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完成了在西昌的临时工作，决定访问一下云南再回北京。为什么要去，那理由已记不清了，但真正的动机是要见识一下这充满美丽传说、美丽景色的边疆。当时，康滇边界还有残匪。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几架美国运输机。我爬上飞机，在棉军装的席包和子弹的木箱间找个空隙坐下去，就腾空而起。昏头昏脑地飞了个把小时，飞机刚一着陆，我兴冲冲地从舷窗往外窥视向往已久的云南，看到的却是雾中山城嘉陵白帆。正自狐疑，听到驾驶员的声音了。他说云层太厚，飞不成昆明，半途改道来重庆了，何时去昆明另行通知。
我不知飞机从何时改的道，也始终弄不清我这一生是否到过了云南（哪怕是在空中呢）从此一过就是二十多年。每当有人谈起云南，总有一种被命运捉弄了的委屈感，并且认为，今生除去作梦，是不会再到云南了。
“***”被粉碎，人们的许多梦想都变作了现实。其中也包括我这个小小的梦想，我终于到了云南！
初到昆明的几天，感谢文艺界同行的关心，使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车轮上度过了，滇池波光，西山危崖，筇竹雕象，石林奇观……使我目瞪口呆，觉得我以前梦境是这么的贫乏，但这只是赞叹、惊诧。真正爱云南，跟它产生血肉相连的激情，是结识了云南的人之后。
我认识的第一批云南人，是在军区医院里，我到医院采访一个负伤的白族战士，他在自卫反击的战场上，为了救助同志，自己失去了一条腿。可他却以轻蔑的微笑去对待这件事，从他苏醒过来开始，他忙着作的就是一件事，给周围的战友和乡亲解释，缺一条腿的人既不会影响作战也不会耽误生产，他甚至开玩笑地说人生两只腿本来就有一只是备用的，当他安上一条假腿后，一天到晚在病房都找不到他的影子了，等人们知道他是在练习走路，想看看他的成绩时，他却已骑着自行车到处现身说法。他用事实证明人没有为失去一条腿而悲观的道理！仿佛丢失腿的不是他，倒是为他担心的那些人。
我们不能概念化地去解释这种英雄性格的形成过程，空说什么这是“政治学习好，思想觉悟高”的结果，我想问问他都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与熏陶，了解一下参战前他生活的道路。
很不巧，我去的那天，他的病房里挤满了人，有站在那笑咪咪抽烟筒的白族老大爷，有往伤员手里塞食物的白族大妈，还有几个打扮得美丽朴素，穿梭般出来进去，抢伤员换下来的脏衣服的“金花”，我不能成本大套，有条有理地去询问伤员，只好坐在那里参与他们闲谈，半天下来，我终于弄清了这些人谁和伤员也没有更亲密的关系，除去一个帮他洗衣服的女孩子与他同一个大队，其余的人只比我早认识他几个小时或几天。他们所以聚到这里，仅仅是因为这个战士和他们同一个民族，自己民族里有人为祖国流了血，作了牺牲，他们都引为自己的光荣和骄傲，而且把关心他、照顾他视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个战士笑着对我说，几乎全昆明的白族老人都来看过他了。他答应出院后到这些长辈家去住几天。可真要执行起来，怕住到六十岁还轮不完一圈。
我从医院出来时，那激动心情不是初望滇池，乍见西山时单纯的喜悦所能比拟的了，我觉得满心温暖，感到幸福，因为我这么快就看到在云南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的核心，它的人民。而且我觉得要向伤员提问的问题也没必要再张口。
这样一种心情，在云南，不止一次地反复出现。
在芒市，去访问顾建中的时候，在路上我多少还有些疑问，这个上海来的青年，能真作道地的云南人吗？我是要结识“真正的云南人”啊，我们到达大队的时候，是半晌午。大队院内堆着一堆待分配的茶叶和豆荚，可人都下地插秧去了，一个傣族青年问明我的来意，把我们领进一间凉爽、空旷的会议室，说是到田里找队干部去，转身就走了。我坐了一会，觉得闷气，就径自走出门去参观村道两旁的竹楼椰树，忽然从一个窗口传出讲话的声音，村子很静，声音显得很响，出于好奇心，我把头伸到那个窗口往屋里窥视，原来是一位老师在给二十几名学生上课，学生都是傣族青少年，而且女孩子居多，所以课堂上花花绿绿，鲜丽耀眼，只有这位老师卷着满是泥巴的裤腿，满脸黄乎乎的胡须，白衬衫上满是大小黄斑，他说一半傣语，一半云南方言，我听不大懂，但从他手里握着的一撮秧苗和打扮神态看，显然是位老农在传授农业生产课，因为听不懂话，看了一阵，我就莫名其妙地走开，这时大队的干部也已回来，便回到大队部去听干部们介绍顾建中的事迹，他们讲小顾在农学院毕业后如何放弃去当干部的机会，自愿到边疆来插队落户当农民，讲由于小顾坚持科学试验，培育和推广稻种，使大队的优质稻米产量是怎样惊人地增加，讲小顾怎样通过科研小组带起一批坚持科学种田的青年队伍。正讲着，刚才那个讲课的老师大步地走进了门，听到我们谈的内容便站在一边默不吭声。这时大队的干部笑着说：“本人来了，我还说什么，这就是顾建中，让他自己谈吧！”我目不转睛看着这个第二次见面的傣族老农，想从他身上找出点和大队干部的区别来，可除去比那位干部身上更多些泥水，面色更苍老点，没什么区别，我说：“你完全傣族化了。”他摇摇头，说了句上海味的普通话：“还不行，我的傣语不过关。”关于事迹的介绍，就这样打断了，因为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顾建中约我上他家去吃饭。他是在岳母家“上门”的，一栋半旧的竹楼，庭园里种着些南方特有花木，在阔叶的木瓜树旁还长着一颗我熟识的，遍及北方各省的石榴，正开着火红的花，并且结着嫩嫩的果实，我说：“这石榴似乎是北地的植物，竟在这亚热带开花结实了，你是学农的，知道从何时传到南方来的吗？”他不大象某些我认识的小知识分子那样信口开河，而是认真地考虑一阵，摇起头来，他说他是学水稻种植的，石榴的事他没关心过。从植物学观点看，同一种作物，品种不同，环境适应力相差很大，而随着环境变化，植物特性也会有变异，大概这石榴与它老家西域的同类也有些不同了吧。他去灶屋做饭，我就随便地参观他的卧室，看他堆在自制书架上的各种农业杂志，科研资料。他的肥大的衣裤和他爱人的筒裙、小衫并排挂在墙边，傣族青年用的竹箩中插放着上海出产的手电筒，我忽然感到，这个人恰是适应力极强的那个品种，而且随着环境变化确也有了极大的变异，正在那里胡想，他的岳母抱着外孙来了，拉我到走廊上喝茶。老大妈很慈祥，也爱说话，可惜我不能全听懂她那夹着傣语的方言，但也听懂了两个意思，一是说他这女婿太劳累，和别人干一样多的庄稼活，还要比别人多作许多科研的事，她担心他身体会熬不住，再一个说感谢政府关心他，从今年起有些杂志是国家替他付订购费了，以前光靠工分，把钱全买了书，自己生活弄得很艰难。我这时才想到，他从大学出来自愿下来当农民，还不止是放弃了较优越的工作环境，而且放弃了工资收入，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和社员收入相比，不仅丰厚，而且稳当可靠，不是许多人走门子钻窗户要把自己的子女从农村弄进城市去，而不惜违反党纪国法吗？况且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靠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用体力劳动去挣衣食，终究比干他本行艰苦得多。顾建中把饭菜摆好后，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是什么力量促使你下这样大的决心，拒绝当国家干部而要当农民的？”
他慢吞吞，然而未加思索地说：“人活一生，总要干一番事业，为人类增添点什么吧？边疆自然条件这么好，可是耕作落后，这是我在大学实习时就看到了的。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学农的学生不来，倒该叫谁来？”
他说完，低下头去吃饭，我送到口里的一团饭，却咽不下去了。在这一瞬间，我觉得我明白了他的一切，我拿石榴来比他是完全错了，植物的适应、变异是被动的。而这个人却是带着坚强的意志，远大的抱负来变异客观世界的！
顾建中这几句话，不仅叫我懂得了他，而且成为我理解别人心灵的开锁钥匙。
在瑞丽，我又看望傅远朋，傅远朋的事迹我已听说了。父亲是有名的文学教授，母亲是生物学讲师，姐姐是医生，而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却成了最坚定的农业劳动者，一同来插队的青年伙伴，一批批走了，他却几次拒绝回城、招工、上大学的机会。甚至有一次他都背着行李到了车站，可斗争了一阵，又背着行李回到了他插队的景颇族山寨，从此，他搞土地建设，推广良种，推广除草剂，组织文化学习，作出了许多成绩。我要亲自见他，不想再叫他介绍这些人所共知的事迹，只是怀着一颗崇敬的心，问问他在作这一切的时候是出于怎样一种心愿。可是很不凑巧，我到达公社时，公社说他在大队里，我跋涉几公里找到大队，只见到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的他的景颇族妻子，她说他下地耕田去了。我找到田头，他正驾驶拖拉机劳动，等他耕到田头要休息了，队里来人又通知他马上去公社开紧急会。这样，留给我的，只是和傅远朋一起坐下来吸支烟的时间。
“你千里迢迢来了，我又没时间，”他一边卷着烟叶，一边抱歉地说，“干脆，你要问什么爽快地问吧。”
我就开门见山问他最关键的问题：“什么原因使你走了又回来的？”
他痛快地说：“因为这儿太穷苦！”
他解释说，没来这里之前，他自己过的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生活，报上看到的，是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和许多人插队来到了这地方，才知道农民——就是供他吃饭的人们，还住草棚，还穿破衣，要吃一斤盐巴必须背上几十斤山柴，走几十里路去换取，百分之八十以上儿童不识字，种田用的还是先秦时代的老办法。插队青年来了，办学校，搞科研，给当地老乡带来新气象和新希望，受到乡亲们的欢迎和爱戴，可没有两年，一批批又走了，老乡们瞪着失望的眼睛目送他们，念叨说：“走吧，都走吧，再不要来了，来了也呆不住，谁让我们这山寨子苦呢？”傅远朋背着行李走多远，这声音在他耳边响多久，到了车站，他犹豫了，有什么理由把穷苦推给那些世代劳动养活自己的人，而自己不负起改变这种穷困状况的责任来呢？爱祖国，爱人民这句话只是当作歌词来唱唱的吗？真的走了，回想起这里的一切，自己不会一生感到羞愧吗？物质上的优越能填补这良心上的亏损吗？
当别人背起行李上车时，他却背起行李又回到山寨来了……
说到这里，烟抽完了，他站起来拍拍土去开会，那说话的口气，走路的姿势，又使我想起了顾建中，我觉得他没说完的话，可以从顾建中的谈话中去找补充。这以后，在怒江河谷，滇南山区，我每看到一个知识青年打扮的人，都想起这两个人。后来到了大理，我又结识了几个白族青年，他们则使我联想起了那个青年战士，于是，我最先结识的三个云南青年，就使我形成了年轻的云南人的概念，爱祖国，爱人民，有雄心，有抱负，象云南的河山一样美丽，光彩，雄伟宽厚，生气勃勃。
离开昆明前夕，我又到滇池边上留连了一段时间，和来时不同了，来时除去赞叹，惊诧它的明媚，苍翠，也着实为那片“围海造田”填起来的黄土感到忧愤，心想美好的河山如果不掌握在那么美好的当权者手中，给人带来的只有灾难，而当我告别云南时，心中却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云南的青年一代已经成长壮大，江山已回复到自己主人手中，那点伤痕陈迹，只能时时给我们以提醒和忠告，它是再不会重演，也不会扩大的了。
赞美你，我们可爱的边疆，云南。
赞美你，我的青年兄弟！
一九七九年十月八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