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水除了政治学习和传达文件要去社科院外，平时基本上都是呆在猪圈里赶写书稿，遇到资料阙如的情况就骑车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每月六百多块钱薪水除了维持房租水电买米买油盐外，他要寄一百块给乡下的母亲，然后再存上二百元。如果按此存款速度，要交齐四万八千块钱建房集资款，需要二十年时间。二十年后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是很难预料的，历史学重要的是研究过去，将来是属于未来学的，未来学在美国很时髦，他们将下个世纪的中国预测得非常可怕，但美国人并没有预测到张水二十年后的住房及学术情况。张水身上有着强烈的农业文明的烙印，他对物质生活极其容易满足。但书商钱埂批评他说，“这个世界是这样设计出来的，容易满足的人往往得不到最基本的满足，应该满足了的人却往往永远不知足。你是属于前者。”张水说，“比起失业工人和苛捐杂税日益沉重的农民来说，我早就满足了。”住在粉刷一新的猪圈里，张水时常望着洁白的墙壁和撬去猪槽后留下的痕迹，想象起猪在这里面峥嵘岁月稠的景象，就回忆起《史记》里说庄子在楚威王请他出山做相时，庄子居然说他非常向往做一头快乐而自由的猪，“以快吾志焉”。这就是说有时候猪比人要幸福许多。

张水很少能见到十六家房客在同一时间出现在猪圈的院子里，有的是白天出去晚上回来，有的是白天在猪圈睡觉晚上出去工作，这使得房东赵德昌每月开一次全体房客会议的计划时常落空或开会的质量大打折扣。赵德昌在院子里开会前往往是先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大谈其光荣的养猪经历以及获得过的种种光荣称号，然后就前言不对后语逻辑混乱地大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问题，错别字和病句贯穿了他全部的讲话，报纸上的陈词滥调被他贩卖过来后据为己有还说是这是最近思考的结果。他尤其强调房客，“不许赌博，不许卖淫嫖娼”。房客并不想参加老赵召集的会议，参加会议完全是为了给老赵面子，因为老赵家年年是文明户，房租最低卫生又好且对房客审查严格，住在这里都有一种安全感，安全感对于好人和坏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然而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年代，老赵的审查水平和识别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因而院子里还是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房客。去年有两位戴眼镜的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居然是造假文凭假发票的犯罪分子，老赵发现后悄悄地报了警，他对警方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夜里三点来抓人，不要惊动房客，这倒并不是因为怕影响房客睡觉，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后来警方同意了，他在后半夜悄悄打开院子里大门的锁，警方悄悄地抓走了犯罪分子。果然事后无人知晓，年底照样评上了文明户。上半年租住九号猪圈的两个女孩自称是中专毕业在这里做电脑打字工作，一天晚上老赵发现了一位相貌比较丑陋的肥胖的男人进了屋里，不久里面就发生了争吵，两个女孩说，“讲好了的，两个人给四百块钱，少一分钱不给走。”肥胖男人说，“我只能给两百，第二次没做成。”老赵进来后将男人拉到屋外劝他走，男人说，“老板，你们做这种生意也要讲信誉呀！”男人走后，老赵进屋对两个女孩说，“那两百块钱算我付了，免你们两个月房租，但你们现在就给我立即搬走。”两个女孩凄凄切切地肯求老赵等到第二天再走，老赵一字一句地宣判说，“立即就走，三十分钟后要是还在这里，那你们今晚就将住进派出所。”他掉头就走，两个女孩拎着箱子在苍茫的夜色中落荒而逃。繁荣昌盛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无法拒绝的事实，整天呆在猪圈里的张水发现目前住十六号猪圈的两个女孩就很让人怀疑，她们一般是后半夜才回来，嘴里还哼哼叽叽地唱《心太软》的流行歌，隔壁十五号的房客一位眼睛不太好的瘦老头每天早上六点要去公园给早锻炼的人们算命打卦，两个女孩夜里回来吵得他彻夜不眠，因此早上起床后他就站在十六号的窗前猛烈地敲打脸盆和一只旧铁桶，声音忽高忽低忽快忽慢，嘈杂刺耳。张水问瘦老头为什么，老头愤怒地说，“这两个臭婊子，她们夜里不让我睡，我让她们白天也睡不成。”后来老头向老赵举报她们有违反精神文明的种种迹象，老赵说此事不可乱说不要坏了人家姑娘的名声，其实老赵是怕坏了自己的名声。老赵单独找了两个据称是在酒楼当夜班服务员的女孩谈了很多，要她们顾全大局下夜班后不可太吵，两个穿超短裙眼圈蓝得过分的女孩很愉快地答应了。

蹬三轮的小宝跟一个福建来此开药店的中年人吴秃子合租一屋，当初山区来的王小宝想找两个人合租一间以减少房租支出，老赵说暂时很困难，正在院子里摸着滚圆肚皮纳凉的吴秃子就主动答应小宝跟他一起住十一号猪圈，且不要他交房租。王小宝平时就帮着吴秃子干一些打水倒尿壶运送药品的活。小宝今年十九岁，由于家里太穷，在大山里读完了小学就一头栽进大山里帮木材贩子砍了三年的树，除了混饱肚子每月能挣到十块钱，张水问小宝为什么来省城蹬三轮，他红着脸说，“挣钱回家娶媳妇。”张水经常在晚上小宝收工后找他聊天，有时给他一块烧饼有时给他几块饼干，小宝看着张水桌上堆满了书，就说，“我在四年级的时候得过一次三好生。”张水说，“你要是想看什么书，就在我这儿拿。”小宝翻了翻砖头一样的书摇摇头，“看不懂。”小宝还像个孩子，稚气的脸上有一双纯朴清澈的毫无杂质的眼睛，清清秀秀的脸上看不出山里孩子的模样。张水跟他开玩笑，“你媳妇漂亮吗？”小宝不好意思地说，“她长得有点像巩俐，很好看。”张水问他，“是你自己对山歌对来的吗？”小宝说，“我们那里不对山歌。是我妈为我找的。”小宝说他家里只有两间漏风漏雨的房子，砍树一年只能挣一百多块钱，他用三年砍树的钱才买了一辆三轮车，现在每月至少能挣四五百块，他说这样只要干五年就能挣回三间瓦房的钱了。

张水在这个院子里另一个交往比较多的人就是安玲，安玲是气质高雅风姿绰约的现代女孩，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叫做很“酷”，张水始终觉得“cool”这个英文单词已经被滥用糟蹋得面目全非了，不管什么时候需要赞美就都“酷”一下。安玲是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后分到一个地级市的歌舞团当演员，她进团后除了一次到监狱慰问看守的干警和跟残疾人举行过一次联欢晚会外，从来就没有正规演出过一次。半年前她辞职来到省城跑歌厅唱堂会，以前的美声唱法及民族唱法就像圆明园遗址一样只能供她瞻仰或在特定的氛围下保留着一份奢侈的怀念。安玲的通俗唱法还不是很熟练，但她的英文好唱英文歌曲可以以假乱真，这是一般歌手很眼红的。安玲告诉张水说，她一个晚上要赶三四家歌厅，很累，但扣除打的费、化妆费，每月能挣上一两千块钱，张水说，“你够有钱的了，怎么能跟我们一起住猪圈呢？”安玲说，“我要用这种清苦和平淡的生活来激励自己，还有就是我觉得只有在最朴素的地方才能找到最真实的东西。”张水问，“你说的真实是什么？”安玲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看到你那天中毒后的惨状，我觉得当时的你就是真实的。”张水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找到真实的过去以及过去真实的性质，而你们搞艺术的人却要把精确的真实表演成情绪和想象。”安玲坐在张水房间里那张腿脚失灵的椅子上，然后将一只香蕉扔到张水怀里，“你的意思是说搞艺术的人是破坏真实的人，可我不是搞艺术的，我是卖唱的，混饭吃的。你说呢？”张水说，“你当然是搞艺术的！”安玲反唇相讥，“那么，我就是虚假不真实的了？”张水发现安玲与叶丽相比，安玲是智慧的，而叶丽是聪明的，聪明可以是偶然的短暂的刹那间的某一方面的，而智慧却是一种修炼一种品质一种内涵。当张水说出这一并不严密的观点时，安玲捋了一下飘飘洒洒的长发非常陶醉地笑了，“你是第一个看透我的人，这太可怕了！”张水说，“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不能准确地理解你。”安玲说，“女人一辈子都活在感觉中，而《糊涂的爱》这首歌没几个人能唱得很糊涂。”张水说，“你的智慧就在这里。”屋外的天渐渐地暗了起来，安玲看了一下表，“我要到歌厅卖唱去了。”说着就站起身走了。他们的聊天大都是在宁静而安详的黄昏时分，对于脑袋瘦小身子瘦长的张水来说，这样的下午让他深刻体会到人是应该活在虚实相间之中的，而历史却不赞成这一点。

季节进入深秋，天就渐渐地凉了起来，女人们将裸露了整整一个夏天的胳膊和腿依依不舍地裹进袖子和裤子里并将或胖或瘦的真相尽可能掩盖起来。张水对这一切的变化缺少足够的敏感，他的前五章书稿在他眼圈发青的日子里即将完工，这使他每天有部分时间抽空看看猪圈外的阳光以及耐心倾听城市逼近后层层推进的噪音。每个周末都是叶丽打传呼给他，然后两人到小餐馆隆重地挥霍一顿，一般都是张水在叶丽那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张水骑着叮当作响的破自行车赶回猪圈。他和叶丽两人一上床就要谈到钱和房子问题，一谈到这些问题，张水就阳痿，团聚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每次叶丽都劝张水给钱埂写《暗杀》，而张水总是说他不能放弃手头的专著，这是他活在这个世界唯一的理由。张水很悲观地想，国共两党都能就统一问题坐下来谈判，而他们两人却无法统一到一条战壕里去。张水说叶丽太功利化了，叶丽说张水变得迂腐了。叶丽说，“你挣不到钱养活老婆，你就算不上一个男人！”张水说，“没有人强迫你做我的老婆呀！”这句话对叶丽来说是致命的，她哭了，“我早就是你的人了，你却忘恩负义地想踹掉我，你被那个狐狸精勾去魂了。”叶丽说的狐狸精是指安玲，叶丽见了安玲一面后，她感到安玲的气质与风韵使自己黯然失色，安玲实际上就是安放在张水头顶上的一张网，随时都可以将张水一网打尽，叶丽要张水搬出去另租房子，张水说他已习惯于猪圈了，叶丽突然沉下脸，大叫起来，“你已经习惯了在猪圈里像猪一样地胡搞！”张水说，“你怎么说话一点不文明？”叶丽哭着反击，“让我容忍你跟那个小婊子胡搞就文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