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5年（唐会昌五年）的秋天，以写“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宫词二首》其一）而声誉鹊起的桂冠诗人张祜，从江苏丹阳寓地出发，一路车船劳顿，风尘仆仆，赶到安徽池州，去参加一次杜牧发起的青年人的，新锐的，然而也是寥落的诗人笔会。
此时，江河日下的唐代诗歌，也已到了一唱三叠，余音绕梁的尾声了。
至少在唐代，中国文学的命运和国家的盛衰是相通的，两者的走向趋势也是一致的。国家强大，文坛兴旺，反之，国势日蹙，文运也就衰微。在“安史之乱”以前，唐帝国统一宇内，四海归心，这时也是唐代文学最辉煌的日子。随后，进入九世纪以来，由于节度之战，朋党之争，甘露之变，宦官之祸，帝国便日益地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无法自拔，一直到民不聊生，导致黄巢暴动，最后走向灭亡为止。这一段如今称之为“晚唐”的中国文坛，实际已是强弩之末，比之盛唐的璀璨诗篇，珠玑文章，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了。
816年（元和十一年），人称鬼才的诗人李贺，像一颗陨星，在天空发出炫目的光亮以后，迅即消失。才二十六岁的天才，突然夭折陨落，对唐代文坛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坛巨星接二连三地逝去。819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824年（长庆四年）韩愈卒，831年（太和五年）元稹卒，842年（会昌二年）刘禹锡卒，843年（会昌三年）贾岛卒。很像秋末初冬，风吹霜打一样，树叶纷纷凋零，仅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了，一片萧条景象。这时候，唯一健在的，称得上扛鼎的文学前辈，也就只有白居易了。
不过，这次笔会，并没有邀请这位老一代的诗人参加，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文学这东西，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艺术追求，老爷子认为是好的，青年人未必赞同。同样，后来者的探索和实验，上了年纪的，有着光荣史的先行者，也许会不以为然。所以，杜牧免了这番客套；何况，白居易晚年的官做得很大，太子宾客，刑部尚书，可不是他谪居江州司马落魄那一阵了。如今，致仕以后，和那位能歌善舞的家伎樊素小姐，寓居在东都洛阳城履道里的一座大宅子里，是老太爷级的大人物，过着清雅悠闲的生活，加之身体状况欠佳，轻易也请不动大驾的了。
这次笔会是杜牧一手策划的。他是当时诗坛新一代的领衔人物，和李商隐基本上算是唐诗的压轴戏了。他既是很有名气的诗人，又是领俸禄的政府官员，这个时候他正好担任池州的刺史，也就是当地最高的行政长官。因此，他来操持这次笔会，多少是可以利用一些职权之便的，在州里的小招待所，吃啊住啊的，用个车什么的，总要看刺史的面子，适当少收点钱吧！而且，池州的山水风光，也很值得一看。他自己写过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清明》诗里，“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那个村子，就在他管辖的这个州范围之内。
相比之下，兴冲冲赶来参加笔会的张祜，相形见绌，不免有点逊色了。那时的文学个体户，可比不上今天那些文学大腕，连软卧也坐不起的，更甭说有自己的轿车，直接从江苏开到安徽去了。有点寒酸，有点凄惨，此人一辈子想当官，但总是不走官运，总是抑郁不得志；到死也只是个“处士”，是个“自嗟穷贱”的酸丁。杜牧所以特地把张祜从丹阳邀请来，自然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友谊，与声气比较相投的缘故了。
而相投的主要方面，说到底，也就是当时年轻文人，比之前辈潇洒浪漫走得更远的纵情声色、寻欢作乐、浪漫轻靡、颓废放任的生活态度，以及在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放浪不羁，流于颓唐，甚至轻薄的文学倾向。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这种世纪末的苦闷，消极没落的思想情绪，是和整个时代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相联系着的，是元稹、白居易那个时代，也是更早的李白、杜甫那个时代所没有的。所以，沉溺声色之中，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消极摆脱。
从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和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这些诗句看，当时四十出头年纪的杜牧，与年龄大约要大十来岁的张祜，大部分时间是在扬州度过的，是在放浪形骸的浮绮淫靡生活中，有了密切的来往。
唐代的扬州，是一个内外商贸口岸，街市繁华、店铺林立，巨富豪商，纷至沓来。同时，又是一个文化中心，词人墨客，酬唱应和，歌楼舞榭，仕女如云。所以，扬州自然也成了一个声色犬马的消费城市。这里还要提一下同时期的另一位诗人徐凝，他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也是有名的诗句。可以想象这些年轻诗人，在“二十四桥明月夜”里，“春风十里扬州路”上，是怎样的纸醉金迷，狎玩冶游了。
不过，这仅是末一代诗人的一个生活侧面，在那样一个动乱纷争、国无宁日的时代里，诗人的良知，还是继承唐诗“忧济在元元”的传统，杜牧的“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表现了他拯物济世、忧国忧民的抱负。他的诗、赋、古文，是晚唐最有成就的。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才干、有见解的政治家。由于他对晚唐的社会政治有着清醒的认识，屡持批判的态度，所以，在朝廷里，他是经常议政谈兵，慷慨陈词的。由于切中时弊而获罪权贵，他又不善逢迎，才被排挤出长安的。所以，生性耿介的他，在仕途上自然不会得意，流连风月场中，恐怕也是一种苦闷的宣泄吧？
现在这些诗人朋友，又聚齐在池州了。可以想象下船登岸的张祜，见到来码头迎接的杜牧，该是如何激动了。这对志同道合、相互倾慕的老友，该是怎样的雀跃和兴奋的晤面啊！***词云：“诗人兴会更无前”，凡写诗的人，感情较之常人特别充沛些。于是，以文会友的这次池州笔会，肯定是一次刺激灵感、活跃创作的相聚了。
好客的杜牧，自然要尽东道主之谊，款待与会的诗人。他是刺史，谅不难办到。池州虽然不是扬州，但长江的鱼虾，山林的野味，新酿的甘醇，却也有一番江南风味。教坊歌伎，梨园子弟，也并不弱于“歌吹是扬州”的水平。于是，“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的“宫词”，是席间少不了的余兴节目了。那时没有卡拉ok这种娱乐工具，否则，张祜自己也会拿起话筒唱他的“宫词”了。
在张祜之前不久，另一位唐代诗人王建（约767～约831后），也是写“宫词”的名家，有人誉为“宫词”的开山之祖。但评家认为王建的作品犹如一幅幅社会风俗画，较有史料参考价值。而张祜则偏重于感情、心理的刻画，更具艺术魅力。所以，他的“宫词”能够传入禁中，谱成曲子供宫女们演唱，借以抒发心声。这就好像现在歌星演唱的“金曲排行榜”榜首歌曲一样，是相当流行的。可见张祜此时的文学声名，并不比“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的前辈白居易逊色多少的。
也许，这是使极负盛名的文学前辈，总皱眉头的缘故吧？
文学的潮流，从来就是这样一波一波地涌来。李、杜的诗篇光焰万丈的时候，初唐的王、杨、卢、骆，就退出文坛的中心位置。等到元、白的唱和“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的时候，李、杜也就觉得不新鲜了。同样，当杜牧、李商隐、张祜等走上文学舞台中央的时候，白居易老先生自然多少有过时之感了。正如一千年后的中国文坛一样，“各领风骚多少天，又有新人在头前”一样，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其实倒是文学发展的正常之道。
若是就老人家自个儿在台上，唱独角戏，文武昆档不乱，跟头把式，跳来蹿去，气喘吁吁，血压上升。虽然霸住了这块舞台，风光透顶；可卸妆之后，对着空荡荡的戏院子，恐怕也难免有“荷戟徬徨”的苍凉感吧？
现在，很难悬拟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的日子时，对于这帮青年诗人突然被文学舞台的灯光照亮，而自己却不免有一点点冷落，不知是怎么一个反应？会不会为此气得胡子飞起来拍桌子？会不会挑错找碴，冷嘲热讽来宣泄一番？如真是缺乏风度，也没有什么，人嘛，有几个堪称得上是完人的呢？
据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皮日休的文字：《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及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老先生对于张祜大概有些成见，总是不能释然于怀的。821～824年（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诗名、政声、舆情、人望都正在如日中天的阶段。一心想猎取功名的张祜，曾经托门子，走关系，希望得到白居易的青睐，举荐自己到长安应进士试，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攀登龙门的唯一捷径。而京城应制主要是考诗赋，这一点，张祜有充分自信。若是乐天先生肯于推荐他，来一段优褒有加的评语，肯定是一言九鼎的了。
但是，他没想到，白居易的确写了推荐信，但荐举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个“二分无赖是扬州”的徐凝。这显然是白居易有意识的错误判断，存心要使张祜难堪的，他不会胡涂到连这两个人水平高低都分不出来。看来，他也免不掉前辈作家不大愿意后来居上的心胸狭隘的毛病，存心要压制这个具有实力的后起之秀罢了！文人，即或是很了不起的大家巨匠，也未必能完全克服人类自身的弱点，那就是嫉妒的天性。他也写过《上阳白发人》之类的作品，但其影响终究不敌张祜的“宫词”，无论如何不是一件让老先生高兴的事。嫉妒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哪怕是长者，也会不管不顾，做出一些贻笑大方的臭事来的。
一位有声望的前辈，情不自禁地和青年人过不去，闹别扭，岂止这位白老先生呢？
“九华山前云遮寺，青弋江畔柳拂桥”，池州笔会期间，与会的诗人们自然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诗兴大发，游兴更浓。***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句，很可能源出杜牧在这次笔会后写的那首《登九峰楼寄张祜》的“千首诗轻万户侯”。九峰楼，一作九华楼，清《一统志》云：“在贵池县九华门上，唐建。”杜牧自然要请张祜登楼远眺的。也就在这座楼上，杜牧才了解他的这位朋友为什么总这样“坐愁身兀兀”的一生了。
这虽是过去快二十年的事情了，但张祜一提起来，仍然觉得白居易把自己置于徐凝之下，十分地没面子。其实，他哪里知道前辈独独对他不能容忍的底里呢？
那是826年（宝历二年），张祜南游姑苏，这时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他去拜谒的时候，白居易戏称他的诗，“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为“问头”诗，而张祜也大模大样地跟白居易开玩笑，说他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为“目连经”。据《唐摭言》称，一时传为诗坛佳话。
但实际上，一位大牌人物，是不屑于与等而下之的人成为佳话中的主角的。张祜有其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一个后生小子，敢和前辈平起平坐，说短论长，毫无执弟子礼的谦谨，这本来失之张狂。加之，传扬开来，无形中抬高了张祜，也使老先生心中不快的。假如，张祜是个无大实力的作家，前辈也许不以为意，而对一个有可能成为自己潜在对手的人，文人的“嫉妒”，就不能不当回事了。张祜不经意间触怒了前辈，居然还指望他举荐上京考进士，不啻与虎谋皮，这位青年诗人也忒天真了一些。
假如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的话，也许，白老先生不至于这样面有愠色吧？
白居易身边，特别到了晚年，定居在洛阳以后，身边总有几个小女子围着的。而乐天先生，尤其对于那位樊素小姐，情有独钟，由此看，他也不是对谁都没有好声气的。他对那蛮子姑娘的和善慈爱之心，怜香惜玉之情，情志不贰之意，匡扶提携之诚，甚至到他垂危时，还为她的未来愁肠百结，真是令人很感动的。
明代大文人王世贞在《宛委余编》里，曾经奚落过这种老年作家的情爱心态：“若退之之桃柳，乐天之蛮素，虽见词章，酸士所获，宁堪上驷哉！”他世家子弟，当然看不上这些老作家说来也不免可怜兮兮的浪漫情怀。其实他哪里知道，绛桃、柳枝也好，小蛮、樊素也好，甚至跟着苏东坡走遍天涯海角的朝云也好，都曾给这些垂暮岁月里的老人，带来许多温馨和慰藉。
尽管，白居易为他弟弟白行简编文集的时候，把那篇性文学作品《大乐赋》给删掉了，但不等于他没有弗洛依德的“伊底帕斯”情结。古往今来，老先生们对于异性作家的垂青，对于同性作家的排斥，大致可以从性心理学上找到答案的。张祜得到这样一个结果，也是活该他倒霉了。
杜牧在那首《登九峰楼寄张祜》七律里，后四句这样写的：“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那是他获知张祜的遭遇后，对于白居易颇为不敬的微言了。目不见睫，不等于骂老先生有眼无珠嘛！
据皮日休文章，无独有偶的，是白居易的老朋友元稹，那位老作家也很看不上这位年轻的晚辈。认为张祜的诗，雕虫小技，有伤风教。这样大摇其头，话说到这种程度，就有点无限上纲了。现在也难辨别，这两位老诗人是谁影响了谁，一致对他不感兴趣，看来张祜也真是命运不济的了。
当然，也不尽如此，张祜在青年读者中，还是很叫座的。甚至一些持论公正的老作家，也对他刮目相看。有位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那是和白居易、刘禹锡一辈，经常唱和的诗人，他就十分赏识张祜，也为这位诗人的遭遇不平；他亲自写了奏章，让张祜拿着自己的作品诣京进献。结果，张祜也太不幸了，亲笔缮写所作诗三百篇，落在不喜欢他的元稹手里，给扣压下来，石沉大海，白费功夫了。
这两位老人也太不手下留情了。
所以，文坛本来应该形成这样一个前继后续的格局，先行者拓荒开路，后进者继往开来，有甘作人梯的前辈，有接续走上文坛的新人，如此共同努力，携手前进，人才辈出，后继有人，实现这样的良性循环，方能一代一代地逐步攀登更高的文学峰巅。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一个时期，一些文人，特别是有了一定文学地位以后的文坛宿将，往往不能忍受年轻一代的成长壮大，更不愿意别人光彩夺目，而自己暗然无光，难免生出一种不大喜欢新生事物的霸气。当然谁都明白，霸气者，银样镴枪头，不过是失去竞争能力以后的虚弱表现罢了。其实，白老先生，元老先生，宽容一点，宽厚一点，扶年轻人一把，岂不是功德无量的事吗？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都是一千年前的中国文坛的往事了，已经成为历史的故纸堆里的陈谷子烂芝麻，在一千年后的当今的中国文坛上，我想：大概是不会再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