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旧时代的犹太人说过：“有钱人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我现在却可以说：“像我这样的一个无产者，要想进‘王道乐土’，是难于一个锈了的针要想穿进钢板。”
然而我真是可以自豪，在二十几年前初来日本时，竟偶尔取了陆上路线，得到了一个机会在火车上穿过了一次“王道”以前的“乐土”。
晚车离开了北京之后，在第二天清早便到了有名的山海关。那儿的形势的确是很险要的，一边临海，一边负山，高峻的城墙在万山磅礴中蜿蜒着，想到明末的那些名经略，熊廷弼、袁崇焕诸公何以一遇着索虏来攻便要退守此关的战略，真真是良有以也的。然而在短兵徒搏的古代相当有过效用来的这个关口，在“王道”面前老早是没中用了，无边的“乐土”正浩浩荡荡地在渺渺茫茫。
出了山海关以后，在京奉铁路沿线上的印象却什么也没有。大约是在未成“乐土”以前的关外自周秦以来早就是受了汉化的，和关内并没有什么区分，因而便不能得到新的印象罢。只是记得沿线的地面都复着冰雪，没有看见过一条河，当时颇为诧异。靠着同伴的张次瑜告诉我，北地的河川都是冻结了的。他还指着一位赶骡车的人正横过着一处洼下的地面，对我说：“那儿便是河。”我才忽然悟到从前读过的地理书上连黄河在结了冰后都可以通车。
但车一到了奉天之后，便完全换了一个世界。
到奉天时是在晚间，次瑜真是好奇，他把中国客栈的接客先生们通同拒绝了，接了一张日本客栈的招帖。乘着有轨马车到南满车站的日本租界去。那车站前租界街道的宏阔——怕有北京正阳门大街的四倍——才尽量地睁开了我惊异的眼睛。
次瑜对我说：“这些地方正足以表现日本人的雄心，东京的最宽的街道怕也不过这儿的五分之一罢。”
旅馆是三层楼的洋房，我们被领到的是三楼上的两间房间，是面着日本式的草席的。晚餐是日本式的菜，第一次才吃到日本人所喜欢吃的生鱼片，觉得也还可口，连次瑜的一份都替他吃了。——生鱼片这东西，中国留学生都不大高兴吃，其实是传到日本的中国习惯，广东潮州一带喜吃“鱼生”，就是浙江的西湖里面也有一种菜叫“醋鱼带柄”，是以鱼肉片生吃，以鱼皮骨为羹的一举两得之菜。
吃了晚餐之后，次瑜叫馆里的一位日本孩子把我们引出去看看市面，在冷飕飕的广漠的街道上走了一会儿，不知道是那孩子的故意还是出于次瑜的请求，他一引便把我们引进了一家朝鲜堂子里去。一进门去，看那堂子是呈着l字形，对面和向左侧弯转进去的粉壁下是一沿土炕，炕下是生着火的，许多朝鲜姑娘打着赤足在那儿斜横着。进门的左手角上是一间应接室，邻接着和墙炕相对的是一带的小房间，那些房间的用途是可以推想得出的。当我们一进去，炕上的姑娘们同时发出一片娇声，大举地向我们蜂拥而来。我骇了一跳便只好朝门外退。不一会儿次瑜和那孩子也退了出来，背后只听得一片严厉的娇噪声。大约是那些姑娘们生了气，在发骂。
第二天清早搭上了安奉铁路的日本火车，一上车尤其使我吃了一惊。
我们的车票是二等联络票，由北京一直坐到东京。由北京出发时所坐的京奉线的二等车，和京汉线的三等是毫无差别的。车厢既旧，又污秽，而座位是光的木板。一上日本车，就像真的进了乐园。座位是蓝色的天鹅绒绷着的，玻璃窗也明朗，地板也异常洁净，而一车所坐的都是日本人。我疑心是把车坐错了，坐上了头等，上了车后又私自跑下去看了一下车上写的字，依然是在腰间的一条蓝带上写着白色的“二等”两个字。
安奉铁路最初是日俄战争时日本人所修的军用轻便铁路。战后日人采取自由行动改修，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清廷被迫才签订了一项自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为限由中国赎还的条约。照约当于民国十二年满期。但这些条约不用说是已经老早拉进茅坑里去了。我经过那儿时，铁路竣工后仅仅四五年，因此一切的设备都还是新的，和旧了的京奉铁路比较起来，觉得中国实在是颓废得不堪。铁路沿线的地面也是租借了给日本人，整理得秩序井然，用不着等到“九一八”，早已经不是中国的土地了。
由奉天出发后整整费了一天工夫到达安东，在那儿因为是“国境”，所有一切的行李都要经过税关检验。在安东换了车，车上大都是回国去过年的日本人，带着家眷的很不少。车上的座位和安奉路的左右两侧横列相对者不同，是一侧横列相对，另一侧仅有一条座位沿列在窗下。我们把横列相对的座位占领了两个。有一位三十来往的日本人带领着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很年青的夫人，在靠近我们的对侧找到了一个单边的位子。男的用我所不懂的日本话在和同车的日本人打招呼。次瑜愤恨地附耳对我说：
——“这家伙可恶，他在骂我们，说有讨厌的支那人同车，请别的日本人照应他的老婆。”
原来那日本男子是来送行的，回国的只是他那年青的夫人。
但我听见次瑜的翻译却没有愤恨到他所愤恨的那样程度。因为我那天整天都没有吃饭，肚子真是饿得没法。
次瑜本是做过大官的人，在火车上的餐事是要上食堂车的，上食堂车时是一个人去，留我看守行李。在京奉路沿线时，因为我身上还带有几个中国钱，我可以胡乱地在车站上买点杂食来吃。但一转乘安奉路，车站上卖小食的便都是日本人而且要用日本钱了。次瑜照例是叫我看守着行李，自己去上食堂。吃了之后他也叫我去吃，但他似乎忘记了我不懂日本话，而且也没有日本钱。我看他没有把日本钱给我的动作，又有些胆怯不敢一个人去上食堂，因此我只好推说不饿。其实饿了一天，委实是有点难于忍耐的。
那位日本人把夫人寄托了之后，等车快开时各自下车去了。我把他的夫人看了一下，委实有点姿首。一个瓜子脸，睫毛很长，眼仁很黑，只嫌粉涂得太厚了。穿著和同车的家庭妇人们也大有不同，大约是当时日本的摩登姑娘罢。车一开后，她的存在便成为了全车日本人的目标。男的以一种难于形容的眼光看她，时时彼此耳语，女的眼光大抵出于嫉妒。那女人用的东西，样样都比较精致。她的丈夫所拜托过的那位男子是坐在我们的邻席，满嘴的络腮胡，人很壮，有点像老熊。他对于她的态度，最令人刺目。因为他是背着她坐着的，他一掉过头来看她时便无从掩饰。他的掉头是很频繁的。他又爱借故去温存她，或者送些报纸去，或者送些苹果去。但那瓜子脸却不大理会，颇有点鄙屑他的神气。
瓜子脸的座位是在我的左侧，和我最相近，我每一侧目不免要和她打个照面。起初她的眼光还有点回避，我一掉头过去，她要把视线埋下去，让她的深深的睫毛在黑黑的眼仁前垂帘。但不三两次之后，她那一对紫苑花不再掩闭了。她每爱把手箧打开，取出镜面来照，又爱拍拍粉扑。一切的举动都有点故意矜示。
夜境渐渐深了，大家都在座位上面打横了起来。有些带着家小的日本人更把皮箧之类的行李来砌在两个对向着的座位之间，便敷成为一个临时的寝床。一家大小都在上面睡下。瓜子脸取出了一个气枕来，吹胀后也在座位上打横起来了。她的脸朝着我的一边，在脸上蒙了一张大的白绢手巾，不时地揭开来看看。
朦朦胧胧地不知睡了多少时候，天已经发亮了。火车一大清早便到了朝鲜的旧京汉城。令人惊异的是汉城的人家有一大半是茅屋。原来朝鲜的旧制要有官职的人才能盖瓦屋，不然便尽管富裕都只得用茅屋。这不用说是后来才得到了的知识。
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了，食堂车的仆欧拿着菜单来散，车里的日本人便都络续走进食堂车去了。瓜子脸的丈夫所拜托过的一位日本人走去邀瓜了脸同去，但她没有同他们一道。同伴的次瑜照例又是叫我看守行李，自己去上食堂车。于是一个车厢里面便仅仅剩着我和瓜子脸两人。我看她几次很有意思要向我说话，但看我不肯先发（她当然不知道我是不懂日本话的），便忍耐着了。她等大家都走了好一会儿之后，又才向食堂车走去，走到快出车门时特别回顾了一下，意思大约是邀我也去罢，她当然也不知道我的身上是一个日本钱也没有。次瑜吃了转来，他叫我去，但他依然没有把钱给我，我也就照旧推说“不饿”。他说：“你真怪，一天一夜不吃饭都不饿。”我的天，我何尝怪起来呢！日本人吃了饭的都转来了，瓜子脸转来的特别迟，转来时给我的一瞥中似乎也在说：“你真怪。”
车中是有暖气的，因为天晴，便感觉着有充分的暖意。在将近中午时分，我便率性把狐皮袍子脱了，仅穿着一件湖色的单绸衫。两朵紫苑花向我开得愈见鲜明了。但那有意识的花是全车中人的目标，花的意识是容易被人踪迹的，惹得把视线的一半，分到了我身上来。视线的丝网在全车中织就了不整的六边形。她自己似乎也觉察到了，率性在座位上打横起去，但和晚间所睡的位置掉换了，头睡在脚的旧位上，面孔向着壁，那样便和我隔离了。但奇异的是取了一面镜子来凭在面前的天鹅绒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要对着镜子赏识自己的可爱的面庞，还是取着那样的体势，好毫无顾忌地偷看别的什么呢？想起了罗美沃与朱丽叶的故事来，但可惜，罗美沃的肚子正饿得发慌。
大约她也觉察到我是不懂日本话的（因为凡是茶房来办交涉都是次瑜和他打话），又到了吃中饭的时候了，早饭时的一幕又重演了。大家都进了食堂车，车中又只剩下她和我。她整饬了一下妆饰，也要进食堂去了，却从枕边取了一个苹果来，含着微笑地递给我。那苹果，我知道她是在早餐时，由食堂里拿来的。我只好接着，用英文说了一声：“thank you！”她笑着，放快脚步地走了。这次却没有回过头来。
苹果，红得放着光辉，香得激涌着我的涎泉。我趁着没有人，便把这自亚当以来所被人爱好着的爱的赠品送到最前线上，和我身内猖獗了一天有半的饥饿作战。啊，奇怪！苹果是那样的清甜而脆爽！本来我们四川也是有苹果的，但只可供看，不可供吃，吃时就和嚼木屑一样，毫无风味。有一种可吃的，而且是孩子们所爱吃的，叫林檎，又叫“花红”，但那比普通的苹果要小七八成。苹果而有花红之味的，我自有生以来才尝到第一次。真真是名实相符的“智慧之果”了。
次瑜吃了饭转来了，他又叫我去吃，我依然是说不饿。但我把苹果的一件事告诉了他，他含着微笑向我说：
——“你们在那儿眉来眼去，我早就晓得了。但你替我们报了仇，昨晚她的丈夫临走时说了我们的坏话，今天她老婆却把你当着潘安。”
——“我并没有潘安那样的美貌。”
——“其实也不弱的，潘安究竟是怎样我们也不知道啦。”
次瑜和我开起玩笑来，但我的心里却隐隐地在恨他：你既有这样的俏皮之才，为甚揣想不出我肚皮的饥饿，不肯先把几个钱给我呢？
在午后又有些日本客上车，把车位占满了。茶房来整理座位，把我的座位空出来给了一位日本人，把我引到在门次堆满着许多行李的座位上的一隅。原来日本的头二等车，每个车厢都有茶房的，有经验的乘客，一上车便要把三五块钱的外水给他们，他们便招呼得很周到。我不用说是没有经验的，而且又是中国人，自然就不免要小小地受他们的欺负。但苦了的不是我，似乎是那位瓜子脸。因为我被移徙动后的座位和化妆室相近，她一个下午便向化妆室往返了三四次。
肚子实在是饿得没法，我很想到晚餐时破一个脸，向次瑜要钱。但谁知等到天黑却没人去用晚餐。后来才知道，到了釜山后在联络船上是有餐事的，船上的餐事照例不另取钱，故而车上没有设备。
到了釜山，天已经黑了。瓜子脸先下了车，在擦身过时她那两朵紫苑花分外明媚地看了我一下。我看取了那儿的无言的寒暄，是说：“我们在船上再见。”然而，惆怅！她那里知道我们是要在釜山逗留一时的呢？
釜山的中国领事柯荣阶是我们四川人，也是大哥和次瑜的东文同学。我们是要落在他那儿过年的。那晚刚好是新历的除夕。
苹果的滋味虽然还是很鲜，但“乐园”是已经失掉了。
（本书参考《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注释，部分条目有修改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