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里的“支左”工作队里来了个军人，召集宣传队员们开了个简单的会，先肯定大家这两个月的努力很有成绩，节目搞得不错；又号召大家要再接再励，把节目排演得精益求精；最后宣布说宣传队临时解散，因为县革委会的筹备工作尚需时日，一两个月之内不见得能有结果，大家先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以后听通知集合。

我爸爸回家对妈妈说，当时的情景，一石激起千层浪，姑娘小伙子们惊讶的沮丧的痛哭流涕的，什么表现都有。爸爸说，也难怪，宣传队就是一块磁石，彼此为了一个爱好吸引在一起，冷不丁地撕扯开，心里的那种空，那种疼，外人很难理解。

爸爸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甚至有了泪蒙蒙的意思，唇纹也悲哀地垂下来，显然地他很难受。

我妈把婴儿刚换下的一块尿布拍到他的手中：“拜托，振作点精神，把家里的事情多放一点在心里，你首先是一个父亲！”

爸爸手拎着那块湿漉漉的尿布，两眼望天地摇着头：“唉，壮志未酬身先死啊。”

我爸这人就是这样的，时不时地要掉个书袋。幸好妈妈习惯了，她不搭他的话茬。

我追上了正捏了一块肥皂头往河边走的爸爸，问他：“猫眼叔叔呢？”

“老郭啊--”爸爸叹口气，“他还能怎么样？”

“他会回南京吗？”

“当然不会。”爸爸对我眨眨眼睛：“他现在是恋爱中的人。”

我放了心。猫眼叔叔不走，预示着我还能继续听到他的《星星索》。

我主动申请帮他洗那块尿布。爸爸自然乐得放手。一个在县城里赫赫有名的编导，蹲在河边洗尿布总是不像话。那个码头上只有我和爸爸两个人，我蹲着，他站着，他一手叉着腰，用伟人们挥手指点江山的豪迈气势，指点我如何把尿布先过一遍水，涂上肥皂、搓揉几把之后，再过一遍水，直到无色无味。

如果在这样的夏天，蹲在水码头上，吹着凉爽的河风，半条胳膊浸到水中撩拨着水花，顺便洗涮一点东西，还是很不错的事。

那个去文化馆宣布坏消息的军人没有详细解释当时的形势。形势实际上很糟糕，县里的两大造反派组织为了在革委会里安排人员的问题，协商不成闹翻了脸，冲突又一次升级为武斗。其中的一派组织以工人居多，他们听说大城市的工人阶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已经把机枪大炮拉到街上了，心里就发痒，也要拿起武器给对方一个好看。可是青阳不是大城市，没有兵工厂，也没有像样的武器库。怎么解决呢？好办，不是都有一双勤劳的手吗？没有枪炮可以造出枪炮来啊！县里有现成的农机厂，农机厂既然可以造农机，必然能够造枪炮。这样，农机厂的工程师曹叔叔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外婆一直夸赞说，曹叔叔是我们那个院子里最手巧的人。这是自然的，别的不谈，看看他从前挂在厕所里的那个钢丝拧成的鸽子笼就知道了，鸽笼里那个喂水的装置巧设了机关，只需在笼子外面拉动一根绳子，送水口就会“啪”地一声打开，水盅平移180度，乖乖地送到你面前，你尽可以方便清洗，倒去污脏的残水，换上新鲜清水，然后再拉一次绳子，让水盅回到原位。从前我经常在厕所里看曹叔叔伺弄他的鸽子，每回看见他手指一动喂水口就自动打开时，我都佩服得五投体地。

据说曹叔叔是在造反派的严格督战中试造自动步枪。还真的被他弄成了。几百个造反派成员拥进农机厂，激动万分地等着看曹叔叔试枪。结果乐极生悲，没有开过枪的曹叔叔一不留神碰到了撞针，当时枪口刚好朝下，“叭”地一声炸响，烟雾腾起，曹叔叔“哎哟哎哟”地坐倒在地上，他的脚背被他自己造的枪打出一个血糊拉塌的洞。

曹叔叔后来对我爸爸说，他很庆幸伤的是自己，万一当时他枪口是抬着的，子弹打到了造反派的身上，那他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他不被当场打死，也会被送到牛棚里折磨死。

曹叔叔脚骨被打碎，送进医院做了四个小时的手术，最后那只脚被包扎成一段木乃伊，躺在担架上回了家。枪支到底造成了没有，他就不管了，他再一次躺在病床上当起了逍遥派。有一次他家里人给他打开纱布换药时，我凑过去偷看了一眼。真是可怕，那只脚连同那条腿肿成了紫红色，红得像是烂猪肝的那种令人作呕的颜色。我问曹叔叔疼不疼？他说当然疼，不过他可以逃避造枪了，这是大好事。他说，如果枪真的试造成功，大量生产，满城都有了杀人武器，那会是什么局面？

听他这么一说，我有点怀疑那一枪是不是他故意往自己脚上打的。不过我仅仅是自己想一想，没有去烦恼他。我估计问了他也不会说。这种事情，向来都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

外婆每回起大早去菜场排队买了猪筒子骨回来煨汤，都会盛出一碗让我端去给曹叔叔喝。外婆的逻辑是吃什么补什么，脚骨断了，自然要吃猪骨头来补。

“你说他会不会早就料到有这一天？”外婆神神秘秘地跟我讨论。“他把那些鸽子统统送了人，一个都不肯留，当时我就奇怪他怎么舍得？原来他料到了有一天他会折胳膊断腿自顾不暇。这人真不简单。”这是外婆对他的结论。

外婆整天在家里呆着，她喜欢琢磨人。

爸爸有一天傍晚叫上了我，说要带我去散步。我对爸爸的青睐受宠若惊。我们一高一矮、一前一后地沿着河边走。爸爸不怎么跟我说话，倒是时不时地弯腰往河水里看，脸上还有一惊一乍的神情。我先以为河里有尸体什么的，爸爸走开后我接着探头看，却是风平浪静，水清见底。

后来爸爸干脆把我抛开到脑后去了，只顾着跟河边几个钓鱼摸虾的老头儿搭话，絮絮叨叨问这问那的，还从口袋里掏出烟，殷勤劝抽，火柴都划着了送到人面前。爸爸从前不抽烟的，什么时候染上这个坏毛病了呢？我盘算他跟妈妈之间为这事又要有一场战争了。

回家之后，爸爸花了两天时间，把几根竹子劈成细竹篾，编了又拆，拆了又编的，最终捣弄出几只虾篓子。他把它们系成一串拎在手里，得意洋洋道：“从明天开始，我要做一个快乐的渔夫，专事捕虾，保证你们天天吃到河鲜。”

原来他那天在河边指导我洗尿布，看到水中游来游去的带着鼓鼓一包籽的青虾，脑子里就有了这个念头。他带我散步不过是虚晃一枪，真实目的是揣上一包好烟去跟那些混在河边的老头们搭讪，请教捞鱼摸虾的决窍，顺便了解工具制作的流程。

外婆看了他做的那串虾篓，先有点不屑一顾，说比曹叔叔的手艺差远了去了，后来转念一想，还是给予了表扬：“难得有这份心，你就是捞个王八上来，也算是做老子的尽了责任。”

爸爸委屈地大叫：“你老人家说什么呀？何以见得我就捕不到虾子？你明天只管备好油、料酒、葱姜酱油糖，等着做油爆虾。”

外婆笑得泪花儿直闪：“还真不把自己当外行！”

那天晚饭时，妈妈一个劲儿开爸爸的玩笑，叫我们不要吃撑着，留下肚子明天吃油爆虾。又说，要是虾子太多，是晒成虾干呢，还是分给邻居省点事呢？还说，明天要不要让小米去请老郭？油爆籽虾他一定也爱吃。

爸爸闷头喝粥，不答她的话。从他脸上气呼呼的神色看，他是憋着劲儿要用事实反戈一击的。

第二天上午，爸爸正在家里琢磨如何把饵食做得色香味俱全时，文化馆的郝师傅找到我们家来了，说是县里有人找他，坐在馆里立等着见人。爸爸慌忙起身去洗了手，往短裤头外面套一件晃晃荡荡的人造棉的长裤，跟郝师傅出了门。

我很想接手爸爸的这些钓具，到河边弄回来几只活蹦乱跳的虾子。外婆喝止我：“别动！弄坏了东西，你爸爸回家又有说词了。”我只好规规矩矩坐在旁边，当义务看管员。

一直到中午爸爸才回家。他一眼看见我守着的虾篓和一堆糠皮，愣了一会儿，摆摆手说：“送你了小米，拿去玩吧。”

原来我爸爸因为编写了那台节目，被即将成立的县革委会的头头看上了，他要我爸爸牵头成立一个写作班子，任务就是批判“党内最大的工贼、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兼带歌颂***的正确革命路线。我爸爸推脱说，恐怕不合适，他是学文学出身，纯理性的文章写不好。再说他也不是党员，不知道“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谁。

那个穿军装的中年人阴沉着脸，居高临下地说：“这是你在政治上翻身的机会。”

这句话一说，我爸爸只觉得汗水“哗”地流了一身。他对妈妈解释：“你知道我当时想的是什么？我想，我要是不答应，我们这个家就要分崩离析了。”

妈妈一点儿没有责怪爸爸，她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傻瓜，这事你只能去做，还要尽力做得好。想想你的三个孩子吧，你要让他们顺顺利利长大。”

我不知道爸爸写文章跟我们长大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一点很明确：我很不愿意让憧憬了一整天的捕鱼捞虾的美妙生活成为泡影。我跑到爸爸面前提醒他：“你说过的，你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渔夫。”

爸爸蹲下来，把我的手抓起来贴到他胸口：“小米，知道不知道爸爸心里很郁闷？能不能摸得出来？”

我摇头。

他做出很失望的样子：“我还以为你很懂事了，能够理解爸爸的苦衷呢。”

妈妈抗议：“别对孩子说那些太深奥的话！”

“我不会的。”爸爸申辩，“我只想告诉孩子，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随心所愿。”

“够了，够了！”妈妈一再喝止。“你觉得我们家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午饭刚吃过，赵志刚一头大汗地冲到我家里来，没头没脑地问我：“看见她了吗？”

“谁？”

“那个女疯子。”

我有两天没上街了，不知道外面居然出了个女疯子。

“快走，你一定要去看看。”

“我还要写……”

“一定要去。我和齐小如打了赌，你要去做裁判。”

这个悬念让我兴奋起来，打赌怎么会打到疯子身上？

街上很热，太阳热辣辣的，人们都睡在敞开的大门洞里享受过堂风。狗儿哈啦哈啦地吐着舌头，两眼发直，喘气艰难。猫摊手摊脚地斜卧在荫凉处的青石板上，看见我们走过去，眼皮都不带撩一撩，懒惰得成了精。满街的大字报裸露在正午的阳光下，白花花的一片，如果认真去看，眼睛就会流泪，像刺进了无数根钢针。我注意到大字报上的黑体大字几乎是一致的：打倒党内最大的工贼、叛徒、走资派！这就是说，从明天起，我爸爸的任务就是按照这个内容，不断地写出新的大字报，直到把墙上的每个空隙填满？

赵卫星扯着我脚不停歇地走，经过十字街口，从县政府大院的围墙边绕过去，到了烟酒公司门前的小街。小街上也贴满了大字报，只不过时间久了点，墨迹被雨水冲涮得漫漶不清了，浆糊没刷到的地方，纸张一片片一条条地剥落，鼻涕一样地挂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小个子女人正在掂脚撕扯大字报，“哧啦”撕一片，“哧啦”又撕一片。她神情很专注，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但凡能够撕得下来的纸，一丁点都不放过。碰到粘贴很紧的，巴在石灰墙上的，她就拿指甲去抠，弄出刺啦刺啦让人牙齿发酸的声音。她这样抠纸片肯定不止一天了，因为她的十根手指都磨剩了半片指甲，暴露在外的指尖上的肉红肿溃烂，抓在墙上时，留下一条条触目惊心的血痕。

齐小如和李志远远地站着，脖子伸得像天鹅一样长，心惊胆战地看着女疯子，随时准备着脚底抹油的架势。看见我和赵卫星赶到，齐小如长长地舒口气，不容我喘息地命令我：“快过去看看，她是不是程老师？”

我心里轰隆地一声响。疯子怎么可能是程老师？程老师教我们一年级的语文，把拼音字母读得像唱歌一样好听，程老师怎么会疯？

我被赵卫星和齐小如推着，万般不情愿地朝疯子走过去。她全神贯注地撕着墙上的纸，每撕一片，嘴里就小声地咕哝一句什么。我们三个人往她面前走过去时，她根本不在意，看都不想对我们看一眼。

我嗫嚅了好一阵，鼓足勇气喊一声：“程老师！”

她果真回过头。她的脸上有东一块西一块的污垢，鼻尖上沾着墨迹和血印，眼神既空洞又狂燥，只有一口糯米牙还是雪白雪白的。

从前她经常对我说：“杜小米，我打赌你没有好好刷牙。牙膏被你吃到肚子里了？”

现在她不会这么说了，因为她根本没有认出我。我们--她的四个学生，她一个都没有认出来。

“撕！”她指挥我们。“全撕光！撕光它们！”

我战战兢兢劝说她：“程老师，大字报不能撕，红卫兵要来抓你的。”

她哈哈大笑，“咚咚”地拍着她的胸口：“谁敢来抓我？我怕谁？我是***！谁敢抓我？”

我真的被她吓坏了，拔腿就溜走。赵卫星他们跟着我过来。女疯子就是程老师，这事情已经确凿无疑，可是打赌的双方都不觉得开心，我们彼此面面相觑，心里都觉得压了块石头。

晚上妈妈回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她。妈妈很吃惊地扬着眉毛：“是真的？”接着她叹口气说：“她肯定是被大字报折磨疯的。”

上完了一年级，我们学校就一直停课，所以我不知道程老师被贴过什么样的大字报，她在这一年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变故。程老师曾经很喜欢我，每次上课要请同学造一个结构复杂的句子，她在扫视全班后，照例会请我，我一般都不会让她失望。想到这里，我难过得哭起来，对我妈说：“以后我们班没有老师来上课了！”

妈妈看了看我，吃惊地说：“你怎么会这么想？程老师不上课，还有别的老师啊。再说，老师是每年都会换的，程老师就是不疯，她也不会一直跟班教你们。”

话是这么说，可是没有程老师的语文课是什么样子呢？我心里很茫然。

猫眼叔叔跟我爸爸狠狠地吵了一架。爸爸回来向妈妈汇报说，吵得真翻了脸，他差点儿没动手绑起老郭来。

“天啊，你们两个人那么意气相投！”妈妈正在给婴儿换尿布，这时候停了手。婴儿在她怀里舞手蹬脚地哭起来。

“你猜他要干什么？他要回南京开结婚证明去！想想看，这种时候回去，他不是自投罗网，现成送上门的批斗靶子吗？再说了，结婚要做政治审查，他和小潘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经得起审吗？活生生地把批判目标往自己身上引嘛！”说到这里，他烦燥地来回走两步，突然吼骂一声婴儿：“你能不能不哭了？”

妈妈一声也不响，马上抱着婴儿站起身，摇来晃去地哄她。

爸爸道歉：“对不起，我是让老郭气昏头了。”

“你分析的这些情况，他一点听不进去？”妈妈怕吵了婴儿的觉，小声问。

“听不进去。他说他这些年里飘泊浪荡够了，能有一个敢爱他的人，愿意跟他成家的人，他很珍惜。他说他只要提到一个'家'字，浑身都会哆嗦。”爸爸叹一口气：“恋爱中的人，是不是都有一股子飞蛾扑火的劲？”

妈妈走来走去，轻拍婴儿的后背。婴儿已经在她怀里睡着了。

“如果是这样，”妈妈说，“你拦不住他。”

爸爸把两手张开，做了个无可奈何又痛惜不已的手势。

猫眼叔叔走之前，我到文化馆送他。他在仔细地擦那架老式钢琴，往一块软毛巾上涂一点点透明鞋油，一圈一圈地摩挲，把钢琴外壳打磨得铮光发亮。“帮我看好它，回来我请你吃巧克力。”他笑眯眯地拍拍我的头。

我还想送他到汽车站，爸爸拉住我，朝潘姐姐努努嘴。我明白了最后的告别应该是给他们两个留着的。

猫眼叔叔走后，我莫名其妙地染上一个毛病：没事就喜欢撮起嘴唇，舌尖顶住下排的门齿，吹出“嘘嘘”的哨音。每次我一吹，我妹妹就以为是有人哄她尿尿，很乖巧在尿布上来那么一泡。尿不多的时候，她憋也要憋出一点点来，生怕对不起我的哨音似的。这样，她屁股下面的尿布总没有干爽的时候，气得我外婆赶我出门：“要吹到河边吹去！”

有一天我在河边终于吹出了一个长长的、无比悠扬无比美妙的乐声：“呜喂--”

我狂奔回家，告诉蹲在院子里挖泥巴的圈圈：“听见了没有？我会吹《星星索》了！”

圈圈仰起脸，傻不愣登地望着我。

“《星星索》，猫眼叔叔吹得最好听的歌，你忘了？”

我撮了嘴唇，试图吹一个完整的印尼民歌给他听。可是我憋足了气，只吹出一声“呜喂--”，往下气就漏了，再也不成调子。

圈圈嘻嘻地笑，他以为我是故意像个小丑一样逗他的。

很久很久都没有猫眼叔叔的音讯，我们一家都很惦记他。爸爸念叨着，要是宣传队再集中排练和演出，他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作曲和指挥？外婆则感念猫眼叔叔在“五湖四海”肆虐的日子里为我们家做的一切，她说，小米眼睛被打伤的那晚，要不是老郭背着往医院跑，耽误了医治都是说不定的事。圈圈呢，他有时候会盯着我要求吹“我家的表叔”，可他不知道我天天练习也能吹出来一声“呜喂--”。妈妈没听过猫眼叔叔吹口哨，在她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吹口哨的都是小流氓。她皱着眉毛批评我：“别做出这副流里流气的样子！”

有一天傍晚，夕阳西斜时，忽然有一只鸽子在天空盘旋，然后披着一身金光，扑啦啦地落在我们院子里，昂着脑袋，“咕咕咕咕”地叫。我奔出门一看，这不是曹叔叔那只曾经从北京飞回家的“信鸽王”吗？你看它瞪着那双红玛瑙眼珠四处打量的模样，它在寻找这院子里熟悉和亲切的东西呢。

我赶快到曹叔叔家，报告他这个好消息。曹叔叔一秒钟都不耽误地爬起床，柱一根拐棍，一只脚跳啊跳的，跟着我出门。他远远地站着，不让我惊动了“信鸽王”。我听见他喃喃自语地说：“千里万里，它还是想着这个家啊。”

一扭头，曹叔叔的眼睛是潮湿的，像夕阳中映着鸽影的湖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