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春天，从部队下来了一批干部帮助群众搞运动，名字叫做“军宣队”。在他们的强行撮弄下，全县大大小小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坐到了一起，反复地谈判，讨价还价，答应了联合却又打得不可开交，彼此掳起袖子辱骂，攻击，祖宗八代都被翻出来鞭了尸，最后总算达成协议，决定成立“青阳县革命委员会”。

这是我听见爸爸妈妈躲在他们房间里叽叽咕咕说的话。他们每次说到与当前形势有关的话题，总要把房门关起来，弄出鬼鬼祟祟的样子，也不知道是怕我跟圈圈听见，还是害怕隔墙有耳，被院里的邻居们听见。不过，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因为邻居会告发，我们院里的一个当过八路军的老头儿，就是因为背地里骂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个领导，被邻居告发出去了，半夜里被红卫兵从被窝里拖出来，脸上用黑油漆写上“反革命”三个字，送到了监房里。

我听见我妈妈一连说了几声好。“这下好了，运动怕是要结束了。好了好了，放大家安安心心过日子吧。”

我爸“哈”地一声笑，揶揄她：“你想得美啊！最高领袖都说了，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什么是底？谁都不知道。等着往下看吧。”

我妈妈有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大概是在发愣，在想她的学生们天天都不上课怎么得了。

学生不上课可以，我不上课不行。我的眼睛还不能长时间看书本上的印刷字，妈妈专门到百货商店买来一块石板，在墙上钉个钉子挂上去，规定我每天必须学会写十个生字。

“大写的'贰'是没有一撇的，'威风凛凛'的'威'字必须要加上这一撇！”妈妈每天都用粉笔笃笃地敲着石板，耳提面命。

可是关于汉字的这一撇已经成了我的一个死结，我越是提心吊胆，就越是事与愿违。我经常站在石板前，两手冒汗，两耳轰鸣，心里挣扎和犹豫：要不要加上撇？加还是不加？我仿佛看到我妈那张无比失望的脸，她的脸颊绯红，嘴角用力抿出一个双括弧，为我的蠢笨愚昧而大感愤怒。

外婆心疼我，责怪我妈：“写字要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是我心急，还是他不用心？”我妈反驳外婆。“要不是碰上这场运动，他该准备上三年级了。三年级的学生是什么水平呢？算术要学到四则混合运算，语文要会写三百个字以上的作文。”

“你像小米这么大的时候，帮家里算个伙食账都算不清。”外婆揭我妈的短。

我妈气急败坏：“我早就说过，家里有老人在，孩子永远都教育不好！”

争吵的结果，两个人都为我伤了心，赌气不说话。

捱到第二天，她们又和好了，两个人轮番扒着我妹妹的嘴巴，看她是不是长了口疮，为什么一叼上奶头就要哭。

爸爸接到“军宣队”首长交给他的任务，要他在短时间内组织一台文艺节目，用于革委会成立当日的庆祝活动。爸爸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把这么大的事情交待给他，说明组织上已经默认了我爸没有重大历史问题，可以出来工作，这对我爸来说是喜从天降；二方面，这一台节目不好操持，除了表达欢庆之外，节目内容要有充分的革命性和战斗性，要突出“斗争”二字。可我爸说，他最不擅长的就是斗争，让他写点风花雪月的东西要容易得多。

弄出一台节目，最重要的准备本子。小戏剧、表演唱、三句半、快板书、对口词，这都是比较时兴的节目形式，可是都得有词儿现编出来，套进形式当中。爸爸每天在房间里绞尽脑汁。

他不抽烟，却有个很特别的癖好，思考时嘴巴里要嚼一撮茶叶。每个月在发工资的那几天，我妈允许他为自己买个一两二两茶叶，到月底没钱了，他就只能买茶叶末。茶叶末子泡茶喝的话，算是价廉物美，撮到嘴巴里嚼，有点惨，因为细碎的屑末会满嘴跑，钻进牙缝里，粘在舌尖的上下腭上，嘴一张开，黑乌乌的，吓人。我记得圈圈两岁之前经常被他吓得哇哇惊哭。

他倒背着手，两眼望天，在房间来回地走，嘴巴嚅动着嚼茶叶末，同时念念有词。

锣鼓喧天彩旗飘，锵！

百万人民齐欢笑，锵！

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锵！锵！

--好日子到！

小米你觉得如何？顺溜不顺溜？他张嘴问我时，每一个牙缝黑漆漆的，我慌忙摇头。

“你摇头？不好？”

我又赶快点头。我完全糊涂了，不知道应该点头还是摇头。

他叹口气，抿了嘴，把牙缝里的茶叶末舔出来，又嚼一遍，自己拍着手打节奏，转眼吟出另一段快板书的开头：

春光美，旭日红，

神州大地舞东风，

竹板一打心欢畅，

表一表，革命委员会就是好！

他的思绪像一根飘忽的线，抖来抖去，这里伸一伸，那里探一探，总是不能够头尾相连。他抱怨说，命题作文是最难的，你明明不熟悉这类文字，你知道它空洞，虚假，概念化，跟人类的心灵不亲近，可你不能不勉为其难，敷衍成篇。

他很难受。

猫眼叔叔从瘸子老爹的书摊上租了几本小人书，言明是隔夜归还的，他用一张报纸包着送来给我。

我妈委婉地告诉他：“小米恐怕还不能看太多的字。”

猫眼叔叔“哎哟”了一声，同情地看了看伸长脖子瞄着那些书的我，神情中有尴尬。

我爸正一个人闷在房间里长吁短叹，听见说话声，赶快走出来。

“老郭，”他招呼猫眼叔叔，“来得好，帮我出出主意，弄这些要命的节目，我头都大了。”

我妈提醒他：“嗨，说话注意点政治啊。”

我爸嘻嘻一笑：“跟老郭说没事。”

这时他瞥见了纸包里的那些书，眼睛里像有一粒灯泡被点亮了一样，骤然间光芒四射。“好家伙，贺友直的《山乡巨变》，好东西啊。”

他扑上前抓起书，哗哗地从头翻到尾，而后再翻回头，一页一页细细地看起来。他指着画面上错落的山居民房，感慨说画家要把湖南山村景象画得如此鲜活和丰富，一定是下了大功夫的。他开始发牢骚，说他现在闷在家里编这一套节目，完全是闭门造车，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当过造反派，他一直是被批斗的对象，要求一个革命对象满腔热情地赞颂革命，指导思想上就错了。

我爸越说越激动，吓得我妈妈赶快去关门，关窗户，以免被邻居听在耳朵里，以为他是对成立革委会有怨言。我妈甚至把婴儿抱过来，在她屁股上拧一家伙，让她惊天动地地哭，以此岔开我爸的胡说八道。

猫眼叔叔知趣地告辞，他怕他再呆下去的话，我爸的情绪会失控。

当晚我父母关紧房门激烈地争吵，我妈指责我爸任由坏情绪泛滥，实际上是对自己和家庭都不负责任。我爸回击说，任何人处于他这样的位置上都会崩溃，因为领导对节目的要求和他自己对艺术的要求差距太大，这几乎就是一道鸿沟，无法逾越。

“那你就闭着眼睛跳，死活跳过去！”我妈说。

“跳不过去呢？”

“想想三个孩子，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爸知道三个孩子是一个巨大的责任，他必须正视现实。

第二天，我爸一手搀着我，一手搀着圈圈，去文化馆找猫眼叔叔。他要动员猫眼叔叔参加节目组，负责音乐方面的编排。猫眼叔叔闲着也是闲着，节目组里管吃管喝，大家凑在一块儿热闹，何乐而不为。

私心里，我爸是想在一台节目中多用歌舞，少用说白，这可以减少他的工作量，赦免他绞尽脑汁编台词的痛苦。而多用歌舞，就得搞作曲的猫眼叔叔答应出山，发挥他的音乐天才。

“老郭，”我爸怂恿他，“跟我们玩一盘，好好写几个曲子，过一把瘾。”

猫眼叔叔抓了抓他的头皮：“不是我不答应你，我怕我跟你一样，弄不出那些打打杀杀的东西。”

我爸大包大揽：“不用！打打杀杀我来，你负责小桥流水。一台节目总要有张有驰是不是？从头到尾斗争斗争斗争，观众也烦是不是？你就当轻歌曼舞是味精，你是往锅里加味精的那个大厨子。”

“哪能啊？大厨是你，我打下手。”

“我们之间不必客气。”

“是真的。”

“你答应了？”

“我试试看吧。”

“没说的，老郭，我相信你。”我爸爸豪情万丈地在猫眼叔叔肩上拍了一掌。

我和圈圈在他们眼皮子下面玩得不亦乐乎。我们各自找到一件演古装戏用的道具兵器，你来我往交战激烈。我的这件像一把带长柄的斧头，圈圈的那件是一根蛇头模样的长矛。圈圈不懂得“假戏真做”，端着那根长矛乱舞乱捅，差点儿捅到我刚刚痊愈的眼睛上，我急了，举着斧头奋力去迎战，咔嚓一声，那根细竹竿儿加彩纸糊成的矛断成两截，一半还在圈圈手里，一半掉在了地上。圈圈先撇着嘴，要哭，后来省悟到长矛是假的，又乐了，干脆把手里的半截也扔掉，从道具堆里又找出一把硬纸板糊出来的狼牙棒，呀呀地咬牙切齿冲向我。

爸爸一把抱住圈圈，制止了他的冲杀。“安静点好不好？没见到大人在商量事情吗？”

“小米先打我。”圈圈指证。

我立刻声明：“我是假打，你是真动手。”

“我没有。”

“还赖！”

“我没有赖……”

爸爸对猫眼叔叔摊着手：“看看，这就是我们家里的写作环境！从明天起，我白天回到这儿来上班。”他弯腰点着我们两个人的鼻子：“听见没有？我上班工作，你们不准做小尾巴跟过来！”

猫眼叔叔歪头看着我们两个，笑眯眯的，好像很欣赏眼前的这一番热闹。

中午过后，洗完碗筷，封好炉火，把圈圈哄到床上睡午觉，外婆会有一个短暂的闲暇。她喜欢坐在窗口迎亮处，往肩上披一块旧头巾，拿一只用得铮亮的常州篦梳，慢慢地篦她的头发。

外婆的头发跟妈妈一模一样，短到齐耳根。不同的是颜色，妈妈的乌黑，外婆的灰白。当她坐在窗口太阳光里的时候，灰白就变成银白，仿佛阳光能够穿透那一根根发丝，把它们变得闪亮透明。她举起胳膊，慢条斯理地把篦梳插进头发，不慌不忙地顺着发丝捋过，一下又一下，篦齿间发出“嗤，嗤”的有节奏的声响。她微闭着眼睛，皱纹一根根地舒展着，看起来很专注也很享受。头发被篦过几遍之后，溜光平直，伸手去摸一摸，缎子一样滑腻。这时候，她肩上的旧头巾总会落一层白色的尘屑和头皮，她把头巾轻轻取下后，要拿到房门外抖落好一阵。

外婆篦头发时心情最放松，如果我趁机腻过去，她很乐意给我讲那些古年八代的事。我发现她的记性好得出奇，只要她年轻时候看过的戏，读过的戏本子，都能丝丝入扣地讲出来。她讲过《西厢记》，讲过《牡丹亭》，讲过《六月飞雪窦娥冤》，《包公巧断案中案》。今天她正在讲的是《苏小妹三难新郎》。

“那个秦观喝完喜酒，正要进洞房，却见房门紧闭，院子里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排列着纸墨笔砚，还有三个信封，三个杯子，一个玉的，一个银的，一个泥的。有个穿青衣的丫环走过来说，小姐吩咐了，信封里是三个题目，全部答对了呢，玉杯里美酒三杯，请进洞房；答对两个，银杯里清茶解渴，明晚再考；只对一个，泥杯子里喝清水一口，罚在书房读三个月的书。”

我心急道：“秦观答对没有呢？”

外婆把夹在篦齿间的一络头发扯出来，塞进手边的一个泥罐子里，慢悠悠地说：“听故事不能打岔，你一打岔，我就容易忘。我讲到哪儿了？”

“信封里有三个题目。”

“对，苏小妹出了三个题目要考新郎官。那个秦观心里想，考就考，好歹我也是金榜题名的今科状元，别说你三个题目，三百个我也不怕。”

“什么是今科状元？”

“你又来了，又打岔！今科状元嘛……”

妈妈抱着婴儿从里屋出来换尿布，外婆慌忙用脚尖碰一碰我的腿，改换话题：“看看，掉这么多头发！再过两年，外婆该成个秃头老太了。”

我妈对外婆的小把戏洞若观火，大步走到我们面前，神情严肃：“妈，你能不能不要再讲这些才子佳人的故事？对孩子不好！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代。”

外婆惶恐起来，一副做了错事的模样，解释说，她讲的这个苏小妹的故事，对孩子没坏处，是劝人求学上进的。我妈二话不说，回里屋拿出一本书，拍在外婆面前。

“你最好背熟这本《老三篇》，居委会布置的任务，他们会派人来抽查。”

外婆小心翼翼笑：“我一个老太婆……”

“上至八十老太，下至三岁小儿，谁也逃不过去。”

“瞧，我认字不多……”

“让小米教你。”

我妈甩下这句话就走，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外婆愁眉苦脸地看着我：“小米，可要了外婆的命了。”

我安慰她：“没事，你能背下来。收音机里说，有个七十岁的老太，一个字都不认识，背下了整整一本***语录。”

“她是她，我是我。人比人要气死人。”

外婆担心她背不熟《老三篇》。可是她心里也明白，不背是不行的，一出门到处都有查背语录的人，背不出来就请到边上站着，背出来再走。还有，她上街买东西，营业员开口先来一句语录，她也得张口回答一句语录，对暗号一样，对不上来的话，东西就买不成。

外婆一辈子讲惯了柴米油盐的话，天阴天晴的话，至多加上一些神鬼报应和才子佳人的话，忽然之间强迫她换一个语境，往她的脑子里哗啦啦灌注进去一大批政治名词，她怎么都无法接受。她念***语录，念得怪腔怪调，佶屈聱牙，有时候我听着听着，忍不住地哈哈大笑。外婆把老花眼镜拉下去一点，从眼镜上方无奈地看看我，也跟着笑。

“小米啊，外婆这是八十岁学吹鼓呢，尽出洋相了。”

我告诉她，“白求恩”是个外国人的名字，“白”字不能念成“脖”，念错了就要被人说成是纂改***语录。

“啊唷，那可不得了，我怎么敢纂改？纂改是犯上啊！”外婆对这一点十分拎得清。

她拿手指头点着书上的字，很努力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

还有：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每个字念得都对，但是每个字之间都分开了距离，彼此脱节，互不联系，听起来就觉得上气不接下气，前言不搭后语。

现在外婆没有时间慢悠悠地篦头发了，她坐在窗口的阳光里，花白的脑袋像一个毛刺刺的球，老花镜端端正正架在鼻梁上，《老三篇》规规矩矩捧在手里，一遍又一遍地念书，声音绵绵不断，像永远也扯不尽的纱线团儿。她很苦恼现在的记忆力远不如从前，从前听一遍戏能够从头到尾记住词儿，现在念十遍书都记不住一个字。

“老了！人不能不服老。”她多少有点悲哀地说。

我却一直惦记着苏小妹给新郎官出的三个题。我缠着外婆要求她讲完。可是外婆说，她天天念《老三篇》，把脑袋念成了一只马蜂窝，差不多的东西都从脑子里漏光了，苏小妹出的题目也记不起来了。

“你用劲地记一下！”我眼巴巴地看着她的油光发亮的脸。

她歪头想了好一会儿：“前面两个题目真记不起来。最后出的是个对子：闭门推出窗前月。要新郎官对下联。”

“新郎官对出来了吗？”

“哪有那么容易？容易了就不是苏小妹了。”

“可是新郎官是状元！”

“你别插嘴啊。那新郎官左想右想，看看到了三更，还没有想出压得住苏小妹的好对子，心里急，越急就越是对不出来。苏小妹的哥哥苏东坡出来一看，不好，这对好姻缘怕是要散，他得帮帮新郎官。他就悄没声地拣一粒石子，啪嗒扔到了水缸里。那天晚上有月亮，一缸水映着一颗月亮，本来是团团圆圆的，被石子儿一击，天光月影就乱了。新郎官心里呼啦开了窍，马上拿纸笔写出下联。”

“是什么？”我还是忍不住要开口。

“投石冲开水底天。”外婆得意洋洋吟出这句诗。

我想了想，也没有觉得好在哪儿。我心里有点失望。

“是你不懂。”外婆惋惜道，“你们上学就会念那个白求恩，哪里学过对对子呢？”

现在，文化馆成了一块磁石，我一有空就带着圈圈往那里跑。我们在空荡荡的礼堂里尖声追逐，拿着道具枪杀来杀去，也会把陈旧的戏装翻出来，红红绿绿地披挂在身上，长袍拖地地端着架子走动，我扮演皇上，让圈圈做我的大臣，俯首贴耳地跪在我的面前。圈圈不干，我就会摁住他的肩膀，强迫他跪倒，还要他高呼“吾皇万岁”。人类似乎天生就有征服欲，有权力欲，我有了圈圈做我的“臣民”，心里感到满足。

圈圈跑去找我爸告状，因为我从来都不让他当一把“皇帝”，不公平。我爸正为一句唱词的韵辙烦恼着，不屑一顾地捉着他的胳膊拎他出门，说：“去去去，爸爸有正经事。”

圈圈回家之后就哭哭啼啼找我妈。妈妈问清缘由，大吃一惊：“小米你昏头了！什么东西不能玩，要玩当皇帝？让造反派知道了，要批斗你，抓你坐牢！”

我心虚道：“我们演戏。”

“演戏也不能演这个。演工农兵不行吗？演个兔子小羊什么的也行啊。”

我心里想，演兔子小羊又没有戏装可以穿，谁高兴？

我开始把我的同学齐小如李志他们带到文化馆里玩。看大门的郝师傅尽职尽守，见他们不是“自家人”，把住大门不让他们进。我用一盒火柴做贿赂，把他拉下了水。那时候火柴是要凭票供应的，郝师傅只有一个人的计划量，要抽烟，又要生煤炉，火柴的缺口很大。

“小鬼头们听好了，”郝师傅放我们进门时吩咐说，“第一不能搞坏东西，第二不能玩水玩火。”

其实他吩咐的这几点都不能成立。其一，文化馆里能破坏的东西都被破坏了，窗玻璃几乎一块不剩，门扇摇摇欲坠，电灯只剩一个光秃秃高悬的灯头，想破坏都找不到东西下手；其二，馆里没有井也没有河，吃水还要从外面挑进来，哪里有水供我们玩？火源当然更加不存在，除非去扒郝师傅的煤球炉。

可是，为了让他放心，我们还是点头如仪。

我们在铺上了水泥的院子里滚铁环，拍纸画，抽陀螺，跳房子。开始赵卫星抽陀螺总是赢我们，后来被我们发现了猫腻；他在陀螺的中心点上摁进去一个图钉，转动起来陀螺重心就稳了，怎么抽都不会侧倒。这个发现令我们惊喜，每个人都开动脑筋，在赵氏陀螺的基础上再来技术革新。先是我拿四颗图钉摁在对称的四个点上。齐小如干脆在周边摁上一圈。李志更绝，把陀螺上摁得密密麻麻无插针之地，陀螺像是穿上了一层亮晶晶的铠甲。结果他乐极生悲，陀螺太重了，一转动起来就成了喝醉酒的醉汉，东倒西歪踉踉跄跄，他只好又把那些图钉统统撬光。

我们在一间房子里找到了一张书画家们写字画画用的大条桌，以两盒火柴做代价，得到郝师傅的允许，吭哧吭哧地搬到走廊上，当做乒乓球台。我们拣了几块相对整齐的砖头垒在桌子中线上当球网，各自又从父母手里磨到两毛五分钱，买了一块光板球拍，再共同凑钱买了一个“红星”牌的乒乓球，乒里乓啷开打了。一开始我们发“死球”，就是先把球在球台上墩一下，等它蹦起来之后，再一板子送过网。慢慢地大家就油了，发会高球、擦网球、旋转球。有时候猫眼叔叔和我爸也凑过来跟我们一起玩。可是他们的动作都比较笨拙，只要抽一个长球，他们就干瞪眼，不知道如何飞身去接那个球。要是吊短球呢，他们又来不及往前扑，眼睁睁地看着球在台面上连打几个蹦。

我们都不愿意带着圈圈玩，他只比球台高出半个脑袋，把球喂到他手边他都接不住。可是不带不行，因为他会哭闹，还会回家向我妈告状。我们四个人总是用“拳头剪子布”的办法来确定陪他玩的那一位。输了的那个，慢吞吞地走向台面，慢吞吞地拿起拍子，恩赐般地送出一个球。圈圈要是偶尔接住一个，会兴奋地尖声大叫。大多数时候他就那么张惶地站着，眼巴巴地看着白色的小球从他眼前飞过去，他无比沮丧也无比悲哀。所以我心里又有点怜悯他，逢到我陪玩时，我尽量把球的速度控制得很慢很慢，尽量准确地把球发到他的球拍前。是条狗都能用爪子接住了，圈圈仍然不能保证接得住。这就怪不得我，我已经问心无愧。

瘸子老爹每回看到我们勾肩搭背走进文化馆，就上赶着热情揽客：“小米啊，来看看，又到新书罗。”

我停住脚，转脸问他：“什么书？”

他笑得满脸皱纹颤抖：“好书啊，《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都是打仗的书。”

我不屑：“没意思。收音机里都听过一百遍了。”

“听是听，看是看，不同的。”

“那你要不要钱？不要钱我们就看。”

“嗨，什么话？你爸不就在馆里办公吗？跟他要钱去。”

我一摆手，像个威风八面的将军一样，带着我的人马从书摊前扬长而去。

既然我们可以玩这么多不花钱的游戏，何必白白送钱给瘸子老爹呢？

我爸把他的编导组扩展到了四个人：一个叫仲瑶的阿姨，原先是文化馆里的舞蹈老师，被请回来编舞。一个叫任保家的叔叔（也许我应该叫爷爷），是动作指导。再加上他和猫眼叔叔，绝对是兵强马壮。

仲瑶阿姨矮小精瘦，皮肤黑，脸上生过一个什么瘤，开了一刀，就好像腮帮子生生被人剜去一块似的，猛一看有点吓人。也因为如此，她没有结过婚，是老姑娘。可是当音乐一起，灯光打到她的身上，她的手脚舒展，每一块皮肤、每一组关节都在荡漾、律动、发散时，你马上会忘记她的长相，融入进她的激情和娇媚。你会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最妖娆的公主，最魅惑人的女巫。

任保家叔叔多大年纪呢？大概五十来岁吧。他长了一张大扁脸，脸上的皮肤疙疙瘩瘩不清爽，嘴唇又特别厚，唇边终年到头叼一根烟卷，说话时烟卷不拿下来，随着唇形变换一撅一撅地动，很好玩。他那双眼睛平常总是半睁半闭，仿佛世事与他无关，偶尔睁开，精光四射，你又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过他的观察和解读。他一个粗粗壮壮的大男人，辅导节目时却是学什么像什么。学小媳妇，就扭起腰肢，翘个兰花指，走着扭歌步。学老爷爷，腰一躬，脖子一缩，又咳又喘，颤巍巍的衰老样，活像吹阵风就能刮倒。甚至学那十来岁的小姑娘，他都能憋着嗓门，仰起一张天真无邪的脸，走一步蹦三蹦。我们特别喜欢看他装疯卖邪的样子，小丑表演都不及他逗乐。

我爸和猫眼叔叔还是节目组的灵魂人物。没有他们的台词本子和音乐总谱，仲瑶阿姨和任保家叔叔就没有英雄用武之地。两个灵魂人物经常会争吵，吵起来彼此翻脸不认人。我爸指责猫眼叔叔给《丰收舞》配上了“靡靡之音”，缺乏“革命精神”。我一开始听成了“米米之音”，以为是跟我有关的音乐，后来隐隐约约明白了，是“靡”而不是“米”，我爸是嫌猫眼叔叔把舞曲写得太绵软，节目审查时会通不过。

猫眼叔叔用生硬的普通话争辩：“搞没搞错？这是舞曲，不是进行曲！”

我爸把钢琴盖子拍得嗵嗵响：“丰收舞是劳动人民的舞蹈，劳动姑娘在台上一招一式都要有力度。力度你懂不懂？”

“我只懂得舞蹈的要素是美，美是艺术活动至高无上的境界。”

“老郭你……”我爸急得在房间里团团转，“你昏头，真的是昏头。我这个人已经算是不懂政治了，你比我还要迂，你要把自己迂到死胡同里！照我看，你就是在这里等到了李仁和，你让李仁和给你写了证明，早晚还是躲不开被批斗的命。”

房间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李仁和”三个字像是有魔咒，把他们两个人都套了进去，变得不知所措。

大多数时候，我爸和猫眼叔叔是心平气和的，有商有量的。我爸要是写出了一段意境生动的唱词，猫眼叔叔会由衷赞叹，马上在嘴里哼出一段配得上的旋律。猫眼叔叔在钢琴上敲出一段活泼热烈的音符，我爸也会大声说好，把纸和笔塞到他手里，催他赶快记下来。

艺术是一种奇怪的劳动，有时候需要对立，有时候又需要和谐。可我总担心他们吵得太厉害了，会喉咙疼。或者被围墙外面的人听去了，以为里面在开批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