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在她那篇最为直言不讳的批评文章《词论》的开头，讲了一个唐朝歌者的故事，很精彩，很提气。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李肇的《唐国史补》也有类似记载。

李衮善歌于江外，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昭言有表弟，请登末座，令衮弊衣而出，满坐嗤笑之。少顷命酒，昭曰：“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喉啭一声，乐人皆大惊曰：“是李八郎也。”罗拜之。

李清照的《词论》，所以从李八郎讲起，她是强调，诗和词，作为一门艺术，不仅仅是文学的，更是音乐的。对歌手而言，字正腔圆，可唱是第一诉求。对词作而言，必须琅琅上口，能够唱出来，方算合格。

因此，词对声韵的考究，胜过对文义的推敲。那时，李清照二十出头的年纪，才高气盛，说话不留余地。对当代名家，甚至对欧阳修，对苏轼，也不怎么放在眼里。她说：“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在她眼中，这班大师的作品，虽然文义不错，但是音律不谐。她调侃之曰：“则不可歌矣。”并放言“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这一句，把北宋词坛，统统否定。

这小女子，实在够有勇气的。

在宋代，词可唱，在唐代，诗也可唱。

那时的印刷术不发达，而诗人很多，诗的产量也很高。如果只是停留在文本上，依赖于书籍的传播，流通范围是相当有限的。而诗集的出版，可不是如今花几个钱，买个书号那样简单。印书是一种奢侈，一种高消费。寒酸文人筹措大笔资金，自费出书，谈何容易？因此，即使很有名气的诗人，也得靠这些男女歌者，咏他们的诗，唱他们的词，这才能家弦户诵，把自己推销出去。所以，唐代为中国音乐史、诗歌史上双双丰收的时期，也是歌唱家最吃香、最光彩，诗人最张扬，或者还可以说是最牛皮的时期。

道理很简单，诗人推动着歌手这个行业的兴盛，歌手促进着诗词这门艺术的繁荣。唐朝的诗人，要买歌手的账，同样，唐朝的歌手，也很买诗人的账。歌手没有诗人的诗，出不了名，诗人没有歌手的唱，成不了名，这是个互相需求的关系。特别有些歌手，专门唱某位诗人的诗，合作久了，那关系更密切、更亲近。例如：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

前诗中的李龟年，后诗中的米嘉荣，都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歌手，也是诗人的莫逆之交。而米嘉荣，更是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南的米国来长安献艺的洋歌手。由此想见，当时长安城里的东市、西市的歌手，类似三里屯的歌厅、迪厅、酒吧、ktv里，吃演艺饭的唐代“京漂一族”，不仅有中土人，还有西域人。在这样华夷杂处、中外合璧的声色世界之中，唐诗跳出书面文字的羁绊，是一门益之以声韵、旋律、伴奏、表情，边歌边舞，以声音为表现手段，既有读者，更有听众的艺术。

唐玄宗李隆基，能写诗，更喜唱诗。凡搞文艺晚会，这是不能少了的节目。开元中叶，海内升平，某年某月，沉香亭畔，牡丹盛开。他兴致一来，便偕杨玉环作月夜之游。这位算得上中国最懂得人生享受的皇帝，一句话吩咐下去，烛光如炬，夜色如昼，那姹紫嫣红的花朵，那千娇百媚的美人，相互辉映，别有情趣。一般来讲，出身于农民阶层的统治者，天一黑，通常就使出全部精力于室内的床上作业。但唐玄宗，陇西贵族子弟，非蠢淫之徒，颇懂得一些风雅。于是，把这场宫廷里的烛光派对，搞得极有诗情画意。这种场合，凑趣的诗人、酬应的诗作，如同药中的甘草，菜中的味精，是不可或缺的，于是文人就派上用场了。

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李浚《松窗杂录》）

那天，李大师事先喝得高了一点，轿子将其抬到宫内，“犹苦宿酲未解”，懵懵懂懂，不知所云。但到底是天才，援笔即成。尽管醉了，打着酒嗝，写出来的诗，却能表达出那个时代的风采。《清平词》三首，现在读起来，仍是富丽堂皇的盛唐气象。

大气、高昂、雍容、华彩，是唐朝声音的特色，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实质。

每个时代，都有其相对应的声音表征。譬如，20世纪60年代，《大海航行靠舵手》，会让你想起三面红旗，浩浩荡荡。所以，宋人李清照女士，很不满意宋词之不可歌，遂著《词论》以正视听。若以她的可歌性而论，当代文人所写的旧体诗词，就让人不敢恭维了。除了五言为五个字，七言为七个字，没出数学错误外，能如美国流行音乐rap，能如顺口溜、莲花落、快板书、三句半，合辙押韵，八九不离十，可以说而唱之，也就谢天谢地了。

因此，说唐，不能不说唐诗。而说诗，不能不说李白。而说李白，在他全部作品中，不能不说他这首饮酒歌。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

这首他的代表作，是表现唐人风流的诗，也是他放纵不羁的性格之歌。必须交给一位出色的歌手，持卮而唱，淋漓尽致，声情并茂，酒酣耳热，方能唱出诗人的豪迈。而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能唱得举座皆惊，心惕神励，抚髀击案，胸膺和鸣者，除了李清照《词论》里提到的那位念奴小姐，再无别人。

这位唐朝最出色的金嗓子，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也讲到了她。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媚，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念奴，皇室歌舞团中的大牌歌星，李隆基的“钟爱”。一位歌手，在最高权力者那里，够这两个字的级别，非同小可，其御用性质不言而喻。她人美艺高，声色俱佳，人长得漂亮，歌唱得更漂亮。别看意大利的帕瓦罗蒂能唱到高音c，也就是简谱两个点的“do”，就让全世界的男高音敬服，唐代的这位女高音，其音域之宽之高之广，估计那位歌唱巨匠，也望尘莫及。据野史载，有一次，玄宗驾幸灞桥，万民欢腾，声震天日。有近侍进言，若能令念奴引吭高歌一曲，其声所至，四野屏息，则微风拂柳之音，河水流逝之声，陛下也会听闻。一试果然，证明其穿云裂石、金声玉振的歌喉，确非虚言。也难怪具有艺术禀赋的帝王，为之倾倒而“钟爱”了。

此说或系夸张，但词牌之一《念奴娇》，因为“其调高亢”为她所擅长，成为她的主打歌曲，遂以她名为名，口口相传，直至今天，都是众所周知的。我也纳闷，那时没有作协、音协搞排行榜，搞金像奖，没有电台、电视台搞十大金曲及四大天王之类的评比，怎么她能获得以个人名为歌曲名的光荣？显然，这中间有一位不容置疑的权威人士说了话，才让她拥此不朽声名。在唐开元期间，那唯一的谁也不敢反驳的人物，我想，该是那有工夫赞扬一位小姐的眼睛，还有兴趣发表一番音乐评论的、日理万机的万乘之尊了。

金口玉言，自然他说了算。

这件事唐玄宗干得出来。第一，他有这份艺术鉴赏力，不是抖小聪明、小机灵，玩小花活儿。第二，他也有这份风流，堂而皇之，不扭扭捏捏，光天化日，不遮遮掩掩，直截了当，不假模假式，敢作敢当，不矫情装蒜，半点不想隐讳对这个歌手的“钟爱”。

这大概也就是唐朝的浪漫了。

李隆基不是好皇帝，但他真风流，很个性。唐以后的宋元明清诸朝，休说一国之主了，连稍稍有点权势、有点身份、有点级别的臣宰员吏，藩台府臬，也只敢偷偷风流，绝不敢公开浪漫。两块“肃静”“回避”的牌子，在前面开道，脸部肌肉若不硬不僵，也不对称啊！

于是，凡官必摆谱，走路迈方步，有权必拿架，张嘴说官话。于是，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不让人猜透他心里的想法，便是官员们的标准面孔。因此，说他是活着的尸首，可以；说他比尸首多口气，也可以。他们即使想将这个漂亮歌唱家搞到手，也绝不可能像唐玄宗那样本色，那样潇洒，那样性情率真。“哇噻，这小妮子的一双媚眼，真能放电啊，让朕实在有点吃不消呢！”

这一点，你得佩服李隆基，你得佩服唐朝出现的这种大气，你得佩服那整整一代人张扬放肆的精神。据《旧唐书》说，这个玄宗：

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玄宗又制新曲四十馀，又新制乐谱。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楼，观灯作乐，贵臣戚里，借看楼观望。夜阑，太常乐府县散乐毕，即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眺，歌舞以娱之。若绳戏竿木，诡异巧妙，固无其比。（《旧唐书·志第八·音乐一》）

唐代宫廷的礼仪乐队，共分十部，每部又分为坐位和立位，整个加在一起，足有数千名乐手。这时的玄宗，我觉得更像那个日本人小泽征尔，在指挥着一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庞大的交响乐团。因此，李隆基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能玩闹，而且玩闹得绝对正点的皇帝了。唐朝的声音到开元达到峰巅，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说，李世民23年的贞观之治只能算是一次盛大彩排的话，那么，在李隆基的统治下，29年的开元之治，才算是正式的演出。中国文化史上的名诗人、名画家、名歌手、名乐手，几乎都在开元年间联袂出现。西方历史上，也许只有15世纪的文艺复兴，差可比拟。

应该看到，唐玄宗如此大排场、大铺张，除了雄厚国力的支持，承平岁月的逸乐外，就其个人而言，是与他沉溺声色、生性放荡、纵情恃性、不拘形迹的胡人血统分不开的。鲁迅说过，“唐代帝王，大有胡气”。这胡气，还不仅仅是唐高祖李渊的从母为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据此判断，李姓皇帝带有鲜卑或拓跋的尚未驯化的民族本性。而且，将来有朝一日，挖开乾陵，查一查dna的话，匈奴、羯、羝、羌的基因，在李姓帝王的遗骸里，可能都混有一点的。

因此，一方面，唐代与前朝、与后代采取了绝不相同的对外政策，张开怀抱，展阔胸襟，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去拥抱整个世界；另一方面，中土的华夏正声，已不能适应丰富多彩的盛唐气象，它需要新的音乐元素，需要新的旋律、节奏、声韵、调式，使唐朝的声音更宏大，更壮观，也是势之所趋。于是，大肆扩张的胡风胡气，从未像唐朝这样，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进入中土，其潮蜂拥而至，其势锐不可当，其变化不可遏止，其影响波澜壮阔。

从《太平广记》卷二百四的《李謩》篇，这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故事里，也能看出胡乐逐渐融入听觉主流时，新旧力量的碰撞，此消彼长的争斗，也是一个相持不下的过程。但是，旧日的风韵，不管你多么惋惜，终于是要淡出的。而新时代的声音，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请自来，登堂入室，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万事万物新陈代谢的必然。像李謩这样一位在教坊中，坐在首席位置上的笛手，也不得不在时风的感染下，在其特擅的笛子曲目中，注入新腔。一是潮流所至，二是饭碗所逼，这位名笛手无法抱残守缺，誓不与时代同步。

有一次，在越州镜湖，也许是绍兴的鉴湖吧？众人泛舟于碧波万顷之上，喝花雕酒，吃茴香豆，听这位长安特邀而来的吹笛国手，独奏其拿手的《凉州》一曲。顿时，“昏噎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更赞叹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在座知音，击节赞叹，偏有一位老者，不发一言。李謩认为他看不起自己，又“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但这位老人，仍旧只是微微一笑，不置一词。李謩沉不住气了，“你这是瞧不起我呀，老先生，难道你是此中老手？”

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之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否？”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指试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况，李生蹙躇不敢动。至第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伏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

这无疑是一次复古派的胜利，但故事的结局，却并非如此。

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去。（出《逸史》）

胜利者的子虚乌有，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收场，颇有点调侃的味道。正如李清照《一剪梅》中“花自飘零水自流”句，古老的、垂暮的、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或是一种精神，哪怕具有再美好的愿望，该终结的、该衰朽的，或者该完蛋的，也总是要消失在天际的，那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所以，王之涣诗《凉州词》有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位笛子名家李謩，终于改用来自西域的羌笛。同样，杜牧诗《寄扬州韩判官》也云：“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只有夜深人静才能听到的洞箫，也被改良的乐器“尺八”所代替。正如最近入选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古琴一样，中土的传统乐器，由于音量的局限，注定了其逐步边缘化、雅玩化的式微前途。

因此，魏晋时的嵇康，判了死刑，上了法场，在千百名看热闹的市民围观下，抬来桌子，铺上台布，还要架上焦尾琴，弹一曲《广陵散》，绝对是后人的夸张之笔。古琴，只宜士大夫在书斋里，写不出文章时；小姐在绣房里，找不到对象时；文学大师在府上，发现无人捧臭脚时，抚一曲《流水操》，聊以自慰。除非司马昭派电工给他接上电子音响，嵇康想在杀头前作闭幕秀，是做不成的。

于是，长安城里，自关陇直至中土，宫廷上下，自君王直至百官，无不陶醉于来自西凉、龟兹、疏勒、高昌，甚至更为遥远的域外音乐，无不耽迷于富有表现力的羌笛、胡笳、觱篥、羯鼓等胡人乐器。这样，使得唐朝的声音，出现前所未有的生气。

而在诸般乐器中，最强烈、最狂放、最亢激、最为玄宗所爱者，莫如羯鼓。

玄宗性俊迈，不好琴。会听琴，正弄未毕，叱琴者曰：“待诏出！”谓内宫曰：“速令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王谠《唐语林》）

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战杖连碎之声。又以高楼台晚景，明月清风，破空透远，特异众乐。（南卓《羯鼓录》）

李龟年善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千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又闻打一竖柜，因锡一拂枚羯鼓卷。（《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出《传记》）

一个皇帝，练他的羯鼓，鼓槌打断了好几个柜子，其执着，其专注，其孜孜不倦，你不能不敬佩。人们也许可以指责他一千个不是，痛斥这个如此不务正业的帝王。但是，有一条，或许是更为重要的，这种在羯鼓上的投入、专心，不管不顾地我行我素，他在精神上的无禁忌，他在心灵上的无拘束，他的个性自由，他的特立独行，他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他的做他想做的事情，他的找他想找的快乐，那种敢作敢为的丈夫气概，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具有的。他用他的鼓槌，在羯鼓上敲击出唐朝的声音，而且果真也就在中国历史上，敲出了开元之治28年的辉煌。元稹诗《行宫》曰：“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冲这一个“说”字，就值得我们对他刮目相看。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特定的声音表情。或刚强、或柔弱，或暴烈、或萎靡，或气宇轩昂、或低三下四，或杀气腾腾、或哀鸿遍野。没有一个朝代，比得上唐朝所发出来的声音，那样华彩美妙，那样大度充实，那样丰富融和，那样令人感到心胸开阔，以致后来的中国人，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尊之为“盛唐”。

一千年后的今天，这些已经相距十分遥远的盛唐之音，仍然使我们感奋，使我们向往，甚至还受到一些鼓舞，这实在是值得后人琢磨的历史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