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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孔雀·葡萄 重返德山

去广岛的前一天,秋冈先生轻声问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为友情而感动,到日本后这已不是第一次。还在北京未出发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关切地问过公木同志:“听说邓友梅先生小时候在日本劳动过,是真的吗?”

多年来我是绝口不提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很遭遇些艰难困苦,但有两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话)我一直不愿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横行年代天昏地暗的岁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当年,象猪羊一样,被赶进堆满矿石的船舱。一千多吨的小船象落在滚水锅里的一只饺子,反转颠簸七天七夜,终于靠在下关码头上。那时我刚满十三岁。船上二百来名中国工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各处,用各种手段“集中”来的。在下关的检疫所脱光身子消毒后,我们一批四十人,就换乘机动木船,沿濑户内海被押往山口县。

半夜,船在一个工厂的破烂码头边靠岸了。穿过满是管道的曹达工厂,走过黑沉沉、空荡荡、一付破败景象的市街,走进一处铁丝网圈着的华工宿舍,还没进去就听见沉重的殴打声和压抑着的呻吟声。鱼贯进门后,只见沿墙的水泥地上,一溜跪着四五个赤膊的中国工人,两手举着凳子,一个穿着马裤马靴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揪住一个中国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惩罚偷懒的人!”押送我们的人说,“在这里要守纪律,不然就受惩罚。你们就站在这儿看看吧!”

由此开始了名为“养成工”,实际是“征用工”的生活,每当回忆起来,就象个铁蒺藜一样刺得心头出血。所以,数十年来除去在入党时我讲过一次外,就是对母亲和爱人也没说过那些细节。在女皇***肆虐的时代,他们在千人大会上宣布我“从十三岁就当卖国贼”,“双手沾满了鲜血”时,我倒是力争要讲讲这些细节,但一张嘴就被一位虽没穿马靴马裤、却有同样狰狞面目的汉子一拳打得张不开嘴了。

不愿重去揭那已结痂皮的伤口,所以这次到日本我一直没有提出去德山的愿望。主人是太殷勤了,对诚心诚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日本朋友何必再谈这些往事?逝者已矣,我们还是携起手来共建中日友好的未来吧!但是,随着在日本停留时间的延长,我想看看德山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了。

在德山做工时,我在碳酸镁车间。那时,日本青壮年男人,大部分被征去打仗了,和我们并肩劳动的只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勤劳奉仕”的学生。日本军阀从日本人民身上吸干了骨髓,人民的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吃的是“代用食”,十几岁的姑娘劳动时穿的是露肉的烂布片。正常劳动一天十二小时,到月底要干几个彻夜。“勤劳部”的监督员,骑辆车在各个车间转,到处搜寻“思想不良”的人和“怠工”的人。他们宣布每一个日本公民都是“战胜者”,都有权管理、督导“中国征用工”。可是共同命运抹去了民族的界线,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歇气,一看到勤劳部的人赶紧互相关照;我们在一个防空洞里躲避轰炸,互相把安全角落让给对方;我们在一块河滩上捞取海草,烘干后一起分食这些珍宝。有一次我病了,几个大婶把我藏在车间角落里休息,慷慨地把我份内的劳动空额分担下来。没想到她们刚把车推走,勤劳部的人就过来了,把我从高烧的昏迷状态中踢醒,吼叫着:“谁叫你偷懒?你对大东亚圣战不满吗?”大婶们一听到这声音,撂下车全围过来,争着说:“他在发烧,我们叫他休息的。”勤劳部的人又叫:“你们有什么权力?你们能负责吗?”她们说:“我们替他把劳动额分担了,怎么不能负责?”那个人还要纠缠,一位老大娘悄悄转到炉旁按了下电铃开关,出炉的铃声震耳欲聋地响了,人们喊着“出炉了!”拉起我向炉门拥去。勤劳部的人只好骂骂咧咧地溜出车间。他一出门,人们哄笑着又拉我回转炉后去休息。原来并没到出炉时间,电铃是拉来撵他的。大家说老大娘是“智多星”,老大娘却把我搂在怀里哭起来。她说她的孩子被征兵走了,现在也在外国,她惦记她的孩子,所以想着我的妈妈一定也在日夜挂念我。

工厂里有一些年轻的女工,住在叫作“爱国寮”的集体宿舍中。有时候我下了午夜班,舍监又派我去给住院的伤病号送饭,送饭时要到“爱国寮”捎带上女工们的饭盒。她们当中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小孩子容易熟悉,她们很快和我成了朋友。有个叫百合子的小姑娘和我在一个车间劳动。她在实验室上班,每天在车间门口走过,总要客客气气鞠躬说:“邓友梅先生早晨好。”到车间来取样时,总找机会向我打听一点关于中国的情形。听我讲起家乡的情形,她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地说:“是吗?这样子吗?跟宣传的可不一样呢!”

有一次为一件事我和监督人争了几句,那个人就打我,一边打一边问:“你还敢顶撞?”我说我听不懂他的日本话,他伸手就把我刚打开还没吃的饭盒夺过去扔到水沟里。正这时百合子取样儿来了。一看见她,我就感到耻辱象火一样烧得我全身颤抖,我不顾一切朝那个人叫骂起来。那个人抓住我,发疯似地殴打。百合子赶过来拉住那人说:“厂长在找您,命令您立刻去一下。”她把他支开后,轻轻对我说了声:“真对不起。”然后低着头,满脸通红噙着泪走开了。我无心再顾那个饭盒,一个人躲到角落去饮泣。过了一阵,一个女工拿着饭盒找到我,说是百合子拣回来,托她送来的。打开盒盖,见里边放着一个用紫菜包着的饭团。

在那军国主义统治全日本、中国人到处受敌视和蔑视的环境里,一声“邓友梅先生”,一个紫菜包的饭团,代表着多么崇高的正义感和真诚的友情啊!正是这种人民之间的同情友爱战胜了法西斯制造的残暴与偏见,历史才得以进步和发展的吧!

战争的局势终于倒转,工厂停产了,工人被赶去拆毁要疏散的居民房屋,大片大片住宅被拉坍在地。平日一起共患难的大婶大娘哭哭啼啼,被赶进向外疏散的人群。就在日本军阀高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声中,我回到了祖国。几个月后我在新四军听到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消息。广岛距德山不远,那些共患难的大娘大婶,和百合子一起的年轻伙伴都安全吗?我希望原子弹只射向日本军阀,不要伤害那些和我一样吃苦的穷人。这当然是孩子的想法。

时间过去三十五年多了,我又来到了日本。我怎么会不想探望一下德山这块土地,再见见共同度过艰苦岁月的老朋友呢!这种向往之情,一定被清水先生察觉了,他们热心地为我做安排。秋冈先生象个老大哥,他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去。

八号那天,雨后初晴,一早晨,中国新闻社的山田先生和大村先生就到旅馆来接我,一起乘坐新干线“光”号快速列车去德山。比起这三位先生,我倒成“老德山”了。我拿纸画了一张德山的简单地图,标明了当年工厂、宿舍、车站、医院几个位置。我指着图简单地讲述一些当年生活情况。听到中国工人和日本工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面色都沉郁下来,山田先生极力把头扭向窗外,以掩饰眼中的泪光。我忽然想到,这次来,我是找朋友叙旧情的,那些应对侵略战争负责的人,历史已作了清算,何必再提呢!为了扭转气氛,我把草图交给山田先生,问他:“你看,画的还对吗?”

山田长长吸了口气说:“我只能说你画的工厂、车站两个位置还对。旧的德山我没到过,战争后期这里已经炸成瓦砾堆,一切都是重建的。”

广岛到德山,坐新干线火车只要二十多分钟。山田先生指着窗外说:“这就是你干活的工厂,德山曹达株式会社。”

我在德山时,曹达工厂是最大的工厂,除去附近还有一个水泥厂和一个较小的东洋曹达工厂外,再没有工业。现在望去,沿海一片数十里,全是银白色工业建筑物,要在它们中间分辨出德山曹达工厂来,是很困难了。

我们在中国新闻社德山支社稍稍休息,支社的西村先生问我希望看看德山哪些地方,我把我画的草图交给他。他说:“请稍等一下。”便拿着这张图走出去,过了三四分钟他笑嘻嘻地回来说:“我为你复制一份四十年前的德山地图,想不到您画的这张图大体方位和地图是一致呢!”大家听了都伸过头来拿两张图比较。西村说:“可惜你要看的许多地方看不见了,比如你住的宿舍,不仅房子没有了,那条街也不存在了。那时德山只是个小镇,现在已成为现代化的都市了。”我说:“看到德山这样兴旺、发达,即使我看不到老地方也高兴。”他说:“发达也带来新问题。这里是日本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震动世界的水俣病就在这一带。我们在为这个斗争呢!”

德山曹达工厂派人来接我们,驱车直到办公楼。这一路应当是我最熟悉的,我却找不到一丝相识的痕迹了。工厂的董事、人事部长、专务齐集楼门口欢迎我。到会客室刚坐下,董事长友清英雄先生热情地赶来,他正在召开一个会,临时把会停下赶来了。人们告诉我,当年我在这儿做工时,董事长还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工程师。战后这个厂被封闭四年,原来领导人根据他们对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大部分已被清洗出去,现在的领导层是战后新起用的。董事长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说:“热情欢迎您来,在那个年代,您在这里吃苦了。”

我说:“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我这次来是想探望一下老朋友。”

董事长说:“是的,现在咱们厂正在为日中友好努力工作。化肥车间的产品就是为中国生产的,全厂用的原料也大部分来自中国。希望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

当年和我一起劳动的工人,大部分都已退休或去世了,许多人已经四散。听说我要来,人事部的朋友费尽力气找到两名和我同一车间的工人。两位老同事急忙赶来见我,男的叫贞本胜美,女的叫藤井光子,都是五十岁以外的人了。贞本先生和我不熟识,可是藤井光子一见我就楞住了。望着我足有几分钟,眼睛闪着泪光说:“啊,你的模样还能认出来,好几十年了,又能见到,这是真的吗?”

我依稀记得藤井先生的面貌,但这名字却想不起来。我说:“你是住在‘爱国寮’的吧?”

“爱国寮?”她激动地说,“这个名字多久没听人讲了,现在的人都不大知道它。你走后不久,这里遭到一次轰炸,‘爱国寮’炸毁了,有五个女工被炸死……”

我问她知道田中百合子先生在什么地方?在座的人谁也说不出这个人落到了什么地方。

我心中有些怅然。

工厂全变了。他们填海建厂,把面积扩大两倍多,产量则增长了许多倍。厂房、设备、食堂等等都完全重建过,可是厂内道路走向仍保持着原来的规制。当汽车慢慢驶过一座小桥时,我说:“这地方没有变,当年我们在这捞水草充饥的!”车开过工厂的码头,那里停着巨大货轮,正装载运往中国的化肥。我对朋友们说:“这个海滩、这个码头就是我上岸的地方,我也多次在这里卸过从中国运来的原料。那时,这里是装载仇恨的停泊所,今天成了友谊的桥梁。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再不让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斋藤先生说:“您是作家,您把这一切写下来吧,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大知道那个时代了,而这是不该忘记的。”

我们在车间外面逗留一会,然后把汽车开向附近最高的一个山顶。这山我来过,当年曾从山上背竹子下来盖防空洞,现在站在山顶,俯瞰德山全市,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在过去三分之一世纪里,我们跨过了多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当年我来日本时,我的祖国正在流血,满目疮痍。这里迎接我的是侮辱、饥饿和奴隶般的无偿劳动。经过三十多年的战斗,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已经屹立在东方,在国际上我们有真挚的朋友,但也只是在我们强大了之后,才受到人家的尊重。在国内,我也曾不满足于我们的贫穷和落后,对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我曾满怀激愤之情。可今天,我站在邻国的山上,才看清几十年来我们已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这胜利对每个人的命运又有多么深刻的影响,这次来日本,我见到每一张欢迎的笑脸,听到每一句充满友情的谈话,都使我充满了对我们国家的感激和热爱。我希望我的国家变得更富强更美好,为了她的富强,我甘愿献出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生命!

到山下,工厂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宴会。席间,斋藤先生再次提议要我把和德山的关系写下来。工厂原有个文学爱好者小组,今后要改成“邓友梅作品研究小组”。我对他们的厚意非常感谢,我认为用我的笔为日中友好尽力,是无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回到广岛,我还久久不能平静。我为德山人民重建了生活而喜悦,也为自己承受了过多的友谊而激动。但是没有打听到百合子的下落,不免有些惆怅!这种怅然若失的心情,一直跟我到京都。一天晚饭时,“讲谈社”的朋友佐藤先生兴高彩烈地跑来喊我:“快,你的朋友叫你给她打电话!”

“哪里来的?”

“光市,一个姓西村的女士!”

我按电话号码拨了过去,一听到回答,急忙说:“我是邓友梅,哪一位找我?”

“邓友梅先生吗?”我答应以后,那边停顿一下,依稀听到压抑着的哽咽声,终于说道:“我是田中百合子!”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又问了一遍,才相信说话的正是她。她说她已搬到光市多年了,昨天有个朋友告诉她,在电视上看到我访问德山,她不相信,要求电视台为她重播一次。在电视上她看到果真是我,赶紧打电话找我的地址,才知我已到京都了。

“真遗憾哪,没能和你见面。”

“三十多年前,听到广岛落原子弹的消息,我很为你们担心,你家里人都好吗?”

电话里沉寂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一个低微的声音说:“全死了,只活了我一个人……”

我找不到任何话来安慰她,只能祝愿她今后幸福平安。

她希望能见到我。但京都、光市千里迢迢,我无法再找出独自活动的时间了。感到安慰的是她一家现在生活美满,她的丈夫托她向我问候。

临行前,我又打电话向百合子告别,我们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共同度过那段艰苦时日的朋友不多了,要珍视这患难友谊,让我们留下的这些人继续为日中友好而努力。

[补记]

写完这篇文章,我接到西村百合子(结婚后随夫姓西村)寄来的信。她是由于许多当年伙伴在电视上看见我以后,给她打电话才知道我去了日本的,她说,听到我在革命后成为作家的消息,心里很激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结婚后独立生活了。现在她和爱人在一起共度晚年。如今虽然年过半百,满头华发,但三十五年前相处时的情形,还象是近在眼前。三十五年来,高兴的事很多,悲伤的事也很多,不是一下讲得完的,以后一点点地谈吧。三十五年日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友谊没有变,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