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照阳历来说，在我们闹国会请愿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一一年了。一九一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华老大帝国的商标——黄色大龙旗就要改变，这有甚么人曾经梦想得到呢？
清廷在他的末年由于外来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生了一个旧有的封建社会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然自鸦片之战而中东之战而庚子八国联军入京，旧有的封建势力被外来资本主义打得一败涂地，从此便不能不折首请降，一转而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爪牙了。
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传染病。它到东方来，把东方固定了几千年金瓯无缺的封建社会弄得七零八碎，而它同时在中国内部也播下了它的种子。这种子刚好就像过了节季的花草一样，一播下去便蓬然地发生了出来；于是中国的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便改换了形式，从前是与国外的资本主义斗争，现在是与国内的资本主义斗争了。在这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便成为旧有封建势力与外来帝国主义的共同敌人。在这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是利用旧有的封建势力，而旧有的封建势力要维系着它的支配权也不得不依赖帝国主义。自从庚子以来一直到现在，这差不多是成为了固定的方式。
因此，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它起初战取它的位置的时候，它不能不遇着两重敌人：一方面要和国外的帝国主义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和国内的封建势力巷战。大资本家张謇辈关于沪杭甬铁路的抗争一转而举出国会请愿、立宪要求的烽火，不正明白地表示着这个路径吗？更明白的就是这个方式的复写而更加扩大了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这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在现在看来，并不是有多么大的光耀的。自民国成立以来，革命的果实为一小部分人所垄断。革命纪念日定为武汉起义的十月十日，由资本主义所酝酿成的中华民国就好像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祗所创造的一样。其实这完全是想以一手遮尽天下人的耳目。真正的历史家，他用公平的眼光看来，他会知道辛亥革命只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延长。中华民国的双十节怕至少应该改成双九节罢？
清朝末年中国的封建势力达到了它最后的专制阶段。由于要和国内新起的资产阶级作斗争，便尽力主张中央集权，把素来就和封建诸侯一样的各个省份，各个省份的督抚的军民财政大权都集中到了中央。在这儿更加上了一种民族感情，便是满人对于汉人的排满，也就极端的排汉。宣统小儿皇帝一即位，把一时炙手可热的袁世凯谪贬，大大地起用满人亲贵，使汉人不得入掌军机。对于革命党人的屠杀，对于立宪运动的牵延敷衍，对于请愿国会的重要人物的拿捕，变相的科举制的复活，这些都是封建势力的独裁专擅、倒行逆施的表现。而在实质上也就是封建势力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个斗争最赤裸的表现在盛宣怀的入掌邮传部，而施行他的铁路国有政策。
国有政策，在这政策的本身宁是可以奖励的。它的最高尚的动机不消说是想加速度地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进展。因为中国商办的资产事业都收到不良的效果：例如粤汉铁路以四五千万两资金仅仅修了两百里路长不生不死的路轨，川汉铁路的三千万两资金在未动工之前差不多也就有快要烟消云散之势。重要的原因在当时的人所触目到的便是办事人的中饱。一方面中饱的恶习差不多是中国社会的胃癌，而中国的资本的来源又敌不过这个无限量的中饱。
所以像盛宣怀那样比较有点产业上的智识的人，他自然会提出这种国有政策，而以外来的雄厚资本，来代替民间的类似刮骨抽筋而来的一点薄弱的资本了。
盛宣怀所找的财东便是当时由英、美、德、法四国所成立的银行团。他所要收回国有的对象便是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
这在形式与实质上结局只是国外的金融资本主义的侵略，国内的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商办诚然是腐败。他们知道腐败的原因一大部分是在中饱，而他们不知道中饱的原因又是甚么。商办公司的一些董事、理事，结果不外是一些腐败官僚，即是旧有的封建势力。由这种腐败官僚的手里又接收到腐败官僚的手里，这样便可以免掉他们的中饱，免掉事业的腐败吗？
中饱以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便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剥削。中国人自己要修铁路，而一切的材料和工具都不能不仰给于外国人，在这中间还要经过几道的转折。你想，你中国有多大的资本来供这种层层的剥削呢？所以结果是资本耗费了，而事业却没有眉目。近视眼的人们只看见事业的没有眉目，便率性把自己的经营权取消了，而移交给资本帝国主义。
产业国有本是很高尚的政策，借外债来举办产业也未可以无条件的反对。然而，重要的是要你不受债权者的控制，要你把自己的私有欲望克服。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能够办到吗？在中国的当时更能够办到吗？
铁路国有的上谕是那年五月二十二日（阳历）下的，反响便是民间的反抗。起初是湖南、广东的人士起来斗争。当时外面斗争的情形我们不甚明了，大约粤汉铁路的股本没有川汉铁路的来得那样“括夺”，在那外面的反抗运动渐渐阴消下去的时候，四川人的猛烈的反抗热，却如像死火山复活的一样，突然爆发起来了。
四川的运动照例是要比外边迟一两个月的。运动的开始是在六月间，有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全省大中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者可以说七千万人都全部参加了。结果是九月七日赵尔丰的屠杀，各地保路同志会的暴动，攻打各地的府县城池，围攻成都，有一个时期把成都围得来几乎水泄不通。九月十日清廷任命的督办铁路大臣端方，把鄂军先后带领了几旅人要去剿灭四川。到这时候武汉才乘着这个机会于十月十日起义。于是各省便先后响应，到翌年的二月十二日，小儿皇帝退位，清廷终竟把它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权双手捧交出来了。
所以公平而且严格地说，辛亥革命的首功是应该由四川人担负，更应该由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担负的。虽然他们并没有革命意识，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发动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发动者。事实是这样，这并不是我们目前想有意阿谀，或有意翻案。这场革命是中国社会史上最典型的一个插话。它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且也是由经济斗争转化而为政治斗争的。因此，我认为它是沪杭甬争路事件的复写和扩大。在叙述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人，特别是在叙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或者是反帝国主义斗争史的人，这个插话，便是川汉铁路的发生、经营，一直到保路同志会的转化而为暴动而为革命的详细史迹，有值得我们十分留意的必要。我想凡是从事文化活动的人，特别是四川境内的朋友，应该在目前赶紧把那行将散佚、或者已经散佚的材料，尽量收集起来，加以合理的整顿。那真是一个很有价值而且很有效用的事业。因为这件史事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上，它不仅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而且它还明白地指出了中国将来的去向。中国幼稚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当前的敌人封建势力的斗争要算是得到了意外的胜利。封建社会的中心势力的清廷倒溃了，铁路国有政策没有实现，而且由立宪运动一跃而办到共和政体。五条颜色的商标已登录了将近二十年，然而斗争中心的产业问题是怎么样？川汉铁路不是早已阴消了吗？粤汉铁路不是依然还是一个发育不良的侏儒吗？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岂不是在形式上虽然打倒了当前的一个敌人——不消说在实质上这个敌人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倒，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它却只在它的掌上翻筋斗吗？
这个更大的敌人是谁？
就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把中国的经济命脉紧紧地控制着了，使你中国成为一个永远的乡村，使你中国人的产业永远没有方法发展。
因而保路同志会的运动，乃至结晶为辛亥革命的整个资本主义革命运动，结果是失败了。它的失败却告诉了我们一条路：中国革命自始至终应该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而这种革命不能由中国资本家的手来完成。
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是过了节季的播种。它在不适当的温度与各种条件之下，始终得不到它应有的成长，而它在畸形的状态之内很快地就达到了它的衰老时——下行阶段的反动时了。
二
说来差不多好像是一种奇迹。
都喇嘛先生那样严烈地说要斥退我们，我们自以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吃学生饭了。然而，他终竟没有挂我们的斥退牌。在现在想来，事实上他也没有挂斥退牌的必要。他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仇恨，他又何尝不知道我们也并不是可以左右全校的人，他不过使用了小小的权术，杀鸡给猴子看。他是把我们弱者拿来做个榜样，在一般学生面前显示一番威风，好教别人震恐。他的目的是达到了。他当着众人骂了我们一番，全堂学生便都俯首帖耳的上了课堂，去受试验。我们当时就搬出了学堂，他又何必要费一番挂牌的手续？
凑巧的是就在我们搬出学堂的那一天，大哥回省来了。他和我们同落在东大街上那家嘉定人常住的旅馆。
大哥自从乙巳年（一九〇五）出省，他在日本学了几年的法政。后来回到上海，在盛宣怀的商埠督办衙门里做过工作。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在北京考上了法科举人，得到了七品小京官的头衔，分发在法部衙门里行走。他这次回省来了。他回省的消息早就有的，但没有想出他回得这样快。
我们是六年不见了。这六年不见的兄弟的重逢自然克服了所有一切不愉快的情绪。他听说我们遭了斥退，也没有十分责备我们。他反而安慰我们说：
——“斥退了也不要紧，明年好进官班法政学校。”
接受了他这个安慰时，委实说，我不免感受了一番惊异。他在去国之前不是再三叮咛过我，要学实业、要学实业的吗？他不是常常说实业救国、实业救国，要振兴实业才可以富国强兵的吗？曾几何时，他自己去做了一个小小的官儿回来，而他又劝我去学法政了。
他回成都，是受了官班法政学堂的聘请。成都的官立法政学堂有两个，一个是官班，一个是绅班。官班收容一些候补官员或宦家子弟；绅班便是一些绅士或其子弟了。法政本来是我们所鄙屑的，而尤其鄙屑的是那官班。那真腐败得有点程度。那儿的学生都是一些封建余孽，上学下学都坐轿子，有的还要带着跟班。这样的学校，他要去就聘，我已经有点诧异；而他还劝我去当学生，那更是出自意外了。不过我们那时候对于他还有点原谅，因为他是才回省的人，他不大明了学界的情势。
他回省便有很多的交际，一时不能回家。因此，他也留着我们，要我们和他同路。
来访他的人也很多，都喇嘛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分设中学的甲班已经是五年级了，每周有两点钟的法制经济，要请大哥兼任。没想出这两点钟的法制经济便成了我和张伯安两个人复学的交换条件。他对我们大哥说：这两个学生平时很用功，成绩也很好，不该乘着一时的感情为别人所利用了。他要我们再进学堂去读书，到下学期开始时补受试验。
就这样我们在一九一一年仍然得以在成都读书，仍然住的是分设中学。
回想起来在成都的几年中，实在是甚么收获、甚么长进也没有。差可自慰的或者可以说是使我们得以看见了保路同志会的经过，乃至反正前后的一些大小事变、大小人物的真相罢。
记忆已经十分朦胧了。保路同志会的成立究竟是在那一月那一天，我已经不能确定。我所能记忆的只是快要受暑期试验的时候，而且开会一天的确是礼拜。所以推算起来，在阴历总是五六月之交，在阳历总在六月后半。运动的发生离五月二十二日的上谕相差了这么久的原因，也因为要召集股东会议，不免需费一些时日。
这次的运动，主持者就是咨议局的一批新人，在开股东会议之前他们有一部分人已经在鼓动着反对的空气，因而学生的工作倒反没有甚么了。
在开股东会的那个礼拜日的上午，我们有几个学生在一位泸州人的英文教员家里闲谈，那时候来了一位当时的青年名士朱山。这位朱山先生好像也是泸州人，他和罗纶、蒲殿俊是一党。不消说他也是《蜀报》的一位编辑，他会做旧体诗，在当时很觉得清新隽逸。他还相当年青，在当时怕还不上三十岁。
——“朱山先生，今天下午的会你去参加不去？”英文教习问他。
——“我去参加的。”
——“你看这一次可以闹得出一个名堂么？”
——“嗯晤，”朱山冷笑了一下，“趁趁热闹罢了。”
我们和他本不相识，看他来了，便让座。听他说了这几句话，我们也就起身告辞了。
我的堂兄，三哥，他在铁路公司做科员。每逢礼拜，照例是要到他那儿去一次。在股东会开会的时候，因此我们也得以在那儿参观。
股东代表大概有二三百人，会场是设在一个天井里面的，上面搭着棚厂。铁路公司是设在从前打大小金川封了公爵的岳锤琪的公馆里面。全部是旧式的建筑，没有那样宽敞的可容几百人开会的会场。做讲坛的是一座戏台，前面摆着一张方桌，靠壁和两侧放着一排太师倚。坛上坛下的人都坐定了。铁路公司的总理——姓甚名谁我已不记忆了——起来摇铃宣布开会。
劈头讨论的便是铁路国有问题。关于这个政策的情形，好像是邓孝可起来报告的。他的报告很平淡。他本来是赞成国有政策的人，后来随着潮流的进展却成为了保路同志的急先锋。在他报告完了之后接着是罗纶登坛。
罗纶是一位白皙的胖子，人并不很高。他一登坛，向满场的人作了一揖，开口便是：
——“各位股东！”很宏朗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地痛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汪汪……”
——“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在场的警察、公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已经不是演说，不是开会的事了，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
接着还是罗纶，以他那很宏大的声音叫出，在他看见会场稍稍在镇定的时候：
——“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我们要誓死反对！”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拳。坛下也同声的反响了一声，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方面我们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联络外省的、全国的同胞，我们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达不到目的，我们四川人要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赞成！”
两三百人同声叫出的这“赞成”的一声，要用古式的修辞来形容，是有点“声震屋瓦”。
就这样，铁路总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公司总理的主席的位置，无形之间便被罗纶诸人夺去了。保路同志会顿时便成立起来，会长举的是蒲殿俊，这是罗纶当场推荐的，副会长就是罗纶。下面分四股办事，有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各股的干事都是当场的人自告奋勇来担负的，大体上都是罗、蒲一派的人。他们当时真是有点本领，把那满场的股东群众，好像抟成了一团粘土一样。
游说，在现在说来，就是宣传。这是很重要的。那一股的干事好像是罗纶兼任。游说股中要分派出四位游说员向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各道去宣传。这也是当场由各人自己来担任的。我最感觉着趣味的是那位朱山先生。那位朱先生，上午在英文教员家里的时候，不是说过这次运动只是“趁趁热闹”吗？然而这时候他登坛了。当罗纶在坛上大声地说：
——“川东的游说员那一位同志担任？”
朱先生两脚跨到方桌面前，激昂地说：
——“川东的游说员，我朱山担任！”
他也一拳向桌上打下去。桌上差不多满面都是春茶碗。他那一拳不幸便打中在一个茶碗上，把茶盖打翻了，茶碗打破了，茶水打得四处飞溅，手也打出了血来。这朱先生竟有这样的热烈，真是有点出人意外。不过就是这位自荐为川东游说员的朱先生，走到重庆，竟投到督办铁路大臣、带着剿办四川使命而来的端午帅那儿去当幕府去了。这虽然是后事，但也后得并不久。这真是使我有点怀疑。怀疑当时保路运动的指导者们，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诚意。
在同志会的部署大体就绪之后，又是一个临时动议，便是全会场的人一同到藩台衙门去请愿。这不消说是没有人不赞成的。大家从铁路公司走出，沿途步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示威。街上的市民都簇拥着跟来，走到藩台衙门的时候，把那辕门里面的一个大敞地完全站满了。
这时候赵尔巽已经调京，继任的他的兄弟赵尔丰，还在西藏。在这过渡期间是藩台王人文在署理。他在当时确是比较进步的分子，四川保路同志会能够收到那样的成功，一多半应该说是他的功劳。
群众拥挤在藩台衙门的大堂面前，为首的罗纶先进衙门里去了。不一会儿朝衣朝冠的王藩台走了出来。群众狂欢地鼓掌。一省总督部堂，尽管是署理，要出来和群众见面，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
一位师爷提了一把太师椅来，王藩台立在太师椅上和群众说话。他真是再温和也没有，满脸都堆着笑容，很心平气和地说。他说，大家的来意已经由罗副议长传达了，他始终表示同情。他自己虽是云南人，但是四川是他的祖籍，所以四川实际上是他的乡梓之邦。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在职责上，无论怎样要据理力争。更何况是有关桑梓的利益！所以这次的问题，他要向朝廷力争到底，在他在任的一天，他决不负桑梓的希望。他希望大家安心。
这真是从古以来所未有的奇事，以一个官僚而能和民众接近，而且对于民众加以煽动。素来是怕官怕惯了的老百姓，得到了官府的这一道护符，他们还有甚么顾忌呢？于是乎保路同志会的气势便真好像在火上加油了。
三
保路同志会在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庶政公诸舆论”，一个是“铁路准归商办”。这本来是从光绪皇帝的一道上谕上摘下来的。这两个口号把当时的那个社会革命的精神表示得相当完备。前一个是参预政权的要求，后一个是保卫产权的争斗。两个一合并起来，正好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打成了一片。
罗、蒲是接近康、梁一派的人，因而他们对于光绪皇帝特别崇拜。上面的两个口号采自光绪的上谕可不用说，由保路同志会发出来的命令，要四川人在争路期中一律都供光绪皇上的牌位。
理由之一是以戊戌政变的一个插话，表示这位满洲人是一位英明天子。而同时川汉铁路准归商办又是他所允许的。供奉光绪皇这个策略，在当时可算是一个杰作。保路同志会有的是钱，因为有铁路公司做背景。宣传的文件因而也层出不穷，如像小册子、日报，都络续发行，还发行了无数光绪皇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长条黄纸印的，正中写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这在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滑稽。然而，它在当时的效果，的确在后来的传单标语之上。每家每家的人都把这种黄纸条来贴在自己门口，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地礼拜。
这给大家的效果是怎样呢？
这使运动带着了一种宗教的色彩，利用着封建时代的迷信，无形之间把群众在一个目标之下统一了起来，团结了起来。
在封建社会的教条之下束缚久了的人，最怕的是“犯上作乱，不忠不义”的罪名。假使你硬直莽撞地要教他起来造反，要教他起来革命，那怕你就要杀他的头，剿他的家，他也不敢担负这个罪名。在当时从正面来运动革命的人，很难得到群众的响应，反而由群众误会为“乱党”或“会匪”，其原因也就在这儿。好了，现在大家都供的是光绪皇，大家的行动是对于皇帝的忠义。这无论怎样都不能说是造反。有了这样一个保障，不期然而然地大家竟造起反来了。
铁路公司的股东是由各县派来的代表。在成都所拟定的宣传方针、运动步骤，便照样地传到各乡各县。于是，俄顷之间运动便遍及于全省。
在成都除每家人家或商店都要供光绪皇的牌位之外，每条街道都要扎札“圣位台”，便是在街心扎札一个临时的过街台子，同样供着光绪皇的牌位。旧式的街道本来是不十分宽敞的，在街心再搭上过街台，街道两旁差不多是不留遗地的。台又并不高，有的人从那下面通过时都要低头或弯腰。
这些过街台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时的市民非常虔诚，对于圣位台的扎札煞费苦心。有的装饰得很辉煌，结彩张灯，每日每晚都要大香大烛的三跪九叩。
最有趣味的是对于当时官场所发生的影响。市民在顶礼皇帝，无论是怎样反动的官僚也不能够哼出“不是”。当时的四川官界，乃至各校教职员之类的准官界，有一种很流行的恶习，便是坐弓杆轿子。这弓杆轿子就如那名目所表示的一样，两枝轿杆朝天穹窿出去，好像两张弯弓一样。但同时在横的平面上也是取的弓形，结果是形成一个橄榄形，两头是尖削着的。两头的轿夫，把轿子跨在肩上，刚好挟着一个颈子。在轿子前后的二把手，或三把手，是用两肘紧挟着胸廓，两手紧擎着轿杆的。轿夫自始至终都是跑步，跑的时候一前一后的轿夫只是硬着颈子向前窜，两手摇摆得很高，口里不断嚷着“边让，边让”。像这样跑当然容易疲倦，所以每乘轿子的后边总有三四个跟着跑的空手，预备着在街上随时换班。
这样的轿子跑起来很快，轿身又高，坐轿的人真好像是坐在云端的一样，显得很有威风。这不知道是那一位发明家的发明，我自出省以来，还不曾看见过。我想，这大约是在上海或者海外生活过的人发明出来的罢。因为他们习惯了电车或者汽车的生活，所以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发明出一种调子比较轻快的工具。那橄榄形的弓杆或许也就是从电车下面的发条装置所脱化出来的罢？然而，那全体的结构，看来实在是很不安稳。重心离地太高，如果偶一不慎，岂不会横倒在街心？
我们可以想见了。你想，成都城内每条街都有圣位台，而每座台子至多只有一人来往高。那吗，怎么通过官长老爷们的轿子？而且是那种作威作福、横冲直撞的弓杆轿子呢？于是乎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位台低而弓杆轿废。成都的市面真是比下上谕禁止还要神速，立地便断绝了肩舆和别种交通工具的往来。我们再可以想见了，你想，一切的官僚，就是督抚司道，在他们有事要进出衙门的时候，都不能不自行走路了！这在当年是多么珍妙的一个现象！
有一个笑话。
成都是有满城的，就在城内的西南隅。只有在这满城里面没有搭圣位台。有一次，在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满将军要拜会总督。他坐着轿子从一道城门出来，走不多远便遇着一座圣位台。他问明缘故，知道供的是光绪皇帝，他在轿里说：
——“这是咱的主子。回轿，赶快回轿！”
回轿去从另外一道门出城，又遇着同样的圣位台，他又叫道：
——“又是咱的主子，回轿，赶快回轿！”
就这样，他走了三道城门终竟走不出来，他在事变中就一直没有出满城一步。
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呢！在当时成都的人差不多人人都引以为快。官府的虎皮被剥掉了，官府在民众的战术之前投降了。
在成都方面的情形是这样，在地方上的各府州县的情形大约也是这样。几千年来的官威一时倒塌下来，这倒不能不说是类似天变地异。
赵尔丰是有名的杀人狂，四川人叫他是“屠户”。他曾经做过四川的永宁道尹。永宁一带山高路险，与贵州连界。往年民不聊生时，多流为土匪。赵尔丰串通永宁劣绅傅华封，竟洗杀了不少村镇。他因而升了官，做到住藏大臣，当然是利用他杀人的本领去镇压西藏的兄弟民族。就因为他是“屠户”，四川人都有点怕他，听说他要从西藏回来，大家都有点悬心吊胆。所以一方面对于他表示回避，一方面对于王人文便尽力地挽留。但是在他尚未到任之前，王人文却被始终主张剿灭四川的端方参了一本，说他收揽民心，养痈贻患，结果王人文是革职调京，而屠户也公然到了成都！
赵屠户到成都的日期是当年闰六月初一，阳历七月下旬。他到成都以后，大家以为他定会有一番举动的。但是他到了一两个月，竟也一筹莫展。
那样有名的屠户上任的当初为甚么不立即放出三把火来，这正表明当时的运动已经深入于民间，所以他不敢造次。同时他自己的官阶也已经达到了应该持盈保泰的时候了。假使清廷不操之过切，铁路督办端方不火迫他，让他一方面软化那些知识阶级的首领，对地方上逐渐地用严烈的手腕进行取缔，四川的乱子不一定就会闹到不可收拾。但是清廷一再的逼迫他，逼得他在九月七日终竟把罗纶、蒲殿俊和其他几个领袖通同拘禁了起来。
在这次的运动中，蒲殿俊自始至终没有出过水面。这在他们的计划中便是预先准备着一个退路，预备到高压临头的时候，蒲殿俊好出来转圜，做一个和事老。毕竟是“屠户”的赵尔丰，他竟连这点机微都没有看到，他把罗、蒲一并拘禁起来了。
罗纶、蒲殿俊被捕！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全城的人都震动了，到第二天九月八号的上午，成都全体市民赴总督衙门请愿释放罗、蒲。每家的人都把自己家门口贴着的德宗景皇帝的牌位揭下来，有的捧在手里，有的顶在头上，各人手里拿着一炷香向总督衙门里涌去。
赵尔丰是早有准备的。他在总督署的门口和附近的要隘处已经派兵把守着了，手无寸铁的市民冲进督署的西辕门，又冲到了大堂檐下，赵尔丰下令开枪。于是为头的便打死了好几个。群众如潮水一样崩溃下来。枪声只响了几次便停止了。一街都是光绪的牌位，一街都是线香，一街都是踩脱了的鞋子。打死了的人，打伤了的人究竟有多少，没有人作过详细的调查。我现在连大概的数目都忘记了。我所能记忆的，只是那死者里面有十二三岁的小儿，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妈。街上的圣位台同时也被军警拆毁了。
这样一来简直是赵尔丰造反了。成都早就罢了市的，从此谁也不肯开门。各地的同志会便都暴动化了。
“水电报”，这是一个新名词，是四川人在当时创造出来的通信方法。方法是在一个木板上写着成都的消息，叫各地的同志会起义，火速救援。木板上面桐以桐油。四川的河是四通八达的，把这种木板投在川河中，它便被传达到各处下流的地方。这个方法最初是学生会发明的，一应用起来便一个传十，十个传百。一处的人接到了一通水电报，同时又仿造出无数水电报流向下河。在这时尽管当局者在怎样戒严，检查邮电，检查出版物，但这四通八达的水电报却是无法扣留的。
暴动的中心是在新津，这儿是先发难的地方。这儿的同志会把城池攻陷了，杀了县官，占领了县城，各地的武装势力便都络续地投到这儿来。赵尔丰先派凤凰山的新军去攻打，但是派去的新军不仅毫无战意，而且有的竟倒向了民军。旧式的营防军更全无战斗的能力。
新津一县既不能弹压下来，各县的同志军又闻风兴起，赵尔丰弄到无兵可派，无兵可战的地步。他不能不屡电清廷请援，甚至于请撤回铁路国有的成命以缓和民意了。
四川一局部的乱机已经使中国的全局骚动。各省的咨议局都起来力争，有的省份（像是浙江）更请朝廷速斩赵尔丰以谢天下。
于是乎清廷也弄得来仓皇失措了。它一再起用些旧人来专门应付川事。起初是起用岑春煊为四川宣抚使，这当然是想利用四川人对于岑春煊的去思，期望他来软化四川。继后又命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兼管四省军事，把鄂军带领了两旅人进川，叫他剿办。像这样一硬一软的双刀并用，所谓“怀之以德惠，震之以刑威”，这在当时的清廷想来也一定煞费了一番苦心的。然而，它是铸就了一个大错，把它二百七十七年的政权终竟送掉了。
四
岑春煊在四川是很有声望的，他在赵尔巽之前做过一任四川总督。由四川又转到两广，在小儿皇帝即位之后，大约他和摄政王有甚么不睦，便把位置失掉了。
他在四川的德政其实也并没有甚么，据有识者说来，他倒很兴了不少的苛捐杂税。然而一般的四川人爱戴他，真好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之所以得到这样好的声望，是因为他的官纪很严。他很爱惩办一些贪官污吏。清室二百七十余年间的统治，在官场中已经凝集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贪婪恶习。一般的官府均以贪赃枉法为能，在上的鬻爵收贿，在下的刮骨抽筋。“官官相卫”，让你受苦的民间硬是呼天无路，吁地无门。人民的怕官府真比怕阎罗王老子还要厉害。然而，在这样的官场中，岑春煊的治绩却放出了一个异彩。他好像是专门生来惩治那些贪赃枉法的酷吏的。官吏有贪枉的行为，他准许民间控告。被控告了的官吏十个有九个都是革职。因此使官场中的人，人人自危，而民间的老百姓也就人人称快。
四川人为了争路的问题，正弄得来骑虎不能下辔的时候，听说“岑制军”要来了，一般的人士是怎样地欢欣鼓舞哟。岑春煊在他未入川之前，他有一封告四川父老子弟的文电，是九月下旬到达成都的。那措辞的娓婉动人而且得体，真是极尽了他的宣抚的能事。这个文电一到，在四川一百四十几州县都传遍了，成都城竟有一两天自动解围，各州县的同志军也准备收兵了。
电文并不甚长，只有五六百字的光景，四川人把它当成“福音书”一样诵读。在日前我和几位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时，都还有人能够把它全盘背诵出来。我现在把那开首的几句写出罢：
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与否，而春煊则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遘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其握手欷歔之感。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煊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耶？……
就这样他很娓娓婉婉地开腔一声春煊，闭腔一声吾蜀父老子弟，他以家人父子的感情来动人，而又不失掉他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他的目的是在平定四川的扰乱，而他这样寥寥的几百言实在可以当几百万大兵。四川人险些儿就被他这样的一篇文字软化。我时常在想，清廷假使专门倚赖岑春煊，让他一个人单人独马的进四川，那川事一定会立地平息。因此，鄂军不会调空，武汉不会起义，而清廷也不会那样迅速地便遭了灭亡。然而，它终竟选择了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它才命岑春煊去宣抚，立地又命端午桥去剿办。一方面表示出信人不专，另一方面也使宣抚的力量被冲淡。因此岑春煊走到汉口便逗留着了，而端方则威风凛凛地执掌了兵马大权，浩浩荡荡入川。
端方在入四川之前也有一通文电，那和岑春煊的告蜀父老子弟的书，真可以说是绝好的对照。端电是告示体裁，文字之长将近万言，而在内容上更有天渊之别。
那么一通长电，到现在我相信谁也不能记忆了。我只记得他开口一声“本大臣”，闭口一声“尔川人”，把四川人看得来好像还是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纣时的蛮子。他又拚命地夸张他屠杀革命党的手腕，说他从前在山西怎样怎样地惩治乱党，在江苏又怎样怎样地剪灭会匪。他现在带领大兵前来，假使川人还是冥顽不灵，敢于上抗王命，他要剿灭四川。
这样一来，简直把四川人逼得来绝体绝命了。纵横已经成了乱党，投降也是死，不投降也是死，唯一的几稀的生路便只有反抗到底了。
端方在他的收集骨董、讲究一些中国式的考古学上，倒比较是一个聪明的人。说到政治上的处理来，我不知道他怎么这样的愚蠢。自然，这样的电文不一定是他自己的手稿，在他幕府里总还有不少的名下士，那样庄严的一篇文章说不定还会是我们年青名士朱山先生的杰作呢！他们习惯于猛于虎的官威，以为老百姓只要一加威吓，便自会俯首贴耳。殊不知道老百姓的忍耐早已经超过了它的界限了。用旧式的眼光来批判，要说清朝的灭亡是由于端方的这通电报也不能说是过论。因为有他的一来使四川的祸乱愈见蔓延，而在不久之间武汉便起了响应。
武汉的起义谁也知道是在那年的十月十日。但这个消息，一直在十一月二十五号成都独立以后，我们才确切地知道了的。在成都独立以前，官界把外来消息完全封锁了。后来我们看上海的报纸——好像是《神州日报》——画有一方漫画嘲笑岑春煊，题为《岑三少割须弃袍》。岑春煊自受命为宣抚使以后，因为权限的不分明，他自己逗留在汉口不进，终于遭遇了武汉革命军的爆发，弄到他演了一场曹孟德的旧戏，逃回了上海。
岑春煊并没有入夔门一步，而入了夔门的端午桥就没有出夔门一步了。
端午桥带领着大兵，浩浩荡荡地要来“剿灭”四川。在他刚走到重庆，他的后路便已经断了。重庆是四川革命势力的策源地，他羁留在这儿，部下的军心已经动摇。他如果有岑春煊那样的聪明，率性把胡子剃了，一个人改装逃走，或许他到现在都还活着，他的《陶斋吉金录》或许有再续三续出现了。
但他到底没有这样的幽默。他逃命也带着兵队同走。他愈朝西进，到了资州，重庆和成都都先后独立了。他这个釜底游魂终竟为他所带来的鄂军所杀。
他死时的照片我是看见过的，一个大洋磁盘里盛着被斫下来了的头首，由一个兵捧着。他自己不肯唱《割须弃袍》的旧戏，却让着这位兵士来唱了一场《沙乐美》的新戏。
剩下的还有一位孤城落日的赵尔丰。他把外界的消息封锁了，但这是对于我们的封锁，对他自己乃至当时的官场当然是开放着的。
上海的报纸，特别是现在已经若存若亡的《神州日报》，和已经消灭了的《民立报》，那真是做了一项很伟大的工作。中国人惯会造谣的伟大本事在革命运动上倒真是发挥了它的伟大的潜能。清廷，事实上是到第二年的二月才退位的，但在上海的报纸上，在辛亥年的十一二月便已经崩溃了。四川，事实上是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宣布独立的，但在上海的报纸上，省城是老早被保路同志军占领了。这在初期，在官场方面自然会知道是在制造谣言。因为清廷就在武汉起义之后，经由山西、陕西对于赵尔丰都还有几次电报来斥责。然到十月尾和十一月初，环绕着四川的省份差不多全部都独立了。湖南是十月二十二独立的，陕西是二十五，云南是三十。十一月七日的贵州、广西，八日的广东。从此以后四川的官场便成了一个孤岛，完全和清廷隔离了。在这以后的上海的谣言，你要不信，你怎能不信？不然，像赵尔丰那样倔强的人，他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清廷并未灭亡之前，终竟把政权和平地移交了出来，是很难令人想象的。
赵尔丰自从九月七日把罗纶、蒲殿俊辈拘禁了之后，省城的对外宣传是说罗、蒲遇害。其实他对于他们是相当优待的。他只是不许他们出来活动罢了，一切都礼如上宾。我们听说他们在督署里面，时而打麻将，时而唱京戏，并且时而还饮酒赋诗。——这些名士假如有诗集传世，那时的诗一定有不少的慷慨淋漓的杰作。所以他们在那儿倒是得了一两个月的休养了。
外面的形势日非，四川在中国成了一个孤岛，成都在四川又算成了一个孤岛。在那快要独立的前几天，同志军已经有攻城的消息，四乡进城的蔬菜以及米粮的来路都断绝了。在这时，假使四川的新军里面真正有革命性的人在那儿主持，四川老早是已经独立了的。可惜妥协性成的四川人，就跟全中国人把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掠去了的一样，把成都独立的首功却让给赵尔丰去了。
成都独立的首功，说来有点奇异，是应该写在赵尔丰名下的。他在要独立的前几天终竟把罗、蒲诸人释放了。他在免使省民涂炭的口实之下（其实是想把政权交给温和的一派，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和他们定下了几条条约。一条是宣布四川独立，由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做正都督，在正都督之下设副都督一人，由赵尔丰的私人陆军标统朱靖澜担任，兵权仍操在朱靖澜手里。还有一条便是赵尔丰自己的退位，他把印信封存藩库，他自己退回打箭炉去继续经营西藏，一切的旅费、政费仍由四川支给。重要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于是乎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成都的独立也就跟中华民国的成立一样，在新旧双方的合意之下，乃至是在类似任命的形式之下，也就实现了。就这样，中国便说是革了命，四川也就说是革了命。
赵尔丰在后来虽然遭了杀戮，但从革命的立场上来说，成都的反正总应该推他为首功。而从旧式的观点来说，他算是已经做了贰臣。清朝灭亡之际，贰臣之多实在今古无两。这里自然是有种族的观念存在，但也是封建思想已经失掉了势力的证明。平心而论，像赵尔丰之于清廷，实在可以说是相当地鞠了一下躬，尽了一下瘁的。请拿当时各省起事的先后和独立的先后来看罢。四川的起事占最先，而独立却差不多占最后。无论怎样，赵尔丰在四川和真正革命的民众总还打过几次仗，支持了两三个月。弄到后来实在是山尽水穷，才把政权交卸了出来。他对于清廷总算是可以对得住罢？然而清廷对于他怎样？清廷昧于局势的已经变迁，一味地对于民众加以压迫，一味地对于他个人加以责让，端方奏参了他，就让端方来查办，把他只看成一个罪人。他矢尽了忠诚，乐得一个“屠户”的美名，到这时恐怕也不免有知己寥落之感罢？在反正的当时，听说他自己本想做第一任都督，终因为怕不能餍服人心，他也就自行退让了。所以从清室立场看来，他比云南的李经羲、广东的张鸣岐、广西的沈秉堃，乃至王莽再世的袁世凯，虽然已经是“贰”，总还算“贰”得不甚厉害的。
立在反动的立场上对于赵尔丰可以容恕的地方多，立在革命的立场上对于四川当年新兴势力的指导者们实在是断难容恕。罗、蒲诸人本来是不赞成革命的妥协派，他们在长时期内也失掉了他们的自由，那是有可以借口的。但当时自命为革命党的，在独立以后虽然涌出了不少的人材出来，在独立以前他们到底在做甚么酣梦呢？特别是四川的新军界。统观各省的独立，差不多全部都是新军掉头，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封建制度的表现。然而四川的新军，虽然有一小部分投到了保路同志军的阵营里，而大部分却只保持着一个消极的不动主义，竟使赵屠户那样的一个独夫在成都也支持了两三个月。坐使政权在暗默中从反动派又移到保守派的手里，从这儿便种下了二十年来政权争夺的丑恶种子。天下从此多事，四川也就从此多事了。
五
辛亥革命的结果，中国的支配权是由反革命派移到反革命派手里的。形式上虽然号称革命，而在实质上则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成功，封建的顽强势力始终没有被打破。但在革命成功了的当时，我们一般的人是怎样地欢欣鼓舞哟！特别是我们四川。因为它斗争的时间长，所以得到胜利也就分外地狂喜。
先从我们一些小孩子来说起罢。我们最大的喜兴是等不到独立的宣布，在头一天晚上便把辫子剪了。在这时，我们拿着剪子去强迫一些怕事的学生和首鼠两端的老教员们，我们赶得他们鸡飞狗跳。特别是那位都喇嘛先生，我们拿着四五把剪子把他包围着，弄得他无处可逃，终竟在谈笑之间把他的辫子的支配权和平授受了下来。
万岁！革命成功万岁！只消大家把头上的毛辫子一剪，从此以后，中国就可以一跃而为世界上天字第一号的头等强国了。
这样欢狂的态度，在那些得到政权的新支配者，比我们还要荒唐。他们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成都的皇城正式成立了四川都督府。在一切的政权都还没有稳固的时候，他们下出了一道奇怪通天的命令，便是大赏三军，准许新旧的军士自由十天，不受军律的拘束！这真不知道是那一位军师想出的妙计。本来就是带着兽性、容易放纵的丘八，还要准许他们自由十天，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当中真正成为了百鬼昼行的世界。
新军驻扎在城外的凤凰山，多少有点新式的纪律，都还看不出他们怎样的骄纵。可怕的是那营防军了。
营防军穿的是旧式的号勇褂子，头上用黑色的纱布像印度人一样打一个很大的包头。在这时，他们的包头愈见大起来了，在额上加上一个英雄结子，有的还要加上一顶“英雄草帽”（就跟京戏《小放牛》唱花旦的戴的花草帽一样）。两边的鬓上各各倒插一朵通草花。号勇褂子上更披上一件斗篷（所谓“一口钟”），把明晃晃的马刀敞插在腰边。短裤下用黑色的纱罗打着裹腿，裹腿上也一边插着一枝匕首。脚上是线耳子草鞋。草鞋头上扎着一朵很大的绒绦花。
就是这样的装束，他们把两个肩头耸着，把两只肘拐敞开，两三个人品着在街上走，一两丈宽的街面便都被他们霸占了。
我费了很大的力量来形容，但我恐怕读者还是得不到那种可恐怖的光景。因为没有身当其境的人会以为这是一种假装行列，他们在扮演着戏台上所常见的武生。是的，是的，有那样的一个观念就好了。他们实在是就像舞台上的英雄们，不下装就走下了舞台的一样；但他们却比任何的名优还要演扮得逼真。他们在街上满凶横地摇摆着，开口一声老子们怎么样，闭口一声老子们怎么样。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
四川的独立本来是重庆在前，成都在后的。公平地说，蒲殿俊假使真是非凡的人才，假使真是以国家为前提的人，他不应该作政权的迷恋者。在赵尔丰把政权交出之后，便应该和重庆的一部分势力合并起来，最好是自己退让。因为他本来不是革命党人，不应该来享受革命的果实。然而他却连做梦也没有这样想到。否，他宁是一出马便和革命派对立的。在他得到了政权之后，丝毫也没有显示出一点经纶，而只是企图垄断革命。他对于政权的分配是怎样呢？依然是让川北一派人包办。于是在这分赃不平上又树立了新的敌人。第一是和他们对立的当时的革命派，第二是掌有实力的新军派，第三是川北以外的失意派，这些在无形之中便组织成了一个反川北系的大同盟。
革命派的示威是在独立后的第三天。就在宣告独立的那一天的下午有一张布告出来，是说在二十七号的上午要在南校场召集省民大会，希望各界同胞参加。布告上的署名是：
同盟会会长孙文
四川支部长董脩武（代）
末尾的年月用的是黄帝纪元，数目好像是四千六百零九年。
孙文！这在当年是使我们怎样憧憬的一个对象哟！他的名字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四川怕以这为第一次。有他的名字列着的布告，就好像他在亲自对我们说话的一样，使我们少年人的心血起了高度的沸腾。
开会时很热闹。会场就在我们学校前面的南校场，在我们当然是就地风光。校场正中搭了一座临时的舞台，舞台上簇拥着不少的革命党。革命成功以后的革命党人真是不少！平常我们时常看见的官班法政的教习，绅班法政的教习，乃至有许多穿军服、带指挥刀的，原来都是革命党人。
董脩武是四川人后来称他为“董太师”的，东文学堂出身的留学生，是我们大哥的同学。他学的也是经济，在绅班法政教书。平常我们也时常看见过他，但我们的嗅觉真钝，连革命党的革字的气味都不曾嗅到。今天是他的主席，登台的人大都是一篇悲歌慷慨的议论。会场上有军乐队助兴，因此也招来了不少的听众。但这些听众是全无组织的，就跟乡里人来看神会的一样，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我自己非常抱歉：当时的那一些悲歌慷慨的演说竟没有一句留在我的记忆里。
总之，这是一个对立。明显的是平时风头很旺的蒲殿俊、邓孝可诸人，今天却谁也没有到场。
但在革命党人中，在当时也有对立，便是洋货和土货的对立。董脩武所代表的是留学生一派的洋货，还有是杨莘友们所代表的川省道地的土货。
我们有一位从堂的姊夫，原来他也是革命党人。有一天他把我拉着，到杨莘友们的办事室里去，我到这儿倒真正感受了一些革命的风味了。
杨莘友、王述怀，还有其他的一共六个人，是反正以后才从牢里放出来的。他们是在己四年（一九〇九）的年底图谋革命，在未举事时被赵尔巽破获了，丢在了牢里的，算来已经坐了将近两年的牢。他们才从牢里出来，有的因为忙于奔走，竟连剃头的时候都没有。一头蓬茸的乱发，一嘴蓬茸的乱须，一个苍白色的面孔，一双放着异光的鹞子眼睛，一身不相称的借来的衣裳，这样的革命党人让你一眼看见了，令你怎么也要肃然生敬。我看见他们的握手了。他们的握手和平常不同，宁可说是扣手。他们是把几个指头并着弯起来，就跟太极图一样彼此扣上。
六人之中有一位身子特别高，背有点穹，鼻子是一种罗马式的高鼻子。他和我谈过几句话，说他们不赞成罗、蒲的办法。那是向赵尔丰投降了，是赵氏的家奴。这个人我看是六人中的领袖，他也特别忙，和我说不上几句话，又有别的同志来会他。他回头又带着手枪出去了。这个人我现在把他的姓名忘记了。他就在那一天遭了别人的暗杀。下手的是甚么人，他的身后是怎样，我完全不知道。
从那办事处退出来的时候，我的那位姊夫他悄悄地对我说，说他们要暗杀蒲殿俊。
在革命期中，一个人上台很快，下台也很容易。蒲殿俊一做了都督之后，他的政治手腕已经落第，更加以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合作，他的末路早已迫在眼前。然而，使他没落的直接动力，却是他自己所酿成的兵变。
蒲殿俊在四川被称为“十日都督”，因为他的都督梦刚好做了十天。
十天，这是新旧各军的自由假期期满的日子。蒲都督在东校场检阅营防军，自此以后要叫他们重守军律了。真是可怜的幼稚的政治家！已经放出笼牢的老虎，他要凭三寸不烂之舌叫它重入笼牢。兵士们也提出了他们的条件，要求发三月份的全饷。财政权大约在当时也还不曾被蒲掌握着，即使已被掌握，然在已经经过两三个月变乱后的四川，更那有那样的余裕？这个要求不能干脆地答复，兵士们当场便哗变起来。当场便有兵士开枪。蒲都督几曾见过这样的局面，几曾听过这样的枪声？枪声一响，他被马弁们拖着逃跑了。
兵士的开枪大约是在午后两点钟左右。就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一城都是枪声。一个锦绣的成都城，就好像楚霸王火烧阿房宫，奈罗帝火烧罗马城一样，四处都在起火。
我们的学堂老早就把门关了。叛兵几时闯进学堂来，是不能保的。都先生把我们约束得很严，不准谁出门一步。在学堂里守着听了一夜的枪声，看了一夜的大火。夜间枪声很密的时候，城里的居民差不多家家都出门逃难。学堂门外就是南校场，簇拥到这儿来的有不少的人。时而也有人在学堂门外打门，但不知道是难民，还是叛兵。
这真是恐怖的一夜，特别是那些难民，他们忧财产之丧失，悲骨肉的分散，愁自己生命的难保，真不知道是怎样地惴栗了。
枪声和火光在天将亮的时候才渐渐停息了。
六
第二天清早，我因为关心着住在东门的一位堂姐，一等学堂门打开，我便跑出去了。
街上是很惨淡的。避难的人已经络续在回到自己的家里。
原来变兵都是向天放的枪，因此，并没有甚么死伤的人。夜间所看见的东一处西一处的火光，真好像全成都城都成了火狱的一样，其实所烧的都是当铺。也有人说是当铺主人自己放的火。因为当铺遭了抢，火烧后便免得偿还。
藩库是烧了，兵械库也的确抢了。在我走到南门大街的时候，还可以看见一些零星的变兵。他们那全身的披挂，可惜我没有照相机，没有拍下一张照片来。他们晓得银钱很贵重，抢了不少的大洋和银锭子。他们晓得枪弹是很好的武器，同时便也抢了一身的枪弹。每人平均差不多要拿四只枪。手里一边拿一只，肩上也一边挂一只。弹囊更加是不计其数，横也是，顺也是，腰上也是，肩上也是，叠叠重重、重重叠叠地挂着。但是，你想，你一个人哪有那样大的力气呢？一夜没有睡觉，身上有不少的金银，还要加上这样多的一些枪弹！
丘八老爷到了这时，不能不起质变了。他们由用枪弹的老虎一变而为驮枪弹的驴马了。
各街已经有自卫团出现，是由各街的江湖、各街的流氓组织成的。他们在这时候把平常很少见的马刀、关刀、牛角叉，通同摆出来了。这些人在晚间抢劫的时候，其实就是有力的队伍。晚间丘八老爷打冲锋，他们便接上二阵。所有各街的抢劫，一多半以上是他们干的。然而摇身一变，他们现在要保卫街坊了。还是该丘八老爷背时，已经变成了驴子，不要说别人还有关刀、马刀，就是赤手空拳把你身上的枪扭一只下来，也就把你解决了。结果是走慢了的一些变兵便都丢了性命。
最繁华的东大街、商业场，被抢劫得最厉害。一街都是包洋货的纸头、货匣、商标，打破了的香水瓶、牙粉瓶、粉瓶，有些地方满街都是粉。在这时候锦绣的成都城倒真真成为十里香街了。
由于自卫团搜逻得很厉害，没有出城的变兵都躲藏了起来。有的也赶快改变了自己的装束，好在改装也很方便，他们是有抢来的现成衣服。在东大街遇着这一件滑稽的悲剧。
一位上穿灰鼠马褂、下穿狐皮袍子的人在街上走着。有几位自卫团抢上前去扭着他，其中一个拦腰便给他一“梭标”把他凿倒了。
原来这位化了装的老爷是露了马脚的。他抢的时候忘了抢裤子，在他的狐皮袍子之下露出了一条有红记的军裤。这位老爷当街便被几位自卫团结果了。但更有趣的是他们把他的灰鼠马褂、狐皮袍子剥开，里面又现出了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
赵尔丰这时候还住在他的总督衙门里面。他和各街的自卫团一样，都还有点机敏的手腕。各处的街头巷口都贴出了他的“总督部堂”的安民告示，然而没有印信。因为藩库烧了，存在藩库里的四川省总督的印信怕也被烧了。
走到堂姐的寓所门前，门是紧闭着的，门上贴了一张红纸的招租帖子。我一看便知道那是姐丈写的字，情不自禁地发起笑来。有了这样一张避邪的符篆，想来他们一定是安全无恙的。门也不容易叫开，我又折到青石桥街去看我的大哥。那时候他住在青石桥街一家大公馆里。因为他的官气太大，我平常少去看他。待我走到他的公馆门前，又同样是一张符篆。毕竟是出过洋的人要不同一点，不比一些旧式的公馆人家，一闻枪声，一见火光，便全家全眷都出门逃难，剩下一座空公馆让自己的用人及邻近的无业者便把“启发”打了。——这“打启发”三个字就是那次兵变之后传出来的话柄。据说那天晚上的新军的口令是“启发”。起初哗变的大抵是营防军，当局者似乎也曾去调凤凰山的新军来弹压。然而新军一进城也跟着变了。一到晚来，彼此成群结队的抢劫，彼此也在互问口令。于是东也是一声“启发”，西也是一声“启发”。从此以后“打启发”便成了成都的新方言。大凡是在上海人要说“揩油”的地方，成都人便叫着“打启发”。
在兵变后的几天，成都城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各街的江湖派，恢复了《水浒传》上的梁山泊的风光。他们在各街都组织公堂，牛角叉、枪矛、青龙偃月刀、大红灯笼，摆设得十分威武。丘八老爷的一幕掩闭了之后，现在又是陈涉、吴广草莽英雄的一幕登场了。在城内已经有不少这样的英雄，更加以各县的保路同志军进城来成军，那真是开出了古今未有之奇局了。
蒲殿俊辈登台之后，因为纵容兵士的结果弄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同时新军又不在他们手里，他们便提出了一个政策，招各路的保路同志军进省成军。这一方面算是了结一场公案，而同时也想借来作为弹压旧军、抵制新军的工具。因为这样，各路的同志军也就络续抵省。但在他们抵省的时候，已经是兵变后的第二天。蒲已经跑得没有踪影了。凡为瞻仰过同志军军容的人，读到贾长沙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绝不会认为只是文学家的夸张。保路同志军军容有的真是滑稽得使你要夸张也夸张不到。所谓同志军，有一部分是平时的土匪，有一部分是各地的乡团。大部分的鸟枪、梭标、牛角叉、铁锤、铜锤、铁锏、铜锏，虽然陈腐一点，但总还是军器。但有的却拿着锄头、挡耙、扁担、镰刀。而有的更异想天开，把一把菜刀绑在竹竿头上，雄赳赳气昂昂地拿着。我还亲眼看见一位拿“吊刀子”的。——这“吊刀子”我恐怕是四川话，外边不知道叫甚么名字。这东西现在很少见了，在从前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出门便要带“吊刀子”，就是一双牙骨筷、一柄西餐用的小刀，同插在一个鞘子里面。这样的东西本是用来吃饭菜的，然而那位同志军，他把小刀抽出鞘来拿在手里，象牙筷和鞘子便吊在腰间，大有仗着宝剑的钟馗的身手。
但是，朋友，你们且莫忙单作为滑稽的现象，而以一笑付之。我有意把这些滑稽的现象写出来，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志会乃至同志军的军事行动的本质。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辈所代表的立宪论者，也不是董脩武辈所代表的革命党人，而是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这种人民大众的威力，我们不要把它轻视了。就是他们，在竹竿头上绑的菜刀，手里拿着的吊刀子，不已成为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动力吗？
要记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这后于一九〇五年的俄罗斯第一次的革命仅仅六年，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第二次革命也仅仅六年。革命的性质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完全两样！我想，假使中国有好的领导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众从那时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国主义者对抗，而成为世界革命的前驱吗？保路同志会之起，直接虽是和封建社会作斗争，而间接却是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直接的一步没有走完，间接的一步却完全忘掉了。问题依然要归结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上来。中国的革命如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它毕竟只能出于向帝国主义投降或畏避的一途，而萎缩到旧有的封建社会的窠臼里。中国哟！你究竟该到那儿去？
在营防军狷獗的时候，准都兢兢业业地预感到一定会出甚么乱子，乱子终于出现了。现在又来了第二个兢兢业业的预感。你想，那样多的草莽英雄又闯进了成都城，这不正好是“前门去虎后门进狼”？
在城外草堂寺旁边，自从我初上省的那一年起，便计划着要设立公园，由官、绅、商、学出资合办。费了几万块钱和将近两年的工夫，公园刚好修成，便遇到革命。同志军一抵省，他们说那公园是赵尔丰、周孝怀辈的私产，便把它捣毁得片瓦无存了。
四川在初办新军的时候，原来豫计的是两师人。在凤凰山驻扎一师，在新津驻扎一师。新津是进入西藏的通道，驻扎一师人在那儿是为了要控制西藏。自从我上省的那一年，新津城外也就在建筑西式营房，前后也差不多费了两年工夫，经费更不知道费了多少万。快要落成了，同志军也说是赵家的私产，把它捣毁成一片砖块。
这样的盲目的破坏不能不使当时的有产者震惊。有产者便想靠着有新式武器的军队来防御这行将临头的第二次的祸灾。一些军政上的人自然便乘机而起，扶植自己的势力。这个要求在我们学生的心中也生出了反映。就在兵变后的第二天，成都的学生界发起了一个组织学生志愿军的运动。以武备学堂为中心，凡是志愿者都到那儿去成军，略受训练便要到街上维持秩序。我也自告奋勇去参加了，那是兵变后的第三天。我把我的行李也搬进了武备学堂。武备学堂在那时已经改成陆军小学，是西式的建筑。因为它在北门城外，和南门区域相隔太远，直到去当志愿兵的那一天，我才第一次和它见面。我把行李搬进了武备学堂去了，在寝室里看到那陆军学生所睡的床，窄窄的刚好可以容下一个人的身子。
“这怎么能够睡呢？”在去当志愿兵的志士的心中，劈头便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可和志士的招牌抗衡起来了。要当志士便要受这样的苦！这怎么吃得消？于是志士的招牌立地折下来了，行李刚好搬进寝室，又由原挑脚急忙搬出学堂。和我同去又同出的很不少。这样滑稽的一幕，我并不想把它当成忏悔的资料。这只表明着当时一般青年少年的心理。我自己即使忍耐着去吃一点苦，做到一个忠实的维持秩序的好兵，结果又怎样呢？只添了一个新军阀的爪牙，新富豪的鹰犬罢了。说得光大一点，我顶多可当成了四川境内的如蛆如猬的一个军阀。因而当时的落伍虽然不甚么光荣，然而也不是怎样的耻辱。
保路同志军虽然是四川独立的元勋，但他们依然是封建社会里面的骨董！他们不过是被有产者利用来做为争路的工具罢了。他们根本没有收拾四川的能力，也没有人期待他们来收拾四川。演傀儡剧的人，在把戏钱骗到手之后，傀儡又要被收拾进破箱子里面去了。
七
舞台大转换，新的登台人物是尹昌衡、董脩武、杨莘友诸人。
尹昌衡是武备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又进过日本的士官学校，在那儿和蔡锷好像是同学，他们后来同回国，也同在广西的讲武堂干过事情。他是由赵尔巽手里调回四川来办督练公所的。这位先生人很魁梧，在武人里面也比较还有点天分，他能够熬几句章太炎式的似通非通的古文，似选非选的古诗。他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他只是有兵权在手里的实力派。自从清朝末年早就高呼着的“富国强兵”的口号总算是发生了效力：因为凡有国者必富，而有兵者必强。这在辛亥革命以后，直到现在算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甚么主义都是骗人的话，只要你手里有兵。你手里一有兵，不怕你昨天还是万恶的军阀，今天便可以成为忠实的信徒。你昨天还是跑交易所的流氓，今天便可以成为名实相符的皇帝。尹昌衡在四川算首先开创了这个例子。
他那时在任陆军小学校的校长。陆军学生们便成为他的爪牙，同时因为他又是陆军的先辈，所以四川的军界大都愿意受他的指挥。在赵尔丰交出政权时早就有很多的谣言，说尹昌衡要带领陆军小学的学生和凤凰山的新军攻打总督府。我们对于他也朝夕在期待着。然而，谣言毕竟只是谣言。
自蒲殿俊登基以后，各派势力在暗中斗争了十天，结果也就酿成了一场兵变。
蒲倒了，给与董、杨辈革命党人获得政权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与他们一个良好的教训：没有兵力不能固定自己的政权。在这儿，革命党人便乐得和实力派苟合了。兵变后的第四天，我们奉天承运的尹大皇帝又在我们四川省七千万子民的拥戴之下诞登大宝了。
尹昌衡担任都督。董脩武担任财政部长，实际上也就是内阁总理大臣或者宰相。杨莘友担任军事巡警总监。在这儿我们的大哥也有一份，他担任交通部长。其他还有多少部我不甚记忆，部长是些甚么人也不甚记忆了。总之，代表人物是尹、董、杨，其他也不过和我们的大哥一样，伴食大臣而已。
我们的大哥，他和尹昌衡一样，不是立宪派，不是革命党人，但也不是实力派。他的资格是东文学堂出身，是留学过东洋回来的，这第二批的新政府东洋帮最占优势，特别是东文帮。各部的部长、副部长差不多又被他们包办了。大哥在东文帮里面算是水面上的人物，所以部长的椅子也就有了他的一份。
新人一上台，委实又有一番新气象。都督是名实相符的军事家，四川立地便成立了四师新军（这在目前连四十师都有的四川当然不算多，然在当时的确是有点像孙悟空吹毫毛，在变戏法）。董太师的最高妙的财政政策便是多发纸币，多铸铜元。纸币不限于一元以上的银元，就是十枚、二十枚、五十枚至一百枚的铜元代用券也应有尽有了。有的是皮筋纸，你怕有甚么不能解决的财政上的困难？铜元也多样化了，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乃至五百文的都有。那当五百的大铜元，与其说是铜元，宁可说是“铜镜”。但这种铜镜，在后来又有分用的办法。一个铜镜把它剖成四色，每色又当一百使用。——四川的一部币政史，假如有人肯把它纂集起来，一定抵当得过极幽默的滑稽小说。
董脩武的德政，当然不是他一上台就造成了的，这儿所叙述的是综合着后来好几年的历史。不过这位太师他总还算是“行已有耻”的人，他后来（仿佛是民国三年的初间）终因为财政问题下了狱，而且在狱中服毒自尽了。
董脩武先生，认真说，要算是时代的牺牲者。中国人在梦里寐里时常所想念着的便是要富国强兵，结果是国虽然没有富而兵倒强了起来。兵数一天一天地增加，在有限的收入里横添出无数的军费，你教人怎能不滥发纸币？发纸币本来也并不是甚么恶劣的政策，只要你有相当的信用，相当的基金。但是在中国的国度里你那里去找那种基金？中国的纸币大都是没有相应基金的，也就跟整个中国不能富的原因是一样，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作怪。董先生要算是死在这个吃人不流血的怪物的虎口里了。
这些都是后事。就靠着这一批新上台的脚色，多少总还有了一番作为。特别是那位担任军事巡警的杨总监，他真有点雷厉风行的手腕。他的军事巡警是要背马枪的，这比从前拿着一根哭丧棍的警丁大有威风了。然而那马枪对于当时的江湖派却是无上的诱惑。政府尽管成立了，而他们摆的公堂依然存在。他们从那变兵身上抢枪的滋味是一时不会容易忘记的。这军事巡警不消说就成了他们的对头，于是乎他们也就从巡警的身上来抢马枪。弄到后来巡警站岗是两个人或三个人背靠背地站着，手里端着上了弹的马枪。就这样，终竟也把那一时的无政府状态弹压下来了。
这从有产者的立场上说来，总要算是他们的功德。他们弹压民众的手段虽然比赵尔丰、周孝怀还要厉害，而声望却是日隆。他们在成都人的眼中就好像刘、关、张再世一样。
那位二十世纪的刘玄德的确也有点刘玄德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的老婆很多。他在未和自己的聘妻结婚以前，便先讨了六七位小老婆，而这六七位小老婆大都是在他当了都督之后收集起来的。他人很年青，在当时怕仅仅三十岁来往，人又魁梧，面孔也还漂亮，地位又是一省的都督。他偶尔从都督府里出来巡街，在他出府的时候大都督真是威风。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黑马，前呼后拥地总有十几匹马队跟着。马队在街上总是放小跑。在这时，街上的人不消说都要边让，两街坊的人家，特别是平常不大出门的女眷，便都争到街口上来瞻仰这位八面威风的大将军了。
女眷们心悬目眩地在瞻仰将军，将军在电掣风驰中其实也就在物色他的妃嫔。他的一些爱妾就是在这样的机会中挑选出来了。
成都人有一句意义转变的说话，便是“愿尽义务”。这“愿尽义务”四个字，你到了成都是不好随意说出口的。原因是这样。有一次都督出府，经过都督府所在的皇城附近一家成衣店门口。那成衣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在都督从她店铺门口跑过的时候，她饱看了一场。谁知都督也把她饱看进心里了。都督回府之后，就在那天晚上，派了副官去和成衣店的老板交涉：都督看中了那老板娘，要请她进宫。你说，那老板是怎样的答复？他很鞠躬尽瘁地回答道：
“既是都督有心，小民愿尽义务。”
就这样这“愿尽义务”便成为了成都人的话柄。这位尹将军的猖狂真也就不可一世了。然而，他的“寡人好色”的表现还不仅这一点。
成都有一位有名的旦脚名叫杨素兰，他的确是一位天才。我在成都看见他唱戏的时候，怕已经六十多岁了，然而他还是在唱闺门旦（花衫）。三二十年前，在他年青的时候，他是炙手可热的。有过一位总督很喜欢他，他时常出入公门。在那时的司道府县的大小候补官员没有一个不去仰仰他的鼻息的。
尹都督也看上了这位老天才。他真异想天开，公然叫他扮成女眷进他的都督府。
有一天晚上是天才的不幸，在他进都督府门的时候，却闯着了那位号称张三爷的杨总监，把他破获了。这件事情便闹遍了全城。弄到第二天，我们的尹大都督便下了一通罪己诏，把杨总监褒奖了一场，似乎是称他为“铁面御史”。
中国的旧社会实在是一种怪异。像尹昌衡这些行为，真是够荒唐了，而在一般人看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三妻二妾是几千年来的“礼法”，愈见是大人大物，他的妻妾便可以愈见多。当事者自以为荣，而旁观者不胜歆羡。就像尹昌衡这一个例子，他自己就丝毫没有甚么内咎的。不，不仅没有内咎，他反而在自己夸奖自己。有一次我听见过他在成都青年会演说，他的题目是“英雄与好色”。他的演说我没有听完，只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三段论法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脑里。他说：
自古英雄多好色（大前提）
昌衡好色（小前提）
所以昌衡是英雄（判断）
我不是来讲逻辑的，他这个三段论法究竟犯了逻辑上的那一条错误，我现在不管。总之你可以看出他是在怎样地自我陶醉！他既自封为英雄，所以我在这儿把他的佳话记述一些出来，我不是在揭发别人的阴私，我是在描写一位“英雄”呢。
尹大都督他到底不愧是一位英雄，在他的治下，那位以杀人成名而绰号“屠户”的赵尔丰终竟被人屠杀了。
快到阴历年底了，赵尔丰依然住在总督署里面。
外边对于他造了不少的谣言，说总督署里面藏了好多兵，又有好几架机关枪陈列在大堂上，想乘机攻打出来。新政府屡次想要解决他，终不敢轻易动手。
快要到阴历的年底了，尹大都督或许也怕是想立出一项功业来挽回他的名誉罢？他终竟派了三营人把旧总督府包围了起来。里面并没有甚么动静，他们也就攻打进去。衙门里面那里有甚么兵？大堂上面那里有甚么机关枪呢？比诸葛亮的“空城计”还要空得厉害的，是老卒残兵的影子都不见一个。
一直走进里面去搜查的是一位哨官，名叫陶泽锟。他最后终竟搜到了赵尔丰的寝室，他闯进门去，里面打了一发手枪出来。
赵尔丰病了，是睡在床上的，只留着一位“蛮丫头”（四川人是这样称呼的，是否“蛮子”我不知道）在服侍他的汤药。那打手枪的就是这位蛮丫头了。
一位病夫，一位女子，当然只好束手就擒。蛮丫头好像当场便被枪决了，赵尔丰便从病床上拖了起来，由督署街拉到皇城，他的脑袋子也就和端方的一样被指挥刀斫了下来。
赵尔丰假使不病，或许他早已设法逃跑了？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他在经营西藏上，大约很受了一番辛苦，年纪才五十上下，头发都已经白了。特别令人惋惜的是他的蛮丫头，四川人差不多没有人不称道她的。这位少数民族的女性为中国封建势力的末路，却点缀了一段优美的光辉。古代的所谓“忠义”，结晶在这位女性身上了。
赵尔丰死后还有小小的一场波折。
陶泽锟杀了赵尔丰后，尹大都督立地升他为标统。大都督自己把赵的首级提在手里打马出都督府，游街示众。
待他跑到东大街，从一家店铺的楼上“搭”的一声打了一枪下来，打中了他背后的一位马弁。大都督回马便跑，提着人头又跑回都督府里去了。
放枪的人，有人说就是帮助赵尔丰成名为“屠户”的那位傅华封。他跟随赵尔丰一同进藏，赵在屠杀少数民族上，他也帮了不少忙。
当成都围城时，傅华封忠于他的主子，曾率领边军救赵。但到了雅州，四川已经独立，他的部下因而溃散了。他被擒获后，尹昌衡要奖励“忠臣”，没有杀他，并把他聘为顾问。后来尹昌衡进藏，不用说傅又成为了尹的羽翼。他著过一部《西康建省计划书》，主张把四川西部和邻接地区划为“西康省”，就是要为新的主子拓土开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