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明曾向我讲了一个他母亲讲给他的故事。他母亲说，民国二十九年夏天，一架俄国老毛子的飞机轰炸沦陷后的武汉，返航时飞机的油烧光了，它在秭归城上空转了三圈，然后慢慢地降落在城前的江面上。那段江被峡江上的船工另取了个名字：吒滩。枯水时，江中间的沙滩上，一片巨大的黑色礁石，像九条龙一样昂首欲游向南岸。当洪水淹没这些裸露着也让人恐怖的礁石时，峡江就在这里形成了著名的莲花泡。即使站在岸上看那一朵从江底涌起的水花，无论多硬的汉子也免不了从脚跟麻到头皮。书上称这是暗流涌水，船工将它叫做笑水。用笑来形容这样的水流，确实是峡江上的船工面对死亡与艰难的胁迫所表现出的艺术人生。它让我一次次地想起有关二战的中外电影中，那些纳粹党徒和日本鬼子们的面部肌肉上挤出来的暗藏杀机的笑容。
从莲花泡里涌出来的江水，又在吒滩的最后一条龙形礁石外面形成了另一著名的险境：莲花三漩。
莲花三漩的故事只与屈祥有关，它与老明的母亲说的那故事毫不相同。
老明的母亲说，莲花泡发笑水时，连躲日本鬼子而逃进峡江的六大江轮都不敢碰一碰。解放后，她曾亲眼看见一艘拖轮拖着两只大铁驳船从吒滩中行驶，刚刚还是不可一世的样子，一转眼间那个船队在钢缆不停地崩断声中，被那坨笑水打沉到江底。就在七八、七九年间，她们目睹过长江2010号铁船，被莲花一样的涌水猛地托起几尺高，然后重重地砸入水底。
民国二十九年夏天，那架俄国人的飞机一定是看准了吒滩里那片在空中看来水波不兴的江面。在飞返重庆或成都的途中，飞机要迫降时，江面是驾驶员唯一的选择。天空上的翱翔与水上的飘流同样是勇敢者的一种很深的学问。吒滩里的笑水只持续十到十五秒钟，在两次笑水之间，则有十几分钟的平水。平水时，三岁的小孩也可以在水里游泳。但是那架对准吒滩平飞下来的飞机，正好赶上了十几秒钟的笑水。轻得可以浮在空中飘在云里的飞机，只比轮船多坚持了一会，便在江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时间极短，住在秭归城外望江村里的船工们还是迅速地驾着小木船，从飞机的舱门里救出两个老毛子。
老明的母亲不止一次地对儿子自豪地说，她那么早就见过洋人，他们站在小木船上像是两头红毛野人，身子那个高，头发那个红，就连最大胆最好奇的孩子也不敢靠得太近。
后来，我得到一本《秭归县志》，在第二十二页上有着这样的记载：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日本侵略军“七二六〇号”重型轰炸机空袭重庆时受创，坠落长江秭归段江面，机上人员二人被俘，三人淹死。就这事我在再次见到老明时还特地询问过，老明说他也在县志上读过，但他母亲说的是千真万确的，那善良的女人一辈子记忆都非常准确，从不说假话同时极端厌恶别人说假话。在县志的二十三页，记载着又一架飞机失事的情况：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四年）八月中旬，一架侵华日机在长江柳林碛江面坠落。驾驶员被俘，其余全部淹死。无论是时间和地点，包括情形，一切都与老明的母亲讲述的故事相去甚远。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这一天，在对一架巨型飞机从空中飞翔到沉入吒滩的全过程瞭望的人群中，还有我的父亲。当时，他跟在一队扛枪的士兵后面，在他前面是两名扛着机关枪跑不过他人的大个子山东兵。
还有屈祥，屈祥对坠落的过程看得更清楚一些，作为峡江中最年轻的领水，他正站在准备停靠秭归码头的一艘大船的驾驶台上。
秭归是峡江上极难靠的码头之一，被那吒滩分割成的两股水，靠南岸的大而急，北岸则缓而浅。秭归码头无法回避地坐落在北岸的浅水湾里，不是在这浅水湾中光屁股滚大的人是无法将船领引到码头上的。屈祥一边发着口令一边看着飞机，当它最后落下时，屈祥对身边的驾长说，鲟钻子要吃天食了。驾长则说，洋人不知道吒滩又叫黄魔滩。
从此以后，峡江上又流传着一句不像谚语的谚语：“黄魔滩，吒溪河，那可是要命的哟！”这话就是屈祥当时脱口而出的，多少年后我同屈祥在新滩相遇，说起这段事，他的提心吊胆之色仍不减当年，久久不愿开口。吒溪河是船工们对吒滩的别称。
关于那架飞机上活下来的两个洋人，屈祥想也不想就回答说，是红毛洋人。船上的一个英国人还大声用英语哈啰哈啰地打招呼。那两个红毛洋人也挥手致意，并随口说了句洋文，那英国人马上用中国话不高兴地骂了一句：俄国佬。
我父亲也证实了这民间流传的确实性，他说当时的县长胡森还在县政府为这两名俄国飞行员设宴压惊，并在举杯时说了句斯大林万岁、苏维埃俄国万岁。就是因为这两句话，胡森的秭归县长之职，不久就被上峰免了去。我父亲那时正跟着他的父亲，从黄州老家逃难到秭归，投靠黄州同乡胡森。父亲他们甚至还差一点同这两个俄国飞行员一起搭乘那艘去重庆的大客轮。
可是，我单位里的一位忘年交朋友却坚信县志不会出错，他说武汉沦陷后，苏联的飞机便都撤回国了，一九四〇年，中国的上空已没有一架苏联飞机。这一点他在参与编纂武汉市地方志和文史资料时，已反复考证过。
在峡江边上，我一次次地问自己，代表官方的正统文化与民间流传的公众文化，究竟在哪里出现了分野。
县志上还记载着：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八日，中国战斗机“六九二〇号”在空战中受创，坠落秭归香炉山。虽然时间离得极近，但山与水之别，相差太遥远。
吒滩除了叫黄魔滩、吒溪河，还有九龙奔江的叫法。
当年秭归在位县长胡森，他的任期是民国二十八年五月至二十九年十二月，即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他之前，隔着另两任，又一个黄州人严际迪，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至二十六年四月（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在秭归当了三年零一个月的县长。严际迪是我家的一个远亲，我祖父曾千里迢迢来投奔他，在县里刚成立的长途电话分局里谋得寻查线路的苦差。峡江两岸险恶的山水，让祖父吃够了苦头，他只干了半年，其中有四个月不是因摔伤腿就是因跌断胳膊躺在床上。一九三五年六月初，就是严际迪和祖父来到秭归的第二年，秭归全境连续下了七天七夜的大暴雨，光是新滩的柳林村就有二十户人家的房屋被推入峡江。那时，祖父的胳膊正好被摔断，他借口回家疗伤，直到日本鬼子沿着长江大举进攻，祖父才带父亲千里逃亡又回到秭归，并在胡森的照顾下，给县政府当听差。
此时的秭归已不比严际迪治理的那三年，先是三九年冬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第一总队第一大队撤到秭归，接着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迁了过来，与此同时第六战区江防总部进驻县境，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成了秭归的太上皇。几乎是同时期共产党在秭归的地下活动也频繁起来，先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刘秀英秘密来秭归，随后在宜昌乡村师范学校读书的女学生王永萱也受共产党派遣回到老家。
我父亲就是因为认识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王永萱而接近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秭归的女子因为出了个香艳浸透历史书简的王昭君而声名远播，出峡江读了几年书的王永萱回到秭归后，那副清秀脱俗的气韵，也迷倒了县城内许多青年男女。这为她的地下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九四二年初春，当叛徒出卖了整个县城的地下党组织时，那些国民党的军警特务都惊叹，为何有文化的漂亮女人都信奉共产主义。父亲那时还小，只是跟着王永萱听听演说，然后跑跑腿。
父亲在秭归的最重大功绩就是跟着祖父，搭乘县长胡森的船，顺水下到新滩，将几本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抗日主张的书刊，交给转移到新滩的湖北省图书馆民众阅览室里一个姓郑的男人。
这是父亲第一次在新滩起岸，他那时个子已够高了，从船上下来时，那河铺子里或坐或站的滩姐，除了向那些成熟的男人投以带着钩钩的目光外，也同样不吝啬地用目光来迷惑我父亲。那些目光的钩尖上好像都有倒刺。
父亲在那间民众阅览室里呆了总共不到三分钟，按照王永萱交代的接头暗号，他将书刊交给那个姓郑的男人后，就到新滩街上乱逛。他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街上那么多的老房子，让他着了迷，他想起黄州老家的那些泥砖垒的矮房子，越发觉得这儿的山水女子出众。
父亲在岸上逗留了很长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他竟没有将一处古屋看遍，依着山势一户户人家将房盖得如同京城里的皇宫，虽然模样小些，三四个次第，一层高过一层的气势，仿佛上千户人家都是皇室。踏上延伸到街边的三五级石阶，钻进或刻或雕或画的彩饰叠翠的门楼，眼前是一个青石铺成的小院。阳光在光滑的石头上照映出一片凝固的波浪，又一架石阶搭在那仿佛的彼岸上。越过这第二道石阶，也才刚刚到达大厅，大厅那边是排泄瓦脊上流淌雨水的天井，天井后面依然是石阶。父亲站在冰凉的石阶上，伸着脑袋往里张望，这才发现自己好不容易来到正屋的门外。他本想再进一层，看看对面的另一道石阶后面是什么模样，天井里的阳光提醒了他。祖父嘱咐几次，太阳偏西时一定要回到船上。而此时阳光早已爬出天井，在东边的回廊上留下一块四方形亮亮的影子。
父亲在新滩街上连滚带爬地往码头方向跑。几十年后这儿发生那场震惊世界的大滑坡时，镇上的几千人也没有哪一个像他如此惊慌失措、旋风般地掠过镇子。祖父差一点用豪竿将他从跳板上打入江中，幸亏一个女孩在船舷上发出一声惊叫，让祖父的手哆嗦了一下，父亲趁势一个箭步跳到甲板上。上了船，胡森做主摆几下手将这事平息下来。
发出惊叫的女孩只有十五岁。
正是洪水季节，恶名远播的上滩、中滩和下滩全都没入水底，江面上只存大堆大堆的浪珠和比牛毛还多的大小漩涡。他们的船在几百个纤夫的拉拽下，一寸寸地往兵书宝剑峡口里钻，岸上的纤夫号子喊得江水都快没了声音。两岸的石坡和沙滩上晒满了从渔坊中舀起来的鱼。
就在纤夫的汗臭、鱼干的咸腥和船上烟囱冒出的柴油气味中，父亲嗅到旁边女孩身上的一股奇异的清香。
父亲说：“你们新滩真好，房子都像皇帝住的。”
女孩说：“你看的只是一个天井的房子，还有三四个天井的大房子哩，里面光是台阶就让人记不清楚，还有九曲十八弯的回廊，走一走人就晕头转向，一般的生人进去，若无人领路，还真不好出来哩。”
父亲说：“你家的房子是几个天井的？”
女孩说：“我爸前几年在吒滩抬挽时，掉到水里淹死了。他一直想盖所有天井的房子，所以才给拉纤的抬挽，多拿一份工钱。”
女孩正说着，船在水中不动了。驾长大声告诉胡森，纤绳被水边的石隙挂住了。胡森要驾长告诉岸上的纤夫小心抬挽，别出事。女孩一听说抬挽脸都吓白了，她一把抓住父亲的手死死地捏着，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岸上那个赤身裸体在岩石间爬行的纤夫。那纤夫像猴子一样用手指脚趾抠住岩隙，贴着石壁一点一点地爬向那被岩隙挂住的纤缆。总算贴近纤缆后，纤夫腾出一只手，用力去扯那纤缆。此时的纤缆绷得像一根已经拉开的弓弦，一端拴在岸上几百名纤夫的肩上，一端系着船上的绞轮，正在石隙里取纤缆的纤夫，只要有一点点闪失，整个身子就将成为弹射出去的箭矢，无论坠落在江中什么地方，都是死路一条。抬挽的纤夫用力的样子非常难看，除了耳朵以外，脸上的其他器官都歪离了原来的位置。突然间，船猛地一晃，纤缆呼啸着在峡谷里发出两下巨大的嘣嘣声。船上的人一个个手慌脚乱，想将船控制住。岸边的纤夫们有的低头有的仰面，一齐吼着凄厉的号子。好长一阵时间后，人们才顾得上去看那抬挽的纤夫，只见他像死过去一般，趴在纤缆被挂住的岩石上。女孩松开父亲的手，脸上慢慢地重现一些血色。
船过香溪河口后父亲才说：“抬挽太可怕了。”
女孩说：“拉纤的桡夫子说，我爸当时被射出去有二十几丈远，掉到水里连泡也没冒一个。”
父亲说：“等以后我会开飞机了，便从天上扔个大炸弹下来，将吒溪河都炸平了。”
女孩说：“那我得先谢你，我爸他虽然回不来了，但别的女孩子就不会像我这样没爸疼爱了。”
父亲是在吒滩前面知道女孩名叫桃叶的，女孩同时也知道我父亲名叫龙克。父亲的名字桃叶一开始听成是龙客，后来她笑吟吟地将父亲叫做龙王。父亲因为有了桃叶在县政府的后院里做伴，从新滩回到秭归后竟忘了到王永萱那里去汇报。直到第三天，那架县志与民间各执一词的飞机在吒滩水上迫降，父亲跟着那群士兵跑到江边看热闹，才在街上露面。正在出神时，王永萱忽然从人缝里伸出手，将他拉到一边，问是否出了什么问题。听说一切顺利，王永萱当即严厉地将父亲批评一顿，并告诉他共产党做事不是儿戏，更不许儿女情长。父亲在这一天，第一次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
县长胡森丢官秭归任上，除了与那县志不予承认的俄国飞行员共进午餐酒后失言有关外，父亲利用他的船传播革命火种之事，被叛徒供认出来，也是致命的一刀。这个叛徒的名字，县志上竟有记载。
所幸的是，祖父在胡森丢官之前，就被胡森打发回黄州老家。刚刚受到革命纪律约束的父亲，又不得不儿女情长地随家人过新滩、穿崆岭、傍庙河，然后东出南津关，迎着日本鬼子那一群群腆着大肚子在空中呼啸的飞机，提心吊胆地往老家行走。
与祖父手持的县长胡森签发的通行证不同，父亲的身上藏着一张中共秭归城关支部的介绍信，信中称他为可靠的革命青年。这张介绍信，是父亲偷了县国民兵团的一支手枪从王永萱那里换来的。偷枪时，桃叶在外面放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