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皇帝的年代里，中国文人梦寐求之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被御用了。

一经御用，便吃香喝辣地快活，便银子大把地花销，便声色犬马地享受，便身价百倍地增值。因此，想被御用，成为中国文人最为憧憬、向往、追慕、艳羡的终结目标。反过来，想被御用而不得，也就成为中国文人最为失落、迷茫、消极、怨恨的终身遗憾。明白这一点，便大致把握中国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块料的文人雅士、风流才子、饱学之士、文化精英，为何而快乐，为何而烦恼的底里了。

可以断定，由于中国文人这种“读得圣贤书，卖于帝王家”的求被御用的心结，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陈陈相因，积久成习，真是融化在血液中，深入到骨髓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不由自主；也可以说是病入膏肓，欲罢不能。

宋祁著《新唐书·文艺列传》，载孟浩然遇玄宗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也有类似记载：

浩然，襄阳人，少好节义，诗工五言。隐鹿门山，即汉庞公栖隐处也。四十游京师，诸名士间尝集秘省联句，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众钦服。张九龄、王维极称道之。维待诏金銮，一日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临幸，浩然错愕，伏匿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帝喜曰：“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诏出，再拜。帝问曰：“卿将诗来耶？”对曰：“偶不赍。”即命吟近作，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回南山。

呜呼，一个天赐良机，生被诗人这两句其实是夸张的、卖弄的、言过其实的诗毁了。

看起来，中国文人聪明，但也未必都聪明，未必总聪明，有时，有人，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把好事办砸。皇帝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你还算什么旧账，发什么牢骚呢？有多少正经该说该讲的话，不赶紧说不赶紧讲，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惦记着陈谷子、烂芝麻不放，不是明摆着自讨没趣吗？

这就是盛唐诗人孟浩然（689-740），湖北襄阳人，头一回进京谋求御用文人这份美差的碰壁史。

孟浩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诗人呢？读李白这首《赠孟浩然》的诗，便知其大概。“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由此，我们大致了解这位隐居鹿门山多年的孟浩然，是一个说隐也不见得真隐，有时能隐上十天半月，有时也隐不住的带引号的“隐士”。因为据李白诗，一个与世间不往来的“白首卧松云”的隐士，怎么能达到“风流天下闻”的地步？既然“风流天下闻”了，又怎么可能多少年如一日，耐住性子在鹿门山做他的隐士呢？

所以，从他结交名流，唱和诗坛，从他游山玩水，入幕为宦，从他两赴长安，应试求官，从他为实现这美丽之梦，碰过一回钉子，不死心，又碰第二回钉子，说他是雅爱山林，更恋红尘，喜好恬淡，更慕虚荣的诗人，也不为过。中国知识分子那种骨子里的入仕之心、名位之心、染指权力之心、渴望青云直上之心，别人有的，他也并不少，只不过打着一个隐士的招牌、清高的招牌，多少有点遮掩而已。

李白对于同行的褒扬，尤其是势均力敌的同行，吝于笔墨，不大著于文字，是出了名的。能够作出这样一首诗来，简直等于给他做了一份超级广告。证明他对孟持相当肯定的看法，也是使孟名声大振的一个重要因素。李白还为他写过一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那就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诗了。

唐玄宗在王维那里说到这个孟浩然时，特地加了一句：“朕知之久矣！”我估计，很可能是李白的诗，所起到的宣传作用了。

其实，孟浩然的诗，确实写得不错。清人编《全唐诗》，对他的诗作评价很高：“浩然为诗，伫兴而作，造意极苦，篇什既成，洗削凡尽，超然独妙。”清人沈德潜编《唐诗别裁》，认为他的诗“从静悟得之，故语淡而味终不薄，此诗品也”。谈唐诗的人，都将他与王维并列为“王孟”，两人在山水诗上的成就，为人称道。他的那首无人不知、尽人皆晓的《春晓》，随便问任何一个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会一字不落地背诵得出。

居隐求显的诗人，第一次来长安，为公元728年（开元十六年）。翌年，碰壁还乡。第一，碰了皇帝的钉子，第二，应考也名落孙山，只好取消登第入仕、为御用文人的美梦，打道回府，继续隐居下去。

综其一生，孟浩然始终摇摆在“当隐士”和“被御用”的两极之间，一冷一热，忽冷忽热，或热得高烧谵语，或冷得冰冻三尺。总之，活得快活也不快活，过得轻松也不轻松。“朱绂恩虽重，沧州趣每怀”“君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他的这些诗句，就是诗人处于矛盾状态下的心情表达。当他朱绂之心不重时，他会活得快活些；当他对长安心向往之的时候，他就过得不那么轻松了。

本来，他潜居鹿门山多年，“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飞逐鸟灭”，渔樵耕读，做诗自适，也曾经是蛮惬意的、蛮从容的，蛮能够想得开、放得下的。本打算做隐士到底，可熬到四十岁光景，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终于再也苦熬不下去。还是下了山，跑到长安，要当御用文人来了。

这是中国文人最为致命的事情，一千多年来，他们都抱有这样一个永恒的梦：第一，“金榜题名”，使皇帝能够知道自己的名字；第二，“御前对策”，使皇帝能够赏识自己的才能；第三，“君臣唱和”，使皇帝能够倾倒自己的才华；第四，也就是“爱卿平身”，被皇帝视为心膂，平步青云，衣紫着绯，前程似锦。

这种梦想被御用、被拔擢、被亲信、被宠幸的心结，很像经蚊子传染的疟疾，又称“打摆子”的先冷后热，间歇发作的病症。

中国文人几乎都罹此疾患，无一幸免。巴结啊，讨好啊，趋迎啊，干谒啊，就为一个目的，被御用。不过，有的人，重些，乃至不顾廉耻，有的人，轻些，手脚做得干净，因为大家都彼此彼此，也就心照不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发贱，甚至在他写马屁文学、作赞颂诗篇的时候，内心深处，未必不认为自己发贱，可他还是坚定地发贱到底，这就是这种病给折腾的。把话说回来，当你在笑话这位同行的下作、卑鄙、无聊和无耻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有可能，你也难保不发贱，说不定是比他更贱的贱皮子。

为什么这种贱，千年以来，非但有增无减，而且变本加厉呢？因为缠绵在中国文人脑袋中的这种求御用的打摆子传染病，是没有特效药可以治愈的。即使控制一时，也控制不了一辈子。老了老了，还谄媚于朝廷，乞求于官方，卖笑于当道，折腰于权力，这类丑态，我们还见得少吗？

按说我们这位诗人，到了不惑之年，应该更理智些、清醒些才对。可他突然间，犯病了。食不知味，寝难入睡，坐卧不宁，心神烦躁起来。虽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山林间，空气相当清新，负离子极多，松茸蕨根野菜地耳，又是极富维生素和营养的无污染食品。但他想来想去，在山里即使健康地活一千岁、活一万岁，又如何？

可长安文坛，那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场面，真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啊！领风骚者层出不穷，出风头者络绎不绝，电视屏幕上断不了跳出几张油炸丸子式的肉脸，报纸版面上时不时冒出他们招蜂惹蝶、追香逐臭的传闻。那炒作之震天动地，那咋呼之雷霆万钧，让这个蛰居山中的心总痒痒的诗人，实在顶不住了。

他不能不想之再三，若不趁着李白还走红的时候制造声势，若不靠着王维的官方人脉挺进文坛，京城地界的大小文学圈子，长安城里的各位评论家码头，还有他的立足之地？脚跟都站不稳，有他将来坐在太师椅上跷二郎腿当爷的份儿？“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他懊恼透了。写了这多年，谁知道他是老几啊？连老几都不是，还想被当今皇上御用，岂不是在做大头梦乎？

于是，他当即决定，不当隐士，在山林里久了，只能越来越土鳖，还未完全土鳖之前，赶紧跳出去。怎么说，流行歌曲唱得有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于是，乘船坐车，晓行夜宿，由襄阳而南阳，由南阳而洛阳，接着，人便出了潼关。说实在的，这位既是山里人，又是乡下人的老土，西望富贵气象的长安，花团锦簇的都城，一双眼睛怎么也不够用了，两条腿也觉得短到迈不开步了。

“雪尽青山树，冰开黑水滨。草迎金埒马，花伴玉楼人。鸿渐看无数，莺歌听欲频。”（孟浩然《长安早春》）这一切一切的欢乐愉悦，这一切一切的声色诱惑，让他目瞪口呆，直后悔自己觉悟太晚。看来，就文人而言，短暂的冷落，或许可以忍一忍的，口头的清高，无妨可以讲一讲的，但长久的，乃至永久的寂寞，又有几个能耐得住呢？

时下北京城里，很有一些文化人，在远郊区县买了房子，权当别墅，渐成风雅之举。可通常只是去小憩几天，约略澄清肺部的都市风尘以后，又忙不迭地赶回城里来。紧接着，出席这个会，参加那个会，日程排得挺满，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天两个会，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晚间还得酬应饭局。无论到哪里，都逃不脱尼古丁的乌烟瘴气。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文坛就这么势利。他什么都不写，或者，他什么都写，可就是写不好，或者，他就是狗屎，但他有发言权，就行。因此，第一，不能缺席。第二，缺席就意味着放弃话语权。第三，放弃话语权也就意味着你不存在。第四，最最主要的，文人最怕的就是这个不存在。

不存在，意味着消逝，不存在，意味着死亡，不存在，意味着被文坛除名。为了存在，哪怕天上下铁钉子，下手榴弹，也得从城外赶回来，为了话语权，哪怕肺的新鲜空气又被城市的恶浊空气所置换，也认了。最可怜见的，莫过于那双仆仆风尘、疲于奔命的腿了，有车者尚可，无车者的脚丫子也真是苦命之极。

由此，我也能理解公元728年（开元十六年），孟浩然屁颠屁颠要到长安来的缘由了。只有在这里，才能发出他的声音，才能争取到他的话语权。在鹿门山，哪怕他是帕瓦罗蒂，没有听众给他叫好，给他鼓掌，他做得再漂亮的诗，也是白搭。只有到了长安，天子脚下，他才可能实现从非御用文人到御用文人的跨越。

再说，他的诗友们，与他最要好的王维、李白，一个个都“待诏”了，都被御用了，眼看着飞黄腾达，前程辉煌，对他可以说是相当的刺激，相当的伤心。

老友王维就不必说的了，冲李隆基不请自来，登门求教，屈尊移就，串门聊天。获如此之殊荣，岂不是一张纸画一个鼻子，那脸该有多大？让孟浩然都快羡慕死了。能够在皇帝的视线里存在的中国文人，确有不少；能够在宫内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住所的中国文人，也许会有；但接待信步而至的皇帝陛下，把朋友从床底下拉出来介绍给皇帝，这样亲近待遇的中国文人，恐怕是绝无仅有了。

另一位老友李白，更是张狂到家，长安城简直装不下他了。在小酒铺喝得醉醺醺的，还被圣上着人找到了他，要请他进宫里去作诗。干吗呀，干吗呀，我酒喝高了，他还拿搪不去。那些太监们说，爷，劳驾您走一趟，要不，小的们没法交代，生把他抬到了玄宗赏牡丹的御花园。那是何等的牛叉啊！高力士为之脱靴，杨贵妃为之研墨，三首《清平乐》，“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气呵成。唐玄宗高兴得不得了，吩咐赶快给诗人准备醒酒汤。

御用文人能混到如此地步，孟浩然想，也就登天入云，别无所求了。如果他的那位同乡，当年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怀王请他作赋，郑袖给他发嗲，子兰替他铺纸，靳尚为他倒酒，他会去跳汨罗江吗？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感慨，文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活？还大可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咧！快活是活，不快活也是活，那为什么一定要与青山为伴，白云相随，非一棵树吊死自己，不走他朋友王维、李白的登龙之路，在这遍地风流的长安城里，领受一下别一种更滋润的岁月呢？

他不禁痛心，隐居鹿门山，可把他的大好时光都浪费了。

然而，这个孟浩然，下山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进城以后应对的战术上，却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错就错在山里待久了以后的小视野、小格局，小气度、小胸怀上，诗人未能迅速调整心态，与时俱进，适应环境，结果，因小失大，错过良机，机不再来，贻误终生。这就不如那些郊区置有别墅的当代同行了，只要过了五环路，马上精神抖擞，只要到了城区，立刻进入角色。这时，只要给他一支话筒，就可哇啦哇啦，天花乱坠地神侃起来后现代、超现实。如果再有电视台的镜头对着，连荷尔蒙都从五官七窍冒将出来。可孟浩然，有点惨，水土不服，人虽到了长安，但他的心还不能一下子就习惯城市的红绿灯、斑马线、欧三排放、世界五百强之类的新概念。

也许，山林里的负离子吸收得多，固然对身体的好处很大，对头脑未必有多大用处，说不定还会产生副作用。因为，从负离子很丰富的田野生存方式，转变到负离子很缺乏的都市生存方式，必然要出现一种类似由平原地区到高原地区的缺氧反应。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的最主要之点，就是这种一下子，两下子，过渡不过来的傻和茶上。乡下人进城，为什么总是慢半拍，总是踩不上点，总是木木的、懵懵的，总是眼神聚不了光的游离不定，总是让你恨不得跟他急呢？就是这种迟钝、迟疑、迟慢的应急能力的严重缺失上。

我猜想，王维在听到他对李隆基念那两句诗时，一定是相当相当晕菜，差点背过气去。就别说让陛下恼火的“不才明主弃”了；那“多病故人疏”，明摆着也是瞪眼在瞎掰啊！他对这位不识时务、不懂深浅，甚至不知好歹的老朋友，也只好爱莫能助了。

宫禁何等森严，大内岂容外人，王维这样做，绝对是冒着风险的安排。我估计，把他弄到宫城内署，也就是大乐丞（相当于国家交响乐团）的住处来，好心的王维，知道李隆基有可能光临，使他得以一睹天颜，展现才华，从而得到陛下的恩宠，有可能是他的一次转机，有可能是他的一个晋身之阶，有可能得偿其愿成为御用文人呢？然而，由于在鹿门山当隐士，闲云野鹤惯了，来到人口密集的都城之中，诸多的不适应，不如愿，不习惯，不开怀，才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两句充分反映他来到长安以后的挫折感、失落感、不平感、怨怼感的诗吧？

希望得到的一切，和可能得到的一切，这期间的落差，让孟浩然感到非常沮丧。这两句一脱口，孟浩然的“待诏”梦彻底粉碎了。但是，一个做美梦的人，要彻底清醒过来，不易；同样，一个患病的人，要完全根治痊愈，更难。大约三年以后，我们这位说隐不隐、说显不显的诗人，第二次来到长安。

如果说，他第一次来，是王维为之穿针引线，那么，他第二次来，却是受到李白的影响。在此之前，当孟浩然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如他一首《过故人庄》所写：“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他发现自己在大都会中，所以格格不入，所以洋相百出，所以碰壁而回，很简单，他是乡下人，他是山里人。只有在田庄里，在桑麻中，才能找到归属感。

可开元730年（开元十八年），李白那封“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上韩荆州书》）的自荐书，让他好容易平定下来的求御用的心，又死灰复燃起来。我们不知道随后失意东归的李白，是怎样将信息传递到也在周游江湖的孟浩然。我们知道，李白是一个绝对能与朋友分享快乐、同承艰难的侠义之人，肯定是他设法告诉了孟浩然。这位时任采访使的韩朝宗，其识拔才俊之别具慧眼，其推举新秀之一言九鼎，值得老哥再去长安面谒一下的。

可这一次，孟浩然想去，又不想去。去，是为了那梦，不去，是害怕再碰壁。磨蹭了两年，他才成行。估计够朋友的李白，在韩朝宗那边也做了工作，或者还有某种承诺也说不定。无论什么朝代、什么社会，你想得到不一定非要给你的东西，那恐怕多多少少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呀！李白是一个“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慷慨之士，肯不为朋友两肋插刀吗？最后，韩荆州竟然发出邀请，约孟浩然同到京城。于是，才有公元733年（开元二十一年）他这一次以为是十拿九稳、志在必得的旅行了。

然而，他又一次遭遇滑铁卢。这次失败，简直就是一场莫明其妙的闹剧。

据《新唐书》：“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

因为喝在兴头上，把与这位重要人物的一次攸关前程大事的约会，忘得干干净净。他人提醒以后，不但不赶紧设法匡救，还匪夷所思地发起脾气来。上一次是他那种农民的小心眼，害得王维白帮了忙；这一次是他那种山民的拗性子，使得李白也白帮了忙。

他的一首《东京留别诸公》，不知是不是再次告别长安以后所作？

吾道昧所识，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绕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

两度梦碎，看来他是彻底地觉悟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此为梦而付出一生者，唐代诗人孟浩然，绝对不是唯一的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