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对魏晋人物，持好感者，一是曹操，二便是嵇康了。
读鲁迅先生的日记，他为了编辑一部完整的《嵇康集》，所花费的时间，长达十数年。投注如此精力和心血，可见他对于这位愤世嫉俗的文人，那种特别的敬仰之情。
1913年
9月23日 下午往留黎厂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10月1日 午后往图书馆借《嵇康集》一册。10月15日 夜从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10月19日 夜读校《嵇康集》。10月20日 夜校《嵇康集》毕。
1915年
6月5日 下午得蒋抑卮并钞文澜阁本《嵇中散集》一部两册。
1924年
6月1日 夜校《嵇康集》一卷。6月3日 夜校《嵇康集》一卷。6月6日终日校《嵇康集》。6月7日 夜风，校《嵇康集》至第九卷之半，雨。6月8日 夜校《嵇康集》了。6月10日 夜撰校正《嵇康集》序。
1931年
11月 从《六臣注文选》校勘《嵇康集》一遍。
从以上日记中，不难看到鲁迅在整理国故，完善古籍方面的悉心专注，笔墨里那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文字，也可想象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受到文化围剿的景况，似可体会到他与这位公元三世纪的文人，有很多共鸣的地方。
凡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文化巨人，大概都有一些感知上的沟通。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于这个时代的文人状态，有许多精彩的表述。对同有名气的嵇、阮二人，特别是嵇，还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这两位文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嵇康的别扭，是北人所说的“较真”，阮籍的佯狂，则是南人所说的“捣浆糊”，这就是聪明的人不吃亏，不太聪明而且固执的人常吃亏的区别所在。
魏末的司马昭，正是不可一世的人物，曹姓皇帝只能仰其鼻息讨生活，他一心想篡夺政权，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但又不能马上下手，于是，要造舆论，要造声势，要扩大阵营和地盘，很想把这位著名作家、文坛高手，纳人自己的体系，让嵇康的好友山巨源，动员他出来做官。
“骄视俗人”的嵇康，断然拒绝了。按说，不想干，就算了，或者，婉谢一下，也就拉倒。他不但不稀罕当司马昭给的官，还写了一封绝交书，寄给山巨源，公开亮出观点。显示出他的不阿附于世俗，不屈从于金钱，不依赖于强势，不取媚于权力的坚贞刚直、冰清玉洁的品格。这与时下一个流行的说法“拒绝投降”，多少有些近似。这四个字用之于嵇中散身上，倒是再贴切不过的。
这样，他不仅把老朋友得罪了，把期望他投其麾下的大将军，也得罪了。
绝交书，就是他的宣言，嵇康告诉世人，我为什么不当司马昭的官，就因为当他这个官，我不快活。与这篇《与山巨源绝交书》齐名的，在《古文观止》里，还可找到一篇杨恽《报孙会宗书》同样精彩。两封古人的书信，真是淋漓尽致，挥洒自如，读起来无比过瘾，无比痛快。尽管我们未必能做到嵇康那样决绝，那样勇敢，但不妨碍我们对其人格的光明磊落，坦荡自然，表示衷心钦佩。
所以，今天那些把“拒绝投降”口号叫得山响者，却未必真的打算实行，不过是用这张皮遮住的结党营私，奔走钻营罢了。假如有这样一个邀宠的天赐良机，司马昭给他打来电话：老兄，给你一个差使吧！肯定，他会马上出门，拦住一辆面的，屁颠屁颠跑去磕头如捣蒜。
所以，文学界的这些“拒绝投降”的爷们，不过嘴上功夫，说说而已，一到名利场，个个身手不凡，都是具有相当段级的武林高手。因此在文学史上，如嵇康，终其一生，直到临死，在法场上弹奏一曲《广陵散》而成绝响，然后慷慨赴死，贯彻其主义不悔者，又有几许？恐怕是千古一人而已。要不然，一代文化巨人鲁迅，也不会对其著作搜集整理，以求全璧而倾注心血了。
鲁迅一生除写作外，研究过许多中国文人及其作品，多有著述。但下功夫最多，花时间最长，来剔微钩沉者，就是这部他亲自辑校的《嵇康集》了，由此也可见巨人心灵上的呼应。他说过：“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激昂慷慨，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所以，含糊其词，语焉不详，王顾左右而言他，最好了，后来的聪明人，都这样写文章的。而针砭王纲，议论朝政，直书史实，布露民瘼，就是那些不聪明的文人，最犯统治者忌的地方。
嵇中散的死，最根本的原因，正是鲁迅所指出的，他文章中那种不以传统为然的叛逆精神。
任何一个帝王，最不能容忍的，除了推翻他的宝座，莫过于否定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纲常伦理了。嵇康在给山巨源的信中，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口号，司马昭一看，这不是动摇朕的根本大计嘛，当然是要把他干掉的了。之所以没有马上杀他，不过在看时机，找借口罢了。
鲁迅说：“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李按：应是司马昭，但真正坐上帝位的，是司马炎）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在司马昭的眼中，凡与曹魏王朝有联系的人，都是他不能掉以轻心的敌对势力。何况嵇康的太太，还是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呢！这门婚姻的结合，使一个贫家出身的文人，娶了一位公主，已无可知悉细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金枝玉叶，看中嵇康并嫁给他，还使他得到一个中散大夫的闲差，很大程度上，由于嵇康是当时大家公认的美男子。
古代作家有许多风流倜傥的人物，现在，作家能称得上美男子者，几乎没有，而歪瓜裂枣者，倒不乏人，真是令后来人愧对先辈。史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按近代出土的魏晋时的骨尺约合23～24厘米计算，嵇康该是一米八几的高个子，而且“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长乐亭主能不为之倾心么？
而且，魏晋时期的嵇康，颇具现代人的健康观念，好运动，喜锻炼，常健身，他擅长的项目，曰“锻”，也就是打铁。“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环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这个经常抡铁锤的诗人，肯定肌肉发达，体魄健全，比之当今那些贴胸毛、娘娘腔，未老先衰，迎风掉泪的各式作家，要男人气得多。“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又是一位真有学问的文人，而不是时下那些糠心大萝卜式作家，动不动弄出学问浅薄的笑话来，令人丧气。像这样健美运动员式的未婚夫，打着灯笼难找，公主抓住，自是不会撒手的了。
魏晋时的女人，在性爱观点上，持相当开放的态度，掷果潘安，偷香韩寿，就是最好的例证。更不要说放浪成性的贾南风了，连法国那位帷薄不修的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望尘莫及的。因此，长乐亭主以千金之躯，嫁给这位健美先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嵇康选择娶这个老婆，倒有可能是从他与掌权者对立的感情出发，是一次很政治化的选择。试想，他的朋友阮籍为摆脱司马氏与之结亲的要求，干脆大醉两月不醒，让对方找不到机会开口。而他却与司马氏的政敌通婚，显然是有意的挑战。
他难道会不记取曹魏家另一位女婿，同是美男子的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最后不也是被司马懿杀掉的教训吗？嵇康就是嵇康，他却偏要这样行事，这正是他的性格悲剧了。
虽然，他写过文章，他很明白，他应该超脱。“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实际上，他说得到，却办不到，至少并未完全实行这个正确主张。
他也找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病根所在，因为他有两点连自己都认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闲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是他给山巨源的绝交信中说的，说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了如指掌，但由于他对世俗社会，官僚体制，庸俗作风，无聊风气的不习惯，对司马氏统治的不认同，这毛病便根深蒂固，改不掉了。如果说前面的“甚不可”，是他致祸的原因，后面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祸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聪明一些，虽然他对于司马昭，不会比嵇康更感兴趣，但他能保全自己的首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写文章时，竭力隐而不显，犹如当代新潮评论家佶屈聱牙的高论，说了半天，连他自己也不知梦呓了些什么一样，尽量不让司马昭抓住他的把柄。而且，不得巳时，阮步兵也会给大将军写一篇祝寿文，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应付差使的；到了实在勉为其难，不愿太被御用，而推托不了时，索性佯狂一阵，喝得烂醉，躺在当垆的老板娘旁边，作出拍a片样子的亲密状，如此等等。司马昭也拿他没办法。
但嵇康做不到，这是他那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他把这个阮籍羡慕得要死，也非常想学习他，对山涛说：“阮嗣宗口不言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可史称嵇康“直性狭中，多所不堪”，是个“不可强”、“不可化”的人物，这就是俗话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学是学不来的。他只好认输：“吾以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物情，暗于机宜。”结果，他希望“无措乎是非”，但“是非”却找上门来，非把他搅进“是非”中去不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凡古今文人，如果他是个真文人，便有真性情，有真性情，便不大可能八面玲珑，四处讨好，也就自然不善于保护自己。
现在只有看着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终点。最痛苦的悲剧，就在于知道其为悲剧，还要悲剧下去，能不为悲剧的主人公一恸乎！
嵇康虽然被司马昭引以为患，但忙于篡夺曹魏政权的大将军，不可能全身心关注这位皇室驸马，在他全盘的政治角斗中，嵇康终究是个小角色。如果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周围，君子多，小人少，尤其小人加文人者少，那么知识分子的日子可能要好过些。但小人多，君子少，加之文人中的小人，有机会靠近统治者，那就有人要遭殃了。特别想吃蘸血馒头的话，首选对象，必是作家同行无疑。
不幸的是，司马昭极其信任的高级谋士钟会，跳出来要算计嵇康，对司马昭来说，是件正中下怀的事情。现在，已经无法了解，究竟是钟会心领神会大将军的旨意，故意制造事端，还是由于嵇康根本不理他，衔恨在心，予以报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不怕贼偷，就怕贼算，从他后来与邓艾一块儿征蜀，整死邓艾接着又背叛作乱，是个货真价实的小人，当无疑问。碰上了这样的无赖文人，对嵇康来说，等于敲了丧钟。
钟会年纪与嵇康相仿，只差一岁，算是同龄人。不过，一是高干子弟，一乃平民作家，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钟会也玩玩文学，以为消遣，这是有点权势的官员，或有点金钱的老板，最易患的一种流行病。这种病的名称，就叫“附庸风雅”。或题两笔孬字，或写两篇歪诗，或倩人代庖著书立说，或枪手拟作空挂虚名’直到今天还是屡见不鲜的。钟会虽是洛阳贵公子之一，其父钟繇位至三公，其兄钟毓官至将军，但贵族门第，并不能使其在文学上，与贫民出身的嵇康，处于同一等量级上。因此，他有些嫉妒，这是文人整文人的原始动力。假如，钟会写出来的作品差强人意，也许眼红得不那么厉害；但是，他写得不怎么样，又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怎么样，心头的妒火便会熊熊燃烧。
于是，就有了《世说新语》所载的两次交锋，第一次较量：“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如果，嵇康赶紧追出门来，拉住钟会的手，老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写序？写评论？开研讨会我去捧场？那么，自我感觉甚好的钟会，得到这样的首肯，也就天下太平了。嵇康显然不会这样做的，一个如此圆通的人，也就不是嵇康了。肯定，他会拾起钟会的《四本论》，扔在打铁的红炉里，付之一炬。
第二次较量：钟会约了文坛上的一干朋友，又来登门趋访。嵇康却是有意惹他了，这可是犯下了致命错误。现在，已弄不清楚嵇康之排斥钟会，是讨厌他这个人呢，还是对他政治上背魏附晋的唾弃？抑或是对他上一次行径的反感？当这些“贤俊之士”到达嵇康府上，“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锤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当然是很尴尬的场面，但钟会可不是一个脓包，而非脓包的小人，往往更为可怕。临走时，他撂下来的这两句话，可谓掷地有声，然后，拂袖而去。不知道嵇先生送客以后如何态度，依我度测，中散大夫对这威胁性的答话，恐怕笑不大起来。也许爽然若失，把铁锤扔在一旁，觉得没劲吧？那位拉风箱的向秀，肯定也怔怔发呆了，如此低水平地羞辱对手，又能顶个屁用？
唉！这就是文人意气，不谙世事的悲哀了，只图出一口恶气而后快，却不懂得“打蛇不死反遭咬”的道理，如果是个一下整不死的小人，绝对不能够轻易动手的。何况这种脱口秀式的挑衅，只不过激怒对方而巳。“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后果，便是钟会跑去向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没有说出口的一个字，便是“杀”了。
凡告密出首某某，打小报告检举某某，而听者正好也要收拾的某某，那这个可怜虫就非倒大霉不可。等到嵇康的朋友吕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把他牵连进去，钟会就公开跳出来大张挞伐了。“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他的结论，透露出小人的蛇蝎之心：“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其实，也正是司马昭的想法，不过利用钟会的嘴罢了。“于是录康闭狱”。
现在看起来，嵇康第一个要不得，是曹党嫡系，在政治上站错了队，第二个要不得，是个公开与司马氏政权唱反调的不合作的文人，第三个要不得，或许是最关键的，这位中散大夫得罪了小人。
一部文字狱史，通常都是小人发难，然后皇帝才举起屠刀的。但对于惑乱其间，罗织罪名，告密揭发，出卖灵魂的小人，常常略而不提，所以，这类惯用同行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文人，才会络绎不断地繁殖孳生吧！
接着，便是嵇康最后的绝命镜头了：
一，“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世说新语》）
二，“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人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世说新语》注引王隐《晋书》）
三’“康临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晋书》）
四，“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世说新语》注引《文士传》）
读到以上的四则记载，不禁愕然古人比之后人，有多得多的慷慨、胆识、豪气和壮烈，竟有好几千罢课的太学生，居然跟随着囚车向法场行进，而且打出标语口号，反对司马昭杀害嵇康，要求停止行刑，让嵇康到太学去做他们的导师。现在已很难臆测魏晋时太学生们游行示威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设想，这是洛阳城里从未有过的，一个万人空巷，全城出动，非常悲壮，气氛肃穆的场面。否则，司马昭不会产生后悔的意念，大概也是慑于这种民众的压力吧！
更教人激动的，嵇康被捕后，一些具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不畏高压，挺身而出，以与这位作家一块儿受罪的勇气，走进牢房。这支涌向大牢的队伍，完全不把小人的报复，统治者的镇压放在眼里，于是，想起近人邓拓先生的诗：“谁道书生多意气，头颅掷处血斑斑。”不错，历史上是有许多缺钙的知识分子，但绝不可能是全部，这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
日影西斜，行刑在即，围着法场的几千人，沉默无声，倾听嵇康弹奏他的人生绝响。这里不是放着花篮的音乐厅，而是血迹狼藉的行刑场，等待演奏者的不是掌声和鲜花，而将是一把磨得飞快的屠刀。但他，这位中散大夫，正因为他不悔，所以，也就无惧，才能在死亡的阴影中，神色安然地抚拨琴弦，弹完《广陵散》的最后一个音符，从容就义。
嵇中散之死，不但在中国文学史，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类似他的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一生追求革新的进取精神，“刚肠疾恶，遇事便发”的始终直面人生的创作激情，甚至对今天作家们的为人为文，也是有其可资借鉴之处的。
正因如此，嵇中散用生命写出的这个不朽，才具有永远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