲了几句，刘波也讲了一些话。曾明远摸出笔和名片，在名片上写了一些字，把名片交给刘波，又同刘波握手告别。然后他又走去嘱咐文淑、周欣道：“我在那边等你们，八点半一定出发，”他急急忙忙地走了。

“刘波，他跟你讲些什么话？”文淑捺不住好奇心，问道。

“没有什么，”刘波短短地答道；他又加上一句解释：“他要我们同青救合作。”他不想把他和曾明远的谈话在这里重述。

“你怎么回答他？”文淑往下追问。

“我自然答应，”刘波回答了一句。周太太进来了。

“刚才什么人来过？”周太太大声问周欣道，她无意地把刘波的话打断了。

“我们团里的曾先生，”周欣答道。

“怎么不留他多坐一下？”周太太惋惜地说；“我倒想跟他讲几句话。”

“人家有事情来不及多坐，”周欣说。

“那么他说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周太太忽然问道。

“八点半，”周欣说出三个字便停一下，周太太的脸色突然一变。周欣又说：“我们先到他那边聚齐。快要走了。我现在去换衣服。”

“你等等，”周太太慌忙地止住周欣，好象害怕这个女儿马上就要消失似的。“你不要就走，”她低声说。她就在方桌旁边一个凳子上坐下来，不转眼地望着周欣。

“姆妈，”周欣感动地唤了一声，便走到周太太面前，又问一句：“你要跟我说什么话？”

周太太仍旧望着周欣，似乎要说话，但是嘴唇动了一会儿，只吐了一句：“让我多看你几眼。”她没有掉泪，然而她的脸部表情却使得周欣想哭了。

“姆妈，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周欣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让它奔放出来，她苦痛地说，把一只手搭在母亲的肩上，用她的两只泪眼看母亲的慈祥的面颜。她想：过十分钟、二十分钟、半点钟，她就再看不见这张脸了。她不敢往下想，她不愿意在这时候多流眼泪。

刘波和素贞掉开头低声在讲话。文淑在周太太的脸上看见了自己母亲的面容，她又回忆起自己母亲在弄堂口揩泪的情景，她的泪水也进出眼眶来了。周敏却走到她姐姐的身边，挨着姐姐，听姐姐跟母亲讲话。

周太太看见周欣的泪眼和脸部表情，便明白女儿内心的斗争。这位母亲知道多用私人的感情折磨女儿，也没有好处，并不能阻止就要到来的分离，也不能把女儿安全地拴在家中。那个年轻的孩子正想往自由天空中飞去，母亲不能在她刚要展翅的时候，拉住她，让她在家里憔悴。她的心已经飞走了，母亲不能留住她，况且她这次是为了抗战的大事业。那么就索性让她走罢，让她快快乐乐地去罢。

“好，你走得了，你快去换衣服，”周太太勉强做出笑容对她的女儿说。她看见女儿还站着不动，便又半安慰半鼓励地往下说：“我知道你会回来，打了胜仗你就会回来，我们都在上海等你。我同你妹妹都会给你写信。”

“我写不来，姐姐会笑我，”周敏拉着周欣的衣服说。

周欣还是答不出一句话，她的身子靠在方桌旁边，她埋着头，不敢再看母亲和妹妹。

“不要紧，姐姐不会笑你，姐姐会给你写信，”周太太勉强装出平静的声音代答道。她看见周欣仍然埋头立在她面前，便催促道：“阿欣，你该走了，快上楼去换衣服。”

“周欣，时间到了，”文淑揩好眼泪，便顺着周太太的口气催促道。她觉得现在应该动身了。

周欣不答话，忽然把身子一扭，跑出了房间。

“姐姐，姐姐，”周敏惊奇地在后面唤道，她正要追她的姐姐，却被她的母亲唤住了。周太太吩咐周敏道：“阿敏，你要老娘姨出去叫一部汽车来。”

周敏一走，文淑、刘波、素贞三个人都过去安慰周太太，跟她随便谈了一些闲话。后来周欣换好军服下来了。周欣的脸上不再有泪痕，她还带着平静的微笑，加进来插嘴讲几句话。周太太又放心、又难过。这个中年妇人的确有着极大的自制力，她不让别人看见这一颗复杂的母亲的心。

喇叭声和车轮声表示汽车进了弄堂驶到门前来了。刘波走下天井去开了大门。汽车夫正从车里出来。接着是一阵忙乱的情形。老娘姨、刘波和汽车夫动手搬行李，文淑和素贞也多少帮一点忙，文淑把小小的藤包提到车上。周欣没有动手，她的母亲拉着她絮絮地讲话，叮嘱她一些在外面应该小心的事情。

汽车快要开走的时候，文淑、素贞、刘波都跟周太太说过告辞的话先后坐进车中了，周欣还站在车外对母亲讲话，母亲最后放弃似地挥手说：“你去罢。”她看见女儿还不肯上车，忽然叹了一口气，怅惘地低声说：“可惜我老了，不能够跟你去……”她马上改变语调催促道：“你快进去，不要让冯小姐他们等你。”她说完便掉开头不再看女儿。她吩咐老娘姨付了车钱，也不等着看汽车开出，就转过背走回屋去了。立在门前送走汽车的只有周敏和老娘姨两个人。周欣在车中回过头来，从后面小窗里，还可以望见她的妹妹的挥动的手，她不觉记起了妹妹的话：“你快点打走了东洋人回家来！”

路不远，汽车很快地就到了目的地。那所洋房的绿色铁门大开着，门前停了两部卡车。后面一部卡车旁边站着好些人，他们正把行李搬上卡车去。

汽车一到，几个同伴便拥上来。里面男女都有，他们看见了周欣和文淑的脸，高兴地招呼她们，并且帮忙把行李搬下了汽车。

张利英的秀丽的长脸也出现了。她带笑对文淑和周欣说：“你们来得正好。快要走了。”

“你也去吗？”文淑看见张利英穿着一件深色带花的旗袍，觉得奇怪，便问道。

“我不去。我来送你们。我住得很近，”张利英答道。

“我们快点把行李搬上卡车罢，”另一个男同伴在旁边插嘴说。他便动手去提帆布包。

“等我来，”刘波说，但是那个人已经把帆布包拿走了。刘波便提起一只箱子。另外两件行李也被同伴们拿上了卡车，文淑和周欣便站住，同素贞、张利英两人谈几句闲话。

刘波搬好行李，走回来找素贞她们，正看见曾明远从铁门里出来，他便走去迎着他，问了一句：“就走吗？”

曾明远带笑地点一个头，答道：“马上就走了。”他又说：“我已经和青救的人讲过了，你明天去。”他这时侯看见一个长头发瘦面孔的青年在旁边走过，便唤住那个人，一面对刘波介绍道：“这是李南星，《战鼓》的编辑，他在宣传组做事，你明天先找他也好。”他又和李南星谈了几句话。

卡车的喇叭响了。一个决定的时刻到了。对于一部分人，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个兴奋的生活的开始；对于另一部分人，这却是别离，这却是想念的开端，虽然后一种人在这里就只有寥寥几个。

天重重地压下来。晚霞似的杏红色涂满了全个天。整个天空容纳不下这耀眼的红光，还把它尽量往下洒；地上、建筑物上、人的脸上、身上都一样地染上红色。夜开始发亮了。

人们陆续跳上了卡车。文淑和刘波、素贞两个讲了一些话握手告别以后，到了车上。于是卡车慢慢地动了，刘波、素贞和别的五个同伴们一面走，一面在车子旁边挥手。两部卡车接连地转了弯。周欣忽然兴奋地自语道：“新的生活开始了。满天的火光送我们离开上海。”

文淑在旁边看了周欣一眼，低声说了一句：“你说得多么残酷。”她的眼里还留着刘波和素贞的影子。

周欣奇怪地看文淑，不了解这句话的意义。过了片刻她才回答文淑道：“我应该说火光给我们照亮道路。你想想，就会明白的。”

文淑没有作声。卡车蒙着火光渐渐地逼近南市了。

十四

一个声音把刘波从梦中唤醒，他睁开眼睛，看见子成站在床前。子成脸色苍白，眼睛里布满了红丝，命令似地催促刘波道：“快起来！我有话告诉你。”

“什么事？”刘波揉揉眼睛，一翻身就坐起来。

“你还问什么事？”子成责备地说，“好几天没有看见你了。你那天早上来也不等一会儿。你在忙些什么事？是不是又跟那两个女学生在一块儿玩？”

刘波脸红了。那天早晨的确是为了素贞的缘故，他才没有在子成的家中等候。他现在也不分辩，却着急地催问：“有什么事？快告诉我。”

子成在书桌前藤椅上坐下，他的脸上有了血色了。他激动地说：“老九给抓去了。”

“老九给抓去了？在什么地方抓的？”刘波打了一个颤，吃惊地问道。

“在虹口，”子成皱着眉头答道。“他自己也不小心。这几天他为了那个东西，天天去虹口。也不知道是怎样抓去的。”

“你们什么时候得到的消息？是不是你们的计划让人知道了？”刘波惊恐地、关心地问道。

子成摇摇头坚决地答道：“我想不会，他们不会知道。老九是昨天下午被捕的。我们还有朋友在虹口，昨天晚上就得到了消息。”

“你们打算怎样办？”刘波又问一句，他也没有什么主张。

“我们还是要干那件事情，”子成声音低沉地说；“老九被捕，据说，好象是他接连几天在虹口街上跑来跑去，引起敌人疑心，才把他抓去的。我们正在设法打听实在的情形。”

刘波看了看子成的瘦脸。这张脸上堆满了黑云，看不见一线阳光，只有那对近视眼睛在镜片下面常常闪出亮光。他觉得他不大了解子成这些人。他们似乎比他深沉，比他坚强，而且比他容得下更多的痛苦。虽然他不完全同意他们的主张和做法，但是他们的生活与行为引起了他的敬爱。他小心地嘱咐一句：“我看你们这几天要特别当心。”他明知这样的话是多余的，他还是说了出来。

子成看了刘波一眼，答道：“我们今天就要搬家。”他又加一句：“你不要到我们那里去。”

“但是我以后怎样见到你们？”刘波问道。

“我们会来看你。多半在早上来，”子成简短地答道。他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倾听一下，便说：“鸣盛来了。”

果然鸣盛推开掩着的门走了进来。他带着满脸汗珠，气咻咻地说：“中国军队退出沪西了。”

“报纸上说的吗？”刘波好象挨到一下迎头的打击，半晌才说出这一句话。

“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连浦东也退出了。大部分往内地退，一部分守南市，”鸣盛激动地答道。

“南市怎么守得住？”刘波焦急地说，他觉得脚下的地也开始动摇了，他不能够想象以后的情形。

“总可以守几天，还有警察和保卫团，”子成苦笑地插嘴道。接着他又用本国话向鸣盛问一件事情。

鸣盛也用本国话回答，他说了好几句话，刘波只听出一个带鼻音的“纳”（我）字，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子成忽然发出狞笑（这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还是相当和善的），用中国话说了一句：“这一次我总可以试一试了。”

刘波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情，他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了子成一眼。

子成和呜盛继续用本国话交谈着。刘波不懂他们的话，他自己心里又装了许多事情，他觉得房间里很闷，心里很急，他只想到外面去。他便留下他们两人在房里，自己到浴间去洗了脸。他回来时他们还在谈话。他等他们谈完以后，才问鸣盛道：“朴元有信来没有？”

“有，他托人带了信来。大联合宣言已经发表了。他们正在组织义勇队。他还要永言到南京去。他自己要到汉口走一趟，”鸣盛答道，他提起朴元的事情，脸上也有了光彩。依旧是信仰和希望在他的脸上闪光。他和子成不同，他永远抱着单纯的信仰，他渴望着在自由的天空下，和同伴们一起走到许多地方，做多方面的工作。他现在瞥见了在他前面闪耀的一线亮光。

“永言去不去？”刘波问道。

“他等着把这件事情办好就走，不会久的，”鸣盛答道。

“你倒永远是乐观的，”子成说着，脸上露出了苦笑。

“我看老九被捕的事情会引起那边的疑心。你们的计划恐怕要延迟一些时候才好，”刘波关心地劝告说。

“不要紧，不出两个星期，”子成脸色阴沉、声音坚决地说。

“这个家伙胆子倒不小，昨天还在扬子饭店开房间玩向导[4]

。我不相信他有多大的本领，就逃得过，”鸣盛兴奋地接嘴说，他说到最后一句，带点得意地笑了。

“走罢，”子成忽然烦躁地说，便站起来。

鸣盛看了子成一眼，也站起来，他还对刘波说：“我今天晚上还有点东西要放在你这里。”

“那么，你早点来，太迟了也不好，”刘波嘱咐道，他想起了晚上十点钟他要到医院去找素贞的事。

“我不会迟，”鸣盛短短地答道。

“我跟你们一道出去，”刘波说，他希望还能够同他们走一节路，谈几句话。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害怕跟他们分开以后，便永远见不到他们。但是这心情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这时想的是别的事情。子成摇摇头说：

“我们先走，你最好等一下。便是我跟鸣盛也不能走在一路。现在应该当心。”

“那么我晚上在家里等你们，”刘波说，他退回房间里去了。

下午，各报的号外证实了中国军队从沪西撤退的消息。这个消息给上海租界带来了很大的悲愤和恐慌。可怖的谣言在各处散布开来，引起了一些骚动。但是无线电收音机里仍然发出来坚定的声音，安慰着市民的痛苦的心。

刘波从青年救亡团的会所出来，就在这条街的转角遇见了李南星。他先看见李南星的长头发下面露出来的灰白脸，便大声唤起那个人的名字。李南星站住了，痛苦地握着他的手，默默地对他摇头，过了半晌才说半句话：“想不到……”

“这也是免不了的事。我们的土地大得很，这次是长期抗战，”刘波勉强做出坚定的声音安慰听话的人，同时也在安慰自己。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许多痛心的事情马上就要跟着来了，”李南星带着悲愤地说。

刘波还不大明白李南星的意思，便问道：“你从哪里来？”

刘波的简单的问话触到了李南星的伤处，使他马上爆发似地说起来：“我从巡捕房来。《战鼓》的登记证拿回去了，这就是说要我们停刊。那个负责人还劝告我们早点结束青救的活动。他说，这是出于好意。他说敌人对我们很注意，我们替四行孤军募捐，送接济品的事情，日本报纸上也提起过。你们的团体怎样？得过劝告没有？”

“没有，”刘波短短地答了两个字。这些话来得太突然了，他不能够相信。两个多月里的许多使人兴奋的景象不能够是一场梦。为什么现在必须完全改变？而且怎么能够完全改变？这使他太痛苦了。不过他有着自制力，他还可以把痛苦全咽在肚里。

“也许他们还不知道。其实法租界更厉害，我们还不是从法租界赶出来的？你们的活动比较秘密，他们大概不知道，不然他们决不肯放过，”李南星似乎不知道刘波的心情，他为了宣泄自己的悲愤，只顾说下去。

刘波好象被困在一条死巷里，他东碰西撞都找不到一个出路。但是他还在挣扎，他用尽力量挣扎。他忽然瞥见了一线光明。永言、鸣盛一班人的脸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的勇气增加了。他觉得自己找到出路了。他坚决地回答李南星道：“我们的团体成立不久，所以他们不知道。也许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我们要继续活动，不管敌人打到什么地方，我们的活动决不会停止。”

“你们决定做秘密活动吗？”李南星掉转头向四处看一下，然后低声问道。刘波点点头。李南星的灰白脸上露出了微笑，说了一句：“这倒好。”他停了一下，再说：“不过我们不行。我们没法秘密。巡捕房对我们太注意。我们打算跟着军队转移到内地去。”

“这也好，内地也需要工作的人，”刘波顺口答道，他看看李南星，他在那张脸上看出的是激动、痛苦和悲愤，但是那里并没有怯懦的表情。他便安慰李南星说：“在内地做工作倒更自由、更畅快。”

“是的，不象在这里处处受气，我们早点走也好，”李南星接口答道。其实他对转移的事也没有具体的计划，他们团体里有人谈过转移的话，却还不曾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这件事情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实现他也没有把握。

两个人无意地抬起头看天空。东边的灰白色天幕被一大片墨汁染污了。墨汁还在往四处流动。那是烟，一大股一大股往上冒的黑烟。是那样浓，是那样可怕的黑烟。烟在天幕上滚，仿佛就向着这一面滚来。两个人默然了。这似乎是一个象征：黑暗努力向他们压下。黑暗的势力在扩张。黑暗在摧毁他们所关心、所热爱的一切。愤恨无处发泄，全积在心里，堆成痛苦。他们觉得整个身心都被痛苦占有了。人在他们身边走过，说着话，叹着气，带着悲愤和绝望的表情。但是他们不能够注意到周围的一切了。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并不是两个孤立的人，甚至这时候还有着两三百万人分担着他们的痛苦。他们默默地对望着，似乎说一句话，也很困难。

“我明天到青救来，”毕竟是刘波开口了。他说了这一句，似乎费了很大的力气，他不再停留，甚至不愿意再看他的同伴一眼，便匆匆走下人行道，虽然他差一点就会被一辆黄包车撞倒，但是他终于安全地到了法租界，更往南走了。

晚上八点钟光景鸣盛来找刘波。他的胳膊底下挟了一包东西。

“这包东西在你这里放两三夭，”鸣盛说，就把那个布包递给刘波。刘波看了看鸣盛的脸色，知道形势还不十分紧急，便放心地接过布包来，放进床底下的皮箱里，锁上了。

“有没有老九的消息？”刘波站起来关心地问道，鸣盛已经在那把藤椅上坐定了。

“他们知道他是什么人了，”鸣盛严肃地答道，“恐怕会把他押送回去。总要关几年罢。”

刘波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这也许还不是他们那种人的最坏的命运。然而黑暗的监狱、单调的岁月会使年轻人的热情枯死。那个人很少有机会健康地走回人世了。而且在他（刘波）的眼前那个瘦脸的朋友将永远地消失，他不能够再听见那种沙哑的声音。这是一个打击。在他这一天受到的种种打击之上，现在又加了这一个。他有点木然了。

“不过他们似乎还不大清楚老九和我们的关系。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准备干的那件事情，”鸣盛又怀着希望地说。他接着又加一句：“所以我们还是要实行那个计划，早些干掉他。”

“那么让我给你们帮忙，我也要干点事情，”刘波突然爆发似地央求道。

“你真有这个意思？”鸣盛疑惑地问道，他的眼光在打量刘波。

刘波渐渐地静下来，他恳切地说：“你去跟他们商量，让我也参加这个工作。我只参加这一次。不过我一定尽我的力量。”

鸣盛站起来，拍拍刘波的肩头，说：“没有问题，你放心。我们正打算找你帮忙。”

“那么你答应了？”刘波惊喜地说。

就在这时候一个女人的影子在门口出现了，刘波掉头唤了一声：“素贞。”

素贞看见房里还有别人，便在门口站住不走了。她红了脸，不作声。

鸣盛也看见了素贞，他又轻轻地拍一下刘波的肩头，低声说：“我去找他们商量。事情决定了再通知你。”他经过素贞的身边，略略点一下头。素贞连忙还礼，但是他已经走到楼梯口了。

“你怎么这样早就出来？我还打算十点钟到医院去接你，”刘波带笑地说。

素贞走到刘波身边，抓起刘波的一只手，激动地说：“我们医院就要搬家了。他们要我去，说是护士太缺乏。”

“你去不去？”刘波着急地插嘴问道。

“我去倒想去，只是我不愿意离开你，”素贞低声答道，她抵抗不住一阵感情的袭击，便把身子靠在刘波的身上，伸出两手去按他的肩头。她不想再说话，只愿意紧紧地偎着他，拿他身体的热气来温暖她的心。她的心里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渴望。她渴望着他的爱，她害怕会有一种力量来把她跟他分开。

“素贞，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刘波柔声安慰道。他看见她不答话，便捧起她的脸来。两只大眼睛晶莹地在发亮，泪水明珠似地沿着脸颊滴下。是那样纯洁的少女的脸，是那样渴求爱情的脸。两种互相冲突的感情在刘波的身上斗争着：一种利他的、想帮助人的感情，和一种想占有的激情。他忘了一切她捧着这张脸狂吻起来。

激情在燃烧，这好象一堆旺火，在发过高热以后便开始慢慢地消散了。没有炮声来打扰它。稀落的枪响在这时也没有多大的力量。激情在烧毁自己，终于成为灰烬而灭了。

刘波放开素贞。素贞也离开了刘波的怀抱。她柔情地看他，忽然带了喜色地说：“我们一块儿离开上海好不好？我跟着医院走，你也到内地去。在内地一样地做工作。我真不愿意在家里，在上海住下去。”她说到最后，又想起在上海家里的日常生活，她烦厌地皱起眉头。

刘波不回答，他一面望着她，一面在思索，他在考虑她的提议。

“你真的去吗？我们一块儿到内地去。我就去医院对院长讲好，”素贞又挨近刘波，拉着他的手，高兴地说，她看见他不说话，还以为他表示同意了。

刘波迟疑一下，摇摇头苦笑地说：“我现在还不能走。我在这里还有事情。不然我倒很愿意跟你一起走。”

“你可以把事情交给别人做。你在内地也可以做工作。很多人都到内地去，你为什么不能走？”素贞兴奋地辩道。她觉得刘波应该同意她的看法，她还以为她可以说服他。这是突然在她的眼前闪耀的一线希望，她要抓住它，不让它飞走。

“走的人多了，留下几个人在这里也是好的，”刘波淡淡地说，他的脸上并没有显著的表情，上面的话好象是顺口说出来的。他带着痛苦的表情望着素贞，眼光是温柔的，似乎这眼光里也含着深的感情。他忽然把她的一只手举起来放在嘴上吻了一下（她默默地让他这样做，却不知道他这时的心情）。他亲切地唤一声：“素贞，”他看见她怀着柔情地对他点头，他努一下力，声音略带颤动地说：“我很愿意跟你一起走。你应该知道我的心。”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我在这里的工作并没有完。大家都忙着，我怎么能够放下工作到内地去另找事情。”

“那么我不走了，我留在上海陪你，”素贞突然热情地打岔道，她用那么温柔的眼光看他，她亲密地紧紧挽住他的膀子，站在他的身边。

刘波侧过脸感激地看素贞，他吻了一下她的脸颊。他把下面一句话轻轻地送进她的耳里：“你对我这样好！”素贞没有回答，却把他的膀子挽得更紧。他又爱怜地看看她，提高声音再往下说：“素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你还是先走罢。”

“为什么要我先走？我愿意陪着你，”素贞故意撒娇地说。

“因为医院里需要你们这些护士，”刘波鼓起勇气，大声说。“你不去，就是放弃你的责任。你看连文淑也到前线去服务了……”

“你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素贞突然气恼地撅起嘴问道，她把手从他的胳膊底下拿了出来。

“你不要生气，素贞，这也是真话，”刘波恳切地对她解释道；“我是不要紧的。你犯不着陪着我在这里受苦……”

“我爱你，这说不到犯得着犯不着，”素贞的怒气早已消散了，她相信他的诚挚和关心，但是她仍然打断了他的话。

刘波鼓起更大的勇气，抱着说服素贞的决心，继续对她解释道：“我不能够为了个人的安慰把你留在这里。而且这里又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在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工作，为什么不到自由的中国土地去？那些地方是需要你的。你留在这里，我实在不放心。况且你老早就表示过希望离开上海。”

“要走我们一起走，不然我就留在上海。这是我情愿的，你用不着责备自己，”素贞坚决地说。

刘波痛苦地摇摇头，他望着素贞含笑的脸，央求道：“素贞，你还是先走的好。你走了，我以后也可以去。我一定去找你。我决不会跟你分开。为什么定要一起走？在这个时候个人的情感不应该看得太重。倘使我们都做了奴隶，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还会有什么幸福？有什么快乐？我们个人的幸福是跟大众的幸福，跟抗战的胜利连在一起的。倘使抗战不能给我们带来解放，你我也不见得就能够在一起！那么为什么我们目前就——”刘波愈说愈兴奋，热情从心底升起来，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心取出来给她看，要她相信他的每一句话。但是他并没有把话讲完，又被她打岔了。

“你真的希望我走？”素贞突然两眼含泪地低声问道。她不等他回答，马上又加一句：“要走恐怕很快，说不定就在明天。”她不敢再说什么，她的心在发痛。

“明天？”刘波脸色突然一变，痛苦地念着这两个字。他把头埋下去不看她，但是很快地他又抬起头来，望着她，说：“我一定会来找你，我决不能长久离开你。”他的声音颤抖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脸色惨白，下嘴唇皮上现出一排深的齿印。他又说一句：“我的心永远在你的身边。”

素贞轻轻叹了一口气。她迟疑一下，终于决定了，她说：“那么你现在陪我到医院去。我也明白，‘八·一三’以来，不晓得有多少人弄得家破人亡，我们不见得就能够免掉这样的命运。不过我相信毁不掉、分不开的还是我们的心。我走了，你也不会忘记我。”她说完，似乎完全丧失了勇气，不等刘波答话，就扑在他的身上，头靠在他的胸前呜呜地哭起来。

刘波抱着她的柔软的身子，温柔地安慰道：“我决不会忘记你。我有空就给你写信，不管你收得到收不到。”

“我还是希望你快点来找我，没有你我会寂寞——”素贞抬起头含着眼泪望刘波，她咽下了以后的话。

十五

下午一点钟左右，素贞挽着刘波的膀子从霞飞路广州食品公司出来。人行道上显得十分拥挤，这里有不少匆忙的行人，也有好些人站在路旁，仰起头在看西南方天空中飞机的活动。发动机的声音，夹杂着爆炸声响彻了空际，这其间大炮又作为拍子似地不断地在叫吼。人叹息着，怒骂着，惊叫着。卖报的成人和小孩拿着报纸响亮地嚷着惊心动魄的题目，跑过马路，直往西去。在他们的后面追赶似地跟随着人的脚步和唤声。

“不晓得又有什么不好的消息，”素贞耽心地自语道，她没有听清楚卖报人的话。

“我也没有听明白。不过我想也不会再有什么更坏的消息了，”刘波痛苦地说。惜别的情绪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你听，又是炸弹声！这么响。一定很近！”素贞惊恐地叫起来。她紧紧地偎着刘波。

“我们还没有吃饭的时候就炸起来，已经炸了一点钟了，”刘波愤恨地说。素贞不再作声。刘波忽然吐出一句呻吟似的话：“今天晚上你就不会在上海了。”

素贞侧过脸看刘波，她知道他这时的心情。她听从了他的劝告和别人的劝告，她满足了自己好些时候来的渴望。但是在这一刻她并没有感到快乐。她有的只是怅惘和痛苦。她觉得自己就要失去那个最可宝贵的东西——爱情，离别那个她最爱的人。并没有人逼她做这件事，是她自己在很短的时间里决定了的。她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是她觉得这仿佛是一场梦。她做这件事并没有多少热情，却象是在尽义务。她现在并不后悔，只是带点惋惜地对刘波说：“我的心是不会走的。”

“我晓得，我晓得，”刘波接连说了两次。

两个人默默地在人丛中穿过，走了一阵，素贞又说：“想不到我倒比你先走。其实我当初简直没有想到我会离开上海。”

“上海有一天可能会变成地狱，你早点走了也好。这个地方真不值得留恋，”刘波用这样带愤慨的话安慰素贞，他不愿意用离别的情绪折磨她。

素贞叹了一口气，痛苦地说：“但是还有这么多的人留在上海，我怎么能不留恋这个地方？”她停了一下，又用更低的声音加一句：“我更不放心的是你，”再补一句：“我耽心你一个人，你的工作。”

刘波觉得一阵鼻酸，他连忙忍住悲痛，他不愿让她看见他的一滴眼泪，故意做出平静的声音说：“你放心，我也知道谨慎。我等到工作告个段落就来找你。”

“你很快地就来罢。不是说青救要搬到南京、汉口去吗？你们也应该早点搬。我到了安徽，马上给你打电报来，那个时候你也该动身了，”一个念头忽然飘进素贞的脑子里，她的脸上绽出了一丝微笑，她带着希望地拉拉他的膀子，急切地说。

刘波又掉头看看她，这张纯洁的脸象磁石吸铁那样地吸引住他的眼光和他的心。他亲切地答道：“我得到你的电报就动身。我在安徽、汉口都可以做事情。我不会在上海久住的。”他这时并没有打算离开上海，也没有想到去安徽。他说上面的话只是为了安慰她。

“那么我们年底又可以见面了，”素贞有点高兴地说；“你要去汉口，我也跟你去，我可以在伤兵医院里做事。我们也可以象在上海那样常常见面，而且我们还可以……”她不再往下说，却在继续做梦，一些美丽的幻景在她的眼前掠过，她也不去抓住它们。

刘波凄凉地微笑了。他知道素贞在做梦，他不忍打破她的那些梦景。他用怜悯的眼光（怜悯她，也怜悯自己）看她：那张脸在阳光下面灿烂地发亮，眼睛又象明镜一样的秋水。再见的快乐掩盖了离别的悲痛。在那里闪耀的是将来，是信仰。虽然这只是一时的景象，但是它也把他深深地感动了。他想向她倾吐这时在他身体内奔腾的情感。他想帮助她建造她的梦景。他望着她。他正要开口，有人在后面重重地拍一下他的肩头，他吃惊地回过头，正看见鸣盛的肥大的手掌从他的肩上拿下来。那张年轻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一个急促的声音说：“我刚才到你家里找过你。”

“什么事？”刘波带着紧张心情低声问道。

“事情决定了，你跟我去，”鸣盛命令似地低声说。

刘波发楞了。这句话象一个晴空霹雳地打下来，使他失掉了自制力，他心里没有定见，他迟疑着，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鸣盛才好。

刘波的迟疑不决的神情并没有逃过鸣盛的锐利的眼睛。他不了解刘波的心情，他觉得刘波的发楞是一种完全意外的举动。这使他有点不满意。他把眼光移到旁边素贞的脸上去（素贞带着好奇的眼光在看他，这时触到他的眼光，她马上不好意思地把脸掉开了）。然后他又望着刘波，问道：“怎么样？你去不去？”意思是：“是不是还要陪你那个女朋友玩？”

刘波明白鸣盛的意思，他受窘似地微微红起脸来，他看了看素贞。她一点也不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事情！他不能够在这时候离开她！他决定了，便诚恳地望着鸣盛说：“等一会儿我来找你行不行？她今天就要跟着医院走了。我现在送她到医院去。我就只送她到那里。”

鸣盛把眼光又移到素贞的脸上去，这个纯洁的少女寂寞似地悄悄站在那里。她也在为着民族解放的事业尽力，她也贡献出个人的感情！他感动地微笑了。他伸出手把刘波的膀子轻轻捏了一下，温和地说：“不要紧。你到医院去了回来也好。我告诉你地址。你早点来。”他把地址对刘波说了。

“我一定来，我一定来，”刘波高兴地接连说。

鸣盛笑了笑，又嘱咐一句：“你记住，过了三点钟就找不到人了。”他把手一挥，就走下人行道，穿过车辆往来不绝的马路，消失在对面的人丛中了。刘波和素贞都用眼光去追他，却已失掉了他的踪迹。

“什么事情？”素贞关心地问道，“很要紧吗？”

刘波点点头，他的心情立刻变成严肃的了，他低声答道：“一定是开会，也许有什么重要事情。”他并没有说假话，不过他对她隐瞒了一些事。

“你不会耽误罢，”素贞耽心地说，她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事情在等他。

“不要紧，现在才一点半钟，”刘波看看表回答道，他还用平静的眼光去安慰她。

“怎么就一点半了？这样快？”素贞改变了脸色，痛惜地低声惊呼道。

刘波知道是什么思想使她痛苦，他看见这个少女脸上的拘挛，这同样的思想把他也抓住了。在这时候跟一个亲爱的人分别，并不是容易的事。这也许是永别，他以后也许永不能和她再见，这是可能的。他知道事情比她多，也看得比她远。她没有想到永别，她有时还沉溺在梦景中，只有他才看见她的那些梦景是何等模糊。她这时就被离别的悲痛压倒了！以后还有那些未知的长的岁月！他应该拿什么来安慰她？同时他又能够拿什么来安慰自己？他痛苦地叫了一声：“素贞。”但是他又想，两个平凡的青年在这个艰苦的时代中，为着一个伟大的事业，献出个人的微薄力量，忍受个人的痛苦，他们遇在一起，互相安慰，现在又分开，拿再见的希望来互相鼓舞——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这里面并没有不公平，也没有残酷。这是他们同辈的青年的普遍的命运，也许还是较好的命运。他终于鼓起勇气来回答她那求助似的眼光道：“时间是过得很快的。也许我们不久就会再见。”

“但是我们分别的时间就到了，”素贞怅惘地说。她感到一点空虚，再见的时间似乎隔得太远了。

“这也是没法的事，”刘波叹息地说。这时他们走过一个大的弄堂口，听见了一阵嘈杂的人声，许多妇人和小孩提着箱子，抱着被褥，抬起憔悴的苍白脸，惊惶地在叙述逃难的经过，有的人流着泪放下仅有的财产，就在水门汀地上坐下了。从一个穿短袄的少妇的口中，刘波听见了这样的话：“真作孽呀！就让他炸！只要我们有几架飞机，几尊高射炮也好。”刘波的心猛然大跳几下。这也是同样的中国百姓，难道单单她们应该遭受侵略者暴力的蹂躏？一个受难者的话在他的耳里变成警钟了。他似乎打了一个冷噤。他严肃地补充一句：“在这个时候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付出代价。”

“我晓得，”素贞点一下头说，但是她又反抗地加一句诉苦的话：“不过我一生就少有快乐的时候。”

一句熟习的话陡然浮上刘波的心头：“我们不是生来求快乐的。”但是他知道素贞的身世，他了解她这时的心境，他不能够拿这句话来反驳她。他只能够编造一句可以安慰她的话：“你以后就不会再有痛苦了。”

素贞不回答，她仍旧用她那带着怅惘与痛苦的低声说话，她说：“我还不及文淑，她走的时候你还可以送她上车。我走，你只能送我到医院门口。”

刘波答不出话来，他的心开始发痛了。

“这半个月来，我仿佛做了一场梦，”素贞自语似地继续说，“我这个人太矛盾了。昨天匆匆决定跟着医院走，我也明白你说的道理不错。今天先前我还是高高兴兴的，现在临到快动身的时候，我的心倒飘摇不定了。我有点害怕。我不愿意离开你，我耽心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再见。可是我又觉得你说得对，我也应该为我们民族尽一点力，医院要我去，我不该躲开。可是我走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结果？你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我的心真放不下……我现在真不知道要怎样才好……”

这些话一字不漏地进了刘波的耳朵，他还看见她频频用手帕揩眼睛。她把他的眼泪也引出来了。他不是一个刚强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残酷的人。他不能抹去他的爱，压下他的同情。他不能够冷静地用一篇大道理来封闭一个寂寞的女孩的口。而且在这以外，他自己还有被压下的激情，和不曾满足的渴望。公和私、义务与感情又在他的心里起了激斗。在这中间他只能重复地说着安慰的话：“素贞，不要难过。”直到后来内心的斗争停止了，他渐渐恢复了勇气，他才用平静的声音对她说：

“素贞，不要太想到个人的事情，那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你多想，只是白白苦了你自己。”他停了一下，炸弹爆炸声打岔了他，后来他又说：“在这种时候，一个人两个人的安全是太渺小了。你听，这颗炸弹又不晓得会炸死多少人！哪个人又能够保定自己的安全？只有我们民族是要活下去的，我们民族是不会灭亡的。我们的抗战会得到胜利的！”他这时不象是在对素贞一个人讲话，他仿佛在对许多动摇的同胞演说，不，他好象是在对那些飞机大炮发出抗议的呼声，他有一种激昂的心情。“我们为什么不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面？我们民族是不死的，我们多想到我们民族，想到民族解放的成功，我们哪里还会放心不下！即使个人会死，民族却可以永生。”他说到这里，信仰的光辉透过泪眼射到素贞的苍白色的脸上，平静的（其实是带一点兴奋的）微笑在他的清瘦的脸上出现了。这时医院的篱笆门就立在他们的面前，他看见那里停着几辆汽车和卡车，人匆忙地从篱笆门进出。这离别的时间并没有带给他悲痛和怅惘，他相信这篱笆门（甚至任何别的东西或力量）不能够把他们分开，而且他又记起了前一天从她的嘴里吐出来的那一句话，他立刻接下去再说：“素贞，你不记得你自己昨天说过的话：毁不掉分不开的还是我们的心。为什么要害怕这短时期的离别？”

素贞最后抬起头来，她知道离别的时间到了，她紧紧地捏住刘波的两只手，她用力说：“我相信你的话，我会慢慢平静下来的。我以后放得下心了。我会好好地安心做我的工作。你回去罢。我现在好了。我会等你。我会永远记着你。”在泪痕狼藉的脸上微笑象一朵花似地慢慢开放了。

十六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爆竹似的枪声震动了法租界居民的心。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南市在敌人的进攻中英勇地作最后的挣扎了。

刘波坐在亭子间里用了绝大的努力镇压下自己的烦躁和痛苦，把他的思想放在面前摊开的稿纸上，他在为子成他们的联合刊物写一篇文章。这是一篇重要的宣言和表白，准备在那个重大事情发生以后使用的。一切的计划都决定了，而且是根据着确实的情报决定的。刘波兴奋地接受了派给他的工作。这篇文章便是工作中的第一件。他们交给他一个大纲，他现在用慷慨激昂的话把那些意思表达出来。他自己的心渐渐地进到文章里面去了。沉痛的历史和英勇的斗争使他的心猛跳，使他的血沸腾。但是接连不断的、十分响亮的枪声打岔了他。那些机关枪、那些步枪，没有一次是白放的。这也是英勇的斗争，沉痛的历史！而且现在要轮着他来目击、身受了。悲愤的思想似乎在他的脑子里结成了一块铁一般的东西。他感到一阵重压。他放下笔对着糊上白纸的玻璃窗发楞。

房门半开着。他听见房东太太在楼下着急地嚷，她吩咐娘姨快去小学校接回她的孩子。他还听见那个中年的胖太太绝望地呼吁：“东洋人要打进租界里来了！大家往什么地方跑？”他痛苦地蒙住两只耳朵。

一声枪响惊动了他。这颗子弹似乎就落在前面天井里，声音是那么清脆。他放下手，掉头四顾。房间里仍旧和先前一样。只有楼下的房东太太嚷得更厉害了。从隔壁送过来女人的叽叽喳喳的话声。

接着是同样的第二声枪响，第三声。他的房间里仍然很安静。机关枪又在较远处密放了，中间还夹杂着小炮声。于是整个弄堂都在动了，到处都是人声：许多人在嚷，在说话，在奔跑。

“我出去看看，”刘波自语着，就站起来。他的手一动，无意间把一张纸推到地下。他连忙俯下身子拾起它来。那是永言的字迹，就是那篇大纲。他说了一句：“他们下午就要。”他的心情变得更紧张了。他马上又坐下来。他对自己说：“我应该赶快写完它再出去。”他用了绝大的努力，埋下头，又把心放在纸上，拿起笔，急急忙忙地写下去。

枪声继续响了二三十分钟，又渐渐地静下去了。嘈杂的人声也逐渐地消失。刘波始终努力地写着，他有时候还激动地低声念出一些字句，有时候忽然抬起头嘘一口气，或者带着愤激的眼光往四处看。他的脑子发热，他的心也发热，一种无处发散的热情，一种无处宣泄的怨愤充塞在他的心里。他把这一切全发泄在纸上。他的文章写成，他的力气似乎也竭尽了。他疲倦地叹一口气，就站起来，把文稿塞在衣袋里，锁上门，匆匆地走出去了。

下午将近三点钟的时候，刘波站在霞飞路国泰大戏院门前等候子成。这是第一场影戏开始的时间。到这个头等的电影院来的大半是西洋的观众，其中也夹杂着少数衣服整齐的中国绅士和艳装的华妇。他们走到门前或者从汽车里出来，并不在人行道上停留，就匆匆走进去了。也有少数人立在门前等候伴侣。

没有人注意到刘波，连在影戏院门前徘徊的白俄巡捕和华捕也把他当作一个在等候伴侣的观众。但是他的心并不在这里，他想的是另外地方的事情。他有时也掉头看他的周围，然而他用的却是一种奇异的、带憎恶的眼光。

观众继续地来，西洋的夫妇，高等华人男女，这里面却少有中国的青年。戏院里廊上的灯光突然灭了，已经到了开演的时刻。人渐渐地少起来。刘波突然觉得地方空阔了。他便走两步，转身看墙壁上的广告。《红楼双燕》，四个触目的红色大字打进了他的眼帘。他霎霎眼睛，又瞥见“香艳滑稽巨片”一类的字眼。他愤激地想：上海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在他的旁边人们在享乐，在电影场中轻松地发笑；同时在另一个地方，跟这里只隔几条街的地方，人们在哭诉、在呼号、在受蹂躏、在跟死亡挣扎、在贡献生命。这是他不能了解的！这是他不能忍受的！

突然一个人影出现了，这是从东边来的，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连忙向着那个人走去。

来的是穿一身崭新西服的鸣盛，他走到刘波面前，低声说：“子成要我来的，你跟我走。”他不再说什么解释的话，就把刘波引到国泰电影院里面。他让刘波坐在走廊里沙发上等候他，便走进那个木笼似的公共电话间去了。

大约过了五分钟，鸣盛回到刘波的身边，他就站在那里跟刘波讲了几句话。然后两个人一起出来，沿着霞飞路往西走去。

他们谈着话走过亚尔培路，他们走近那一块作过煤厂堆栈的空地，一个意外的景象使他们惊愕地站住了。在那个篱笆门前停着一辆大卡车，一群徒手的中国兵士被两个手执短棍的法国巡捕押着陆续跳下车来，站在人行道上，等候搜查。两个兵跨过了篱笆门，就站在门口让安南兵和法国巡捕解开制服，仔细地在衣袋里搜来搜去。门口有一张条桌，条桌旁泥地上放了一堆东西，那里有钱包、有笔记本、有小刀、有各种随身带的物品，都是在中国兵的身上搜出来的。搜查过后，两个中国兵就被赶到里面去了，另由新来的人填上他们留下的地位。

这块空地上已经容纳了很多的人。刘波和鸣盛只看见光头和制服，只看见那些带怒容的年轻面孔，他们却数不出那些人的数目。

刘波站在人行道上，呆呆地望着篱笆门内的景象。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小兵被搜查时那张端正的脸变得通红，嘴闭得紧紧的，自己心里更加难过。恰恰在这时，有两个陌生人在他的背后谈话：“说不定有两三百，也有保卫团和警察。听说这是命令啊。我在南阳桥那边看见，有些兵丢了枪过铁门时还掉眼泪。也有人走到铁门口听说要缴枪，又转身跑开了。”另一个人接口说：“是啊，好象囚犯一样，电车、汽车一车一车地装进来，哪个中国人看见不伤心？”

刘波突然觉得鼻子酸痛，连忙咬紧了嘴唇，两只垂下的手捏成了两个拳头。法国巡捕扬起棍子威胁地驱散聚在门前的行人，刘波仍然站着不走。鸣盛轻轻地在他的耳边说：“走罢，我们还有别的事情。”鸣盛了解他的心情，拍一下他的肩膀，终于把他拉走了。

“我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不会忘记这一天，”刘波走在路上还激动地接连对鸣盛说。

他们到了鸣盛的新搬的家，在那里见到了永言和子成，谈了许多话，就把计划重新商定了。不用说，刘波讲话最少。这种事情他并不熟悉，他也提不出具体的意见。他只有一个决心：尽自己的力量，帮忙这些朋友做好这个工作。他也有点喜欢这种紧张的工作。他们从鸣盛的家又坐车到扬子饭店去，在六楼一个房间里他们见到了光韩。几个人就在这个房间里决定了第二天的计划的细节，他们仔细地研究了许久，不让这个计划有什么漏洞。

刘波从旅馆出来，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他转了弯匆匆地往南走去。他走过一些横街，两旁屋檐下或立或坐挤满了人，都是从南市逃出来的难民。他们只携带着零星的随身东西。没有住处，没有饮食，没有希望，只有尚未消逝的恐怖的记忆。他们象一群被遗弃在荒原上的迷路者，等着黑夜来吞食他们。

夜来了，这是一个凉夜，刘波忽然接连打了两个冷噤，他用同情的眼光看了看街头的那些受难的同胞，他带着憎恨地自语道：“我不会忘记这一天。”

他走进了法租界，夜显得更凉了。他急急地迈着脚步，一口气走到了家。他打开亭子间的门，扭燃电灯，觉得眼前突然一亮。他推开窗，对着黑夜大大地吐了一口气，好象要把一肚皮的闷气吐尽似的。夜并不是黑暗的，天空中闪动着杏红色的光。南市在燃烧。这样的大火似乎延烧到他的心里。他离开窗前，疲倦地往床上一倒。但是他刚刚躺下去，马上又站起来，他站在这个寂寞的房间里，忽然发誓一般兴奋地自语道：

“我不走，我一定不走。我要守在这里。”

十七

中国军队完全退出了上海。从报纸和无线电广播，人们知道还有少数孤军，不肯离开自己的土地，在南市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默默地倒下了。南市还在燃烧，浓黑的烟笼罩着这个不幸的角落。通法租界的铁门全关上了。一道门就分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在铁门里商店照旧开门，车辆照常飞驰，照旧有欢笑、有享乐、有温饱、有繁荣。在铁门外，却只有恐饰、饥饿、烈火和死亡。

靠近法租界的民国路上，每一道铁门外面，都拥挤着若干不能到租界里来的难民，人丛中还有车辆、箱笼和杂物人头在动，呼吁的声音飘过了铁门，从铁栅栏的空隙里伸进来若干黄瘦的手。

他们已经在门外站了两天了。没有食物，没有避雨露的屋檐，黑夜用寒气侵袭他们，阳光又使他们暴露在敌人枪刺的威胁下。他们忍受了痛苦和屈辱，怀着一线微弱的希望，哀求着铁门内同胞的援助，哀求着在铁门内挥动短棍的法国巡捕和安南兵打开铁门，让他们进来喘一口气，吃一顿饱饭。

法国巡捕和安南兵听不懂中国人的语言，他们的心也许是和铁门一样的冷硬，那些手不会放下木棍，去做一件合于人情的动作。铁门始终紧闭着。对于中国难民的哀求，唯一的答复便是木棍的挥动。有些手敢于伸进铁栅栏来要求什么，但终于受到木棍的重击缩回去了。外国人的脸上现出了轻蔑的笑容。

然而铁门内的同胞不能够完全漠视受难者的哀求。他们的响应来了。他们抬了水桶，买了橘子，做了馒头、包子，送到铁门前面，从铁栅栏的空隙里把这些微薄的礼物递到受难者的手中。

每次食物一到，铁门外就起了一阵骚动，许多只手争先恐后地从空隙里伸进来。大家用各种各样的叫声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又是巡捕们使用木棍的机会了。有的手抓到一个包子，同时却带回红肿的伤痕。有的人带着尖锐的叫声将空手缩了回去。外国人的脸上又露出轻蔑的微笑。

刘波把这一切都看进了眼里。他没有掉泪，也没有咒骂。他有一种比悲痛和愤怒更深的感情。他觉得有一种火似的东西在烧他的心。他的心在跟着那些同胞经历痛苦。一种复仇的渴望，一种想诉于正义的渴望在他的身体内生长。他自己被挤在人丛中，似乎人们正从四面八方不断地跑来。他掉头往四面看，都是陌生的、同样带着痛苦表情的脸，在他前面一个人回过头来苦笑地对同伴说：“我们真是在隔岸观火。”

这句话刺痛了刘波的心。他想：大家都袖手旁观，这有什么用？他愤然看了看众人，又愤怒地用力搔自己的头发。但是他马上想到了他今天担任的职务，他觉得找到一件东西来镇静他那渴望复仇的心了。

一个钟头以后，子成也到过这附近。他在这里只停留了三五分钟，便往公共租界那面走去。他并没有刘波的那种心情。那些景象本来可以引起他的若干惨痛的回忆，但是一个主要的思想占去了他的心。那里没有多余的地位来容纳别的事情了。

子成从人丛中挤出去。他一直往北走，走了好几条街，才在一个商店门前停住脚。他整理一下西装大衣，又拭去额上的汗珠，然后掉头四顾。他惊奇地想：怎么还是这样多的人？他又往前面走，他故意在绕圈子，他走到了南京路。

街道仍然是拥挤的。人们匆忙地跑过马路。卖报小孩拿着号外奔跑叫卖，高声嚷着惊人的标题。一对年轻男女经过他的身边，留下一句话：“今天国泰的片子好，”这是一个女性的声音。他走到一家百货公司门前，看见一辆漂亮的汽车停在那里，车门刚打开，走出来两个艳装少妇和一个留唇髭的中年人，他们从容地进了百货公司。又是一班电车到了站。站台上的一堆人立刻疯狂似地拥进车厢去。在车头悬挂着大光明戏院放映名片的广告牌。这一切都是不可理解的。它们跟他中间似乎隔着一道墙。他的心和那些人的心是不相通的。他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还这样平静地生活。他不能了解他们这时有着什么样的心情。他觉得这个环境对他是陌生的，他仿佛到了一个新奇的地方。没有人会了解他。“是的，他们都不知道我，他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他想着，不觉惨然笑了。但是他没有多的思索时间，思想在他的脑子里转动得很快。他抬起头看看跑马厅的大钟，他知道现在不能耽误了。

子成转进横街。过了一条街，一个穿着崭新的人字呢秋大衣的男人迎面走来。这是永言，他的眼睛动了一下。

“到了？”子成激动地低声问道。永言点一下头，轻轻地叮嘱：“不是我，就是你。注意刘波的信号。不要错过。”永言若无其事地、扬长地走了。

子成轻轻地答了一句：“我知道。”他把手伸进西装大衣袋里捏着那件硬的东西。

到了旅馆门前，子成先朝对面那家烟纸店一望，刘波穿着整齐的青灰色西装立在街角，那顶八成新的呢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刘波的瘦脸上忽然露出了微笑，接着眼珠一动。子成知道刘波看见他了。“还没有动静，”他放心地想道。他又转到另一道门前。那里停着几辆汽车，光韩立在车旁跟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讲话。他的心猛然一跳。

他回到他的岗位去。他刚刚转弯，就瞥见前面有一张熟识的面孔。他们的一个新近被收买了的同乡正挽着一个向导女郎扬扬得意地走上人行道来。他吃了一惊，连忙埋下头去。那个人只顾和身边的女人讲话，没有注意到他。他抬头看对面的烟纸店。刘波的脸庞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是等到那个“败类”进了旅馆，他也在一个比较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站定以后，他再往那个地方看，刘波的面颜又在烟纸店门前出现了。同时象闪电似地，鸣盛的脸也在那边晃了一下。

子成仍旧立在旅馆门前，好象在等待一个朋友。人和车辆拥塞在马路中间。浓装的少女扭着腰肢嘻笑地从旅馆进出。人在叫嚷、在谈论、在争吵。生命的流在他的眼前动荡。但是这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除了刘波头上的一顶帽子。

时间过得很慢。一分钟似乎比平日的一点钟还更长久。但是他能够忍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扰乱他的注意力。

又过了一会儿，附近汽车声大作。沉滞的空气给搅动了。子成本能地转头一望，没有看见人出来。他连忙掉回眼光去找刘波，刘波的帽子忽然揭下了。他马上扬起头用稳定的步子走过去。右手紧紧捏着袋里的那个东西。他刚刚走到旅馆门前。枪声意外地响了，是接连的三声。他吃惊地退后一步，脸上立刻现出了失望的表情。

在附近似乎发生了一个巨变。人疯狂地奔跑着、呼喊着。喇叭声失常地乱鸣，汽车仓皇地往别处逃去，在这些杂乱的声音中间忽然响起来一声较长的口哨。子成知道是永言做完事情走了。刘波的影子也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他们发了信号要他走。他放心地吐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便做出不知道什么事情的样子安静地往大街走去。

街上很乱，忽然好几个声音叫起来：“那个人！那个人！”一个巡捕在追赶什么人，后面隔五六步远又跑着一个巡捕，一路上在吹哨子。子成的心紧张起来。他看不见被追的人是谁，但是他可以断定逃跑的是永言他们中间的一个，而且他知道那个人不容易逃出警吏的罗网。这个念头使他打了一个寒噤。但是他的思想动得很快，他马上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也跟着追上去，口里也嚷着捉凶手的话。没有人注意他。他看见前面那个巡捕正要转弯，他连忙拔出手枪对着那个人的阔背放了一枪。那个高大的身子立刻倒了下来。他一秒钟也不放过，接着又向第二个巡捕开枪。子弹虽然出去，但是已经迟了，他没有能够把第二个巡捕打倒，两颗子弹差不多同时从后面打进了他的身体。他的身子摇晃一下，带着从前面飞来的第三颗子弹倒在地上。他的身体挨到了地面，那支手枪才离开他的手。他似乎还在挣扎想站起来，然而又一颗子弹使他寂然了。

子成躺在血泊中，他的近视的眼睛紧紧地闭着，不能够回答那些陌生眼光的注视。但是他终于离开了钢笔板，完成了他的志愿，得到永久的安宁了。

被追赶的人是刘波，他对这种事情没有经验，这天他又有一种古怪的心情，他走到旅馆门前去看永言的成绩，不当心被人误认作凶手。然而他毕竟在意外的枪声中安全地逃走了。

十八

那个自以为征服了上海的侵略的势力，从此失掉了一个得力的爪牙。它知道这次的暗杀不过是一个信号。它动员了它的全部特务工作人员，也不能够发现第二个“阴谋”。但是它知道上海人的心是没法征服的。

关于这个政治暗杀事件，捕房除了子成的沉默的尸首外，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但是子成临死前的决心，终于被他的几个朋友知道了，而且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其中对子成怀着更深的感激的是刘波。

素贞的电报来了，她要刘波离开上海。他却毫不迟疑地回信说，他愿意留下工作。

在刘波的信里还有这样的话：

住在上海的并不止有我一个，这里还有几百万的中国儿女。国土沦陷了，但是人民还活着，他们仍然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丝毫没有在敌人势力下面低头的心思。我愿意为他们工作，而且我更应该参加他们的工作。

刘波在信里不止一次提起的“他们”，不用说，都是指上海的人民。关于子成的死他却没有一个字提到，因为一则他不便写；二则，他以后就不曾继续参加鸣盛他们的活动。但是他永远忘记不了子成的面貌。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让素贞知道这个朋友的事情。

[1]

《抵抗》三日刊：邹韬奋编辑的抗战刊物。

[2]

尹奉吉：朝鲜的爱国者，“一·二八”战后在虹口日本人的庆祝会上投弹，炸死炸伤自川大将等人。

[3]

译意，这是朝鲜著名的民歌。

[4]

向导：指解放前向导社的向导女郎，一种变相的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