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白行简，离不开他的哥哥白居易；谈《大乐赋》前，不免要提到他的更著名的一篇传奇小说《李娃传》。鲁迅先生评述曰：“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早年，白行简是以他的这部哀艳悱恻的作品，以及他有个诗人兄长白乐天闻名。自从在敦煌石窟发现手抄本《大乐赋》以后，这位白郎中一跃为中国性文学的大师级人物，直接描写男女性过程的始作俑者，一下子成了个性圣人，这大概是他自己也没想到的。

白行简和他哥哥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曾祖时移居陕西渭南，可以算是当时的“陕军”作家。

两兄弟一以诗名，一以文称，不愧“二难”之说，在当时文坛中心长安，也是重量级作家。这兄弟俩官也做得不小，到郎中、刺史，左拾遗、尚书，比目前陕军作家当个省市文联主席、作协书记之类，要出息得多。尤其白居易，政声不错；西湖里的白堤，就是他任杭州刺史时修的。泛舟西湖的游客，对白堤比他的《长恨歌》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更有实感一些。

一到白堤，就常常感慨古代文人的迂执，不大为自己的不朽着想。就不如近年来，那些还健在，似乎身体状态还可以的当代小说家，具有传之万世的远见卓识了。至少我听说有三位同行，在家乡建起了自己的文学纪念馆，把自己的著作用保险柜存放起来，免得几百年后失传。包括我们尊敬的夏老、巴老、冰心老还未曾考虑到这些，他们就先行一步，再想想白居易把力气竟用去修防洪灌溉的长堤，实在是有点傻不唧唧了。

中国人讲究“好酒不怕巷子深”，相信“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缺乏广告意识，古人尤以为甚。所以，在唐代，肯定不讲究包装作家这一说，也不提倡作家拼命去标榜自己，更不作兴找几名收费评论家，以及等而下之的痞子文人，无聊编辑，流氓记者，来一个广告攻势，什么传世啦，不朽啦，伟大啦，杰作啦，空前绝后啦，进军奥斯卡啦，要获诺贝尔奖啦，二十一世纪见啦！一下子把物价哄抬起来，哪怕伪劣产品，也能卖出好价钱。

白居易的诗，按元稹的说法，已经到了“禁省官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的知名程度，但也不拥有现在的某些走红作家，一副君临天下而神气活现的样子；哪怕放个屁，打个呃，迎风掉泪，见月伤情，小报都有详尽肉麻的报道。真让我们为这兄弟遗憾，凭他们的文学实力（那可是真功夫，绝不是假招子），本可以在名声和金钱上，捞更多的。至少在白堤建一座他自己的纪念馆，在里面陈列他签过名的《白氏长庆集》，是一点也不算过分的。

古人确实不如今人聪明，或者说，更不如今人狡猾。这也难怪，他们未曾见识过资本主义坑蒙拐骗那一套，所以古代文人的为非作歹的水平怎么也上不去，令人惋惜。

现在重读白氏两兄弟的作品，香山居士应该算是老派现实主义作家，而且是念念不忘人民疾苦的，在当今新锐眼中，恐怕是相当过时落伍的诗人。白乐天一生，始终不变初衷地忧国优民，吃足苦头，也不知改悔。这个毛病从司马迁开始，古往今来，是多少作家的致命伤啊！为此，白居易在唐元和年间的政治运动中，成了屡次挨整的对象，还被贬官到九江，扣上一个败坏道德的罪名。居然没有劳动改造和划为五类分子，算是他的幸运了。那首“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就是在这段落魄期间写的。看来他那时候日子不太好过，否则，不会如此触景伤情的。

老弟郎中行简，要幸福得多，因为与他哥哥的文学观点稍有不同，是一位很古典的浪漫主义作家，而且比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比李渔的《肉蒲团》要早一千年的性文学倡导者。浪漫加之性，也就无暇顾及现实，离政治远远的，自然政治也就不来烦他了。所以，那些倡导“干预生活”者，最终触尽霉头，不怪别人，纯系自讨苦吃。于是他的命运比他哥哥强一点，没被贬官发配，没被折磨成病，这就沾了远离政治的光了。

不过，很难说他除了写性文学外，是不是还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他的性主张呢？以致肾亏肾虚，消耗过度呢？他只活了五十岁就辞世了，是否伤于女色，史无记载，不敢妄言。相反，际遇坎坷的白居易，倒活过了古稀之年。

看来，值得提醒一下的事，凡写性文学的作家，为安全计，最好先去保一下人寿险，较为妥当。

现在，白行简的代表作，自然是那篇《大乐赋》了。可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的《李娃传》。这部写妓女的艳情小说，与赤裸裸的描写性交的《大乐赋》不同，相当洁净卫生，连床都未提到，更谈不到床上的事了。除了华丽的文彩词藻，除了引用《礼记》的一句话：“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这两篇作品中，同时出现过以外，在性描写的审慎和泛滥的区别上，很难相信是出自同一作者笔下。

《李娃传》如果放在今关，白行简把在《大乐赋》里的手段施展过来，加些佐料，搞些噱头，例如方框□□□□□啦，下删九千九百九啦，通过二渠道发行，上书摊的话，保准会畅销的。

因为这篇写妓院、妓女、嫖客的小说，提供了这个可能。更何况女主人公这位风流娇娃呢？李娃，冲她名字里的这个“娃”字，想来也是秦人了。古汉语中的“秦妍”、“秦娥”、“秦艳”、“秦姬”，都是秦地美女的别称。秦在周代，是一个边僻的诸侯封国，是汉民族和西北少数民族交融相处的地区，在人种上据有某些优势，所以秦地生美女，“妖资要妙”，“触类妍媚”。若是远溯上古，秦国直到孝公用了商鞅以后，公元前350年，“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建都于此，然后才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在此以前，“秦用西戎之俗，至于男女无别，长幼无序。”这种古典母系社会残余的浪漫遗风，从这个长安平康里的一个“明眸皓腕，举步艳冶”的娼妓身上，还可以依稀可睹。

当然，白行简也不能摆脱才子佳人历经磨难，最终团圆的模式，唐代传奇最流行的，就是这一套。蒋防的《霍小玉传》与《李娃传》就大同小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文学所以叫作“潮流”，那“百川归海”之势，是有一种让处于潮流中的作家不能自拔的力量。我们不亲身经历过的吗？一下子全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一下子又全部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过，白行简到底是大家，《大乐赋》虽然写的是男女交合之事，却文采斐然，比时下污秽肮脏、臭抹布式的性描写，不知高雅多少倍！同样，他笔下的李娃，也写得不同凡响，爱情真，绝情狠，后悔时无以复加，豁出一切时坚决彻底，那性格也是呼之欲出的。尤其在她把一个“殆非人状”的男人重新铸就为人的过程中，那漂亮女性灵魂中的秦地气质，简直就是一个女中强人了。

虽然，白行简是中国性文学的祖师辈人物，但他也表现了一个作家的节制，这篇《李娃传》就干净得出奇。可能作家写这篇传奇的时候，意不在此。他刻画这个女性形象所寄托的，更看重于时下已很掉价的所谓“社会意识”的。与《霍小玉传》一样，是谴责当时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门阀制度的。作家的“社会意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握笔人梦魇缠身的负担，要想摆脱，是谈何容易的事？

出身，一个非自己所能选择的符号，就决定了人的一生，岂止是唐代才有的事情呢？

有一次，我在一个会议上，听到一位作家对现在有人还写什么“富农”啊，“成份”啊，表示了异议，认为与现实，与时代距离过远，有点可笑了。但我想，第一，作家笔下的要写出来的东西，有什么过时或不过时的说法吗？写得好，即或是过时的，哪怕三皇五帝，也是好作品；写得不好，即使是刚出笼的包子，不好吃，也还是不好吃。第二，无论如何，对有切肤之痛的作家，一定要写他想写的东西，似乎不应加以责难，正如也不能要求无身同感受的作家，一定要他写不想写的东西一样，这是最起码的相互尊重。文坛又不是上海的亭子间，多一个人便觉得拥挤的。文坛大得很，有一点色彩，有一点变化，甚至旧瓶装新酒，或旧酒装新瓶，又有什么不好呢？对别人的作品，可以批评写得不好，但不能指责人家不该写，那就不免霸道了。

在生活里，一个人由于一种身分限制，因而落人悲惨境遇的感受，我当过右派分子，我是有体会的。所以这种苦痛滋味，只有说给曾经佩带黄星标志的犹太人，在种族歧视下被视为三等公民的黑人，在婆罗门教种姓制度中的那些不可接触的阶层，更会产生回应的。所以，白行简写李娃，其用心也正是对当时社会门阀婚姻制度的批判。当她看到她的情人终于又将回到他所属的高门望族的阶层中去，她，这个出身卑贱的女人，要和他分手了。“今之复于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赎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劝一个自己心爱的人，放弃对自己的爱，而为了爱之外的什么，要他找一位名媛与之婚配。这一番话，与一千多年后，小仲马《茶花女》里的那位玛格丽特的哀鸣，不同样震撼我们的心灵吗？

白行简尽管未写过他哥哥那种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作品，但《旧唐书》说他：“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这个所谓“辞赋”，作史者多少有些含混其词，没有明确指出，当中是否也包括那篇性文学经典作品《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但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大乐赋》在当时不像他的其他作品那样广泛传播过，大概是个事实。否则不会一千年间了无所闻的。也就是说，即使在非常开放的唐代，作家是有他的自律性的，出版家也是讲究一点节制的。白行简比白居易小四岁，却比他哥哥早死二十年，他的遗文，是白居易为他编集的，也未收这篇《大乐赋》。可见露骨的性文学，总是有一定范围的约束的。

如今流传海内外的《大乐赋》，是二十世纪初，从敦煌石窟里发现的，是一份手抄本，现存巴黎。

为什么只剩下这么一册孤本呢？而且还不完整。一种可能，经历战乱，全部销毁了。可也不然，他哥哥为他编的《白郎中集》，虽经五代以后，也失传了。可他的主要作品《李娃传》、《三梦记》，也仍旧被后人收集出版，流传至今。一种可能，属于作家的“藏之名山，留诸后人”的行为了。考虑到作品涉及到作者本人的毁誉，有意识地收藏，秘不示人而使其湮没。譬如韦庄，他写过一篇黄巢之乱时民不聊生的《秦妇吟》，与他后来追求的“花间派”绮丽风格不一，就把它藏到石窟里，让世人忘却的。很难说，白行简是否也怀着这样一个动机？把这篇性文学的效果减至最少，封存在石窟里，不见天日算了。再一个可能，《大乐赋》在当时也不是大张旗鼓，一印几十万册，码洋订得高高的，靠男女生殖器官以及交配大赚而特赚钞票的。这就是说，唐代的出版商真他妈的傻，半点也不开窍，竟把这样有利可图的生意，轻轻放过。因此当时读者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说不定那些檀越居士，画匠石工，在敦煌筑窟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它留存在哪个角落’于是保存了下来，总算让我们领教了先人们即使在性文学这个范畴里，也比后人不知要高明得多少倍。甚至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性的词赋能超过《大乐赋》者，性的小说能逾越《金瓶梅》者，也是绝无仅有的。

要是时光倒转，白行简背上一篮馍，从陕西渭南坐长途车到西安，再走后门买张硬卧（也许他的级别可以乘坐软卧了），到得北京，甭去那些赚钱赚疯了的出版社，肯定会把他当摇钱树给绑票了的。他只消随便在街头找个书摊，看看他的后人在性文学方面，究竟有多大拓展时，白先生行简肯定会大摇其头，想不到一千多年过去，晚辈竟“不能逾也”，他老人家“焉得不为之叹息哉！”

罢了，罢了，一甩袖子，扭头就走，也许到洛阳龙门找他兄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