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官寓里住着，不知不觉便过了三四个礼拜，大哥依然没有消息。自己的孤寂感和北地的积雪一样一天一天地浓厚了起来。
京官一早便要去审判厅，在中饭时回来一次，午后要到晚上才能回来。他的饭食是在内院里用的。在法政学堂的预科的京官兄弟也是一早要出去上学，虽然中饭和晚饭是陪着我在外院里用，但在午后放学回来之后，他大抵是出外访友或玩耍去了，在家里的机会很少。
礼拜日，京官是要叙他的天伦的，京官的兄弟却爱去照顾所喜欢的落子。我时时要求他把我引去看看万牲园、颐和园，或者圆明园的废迹，又或者如天坛、陶然亭那些有名的地方。他总说：“天气冷，没甚意思，最好是到明年开春去。”因此我虽然到过一次北京，而且滞留得也相当久，除开由吹帚胡同走出正阳门、由正阳门走回吹帚胡同之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京官兄弟也肯把我引到大栅栏附近的茶园里去饮茶，落子也跟着去听过一两次，但在去过一两次之后，觉得百无聊赖，因此就在礼拜日也多是一个人留在寓里了。
京官把他的兄弟管束得也并不松懈。正在春情发动期中的他的兄弟，脸上多有烧疮，因此便爱用雪花膏来掩饰。一天洗三四次脸，总要涂抹三四次雪花膏。又因为爱吸纸烟，他左手的中食两指总是染得焦黄的。京官因此便看不惯他，不论什么时候，见着了他总是要骂：
——“一个脸就像个奸臣，一双手爪就像屎橛头，老三，你要这样干下去，我要把你送回家去！”
但是这样的骂却什么效果也没有，京官愈骂，老三却似乎愈有意识地和他反抗。脸上的雪花膏愈见厚，手上的烟垢愈见浓。老三是有老三的哲学的。他时常对我辩解。
——“各人有各人的生性，勉强不得。我自己是火性。北方的气候干燥，不涂雪花膏脸皮要皴，不吸香烟不能够润肺。”
他似乎是把香烟的烟子当成着水蒸气的。
老三在背地里也爱骂他的哥哥，他要骂他官派十足，并不高明地总要撇一口京腔。——其实到京才两年的他也是撇着京腔的，大约是自信比他的哥哥更加高明。他骂他一妻一妾，时常不和睦，连妻妾都管理不了，满有本领来骂自己的兄弟。这些话，他几乎也每天都要向我说一两次，我是不好作左右袒的。有一次我略略表示我对于京官的敬意，我说他为人严正而有操持，别人都在花天酒地八大胡同里醉生梦死，而他没有那样的恶习。但就是这样的话，老三都要采取否定的态度。
——“哼，严正！一个有小老婆的人会严正？他是因为有我和大嫂的监管，所以才不敢放肆啦。就因为不能够放肆，所以他总是在我头上出气。”
京官对于他的严格被解释成为了性欲不能满足的报复。这样的精神分析怕有点冤枉罢。
老三是最重视英文的，他的预科科目中有好几点钟的英文，他说只有这门功课有趣，而且有用，将来无论做官不做官，要和外国人办交涉都是要用英文的。他读的课本有一种是嘉本图的《欧洲游记》（carpenter《europe》），在他没有那门功课的一天，我在家里替他查字典，把生字用铅笔来注在书的旁边。这层是使他对我生出友谊和敬意的地方。他有一次问过我：
——“你们在中学堂里学外国文自然好，但要学什么几何、代数，声、光、电、化，那有什么用处？一位木匠师傅并不懂几何，一位糟房老板并不懂化学，而你们懂得的也只有那么一回事，有什么用处？”
这一问委实是把我问穷了，我们在中学堂里学习的初步的课程，其实只是科学的一点“人之初”，那里就会懂得它的应用上来？然而在低级的生产与高级的技术联接不上来的社会里，就到现在也还有好些从外国学回来了的专门学者，在苦于“所学非所用”与“所用非所学”。二十几年前的二十岁前后的青少年那里窥察得透学与用之间的关系呢？
京官也是尊敬英文的，其尊敬的程度似乎并不亚于他的兄弟老三。他在晚间每到书房里来，看见我们在查英文字典，他总爱说：“你们的时代比我们好，我们要学洋文，年纪已经太大了。”他在高兴时也偶尔要谈谈他做法官的经验。据他自己说来，他所经手过的离奇案件，如果写出来，是可以抵得过一部《福尔摩斯》的。他所讲过的案情有些的确离奇，但我通同忘了。我只记得一件不甚离奇的小小悲剧。
他说，还是他在地方审判厅任事的时候，有一次审理过一件盗案。被告是一位五十以上的人，偷了别人东西。法庭判决了他三个月的有期徒刑。那时候是在十月，犯人听了宣判，把手指屈起来数了一下，说：“青天大老爷，请你开恩，监我五个月罢。正月一早放我出去，外边又冷，我又找不到饭吃。”京官没有读过安那托尔·法朗士的作品，这段故事不用说完全是出于他的经验。他把它看得也很严重。他说：“在一个社会中的自由生活还不如在监狱里受刑，国家设刑的意思究竟在那儿呢？”京官只是叹息，但也没有说出究竟该怎样的所以然来。
在京官寓里不知不觉地便住了三四个礼拜，京官给与我的印象虽然仍是一尊有点呼息的石膏像，但他对于我似乎暗暗地有几分器重的意思。他向着我不仅时常爱批评他的兄弟，而且有时还要批评我的大哥。他说我的大哥是过于“大气磅礴”了。一抵京，向总统府报了到，便跑出去游历，一直没消息回来。总统府来召见过两次，都只好回说不在，他真真是坐失机宜。他有时又劝我读他书房里所有的一部陆宣公的奏议集，他说将来有用。但那位大宰相的四六奏议实在令我发生不出趣味来，我也没有预料到中国的将来还有使用“奏议”的必要。
是在第五个礼拜日的晚上，在暗淡的一盏洋灯光下，一个人坐在书房里读着在琉璃厂花了一块钱买来的《胡刊文选》，读着我所嗜好的魏晋人的诗。因为我不高兴煤臭，在京官的兄弟未回来之前，炉中我没有让人生火。房中的空气是冷清清的，四壁都寂静无声，突然在窗外的阶沿上发出了一下清脆的像玉簪跌碎的声音。那是屋檐口的冰柱积长了坠落了下来。百无缘故地眼泪在眼中涔涔了。把书掩着，立起身来步出书房门去，迎头一片月光照在中堂的砖面上。中堂外的积雪放着皎洁的银辉，天空中的一钩上弦月报告着是旧历的十一月初旬。忽然有诗样的兴趣悠然来了，折回书房去，顺手拉了一张信笺来，写出了几句即兴诗：
天寒苦晷短，读书未肯辍。
檐冰滴有声，中心转凄绝。
开门见新月，照耀庭前雪。
把诗写好，返复地念了几遍，刚好把来叠在书里的时候，忽然有人把门帘打开，是京官走进书房来了。
——“你一个人在家吗？老三那家伙，怕又窜进那儿的落子馆里去了？那家伙天资又钝，又不肯用功，真没办法！你怎么没叫人生火啦？”
——“我因为不高兴那煤气，弄得头痛。”
——“好的，好的，我今晚是来约你去看电影的。我平常很忙，今晚才得了一点儿空。”
我当然是只有唯命是听的。
跟着京官由吹帚胡同走出大街，经了些转折，穿进了中华门内的宫墙。
一片澄澈的蔚蓝色的天宇高深得不可思议。皎洁的新月和几点明朗的疏星，就像是镶嵌在那儿的一样。毫无吝惜的光波湛在那宏大石板面就的广漠而寂寞的宫廷上面，好像是太古以来人迹所不曾到过的一片大湖。我在中华门前留连了一下，觉得自己的脑子，自己的一切，都像是澄澈了的一样。
走出了正阳门，进了一家在大栅栏附近的电影馆。馆子是旧式的戏园，一张白布张在正面的舞台上，舞台前面很杂乱地坐满了无数的观客。京官把我引到了一条在楼口下的凳子上坐着。不一会儿卖戏单的人走来了，周围的人都争着在买，京官没有动。卖戏单的竟抽了一张来递给他。
——“戏单，买么？两个铜子儿。”
——“咱们用不着啦，咱们这位朋友，”京官指着我说，“是懂英文的啦。”
嗳呀！这样一句话弄得我顿时不安起来，原来京官的好意是把我带去做翻译的。真是要命，一个才从四川那样偏僻的省份出来的中学毕业生，读嘉本图的《欧洲游记》那样浅显的书都须得死抱着字典，那里会有本领充当英文的通译呢？诗的感兴、月光的陶醉、看电影的愉乐，不用说都通同被骇跑了。我就好像毫无准备地坐在讲堂上要受试验的一样。或者说得要更贴切一点，就好像一个罪人坐在法官面前听候宣判。
戏园里灭了灯了。毫不容情的电影机劈头在银幕上便放出一些外国字，而那外国字比起英文所用的字母来更多生了一些角，不仅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一个个的字母都像是初次会面。
——“那英文是什么意思啦？”京官质问起来了。
我真是急得想哭，但又不好说认不得，只说收得太快，没看清楚。委实也是收得太快。
倒是京官是内行，他说前几面的字幕都是戏名和演员的名字，是不关紧要的，要紧的是戏中插的字幕，那是帮着戏情的说明。开首的几张字幕过后，戏影来了，好像是那一国的皇帝出殡的光景，银幕上现着送葬的行列，有无数的花圈。不容情的字幕又来了，而且很长，依然是一些生着角的字母，待你连字母都还没看清楚的时候，一晃地又收了。
——“那英文是什么意思呢？”又是京官的发问。
正在着急着不知道该怎样的回答，银幕上现出的又是一些轻气球队，接连着两三片好像是在举行阅兵式。一晃，又是很长的字幕。
——“这回的英文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妈，实在连字母都认不准确。在中学堂里学了四五年的英文，妈的，怎这样不济事呢？）硬着喉咙回答的，仍然是：
——“幕收得太快，看不清楚。”
银幕又变成了非洲的热带地方，许多黑人赤裸着在作跳舞，有些女人的嘴，比鸭嘴还要奇怪，上下嘴唇是挺出着的两个大圆盘。有角的字母之示威行列又出现了。
——“这回可看清楚了吗？”京官的问话中淡淡地含蓄有一些失望的讥嘲。
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迁延，回避，已经是没中用了；“偶尔该有一两幕可以认得的罢”——那样的机会主义也达到了非清算不可的时候了。但自己又有几分不甘心，只好没有十分把握地游移着说了一句：
——“那好像……不是英文。”
——“不是英文？”京官很诧异地说，他以后便没有再问了。
照现在推想起来，那些片子大约是德国的或者俄国的所谓“消息片”，是报道着当时的重要的世界新闻的，所以各张片子毫无连络，而字幕的说明也不是英文。但连你自己都没有把握，你怎么能够使京官相信呢？在当时，京官苦了我，我也苦了京官，我是使他失望了。他怀着满腔的希望，以为我将来会成为陆宣公，或者至少可以成为曾纪泽，然而谁知道第一次来试验我的英文程度，就这样落了第？京官可能相信着那字幕上的文字是英文，学过四五年英文的人，即使不能全懂，也当认得一半或者几成。然而却和他一样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不认识便坦白地说不认识，或者京官也能原谅，但我始终是游移，推诿，最后是并无把握地回答说“不是英文”。——“这孩子真是虚矫得有点程度啦！”京官的心里不会在这样的作想吗？
——“咱们回去罢，”银幕上的消息片接着还放了几则，但还没有放完的时候，京官突然地这样说，“今天演的片子，毫没味儿。”
我受着了无言的判决，跟着我们的法官回到了吹帚胡同，石膏像把一星的呼息都失掉了。
我实在想哭。这一次的试验比天津的“拓都与么匿”还要来得绝望。天津失败了有逃到北京来的出路，这一次的失败简直是无路可逃。大哥如不回京，连从京官的寓里退出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自己没有钱。
——（我为什么要跑到北京来呢？不要那样地高傲，降心相从地住在天津的学校里岂不甚好？弄到现在来毫无出路可走。）
然而出路终竟是有的。
京官白天要出去登厅，见面的机会很少，只有在晚间总免不得要见面，能够把这晚间避过便是绝妙的出路。因此我一到晚间来便借口头痛，受了煤气的毒，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我一出去，地点便是中华门前后的宫廷。夜夜都是皎洁的晴空，澄澈的蔚蓝色的天宇照常是不可思议的高深。镶嵌在那儿的新月一宵圆过一宵，星点逐渐地疏减了。广漠的宫廷依然是太古以来人迹所不曾到的大湖。伫立在那儿，假使没有那透彻全身的冰感，没有那啼笑皆非的稚气，尽可以比成为尼罗河畔的斯芬克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