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闭着的房间里没有一点动静。我有些着急，母亲平静地说，父亲多年来一直这样，一年中总有相同的几次，什么原因她总也搞不清楚。我悄悄地搬了一只凳子，站上去贴着门顶部的玻璃一看，父亲果然端坐在那里，望着桌上几本打开的书出神。

下来后，我问母亲，父亲从什么时候开始带桃叶橙回家。母亲说自己进这个家门就开始了，中间断过几年。她以为是广柑，父亲从未对她讲过，若不是我说，她还不知道这东西的确切叫法。母亲还听父亲说过屈祥，说他是峡江中的老大，别人都怕江中的礁石险滩，对于他却正相反，江中的礁石险滩倒过来怕他，一见到他，再恶再险的水情也会低头，让他平安渡过。

母亲说：“我不太相信长江上会有这么一个敢和龙王唱对台戏的人。屈祥的故事你父亲说了很多，水上的事我一点不懂，总也记不住。只记得一件很可怕的事。”

母亲的喉咙哽咽了一下。她说，有一回屈祥的船停在与香溪河口相对的江滩柳林中过夜。四周全是柳树，洪水刚退，柳树上的浪渣比人还高。屈祥和船上的人睡了一觉，天亮就爬起来做饭。水刚烧开，一条白鳝，就是书上说的鳗鲡，忽地蹦到船舱里，大家很高兴，说是今天有口福，这么贵重的鱼自己跳到锅里来了。屈祥把那东西宰了扔进锅里。还没煮熟，又有一条白鳝蹦到船上，大家更高兴了，说是正担心一条白鳝不够吃。还没高兴完，第三条白鳝接着出现了。这可让大家紧张起来。事情再巧也不能巧到如此地步，他们便睁大眼睛看有没有第四条白鳝出现，没想到真的出现了。这一回大家才弄清白鳝是从天上掉下来、而不是从水里蹦上来的。屈祥抬头一看，只见柳树杈上搁着一具女尸，一大团白鳝正吃着那腐肉……

母亲还没说完屈祥他们在船上吐得东倒西歪的情形，自己先到卫生间里作起呕来。我想象江水涨起时，浮尸被柳林拦住，鳗鲡钻入其中饱餐，江潮退后连尸带鱼都悬空而挂的情形，也免不了毛骨悚然。

母亲从卫生间里出来后，自己从一只小罐里拈了一坨冰糖放进嘴里，然后说：“同你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越长，弄不明白的地方越多。就说一件小事吧，昨天人大的黄主任来家里看他，说起出外旅游的事，他问你父亲那年当计委主任，县里奖励的一架照相机还在不在。你父亲支吾不语，过后我就问是怎么回事。你父亲说当年自己给县里跑回许多紧俏物资，那时不兴奖钱，县里就批了一架照相机给他个人用。他连招呼也不同我打一个，转手就送给别人了。问那人是谁，他死活不再开口。”

我想那一定是个傻瓜型的便宜货，这样的东西家里有三部了，就没有将母亲的话往心里放。

天都黑了，父亲还没出来，母亲叫我放心，电视里一放“新闻联播”，外面哪怕有杀手埋伏他也会出来的。母亲果然说准了。七点钟一到，父亲就将门打开。他没有到沙发上坐下，站在房门口，摆出一副随时退回去的样子。几分钟后，看得出神的父亲下意识地走到他的老位子坐下。母亲赶忙到厨房里弄饭，天气预报一完，几道菜就摆上了桌。吃饭时，我问父亲走三峡要准备些什么。

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现在的三峡，瘫子瞎子也能走，准备什么——准备人民币就行。”

父亲的话充满了轻蔑。

我说：“不是说瞿塘峡雄，巫峡秀，西陵峡奇吗？”

父亲说：“什么雄，狗熊。什么秀，作秀。什么奇，牵头驴子当马骑。”

很长时间以后，我才体会到父亲这话与肖姣的《心情不好》有种一脉相承的东西。

母亲不失时机地突然发问：“三峡那么不好，你干吗要心急火燎地催孩子去？”

父亲没有搭腔。

窗外是春天难得一见的晴朗星空。父亲要我陪他到外面转转。我以为他要对我说点什么，等了好久才说了句：还是桃叶橙的味道最香最好。满地的菜花暗香浮动，父亲面对着长庚星还没有升起来的西方，远处的长江上，一艘大客轮正在逆流上行。四层灯排在墨黑如群山的杨柳树梢上，像是黑夜里指向心灵远方的一块路标。

母亲准备练气功了。她要我别再同父亲说话，若不想睡觉可以在客厅里看电视，但声音要尽量调小些，别干扰她的气场。母亲练的是香功，她选择这个多半是为了父亲。教香功的气功师说，一个人练功全家受益，练功者的气场可以治好呆在气场中人的病。父亲不信气功，母亲练气功他也不反对，母亲在隔壁房中全神贯注地比划，父亲则听话地躺在自己的床上，放松身体闭眼养神。

电视没什么好看的，从父亲房里退出时，我顺手牵羊拿走了桌上的一本书。其实是一本内部杂志，叫《万里长江》，封面上印着“葛洲坝工程专辑”字样。长江水利委员会宣传新闻中心一九九一年出版。我在被窝里打开它，一眼发现主编是我的一个熟人，在目录的上方，赫然重复印着两行黑体大字：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的组成部分。

这本书让我彻夜未眠。

天蒙蒙亮时，母亲又开始练功，我听着她喃喃如梦呓地吟咏着功法口诀，不知什么时候竟睡过去了。

醒来时，已是正午，隔着门听见父亲正打电话，几次提到我和新滩。我正想细细听，父亲将电话挂断了。

起床后，我发现放在枕边的那本《万里长江》不见了，接下来又发现包里的那只桃叶橙也不见了。

在我刷牙时，骏马打来电话，他要去北京发展，问我是否有需要在北京周旋的事情。最后他还告诉我，在渔洋关我读过的那首诗，北京的一家部级刊物决定在显要位置上发表。我被他折磨得无话可说，只好不停地祝他在北京如鱼得水，顺气顺利。

“顺气”这个词是我在今年的新年贺卡上发明的。很多收到这话的朋友，逮到机会就赞叹一番。有的人还问我如何捕捉到这个灵感。我没有告诉他们真相。那本来是一次笔误，想写顺风却写成了顺气，贺卡又不能涂改，几角钱一张也舍不得扔掉。怔了几秒钟后，忽然觉得它可能别有意思，便索性都这么写。后来转念一想，还真是歪打正着，这年头大家是得好好顺顺气。

单位来电话说有我的电报，我得马上回去。行李几乎不用收拾，就那么一只皮挂包，要找到的只是那只桃叶橙。母亲说她没见过，但桃叶橙的香气分明就在屋里。风从门口或窗户吹入时微微一动，香气便浓郁起来，待我迎风觅踪时，风又停了。找到最后，我将目光移到父亲那无缘无故凸起来的左胸上。

我对父亲说：“这只桃叶橙对我很重要。”

父亲脸色不太自然，他装作没听见。

我又重复了一遍。

父亲没有看我，他说：“我可以将《万里长江》送给你！”

我知道父亲很看重那书，珍藏这么多年才让我头一回见到。

父亲说：“你还年轻，哪怕错过了也还有机会补救。我除了心不死，什么都不行了。”

说着话，父亲的眼角闪亮起来。

我有些黯然地背起了皮挂包。

两个老人送我到菜花地边。父亲挥挥手不再走了。

母亲一直将我送到沙街街口。我一伸手拦下一辆面的，我拉开车门，叫她回去，哪知母亲反而走得更近了。

她小声对我说：“君，你年龄不算小了，该把终身大事定下来了。不是我们想抱孙子，你一个人在武汉，就像长江上漂的小木船，无根无绊的，婚姻是个码头，你靠上码头了，我们看着才踏实。”

我在答应母亲时，脑海里浮现出峡江岸边的景象：无边无际的桃叶橙林里，繁密的小白花开得如同大雪纷纷，那个熟悉的女孩背着那只熟悉的大照相机，孤单地行走在林子与江滩的边缘——我突然意识到，这是自己在渔洋关所见所闻的翻版，而不是真正的峡江。

我还有种预感，那电报是肖姣发的。过两天就是“五一”节，她一定是催我早点去新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