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的时候，曾经拿脑袋去撞过苏州街上的石子，但是这件事却完全不符合我的主导性格。我不知道该怎么给自己的主导性格下定语，而更多的时候我以为我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一有风吹草动便夹着尾巴做人，即使风平浪静，也常常居安思危，庸人自扰。惭愧的是这种忧患意识，似乎并非出自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而仅仅是自身的一种保护屏。所以我想我是绝对不可能拿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子的，不管是温柔故乡的石子，还是别的什么地方的石子。不过石子撞了我的脑袋确是事实，结果是这样的，我从地上爬起来，我说：“姑姑，阿有血。”何止有血，还有一个窟窿！
这个被我叫作“姑姑”的人，其实不是我的“姑姑”，而是我的哥哥，也就是现在许多朋友所认识的在《钟山》编辑部工作的范小天。顺便说一下，把“哥哥”叫作“姑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一个口音问题或者算作方言问题，在这里我再一次为我们的兄妹关系正名。但是我相信今后仍然会有许多朋友对我说“你弟弟”怎么怎么，这只能归功（归咎）于他的性格和长相。小天的性格的主导性，这在我6岁或7岁也就是撞破了脑袋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他临危不乱，镇定自若，飞奔而去，神速归来，并且叫回了一辆三轮车。然后就是我母亲拥着我坐上三轮直奔医院。据母亲后来回忆，到了医院，上了手术台，医生拿一块纱布盖住我的头，留出一个小孔，那正是我脑袋上的“冒血”的窟窿。母亲后来说那真像一只眼睛，她一看到眼睛，就晕过去了。
母亲能说出许许多多关于我们兄妹小时候的故事，我后来对于孩童时的记忆，大部分来自母亲的讲述，但是母亲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了，还有我的外婆，她在我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到我们家来了，我曾经被她怎样地疼爱、偏爱、溺爱过，我是很难写出来的。我总觉得我的母亲和外婆去世太早，这是生活特意留给我的终身遗憾。我并非是要借此悼念我的亲人，我想说的是在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是懦弱的母亲和善良的外婆塑造了我。后来我长大了也是这样。我的生活经历中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当然在三十多年中总会有一些转折，这是难免的。第一次转折算起来应该是在1966年，但1966年这是千百万人经历过的，也是千百万人阅读过的故事。那年我11岁，11岁的事情在此不赘。到了1969年的冬天，我想这也许可以提一提，我记得那年冬天，有一艘小船载着我们全家从城里到了乡下。我们做了几年农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所农中，以此为题材后来我写过一些小说，复设班，一间草屋，一眼土灶，一口大锅，门前就是运河，运河上的船只，很奇怪贫困落后也会是一种诗意。
后来我在县高中毕业，又到另一个地方插队。那已经是1974年。如果能够确认我的主导性格是被动型的，那么，就在1974年以后，有几年时间，我的性格中似乎出现了另一些成分，有了闪光的，鲜亮的色彩，我可以说那时候我确实无愧于铁姑娘队员的称号，在寒冬腊月光着脚下河挖泥，在三伏酷暑从早上3点做到夜里10点，究竟为了什么，现在似乎难以说清。我曾经领导过一个文艺宣传队，威风了一大片的地方（但是我自己从未上台唱过一支歌，演过一段戏，直到现在我仍然不大会跳舞，这也许是我的主导性格所致）。
我曾经不要命地干活，后来终于倒下了，伤了腰。到现在我早已记不清当时的情景，我只记得后来辗转在苏州老阊门的一个角落找到一位推拿老医生，请他治疗。在这期间，我开始在小笔记本上写我的“长篇小说”，写红卫兵与走资派斗争的小说，当然这是不可能写成的。在这前后，我还写了不少古体诗词，在每一首诗中加入一些极为冷僻的古字，比如我写道：东隅未爽蟾宫映，辽囿还宁泛早舟，溘现狼烟升比陲，欻时浩气贯牛斗……
现在如果不翻古汉语工具书，我恐怕解释不清这是什么意思。我留在记忆中的事，好像大多与写作有关，是否可以证明我和文学有一点缘份，这我就不敢说了。
在1977年底，我参加改革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被江苏师院（现为苏州大学）中文系录取，考入这所学校，与我当时的志向是有一些偏差的，但是在代表全校新生发言的时候，我的心中无疑涨满着对未来的自信。四年的大学生活，自己总以为是喜怒哀乐，五味俱全，但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值一提，关键这四年为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打下了较为重要的基础，一是事业，一是爱情。收获最大的，我觉得是一种能量的转换，我的热情、智慧、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以至于基本上是彻底地转向了文学，这应算是一次重要的转折。我从大二开始写小说，大三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已有10年了，其中留校任教有三年时间业余写作，1985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我可以说，对写作的兴趣，同时也令我困惑和不安。
现在在我的内心，有一种畏惧，是对人生，对命运，对社会，还是对他人，我说不清楚，我感觉到这是一种宁静平和的畏惧，我想这种畏惧是文学给我带来的。
评论家说我笔下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这是不是作者的写照呢？这不是。我愿意在我的脸上永远浮着平和的微笑，但这不可能。和友人相聚，以酒助兴，兴之所至，满嘴“感情深，一口闷”、“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的豪言壮语、胡言乱言，三分酒意，七分忘形，哪还有什么平和的微笑；6岁的儿子顽皮之极，面对他的种种“劣迹”，或者面对他的大胆设想新奇创造，只有无可奈何的苦笑。
评论家接着说，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我忧伤吗？我快活吗？我不应该忧伤，朋友说我运气好，我是一个宠儿。如果我忧伤，则忸怩作态。所以我并不忧伤，但我却畏惧。
现在我所能做的，只是记住我的外婆和母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欺人是祸，让人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