脖子

“拧断你脖子！”

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三六二地区，这句狠话特别流行，其使用频率，不亚于《***语录》中最朗朗上口的格言警句。两个或两伙对立的男人——也包括少数女人，只要狭路相逢了，不论头发泛白的还是乳臭未干的，即使只打算文斗没计划武斗，也把这话挂在嘴边。为强化效果，说它时，说话人还常常辅以程式化的姿势与表情：侧歪着膀子，梗梗着脖子，乜斜着眼睛；神色傲慢，目光轻蔑，面带冷笑。

这话出自一部刚放映过的苏联电影，是为防修反修，内部放的，电影里，活跃着一群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兵工厂工人。我们三六二厂就是兵工厂，比电影里的兵工厂，大一千倍都不止呢。兵工厂的人引用兵工厂电影里的经典台词，也算专业对口。不对口的是，这话在电影里是个反角的口头禅，而我们是保卫***革命路线的红色战士。一个虚张声势的党卫军上校，总拿这话威胁别人，却一个脖子也没拧断过，倒是影片结尾时，他那根细长的脖子没长牢靠：咔嚓，被个兵工厂工人拧耷拉了。另一个不对口的地方是，电影里的原始台词是“扭断你脖子”，可我们惟妙惟肖地模仿它时，全都把“扭”读成“拧”了。是故意的，就好像“扭”是配音演员读的白字，被我们不动声色地纠正了过来。我们三六二人，对“扭”“拧”的理解与电影不同：“扭”是柔软的，扭秧歌；“拧”才是强悍的，拧钢筋。

“拧断你脖子”最初流行于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之口，有精英化趋向，带表演味，一般在某个庄重的、严峻的、剑拔弩张的、一触即发的群体交锋场合，由领袖人物说出。但领袖欲这东西人皆有之，又都需要释放，很快，经过我们这种十几岁的孩子和四五十岁的成年人之口，它被普及成了大众话语。比如我们，很少有机会亲身参与革命行动，就只能在玩笑打闹时，在争风吃醋时，在称王称霸时，为表示某种不屑，或只为打气壮胆，对个三五句话，便恶狠狠地捎上它一次。有时候，明显弱小的一方也敢向明显强大的一方挑衅叫嚣：“拧断你脖子！”若强大方宽厚大度地一笑了之，弱小方会占了便宜一样洋洋得意，否则，强大方一旦摆出程式化的姿势与表情，不用“拧断你脖子”出口，弱小方就得立即卸掉自己姿势与表情中的程式化，腆起脸来，嘻嘻地笑、躲、讨好、求饶：“开玩笑开玩笑！我哪敢拧你，你拧我……”在我们嘴里，“拧脖子”都泛滥成灾了，可我们谁也没拧断过谁的脖子，真打架时，它只是一套花拳绣腿。需要说明的是，那个党卫军上校被拧断脖子的电影场面，我们多系耳闻，没人目睹。整个三六二厂，有资格为防修反修看电影的，是一小撮人，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这样，时间一久，这话的威严程度就大不如前了，我们虽然还使用它——它在大人嘴里仍流行嘛，我们都是大人的孩子——但它已真正成了虚张声势的空洞口号，与在党卫军上校嘴里一样。

我们重新对这句话的实用性产生敬畏，是听大人说，崔丫头他爸大老崔，真拧折了一个人的脖子，那人当场气绝身亡。

崔丫头也是男孩，但长得白净，长睫毛双眼皮，比女孩还好看，“丫头”是我们送他的外号。他爸大老崔和他不同，是典型的爷们，膀大腰圆，胡子拉碴，说起话来玄天二地，人们喊他大老崔，其实喊的是大老吹，说他能吹牛。人们盛传，那天我们九分厂“东方红”的人与七分厂“太阳升”的人武斗时，大老吹把对方一个人的脑袋夹到胸前，单臂一拧，就让那人脖子断轴了：咔嚓。传话人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是俱乐部里坐前排的观众，从牙齿缝隙挤出来的“咔嚓”，响亮一如厂里试炮。开始我们都口口相传，“咔嚓”之声不绝于耳。可不久，就有人质疑了：两军交战之际，剑戟铿锵之时，要么奋勇杀敌，要么抱头鼠窜，谁有闲心看别人“咔嚓”呢？人们得出结论，又是大老吹吹牛。于是，大人笑话大老吹，我们笑话崔丫头。崔丫头长得像丫头，可毕竟不是软弱的丫头。他不服，与我们争辩，说他回家问过他爸，他爸确实拧断了那人脖子，也确实听到了“咔嚓”之声。我们就说，拧没拧脖子只有你爸自己知道，我们不计较；但脖子断了，无论如何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咔嚓”声。那时我们已打听过了，电影里的“咔嚓”，叫拟音效果。

我们和崔丫头争执不下，有人出主意说，拧个脖子试试不得了。这不用试，我们都不乏打架经验，把脖子拧断都没可能，何谈“咔嚓”。有人又说，我们是小孩，劲小，互相拧脖子当然困难，但可以找个婴儿或什么小动物做个实验。大家都同意。不过婴儿不好找，也不好意思把谁家婴儿偷出来弄死，决定找动物。崔丫头说拧鸡。我们不干，说鸡脖子多细呀，你拧蚂蚱得了。最后一致的意见是找只猫拧。

老邱太太家有只灰猫，不算太大也不很小，和我们都熟，容易抓。那天下午，我们一群孩子带几个鱼头，把那只猫骗进久不使用的游泳池里，以防它逃跑。为防它的坚牙利爪，崔丫头还特意戴了手套。崔丫头挺紧张，但装出不紧张的样子，抚弄几下灰猫脖子，抬手擦擦额上的汗，额上沾了几根猫毛。天不热，阵阵秋风已刮出凉意。我们催他，开始吧！他说开始开始，但就不开始，白净的小脸灰突突的，与猫一色。猫偎在他怀里，很友好，偶尔扭头看他，又偶尔惬意地叫上几声，半眯的眼睛睡意朦胧。这是好机会呀！我们叫。崔丫头也意识到这机会不错。他微弯下腰，双膝夹住猫的身体，双手扣住猫的脑袋，屏气运劲，忽然加力，顺时针猛拧。可这家伙，大概光考虑手劲大小了，忽略了双膝夹猫的力气；或者，他双膝也使足劲了，只是猫挣扎时，爆发出的力量超乎想象。那只睡意朦胧的灰猫，一下变成了敏感的炮弹，仿佛携带着隆隆巨响，在崔丫头手上轰然炸开。它头仍在崔丫头的掌控之中，身子却从崔丫头双膝间滑脱出来，随着头的转动方向正常转动，把拧脖子这事给消解掉了。崔丫头慌了，打起了磨磨；灰猫没慌，借着崔丫头旋转它时带出的力量，像单杠上屈体上翻的体操运动员那样，一遍遍地弓腰上挺，轮扫尾巴，蹬踏后爪，迅速准确又凶狠有力地挠向崔丫头汗津津的白脸。崔丫头手上有手套保护，可脸上没防护措施，为免受攻击，他的脸应该尽量后仰。可他没有，为了配合双手的行动，他脸往下压得很低。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待崔丫头意识到他根本拧不断灰猫脖子，撒手认输时，他脸上的血道道，已把他的曹操脸涂成关公脸了。

我们为崔丫头的实验失败感到高兴，可更为灰猫给崔丫头毁了容感到气愤。崔丫头是我们的小伙伴呀。灰猫发疯般地喊叫奔突，却逃不掉，游泳池是它的罗网。我们选择的实验场所对我们有利，人比猫聪明。我们抓住灰猫，喊着“拧断你脖子”，用棍子匕首工兵铲车链条替崔丫头报仇。本来，打死它后，我们还想补拧它脖子，以验证有无“咔嚓”之声。但它已经血肉模糊，就像崔丫头的脸，太恶心了。我们都不肯伸手拧它。

崔丫头脸伤好了以后，他外号由“丫头”改成了“大寨”。大寨这外号似乎牵强，让人不知所云；其实它是个巧妙的转喻，若联想到“农业学大寨”，联想到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战天斗地修梯田的人类壮举，那意思就有了。

心脏

反脏器者数十万里挑一，沙光明有幸位列其中。沙光明是沙莎的爸爸。

有一次，我又向沙莎献殷勤，沙莎悄悄问我，是否我对她心怀好感，想追求她。全班五十人里，既能，又会，也敢在男女同学间说“好感”“追求”这种大人话的，唯她一人，这也是我愿意给她献殷勤的首要理由。第二条理由是她漂亮。也有别的男生给她打溜须，向她献殷勤，但他们理由过于单一，只是她漂亮。沙莎对我高看一眼，与我的溜须理由超过了一条并有着与众不同的排序有关。

我四顾无人，慌乱地说是。

其实我没那么早熟，没能力想她琢磨的那种问题；我打她溜须献她殷勤，只是觉得应该那样，如同上场踢球就应该争胜那么天经地义。我之所以回答了“是”，一是我想不出别的答案；再一个，是我相信，若她这样问其他男生，他们一定会被“好感”“追求”这种词搞得张口结舌，心里都说一百遍“是”了，嘴巴却如同贴了封条，或滋了焊枪。我不愿意混同于其他男生。

“那——你是反脏器的人吗？”

“什么？反什么？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反动派……”

“反脏器，就是内脏长得与一般人方向相反。比如一般人心在左边，肝在右边，可反脏器的人心在右边，肝在左边。”

“我……我不知道。我妈说我这是心脏。”我拍了拍左胸口。

“那你就把好感藏在那儿吧，别追我了。我妈说，等我和我妹沙菲长大了，都要找反脏器的男人——是以后呀，长大以后。”

“为什么——我也知道应该以后，我是说，为什么必须找反脏器的？”

“我爸就是这样的人呀。”

沙莎她爸沙光明对她妈闻菊好，在我们三六二地区尽人皆知。许多家两口子吵架时，女的都爱说：你就不能学学沙光明，连闻菊那样的女人都当宝儿似的。是的，闻菊是个皮包骨头的病秧子，不会做家务，还长得难看；而沙光明这个技术员，长得英俊潇洒不说，更心灵手巧，自制的小口径手枪像工艺品。

我真正从医学角度理解“反脏器”现象，是与沙莎对话的多年以后，但与沙莎对话的当天下午，从妈妈那，我就确认了沙光明的确长反了脏器。那天，一俟验证沙莎的说法，我立刻跟妈妈软磨硬泡，让她领我去检查脏器。“你没长反，”妈妈武断地说，“你不用查。”

早年，沙光明对闻菊有了“好感”并“追求”她时，和一个在三六二地区称王称霸的家伙打过一架。那人欺负闻菊。架是在车间打的，车间里有螺丝刀，那人在沙光明扑上来时，把螺丝刀插进了他的左胸。所有人都认为沙光明必死无疑，在他左胸的心脏部位，那螺丝刀只露出一截红柄。沙光明也认定自己凶多吉少，昏过去前，他让人给没在场的闻菊带话：为了你，我死而无憾；如果死不了，我就这么保护你一辈子。沙光明没死，长在他胸腔右侧的心脏毫发无损，他只落个气胸的毛病。以后沙光明和闻菊结婚了，他言而有信，迅速成了远近闻名的爱妻模范。闻菊究竟有什么好，没人看得出，看不出就对沙光明的爱情百般猜测，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推论是：脏器长反了的人观念思维都是反的，这种人以丑为美。

病秧子闻菊以前也搞技术，但她出身不好，不便于直接接触军工产品，就被下放到俱乐部当售票员了，没了补助劳保，丢了虚荣面子。但她毫无怨言。她这种出身的人没资格挑肥拣瘦。后来，俱乐部不演电影光开会了，她又成了各种会议的服务人员，干勤杂工作。有一天，开完大会清理会场，她打算把一尊***半身石膏像从舞台右侧挪到左侧。洁白的石膏像不特别大，也不特别重，闻菊体格再弱也挪得动，挪不动她可以叫男的帮忙。她没招呼别人，自己抱起了那尊不特别大不特别重的白石膏像。她小心翼翼地在舞台上行走，整个行走过程，也没受任何意外事件的干扰影响：电线没挂她，地毯没绊她，她胳膊没脱臼，鞋底也没打滑，更没吃迷药中邪魔那么神志恍惚……但她捧在怀里的白石膏像，却不可思议地掉地上了，碎成了几块。

石膏像落在舞台的木地板上，回声巨大，随着巨大回声的袅袅散尽，俱乐部里，一下变得死一样寂静，连闻菊那声“哎呀”的惊叫，都旋即被死寂吸附没了。俱乐部里的其他勤杂工人，石膏像似地分别被钉在他们干活的地方，然后就像受到舞台上精彩演出吸引的观众，很投入地，从不同角度呆看闻菊。片刻之后，闻菊从痴傻状态中回过神来，拖着哭腔问台下的石膏像们：“是我吗？是我把***他老人家的石膏像打碎了吗？”

没人回答。石膏像不会开口说话。

沙光明闻讯赶过来时，临时批斗会已进入尾声。因为临时，人就少，除了那几个石膏像似的勤杂工伫立台下，多出来的几个人都在台上，或是押解者，或是批判者。他们是早于沙光明赶来的武装民兵。舞台很大，闻菊和押她批她的人站在上边，像大海里忽分忽合的几块礁岩。闻菊额上挂着血痕，瘦小的身上，被粗绳索不合比例地捆绑起来，她的细腰，让那块写着“反革命”的铁皮牌子坠成了虾米，前伸的脑袋上，正好暴露出黑发间一道刚剃净的白色垄沟。沙光明攥拳向前冲去。民兵都知道沙光明把妻子当宝，有的还求他做过私活，就有些心虚，忙解释说：“我们是文斗，没打她，她脑袋是自己企图畏罪自杀撞墙撞的。”沙光明冲到了舞台边上。台上押闻菊的两个民兵荷枪实弹，但这时，却把他们架闻菊胳膊的手撤了下来。可他们随即看到，沙光明并没像早年扑向螺丝刀那么义无反顾，而是停在台下，点头哈腰地提了条建议：“让我，替她吧……让她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回家反省，你们斗我……”这当然不行，阶级斗争不容讨价还价。荷枪实弹的民兵又抓牢闻菊，并决定，不仅这天的临时批斗不许顶替，此后将持续多日的正规批斗也不许顶替。而且，因为这天已来不及准备女牢，闻菊可以回家暂住一宿，下一天辟出新监舍后，她还得带上行李去接受隔离审查呢。

沙光明爬上舞台，站在闻菊身边，主动陪伴妻子挨斗。他没挂牌子也没被捆绑。

据沙光明后来交代，在他用自行车驮闻菊去厂卫生院包扎伤口和回家的路上，他们夫妻已为这一夜怎么过达成了共识。起先闻菊有些异议，对那共识的一半有不同意见，但沙光明说，不能保护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回家放下闻菊，沙光明又用自行车驮起沙莎沙菲这对姐妹，送她们去奶奶家。这之后，他重新回家，和闻菊一起炒菜喝酒，整理旧物，回忆往事，写好遗书，上床做爱，穿戴整齐。然后，他手握一把工艺品似的自制小口径手枪，往闻菊胸前打一枪，又往自己胸前打了一枪。他击发前，闻菊和他开了句玩笑：“我心脏可在左边，你别打错了。”沙光明没打错，他枪口直指妻子的左胸。但打自己时，他本来已指向了自己右胸，可不知为什么，手一晃，枪口竟歪了，子弹击中的也是左胸。也许右手执枪打自己右胸不得劲吧。

沙光明没死，心脏依然弹跳有力。是后来，左胸的枪伤养好以后，他才因故意杀人被执行了死刑。枪毙他时，三六二厂的人为法警将选择人体的哪个部位作为着弹点争论不休，是额头呢？还是口腔？或者心脏或者睾丸？有好事者便去提醒法警，说：“这个犯人，心脏长在胸腔右侧。”

手指

小时候，我们哥仨都有吃手的习惯。倒不是把手当成萝卜，嚼巴嚼巴咽肚子里，而是久久地将某根手指——一般是左手或右手的大拇指——含在嘴里，吃冰棍那么吮吸，吃糖块那么品咂。事实上，冰棍和糖块什么滋味，我们已经记不住了，萝卜虽然偶尔还吃，但也没有整根的供我们嚼。妈妈总把有限的萝卜切成小块，与更加有限的苞米馇或高粱米或玉米面煮在锅里，给我们做粘糊糊的“菜粥”喝。

小孩都有吃手的习惯，也许与人是哺乳动物有关。但像我们哥仨，都七岁九岁十一岁了还吃手指，恐怕更与饿肚子有关。那时候，我家穷，穷得和全中国大部分老百姓家没什么两样：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饱了昨天就得饿今天。

最难过的那些日子，不光下顿没吃的，上顿也只能喝水充饥，不光今天得饿着，昨天也不过咽了一小碗猫食般的米汤。妈妈已经全身浮肿，像块刚化开的冻豆腐那么虚弱破败，每天除了出门拣一点榆树叶回来为我们“做饭”，其他时间就躺在床上；而我们哥仨，连“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了，只是含着手指偎在妈妈身边，垂垂欲死，奄奄待毙，像三条无法爬回河沟的水长虫。妈妈不停地哄我们睡觉，她认为，要活命就得多睡觉，睡觉能减少能量与体力的消耗。但一个人，哪有那么多觉可睡呀，再说肚子饿得一阵阵抽搐，又怎能睡着。于是，躺在床上的时间，多半是妈妈有气无力地说话的时间。她说话，其本意是希望她的絮絮叨叨能代替催眠曲，至少能分散我们对饥饿的注意。可由于饥饿，首先她的注意力就过于集中，涉及的话题总围绕在吃上，这么一来，听她说话的我们不仅睡不着，对饥饿的感觉反倒更灵敏了。

妈妈喜欢讲她的爷爷和爸爸，讲他们从山东逃荒来东北后，是怎么一点一点地由乞讨到吃饱饭的。她讲他们多勤劳节俭，平常只吃白菜豆腐，过年才肯杀一头猪；讲他们当东家后，仍然身先士卒地下地干活，比长工干得还快还好。妈妈检讨自己说，与她的爷爷爸爸比，她既不够勤劳也不算节俭，所以家里的日子才越过越糟，让我们当孩子的跟着遭罪。当然妈妈也没忘检讨她爷爷爸爸的缺点毛病。她说他们意识不新，觉悟不高，因而当初没想到去湘鄂赣投奔红军而是跑东北来开荒种地了。她说，当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嚼树皮的红军，的确又苦又累又危险，但毕竟现在能享清福呀，能得到购买大米白面猪肉豆油的“特供本”呀；而一个人，有了“特供”待遇，不光自己光荣，还能让子孙后代跟着吃香喝辣。妈妈盯着我们嘴里塞着的手指，近乎梦呓地说：“如果我是红军的女儿，那你们呀，含在嘴里的就不是这小脏手了，没准就是绿豆冰棍或奶油糖块……”妈妈说的“特供本”我们不懂，可她一提冰棍糖块，还绿豆奶油的，我们哥仨立刻涎水横流，眼巴巴地铺展开各自美好的憧憬，把嘴里的手指裹得更加啧啧有声。

这时，我听大哥挺委屈地叨咕一句：“要是手指头也能抗饿，就好了。”

以前妈妈反对我们裹手指，说那样既容易把细菌带进肚里，还会让手指不成比例地变细变长。可这会妈妈没责备我们，恍恍惚惚地，她仿佛还游走在自己的幻梦之中。“手指当然能抗饿了，”她说，“但不是你们的，得是妈妈的……”我们都惊奇地望着妈妈，望着妈妈的十根手指，它们已肿成了腌黄瓜的模样。“这样吧，”妈妈说，“一旦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你们也饿得实在挺不住了，就吃妈妈的手指——可千万不能吃你们自己的！”妈妈颤微微地伸出双手，翻来覆去地打量它们。“你们仨，每人每天吃一根，妈的手指，就能帮你们多活三天；多活三天，也许，就有救……”

二哥心疼地插一句：“那你吃什么？”

“我？”这时妈妈眼睛已睁不开了，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妈不饿，妈什么也不用吃，妈的手指呀，就是关键时刻给孩子吃的……”

我不顾妈妈似乎正在睡去，摇着她问：“妈，你有十根手指，我们三天吃不完呀。”那时我是个小机灵鬼，虽然还没上学，却已经能算出十减三个三还剩一的应用题了；并且我的聪明还在于，我希望一经我提醒，妈妈会像过去那样偏袒着我说，“哦，你是老疙瘩，那剩下的一根也给你吃。”我想，那样的话，我的两个哥哥一定会嫉妒死的。可我管不了他们嫉不嫉妒了，只要多吃一根妈妈的手指，我就能多活一天，就会多一分吃到饱饭甚至冰棍糖块的希望……

妈妈费劲地睁开眼睛，重新打量自己的手。好像她这才想到，她有十根手指。她在脸上硬挤出笑容。“剩下的这根，你们分着——哦，要不把这根留给妈妈吧……”她将右手的食指单独伸直，在我们眼前缓缓划过。“妈妈还有学生呀，这根他们也需要呢；妈妈去给学生上课时，你们就用绳子，把粉笔和它绑在一起，妈妈好，写板书……”在我们三六二厂子弟中学，妈妈是最优秀的数学老师，我能小小年龄就精于算计，有她的遗传。

后来，没靠以妈妈的手指为食，我们哥仨也活了下来。但遗憾的是，妈妈那根原计划留着写板书，都不许我们哥仨吃的右手食指，却失去了。那是几年以后，妈妈的几个学生批斗她时，用数学教研室那把开了刃的钢板三角尺，将她右手食指剁了下去。那几个肯定也像我和两个哥哥一样挨过饿的中学生，因为已经能吃饱饭了，就没把妈妈的手指吞进肚里，而是把它钉在黑板上示众三天。

阴茎

在我们三六二地区，把死叫“走”，把坐牢叫“进去”，把配偶叫“俺家那个”或“俺家那谁”。这样的称谓替代，估计别处也大同小异，在云南，在甘肃，在浙江，这么表达多数人也懂。可三六二人，还把阴茎称作“老二”，这我就不知道了，别处人是否也听得明白。阴茎就像领导的名讳，比死，比坐牢，比配偶更不便径叫直呼，而要以“主任”之类取而代之。有心人若统计一下，我估计，全国各地的阴茎替代词不下百个。我说的是过去。现在可能不那么多了，现在汉语里的阴茎替代词如“秦王扫六合”一样，已被“小弟弟”统一了起来。用“小弟弟”代指阴茎，没什么不好，不过就我而言，比之“小弟弟”的嗲、软、糯，我更喜欢我少年时代叫惯了的“老二”：粗犷强悍，干脆利落，有阳物崇拜的磊落古风。但我知道，在普及的广泛度上，“老二”再好也得是“小弟弟”的手下败将。与“愿景”、“皮草”、“管道”、“福祉”一样，“小弟弟”有港台背景。三六二不是香港台湾。

言归正传，回到故事。

那天，大哥缩成一团在地上打滚，在椅子角箱子角床角间撞来撞去。结果，不知哪个角碰响了他兜里的火药枪，“呼”地一声，把正团团乱转的我和二哥吓清醒了。幸好那枪口指向墙根，没对着我们哥仨谁的身体，否则家里更热闹了。我和二哥清醒以后，先收走大哥兜里的枪，然后朝墙根看：粗铁砂在墙根处留一片麻点。我和二哥的视线一点点升高，看过挨了枪击的墙，又看墙上的窗子，看到窗子，我俩同时扑向了窗口。

“操，叫呀，叫张叔叔！”二哥捅我。

“你叫吧，叫赵阿姨……”我的身体往一边躲，怕二哥的捅变成打。

在楼下那些下班回家的街坊邻居中，张叔叔和赵阿姨分别走远了，我和二哥都没开口。我们清楚，即使我们真开口了，他们也未必敢来帮忙。爸爸“走”后，妈妈“进去”后，已不大有人理我们哥仨。这之后，是在大哥有气无力的指挥下，我和二哥卸扇门板，把他抬到卫生院的。路上遇到过几个熟人，大部分只惊讶地看我们一眼，就扭过脸去，也有少部分问怎么了，我和二哥都简单回答：“大哥肚子疼。”我们哥仨，都像爸妈一样讲究尊严。

阑尾炎。大哥得的是常见病，还在走廊上，医生就迅速得出了结论。但疼成这样，不及时手术也有生命危险。医生指示护士先给大哥打针止痛。医生有两个，一男一女，和爸妈年纪差不太多；护士也两个，都女的，与大哥同龄。他们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让我和二哥把大哥抬进急救室，再扒光他衣服，好像我俩也是医务人员。我们倒熟悉这急救室的环境，近半年来，它的热闹不亚于俱乐部，常有人成群结队地出入这里，上回爸爸“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时，我们都把这里当宿舍了。打过止痛针的大哥平静下来，害羞地示意我和二哥给他盖点东西。他肚子以下精赤条条。医生呵斥了他，我和二哥就没听他的，哈在急救室一角的一张桌子上填一份表格。

先写“***语录”，为写哪条我和二哥有点分歧；再写大哥的名字和家长名字及供职部门，为写不写爸爸名字我们又发生争执……忽然，手术台那边一个女护士喊了起来：“流氓！”我和二哥忙回头看，见大哥的脸胀得通红，正使劲拱屁股。他身体中间，老二直直地撅了起来，随着身体的扭动摇头摆尾。有几条宽皮带，横七竖八地分别绑着他的双手双脚还有胸脯，没有它们，这时他肯定已蜷起两腿，或翻过身子，或用双手护住老二了。我和二哥看明白了，他为什么不好好躺着。我和二哥不好意思看大哥老二，都看那个闪到一旁流泪的护士。大哥真是的，她那么丑，犯得上对她耍流氓吗？

“你呀真是孩子，”那个男医生笑着批评丑护士一句，同时来我和二哥这边看我们填完的表。“唔？他是——”他说出了我们爸妈的名字。他回到了手术台前。这时大哥的老二已收缩回去。“作为一对反革命的儿子，你还敢耍流氓！”他对大哥声色俱厉。

“没有我没有！”大哥声音很大地分辨，好像痛疼给他留下的体力，他要全部耗尽。

女医生出来和稀泥。他劝开男医生，安抚丑护士，又对另一个漂亮护士发出指令，让她为大哥——哦，漂亮护士手执一把手柄笔直的不锈钢剃刀，要给大哥刮毛。大哥毛发重，小肚子上全是，老二隐蔽在阴毛里，像倒伏在草丛中的半截枯树。这下好了，没人会说大哥耍流氓了。可好景不长，我和二哥刚松口气，大哥的老二又枯木逢春般地竖了起来，它贴着漂亮护士的手往起挣扎，站得艰难却很坚定，像某类英雄，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不屈不挠。漂亮护士瞄众人一眼，后反劲地“啊”了一声。我想，如果在众人目光中她不是焦点，她工作肯定能继续下去，只要大哥的老二不妨碍她下刀。可现在，所有人都注视着她和大哥的老二，大哥的老二不老实听话，为做个姿态，她也得夸张地“啊”上一声。男医生首先有了反应。他冲上去推开漂亮护士，解开绑大哥右手的皮带，试图拉大哥起来。

“你干什么呀刘大夫……”女医生按住大哥，用身体隔开他们。

“这个反革命加流氓的双料货，开他斗争会！”男医生喊。

“他是病人，他需要马上手术！”

“他首先是反革命加流氓！我们要先治心再治身。”

“别这样刘大夫，你也是男人，你知道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你怎么说话呢陈大夫？男人就得是流氓？生理反应就不需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挥？陈大夫你这样说话非常危险……”

“对不起刘大夫他药劲快过去了，再拖下去就真危险了。来，”女医生对漂亮护士说，“赶紧备皮，”又对丑护士说，“准备麻药！”

止痛针的药劲可能真过去了，大哥的脸上又涌出冷汗，他紧闭双眼紧咬嘴唇。我更关心他的老二。谢天谢地，那个捣蛋的家伙终于蔫了，窝窝囊囊地蜷进了草丛。漂亮护士手执剃刀，重新站在手术台旁。忽然，大哥的眼睛刷地睁开，前后左右略一观察，他那只被松了绑的右手便敏捷地伸出，在漂亮护士的剃刀行至他肚脐，尚未贴上他阴毛时，一下把刀夺了过来。他抓牢刀柄，翻转手腕，臂肘回弯，一切只在眨眼之间。大哥是个打架能手，心狠手黑又身手矫健。大哥白手夺刃的动作异常漂亮，比漂亮护士的脸蛋毫不逊色。但接下来，大哥干的事就不漂亮了，而是残忍，或许也漂亮，是残忍的漂亮。他回收的右手重新伸出，斜斜地划出一道白亮的虚线，往下一拉，又往上一挑，他黝黑的阴毛就燃烧起来。

剃刀刚硬，老二柔软，后者不是前者的对手。

脚趾

很多后来流行的说法，当时都没有：帽子戏法、香蕉球、飞铲……但足球场上，那些说法指称的情形，什么时候都出现过。

当时也没有“金左脚”一说，可洪春浩的左脚，不用“金”还真不足以说明其神，它基本上指哪打哪。洪春浩的左脚，最擅长在距对方球门二十五米左右的两个四十五度角上罚直接任意球。罚球时，他的助跑不超过五步，踢出的球却力量极大，越过人墙后，那球会猛然下坠，平直飘忽地挂球门死角。电台那个尖嗓子解说员总用“出膛的炮弹”形容这种球。洪春浩是我们三六二厂足球队队员，尖嗓子用炮弹比喻他的球，也是暗指我们三六二厂生产的产品。可暗指也不行，“文革”中，尖嗓子被控犯有泄露军工机密罪，胸前挂的是间谍牌子。这是题外话也是后话，不提。

我们三六二厂足球队是三六二人的骄傲，拿过全国企业足球赛冠军。全厂两三万职工家属都挨饿时，他们仍享受每顿饭两片咸鱼三块红烧肉的伙食待遇。对此我们并不嫉妒。当然了，啥时都有咸鱼红烧肉吃，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冠军，更因为他们经常参加外事活动，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谊的使者。使者最好不满脸菜色。他们主要负责与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友谊。那时中国卓然不群，只把友谊之手伸向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几个国家。巧的是，朝鲜阿尔巴尼亚都喜欢足球，我们与他们的友谊，便用脚传递。他们派来的足球使者，如果是专业队另当别论，轮不上三六二人沾边；如果是业余队，洪春浩他们就有用武之地了，能连续多日吃上不限量的咸鱼红烧肉。

那时市广播电台与我们厂关系好，一有“国际级”球赛就录音转播。我和三胖等几个喜欢踢球的孩子，很愿意看过比赛后，再随着收音机里那个尖嗓子解说员重温赛况。但我们总在转播的尾声阶段关掉收音机。倒不是我们已知道比赛结果，再听下去就没意思了；而是尖嗓子从来不报结果，我们若把转播听完，会有意犹未尽的扫兴之感。当球迷是为了高兴不为扫兴。一般转播进行到最后，尖嗓子就不说球了，只一遍遍喊：这场比赛，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友谊，威慑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他好像不明白，零比零的比分听众也关心。三胖他哥大胖是球队队长，三胖经常把最机密的内部消息带给我们，我们便知道，尖嗓子不报比分不是失误，是执行外事纪律。几乎每次踢友谊球，领导都指示：落后了要尽量追赶，但不能领先；若领先了，终场前一定要不露破绽地让对手扳平；至于比赛结果，以平局为宜，但宁可输球，也不许赢球。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厂队在没有电台录音转播的国内比赛中总凯歌高奏，可一遇电台转播的友谊赛事，就要以平局甚至输球交卷。有时也赢。但一旦赢了，不光得深刻检讨，还要挨罚，好几天吃不上咸鱼红烧肉。很简单的道理，“放水”也要技巧，如果假球黑哨太明显了，对手都会说你侮辱人格。有几回，我们厂队不小心先进球了，或扳平比分后反超了对方，再放水时，时间就不多了，再赶上对方球技太臭，空门都打不进，那就得犯破坏外事纪律的错了。一般来讲，我们厂队更希望朝鲜或阿尔巴尼亚欺骗我们，派专业球员冒充业余队来打比赛；这时候，虽然我们踢不过他们，必输无疑，但在场上敢尽兴发挥，放松而自由。

有一天，我们厂队迎战一支朝鲜球队，洪春浩戴了队长袖标。大胖是队长洪春浩不是，但一接待朝鲜球队，洪春浩就戴队长袖标。为此大胖有过意见。可领导说，洪春浩是朝鲜族人，让朝鲜友人看到中国的球队里有个老乡队长，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以前洪春浩一戴队长袖标就特别兴奋，遇到多困难的比赛，他的金左脚都有办法让己方的比分追上对方；可这天他打不起精神，因为领导要求，这天的比赛平局都不行，必须输，比分以一比二为宜。我们总得进个球嘛。

洪春浩性格颟脾气犟，让他参加一场以输为目的的比赛，别说当队长，当教练当领队他也乐不起来。他不想上场。那当然不行，领导还让他用朝鲜话致欢迎辞呢。

比赛开始了。果然是一场困难的比赛。上半场两队势均力敌，都踢得过瘾。这种实力接近的比赛，一般上半场都能踢得过瘾，假球黑哨下半场登场。中场休息时，洪春浩早忘了他不想上场的事，与众兄弟击掌鼓劲。领导看出他和大伙都只琢磨球忘了外事纪律，就再次提到放水的事，还格外指示没戴队长袖标的队长大胖，这场比赛是为了输球。

下半场开球第八分钟，没等我们放水，朝鲜队就破门了，是个漂亮头球。三分钟后，我们尚未组织起一次有效进攻，人家又得分了，是个漂亮的单刀球。我们队员眼睛红了，开始反扑。对手设下混凝土阵，严防死守，让我们得势不得分。第二十一分钟，他们得手打我们反击，我们一个后卫在自己禁区犯规，撂倒了人家反击球员。得，点球不说，还红牌罚下。零比三落后，十打十一，距比赛结束只剩二十四分钟。

洪春浩急了，大胖急了，我们的所有球员都急了。输也不能让人剃个三颗鸭蛋的大光头呀！可我们无法靠近人家球门。朝鲜队在自己的大禁区外，采用犯规战术，把我们踢得人仰马翻。一般打这种友谊赛，为避免受伤，我们队员不硬冲蛮突，更愿意配合着向前推进。可眼下已没有配合的空间，我们必须利用对方的犯规战术，宁可负伤挂彩，也要赢得合适区域的任意球，期待洪春浩的金左脚能挽回点颜面。第三十分钟，大胖制造了个右前场直接任意球，洪春浩从左边跑过去，抻抻队长袖标，瞄瞄对方球门，射出了他的“出膛的炮弹”。一比三。第三十七分钟，洪春浩自己制造了个左前场直接任意球，这更得由他自己操刀了。二比三。场上的球员和场下的领导都有了面子，皆大欢喜的蓝图已绘制完毕。可朝鲜球员读不懂中方蓝图，他们为余下的八分钟心惊胆战，他们看得出，中方那个会说朝鲜话的场上队长如有神助，八分钟里，他的金左脚完全可能再赢得和罚进两个直接任意球。朝鲜球员已耗尽体力，要保住胜果，只能死缠烂打，尤其对洪春浩，小动作之余，还骂他，用朝鲜话骂。洪春浩果然被激怒了，也破口大骂，好在他有政治觉悟，回骂的是中国话而不是朝鲜话。他只吃了黄牌没挨红牌。第四十三分钟，又出现了个位置绝佳的直接任意球机会。朝鲜队员全傻眼了，都忘了搭人墙，可能他们觉得，搭人墙也阻止不了洪春浩那“出膛的炮弹”。可这时候，他们奇怪地发现，两个中方球员吵了起来。

“别踢进春浩！”是大胖跑过来提醒洪春浩。

“操，这球不进我剁了左脚！”

“咱们必须输！”

“我知道，这球进完咱不踢了，还有两分钟，咱原地站着给他们放水。”

“不行，那太明显。这球我罚！”

“滚，任意球从来都我罚！”

“我罚！我是队长你听我的！”

“放屁！现在我是队长！”

洪春浩推开大胖，深吸口气，眯细了眼睛看对方的人墙还有球门。助跑，摆腿，起脚，呼！他没触到球。他那只猛然飞起的金左脚，先于球接触到的除了空气，还有大胖横空伸出的右脚。两脚相对，也訇然有声，大胖右脚踝骨骨裂，洪春浩左脚的三个脚趾粉碎性骨折。当即，他俩都被抬下场去。

后来，洪春浩倒还能踢球，但左脚不好使了，只能用右脚。领导鼓励他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练出一只金右脚来——话没这么说，是那意思。他也练了。可他右脚处于最佳状态时，其水平也只比我和三胖等几个孩子略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