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举着一根小木棍冲回家，棍子头上挑着一团暗红色的蜷曲的蚯蚓，他大惊小怪地叫：“蛇！快看，蛇！”

我一把抢过他的木棍，连同蚯蚓扔出窗外。“什么蛇啊？是蚯蚓。真要是蛇，咬你一口，你死定了。”

圈圈很惋惜地踮脚往窗外看。“蚯蚓是黑颜色。”他的意思是，他弄回来的东西跟普通蚯蚓颜色有别。

我根本不屑于跟他多罗嗦。蚯蚓不光有暗红色，还有粉红，淡黄，暗绿。四岁的娃娃见识太少，跟他扯不清。

外婆把我妹妹抱在怀里摇来晃去哄她睡觉，信口说出一句谚语：“蚯蚓路上爬，雨水乱如麻。天旱了不少日子了，也该下雨了。”

外婆不喜欢下雨天，一是我妹妹的尿布晾不干，二是我和圈圈没处玩，挤在家里跟她捣蛋，妨碍她做家务。我妈休完产假已经回学校上班了，外婆一个人要带孩子，还要做饭洗衣，每天忙得像打仗。

可是外婆观察天象也有说不准确的时候。前不久的一天，黄昏了，曹叔叔家的鸽子成群地在院子上空徘徊，一圈一圈怎么都不肯落下。我喊外婆出门看，外婆说：“怕是要下雨，笼子里返潮，它们嫌污糟。”结果怎么样呢？曹叔叔扛一架梯子爬到厕所房顶上看，发现瓦檐口盘着一条两尺多长的蛇！是蛇把鸽子吓着了。

我希望外婆这一次的预报同样有误。我跟外婆一样讨厌下雨。如果让我窝在家里跟圈圈下一天工兵棋，我肯定会发疯。

第二天一睁眼，听见窗外雨水落在梧桐叶上滴滴嗒嗒的声音，还有人们穿着雨靴趟水上厕所时的扑嗵扑嗵声。怕下雨怕下雨，果然还是下了。我心里不爽，缩在被窝里不愿意起床。妈妈走过来，隔着被子打我的屁股：“懒虫，今天在家里除了写字做算术，还要负责把圈圈带好，不能给外婆添麻烦。”

妈妈穿了一件米色卡其布的外衫，头发上别着一个两寸长的黑色发夹，脸上刚搽了雪花膏，味道像是桂花香。她的胸脯鼓得近乎臃肿，我知道她是把一块小毛巾塞在衣服里，防止漏奶，把衣服上弄出硬梆梆的奶渍。

“知道啊！”我很不情愿地答。

妈妈用一根手指点着我：“小米，注意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怎么啦？我又不是圈圈的保姆，凭什么要被那个小鬼头缠得寸步难行？要是没有他，别说下小雨，下刀子我照样能出门，头上顶个锅盖就是了。

“你是大哥哥，你的行为举止就是弟弟妹妹的样板，你要处处给他们做表率……”

妈妈无论是教育我，还是教育她的学生，大道理总是一套一套的。我没等她说完，腾地从床上跳起来，外衣都没有穿，跑到厨房里舀水刷牙。雨天的气温有一点凉，我不由自主地打一个喷嚏，含在嘴里的漱口水喷了一地。

圈圈正被外婆摁在脸盆前洗脸，这时候抬起头，咯儿咯儿地笑。他以为我是在表演滑稽小品。

爸爸妈妈匆匆地吃过早饭，双双出门上班。家里只剩下我，圈圈，外婆，还有睡在床上手舞足蹈嗯啊出声的小婴儿。婴儿现在已经能够辩认人脸了，她看到我妈和外婆就张着两只手笑，看到我爸时会严肃地皱起眉，像是研究这个喜欢拿胡子扎她的人是不是可信任。看到我和圈圈，她会把脸别过去藏到外婆怀里，知道兄妹间男女有别、要划清界限似的。

外婆趁婴儿不哭不闹时抓紧做一点针线活，拿一块粉红色小毛巾做成小围嘴。她看见我没头苍蝇转来转去的样子，提醒我说，我可以帮她剪那些“忠”字的纸贴。

那段时间居委会给家家户户下了通知，要在家庭里尽量多地布置***像，贴上红蜡纸剪成的“忠”字。她们组织大家参观了几户“模范家庭”，其中有一个人家突发其想地在房梁上贴了整整一排“***去安源”，看上去像是有一排伟人在半空里腾云驾雾。又一户人家，沿着古色古香的红木床架周边贴一圈红“忠”字，弄得喜气洋洋像新婚床。居委会的人还表扬这些人家会想点子，有创意，对革命忠心不二。

***像可以买现成的，红“忠”字必须买回蜡纸自己家里剪。外婆已经剪了个样子在那儿，我只需要比着样子描出线条，然后剪出字来就行。

剪“忠”字实在不费事，因为它笔划少，简单。我做事情讨厌循规蹈矩，希望多一点趣味，我就发明了“缕空剪”：把红蜡纸的四边留下，中间字的部位掏空。外婆过来看了看，说要是贴在白墙上，就像北方人家的窗花，倒也蛮好看。我再接再励，又发明了在斗大的“忠”字里面掏出缕空的核桃大的小“忠”字，“忠”里面有“忠”，真正地成了艺术品。然后我又琢磨，“忠”字为什么必须是红色的？可不可以拿彩纸剪？可不可以剪出很多小小的“心”形图案，再拼成一个“忠”字？还可不可以……

我忽然觉得不太对劲儿，屋子里安静得让人心里慌。我想起来了，圈圈这半天都没有出一点声。我赶快抬头寻找他，看见小东西坐在墙旮旯里，专心致志地叠着什么东西，身边散落着五颜六色的碎纸头。

我跳起来，脸色煞白地冲过去：“圈圈！”

圈圈举着手里不成样子的三角形：“看，我叠的拍纸！”

我惊慌失措地喊外婆：“外婆快来啊！”

外婆从老花眼镜上面看了看我，不慌不忙起身：“男孩子家，虚张张的干什么？”

我用哭一样的声音说：“圈圈剪碎了***像！”

外婆“啊”地一声，紧走几步过来，立刻也发了呆，看看我，又看看一脸无知的圈圈，半天说不出话。过了一会儿，她蹲下身，飞快地收拾地上的碎纸片，手忙脚乱地送进煤球炉子里，用火钳拨弄着，直到纸片烧得灰屑无存。我看见圈圈手里还抓着叠好的拍纸，一把抢过去，也送到炉火中。

“圈圈啊，跟谁都别说这事啊，千万不能说啊。”外婆把圈圈揽在怀里，反反复复交待。

我帮忙威吓他：“你要是说了，就要被绑出去游街了。”

圈圈被吓住了，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眼泪水眼看着就要往外冒。

外婆拍拍他的背：“好了好了，圈圈记住不说就行。”

结果到中午，妈妈回家给婴儿喂奶，才进家门，圈圈表功一样地迎上前：“我今天剪了***的像！”

我妈魂飞魄散，钉子一样地钉在了门口，活像被施了定身魔法。

外婆把我妈拉进门，返身把门关好，这才细细地说了上午发生的事。外婆一迭声地检讨：“都怪我，我没有看好他。”

我妈到底是当老师的，这时倒镇静下来，一边给婴儿喂奶，一边想着排解这件事的主意。圈圈太小，浑不知事，要是为此打了他骂了他，他心里的印迹会更重，不知道哪天他还会对人说出来，防不胜防。我妈就放下婴儿，找出一张她藏了准备剪鞋样的电影画报纸，展开来给圈圈看。

“圈圈剪的是不是这张画报纸？”

“是***像。”

“不对，外婆和小米哥哥弄错了，是电影画报。”

“电影画报。”圈圈鹦鹉学舌。

过了一会儿，妈妈又问他：“圈圈剪的什么？”

“***像。”他顺口答。

妈妈摇摇头，把一根手指放在唇边，做提醒状。

圈圈想起来了：“是电影画报。”

“很好。”妈妈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儿。

等吃完饭，妈妈再一次突然袭击：“圈圈剪的什么？”

圈圈在玩一支蜡笔，头都没抬：“电影画报。”

完全是条件反射了。

妈妈抬眼和外婆对视，两个人都长长地松口气。

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文化馆成了我们这个县城的万众瞩目之地，成群结队的大爷大妈和姑娘小伙子们有事没事地喜欢往门口凑。凑过去干什么呢？听声啊。美声，民乐，京戏，胡琴，锣鼓，打竹板，敲铜钹……高高低低，粗粗细细，忽而激昂亢奋扶摇入云，忽而又婉啭低徊幽幽咽咽，热闹极了也神秘极了。

郝师傅成了比县长更神气的人，他穿一身格格正正的灰布料子的长裤褂，头发剃成了神气的板寸，右臂上套一个写有“红卫兵”字样的鲜红袖章，脚上是一双崭新的白底黑面的千层底布鞋，看起来比一个月之前年轻了很多。他大张着两只胳膊，老母鸡赶小鸡一样地把人群往外推，一边高喊：“走走走，都走！排练节目有什么可看的？排好了自然有看的时候。”

“看看怕什么？看又看不烂。”有人嘀咕。

“那哪儿行？看进去就拔不出来。”

“听说有个跳舞的，长得比那个白毛女还好看？”

“不知道。”

“卖什么关子啊？七老八十的，还戴个红袖章。红卫兵是你能够自封的吗？你算老几？”

郝师傅得意地拍拍右臂：“不服气？全中国的人都是***的红卫兵！”

这句话一说，就没有人再持异议，一个挨一个地围门而站，等着间或有个把男女演员进出时，眼乌珠儿盯上去看个够。

很多演员在节目排练的间隙中，喜欢借故出门进门，从密密的人群中昂然穿过，享受一番做“明星”的风光。此时的男孩女孩都像天鹅，昂着细长的脖子，冷着俊俏的面孔，踮起前脚掌走路，身体起落间弄出一种弹性的节律。人群里就会有轻微的“啊啊”的赞叹声。

郝师傅这时候更得意。进出的男女演员越好看，他的面容越光亮，鼻翼间冒出来的油脂像太阳一样，晃来晃去闪眼。

他允许我和圈圈进门。每次看见我们从街对面走过来，他就忙不迭地替我们清场开道：“让开点让开点，借光让一让！”

别人还以为来了视察的县领导，扭头一看是我们两个小不点，立刻不服气：“细伢子凭什么进？”

郝师傅理直气壮：“凭什么？凭他爸是编导！编导晓得吗？”

编导是晓得的，我们就顺顺当当地进门了。

文化馆的礼堂分割成了三个排练场，台上一拨儿是舞蹈队，台下左半部排练说唱节目，右半部成了乐队的领地。三足鼎立，互相妨碍又互相较着劲。

舞蹈队八个男孩八个女孩，个个溜肩细腰，眉目传情。他们穿宽松的白棉布的练功服，在仲瑶阿姨的指挥下踢腿，下腰，摆造型。仲瑶阿姨的面孔冷得像石头，不停地发出斥责声：“腰呢？腰是棍子吗？弯不下来？……眼睛往哪儿看？石头珠儿还会动一动呢……”或者说：“想像一下风摆杨柳是什么姿态？你是在跳舞，你不是真的挑了千斤万斤的担子！”

排练说唱节目的演员们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任保家叔叔的冷嘲热讽同样让人吃不消。他大多时候是搬个椅子靠墙坐着，半闭着眼睛听，突然眼皮一撩时，肯定是节目中哪儿出了错。

有个男孩激情澎湃地朗诵诗人艾青的一首《太阳》：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任叔叔撩起眼皮说：“停停停。”

男孩忐忑不安地停住，手足无措地看他。

任叔叔起身，把男孩拉开，站到对方的位置上，咳嗽一声：“我来学一学你。”

他维纱维肖地学起了男孩的神态、嗓音和咬字。原来对方的普通话不准确，前舌音后舌音弄混了。男孩朗诵时，谁也没听出不妥，让任叔叔一学，谬误处被他夸张地放大，变得乡气，滑稽。前后左右一片笑声。男孩不笑，脸红得像他臂上的袖章，如果脚下有个洞，他一定已经钻进去了。

我爸看到这一幕，把任叔叔叫出去说话：“老任你可要悠着点，得罪了这些小神，那不是闹着玩的事。”

任叔叔眼睛一瞪：“我怕他们？我要不是颗金刚钻，就不会揽这个瓷器活儿！”

我爸说不通他，拍拍他的肩，意思全都在这个贴心贴肺的动作里。

乐队那边是猫眼叔叔总负责。乐队成员不是专业出身的演奏家，自学成才者居多，五线谱看不懂，猫眼叔叔只好多费一道工序，把他编出来的总谱一张张地翻译成简谱，再刻写，油印，装钉成册，发到每个人的手里。猫眼叔叔笑嘻嘻地告诉我爸说，他在乐队里不是指挥，也不是监制，是个喂饭的，把乐谱一句句地唱出来，喂给所有人。要是他有一句嚼不烂，乐队里就会有人咽不下。

幸好猫眼叔叔脾气好，无论把那些乐谱咀嚼多少遍，他总是津津有味。每练习一小时，他总要让大家停下来休息，由他来讲解一些基本乐理，讲配器的简单常识，讲各种乐器在乐队中应该起的作用。他大概把眼前的业余乐手当成了他的学生，谆谆教导，乐此不疲。

可是他的那口怪腔怪调的普通话实在太别扭，有时候我躲在旁边听，听着听着忍不住地笑起来。

猫眼叔叔把脑袋转到我的方向，语气柔软地提醒我：“小米，你不可以破坏课堂纪律！”

我们家里的日子一如既往，永远是那样忙忙乱乱，慌里慌张。

放在爸妈房间五斗柜上的旧闹钟依旧是在早晨六点半钟准时炸响，用鸭子一样沙哑的“嘎嘎”声提醒我们起床。妈妈说了无数遍要换个新的闹钟，又始终掏不出价格表上的十二块四毛钱，因为我们家里一直是卯吃寅粮，每个月底的月底要去会计那儿说好话，提前支出下个月的工资。十二块钱是一笔大钱，用来买个闹钟，妈妈的决心实在难下。

闹钟一响，我就必须起床了，不然妈妈会认为我懒惰，不思进取，什么什么的，唠叨个没完。我不希望妈妈对我太过失望。我在心里喊着“一，二，三！”一个鲤鱼打挺爬起来，手忙脚乱穿衣服。还好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我只需穿一件单衣，一条单裤，赤脚套进凉鞋，这省去我的不少麻烦。起码我不至于总是把脚伸进单裤和棉裤的夹层之间。

外婆在厨房里捅煤炉，烧水，热粥。妈妈要给婴儿喂奶。照料圈圈的任务落到了爸爸头上。爸爸跟四岁的圈圈混到了一起，自己就倒退到十四岁，两个人你挠我一下，我偷袭你一下，嘻嘻哈哈，叽叽喳喳，没个正经。要等妈妈忍无可忍地冲过来，大喝一声：“好啦！”爸爸才朝圈圈吐一下舌头，做个鬼脸，让小东西安静下来，乖乖地穿衣穿鞋。

对这一套小孩子的玩乐，我从来不屑一顾。我矜持地拿了牙具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厨房里舀一嗽口杯的冷水（这个天气不必兑一半热水），往牙刷上挤一截花生米大的牙膏，匆匆刷牙。左边三下，右边三下，永远是不多也不少。然后，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地上吐牙膏沫。圆圆的一个环，像杂技团里小狗钻的火圈。弯弯的一条，像猫眼叔叔咧着笑的嘴巴。三角形，那是我和同学玩的拍画儿。

我还是不喜欢跟大人们蹲成一溜排上厕所。实在憋得急了，我会冲出后门到河边去解决。往河中撒尿最爽，你可以看见尿水很急地把河面冲出一个凹坑，凹坑周遭涌出细小的泡沫，而后荡开无数的涟漪，一圈一圈扩散着，一直漾到看不见的地方。早起下河淘米的老太太们会翻着眼睛骂我一声“小畜牲哎！”没有关系，不理她们就是。撒泡尿算什么？在河边洗屎尿布、刷马桶的人多得是。

我最怕的就是早晨这个时候小婴儿拉了巴巴，妈妈要给她换尿布，要打水给她洗红通通的小屁股，如果外婆腾不出手，我就得应召去帮忙。我急急忙忙地端去半盆温水后，妈妈就要命令我拎住婴儿的两只小脚，好让那两片沾满稀屎的屁股露出来，方便她拿一块柔软的小毛巾轻轻擦洗。帮忙拎脚倒不是难事，腻歪的是婴儿常常在洗到一半时作怪，“噗啦”一下子又拉出一滩，而且不偏不倚拉在我刚端来的水盆里。虽说婴儿巴巴不臭，可是眼睛里看着那半盆黄兮兮的粪水，怎么想都作呕。更混蛋的是婴儿这时候会哭，会挣扎，手舞足蹈，劲头很大，我若是一走神，滑脱了婴儿的脚，那就糟糕了，小家伙的半个身子落进水盆里，粪水溅在地上，椅子上，我和我妈的衣服上……哎呀呀，想想看那是何等的窝囊！

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是不是也这么搞怪烦人。人为什么不能生出来就直接进入少年期？那要省掉大人多少麻烦！

一切料理妥当，一家人陆续坐到饭桌上喝完一碗粥，算是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过去了。之后，妈妈拎着一个方形的黑色塑料拎包去学校，学报纸社论，读《毛选四卷》，写批判“走资派”（也就是校长）的大字报，间或有揭发她衣着讲究或者对学生严厉的大字报贴出来，她就要赶紧去看，看完了写出检讨书。我爸爸呢，他原本是个上班闲散的人，那段日子反倒比我妈更守时，八点一过就出门，说是宣传队那摊子等着他去“过节目”。

我爸爸很善于在家庭里表扬自己，有一天喝粥时他问我：“小米你说说看，这个世界上谁最善良而勤劳？”

我马上举出一串例子：蚂蚁，蜜蜂，蜘蛛，甚至还有夜里抓田鼠的猫头鹰，帮大树除害虫的啄木鸟。

爸爸举着筷子摇头：“动物不算，我问的是人。”

人？谁呢？雷锋？白求恩？移山的老愚公？

“死人不算，说活人。”

活人是哪个？我咬着筷头费劲地想。

爸爸指指自己的鼻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嘛，就是我啊！”

绕了一大圈，原来又是夸自己。

我妈很不屑，冷笑说：“编排几个节目算什么勤劳？人家敲锣打鼓成立革委会，干你何事啊？你这叫拿根鸡毛当令箭，替人去做嫁衣裳。”

我爸不同意：“政治是政治，艺术是艺术，艺术里面永远都有真善美。”

“你的艺术越美，你越是给那些造反派抬了轿子。”

我爸委屈地摊开手：“那我能怎么办？我不可能故意把一台节目弄得差，我们几个都做不到。艺术家都是天生追求完美的人。”

我妈冰冷冷地说：“这就是你们这些人的悲剧。”

吃过早饭，在妈妈的要求下，爸爸会带着圈圈去文化馆，留下我在家里写作业。妈妈说，宣传队排节目反正是闹哄哄的，圈圈去了不碍事。而我，我被打伤眼睛后已经耽误了太多的学习时间，我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我妈妈每晚临睡前绞尽脑汁地给我出题目，写在一个本子上，第二天我做完了交给她批改。她看得很认真，无一遗漏地给我指出错误，视错误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要给予惩罚，最后用红墨水端端正正地写上分数。一般说来，我会小心翼翼把分数维系在“80”到“90”之间。超过“90”分，我妈会认为题目太容易了，下一次要增加难度系数，我等于自己给自己的脖子上套绳索。少于“80”分，我妈妈会恼怒，骂我木鱼脑瓜，不肯用心，什么什么的，我还是给自己找难受。权衡下来，“80”分到“90”分之间是最稳妥的状态，出题的人和做题的人都能接受，彼此心平气和。

我妈出的题目是这样的：

造句：不但……而且；像……一样；越是……越要，等等。

连词：把“划动，穿过，飞进”连在一个完整的句子中。

词语接龙：虎口余（

）死存（

）羊补（

）不可（

）涕为（

）逐颜开。

填空：为一篇短文填上适当的动词，名词，或者副词。

每三天写一篇作文：《记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好朋友》。《夏天的气味》……

算术题目也是她自己出。常常会出错，弄得牛头不对马嘴，比如计算我们家饭桌的面积，算出来居然是二十多平方米。我向她指出后，她爽快地承认自己错了，说她不是教算术的，出这种题目不擅长。结果到下一次，她又会出错，让我计算出火车速度是每小时三公里。

妈妈每天回家吃午饭，因为她必须利用午休时间给婴儿喂奶。爸爸和圈圈不回家。妈妈嘲讽地说，大概是宣传队的大锅饭太香了，两个人乐不思蜀了。

因为爸爸和圈圈的“乐不思蜀”，我的心也就早早地飞到了文化馆里。我三口两口地扒完一碗饭，连菜都顾不上挟，吃完扔下筷子就往十字街口跑。这个时候，街面上空空荡荡，黄狗在家门口打盹，老猫在门槛上睡得四脚朝天，满街大字报被日头晒得白花花一片，酱油店里的大瓦缸散发出热天特有的臭脚丫气味。瘸子老爹把书摊挪到了树荫下，可是没有顾客光临，他只能仰靠在一把旧藤椅中假寐，偶尔睡着几分钟，猛然惊醒，很茫然地四处看。

文化馆里的演职员们也都在午休，有的自带草席睡在礼堂角落里，有的趴在自己膝盖上打瞌充，还有些靠墙坐着，女生勾花衫打毛线，男生们小声地交换自己读过的小说故事。

爸爸在文化馆有一间办公室，他把四张桌子靠墙拼起来，哄圈圈睡午觉，自己也陪着睡。有时候临时动议要改节目，他就利用这个时间慢慢地想，慢慢地写，写完再刻成蜡纸，到油印室里印个十张二十张，下午一开工，赶快发出去。爸爸自称他是“世上最勤劳的人”，想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我这时候跑到文化馆，找谁呢？找猫眼叔叔。猫眼叔叔从来不午休，他一个人躲在杂物间里弹钢琴。那架钢琴据说是苏联货，琴键已经旧得泛了黄，堆在杂物间里很久了，音不准，钢丝弦也断了几根。大概正因为旧得不成用，红卫兵懒得造它的反，倒是因祸得福保存下来。猫眼叔叔住进文化馆之后，擦去了琴身上的灰，打开后背盖捣鼓了好几天，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反正能够像模像样弹出调子来了。

学作曲的人，钢琴应该弹得都不错吧？我喜欢趴在琴边上，看猫眼叔叔的双手在琴键上十指翻飞的模样。半音、复调、和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一切一切我都听不懂，但是这不妨碍我欣赏猫眼叔叔弹琴的姿态。他在深度陶醉时，脸是仰着的，眼睛微闭着，长长的眼睫毛翕动不停，像毛蛾子的翅膀。他的嘴巴会小幅度地时张时合，仿佛在跟着乐符轻声吟唱。偶尔他脸颊会抽动，带动他的半张脸都在抖颤，牙关跟着咬合起来，下巴颌绷成一块坚硬冰冷的铁，肩胛骨耸得像小山，头颅和半个身子狠狠地往下压，这是他弹到了乐曲的暴风骤雨处，需要他调动全身心的力量，拿出吃奶的力气去敲击那些白键和黑键。

猫眼叔叔告诉我说，真正的钢琴家，弹完一首激情澎湃的乐曲后，人都会虚脱。

我害怕猫眼叔叔虚脱过去，所以我每逢到琴声激越起来就紧张，手不知不觉地捏成拳头，帮着猫眼叔叔用劲。之后，我松一口气，居然发现自己的心也在跳，刚刚跑过百米赛的感觉。

琴声也会从我的身上抽走力气吗？这真是奇怪的事。

为了猫眼叔叔不虚脱，我还是情愿他弹《星星索》。

“呜喂……风儿啊吹动我的船帆，姑娘啊我要和你见面……”

很慢很慢的节奏，很慢很慢的歌词，猫眼叔叔不张开嘴，用鼻音很慢很慢地伴着琴声哼出来。

太阳光在走廊上白花花地照着，梧桐的枝叶一动不动，一队黑蚂蚁在白墙上爬，空气中有日光的味，灰尘的味，还有钢琴肚子里金属和胶木的味。

猫眼叔叔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一件事：他的朋友李仁和已经从“重犯”牛棚中转移出来了，可能转到了城南小学，也就是关押过我爸爸的地方。猫眼叔叔恳求我带他过去看一看，找机会跟李仁和说上一两句话。

“去嘛，去嘛，去看看嘛。”他像个意气用事的小孩子一样，拍我的肩膀，把我往前面推。“我知道那地方你熟，你带我去。”

我当然可以带他去。除了我爸爸妈妈，还没有一个大人愿意像他这样依赖我。

我觉得猫眼叔叔是个特别的人。他跟我爸爸很投缘，但是两个人的性格特点相差很大。我爸爸比较喜欢人来疯，观众越多，他越是表演得起劲。猫眼叔叔却安静，羞涩，不怎么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比如他来我们青阳寻找李仁和，要是他找关系托托人，帮帮忙，也许在南京就能够打听到李仁和的下落了。可以他没有，他一个人跑到青阳来，每天就那么往文化馆门口一站，守株待兔。哪年哪月才能找到他要找的人啊！青阳人一般不会这么办事情的。

我提醒他说：“我们最好叫上我爸爸，牛棚里有他认识的人。”

他拒绝：“不要，就我们两个人去。”

好吧，就我们两个人去。

我特意带上了我的铁环。去那种地方，我需要手里有一样东西壮胆，这是我的毛病。

他没有见过铁环，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个玩法？我给他做了示范。他接过去，兴致勃勃地试着滚起来。一开始滚得歪歪扭扭，三五步就要重新起头，很快他就上了手，钩子稳稳当当地粘在铁环上，不慌不忙地推着往前走。我发现大人们学一样东西，总是比小孩子要学得快，大概是他们更善于掌握规律和窍门吧。

由滚铁环开始，我对他的童年发生了好奇，我问他小时候在印尼玩些什么？我从新闻纪录片里看到过国家领导人访问印尼，知道那是个炎热又开满鲜花的国家，大人小孩都穿宽大的白衣服，赤脚，住在水边的船屋里。

他笑，纠正我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住船屋，他家里人就不是，他的爸爸妈妈在雅加达做事，全家人住一栋小洋楼，前后都有大花园的那种。

我想像不出来有花园的小洋楼是什么样子。我们青阳县城只有县政府有一座两层楼，可我从来没有上去过，因为我根本进不了那个大铁门。

我又问他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他妈妈是不是也会弹钢琴？

他有点心不在焉，岔开我的话，跳到了我的第一个问题上：小时候玩些什么？他回忆说，好像还真没玩过什么，不记得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东西，因为他爸爸妈妈总是要求他一放学就回家，华人跟当地的人不怎么有交往。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一家常常去电影院看电影。

我兴奋地插了一句嘴：是不是打仗的？

他说不是打仗的，是美国好莱坞的，喜剧大师卓别林的。

他的很多话我都听不懂。不是话语本身不懂，是话语后面的生活超越了我的日常知识，我没有办法在脑子里构建出关于他生活的场景。

我们就这样边走，边说，边玩，很快到了城南小学门口。

传达室里坐着一个穿军装、戴红卫兵袖套的中学生，手里拿了两个五分钱的硬币，正在对着一面小镜子夹他脸上的疙瘩豆，看见我们走过去，一个箭步冲出门，伸手做一个标准的拦截动作：“干什么？介绍信！”

我抬头看猫眼叔叔，期盼他上前交涉。哪知道他的羞涩劲儿又上来了，居然红了脸，伸手把我往前推了一下：“小米，你问他能不能进去找个人。”

当然是不能啦，不用问都知道答案。从前我来见我爸爸时，都是从后墙爬窗户上去。

红卫兵看出我们的犹豫，不客气地走过来驱赶我们：“走走走，军事重地，闲人免入。”

他把牛棚说成是“军事重地”，显得他的职责多么重要似的。

猫眼叔叔在迟疑，又想进去，又不知道如何说服眼前这个牛气的中学生。

我拉了拉他的衣服，悄声说：“跟我走。”

他连忙转身，喜形于色地：“你有办法？”

我一声不响地转身带路。他也就一声不响地跟着我走。我带着他绕过围墙，兜到了我熟悉的后墙窗口。“这儿。”我说。

他左看右看：“这儿没有门啊？”

“你到窗口看看，房间里有人的话，问问他们就行。”我出了这个主意。

显然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他走到窗口，踮着脚往窗户里面看。他的个儿比我高很多，我需要在脚下垫好几块砖头，他一块都不需要。

路边的菜园子里有好大一片蕃茄地，蕃茄正在成熟，有的半青半红，有的已经红得透亮。我很想偷偷摘一个。有一只红蕃茄就挂在我脚边上，我只要一弯腰，蕃茄就能够到我的手心里。这么想的时候，我的舌尖上渗出酸溜溜的口水。

猫眼叔叔过来招呼我：“小米！”

“他在吗？”我问他。

他有点沮丧地摇头：“他们都说李仁和根本没有转过来。”

“哦。”

“不过，也许他刚来，关在另外的哪间教室里，别人还没有见到他。”

“对呀。”我说，“这个学校里有很多教室。”

他好像又有了希望，说他过几天再来打听，到那时候，李仁和有可能就露面了。他还拜托了窗户里的人帮他留意。

“下次还要我陪着吗？”

他轻松地耸耸肩。“都可以。”他说。

我决定陪着。我是个孩子，能为他做的事情仅此而已。

中午，我爸爸破例把圈圈带回家吃饭。外婆看见他们回来，先是吓了一跳，以为圈圈生病了还是什么，摸了圈圈的额头，又看了他的舌苔，才确信没事。而后外婆就开始发愁，冷不丁多了两个人吃饭，她还要另外地淘米洗菜，多出了不少事情。

“妈，简单点，有剩饭炒炒就行，没有剩饭下面条。”爸爸跟外婆打招呼。他眉头微皱着，表情有点凝重。爸爸是个乐天派，我还很少在他的脸上看到这副神情。

爸爸说完话，一头钻进里屋他和妈妈的房间里。妈妈已经先他一步回家，正坐在床边给婴儿喂奶。

外婆有点不满意，对我抱怨：“就这一会儿功夫，两个人还要关起门来叽叽咕咕。”

圈圈张开手，给我看他攥在手里的两个玻璃球。大概是宣传队里的哪个人送给他的吧，他罗里罗嗦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玻璃球一颗是蓝的，一颗是绿的，举起来透着光线看，很像猫眼珠。他生怕我要求分得一颗，炫耀过了之后，马上跑出门去，一个人在院子里玩，拿一颗玻璃球去击打另外一颗。

我心里暗自发笑，觉得圈圈的小心眼儿还真是多。我的文具盒里躺着八颗同样的玻璃球，赤橙黄绿青蓝紫，哪一颗都不比他的差。

我整理了上午写的一篇作文，二十道计算题，两页毛笔字，随时准备着应对我妈的召唤和盘问。可是妈妈今天仿佛忘记我的功课了，她和爸爸一直在小声地谈论事情，我把耳朵支愣起来，隐约听到“李仁和”三个字。这个熟悉的名字让我心里咯噔一声响，莫名其妙地发慌，心里揣了个活兔子一样。我小心把脑袋伸进房门口，希望能够听得清楚一些。

我妈很机警，一抬头发现了我。

“鬼头鬼脑干什么？”

“我……那个……作业……”

“得了，”我妈说，“你从来也没有主动交过作业。偷听大人谈话吧？”

我面红耳赤，僵立在房门口。

爸爸招呼我：“小米你过来。”

我脚步僵直地过去，两条腿像木棍一样。

“有个事，我想……还是告诉你最好。”

他转头跟妈妈交换一个眼色。妈妈低下头，装做看怀中的婴儿吃奶。

“那个……郭叔叔的那个朋友，李仁和，他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不在了是什么意思？我不够聪明，所以不能够很快明白。

“他在关押他的地方自杀了。其实事情已经发生了两个多月，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尸体大概是被红卫兵处理的，没有通知任何人。”

我站着，说不出话。实在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说句什么好。

爸爸站起来，慢慢走到我面前。“小米，你知道郭叔叔到青阳来是为了找朋友的，对不对？”

我点头。

“如果他找不到朋友，他的历史问题没有人证明，回去他就要被关起来，审查。”

我马上想到了李仁和的结局，心里又是一阵发慌。

爸爸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我刚刚跟你妈商量过了，这件事情要对郭叔叔保密，先不让他知道，因为他现在不能回南京，他回去是自投罗网。”

我又高兴起来：“他要是一直找朋友，就会一直在我们这儿住下去，对吗？”

显然我的话太幼稚，因为我爸爸忍不住笑起来。“不管怎么说，让他在我们这儿多逍遥一阵子吧。等时局稳定了他再回去，也许他就逃过一劫了。运动总不会没完没了。”

妈妈补充：“这事我们不会对外婆和圈圈说，我们只相信你。”

我终于弄明白一件事：爸爸妈妈要求我对猫眼叔叔保守秘密，一个大大的秘密。我还明白，如果这个秘密泄漏了，猫眼叔叔的生命安全就有问题了。

好吧，我不会说的，我会像刘胡兰姐姐一样，打死都不开口。

可是，一想到猫眼叔叔的好朋友已经死了，他还一直蒙在鼓里，还在穿眼欲穿地等待着，盼望着，我的心里又觉得不舒服，胸口扎着一根刺一样，总想把它拔出来。

“小米，是你吗？怎么不进来呀？”猫眼叔叔背对着我，坐在钢琴的一侧。他仿佛脑勺上长着眼睛，明明身体没有转过来，却知道来者是我。

我蹑手蹑脚地走进门。从前我来找猫眼叔叔，都是啪嗒啪嗒奔进去的，熟得像进自己家门一样，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怎么了，忽然之间就变成一个彬彬有礼的人。

“快过来，有好东西给你看。”他屁股没动，身体原地转了个向，笑眯眯地朝我挤眼睛。并且他伸出手臂，猴子捞月亮似的，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捞到他跟前。

我这才看到钢琴的正前方还坐着一个人，一个女孩子，乌油油的辫子盘在头顶，额前一排刘海，黑眼珠藏在刘海下，鼻子很挺，嘴唇是厚厚的，显得憨拙而和善。

她朝着我呲牙一笑，有些不好意思。她笑起来很特别，左脸颧骨上有一个圆圆的浅浅的坑，好像笑涡长错了地方，抢头功一样跑到鼻梁的一侧，在嘴唇还没有来得及摆出笑的模样时，颧骨先笑出了花儿。

她是宣传队里敲扬琴的乐手。说实在的我拿不准应该管她叫“阿姨”还是叫“姐姐”。我一般管我妈妈的同事们叫“阿姨”，管她的学生们叫“姐姐”。可是她看上去比阿姨要年轻，比姐姐又成熟。这样一个微妙的年龄阶段难倒了我，我有点不知所措。

还好猫眼叔叔不那么讲究礼节，他马马虎虎地介绍了对方：“小潘。她想跟我学钢琴。”

我心里想，如果一定要称呼她，我就叫她“潘姐姐”。我认为“姐姐”这个称呼跟我的距离更近些，我比较好接受。

潘姐姐伸手摸摸我的头：“小米没有圈圈调皮，我们乐队的人都喜欢你呢。”

这句话我爱听。我立刻认定了扬琴是宣传队最好的乐器，潘姐姐就是最了不起的乐手。

猫眼叔叔这时候已经站起身，拉着我到他的床后，“哗”地一下子拉开了后窗上的碎花布的窗帘，指着窗玻璃外的某个地方：“看！”

他把我的头拨到了某个特别的角度，于是我看见屋檐和窗框之间斜着拉出了一片蜘蛛网，直径有洗脸盘那么大，径纬交错的形状像捞面条的铁笊篱，从中间的一个点开始，一圈一圈往四面扩展，在同一片蛛网上总共织出了四个同心圆。

猫眼叔叔生怕吓着了什么似的，俯身在我耳边，吐气如兰地说：“仔细看看，看到什么没有？”

阳光有一点点偏了西，恰好把屋檐下的蛛网照成一半明，一半暗。明的那半边亮光闪闪，每一根丝线都变幻着五颜六色的光，又好像每一个光点上都凝着一颗微型的太阳。暗的那半边，蛛网呈现出高贵的珍珠色，沉静，安详，不张扬。

除此之外，我看不出蛛网有什么特别处。我外婆喜欢念叨：“蜘蛛张了网，必定大太阳。”难道猫眼叔叔要告诉我明天是个大晴日吗？

“小米你没有看到点子上。”猫眼叔叔摇着头，很失望地：“蛛网上明明织出了一排字母，是一个英文字：爱。你怎么就没有看到呢？”

什么叫“英文”？我一点不知道。猫眼叔叔真是糊涂了，他把我当成了他教过的学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但是我也发现了蛛网上有拼音字母，有一个l--“勒”，有一个o--“喔”，第三个是w的一半--“乌”，最后一个e--“鹅”。我在心里把这几个字母翻来复去地拼，怎么都拼不出他说的那个“爱”字。

蜘蛛竟然织出带拼音字母的网，真的很神奇。我琢磨这个蜘蛛曾经在我们教室的房梁上藏匿了好久，跟着我们一块儿学会了声母和韵母。蜘蛛没有手，没法儿写出来，可是它又想显摆显摆它的学问，就爬到猫眼叔叔的窗外，织出这片网给他看。

猫眼叔叔为什么张冠李戴，一定要说这些字母是“爱”字呢？我想了一会儿就明白了，他小时候是在印尼长大的，那个国家一定没有教过拼音字母。我真为他遗憾。

我本来因为他的好朋友的死，来见他时心里压着个大包袱，被蜘蛛网上的字母一打岔，就忘记了那件悲伤的事。我走过去站在钢琴的另一边，听他给潘姐姐讲解琴键上的音阶和音调，讲正确的手形和指法，间或听他叮叮咚咚弹出一串小河淌水般的音符，心里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