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当我落笔写下这个令人掩鼻的题目以后，不由得深感愧疚。好像不该把这不登大雅之堂的部位，摆到台面上来的。不禁握笔踟蹰，奈何，作为一个人的身体组成部分，自有其重要性，似应不该将其例外。何况，人世间尚有趴在臀下舐屎啜尿、胁肩谄笑、摇尾乞怜、卖身投靠之辈，还有众多的龌龊肮脏、苟且卑劣、阴损缺德、下流无耻的物事，与屁股相比，恐怕更不干净。
于是，我又理直气壮地写了下去。
其实，在西方国家的选美活动中，作为三围之一的臀围，是衡量女性美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我们在汉语中，经常可以看到用来形容女子身态体姿的词语：如“袅袅”，如“婷婷”，如“娉娉”，如“婀娜”，细细琢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部位的存在，有莫大关联。要不是具有丰美曲线的臀部，怎么会产生出女性特有的美感呢？
不过，话说回来，什么样子的女性臀部，曰“袅袅”，曰“婷婷”，曰“娉娉”，曰“婀娜”，不同之处何在，对这些汉字，大概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若是拿一张纸，请教一位读了许多古文的老夫子，什么样子的山是“嶙峋”，什么样子的山是“峻峭”，麻烦他画出来看看的话，肯定崴泥。但汉语中某些很难予以量化的字词，别看语焉不详，但在传达信息的方面，是并不弱的。要是用上述词语加诸某位小姐，可以想象得出来，她准是一副风姿绰约、体态优美的样子。
所以，要谈到臀部的功能，对女性来说，自然是属于审美范畴的事情了。据说世界上那些顶尖的模特儿，屁股都是上了保险的。但男性的屁股，就满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它可以说是人体最受委屈的一个部位。臀若能言，肯定声泪俱下。虽然，高官，阔佬，名流，权威，有人会拍马屁，拍得眉开眼笑，心旷神怡，但那是精神层面的享受，屁股本身，并无任何实惠可得。相反，自古以来，屁股总是扮演挨踢，挨打，挨踹，挨板子抽的脚色。鲁迅先生说过，“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于是，臀的全部痛苦，除了排泄身体里的垃圾，除了与人体最见不得人的器官为伍外，就是撅起来挨打了。
刚出生，产婆打，要你哭出声来，证明你非死婴；小时候，家长打，因你淘气闯了祸，不求上进；念了书，老师打，谁教你不做功课，逃学调皮。成年以后，屁股的安全系数才大一点，但也说不一定，要是你不幸生在明朝，是那个朱皇帝的臣民，即使做了官，甚至做了很大的官，保不准，也有可能受到廷杖的处罚。
廷杖，就是皇上在朝廷杖打臣下的屁股。
在明代，场面最壮观的两次廷杖，一为正德十四年的“谏南游”，两次共打了一百六十八人的屁股，打死一十五人；二为嘉靖四年的“大礼议”，一次就打了一百三十四人的屁股，打死十七人。从生理学的角度考察，臀虽肉厚，其实皮薄；脸似细嫩，皮层却厚，相对于臀而言，骂人曰脸皮厚，倒也不算冤枉，著书曰《厚黑学》，确系把握实质。尽管，打屁股的声音清脆悦耳，手感较好，但脱脱穿穿，比较麻烦，不如脸在面前，触手可及，所以，时下经常可听到“啪啪”的耳光声，尤其女人打不要脸的男人，男人打丢了他脸的女人，一掌过去，不同凡响，也够刻骨铭心的。因此，对付成年人的正儿巴经地打屁股，便愈来愈罕见了。可在明朝，朝廷流行打屁股，风气所及，不管你是衣冠楚楚的国家栋梁，还是学富五车的翰林学士，皇帝一火，必须剥掉衣履，老老实实地趴在午朝门外的砖地上，亮出臀部挨打。
面对那一片形形色色的屁股，人们能够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你不能不佩服我们这个能将严肃化为玩笑，又能将玩笑化作严肃的民族，那种煞有介事的本领。据说，刘瑾用事以前，被廷杖者，犹可以穿着朝服挨打，但这个心理变态的阉竖握权后，从此就得脱了裤子，裸臀受杖。那些如虎似狼的锦衣卫们，在司礼太监的监督下，一边喊着数，一边用荆条抽打。顷刻间，大臣们皮开肉绽，士子们血肉飞溅，那悲号哀鸣，恐怖万状的场面，令人不寒而栗。于是，你不能不为中国统治者的残忍，感到吃惊；同时，你也不能不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甘受于统治者的这种暴虐，而把屁股撅出来挨打，感到更为吃惊。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甚至在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风景。
我不禁想起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那位骄妄的远征军元帅爱塞克斯了。在任命爱尔兰总督的一次御前会议上，因他推荐的人选被否定，使他很没面子，这位年轻气盛的伯爵，竟敢口出不逊，在众多朝臣面前，顶撞伊丽莎白女王，差一点就要骂你这个老太婆懂个屁了。如此放肆，如此混账，女王当然怒不可遏，但也只是赏了他一记耳光，仅此而已。看来，这就是走出中世纪黑暗的西方，有一点人本主义的文明了。早先，伦敦塔桥上挂着成串的枭首头颅，也有过杀人如麻的时期。即便如此，我相信也比碰上咱国的朱姓皇帝强，伯爵大人，你若敢对中国的陛下呲毛的话，我敢保证，不但会把你每根骨头敲断砸碎，连浑身上下的肉，也将菹为肉酱。
所以，这种在朝廷上打臣下屁股的恶刑，只有在东方式专制制度下，只有在把人绝对不当人的封建社会里，才会出现。好不奇怪的是，到了“十年文革”，遥远年代的廷杖，阴魂不散，又回潮出现。造反派和年纪不大的红卫兵，所发明的喷气式，其实与廷杖无异。强迫“走资派”（更多的是倒霉的知识分子），低下脑袋，弯腰向地，反插双手，而使臀部朝天的难堪行径，与明代皇帝打臣下屁股，主旨是差不多的，那就是精神上的屈辱和肉体上的苦楚，合二而一，亏他们想得出来。令人诧异的是，造反派，文化一般不高，红卫兵，功课基本不好，但掌握住封建社会虐待人犯的精髓，一脉相承，显然不是苦读《明史》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因此我总怀疑，几千年的封建余毒，已成为一种基因，流动在中国人的血管里，否则，为什么一有机会便会表现出来呢？
如果，从批《武训传》，批胡风，到反右派，到“十年文革”打倒走资派，历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政治运动考察，在共和国的每一个细胞体，我们叫做单位的做法，无不可以看到隐隐绰绰的廷杖影子在。昨天大家还好好地上班工作，开会学习，今日忽然成为痛批狠揭、罪不可赎的对象。这和明代那些臣宰御史、学士翰林，刚才还在殿上慷慨陈词，侃侃而谈，忽然间，不知陛下吃错了哪味药，还是神经发作，癫痫病犯，一言不合，龙颜大怒，便喝令推出去，在午门外接受廷杖。
二十世纪的政治运动，十四世纪的午门廷杖，如果说有所不同，无非古之为皇帝，为锦衣卫，今之为单位领导，为积极分子罢了。角色虽换，目的不变，那就是要把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人格尊严，践踏到一丝不剩，羞辱到你觉得自己连块破抹布也不是，就这一点而言，古今并无差异。我还记得在文革狂飚年代里，工人体育场批斗彭罗陆杨，那也是极尽羞辱之能事的场面。幸好，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世纪，要是退回到五百年前，肯定会将他们的衣服剥掉，供红卫兵打板子的。
大概，人类在进步的同时，文明之中的黑暗和愚昧，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即使无比革命的人，那血管中的封建基因发作起来，也是蛮可怕的。作为政府行为的廷杖，也许再难一睹，但作为亚政府行为的精神廷杖，至少我们这一代人，经受过政治运动“锻炼”，和“十年文革”“洗礼”者，是会有深刻体验的。
这种专打屁股的廷杖，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国货，在西方的《摩西法典》里，虽有“鞭笞”的刑罚，但类似中国的“脊杖”。就是《水浒传》里林冲、武松犯事后，押解到沧州服刑，在坐牢前的那顿“杀威棒”，行刑者绑人犯手脚于一个特制的架上，使其无法闪躲笞杖，并不着意专打屁股。而廷杖，则是集羞辱与惩罚于一体的刑法，其中既有家长制统治的蛮横，也有某种变态心理的施虐，这种酷刑，只有咱国的皇帝，而且基本上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皇帝，才能干出的好事了。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见《明代特务政治》）
笞和杖，古已有之，在统治者眼中，算是轻刑，但执行起来，通常是不死也得脱层皮。据说，明代廷杖，行刑者看司礼太监的两只靴尖，若外八字，此人尚可留得一条命在，要是内八字的话，那就一定立毙杖下。所以，笞和杖，打的是屁股，弄不好要付出性命。早在汉景帝刘启上台时，就觉得这样的“轻”刑，施之于一般犯人，“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不利于他那时提倡的大政方针，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所以，他下诏：“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后来，他觉得还不够，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见《汉书·景帝本纪》）
到了明代皇帝，就没有这种器度了。据《明史·刑法》里的记载，连打屁股的板子，都明文规定其尺寸。“笞，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减一分；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减如笞之数。笞、杖皆以荆条为之，皆臀受；讯杖，大头径四分五厘，小头减如笞杖之数，以荆条为之，臀腿受。”从《明史·吴中行传》中看到：“中行等受杖毕，校尉以布曳出长安门，舁以板扉，即日驱出都城。中行气息已绝，中书舍人秦柱挟医至，投药一匕，乃苏。舆疾南归，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由此可知，五刑（笞、杖、徒、流、死）中的两刑：笞，专打屁股；杖，打屁股兼及腿，总之，臀最倒霉。如果说屁股的功能，竟体现在惩罚上，也真是太悲哀了。
现在，已经很难弄清楚朱元璋喝令廷杖时的心态了，我认为，他的虐待狂，是和他童年当和尚，多尝屈辱；成年当混混，屡受欺凌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有关。在中国全部皇帝中，他的出身最好，成分最棒，应该说是一个地道的“红五类”；但也是所有这些皇帝中极其残忍，极能屠杀的一个。吴晗先生不受唯阶级论的偏见制约，认为朱皇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应该说是一个唯物史观的结论。据说***对此不甚满意，谕示他修改这个看法。作为《明史》专家的他，大概秉着“吾爱‘领袖’，吾更爱真理”的治学精神，到底也没大改。最后，他为此吃了大亏，以致送命，那是另一回事，但他对朱元璋的评价，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自无疑义。
我一直臆测，怀有虐待狂的朱元璋，也许抱着这样一种流氓精神行事的：不错，我曾经是王八蛋，但今天我做了皇帝，妈妈的，我就要把你们一个个都打成王八蛋。估计，不光中国，古往今来，世界上所有胡作非为的领袖人物，都是以这样的流氓逻辑统治他的臣民，才弄得国将不国的。汉刘邦，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还可以美其名曰反潮流，这个朱元璋，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甚至在金銮殿上亲执刑具，施暴泄怒，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有些被他摧残的臣下，也忍不住对他这种荒唐的歇斯底里表现提出抗议，你不感到丢人，我还为你感到羞耻呢！有位名叫谢肃的官员，“出按漳、泉，坐事被逮，孝陵御文华殿亲鞫，肃大呼曰：‘文华非拷掠之地，陛下非问刑之官，请下法司。’”
吴晗分析这个出身微贱的人，“平定天下以后，惟恐廷臣对他不忠实，便用廷杖来威吓镇压，折辱士气，剥丧廉耻。使当时士大夫们在这血肉淋漓之中，一个个俯首帖耳如犬马牛羊，他这才满足”。疯狂镇压，嗜杀成性，的确是朱元璋御临天下的一个特点。野史称：朱做皇帝后杀的人，比他打天下时杀的人还要多。胡惟庸一案，蓝玉一案，至少有近十万人死于非命，有的城郭村镇，竟被株连灭族，杀得一个不剩，鸡犬不留，成了鬼墟。
用杀头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巩固其统治；用廷杖打屁股的办法，从精神上威慑官吏和知识分子，使他们乖乖就范，便是朱皇帝的两手。尽管他一方面不得不依靠文职人员，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他对于“士”阶层的压根儿的敌视、仇恨、排斥，想办法打击报复的阴暗心理。
这偏执狂，就和他的出身成分有关了，吴晗说他“唯恐廷臣对他不忠实”，其实，这位皇帝更怕的是知识分子看不起他。从他兴起的文字狱看，可以用毫无水准，层次极低八个字形容。像阿q头秃，故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哪怕是给他上贺表，只要出现与“僧”与“贼”的同音字，触到他当过和尚、当过兵痞的他认为不光彩的过去，也会勃然大怒，当场被砍头的。最荒诞无稽的，与他相隔千年之遥的亚圣，曾经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其实与他狗屁也不相干，可朱皇帝大光其火，下令把这个擅议君主的孟子牌位，从孔庙撤掉，取消他的配享资格。要不是那年日食，孟老夫子只能在孔庙后院吃冷饭了。
凡草根阶层出身的统治者，大至国君，小至里长，都会有一种天生的对于知识、文化、文明、科学的怀疑和拒绝的情绪，小农经济思想所形成的偏执、愚昧、狭隘、短视、封闭、保守、局限、畏缩的心态，更加深了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与嫉恨的程度。所以，这类人之中像朱元璋具有流氓精神者，一旦掌握权柄，哪怕当个小小的科长，轻者，对知识分子抱警惧防范之心；重者，则以挫折践踏知识分子，以获得报复的快乐。
对这类小人得志者而言，有权以后，取得物质的满足，性欲的满足，大概比较容易。但要使处于弱势的精神世界，也强大到足与“士”阶层相抗衡，却不那么轻而易举。因为，大学是要一天一天念出来的，书本是要一本一本读出来的，文化水平是靠一日一日积累出来的，精神修养是要一代一代熏陶出来的。虽然，可以混到学历，可以拿到文凭，可以谋得职称，甚至人五人六，像模像样，但是，精神世界的瘪三状态，却不是靠恶补可以迅速改善的。于是，借助于自己的权力，将这些精神上的强者，裤子剥掉，屁股露出，“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打得死犹不死，不死几死，人格丧尽，尊严全无，你还有什么好翘尾巴的？
历代文人的恶运，无不因此而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扩大化，无不因此而来；说到底，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精神上的矮子，对稍高于他的人一种嫉妒，一种仇恨，一种报复，一种宣泄罢了。
于是，屁股便遭殃了。
但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绝对的，也有这样的反常情况：打人屁股者，固然得意，但未必凯歌高奏，被打屁股者，固然脸面全无，但未必就等于失败到底。《红楼梦》第三十三回：“手足眈眈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就写了贾政发威风，打贾宝玉屁股的一段故事，结果，老子落了一个大大的不是，儿子倒成了一个香饽饽。
曹雪芹不愧为语言大师，这段打屁股的笔墨，是中国文学作品中不多见的精彩篇章。
贾宝玉之所以挨老子痛打，罪状为“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逼淫母婢”。就这位年轻公子而言，在成长期间，这种性意识萌动的表现，比之贾赦、贾珍、贾琏之流的滥淫，比之茗烟按住小丫头干警幻仙子所授之事的荒唐，真是算不得什么。贾母，是位绝对明白的老封君，早参悟出来，哪个男人不偷鸡摸狗贾政者，“假正”也，却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一上来就将此事的性质，定作敌我矛盾处理，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意。
就像有些人一到搞运动的时候，马上来了精神，马上亢奋不已，贾政也是充满了敌情观点，意志坚定无比，嗓门提高八度，喝令他的随从小厮：“给我狠狠地打！”
“小厮们不敢违，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还嫌打的轻，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板子来，咬着牙狠命打了三四十下”，王夫人来了以后，“更加火上浇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甚至咆哮着，要用绳索勒死这个孽障，说着也真的动起手来。也许政老爷很少有表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好容易捞到这一回，所以，一下子就过火，过分了。
贾政情不自禁地亲自掌板，打他儿子，就会想到朱皇帝在金銮殿上亲自操刀，施暴臣下。看起来，这两位都属于长期处于弱势状态之下，精神压抑的结果。所以，一遇机会，逆反心理，加上报复欲望，便按捺不住地要爆发出来。如果研究一下贾政在这个大家庭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便知道他的这股无名毒火，从何而来地位尊崇，不过牌位，名义当家，实际傀儡，做官一任，差点革职，为文一生，狗屁不成，这样一种尴尬状态，他内心能够安宁吗？
年轻人办诗社，宁肯邀大字不识几个的王熙凤当监社御史，也不让他来指导指导，连空衔顾问也不给他；大观园题匾额，按说是他一次露脸的机会，可才思匮乏的他，一无佳联，二怕出丑，不得不任由着他儿子着实狂了一回，享足风光，能不让政老爷受刺激。因此，他恨处处事事抢了他风头的贾宝玉，一见他就像仇人似的。
而且，他儿子活得痛快，过得舒坦，想躺想卧，悉听尊便。他呢，却要一天到晚，一本正经坐在那里，作灶王爷状。他儿子的周围，尽是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倚红偎翠，履舄交错，好不滋润。他呢，却只有一个歪瓜裂枣的赵姨娘，味同嚼蜡，索然无味。满府里，从老太太起，到丫环小厮，谁不把贾宝玉当成宠儿，看作明星。这小子不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连北静王也成为热烈的追星族。他只有枯坐在书房里，饱受凄冷，这种被摒弃在主流以外的失落感，怎么能不让他严重失衡呢？
这回好了，女婢投井，王府讨人，环三告密，血口喷人，得到这样一个有把的烧饼，能不抓起板子将宝玉往死里打吗？我们知道，所有借机泄愤者，都会找到冠冕堂皇的说词。贾政口口声声，替天行道，也说明他有见不得人的心虚，否则就不会威胁下人，谁传消息出去，就跟谁算账。所以，贾政说，不能等酿到将来有一天杀父弑君才管，不过是幌子，一心报复，才是他的真实思想。
老子出了气，儿子受了罪，“只见他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件绿纱小衣，一片皆是血渍。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臀看至腿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贾宝玉挑逗金钏，私藏琪官，为这些发自于性萌动行为，付出了苦楚的代价。
这顿肉刑，贾政的宣泄，只是痛快了片刻，从此，却败在他儿子面前，再也管不了他。而贾宝玉，痛苦一时，得到了更多的自由。这一打，成了千呵万护的大众情人，整个贾府，上上下下，男男女女，都围着贾宝玉转。慰问团一拨一拨，志愿者一批一批，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点着名让姐姐妹妹过来陪他，真是好不得意。而贾政，惨透了，先跪下来忏悔，后向老太太求饶，终于被逐出现场，栽了很大的面子以后，只好灰溜溜地躲在书房里，连头也不敢伸出来。
老太太怕他反攻倒算，甚至下了道死命令，“以后老爷要叫宝玉，就回他说，我说了，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政老爷发动的这次重建权威的内战，本以为能挽回自己的精神颓势，再振雄风，结果，他倒像被打了屁股似的，灰头土脸，丢盔卸甲，落荒而逃，以彻底失败告终，那位臀部留有棒疮疤痕的公子哥儿，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自由，大自在。
在这个温馨甜蜜、迷恋陶醉的温柔乡里，贾宝玉“不觉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他忍不住思索，倘非这顿屁股，能获得这种“大畅”的感觉么我不过挨了几下打，她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倘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她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有她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她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息，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
看来，这一次贾宝玉的打屁股，倒应了***的“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的话。听贾宝玉这番内心独白，他不但不觉被打之羞，被打之痛，甚至也不觉人格被侮，尊严受辱，整个心灵受到戕害。适得其反，而是深深感到了这顿屁股打得好，打得太好，因为给他带来“大畅”的感觉。
像这样打出来一身贱骨头“求大畅”者，还不止贾宝玉呢！话题又绕回到《明史》上来，为什么那时有这些被廷杖的士人，除去帝王的昏庸暴虐，权臣的刚愎自用，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等等因素外，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垂名青史的虚荣感，甘愿冒天威以坚持道德名教、纲常伦理自任，受刑惩而得大名节，也是使廷杖滥施的原因。因反对张居正夺情，不守父丧，多次上书，最后，吴中行、赵用贤等五人一起受杖，时称“五贤”，而领袖人物吴、赵二人，竟成为举世景仰的“一时之直”。这些人“虽见辱殿廷，而朝绅视之，有若登仙”，看来，受廷杖，得令誉，屁股的支离破碎，赢得了身前身后之名，比之贾宝玉的“大畅”，又高上几个层次，何乐而不被人打屁股呢！
正是他们杖后抬出长安门外，一路上被人礼拜的，那通身笼罩在光环之中的圣徒形象，使得有些士人，也想到达这种至高无上的境界，不惜生命，抵死上奏，触犯天颜，以求得一杖。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打屁股成风的年代里，心灵的扭曲程度，已很难以正常人视之了。而尤为反常的，是那位受杖的领袖人物赵用贤，更把这种靠屁股挨打来邀名节的游戏，推向极致。此公“体素肥”，想来是个胖子，膘壮肉厚，脂肪丰富，那重量级的臀部，自然要比骨瘦如柴者经打些。他与吴中行，同样被“杖六十”，刑毕，吴中行当时就“气绝”了，他虽“肉溃落如掌”，但还有口气，就在这奄奄一息之际，让他的妻子将屁股上那坨打烂尚未掉的肉，割下来，“腊而藏之”。
将自己屁股上的肉，悬挂在屋梁上，令其风干，当成大名节的纪念，这种以展览耻辱而自鸣得意的病态心理，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这块史称之为“人腊”的臀肉，从此自然是镇宅的圣器，传之后世的吉祥物了。每当拿出来炫示、展现、玩味、品鉴时，我想赵用贤御史的脸上，便涌上幸福的光芒，忍不住额手称庆，感谢这顿廷杖，才有这块“人腊”。他捧着这块说不定有点臭烘烘气味的肉干，看到的是一份名声，一份荣光，一份资本，更是一份他向往的不朽碑石。
好啊，这屁股打得好啊！他会这样给自己喝一声彩的。
但是，后人读《明史》至此，对他这块风干人肉，恐怕就不免觉得恶心。中国文人的丑陋，就在于撅了屁股挨打以后，还如数家珍地加以炫耀，恐怕是最下贱的事情了。
明朝已远去，时下又如何？
要是看到坊间现在正流行的忆旧之作，反思之篇，一些名公们，也有效赵用贤那样，拿自己五七反右、十年文革的“人腊”，招摇过市，冀获声名者，也多少觉得有些反胃。也许历史这东西，如李白诗“抽刀断水水更流”所云，无论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传统，是有其承继性和延续性，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对这类新的丑陋，就留待后人，在新的《屁股的功能》中去写吧！我这里，用一句北京土话来形容，只是“卖羊头肉的，不过细盐（言）”地提个醒罢了。
……
顺便说一句，这组器官功能的系列文字，已经写到这个不雅的部位，看来也是应该告一段落的时候了。
于是，就此打住，并谢谢各位赏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