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吹自己，是一门学问。
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侃侃而言：“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以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把自己的光辉鼓吹以后，接着把荆州刺史韩朝宗，足足捧了一顿。“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然后，进入主题。凡吹，无不有明确的目标。“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以上引文，不足百字，要吹的全吹了，想达到的目标全表达了，而且，文采斐然，豪气逼人。我绝无厚古薄今的意思，当今一些作家们在包装、广告、促销、叫卖方面，比之“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青莲，可谓瞠乎其后了。到底是大诗人，大手笔，直到今天，这篇吹自己的杰作，还被人诵读，还令人动情。看到时下文坛上，诸如那种酸溜溜的，假惺惺的，娇滴滴的，笨兮兮的突出个人，或者浑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自负，狗屁不是，粪土一切的吹嘘自己，不禁气短，为之沮丧。
若这位大诗人还魂，看到这等每下愈况的吹家，准会有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之叹了。
文人好吹，与文人相轻，其实，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无相轻他人之意，还吹个什么劲呢？惟其要吹，那才必须把同行看轻的。文坛能够热闹，就在于这谁也不尿谁的相轻上，以及谁也不在眼中的好吹上。相轻，源于曹丕的《典论》。好吹，也始于这位魏文帝，只是没有明确提出来罢了。他在《典论》里说过的：“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夫事不可谓己长”，就是这个意思了。
如果说，文人十个有九个相轻，那么，至少有九个半人好吹，不算夸张。至多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有的人吹得邪乎些，有的人吹得含蓄些而已。
就是这位曹丕，也忍不住要吹的，他在《典论》的《自叙》中说到，“上（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听他父亲的“惟吾……”和他的“靡不……”，也是吹得很不弱的一对。
文人好吹，大概是不争的事实。但不管怎么说，曹氏父子也好，李白也好，他们的诗和文章，却是一流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有得吹的吹，并不是一件坏事，由此可以看到这些文豪狂放不羁的另一面。而让人痛苦的，是没得吹的也吹，充其量，一只瘪皮臭虫，能有多少脓血硬吹成不可一世的鲲鹏，便不大好恭维的了。
一个作家，写了些东西，想让人叫好，是很正常的情绪。尽管“好酒不怕巷子深”，但并不是每个作家写出来的都是陈年佳酿，玉液琼浆。因此，街头吆喝，巷尾叫卖，推销产品，便属必要。所以，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拉点赞助，雇人鼓掌，也不必大惊小怪。不有那种寓吹于不吹之中，口口声声甘于寂寞，其实倒是最不甘于寂莫者，在那里卖苦，卖穷，卖清高，卖可怜，更没有必要去拆穿那种变相的吹。
别人不吹，自己来吹，形同做广告，是正常行为。
从古到今的文人，只有神经不太正常，存心悖谬，或别有隐情，不得不尔，才把写好的作品，藏之名山，束之高阁，希望下一世纪的人，从类似敦煌的洞窟中挖掘出来，奉为至宝。绝大多数的作家，还是愿意生前看到自己作品有反应，有回声，好评如潮，洛阳纸贵。因此，在信息泛滥得无所适从的今天，给读者打个照会，不必不好意思，无非广而告之。适当吹吹，无伤大雅。如今铺天盖地的广告，有几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呢？
不过，做广告，不实和误导，是有工商行政部门管着的。但作家的吹，好像只有社会道德的约束了。由于吹不吹在作家，而信不信在读者，吹者可以不必负什么责任，所以，文坛吹风才不绝如缕吧！
尽管作家有吹的自由，可吹，是一种有限度的行为。适当夸张，还能承受，言过其实，就有危险。上海话里有“穿帮”二字，就是专门为“吹”的过度而准备的。我至今不明白，穿破的是鞋帮呢，还是船帮无论哪一个“帮”出问题，都不是好事。鞋帮穿了，就得光脚走路；船帮穿了，弄不好有灭顶之灾。
这就是说，吹是可以的，但要吹得适可而止，吹得恰到好处，那才算会吹。可这个尺度，实在不大容易把握准确。凡吹者，总是缺乏节制能力，总是过之犹恐不及，于是，十吹九穿。因为读者从信，到半信半疑，到不信，到不但不信，反而连该信的也全部否定，是一环套一环的。一旦越过了半信半疑的临界线，吹破了天，那吹家的信誉度就一下子降到零。这也是要敦劝诸位吹家，必须慎之又慎的，吹豁了边，吹穿了帮，就狗屁不值了。
春秋时期，赵国想起用大将廉颇，派了一个使者到魏国去看他。那个使者回来汇报，老将军虽然还能吃一斗米的饭，但一餐饭间，却去了三趟厕所。于是，赵国对他不感兴趣了。所以，北京人喜欢说：“你是吃几碗干饭的！”来判断这个人的实力，恐怕源出于此。对读者来说，也许一下子摸不透某位作家，吃几碗干饭，但天长日久，这位作家吃多少，拉多少，有多大学问，有多少才华，都历历在目。因此，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十万八千里，大可不必先把燕尾服穿得整整齐齐，在那儿等着。当今中国，把自己吹成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成了一种心病的作家，决非一位。一见与此奖有关的人物，马上立正，不敢稍息的样子，是很令人窃笑不已的。
吹牛虽然不上税，但不宜太夸张了，因为吃几碗干饭，别人心知肚明，所以有保留地，适可而止地，不用太脸红地吹吹自己，人家也不好意思揭穿，大概是吹家的最佳的状态了。
阿q站在未庄大街上，说老子先前也曾阔过的。这种吹，不但别人不信，连他自己也未必信的。焦大在宁国府大门口，说太爷跷起一只腿，比你的头还高，这种吹，说的人信，听的人大概也信，但时间地点不对了，同样是笑话。吹是一种语言艺术，作家就是玩语言的，因此更要讲究一点技巧。如果，像阿q那样直露，像焦大那样浅薄，那就太没水平，白当这个作家了。但也奇怪，这些年来，凡文坛吹家，都缺乏***所说的“观念愈隐蔽愈好”的精神，直扑主题，惟恐别人不知道他吹似的，整张脸就显那张嘴。
吹来吹去，也就成了吹八股，说来可怜，不是借重洋人来抬高身价，就是攀附名流以光大门面，花拳绣腿，实在玩不出什么新花样，真让人失望。《唐诗纪事》载：“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以富家子，尚气决，好弋博。后游乡校，乃感悔修饰。初举进士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谓左右曰：‘辇千缗市之。’众惊问，子昂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宣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百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郡。”
这就是写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开唐诗风气之先的陈子昂。他的吹，也真是吹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一不靠洋人，二不靠名流，就靠自己这一充满戏剧性的举动，把自己吹出来了。看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文人的吹，还是局限在小儿科的做法，一无吹的资本，二无吹的技巧，三无吹的才情，纯靠城墙一样厚的脸皮，能不令曹氏父子、陈子昂、李白等先辈遗憾：我播下的是龙种，却想不到收获的是跳蚤！所以，什么该吹，什么不该吹，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
老实讲，国门开放到今天，眼界早已打开，新、马、泰平趟，自费亚特兰大助威奥运，洋人已经无甚稀奇，等闲视之。假洋鬼子手里那根哭丧棒，所贩卖的那些外国文学理论的唾余，更是吓不住人。商品经济的竞争，价值规律的无情，新时期文学的代谢，知识结构的变化，人们经过这番历练以后，已经冷静成熟，那种对于名人的崇拜心理，也在渐渐淡化之中，甚至带有一点不恭。至于一些假充名流的银样镴枪头，无论老的少的，不过徒留笑柄而已。
因此，即使有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洋鬼子捧场，排着队叫好，也不见得就是国际影响。在海外出版了几本书，堆在书店里卖不出去，也不能成为世界级作家。到北欧去一趟，见到北极光，并不等于入围诺贝尔文学奖。上了什么《剑桥名人录》，掏英镑再买若干部，也不等于“天下谁人不识君”。同样不管怎样攀亲搭故，与名流套近乎，也不能由此就跟着同样是家学源渊、学富五车地辉煌起来；不管打出是名流的门生、弟子、亲戚，或者是曾经递茶送烟的侍从等名义，与自己作品的好坏，压根儿没有关系。因为文学既不能遗传，也不会传染。围着名流啃招牌边，涂在自己脸上的脂粉，早晚也要剥落的。
作家的吹嘘，是瞒不住人的。无论用隐讳的，用曲折的笔墨，来表示自己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具有一纸洋人认可的专家鉴定，具有一些读自己作品的外国读者，具有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极大可能性，具有家学渊源或差不多的先天功底，具有和名人、名流、名家的哥儿们、爷儿们的深厚友谊，不用敲门，就可以登堂入室的亲近，也不能由此证明写出来的就是传世佳作，或已经不朽了。
对作家来讲，怎样吹自己，先得有可吹的作品。如果作品够十分，吹成十一分，十二分，像李白那样，“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地狂一下，也许是诗人风流，骚人雅兴。而作品只有三分两分，尚不及格，吹成十分的话，那就是信口雌黄了。
说了归齐，作家的吹，是建筑在他有得可吹的作品之上。作品，这才是第一要紧的事。怎样吹自己，恐怕先要写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来，否则，虽然不吹白不吹，但结果，肯定是吹了也白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