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初春时，上海的造反派夺取政权之后，成立了一个叫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他们集体创作了一封给***的致敬信，是这么写的：我们，上海和外地在沪的全体革命造反派，含着激动的热泪，捧着红彤彤的语录本向您老人家报喜来了！我们把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砸烂了！

上海人带了一个敢想敢干的头，全国的造反派奋起响应。整个春天，一直延续到夏天，我们县里的“砸烂”声不断，学校，机关，工厂，农村公社和大队，都在挖空心思地夺权。

而后，为了谁来执掌新的政权的问题，造反派们打起来了。各派之间先是开骂，再是动手，敲玻璃，砸桌椅板凳，蹬房掀瓦，舞棒弄刀，最后冲击人武部，拖出了枪炮弹药，真枪实弹地对干。他们自己管这样的行动叫“文攻武卫”。

有一天傍晚，菜场附近发生了枪战，子弹噼啪炸响，厕所里的鸽子们吓得咕咕咕一个劲叫唤。外婆是从战乱年代活过来的，比较有经验，她招呼我们不准靠近窗户，怕有流弹飞进来打着了人。天黑之后，她也不准我们开灯，我们一家摸黑坐在饭桌上唏溜唏溜喝完了她匆忙煮出来的粥。事后才知道，那场枪战，总共死了十来个红卫兵，都是高中生。

从那之后，圈圈最怕提到“文攻武卫”这几个字。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他正在嚎啕大哭也好，倒地打滚也好，拒绝吃饭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也好，只要有人在他耳边轻轻一句：“文攻武卫来了！”他的哭声会戛然而止，乖乖地从地上爬起来，乖乖地洗脸刷牙，穿衣吃饭。他一点都不知道“文攻武卫”其实是一个词，不是一个人。他是从大人严肃的面容中，谨慎小心的说话中，明白了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恶魔。

曹叔叔的母鸽子始终没找着。他的神情变得更阴郁，从早到晚都不跟邻居说一句话。他从小贩子手里买来一袋面包虫，一只一只地托在手心里，让他的鸽子们轮流飞落过来啄食。面包虫比厕所里的蛆虫略微长一点，粉红色，有尖尖的脑袋和屁股，蠕动起来会团成一个粉红色的肉球球，很恶心。当它们成百上千地挤在一个纸包里的时候，看一眼头发就发麻。我不明白曹叔叔怎么乐意跟如此丑陋的东西打交道。

有一天我对他说：“那只鸽子不是受伤了，是被人偷走了。”

他不动声色地瞥了我一眼。“我的鸽子认家。它能够从北京飞回来。”

“偷它的人不会放它飞，养着它生蛋就可以。”

他把一只面包虫拈在手指尖，任它蜷曲挣扎。

其实他不是没想到有这种可能性，他不愿意承认就是了。良种信鸽落到别人手里，为人家繁衍后代，这个事实会令他崩溃。

齐小如和赵卫星来院子里找我玩。他们新学会了一种游戏，叫“拍画儿”，就是把香烟壳子叠成三角形，看谁能把对方的那个拍得翻一个面。玩了几盘之后，我琢磨出门道了：香烟壳的份量很重要，拍在地上的力道也很有讲究。赵卫星力气大，他每次拍下一张烟壳子，都会有“啪”的一声响，听着很鼓舞人，其实只把对方的烟壳震出去一巴掌远，并不能掀翻它。要想翻人家的烟壳，得用巧劲，拍下去的时候有一个角度，带出一股斜风。

玩了一个下午，我赢回了五个香烟壳。下回再跟他们玩，我就有了本钱。

我想起去年夏天被红卫兵抄家捆走的那些《电影画报》，那是我妈攒了好几年的宝贝。画报的纸张又硬又滑，挺括得像刀片，要是拿画报纸叠成三角形，去拍他们的香烟壳，那才过瘾。

我妈一直没有给婴儿取名字，她说要等爸爸回来商量一下。当初我和圈圈的名字都是他们随便取的，轮到妹妹，他们忽然就成了认真负责的家长，这让我很郁闷。

婴儿身上的粉红色慢慢褪去，变得白嫩，眼睛睁开来是湛蓝色，清亮清亮的。妈妈把她稍微竖起来一点，让她的小脸蛋对着我和圈圈。“宝宝看一看，这是你的大哥哥，这是你的二哥哥。”

可我知道婴儿刚生下来是看不见世界的，我在一本《简明卫生手册》上读到过。

妈妈怂恿我试着抱一抱婴儿，可我不敢。婴儿的身体软得像豆腐，手指头戳一下都能捣出一个洞，如果我不小心把她伤着了，我妈肯定会当场吃了我。

圈圈很会拍马屁，他把自己的饼干省下来，热情洋溢地送去给妹妹吃。其实圈圈很狡猾，他知道妹妹除了吃奶不吃别的东西才这么做，等妹妹长到一周岁，会吃饼干了，恐怕他死活都不肯开这个口。

城里开始流传一个令人恐怖的消息：有一个叫做“五湖四海”的组织，杀人劫舍，挖心肝抠眼睛，卸胳膊锯腿，总之比从前的土匪还凶残，正在从遥远的地区形成，沿着长江流域扫荡过来，家家户户难逃劫运。

人心惶惶。武斗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现在又出来了“五湖四海”，这日子怎么过啊？很多人家干脆抱了必死的念头，到商店排队，把肉票和副食品票统统换成实物，吃下肚里再说。人死了票还没用完，那才叫不值。还有人家请了木匠回去，加固门窗，赶做顶门杠。杂货店里的擀面杖、笤帚棍、晾衣杆和菜刀锅铲都被抢购一空，拿回家备作武器。每天一到下午四点钟，街面上已经是空空荡荡，都躲回家中了，再胆大的人也不敢单个儿出门走路。

“五湖四海”的人到底什么样子呢？谁都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比见过更可怕。在人们的传言里，那些人身高丈二，豹头虎脸，红眉毛绿眼睛，飞檐走壁，张弓射箭，专门割人的喉咙，一刀子见血。可怜的城里人，把古书中看到的，故事里听到的，脑子里能够想像出来的，一古脑儿加到“五湖四海”这帮人的身上，自己给自己造出了可怕的幻象。

我们那个院子里，每个人家都研究出了好几套“备战”方案。曹叔叔是把菜刀磨亮了枕在枕头下。对面的张局长家，在门框后面吊了一包石灰，匪盗进门，先迷瞎他们的眼睛再说。煤球店里的老王伯伯每晚都不封炉火，把煤球烧红了备着，期望能顶上手榴弹用。

外婆采集众人之长，把别家的方案一一在我们家里落实。她并且自创了一招：上街买来几个热水瓶，每晚临睡前灌满开水，整齐排列在门口，人若犯我，每只水瓶扔出去都是一发炮弹。

妈妈埋怨我爸，骂他当年为什么要听信蛊惑参加那个倒霉的“三青团”？若不是如此，他现在也不会在牛棚里关着，我们家里也不会单留下老老小小担惊受怕。“现在好，他一个人逍遥自在了，我们这个家里一个男人都没有了。”

我建议说，我们家里可以请一个男人回来。

“别说孩子话，这种时候，谁家不是自顾不暇？”

“有啊，”我说，“我们请猫眼叔叔。”

猫眼叔叔一手拎着他的钢丝折叠床，一手拎着藤皮箱。我的肩上背着一只红纱线和蓝纱线交叉编织的网袋，网袋里装着铝饭盒，圆镜子，热水瓶，还有几本书。圈圈先是空着两只手，后来他觉得这样不好，死活要我分给他一样东西拿着，我就把网袋里的几本书取出来，让他抱着走。

我们声势浩荡地把猫眼叔叔的家当搬到我家里。

外婆昨天已经收拾好了房间，把外屋她和圈圈合睡的那张床暂时搬到里屋去，和爸妈的大床并排放置。外屋我的单人小床拖到墙角里，留出中间的一块空地，给猫眼叔叔支他的行军床。外婆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这样行不行？我点头说：“马马虎虎吧。”

瞧，因为猫眼叔叔是我请来的，我在家里的地位无形中得到提高，有了点当家主事的意思。

我妈在生完孩子后头一回走出里屋。她之前猫在床上做月子时，头发乱得像老鸹窝，脸也是洗得马马虎虎，身上总有一股奶水和尿水的味。现在她打扮了自己，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脸上擦过雪花膏，很香，身上还特意换了一件出客才穿的春秋两用格子衫。我喜欢我妈妈打扮清爽的模样。她帮着猫眼叔叔支床，床上先铺上薄棉絮，再铺上蓝白格子的床单，最后把一条崭新的毛巾搭在枕头上当枕套。我妈说：“家里条件一般，郭同志你担待点。”

我妈挺神，才几分钟时间，已经问出了猫眼叔叔的姓氏年龄。

猫眼叔叔笑眯眯地点头，用别别扭扭的普通话回答：“很好，很好。”

我也觉得很好，比他住在地堡里要强很多。

圈圈在十分钟内拜访了院子里的每一户人家，逢人就告知：“我家的叔叔会吹我家的表叔。”

没有人听得懂他说些什么。但是每个人都会顺嘴问他：“哪儿来的叔叔啊？”

圈圈回身一指我：“问小米。”

这个问题要由我来答，这是我妈指派的。她怕圈圈说不好，引出邻居的疑心。经由我的嘴巴说出来的答案是这样：猫眼叔叔是我爸的大学同学，毕业后留在大学教书，现在是逍遥派，趁学校停课出来走动走动，四处玩玩。

那个时候人分三种：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逍遥派是在运动之外游荡的人，不批斗别人，也不被别人批斗，不上班却有一份工资可拿，养鸽子的曹叔叔就是其中一个。我把猫眼叔叔说成逍遥派，邻居们完全认可。

猫眼叔叔大刀阔斧改革了我们家里的备战措施。首先是门框上的白石灰取下来了。他说这东西太危险，万一被家里人撞上了，掉下来砸个正着，那就是灭顶之灾。其次是不再通宵烧着煤球炉。煤球要凭票买，白白烧掉太可惜。最后，他把家里的每扇玻璃窗都用旧报纸糊严了，晚上睡觉关好窗户，外人要想进攻，看不清房间里的虚实，下手之前就得掂量掂量。

他还敦请外婆出面，把院里各家各户召集起来开了一个民主协商大会，排出了一周七天的值班表，每晚出一个男人看守院门，有事鸣锣，其余人放心睡觉，听动静再起身，抗敌于院门外，什么都不耽搁。

外婆说：“瞧，有个男人就是不一样！之前我们这一家子像什么嘛？热锅上的蚂蚁噢。”

这是我的功劳，我请回了猫眼叔叔。

晚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着桌子吃饭。因为来了客人，稀粥之外，外婆特意摊了两锅葱油饼。把面粉调成薄浆，搁点盐进去，铁锅烧得滚烫，拿草把儿沾一点豆油沿锅圈一刷，面浆沿着锅边缓缓倒进，拿锅铲摊开，在完全凝固前撒上大把葱花，再浇一层薄油。饼子烤透了，铲出来成一个锅底形状，底焦面软，油香扑鼻。做这样的葱油饼，不费面，费油。油票每人每月才发四两，摊一锅葱油饼，半两油没了，所以外婆轻易不肯出手。

也因为来了客人，圈圈头一回表现得温文尔雅，在香喷喷的油饼上桌之后，努力把脑袋转到旁边，装做没有看见。之前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盯着他，怕他冷不防地伸手抓饼。他不是没有干过这么丢人的事。

我妈非常满意圈圈给了她面子。她笑吟吟地、得寸进尺地说：“我希望圈圈以后的每天都能像今天一样懂事。”

她对我的要求则是：“小米要照顾叔叔吃好。”

可是她自己呢，因为格子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小了，胸脯紧绷绷的，奶水就被勒了出来，透过内衣和毛线衣，洇出两团茶杯口那么大的奶渍。我妈发现外婆的眼睛朝她胸口看，也跟着低头看看，脸上一红，说：“哎呀，不好意思。”

猫眼叔叔回答：“没有关系。”

接下来，很自然地，我妈问到郭同志有没有孩子？猫眼叔叔说他连爱人都还没有，他的华侨身份让很多女孩子望而止步。我妈跟我外婆对望，眼睛里都起了同情，好像在说，啊呀，可惜了。

“郭同志你吃！”外婆手忙脚乱地，把一整盘葱油饼拉到猫眼叔叔面前。

九点钟，全院子的人家都进入了睡眠。糊上报纸的窗户昏暗一片。窗外的一棵香樟树被风吹得摇来晃去，树枝时不时地刮擦玻璃，像有人在故意抓挠。青蛙在这个时节总是叫得格外烦人，呱呱呱呱扯破喉咙一样。外婆说这是公青蛙在叫唤母青蛙，它们想怀孩子了。

我对面的钢丝床吱吱扭扭地响着，猫眼叔叔小心翼翼地翻身。我看不清他的面孔，但是能看见他的两粒眼珠，它们真像猫眼一样能微微发光。

我轻声唤他：“猫眼叔叔！”

床架子又响一下，他抬起脑袋看我：“没睡着？”

“讲个故事吧。”我要求他。

他嘿嘿地笑，说他讲不好。后来他又说，好吧，就讲一个吧。他讲了一个《莴苣姑娘》。

从前有一个妇人，吃了巫婆花园里的莴苣后，生下一个女儿，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孩，名字就叫“莴苣”。巫婆把女孩抢走，关在一个高高的塔中，这座塔没有门也没有楼梯，每当巫婆要上去时，就在塔下唱一支歌：莴苣，莴苣，垂下头发，接我上去。她一唱，莴苣姑娘马上松开发辫，把金丝一样美丽的长头发垂到塔外，让巫婆爬上去。有一年来了一个王子，被塔里姑娘的歌声打动，也学着巫婆的办法爬了上去。王子和姑娘一见钟情，双方约好，王子每天来见姑娘时，都带一根丝线，等丝线攒够了，姑娘用它编一架梯子，然后爬下去，远走高飞。可是巫婆发现了，剪断了姑娘的长发，赶她到荒野中。王子找不到姑娘，悲痛地从塔顶跳下，掉进刺丛中，扎瞎了双眼。他从此以野果为食，每日在荒野流浪，寻找他的爱人。有一天他忽然又听到熟悉的歌声，不顾一切地奔过去，莴苣姑娘认出王子，抱住他痛哭，眼泪流进王子的眼睛，瞎眼立刻复明。王子看见了他心爱的人，还看见了莴苣姑娘为他生的一对双胞胎儿女，他们手拉手回到王子的国家，从此快乐生活。

猫眼叔叔的这个故事驱走了我身边的睡魔，我开始浮想连翩，脑子里出现了一片月光下的荒原，荒原中耸立着白色的高塔，美丽的女孩子从窗口探出头，她的长发拖垂到塔底，金光灿灿，她一边唱着歌，一边等待远方的王子到来。这样的场景就像一幕电影，而我紧闭的眼帘就是银幕，只要我的脑子转动，放映机就工作了，我清清楚楚看到了被我想像出来的一切，它们无比生动，连续不断。

妈妈也给我讲过故事，她讲的是海娃送鸡毛信，高玉宝的“东家”半夜学鸡叫。外婆喜欢讲吝啬老财和聪明长工，还有法海和尚如何跟白娘子斗法。

猫眼叔叔的故事跟所有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他描绘出来的是另外一个世界，遥远，陌生，带着悲伤的气息，又温情得让人落泪。

白天，他允许我陪同他去文化馆门口等他的朋友。我紧紧拉着他的手，穿过喧闹的菜场，冷冷清清的大街，走向十字路口。一路上他会不断地停下来看两边墙上新贴出的大字报。开始我以为他是对大字报的内容感兴趣，后来我才知道，他仅仅希望能够从那些打上红叉叉的名字中找到“李仁和”三个字，这样的话他就能判断出来朋友的下落。有时候我们会碰到敲锣打鼓的队伍，那些人扛着横幅，挥动彩旗，喜气洋洋地高呼口号，宣布某个“革命委员会”成立。幸运的时候，队伍里还能看到打腰鼓的，舞花环的，踩高跷的，耍莲湘棒的，他们一律描着斜插到鬃角的粗眉，眼睛画得乌黑溜圆，脸颊上打两团朱色腮红，嘴巴红艳如血，穿滚边的中式袄褂和裤子。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全身心地陶醉在激情和喜悦当中，对我们这些旁观的路人不屑一顾。

也有让我们心惊肉跳的时候，那就是从旁边的巷子里忽然钻出一队衣衫褴褛者，个个灰头土脸，不是戴着高帽，就是挂着木牌，低眉垂眼地走着，沉默得像一群石头。他们要被押送到某个会场，去接受批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羞辱。

猫眼叔叔把身子侧过来，有意无意地挡住我的视线。他以为我会害怕。其实我爸爸被涂上黑手游街时，我在队伍后面跟随了很久。不夸张地说，我对这一切已经习已为常。

文化馆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单位，馆长和馆员--包括我爸，统统都进了牛棚，馆里只剩下看大门的郝师傅，他现在同时兼任总管、保安、清洁工、木工和电工。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把前后几进的院落料理光鲜的，所以他只能任凭灰尘厚厚地堆积在走廊和窗台上，鸟儿们从破碎的玻璃窗里钻进钻出，在废纸堆里排泄和做巢。

我找到了正在后院里生煤炉烧开水的郝师傅，直通通地问他：“那个……郝师傅，李仁和回来了吗？”

郝师傅的耳朵有点背，他问我：“哪个？”

“李仁和。”

“你都问过几次了。”他不怎么耐烦。

“最后一次！”

“哈，你以为我相信你？”

“真的最后一次。”

明天再来的话，我还是会说“最后一次”。我一点儿都不介意自己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问什么问啊？”他发牢骚，“这么大个文化馆，一根人毛都看不见。人都哪儿去了？我还想找人问问呢。”

他迟缓地转身，把屁股对着我，拿一把破扇子呼啦呼啦地往炉门里扇风。

猫眼叔叔远远地看着我和郝师傅对话，他说我在开口之前应该加一个“请问”，结束的时候要说“谢谢”。我在心里默默地重复了这两个词，感觉有一点古怪。从来没有人这么教过我，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次能不能鼓起勇气说得自然。

我带他去参观文化馆的小礼堂。礼堂的两扇木门都坏了，门轴掉落了一半，门板歪着身子摇摇欲坠。窗户上原先挂着紫红色的丝绒窗帘，现在干脆连窗框都不知了去向。小舞台上堆着墨汁桶，巨大的毛笔刷，破损的红布横幅，写了一半又废弃的大字报，只画了一只胳膊的怒目圆瞪的造反派英雄。我告诉他说，我上幼儿园大班的那一年春节，在这里玩套圈圈的游戏，赢过一个无锡泥人，是个胖阿福，穿红肚兜，头顶上留一撮桃子形的头发。

“阿福呢？”

“被我弟弟打碎了。我妈说他是破坏精。”

他大声地笑，把躲在墙角里梳理羽毛的两只鸽子惊得飞起来。我发现在礼堂这样高大宽敞的空间里，笑声会放大，听上去像是好几个人同时都在笑，声音和声音之间亲密无间。

晚上临睡前，我去厕所小便。有几颗石子落在屋顶上，顺着瓦片滚动，哗啦哗啦地响。鸽子被惊动了，一只接一只不安地站起来，咕咕地叫唤着，脑袋转来转去，寻找危险从何方而来。

曹叔叔碰巧也来上厕所，听见屋顶响动，怀疑有人要对他的鸽子下手，迅速冲回家，抓了一把手电筒，打开后院门，往河对岸照射着。“谁？”他喝叫，“想干什么？”

我好奇，提了裤子跟过去看热闹。曹叔叔的身子铁塔一样堵着半开的门，我看不见前方的情况，拼命把脑袋从他肘腋下面探出去。一瞬间，仿佛有人一拳头用劲打在我的左边眼睛上，我只觉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下意识地、撕心裂肺地叫起来。

是对面有人在对着我们院子射弹弓。曹叔叔的手电筒一开，恰好成了目标，一颗铁弹子准确地击中我的眼睛。

我当时丝毫没有觉得疼痛。也许是恐慌，也许眼球麻木了，痛觉丧失，总之我那时的全部念头就是：我的眼睛瞎了，永远看不见了，我是个瞎子了！我跺着脚，拼命地叫，惊恐万状。我下意识地用一只手捂住左边眼眶，感觉手心滚烫，而且手捂住的部位在迅速肿大，膨胀，把手心挤得很满。

意识模糊中，感觉有脚步声冲过来，有人问了曹叔叔一句什么，立刻就把我抱起来，吩咐紧跟在后面的另外一个人：“快走，上医院！”

这个人走得很快，几乎是在一路小跑，我在他怀中颠动不停，下巴一个劲地撞击他的肩胛骨，有几次差点儿咬了自己的舌头。他不断地催促后面跟着的人：“快一点，快一点。”我听出来他是猫眼叔叔，跟在后面的是我妈妈。我妈妈当时已经吓得三魂丢了两魂，所以脚步踉跄，走得跌跌绊绊。

我的眼睛火烧火燎，一个劲地流出眼泪，无法睁开。我听到妈妈在后面颤抖着声音喊：“小米！小米啊！”我很想答应她，可我的眼睛太难受了，占据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我不想开口，一句话都不想说。

无影灯“嘭”地一声打开，隔着紧闭的眼皮我能感觉到灼热明亮的光线。戴着胶皮手套的冰凉的手指摸在我的眼眶四周，酒精药棉的水滴在我的鼻尖上，痒丝丝地流到脸颊。一个女医生温柔的声音：“小朋友不要动啊，给你打一针麻药。”眼睛上方的什么地方突然一麻，整个的半边脸都开始发胀，发木，像是皮肤里面有东西硬生生地往外挤，每一个毛孔都被堵死，不能呼吸。

进来了另外一个男医生，问女医生说：“怎么样？”

女医生回答：“还好，是眼睑部位破损，晶状体正常。要缝合几针。”

她开始不停地问我：“这里有感觉吗？这里呢？这个部位？”

她大概是在拿针状的物体刺我的眼球。可我一点儿都不疼，不疼。

一块满是酒精味道的布料盖到我的脸上，遮住我完好无损的那只右眼。左眼皮被什么东西撑开，死死地固定着一个姿态，无法眨动。我听到细细的针和线穿过我眼球的嗤啦啦的声音，跟我外婆缝棉被时用劲拉线的声音一样。医生的脸庞向我靠近时，皮肤上的气息是热呼呼的，闷在口罩里的呼吸声是粗重而有节奏的。我不能确信缝合我眼球的人是男医生还是那个女医生，隔着口罩和白大褂，他们性别不清。

我睡着了。温暖的海水浸润我的腰背和四肢，我像鱼儿一样呼吸和漫游。我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意外地看见爸爸坐在我的病床边上。我的左眼被纱布严实地裹住，只有右眼能够勉强睁开看人。眼前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有一层彩色的纱网罩在我眼前，眼珠一动，纱网就急速地变幻色彩和图形，像是万花筒扣在我的眼眶里。我弄不清此时看到的一切是现实还是梦幻。

“爸爸！”我急于确定身边这个人的真伪。

“别动，小米。”他按住我的胳膊。“你要安静地躺着，眼睛闭上，休息。”

“我的眼睛会不会瞎？”

“怎么可能？你很幸运，弹子儿没有碰到瞳仁。”

“那你为什么会来？”

他嘿嘿地笑着：“沾你的光，提前放我出牛棚了。”

“那就是说，我可能会瞎。”我很悲伤。

“没有的事，医生说保证不会。”

我闭上眼睛。眼睛睁久了就酸酸地疼，左眼的缝合处也很难受，像是被一根线吊得死紧，动一动就牵心牵肺。

护士进来给我换药，把我脸上的纱布揭开，扔到废物盘中，拿镊子夹了酒精棉球在我整张脸上擦洗一遍，再换一个新棉球，重点擦左边的眼眶。

爸爸凑过来看我的伤口。我的眼睛肿成一个熟透的水蜜桃，他完全看不见眼睛里面的情况。

“还要挂几天水？”他问护士。

“起码一星期。绝对不能让眼睛发炎。”

“将来外观会有影响吗？”每个父母都关心的问题。

“不会吧……”护士迟疑着。“我说不好，你该问医生去。”

我爸爸不敢问医生，他害怕听到肯定的回答。

护士把一块崭新的纱布盖到我的眼帘上，上下左右用胶带固定。新换上的纱布凉凉的，眼睛比刚才舒服了一些。

外婆不让我自己吃饭，她坚持要喂我。她把我的枕头垫高一些，托起我的后背让我坐起身，还拿一块毛巾铺在我胸口。

我又回到了婴儿时代，嗷嗷待哺。

眼睛微闭着，嘴巴机械地张开，咀嚼，吞咽。外婆做了什么饭菜？不清楚，我嘴巴里没味道，吃不出来。肯定是好东西，有营养、能够帮助伤口恢复的东西。不知道圈圈有没有垂涎欲滴？

“多吃点，眼睛才能好快点。眼睛很要紧的呀！少了手脚都没事，眼睛要是看不见，没个活头了。”

外婆的话里有两个谬误。其一，吃多吃少跟眼睛好坏并没有直接关系，食物只能让身体强壮；其二，手脚跟眼睛相比，谁更重要？要看怎么说了。因为我伤了眼睛，手脚却完整，外婆才有这种感慨。如果这回我伤的是手脚呢？老人家还会这么说吗？

可我不想反驳外婆，我喜欢她在我身边唠唠叨叨。之前外婆的关注点在婴儿身上。再之前在圈圈身上。我是以一只眼睛的代价换来了外婆的溺爱。

吃完了饭，外婆从医院锅炉房里打来热水，给我擦洗身体，换内衣。飘在我眼前的外婆的头发是花白色，发丝又细又软，随着她身体的动作颤颤巍巍。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被外婆搂着睡觉了，不知道她的身体是不是仍然松软如发糕？我嗅到她身上的气味跟从前一样，混杂了饭、菜、油、肥皂、炉灰、火钳、抹布、砧板种种的芳香和苦辛。

我妈妈不愧是中学老师，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辅导我的功课。她抱着一本《成语词典》，鸭子填食一样把那些四个字的成语灌进我的耳朵。

“你不用睁眼，我说，你听着就行。”

好吧，我听着。

“风字头的：风尘仆仆。风餐雨宿。风花雪月。风驰电掣。风卷残云。……”

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念经，我昏昏欲睡。

“小米！小米！”她喊我。

我睁开眼睛。她俯身看着我，眼睛里有怜悯。“你怎么一碰到功课就要睡觉？现在是你学知识的最好的年龄，大人搞运动，跟小孩子无关，要是你跟着耽搁了，将来一辈子后悔。”

我才不会后悔。又不是我一个人不上学，齐小如李志他们不都在家里玩吗？

“那好吧，”她叹口气，“成语听烦了，我们来背书。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怎么样？”

我草草了事地一口气背出来：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她有点生气：“我知道你是在敷衍我，这么郎郎上口的格律诗，被你这么一背诵，成什么样子了？真是糟踏了李白的诗名。”

“我眼睛疼。”

她立刻又慌了，伸手轻轻在我左眼的纱布上摸了摸：“是怎么样的疼？跳着疼还是牵着扯着疼？要不要我把医生叫来？”

我冷不防地问了她一件事：“'五湖四海'来了吗？”

她傻愣愣地看着我：“什么？”

“'五湖四海'，就是要割人喉咙的。”

她长出一口气。“怎么想起来问这个？没来。不会来了，院里的联防组都解散了。”

“猫眼叔叔还在我们家吗？”

“不在了。你爸找了文化馆的郝师傅，腾了个空房间让他先住着。李仁和的朋友嘛，李仁和不在，馆里就要负责招待。你想见他？”

我点头。

“那天晚上多亏他！”妈妈仰起头，回忆起了那晚家中的混乱和恐慌。

他还在走廊上，我就知道他来了。他是故意地用口哨声通知我。吹的不是乐曲或者样板戏，是好几种鸟儿的鸣啭声。医院的窗户外面只有麻雀和乌鸦，如此清脆宛啭的鸟鸣一定是他吹给我听的。

“猫眼叔叔！”我大叫，一面摸索着下地，急急忙忙出门。

他迎上来抱起我，把我送回到病床上。“老实点儿，小家伙，你的眼睛还不宜站起来走动呢。”

“谁说的？”

“我刚刚问了医生。”他很得意地看着我。

我抱怨医院里太没意思，不能看小人书，又不能画画，什么都不能干，比死了还难受。

“那可不见得，你没有尝过死的滋味。”他一本正经。

他给我带来了我从没见过的一样东西：一块金纸包装的钱币形的巧克力。它看起来像是女人放在包里的小圆镜子，扁扁的，亮光闪闪的，金纸面上隐隐约约能够照出我的“独眼龙”模样。

“是什么？”我拿着那东西问他。

“拆开看看。”

我小心地拆开一道边，里面露出黑乎乎的肥皂块一样的东西，嗅一嗅，有芳香的甜味。他示意我掰一块放进嘴巴里。有一点点苦，又有浓郁的奶香和焦糖的香，没等我用舌头去搅和，自己就融化了，留下丝绸一样的滑腻。

“吃吧，是巧克力。”

我舍不得吃。外婆和圈圈都没有尝过这种好东西，我要带回家分给他们。

“吃吧，还有一块。”他变戏法一样地，手心里亮出来第二块。

惊喜也要分两回哦！

他告诉我他最近在干的事。他不能逍遥太久浪费时光，所以一边等着李仁和回来，一边创作一部交响曲，因为他发现文化馆里居然有一架钢琴！有了钢琴，作曲就如虎添翼了。德沃夏克知道吗？捷克作曲家？他写了一部《新大陆交响曲》，你听听啊--思故乡，思故乡，故乡在远方……很棒吧？你觉得怎么样？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大概忘记了我还是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县城里的小学生。

“我写的这部交响曲，吟颂的也是大自然，自然和劳动创造。一开始用长笛，很遥远很遥远的声音，从远古走出来一样。然后提琴加入，原始人类的歌吟。篝火点燃了，舞蹈和狩猎开始，庄稼在焦渴中艰难地生长，狂风暴雨试图摧残一切，可是人类不会被打倒，文明总是在向前，脚步声咚咚地敲打在大地上，像巨人心脏的跳动……”

他终于注意到了我的不知所措的表情。我的一只眼睛蒙着纱布，另一只眼睛勉强睁开一半，头歪斜着看他。我如果把脑袋放正，他的半个身体就会被纱布遮住，变成一个残缺的人。

“小米，对不起……”他道歉。

干吗要对不起？我喜欢他说话的表情，他用的这些陌生的词汇，他的咬文嚼字的口音。这比我背成语和古诗要有趣得多。

一周之后，我的眼睛拆了线。又过一周，纱布也拿掉了，我可以四处走动，望望呆，跟圈圈下几盘很无聊的工兵棋，在曹叔叔打扫鸽笼时，帮他站岗，劝告人暂时不要使用厕所，以免呛进鸽粪中的微尘。

我眼前总是有无数灰尘浮动，有时候像是有小虫子在飞，还有时候出现红色和金黄色的光晕，一个圈套着一个圈，转动和变幻。仅凭这一点，我相信我现在活在童话世界里，一切都匪夷所思。

医生告诉我父母说，这是因为我的眼底还有出血点，我还要等待更多的时日才能完全复原。

我跟外婆和圈圈分享了一块巧克力。外婆不习惯巧克力的苦味，说她宁愿含一块上海产的牛奶糖。圈圈倒是喜欢，可是他吃得太急，一口就咽进肚里了，我估计他根本没尝出什么味道。他踮起脚，让我把嘴巴张开给他看，不住声地问：“还有吗？还有吗？”我把所有的口袋都翻出来给他看--的确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