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从日本回来，总觉得有点不满足，和日本的同行交谈得太少了。日本有一批中年作家，有吉佐贺子、诚小三郎、森村诚一、山崎朋子……和我们五十年代出现的作家年龄相仿，文学经历也差不多。大致是：一九三一年前后出生，一九五〇年初期开始写作，五十年代末引起注意。到此为止，大体是相同的。这以后就不同了。以后他们陆续写出了许多本书，我们则忙于干一些与写作无关的事。所以很想听听他们在创作上的甘苦经历。但是在日本的日程太紧张了。人嘛，差不多都见了面。可多半是在祝酒、寒暄之中度过了时间。我听了尾崎秀树先生关于日本文学的演讲，很感兴趣。在以后的宴会上向他多请教了几句，就害得他空腹而归，从此便不敢在这样的场合深入交谈。野村万作先生是我一向敬仰的“狂言”艺术家，他送我一本《“狂言百番”》，我几次想找机会向他多请教点有关狂言的知识，又几次都压下来这个愿望。
正因为机会难得，所以有一两次关于文学的交谈就显得极可贵。
佐藤洋一，是“讲谈社”编辑副部长。正值盛年，精力充沛，坦率热情。在京都时，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打电话给我，电话打到了他的屋内，他就为我们通话、见面大事张罗。后来这朋友有事不能前来了。他看出我有点惆怅，就设法安慰我，提议说：“到奈良我们住的是日本式旅馆月日亭，咱们一起入浴好不好？”日本的习俗，一同入浴，互相搓背意味着赤诚相见，亲密无间。莫逆之交才肯这么做。
那天晚上没有外人。外边下着典型的日本春雨。古井喜实先生特意从东京聘来两位女舞蹈家席间献艺。大家唱、喝、闹，直到十点多钟才散。洗过澡已是半夜时分了，佐藤头上顶着湿毛巾就进了我们住屋，往席子上一靠，摆出一副要彻夜长谈的架势来。
话头从我的创作计划开始。他问我：
“你回去以后，不想写点和日本有关的作品吗？”
我说：“想写。”
“想怎么写？”
我还没有作具体设想，怎么回答呢？好在他也并不要听我的回答，接着说了下去：
“作为朋友，我希望你不要写成当今那种，那种……那种流行的样式。”
他一连说了三个“那种”，显然在斟酌词句。我一时弄不懂他的“那种”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就等他作进一步的解释。
“我问你，”他往前凑凑，用手拉住我和服的带子，“这些天来，我听你讲了不少友好的语言。可是一直没听你讲起你小时候在日本受的压迫、欺辱，怎么回事？”
我沉吟了片刻，叹口气说：“那些事我不谈，朋友们也心中有数吧。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大家往前看，少揭点伤痕上的疤不更好吗！”
“错了！”佐藤狠狠地摇摇头说。
他点着一支烟，慢慢地说：“中国现在有些写日中友好的作品，避口不谈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我不赞成！我们没有权利篡改历史！没有权利向青年人隐瞒事实真相！而且这么作也未必真对中日友好有利！我是崇敬鲁迅先生的。他和日本的感情很深！可是在他笔下，日本当时的坏人坏事也被揭露、鞭挞得很有力！直到今天，不论中国人日本人，读起来都仍有教益。我认为这才是作家应有的客观态度！”
我很为他这诚挚的态度感动。但是我一下说不清楚我们某些文艺现象的积弊。过去许多年，有些人要求把文艺当作解释政策的“看图识字”，作者也由不习惯而自觉地习惯起来。把生活剪裁成符合当前某项具体政策的尺寸和口径。还用说写国际题材吗？就是写国内生活，工人阶级里不许有坏人，知识分子则个个“存有二心”。在前些年不已成了铁律？
佐藤又说：“你们中国的作家，有革命责任感，这很好。可是你们太热衷于宣传自己的世界观。每个人都宣传，每部作品都宣传，这一点我们不习惯。”
我说：“宣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全世界任何一个作家都在作，只是有人自觉有人不自觉。我们的缺点不在这里，而是离开或违反了文艺规律去宣传政治观点、政策条文。”我又说：“在中国，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与政治纠缠得太紧了，要想找一篇脱离政治内容的作品，很不容易，你应当理解这一点。不应当看到一部作品有政治宣传的成分，就把整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全否定，这样不科学，也不公平。比如中国人很不习惯看赤裸裸的性描写，可是日本有许多很好的作品里也有性描写，如果不从日本特定的环境出发，只看到这一部分就连作品的整个价值否定了，岂不荒谬？你们也会认为不公平吧？”
佐藤笑起来：“怪不得象《金瓶梅》这样的世界名著，我们有五种译本，你们反倒不出版它！其实性生活是健康人所有的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人的生活中不能少它，为什么就不许文艺作品中出现？”
我说：“可是你们日本文学中写的不是太多了点吗？这么多文学杂志，每一本中都有‘官能文学’、‘犯罪小说’、‘武打小说’，这对提高青年读者的道德水平，是适宜的吗？作家总应当引导人们精神向上吧？”
佐藤说，日本“大众文学”杂志的畅销，有多种原因。一是资本主义制度。有人写，有人看，出版社有利可图，谁也无权禁止它出版；二是日本大多数人对文艺的作用不象中国那样，把它当成“教科书”。买文艺书是为了欣赏，为了消遣。日本人工作很紧张，干一天活下了班，浑身疲劳。他要喝杯酒，吸支烟，放松一下紧张了一天的神经，这时拿起本小说来解解疲劳，换换脑筋，什么有趣看什么。他们决不会因为看了那本小说就意志消沉，放弃明天的生活竞争。这时你给他一本宣传什么人生观点哲学观点的作品，他是没兴趣读下去的。但是，他们也并不把许多畅销小说就看作唯一的好作品。你没见街上有许多有害读物投放箱吗？有的人买了杂志，在咖啡馆、公园里读，临回家前把它扔进那箱子里，并不带回去鼓励子女看！真正放入他家书橱上的主要还是纯文学。
说到纯文学，佐藤对我说：“日本搞纯文学的作家，可能很羡慕你们中国作家。”
我问：“在哪方面？”
“在思想内容和题材选择上。日本有些作家当前有个思想危机，缺乏一个明确的、迫切的战斗目标！战争时期，进步作家的中心目标是反战反法西斯统治。战后呢，反对美国占领，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反贫困，反饥饿……这些年日本的经济发展了，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反占领、反重新武装都不成为问题了。他们不象中国作家，面临着那么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题材俯拾即是……”
朋友间交谈，本不必取得一致看法，重要的是互相能了解对方的观点，使我们在待人处事时头脑活跃些，复杂些。了解到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方可能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这些年我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多，倾听别人不同的论点少，所以佐藤一番谈话，使我大为开窍。使我想到先了解一下别人对文学所持的种种观点、主张，再理解别人的作品，就能比较客观些。文学也和其它事物一样，有它的客观真理存在。但大家在追求、探讨客观真理的过程中，拿自己的鞋去量别人的脚的作法，是未必可取的。
佐藤所任职的“讲谈社”，是日本极有声望的一家出版社。它在选材上，可说是兼收并蓄，而又与中国非常友好。我见过它出版的扬州八怪画集（现在中国改称扬州八家。不知这么一改是否他们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也有了变化！）现在正积极地请陈舜臣先生把《李自成》译成日文出版。它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很大贡献。佐藤洋一的个人性格看来和这个出版社的风格很一致。那天我把他留在我们屋过夜。我已昏昏睡了一觉后，听到他还和青年报的记者王大军趴在席子上谈个没完。第二天我起床时他却早洗漱完毕了，不知他到底睡了多少。可白天仍然精神抖擞，毫无倦容。这天临分别时，他叫我把送给没见面的朋友的小礼品交给他，由他代寄出去。从此就和他没有再见面。在长崎回国的那天，天刚亮床头的电话就响了。拿起来一问，正是佐藤。他告诉我礼物已寄了出去，叫我放心上路，保重身体。回国后，一连接到佐藤好几封信，他对那天在月日亭的夜谈念念不忘。问我关于中日题材的小说写得怎样了，如果需要什么材料，比如战时日本的照片、报纸之类，告诉他给我寄来。他还给我出主意，叫我和我的老朋友多通信，让他们提供日本的生活素材。我回信谢了他，也劝他注意节食。他比我小两岁，已是一百八十多斤的体重了。我把“有钱难买老来瘦”这句俗语奉赠给他，他说“一定努力”。
另一次关于文学较深入的谈话，是和池上正治夫妇。
池上先生是鲁迅研究会的成员，我到东京时他还在绍兴访问。他的夫人贞子，是从维熙作品的研究者。她几乎读了维熙的全部作品，正在翻译《大墙下的红玉兰》。去日本前，维熙把她的住址告诉了我，但没等我找她，我们就在欢迎宴会上见了面。那天宴会上有许多学中文的学生来作义务翻译，我把她也当成了学生。一通姓名，我感到非常抱歉。不幸的是这样的错误我却接连又犯了一次。几天后池上先生从中国回去了，也来看我，我又把他误当成饭店的电气修理工。并不是我势利眼，实在是这一对中国文学研究者朴素艰苦得出奇，在东京那个五光十色的环境里叫人感到意外。贞子女士剪着短发，深色的旧衣服，一点化妆品也不用，一点首饰也不用。池上先生则穿一身并不干净的白帆布劳动服，还留了一圈短胡茬。稍熟悉后，我发现这二人是把全副精力都放到了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上，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照顾仪表服饰了。
贞子打电话问我：“我把孩子也带来看你好吗？”我说：“当然好。”她就一下子带来两个“小池上”。一个六岁，一个五岁，虎崽子一样，一进门就指着电视机喊：“我要看野球，看野球！”我问贞子：“他们天天看电视，怎么还这么大兴趣？”她笑了笑说：“我们家没有电视机！我和我丈夫没工夫看那些乱七八糟的节目，也不想给孩子看。所以没有买。”两位小将的喊声和电视上球赛的喧嚣声合成一气，谈话几乎无法进行。幸好池上先生来了，他完全是封建统治法，一手抓住一个小池上扭身就往屋外走，硬揪了出去。回头笑着对我们说：“你们谈吧！”贞子女士看着孩子被揪走，遗憾地直摇头，说：“没办法，日本的孩子大部分怕爸爸，对妈妈不在乎！”
到这时我们才开始谈正题。
池上贞子说，她读了从维熙近两年的作品，觉得这位作家的思想一步比一步解放。艺术表现力也一篇比一篇成功。她问我，象这样的作家，还觉得有政治上的压迫感吗？
我说，这类作家是最坚决拥护三中全会精神的，因为他们由此得到了第二次解放，怎么会有政治上的压迫感呢？不过他们也决不是一身轻松。因为还有想在他们身上找岔子、借以攻击党的现行政策的人。极左思潮在中国尚有市场。幸好中央坚持双百方针，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护了他们。但要巩固这种民主还要有一段不平坦的路，决不能就此高枕无忧。这也正是我和从维熙这一代人必须努力工作的原因之一。
他沉吟了一刻说：“前一阵风闻，中国文艺界又要收了，不会是真的吧。”
和东京的中国研究会朋友座谈时，他们也提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不必担心，收的人可能有，但不是党中央。党中央坚持双百方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方向是坚定的。至于一时间出现点什么偏向，有关的方面提醒大家注意，这不能视作收。对这种情况，艾芜先生有个比喻：许多人乘一只船游览，忽见一侧风光绝好，全船人一大半奔向了这一侧。这时，船长就要提醒一句：“大家不要都凑到一边去，船失去平衡，是要覆没的！”不过如此而已。若有人把船长的提醒看作是收，这是误解或糊涂。
我说了艾芜同志这个意思，又加上了我的一些看法。我说经过几十年正反面教训，作家们本人也不再奴隶主义式地盲从了。大家勇于探索真理，也勇于坚持真理。今天若有人还想搞一言堂，推行起来怕未必那么顺手。
池上贞子吁了口气说：“这就好了。这几年中国文学的新气象，我们看了都很高兴，所以听到一些传闻，作为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是有些担心的。”
我说：“不必担心，但也不要设想成一帆风顺就是了。只要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得以贯彻，中国就决不会走倒退的路。所以我们奋力保卫三中全会的决议。”
当时，我说这些还只是泛泛而论。回国后才知道，就在这期间公安战线的同志为了保护《大墙下的红玉兰》顶住了歪风，仗义执言，维持公道，免去了从维熙一场官司。早知如此，我在东京一定加上一句：“在为实现三中全会路线的奋斗中，作家们绝不孤立！”
许多日本文学界的朋友，对于中国有计划、有组织地培育文学新人和作家领工资、无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两点很感兴趣。对前者，他们十分羡慕。认为是日本青年作家欲求不得的好条件。对后者，赞赏之中又有些疑问。他们说：“作家不靠稿费生活，不写作品的时候也领工资。会不会有人只领工资不写作品呢？”我说：“我们中国作家革命责任心是创作的动力，不大发生那样的情况。”
从他们的表情看，有点半信半疑。有的干脆说：“只凭责任感去写作，这太超俗了。我一下不能完全领会……”老实讲，我对自己的答复也并非百分之百地自信，所以说“不大发生那样的情况”，没有说：“不会发生”。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六日情况。
从他们的表情看，有点半信半疑。有的干脆说：“只凭责任感去写作，这太超俗了。我一下不能完全领会……”老实讲，我对自己的答复也并非百分之百地自信，所以说“不大发生那样的情况”，没有说：“不会发生”。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