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前的人说：吴牛喘月，蜀犬吠日。这是说江南的平地多山少，因而太阳的光威没有遮拦，所以江南的牛见着月光都要喘气。四川的平地少山太多，因而见太阳的时候少，所以四川的狗看见太阳也要少见多怪地狂吠起来。其实这两句话不过是文人的夸张罢了。
江南诚然少山。在春夏之交，你假如在沪宁路或沪杭路上，你从火车窗中望出，那眼前展放着的一片青翠的田亩，就如像在海舟中瞻望大海一样，一直展开到远远的地平线而隐没下去。在这时，太阳光是和暖的，明朗的，眼前的大好平原真真是一片锦绣。在这时，你会暂时忘机，觉得中国的前途有无穷的希望葱翠着。田畴中工作着的农人、圆草亭中拖着水龙的悠然拓大的水牛，真像是世界的主人。
四川的中央部其实也和这样的光景差不离。
四川是一个高原的盆地。北部西部我虽然不曾去过，但从地图上看来，从各道的水脉看来，四川是四面都是山，在中央包含着一个坦平的地面。这个平原究竟有多么宽广，在不曾去过四川的人，是谁也想像不到的。
我自己生长在峨眉山下，是在四川的南部。从我的家乡走到嘉定城有一日的路程，已经是比较平坦的，并不是怎么崎岖。嘉定城内外虽然有些丘陵，但离山岳的气味便已经很远了。由嘉定城再要到成都足足有三天半的路途，峨眉山的山影在我们的背后渐渐低远下去，渐渐浅淡下去，走到了半途的眉山县治，便全部消灭在天空里去了。由此以后的两天路程一直走到成都，你向周围四际远望，无论在那一方面，你都看不出有一些儿山影！我们在这儿可以想象一下罢。请以成都为中心，以三四百里路的距离为半径，向周围画出一个圆形来。四川的盆地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是广阔的盆地，而且是很膏腴的盆地，所以从古以来四川号称为“天府雄区”。事实上中国的富源——专以农业来说——除江浙以外，便要数到四川。自从黄色大龙旗改变成五条颜色以来已经十七八年，四川拥抱着一二十个大小军阀，人人都有百几十万大兵，年年都要闹一两次内乱，然而四川的七千万人民，至少是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公然还能勉勉强强地活下去。那四川的富厚就可想而知了。
我对于四川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是庚戌年的正月我初次上成都的时候，用阳历来说自然是一九一〇年的二月了。我之所以能够到成都去，是要多谢嘉定府中学堂的斥退。在嘉定读书的时候，由于学校的腐败、教职员的腐败，自己的知识欲没有方法可以满足，有时是自暴自弃地朝堕落的路径上走，有时又只好耽读一些古代文学和小说传奇一类的东西。但我想走的心事是怎样迫切哟！嘉定那样的井底我是不想一刻羁留的。能够的时候是跑欧美，其次是日本，其次是京沪，更其次——这是最低的限度——便是跑成都了。这些地方发散着强有力的磁性，把我全身血液里面的铁质都吸引了去。这只是一种不可遏抑的无名的憧憬。到这些地方去应该学甚么，究竟有甚么好学，在当时不用说毫无明确的意识。
景仰欧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沪，景仰成都，就跟五牛崩尸一样，少年的心受着四方的牵引，他是没有一刻宁静过的。然而我的父母却坚决不允许我走。我受着那样的磔刑，荏荏苒苒地在嘉定住了四年，突然遭了意外的斥退。这是多么可以欢迎的事！这回，我家里人无论怎样不能阻止我了，我至少可以到成都去了！
学堂的斥退是在已酉年（一九〇九）十月。
嘉定中学学生和营防军闹事，学校当局采取了高压手段，镇压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一次就开除了八名学生，记了几十名大过。我和张伯安都在被斥退之列。
事情像那样凑巧的，我相信是不会有的。上半天差不多快要吃中饭的时候，学校挂了我们的斥退牌。我们正把自己的行李搬出学堂门，有一乘四轿抬进了中学堂的辕门。前面一个跟班捧着一个很长很大的朱红纸的名片。我们起初以为怕是甚么省视学或者委员来了。但看那四轿后面挂着一对灯笼，用红色的匾体字，一边写着“四川提学使委任”，一边写着“嘉定中学监督严”。
——“这才奇怪啦！嘉定中学会跑出两个监督来！”
然而事情也并不奇怪，委实是一位新任的监督前来上任。这对于学校的办事人们当然是一个晴天霹雳，而对于我们学生子又是一阵霹雳后的一片晴光了。
新监督是洪雅县的老举人。他怎样受了提学使的委任，那提学使又怎样突头突脑地撤换了旧监督，这些情由我到现在也全不知道。新监督是一位胡须斑白、非人不暖的老先生。你看到他那种走马上任的神气，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全然不懂教育的外行乃至老腐败。但这对于旧的办事人是严重打击，就好像替学生报了仇，因此学生们对于这位老先生是非常欢迎的。当天下午，学生就派了代表去见严监督，请他立刻进堂主持，要他撤换一切压制学生的旧的教职员，要他把斥退了的八个人通同召回，取消斥退牌，取消那几十名的大过。严先生都一一答应了。——不消说他是乐得做人情的，中国旧式的交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跟着严先生已经来了不少的新教职员。但是严老先生说：他要到第三天才能接事，因为秦监督还没有准备，要到第三天才能办交代。
这几天中的学生，当然就跟新的女蜂王出现，蜂子闹分窝时一样地闹杂了。学校成了无政府状态。以前的教职员都不敢出头，都知道自己要遭替换，已纷纷向旧监督辞职。就在我们被斥退的那天晚上，有好些人偷偷地把自己的行李由学校的后门搬出去。那位旧监督秦先生，因为是责有所在，不能不留在堂里办移交，那真够他煎熬了。他一进一出要受学生们的冷嘲热骂，然而也不能不忍耐着装聋卖哑。
由旧式考棚改成的学校，礼堂就是从前的大堂。大堂前面一条很长很宽的空坝已改做操场，两侧有扶手的栏杆。
第三天上移交办妥了，秦先生的行李由礼堂后面送出。随后秦先生孤影悄然地也从礼堂后面走了出来，严老先生在后面送他。
两边的栏杆上都站着学生，看见两位先生走下了礼堂，便一阵的鼓掌声，一阵的万岁声。但这鼓掌声和万岁声决不是对于甚么人表示欢迎和欢送的喝采。可怜那秦先生把他古铜色的面皮青一阵紫一阵的头也不敢抬起来，眼也不敢侧视。我想，古人所谓绞肠的痛苦，怕他这时候正在经验着罢？他的心脏最初一定兴奋过一时，使他觉得全身发烧；但一回头又紧缩得好像要断气，使他觉得全身发冷。他当然要痛恨那位严老举人。但在这时，他不一定痛恨他夺了自己的饭碗，倒一定是痛恨他走路的官派过于委迟。然而，他也一定要感谢的，在他踏完了那长操场的最后一步时，他要感谢那操场幸好没有再长。
不过秦先生的报复，他也早就预备好了。
秦先生前脚走了之后，学生便簇拥着严老举人要他立即取消我们的斥退牌。他这次当然也无可推诿了。他立地叫人检查案卷，才发现了一个绝望的事实。原来前任的监督早知道他自己一走，学生们一定要要求继任者取消我们的斥退，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在斥退了我们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新任监督突然来接事的那天的下午，把我们斥退了的八个人禀报上去，通饬全省了！这对于学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于我们被斥退者尤其是一个绝望的打击。在当时斥退了学生，挂了斥退牌还要下通饬，这简直是一条绝路。学生从此便不能用自己的本名，甚至从此便不能在本省读书了。秦先生这个报复手段真是毒辣。他不仅断送了好几位学生的前途，而且还断送一位同学的性命。
那位带了重伤的同学，是洪雅县的人，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他平常很用功，很守本分。他有一个很有趣味的自修课程，便是每天要读英文字典，至少要读二十个字来暗记。像他这样用死工的人我实在是少见的。那天他真冤枉，学生们在和粮子闹事的时候，他无辜的受了重伤，打得当场便在吐血。那昧尽天良的办事人，就以这为他在场闹事的证据把他斥退了。天生的拘谨人遭了斥退，已经使他伤上加伤。但幸好和他同县的新监督来了，以为有法挽回，他也就暂时得到安慰了。谁料斥退他的人，还把他禀上去了呢？这个消息一传到他的耳里，可怜他的内伤大裂，竟至开仓大吐起来。他始终爱说一句英文：“you see,i am killed!you see, i am killed!”除此以外并没有二句话。不消说他已经失掉了他的本性。
这位同学就在开仓大吐后的第二天，死在了他回洪雅县去的肩舆里面。
当时办学的人对待学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好像是在管理死囚。这个往事，回想起来真不免令人痛心。
不过我自己是应该感谢的。斥退了我固然好，就要下我的通饬，那也更好。因为我不仅可以到成都，或者说不定还可以出省。这是怎样的一种幸运呢！
二
我往成都去是和五哥同路。我们先到嘉定城落在王畏岩先生的家里。王先生在我进了中学之后，他曾经在省城的分设中学做过两年的国文教员，他是才卸了任回来。他便为我写了几封介绍信给分设中学的他的旧同事。
在王先生家里耽搁了一天，第二天就动身。我们雇的是长途轿子。在当时轿夫的脚价一个人一天只要一吊钱光景，每天平均要走八十里路。第一天宿青神。第二天中午时分便到达眉山。眉山是苏氏父子的故乡了。地名虽然号称“眉山”，其实隔峨眉山已经有两三天的路程，峨眉山只剩下一些儿若隐若现的影子了。城里有一座三苏祠，但是关于三苏，特别是苏东坡的遗迹，却甚少。嘉定倒还比较多些。大抵眉山就在嘉定和成都的中途，从这儿以上，风气便渐渐感觉着不同了。最显着地令人感到变异的是自眉山以上有一种很原始的交通工具名叫“鸡公车”。这是一种独轮车，车夫在后面推送，和上海一带的小车子“一轮明月”有些相像，但更小，更矮，只能坐一个人。车扼上缚着一张小小的竹椅，人就坐在上面，正对着前面。这种鸡公车非常多，有时候一来一往在路上连成着一条很长的直线。叽呀叽呀的声音非常聒耳。这种鸡公车在眉山以南是没有踪影的，在眉山以北便一直使用到成都。这种简单的交通工具的使用，正足以证明成都附近就和江南地方一样，是一望平原了。
鸡公车虽然很简单，但它是破坏道路的健将。自眉山以上的南大路，便被这些原始的车轮纵横地拖出辙迹。下雨时满路泞泥；天晴时崎岖不平。在这种道路上，有时遇着一个小小的石子，鸡公便立地跳起来，把它身上坐着的乘客抖落在地上。然而坐在这种小车上，公然也还有能够睡觉的人。你可以看见有些颤巍巍地挺在空气中的上半身，就跟风中的竹尾一样，东倒西歪，或者前颠后簸。
第二天的站口是彭山，第三天的站口是双流，这些都是县治。它们有甚么特色的地方，我现在可记不清楚了。
第四天，假如你清早一早动身，走不上半天你便可以到达成都。进成都自然是由南门进城，但你在离城还有三四里路的地方，便可以望见道旁一丛很葱郁的树林。那就是有名的“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了。武侯祠的庙门坐东向西，门内庭园中参天的古柏，虽不必就是汉时之物，但有的总怕是有五六百岁的年龄。
初到成都的时候就在这庙门口息了一次肩，我们进里面去瞻望了一下。里面有荷池，有水榭，有亭台，有花圃，有无数名人或不名人的题咏。顶多要算是对联。但是说来说去，总不外是三分六出、三顾两表之类的文字。丞相的祠殿之外有昭烈帝的坟在祠的南苑。坟的附近更有三义祠。全体的建筑是相当巍峨的，碑铭也特别多。这儿对于专治考古学的人想来会是一项很现成的资料，特别是那昭烈帝的坟。那假使发掘出来，总可以得到一些古物，足以解决历史上的问题的罢。我想中国现在所有的遍地的古墓，就是孔二先生的墓，都应该发掘，使那内藏的宝物重见天日。假使以为古迹须保存，问题却非常简单。发掘了之后依然给它一个墓堆，自然是无损于旧观的。然而出土物对于文化史的研究是会有重要贡献的呀！不过，主要的是出土物的研究要集中，要善于保存，要立在唯物史观的观点上去整理，去清算我们中国的古代以来的社会的进展。这事的实现，当然不是一天一日可以说到的。
到了成都，我们住在一家嘉定人惯住的旅店里面，张伯安已经比我们先到了两天。这时候是正月尾间，各学堂都络续在开课了。
我们进甚么学校好呢？有没有希望得进省城的学校呢？
小学时代的杜绍裳先生，这时候在做提学使衙门的科长，不消说他便是我们唯一的军师。他替我们考查了案件，知道我们是被禀告上去了。然而没有下我们的通饬。这就很有希望再进别的学校。他劝我们考中等工业。他说我们只要把名字一改，便甚么都不成问题。他之所以这样劝告自然不外是“实业救国”的意思。不过关于这层，我们五哥和其他的同乡们都不甚赞成，以为这样是旁道。这旁道的意思是对正道而言。所谓正道，要像从前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一样，是要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而大学。我们——我和张伯安——也觉得自己心不甘。因为中等工业的招考资格是小学毕业程度，而我们是有中学两年半的学历的。我们都不大喜欢，杜先生也就不好勉强。结局我们还是先去找中学堂插班。假如这一条路绝了望，我们又再来投考中等工业。
我们便得到好几封介绍信，大都是杜先生亲自给我们或是他替我们斡旋的。照他的意见，我们须得先说明自己是被斥退了，才到省来插班的。这层或许是他要卸掉他作为教育行政者明知故犯的责任。我们也觉得这样爽快些，免得后来进了学校之后发生甚么问题。
我们第一次所找的便是在成都久负盛名的分设中学了。
这分设中学在南校场高等学堂的旁边，本来是高等学堂的附属中学。因为前任的校长刘士志先生不甘受“附属”的名义，才改为了“分设”，成为了一种半独立性的学校。由于是高等学堂的附属学校，经费充足，设备完全（得以利用高等学堂的设备），又加以刘士志的声望，所以学校也就很有声望。
我们到省的时候，刘士志已经被逼到北京去了。他之被逼到北京也就跟我们被逼到省城一样，是由于和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发生了冲突。事情的详细我不十分知道，好像是在年底省城开运动会的时候，在会场上抵触了那位总督部堂。这样能和总督部堂冲突的办事人，是很可以博得人们赞奖的。刘士志待学生也很严烈，却是很能得到学生的敬爱。但可惜他去北京之后不久便在都门病死了。
我们去投考分设中学的时候，新任的监督姓都，名叫静阶。他的姓很奇怪，他在社会上赢得一个绰号（并不是学生取的）叫作“都喇嘛”。他的面孔也有点异乎寻常。八字胡须，棕黄色的面皮，额部很突出。戴着一顶平顶的便帽，珊瑚的小红结子。一切的动作都有几分机械式。
我们拿着一些介绍信去见喇嘛先生。我们填写的谒见单，由传事房递上去之后，他立刻就传见我们。还有一位国文教员郑先生，是王畏岩先生的同事，我们听说他还留在学堂里，便把王先生的介绍信也交给传事房传进去了。
都先生接见了我们，他只把介绍信看了一遍，便问：
——“你们带笔墨来没有？”
这一问真是来得突然。我们答应道：“没有。”
他说：“唔？你们怎搅的？怎么来考插班都不带笔墨？”
这愈见使我们诧异了。我们以为我们是斥退生，虽然有人写介绍信来，但信的内容我们是看过的，只是说“有无相当的班次准予插班”，怎么这样的容易，才拿起信来就要叫我们受试验呢？
——“我们没有想出先生今天就准许我们受试验。”
——“唔，今天不受试验，要等到几时啦？同学们都在上课了，你们没有看见吗？你们的光阴好拿来晃荡？”
正当他在这样教训我们的时候，郑先生也出来了。他向我问了些王畏岩先生的近状。回头他把王先生写给他的介绍信转递给都监督。都监督接到手去也看了。
——“好的，郑先生，你来得恰好。我就请你出一道国文题来试验他们。”
——“今天就试验吗？”
——“是的，今天就试验。”
——“在甚么地方好呢？讲堂没有空的呢。”
——“就在这儿好了。咹，不要用甚么讲堂。”
——“好的，我去向曾先生（学堂的监学）说，请他们备两份卷子，我同时把题附在里面好了。”
郑先生说了便告辞着退进去了。
回头都先生对我们说：“你们没带笔墨来，同学里面有朋友好借用的没有？”
我们说：“我们初来，没有朋友。”
——“好，那我就借给你们用。不过你们不要辜负了我上好的笔墨啦。”
就这样，第一天我们就受了入学试验，试验只是一道国文，题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限二小时完卷。
我和伯安两人就在会客厅里面的茶几上做起试卷来。他坐在左边的一排，我坐在右边的一排，也没有甚么人来监考。都先生的书房是就在会客厅的右手，只有他时而出来看看我们。学堂内部每次课堂上堂下堂的摇铃声可以听见。在有一次大约是下堂铃罢，有几个比我们更小的学生在休息时间走到会客厅的帘外来，用着好奇的眼光，隔着帘子偷看我们。起初是一两个，但他们就像蚂蚁一样，进去报了信，又来了十好几个。他们有的笑着指着自己的眼睛，有的又扯着自己的毛辫。这是在奚落我们的。因为伯安是独眼，我是因为患了那场重症伤寒，头毛脱完了，还没有长齐。但等到上堂的铃子一响，他们又一哄而散了。
文章大概也做了两个钟头的样子。彼此都做好了。都先生走出来接到了我们的卷子，他自己就阅起卷来。他约略看了一遍，还看了我们几眼。
——“唔，咹，你们还好，还好，你们可以进来。你们明天就可以进来。”
——“我们来插那一班呢，先生？”
——“哦，老实，这个我倒还不十分清楚。你们等一等，我去请曾先生来问一问。”
说着他把竹帘揭开，隔着天井便向着传事房喊出：
——“传房！你进去，请曾监学曾老爷来。”
不一会儿曾先生出来了。都监督问他学校里有怎样的班次。曾先生说有甲乙丙丁四班，甲班是五年级，乙班是四年级，丙班是三年级，丁班是二年级。
——“我看就插甲班好了，咹，文字做得都还通顺。”这是都先生说的。
曾监学很有几分迟疑的神气。
——“他们原来是有几年的学历的？”
——“哦，老实，你们是只有两年半的，是吗？”
——“是的，我们两年半还没有住完。”
曾先生说：“那吗要插甲班，年次太差远了。”
——“插入乙班怎样呢？”
曾先生依然有点迟疑：“我看丙班不最相当吗？”
——“唔，好。不过……唉，好，就插丙班罢。咹，你们今天下午就来缴学费，把一切手续办妥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学堂来。咹，不要在外边久晃了！”
就这样，我们便插入了分设中学的丙班。这是多么出人意外的容易，自始至终就好像在一场梦里。才由乡僻地方进省城来的学生，考的是省城数一数二的中学，而且自己是有内咎的斥退生。我们自始至终都是悬心吊胆地怕不会被收容，怕自己不及格，对不住写介绍信的师长们。然而，这是多么出乎意外的容易！这是都先生办学外行，还是真的看中了我们的文章，还是几封条子的力量呢？但不管怎样，我们是欢天喜地的，转学的问题很轻易地就解决了。
在我们进了学堂之后，立地知道这儿竟有两位旧同学。一位是嘉定府中学堂第二学期、因为吃了监学先生的一碟辣椒酱油便遭了斥退的宿君，他本是和我们同年级的，然而已早来插入了乙班。还有一位是在小学校里低我们三级的罗君，他在这儿住的是丁班。我们时常在这样想：假使我们事先也托了甚么人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那位曾监学，我们的中学课程，或许会提早两年毕业的？
三
憧憬了多年的成都，憧憬了多年的成都学校，终竟如愿相偿了。然而结果是怎样呢？
成都和嘉定依然是“鲁卫之政”！——这是我进学校不上两个礼拜便得了的一个幻灭的结论。一样是一些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骗文凭的学生。为我们讲经学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只拿着一本《左传事纬》照本宣科；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历史呢，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这是国学一方面的东西，严格说起来，连我们嘉定中学的有些先生都还赶不上。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呢？真是同样的可怜！讲理化、数学的教员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不过他对于学生很宽大，一切的问题他是不要学生演的，他自己不消说也乐得节省些精力。然而这样的教员公然还是担任好几个学校的教课的红教习。这样的红色倒真是有点令人恐怖了。一位姓徐的英文教员是浙江人，大约是上海那一座教会学堂出身，他一身的穿著真是时髦，甚么海虎绒、铁丝缎，有好些是我们乡下人自出世以来才第一次看见的东西。金丝眼镜，一把抓的尖帽子，嘴里也含有好几个金牙。他是不住在学校里的，一来一往都是坐的四人抬的弓杆大轿：因为他当时在做提学使衙门的英文科的科长。然而这位科长大人的英文程度究竟怎么样呢？说来恐怕有些人不大肯信，以为我是过甚其辞。然而始终是事实，连虚构也不容易构出的事实。我们读的是chamberlain的《二十世纪读本》，我记得是卷二，那开始的一课是《一条newfoundland的狗》。我们那位英文科长，他竟不知道这“newfoundland”是一个海岛的名字，他竟拿出我们中国人的望文生义的本事出来，把它直译成为“新大陆”。只消这样一点便够了，我看可以不必再举例证了。
你想，在一个省会地方，充当着最高学政机关的英文科长，他的英文程度才仅仅是这么样！在当时我们是非常悲愤的。我们当时没有明确的意识，基本上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我们自然要痛恨中国为甚么这样的不长进，中国的所谓教育家、一切水面上的办事人为甚么要欺骗国家，误人子弟。我们当然不知道为甚么会发生出这种现象的原因。即使要追求它的原因，也只是在个人的良心或者是社会的道德上去寻求。所以不是归之于社会的腐败，便是归之于个人的昧良。更进一步，便是说整个精神文明的堕落。要挽救它，当然就只有革心的一条方法了。其实这些都是鬼话。我们现在是知道了，很明白地知道了。中国僵定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支配阶级中发生了一个固定的公式，便是求学是为作官。他们要支配封建社会中的单纯的农民，那是用不着多么大的学识的，只消熬些资格便够了。所以他们的所谓的学，结果就是资格，所谓求学，结果就是熬资格。海禁大开，资本主义一侵入到中国的内地以来，它整个地把中国化成了一个乡村，化成了一个供给原料的乡村。
中国的支配阶级看见自己的支配权日渐动摇，所以也想到采取一些资本制度下的利器来巩固自己的权势。然而在永远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乡村中，资本制度的所谓科学文明，始终没有基地来培殖。外国人到中国来所施行的教育只是在教育奴才。我们从外国请来的一些导师都是些他本国不要、只能到这半殖民地的海外来投机的妖怪。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你怎么能够希望有甚么好的教育，有甚么好的人才出现呢？中国闹洋学已经闹了好几十年，一直到现在就连“科学”的“科”字都还说不上半边。中国是只有飞跃的，有产阶级的文明虽然无法产生，而无产阶级的文化的素质却已经具备着了。
在成都振振有声的中学校都是这样的情形，其他的中学自然是不言可喻。说到成都学界的空气，那更是在一种绝望的状态之下。成都除分设中学、成都府中学、华阳县中学等官立的中学之外，有不少的私立的中学校。官立中学已经是人情的世界，私立中学更用不着说了。“学堂大门开，有钱就请进来”，因而卖文凭的风气成了公然的秘密。在地方上连小学都只住得一两年的人，只要把中学五年的学费缴足，或者再缴纳些甚么手续费，便可以立地得到一张中学学业文凭。这样的文凭，它的效用却是非常的宏大。一个中学毕业生在当时是等于一名举人，有这样一张文凭，可以拿回家去贴报条，诓惑乡民，增长新地主的候补资格。而在省城也更可以飞扬。有这样一张中学文凭，可以投考本省的高等学堂、政法学堂、高等师范，京沪各地的官、公立学校，更可以参加文官考试、法官考试，乃至东西洋留学生的考送。
在这种私立中学之外还有不少的私立法政，要算把中国人的投机心理，做官热，表示得更为尽致。周围只有二十二里路的一座成都城，在反正以前我们初到的时候，已经包含有了好几座私立法政学校，在反正以后的头一二年间，有一时竟陡增至四五十座之多。三月速成，六月速成，一年速成，当时的学界制造法政人材真是比花匠造纸花还要脚快手快。因而父子同学、祖孙同学的佳话便处处都有传闻。就那样，中国说是变了法，也就在“自强”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学校的陶冶之下。你怎么能够不失望、焦躁、愤懑、烦恼？最坏的是分设中学就在高等学堂的旁边。高等学堂在成都是最高学府，而那最高学府的最高学员，就有不少人是买得私立中学文凭而考入的。他的年纪和你相若，学问不管怎样，他总是你的“上级”。这对于年青人的自负心是怎样大的一种打击哟！
失望、焦躁、愤懑、烦恼，这几条支流所汇合而成的自然是无为、堕落、自暴、自弃的洪流。在嘉定时是这样，在成都时也还是这样！我到成都不久，又和酒常打交道了。成都有名的大曲酒那真不知道醉坏了我脑子里面的多少细胞！啊，那大曲酒，那可怕的大曲酒！那怕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酒精。我记得有一次我把一杯大曲酒泼在桌上，用火柴把它点燃时，它燃到没有痕迹，几乎把桌面都烧了。大曲酒本是高粱煮的，香味非常浓烈，但是喝起来，实在非常辣口。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酒并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我并不是喜欢吃它，而是赌气吃它。一肚皮的不高兴，一肚皮的不满足，想借酒来淘泻。酒真可淘泻这些忧郁、愤懑吗？李太白说得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酒消愁愁更愁。”这倒是很有经验之谈。酒是只有增长愁人的愤懑。平常，人的忧郁是受着中枢神经的制止，不准它过度表现的。神经中枢愈高级，对于麻醉剂的抵抗力愈薄弱。所以先被麻醉的是制止机关，人在这时便尽情地把自己的愤懑、忧郁都发泄出来，有的暴躁，有的悲哭，那正是神经麻痹的表现。人被酒力把一切意识完全消灭了之后，他也可以得到暂时的一段忘我的死静，然而那酒醒后的报仇是怎样苛烈哟！酒醒后真有说不出来的苦楚。脑痛，口苦，人无力，全身的筋肉都在不断地抽搐。惨淡的心境就好像烈火过后的一座火烧场。这到底有甚么乐趣呢？这种情景在酒前早是自觉着的，然而依然要麻醉，依然要求自寻苦恼。我可以说，饮酒的人是想把精神上的苦痛替换成肉体上的苦痛，更换一句话说，他是在慢性自杀而已。
吃酒时自然要朋友，而我们是新入生，旧学生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张伯安可以陪我，但他比我沉着得多。他有他所喜欢的数学，他能够在那一方面求得满足。但是我呢？我对于数学不知道从几时起便有点畏难。那时候一般的口号是“实业救国”，所以凡是有志救国的人总不得不倾向于实业。要倾向于实业便不能不注重数学或理科，而对于所谓文学便要加以轻视。应该注重的数学有点畏难，心想轻视的文学却爱来引诱。这样的自怨自艾，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不知道苦了自己多少。
和我们同时考插班的另外还有两个人，他们都是都监督的同乡。一位姓罗，和我们同时考入了丙班。他的学历很有些曲折。他是到过日本的人，在日本成城学校住过几天，因为闹取缔风潮他便跟着一批中国的志士们回到中国。他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住了两年，是在最近才回到四川的。他比我长一两岁。因为到过东洋，头发是剪短了的。他是到过我所景仰的日本和上海的人，然而他的不懂科学却比我还要厉害。他有一部英文的《迈尔通史》，这怕就是表示他出过洋或者到过上海的唯一的物证。这书，他很爱惜，放在他的书匣里从来没有翻读过。他有这部书，我们又同自修室，我有时向他借阅。当然要翻字典。翻出的生字我用铅笔替他注在书上，他责备了我，很郑重地用橡胶来擦了。不过我对于这位姓罗的同学是隐隐佩服的。他到过东洋和上海，却公然还有雄心再进本省的中学！当年出洋留学或者在上海留学的人，不是学得几句“瓦塔苦西”、“阿那打”，或者是“那么温”、“阿尔来”的几句洋泾浜的“不落肯”，就可以回到家乡称孤道寡的吗？不忙说到十几年前的当时，更不忙说到那乡僻的边陲省份，就是在我们目前的上海、北京，不是尽有跑到美国去鬼混了两三年，一回国来便是甚么“博士”、“硕士”，巍然泰然地便做起了甚么机关的委员，甚么大学的教授，甚么印书馆的编辑吗？
总之，这位姓罗的是我在成都新交的朋友。
还有一位姓李，他的态度真是彻底！他是由于家庭悲剧使他陷入了自暴自弃的境地。他很小失掉母亲，晚母对待他不好，他认为迟早是会被她毒死的。他插的是丁班，虽然和我们不同班，但我们同是插班生，便同在一个自修室，也同在一个寝室。他虽然也是彭县人，家却住在成都，所以他是我们的一位很好的向导。他懒得真有程度。清早是死不起床的，点名时监学向床上去拉他，也拉他不动。监学把他也没可奈何。他是监督的同乡，好像还有甚么亲谊，因而监学先生们对于他须得有一番格外的关照。他似乎是死了心的人。他丝毫没有向学的念头，而且还希望被学校斥退。他经常爱说：“读书有什么用？就把书读好也会被晚母毒死。”
李同学的这种特殊的性格和他的境遇，引起了我们的同情。他不久便成为了我们的一位很好的朋友。
四
这几位同学们就是我的酒友，此外也还有些住在别的学校的嘉定同乡。我们只要逢着星期便是喝酒。落雨的时候是在城里，天晴的时候大概是到城外各处的名胜地方。
成都城外很有不少的名胜足以供我们游玩。东门外的望江楼是很有名的，那在濯锦江的对岸，临着江边。那儿有不少的幽曲的建筑招揽游人，最负盛名的是有一眼薛涛井。薛涛是唐朝韦皋镇蜀时一位有名的校书，她能诗能文，手造了因她而名的“薛涛笺”。传说她制薛涛笺便用的那薛涛井的水。水是很清冽的，井畔有茶店，汲取井水来煮茶以供享游客。旧式的雅人自然是时常到这井边来喝茶的。井的附近有嵌壁的题咏，可是我连一个字也不记得了。望江楼好像是一座寺院的附属物，寺名好像是雷音寺，薛涛好像是在这儿落发做了女冠子的。
以往的记忆很模糊了，但是有一个记忆，特别是与望江楼有关的，却很鲜明地留存着。
那是成都办花会的时候。每年三月成都城外的青羊宫和草堂寺是要办花会的。这种措施并不甚古，是在“变法自强”以后所产生出来的花样。那是一种博览会的性质，会期大概有两个月的光景。
草堂寺是以杜工部草堂而得名的地方，在成都城外的西南角上。由南门出城与由西门出城，大概是恰好在相等的距离。由南门出城，约略是沿着浣花溪的北岸西走，途中要经过浣花潭、青羊宫，和其他私人的别墅。最后是到达很清幽深邃的草堂寺。这条路径，平常除乡里的农人、寺院的僧侣，或极少数偶尔要去寻幽访胜的墨客骚人之外，很少人往来。但到了花会的时候，便出现着肩摩踵接的人的洪流。最好你从南校场的城墙上去俯瞰——先附带着说一句，成都的城墙是很宏大的，坦平的城墙上可以品排着跑三两部汽车。你看那城下的马路上一来一往地都是新式的马车。
浣花溪里面平常是不见有舟楫的，不知几时从浙江的西湖里面搬去了好几十只的白布篷的平底湖船，在那儿很匆忙地迎送，使浣花溪自己也睁着了惊异的眼睛。
溪的此岸是人行道，溪的彼岸是马道。你看那人行道上的行人，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由城里去的、由乡下来的，喝醉了的、唱歌的、嬉笑的。过了一群女学生，跟着就有一群男学生。平常两只脚除三合土以外从不沾地皮的人，现在也都和地上青草接近了。
彼岸的马道沿着一些浅山，那儿虽只是一些很可怜的、被人虐待到不成形状的“溜溜马”在疲于奔命，然而都好像才从外国来的高头健步的洋马。真正的洋马，时而也可以看见。那是凤凰山的新军骑来游玩的。那样的马会看不出是马，而是长颈鹿了。
学校的规矩，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时是可以走出南校场去游玩的。我们便爱走在城墙上去看热闹。但一到礼拜日，我们便要成为那人道上的人或者马道上的人了。马车，在那时我们是没有资格坐的，因为没有那样多的钱。
就在有一次的礼拜日，上半天在花会场上游玩了半天，下半天我们再决议骑马去游望江楼。我们——罗、李两位同学，伯安和我，此外还有些同县人——骑了将近十匹马，由南门进城，向着东门穿城而过。
马是溜溜马。这种可怜的马可以说是已经把马的性格完全磨灭掉了的。马已经是很老很瘦。它对于人类的虐待也有不少消极的方法来抵抗。走路是异常迂缓的，你打它几鞭，它跑快几步，接着又迂缓下来。假使在它前面有一匹马，它就紧紧贴着它的屁股，“夫子步亦步、趋亦趋”地任你怎样打它，它都不肯抢先。这是溜溜马的差不多共有的特性。这种特性，大概可以称为马的sabotage。但假如你是不会骑马的人，那它也很有揶揄你的手腕。它会突然跑得很快，把你扔下背来，便一溜烟地溜了。再不然你骑在它的身上，它横着便要把身子倒下去在地面上打滚。这时候不消说你的腿是很危险的。最俏皮的是它向一条狭窄的田埂走去，站着不动，两边都是水田，让你下了它的鞍背，也还要弄得你两脚的烂泥。
我们骑着马由南门穿过东门。我骑的是一匹黑马，这位先生比较还壮健，它零落成为溜溜马大约还不很久。我骑着它便打头阵。它也不肯十分走快，在城里不走快也正合乎我们的要求。因为城里人太多，走快了不能控制，反而不是好玩的事。荏荏苒苒地出了东门，我们很想一出了城门便要驰骋它们一下了。出城之后是还有一段很长的附廓街道，不幸就在出城之后走不几步，便遇着两位兵伕牵着两条军马在街上溜达。我的马照着它们的规则，走上去接着军马的屁股，便同盟怠工起来，死也不再抢先，死也不再走快。这真是有点难乎为情。前面是两匹散步的闲马，我们骑在马上便跟着它们在街上散步，两边两街的人是万目瞻仰着的。
恼羞成怒的我，施行起恐怖手段来了。我拚命把我手中从南门外折来的柳条鞭子在马屁股上乱打，我的背后的伯安也帮助打我坐下的马屁股。柳条鞭子打脱了皮，打断成了几节，然而马先生的怠工依然没法解决。
“这该死的亡八！这是非用最后的手段不可了！”
我把我的小刀子搜了出来。我仅仅把刀柄的头子用劲的凿了一下，啊，这可不得了！马公暴动起来了！它四脚四腿地跳跃起来，我死命地抓着了它的鬃毛。它大约怀恨着没有把我扔得下背来，便更加暴怒地在街上狂奔起来，一直往前面冲，全街的人都惊惶了，只是往两边让。我自己又是初学骑马的人，仅死守着一句成语“马儿跑得凶，一把抓着鬃”。我的死守倒不仅“一把”，而是两把。缰绳也拉不住了。我也不知道马儿跑凶了的时候，制马的缰绳是怎样拉法。我只是死死地两手抓着马的鬃毛，两膝不消说是挟不牢的。屁股，就跟打连枷的一样，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在木的马鞍上乱打。自己一心怕滚下马去，一心又怕那样的奔马踏伤了街上的行人，真真是弄得来魂不附体了。把繁盛的一段街面跑过，跑到了人行稀少的街尾，终竟把街道跑穿了。算好，没有踏伤了什么，但它还一直在奔跑，好像一直要把我带进地狱里去。
马自然知道我是不会骑马的。它的目的——报仇的目的——就是想把我扔下背来。然而它不知道在怎样痛恨它自己的项上多生了那一项的鬃毛！我死死地拉着鬃毛不放，任随屁股在马鞍上打铁，可总也绊不下地来。我的屁股打得很痛，但是马背怕也是不十分舒服的。马的计策突然改变了，它自从暴动以来一直是笔直地往前奔，跑穿了街道，跑到田野里来了。跑到一处，在路的右手边有一座小神祠，祠的封火砖墙与路向成为直角。墙畔有一条小径，与大路的路向也成为一个正整的直角。吓，那马先生真是出乎意外的聪明。它一直风驰电掣地跑了来，跑到这儿却真如电火一般，突然正直角地向小路上转了方向。方向一转它便和石马一样死死立着了。这样一来依着惯性的法则，我无论怎样是应该被抛下马来的。然而终赖它项上的鬃毛没有被我扯脱，我便吊在它的鬃毛上。
这一场恶斗把我这位骑马的阶级真是制服得魂飞魄散了。亚非利加有一种黑色白条纹花的斑马，名叫zebra。撒哈拉沙漠中的狮子在狩取这种斑马的时候，它是一步跳在那斑马背上，一口咬定了它的项脊。斑马自然是死命地奔跑，跑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倒在地上终竟成为狮子的食物。我坐下的那匹黑马，在它拚命狂奔的时候，我想来怕只有zebra奔命时的迅速才可以比拟罢。然而可怜我这匹狮子，虽然始终没有被扔下，但在马静立着时，我只好倒在地上睡了好一会儿。心脏像要爆裂，周身的骨节好像解了体，屁股特别是痛得不能忍耐。
我们是要往望江楼的，然而我这一匹单人独马，却沿着濯锦江边在河的这一面奔跑，离隔河的江楼已经很远了。同路的人，当我的马把街道跑穿之后，在河对岸看明白了，便有两位掉转头来迎接我。在他们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依然睡在神祠右侧的田圃上不能动弹。马大约也很疲倦了，它也没有再朝远处走，只在近处吃草。
两个人把我扶着，我才勉强站了起来。施行恐怖者的下落真是到了寸步难移的程度。朋友们没法，只好去雇了一乘小轿，把我送到望江楼。他们两个人牵着三匹马跟在我的轿子背后。
在望江楼休息了好一会儿，自己的精神才渐渐恢复了。
大家在望江楼上吃酒。吃酒之间自然又是满口的国家大事，一肚皮的牢骚不平。大家在痛骂学校的腐败、办事人的腐败、学界的腐败。在我们没有出过省的人自然又要说到自己对于京、沪、欧、美的憧憬。姓罗的同学痛快淋漓地演说起来了：
——“嗳哟，四处的老鸦一般黑，你任随走到甚么地方去都是一样。欧美我没有去过，但是听说到那边去的人学到一点正经学问的并没有多少。博士文凭各国都是可以用钱买的。像美国更有这种滑头的办法，只要你肯出钱，他可以给你一张甚么大学的博士或者硕士的文凭。然而这座甚么大学结果只是一种幽灵大学，它根本是没有的。中国人便拿着这种文凭回到中国来骗钱，骗官做。”
——“日本我是到过的。日本鬼很穷，他只要你的钱，管你用功也好，不用功也好。一切私立大学都照例贩卖文凭。中国留学生在那边只是吊吊下宿屋的下女的膀子，学几句下贱的下女话。本来是全无科学常识的狗屁不通的人，跑到外国去，少则一二年，多则三五年便跑回来。你想，单是要把外国话学好都还说不上，怎么会有好大的学问？然而他们反正是留学生，反正是博士、硕士，你能怎样？”
——“哼，京沪的学校！几座奴才教育的教会学堂不用说了，甚么国立或者公立的大中小学那一种不是骗鬼的地方？你想，教员只是那样的资料，学校那里会有甚么出色的？学生是一些青年人，虚荣心很重，真正有志趣向学的人，一百人中找不出几个。最可笑的是上海中等学校的学生，他们的理想是教科书一切都要用原本。桌子上摆着一两本原文的教科书，便好像把清朝皇帝的江山都夺到了手的一样。你想，连《national reader》卷二的甚么‘dear me,dear me!i am a little bee’的儿歌都读不懂的人，那里就会懂得甚么《迈尔通史》，又是甚么麦铿季的物理呢？一般的学生都像中了魔的一样，要夸读甚么原书。这样一来倒也好，学生乐得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教员也乐得遮丑。甚么，他给你一用原文来解释，天老爷明白，你晓得他讲的是那一个星球上的话？所以照我看来，还是像在本省本本分分地使用本国翻译的或著述的教科书，倒还多少有点好处。”
结论不外是两种。一种是清政府没有认真改革的诚意，所以满天下的办事人都不肯认真；更进一步便是要把中国弄好，那就非把清廷推倒不可了。还有一种是李同学的虚无主义：
——“管他妈的，学校就认真也好，不认真也好，中国就灭亡也好，不灭亡也好，纵横老子是看不见的。我几时被人用砒霜毒死，谁个能保障？”
一面是兴奋，一面又是消沉，而结果呢，同样是年青人的悲歌慷慨。不过我始终忘不了是那匹溜溜马的暴动。它使我坐凳都很艰难，回城的时候依然是用轿子。
五
然而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所有旧时代的势力与新时代的影响都集中在这儿。
旧的政治势力有总督部堂、藩台、臬台、镇台、满将军。在这些旧式的官职之外表示着新时代的影响的，要算是提学使司、巡警道、盐茶道之类了。北门外的凤凰山已经创办了两师新军，总督衙门的旁边有西式建筑的督练公所，这些都是很鲜明的时代表现。
当时做巡警道的是周孝怀，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干员，他在那不生不死的新旧官场中委实是巍然地露出了一头角。他起初本是一位落魄的名士，在我们嘉定还卖过字的，后来不知怎样便做到了巡警道，大约在这些地方也正足以表示他的大有才干了。他的德政，四川人给了他五个字的刻薄的口碑，那便是：“娼场厂唱察”。
娼是官娼，他把成都的娼妓划成了两个区域，一处是刘玄德即位为汉中王的武担山，一处是好像在东门附近的甚么石子院（院名记不清楚）。使娼妓成为了一种公开的营业，政府从而抽取花捐的这种近代办法，在四川大约是由他创始的。
场是“劝业场”。他在成都城的中央修了一条半西式的二层楼的洋街。目的原想提倡新式的工商业，然而开办的结果是一场都是洋货。刻薄的成都人当然又有他刻薄的品评，便是“周孝怀劝洋业，发洋财”。大约这种品评向周孝怀的耳朵里也是传达到了的，他自己手书的赵尧笙体的“劝业场”的“劝”字后来竟不能不改成“商”字以作敷衍了。——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笑话，但这儿正明显地表示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虽然醉心于新式的工商业而提倡有心，而结果只能成为一种买办式的营业。
厂是“制革厂”。这怕是他最成功了的一项事业罢。这是用牛皮来制造各种西式皮箧的犯人的工厂。所出的革制品在四川自然成为最新式的流行商品。据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我们大哥的来信说，好像比日本的成品还要价廉物美，因为日本的革制品都是纸做的。
唱是戏园。成都最首出的新式戏园，名叫“悦来茶园”，是采取官商合办的有限公司的体制。那儿在初是唱的川戏，所谓“改良川戏”，自行招集了一批孩子来教练，很有些像日本的“帝国剧场”。当时“改良川戏”的名目颇流行于一时，如像老名士赵尧笙先生都有“改良活捉王魁”、“改良红梅阁”之类的剧本出现，沿用着四川原有的高腔，把词子改得异常文雅。这要算是戏剧的资本制度化，本身虽不是生产的，而在剥削者一方面却很是生产的。
察便是“警察”。这不消说完全采用的新式办法。这办警察的费用，多半就由前面的“娼场厂唱”得来，经费充足，因而在表现上也很有成绩。在漫无组织的社会中，突然生出了这样的监视机关，而在创立的当时又采取了极端的严刑峻法主义，这在一般的穷人不消说是视为眼中针，而就是大中小的有产者都因为未曾习惯，也感觉不便。例如学生和警察的冲突，新军和警察的冲突，便是这种情趣的表现了。因而周孝怀也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四川人差不多个个都把他恨入了骨髓，一说起“周秃子”（四川人给他的诨名），差不多是人人都想食其肉而寝其皮。他后来由巡警道调充了劝业道，大约也就是对于这种众怒的缓冲政策了。
平心而论，这位周先生在当时——由封建社会转移到资本制度的当时——倒不愧是一位不言而行的革命家。虽然他自己容或没有这样的意识，而他所归属的当时的官场又是以拿办革命家自豪的封建势力的集团，但他所举办的事业可以说全都是对于封建社会的破坏，对于封建社会的革命。他比他当时的职业的革命家，所谓“乱党”，在使中国产业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阶段上，倒是做了一番实际工作的。自然这些都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德，而同时他的事业仅能限于极消极的一部分的消费部门，且如像“劝业场”之不能不改为“商业场”一样，多半是招来了一个滑稽的后果。但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罪过。换一句话说，是“成也是你萧何，败也是你萧何”，而这位“萧何”是谁呢？是近代的资本帝国主义。近代的资本主义把几千年来殭定了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剿翻了，它尽可以依照它自己的形式造成为一个近代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然而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它不能不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外围来以维系它的存在，因而便不能不把中国永远控制在原料供给者与精制品消费者的乡村状态之下，也就是半殖民地的状态之下。中国的觉醒了的新兴资产阶级，任你怎样地努力，怎样地挣扎，总不外是一个沐猴而冠，总打不破这样一条宿命的金箍咒。所以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你假使不彻底地和帝国主义者斗争，那你便只好成为一个不生不死的长久的乡村。这个长久当然也并不是无穷永劫的永久，资本主义早迟有一天是要达到它的总崩溃的时候的。然而，我们能够坐着等待吗？
在当年的四川，除掉周孝怀的这些局部的事业之外，还有一件最普遍、最彻底的资本主义化的表现，那便是川汉铁路公司的建立。
以武汉为中心的京汉、粤汉、川汉三大铁路干线的建筑，可以说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化以来的新兴阶级的一个理想。京汉虽是借的外债算已经落成，粤汉也继续在动工，四川就在癸卯、甲辰之交要起来经营川汉铁路了。在经营上，采取了有限公司的制度，但是股本的收集却是带有政治势力的强制性质。我记得好像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县的知事按着地租的多少摊派到各地方的乡绅。在这儿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资本主义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为了铁路公司的股东了。四川的人口本不少，而土地又是很丰饶的，铁路的股本搜集到两千几百万两。有这样的资本，虽不算十分雄厚，但总可以做出一项事业来了。于是在成都设了一座总公司，在宜昌和上海设了分行，由公司的经费更在成都建设了一座铁道学堂。这个脚步好像很可以使那偏僻的四川一跃而与欧美并驾齐驱的一样。
川汉铁路虽名说是川汉，而在当时四川人所计划建筑的只是由成都到宜昌的一段。但这一段也就是很长大的工程，而且中间还要打通一条巫山山脉。在测量的当时，工程是分成了三个段落的：第一是由成都至重庆的成渝一段，其次是由重庆至万县的渝万，又其次是由万县至宜昌的宜万。在未动工的时候，股东间，否，乃是股东的代表间，起了很大的争论：便是先修成渝后修宜万，还是先修宜万后修成渝。两者各有它的利益，两者也各有它的困难。
譬如先修成渝罢，因为地面平坦，工事自然很容易进行。铁路一容易成功就会使省内的交通增加无限的便宜，使省内的股东们得到铁路的观感，于将来的募股上也可以增加效力。但是要先修这段路有它的困难处，那便是材料运输上有困难。建筑上所必需的材料既不能不仰给于外来，而这外来材料便不能不专赖那峻险的川河来输运。这个困难本来在主张这一说的人是有它的解决办法的，便是铁路公司同时兼营川河的航业，购买些小轮船来使川河的航行蒸汽机关化。然而这项提议终竟招了失败，终竟是提倡先修宜万的人占了胜利。
主张先修宜万的人，最重要的眼目便是避免了材料运输的困难，而在修成渝上所可得到的各项利益便不能不全盘牺牲了。而且这一段路要通过巫山，正是最难修的一段道路。这在主张先修的人反转成为了一种理由，以为唯其难修，所以便应该先修。先修成了宜万这一段，使川河失掉了它的艰险，而蜀道也失掉了它的困难。大约在这儿，就像这样，是含有几分挑战性的英雄色彩。——甚么？图大事、成大业者不可畏难苟安！于是，一种土豪式的英雄主义便决定了川汉铁路的命运，两三千万两的股本，一部分归了耗费，一部分归了私囊，一部分成了北方军人的私斗军费，于是川汉铁路终于烟消云散了。
主张后一说的人多半是川东、川北一部分的人，特别是当时在四川知识界中振振有声的蒲殿俊、罗纶一流人物。据反对他们的人说，他们主张先修宜万是带有乡梓观念，因为宜万先修通，川东、川北的人便先得到利益。这或者也怕是一种理由罢。总之，事实证明主张先修宜万的人是失败了。仅仅在宜昌城外修了十几英里的铁路，在十几年来的抛弃之中，已经随着所有一切的铁材、木材成为了废物。而川河的蒸汽化，一小部分是由四川本省人，一大部分是由帝国主义者，不仅逐步地早已实现到了重庆，而且实现到了嘉定了。
事实是最公平的法官。尽管你是怎样煊赫一时的大英雄、大豪杰，转瞬之间便已证明了你是天下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在当时反对先修宜万、主张先修成渝最力的是一位工程师名叫胡朝栋。他并不是四川人，但他是那一省的人我却忘记了。他以他专家的资格，以他工程师的职责，做了一本为先修成渝铁路告四川父老意见书，这书我是读过的，是报纸十二开的书型，大概有一两百页的光景。他以去就力争，结果是他失败了。同时他就辞去了他的位置。像这样有人格、有主见的胡先生，后来不知道怎样在中国的土木工程界里便再没有看见过他的名字。他是早死了呢？还是有人格、有点骨鲠之气的人，在中国的社会里终竟被埋没了呢？
六
二十年前四川的蒲殿俊、罗纶的声名差不多就像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一样，四川人恐怕是没有一个人不晓得他们的。他们是癸卯年最后一科的举人，特别是蒲殿俊，他是那一科的解元。这位先生在四川省外也比较有名，在民国十年代他是研究系的一位重要人物，做过一任北京反动政府的教育次长，也创办过戏剧学校，在《晨报》副刊上还做过些白话文字。他要算是一位比较有才艺的时代儿，然而他的时代已经是过去了的时代。
他们生在由封建社会转移到资本制度的一个时代，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新兴阶级的代言人，特别是在四川，他们是当时新兴势力的领袖。他们的思想始终是不赞成剧烈的流血革命而想实现出欧美的立宪制度的所谓稳健派。他们和当时主张民族革命的一派“乱党”是成为对立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们这一派便是新兴资产阶级阵营内的右翼。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一方面得到新兴势力的拥护，而同时也得到旧有的封建势力的宽容，所以他们便得到了荣达的机会。
清朝末年，在宣统那位小儿皇帝即位之后，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第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资政院。虽然是一种过渡时代的形式，总算是成了一个半立宪的国家。四川咨议局的正议长便是蒲殿俊，副议长便是罗纶。他们也集合了一批同志，我所能记忆的有邓孝可，有朱山。他们的言论机关便是月刊杂志的《蜀报》。文字是当时风行一世的半解放的闱墨式文章，于六朝风味的美词丽句之中，爱嵌以沉痛绝叫的状语；大概不是一起便是“呜呼”，总是一结便是“噫嘻”的。这种体裁在二十年后的今日还有着它的木乃伊，那就是一二年前“醒狮派”的文字了。这种文字在当时自然也不失为是带有革命性的一种。这就跟放了足的中年妇人一样，虽然不是天脚，总可以算是解放了的“半大小”。
文体尽管怎样带有挑发性，而它们的内容却总不外是一种君主立宪。更换一句话说，便是一方面承认着清廷的支配权，甚或认这种支配权的存在为神圣的必要，而在它的下面要求庶民的参政，要求国会的早开。这种言论是很不能使我们满足的。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是康、梁的保皇立宪和孙、黄的排满兴汉的对立，在四川虽然只是片面的前一派人占有势力，而在我们青年人的心目中却是鄙屑他们的。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这是支配着当时青年脑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凡是主张这种思想的人，凡是这种思想的实行家，都是我们青年人崇拜的对象。我们崇拜十九岁在上海入西牢而瘐死了的邹容，我们崇拜徐锡麟、秋瑾，我们崇拜温生材，我们崇拜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一切生存着的当时有名的革命党人不用说，就是不甚轰烈的马君武，有一时传说要到成都来主办工业学校，那可是怎样地激起了我们的一种不可言状的憧憬！
我们并不是甚么同盟会的会员，事实上当时同盟会的会员也好像并没有好几个，特别在我们四川。我们时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党人。我们在那些出过外洋或者到过京沪的教员先生里面找，但始终没有一个像。同年辈的同学们，连因为我们是插班生，都好像在把我们当成异民族在看待，不消说更说不上了。我们读过一些俄国的烧炭党人的小说，以为革命家的生活一定是很艰苦的。他们以殉教的精神在从事于救济国家，救济人类的事业，或者他们是为避免权力者的注意，为便于宣传民众起见，他们是间杂于卑贱的厮役之间。然而我们在我们所能接近的校役里面找，依然跟我们的教员和同学相差不多。
分设中学的一些同学，原本是在有革命性的刘士志的陶冶之下教育出来的。就是后来在四川成为了革命党人的元祖的杨庶堪，也在那儿当过英文教员。在我们入学的头一年年底，他才和刘士志一道辞了职往北京去了。但那些同学却连丝毫的革命性也没有，妙的是二十年后的国家主义派的健将差不多都出在那儿。那为首的圣人曾琦，便是在我们丙班住过的人物。他比我们早一年来插班，在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刚好废了学，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先后同班的。他的绰号叫“曾补人”，这是成都的一种新方言，凡是滑稽的事物便称为“补人”，本义是从中药的温补里取来的。我在成都只和他会过一两面，没有打过招呼。听一些老学生说，他除掉文章有些根底之外，一切都很“补人”。他学了一年的英文连abcd都记不清。他学体操是出左足摆左手，出右足摆右手，就跟木制的机械一样。关于这体育一项至少我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后来我们有一个夏天同在日本洗过海水澡，补人先生委实是连两尺宽的沟都很难跳过的。你想，像这样一位早熟的老夫子公然会以克来曼梭、麦索里尼自命，你说究竟补人不补人呢？补人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他的年纪其实和我不相上下，然而先生之气之横秋也，实足以上咸五而下尊三，自比克来曼梭，自比吾家国藩，或许还是他的客气罢？
此外如王光祈、魏嗣銮、李劫人、周太玄诸人都是我们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当时都要算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太玄在诸人之中最年青，他低我们一班，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好像是生在我们的邻县峨眉县。他的父亲在峨眉县做过教官，他有一位胞兄也和我在嘉定府中学堂同过学。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后来听说他在法国是研究生物学。
旧的一些同学大概都是不大管事的人，特别是我们丙班。他们的不肯好事，有些是出于他们的天性，然而一多半也是出于聪明。大凡在学校里爱管事的学生，到头终竟是没有好结果的。能够获得这一点经验的聪明，大抵的学生都会有。我自在嘉定中学遭了斥退，我这个愚蠢人也学得了一些聪明，进了分设中学以后，自己是有意识地遵守本分了。但谁料还有比我更聪明的人。我进学堂不久，学堂要对于刘士志先生开追悼会，刘先生和我是百不相干的，追悼会也并不是甚么危险的集会，我们丙班的同学公然举了我做筹备员，这真是使我受宠若惊了。而且从此以后，丙班代表的资格，对我说来，差不多成了终身大总统一样。平常对于你尽管冷落，一遇有事时，总把你推选出来。这点厚意我是能够领会的。然而一被举出，我总还是要去担任，或许也怕是我生来便赋有一种愚而好自用的宿命罢。
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因而学生在闹事的时候，它的性质也和地方上的大有不同。我在乐山小学遭了斥退，是因为要求礼拜六放假；在嘉定中学又遭了斥退，是因为在会馆里看戏学生和营防斗殴。都是一些百无聊赖的事，说起来真是很可惭愧。然而成都学生界闹事的性质，就我所曾经参加过的看来，毕竟是大有不同了。
就在庚戌年的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天津闹过一次国会请愿，有三四千的群众向直隶总督请求代奏。还有温世霖诸人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计划着以全国学校总罢课作为要求的后盾。请愿结果失败了，清廷把温世霖逮捕了，流充到新疆。四川因为相隔太远，大凡外界的风潮总要相隔一月之后，然后才能波及。外边的请愿运动已经镇压下去，而它的反响却在四川发生了出来。
时候已经在停课准备学年试验的期中，风潮的发源地是四川最高学府的高等学堂，一通油印的通函要求各学校举出代表来在教育总会开会。丙班的代表不消说又是我。
教育总会是在高等学堂的右手，在午前十点钟开会的一个长方形的议事厅，早被各学校的代表塞满了，为数怕有两百人光景。但因为大家都没有受过训练，对于开会的方式、开会的程序都没有把握。演坛上簇拥着许多人，议论纷纷的开始便讨论怎样开会。坛上的人、坛下的人都争着说话。你插说几句，我插说几句，一直绵延到午后一点钟了，都还没有正式地宣布开会。因而走来凑趣的人不免也就啧有烦言了。
——“喂，今天到底开会不开会哟？”
——“我们饿着肚子还没有吃中饭呢！”
——“到底是请愿国会呢，还是看你们争风？”
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本来是没有秩序的一个会场更加纷乱起来。在这时学生间惯用的催命符，便是在地板上擦脚。
——“好，开会了，开会了！”
发起的人几个争着叫，不知道那一个是会长，不知道那一个是主席，结局依然把会场整顿不起来，连宣布开会都宣布了好几次。
这种滑稽的现象，我想在初次从事运动的团体，大约随处都是有的。在当时不要说是学生会，就是堂堂的资政院或者咨议局都是时常要演一套全武行的。
但在混沌之中突然有一人登坛。这人的面貌很瘦削，大概有三十岁的光景，穿一件青布马褂，戴一副铁丝近视眼镜。他的穿著虽很朴素，但看他的风度却不像一位学生。
他在坛上几次想发言，也终不能如意。演坛上有两三个学生便同时大叫起来：
——“这是刘子通先生，我们请听刘先生说话！”
刘先生的名气我老早就听见过的，但在今天才第一次看见他。他是湖北人，在铁道学堂当教习。他在成都学生间很有声望。就是他这声望把一些无经验、无训练的学生征服了，会场便立刻地镇静了下来。
但这刘先生是教习，为什么那天他来参加了学生的集会，我不甚明白。是他有意来指导，或者是有人特地去请他来的，我都不甚明白。总之，有他的一登坛，会场镇静着了。
大家都在静待着听刘先生说话。
——“同学诸君！”刘先生这样先叫了一声。“我们今天开会的目的是要请愿早开国会，但不幸我们今天的这个会场便没有请愿早开国会的资格！”
他一起便是这样的一句翻案文章，这样的演说在群众中本来很带危险性的：因为群众立地便可以哄动起来。但大约一方面是刘先生的声望服人，一方面也是会场的情景着实令人难堪，所以大家都甘受了他的批判。还有，他这样的一句严烈的批判，很可注意的是实际上并不带有严烈性。我现在过细地研究它的原由，怕他所用的人称是“我们”而不是“你们”罢？他开口一声便是“我们”，这样他自己便忘记了他的教习的资格，他是和学生群众合成了一体。学生群众的错误他也把来加在了自己的头上。就在这样一字间的差别，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教养，而且也可以判别一句话的力量。
刘先生的演说，结局是并没有甚么崇论宏议，他下了一句批判之后，只是说：“今天的会不是这样开的，应该先推举出一个临时主席，再来讨论本会的进行，产生出本会的决议。在我看来，今天我们的话已经说了不少了，凡是到会的人对于今天的宗旨没有不赞成，没有多作讨论的必要。我们最好是赶快产生决议来从事进行。我们应该进行的步骤，我看是第一步应该组织一个常务机关，第二步是举代表去见咨议局长，请咨议局把这次的运动扩大起来，第三步是请四川总督代奏。此外如像通电京沪学界表示声援，通函省内各学校各界共同起来参加，都是今天本会应该急于解决的事。大会把大纲决定了，就移交给常务机关执行，一刻也不能容缓。”
这样简单的几句话，真好像是拨云雾而见青天，赞成的声浪在全场中沸腾了起来，有的竟高声叫着：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主席！”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代表！”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起草委员！”
大家在这时候也把刘先生的身份忘记了，忘记了他是铁道学堂的教习。
刘先生的这一番指导在我们目前已经充分受过政治训练的学生界看来，本来只是家常茶饭，但在当时的学生界，而且在当时的四川，它的评价却不能把今日来做标准。那样简单的一种实地训练给予了学生以多大的经验，多大的秩序，多大的力量呢！至少在我自己，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所接受的第一次的政治训练。
会的后段便很顺畅地进行起来了。由几个高级的学校的代表组织了一个常务机关，分头去进行各种事务。大抵的决议是：
1．要求在明年便开设国会；
2．要求四川总督代奏；
3．一律罢课，不达到目的，誓不复课。
七
当时四川的总督是赵尔巽，他在清朝末年要算是一位有数的重臣。他是汉军旗，便是他的祖先本是汉人而投降了满人的。这种“奴才”对于他的“主子”——当时的大官或一般的满人都称清室为“主子”，称自己为“奴才”——自然是要表示两倍的忠诚了。
学生在第三天上又开第二次的代表大会。目的是报告常务委员会成立后的经过，及今后进行的方针。
开会仍在午前十点钟，但在八九点钟的时候早就有不少的武装警察和营防军，在步枪上上着刺刀，在教育总会的门前巡逻着了。
这对于学生是很大的威吓，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明哲保身的人预感到今天会发生甚么危险，在报到簿上偷偷地签了名，偷偷地溜走了；然而到会的人依然踊跃，到开会的时候，小小的一个议事厅又塞得像一匣火柴了。
受过了一次训练的群众毕竟不同。一切开会的景象都很井井有条，和前一次的开会判然是两个时代。
开会了。劈头的一个临时动议是质问当局为甚派兵来弹压。当时的封疆天子虽不必身在九重，但那容你几个毛桃子的学生便轻易见面，轻易质问？唯一的拐杖当然又只好去找咨议局的正副议长。
据代表回来报告，他们去会着了蒲议长。蒲议长顿时打电话（当时已有电话，但只限于行政机关）去问警察厅，说是奉了赵制军的命令，怕有乱党借端生事，特地派来保护的。说是蒲议长昨天已经去谒见了赵制军，赵制军已经允许了为我们代奏。照赵的意思以为学生关心国事是出于爱国的至诚，固然可以嘉许；但不可越俎代庖，甚至罢课要挟。
我们的代表质问过议长，问赵答应代奏，究竟有何诚意的表示？他口头答应，而实际不执行，有什么方法保障？我们请开国会即是求言论集会的自由，然在我们今天开会的会场上却派军警来弹压，岂不是完全表示了并无代奏的诚意？
蒲议长自然不能代答，他允许再去见赵制军，一切的回话等得到结果之后再亲自到会场上来报告。在他未来之前，大家应该严守秩序，决不可轻举妄动。
一省最高的言论代表者的议论大家自然是只有遵守的。在代表们报告完毕了之后，已经是午后一点钟的光景，便宣告中休，大家吃用会上准备好了的馒头。馒头，这真是再得机宜也没有的，像前回为饿饭诉苦的代表当然也就没有了。
在学生们休会用馒头的时候，到场的军警差不多全部都把枪架在教育总会门口，在附近的吃食店里，各自去解决他们自己的切身问题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支配阶级的爪牙，真是有点超然物外的神味。假使当时学生要暴动，那不已经是送来了很完备的武器吗？一切都是进展着的，便是支配阶级杀人的手腕也是一样。
有一位比较老一点的警察，大概有五十多岁的光景，他还在门外站岗没有去吃饭。我看他人很和气，看见我们在吃馒头，好像很有点垂涎的样子。
我问他：“老总，你肚子不饿吗？为什么不去吃饭？”
——“不饿？你说我不饿？哼哼，小先生，吃饭要钱呢。”
——“你们平时站岗不吃中饭的吗？”
——“平时是要换班的，今天是专差，署长叫我们没有命令不准动。我们又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大清早派到这儿来，又不派人来替代。”
——“我好不好送两个馒头给你？”
——“哼哼，”他只是笑。
这儿真是立地表现出了一个天国。究竟是饥饿的力量、馒头的力量大，它立地可以使狮子和婴儿同游，老虎和羔羊携手。
——“小先生，今天你们到底为甚么开会？”
——“你们还不晓得吗？我们是请愿早开国会。”
——“国会国会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说让我们一切的老百姓都要来管国家的大事，让我们一切的老百姓都要来说话。”
——“哦吓！”他很惊骇了的一个神情，“怪不得我们的署长老爷说你们要造反啦！”
这个泛泛的插话，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有趣味。我们在请愿早开国会，而当时的支配阶级说我们在造反，那位老巡警也承认我们在造反。我在当时不消说还替他解释了一下，怎样怎样，如此这般的并不是造反，然而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不真正是在造反吗？造反就是革命，现在想起来那对于封建社会的支配阶级要求立宪，不就是革命的行动吗？当时的所谓“革命”是“灭满兴汉”，乃至是投炸弹、拉手枪，甚至于有时指斥要求立宪的行动是保皇党的行动；但由现在看来，两者在促进社会的变革上不正是同一的吗？当时的革命党人以为清廷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当然也就是立宪的唯一的障碍，但这个见解在事实上已经证明了并没有摩着实际。中国在清朝灭后已经二十年，不是一直都还不能立宪吗？中国在帝国主义者的宰制之下，自己的这个资本制的革命，始终不能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来完成。它无论怎样是会要飞跃的，就是两步要当成一步走。中国在不能脱掉帝国主义宰制的期间，它始终是在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阶级上闹轩轾戏。
会场在继续开会的时候，大概已经两点钟过了。这时又来了一批新的巡警，他们走来便把刘子通先生提去了，说是提学使司要请他说话。
刘先生在会中指使，当然有内探已经向当局报告了。大家阻挡着，劝他不要去，但他终竟去了。他以为不会有甚么意外，就有也用不着畏怯。
刘先生去了，但从此以后便渺如黄鹤，不仅那天他没有再回会场，就在四川的学界也永久没有他的形迹了。有人说他是被递解回到了湖北，但是以后在中国的活动上也就再没有看见“刘子通”这个人了。我想，他或许在四川遭了暗算，或许是在武汉起义的时候，他已经阵亡了。
刘先生去后，群众事实上是失掉了它的领袖。他们等蒲议长的到来，而蒲议长却终不容易到来。时间迟缓得就和癞病患者的脚步一样，只带来着许多的焦躁、愤懑、恐怖、不安。直等到蒲议长的到来，已经是快要上灯的时候了。
我第一次得瞻仰蒲议长的风采的便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他貌不惊人，我现在也想不出他有甚么殊异的特征。不过他来的声势真是浩大，大家一听说他来，便都狂涛一样拍起掌来了。拍掌的声音差不多一直等到他登了台开口说话。
议长的声音很尖锐，不过他的说话却还井井有条。我很感谢他的是他把当时要求立宪运动的历史，叙述了一个梗概。
中国立宪运动的具体的表现大约是发轫于戊戌政变，但最可注意的是光绪三十二年，就是民国前六年，在上海静安寺路成立的“豫备立宪公会”。这个公会的发起，江苏的新兴资本家张謇，是主要人物。运动的起源是由英国资本家手里争回沪杭甬铁路，在这争路的工作告了一个段落之后，便一转而为立宪运动。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由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的一个最规范的事实。将来假使有想编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或者是中国资本家政治运动发展史的人，我觉得这个事实应该占最重要的一篇。
就因为有这些代表资产阶级的提倡，所以一时才四方响应起来。在宣统元年（民国前三年）才有九年立宪的诏书，到宣统二年更由这些人斗争的结果又才有六年立宪的缩短。当时一般新兴阶级的要求是在宣统三年就要立宪，我们学生界的运动，自然就是承继着他们的意识。
蒲议长不消说也是当时斗争中的健将，他是才从北京请愿了回来。温世霖的被捕，外边运动的风潮已经镇摄，他是知道的。四川学生界的运动，只是圈外的余波，当然他也不会有甚么不明白。所以他始终劝学生不要操切，他以为只要省当局答应了代奏，尽他口头也好，实际也好，只好暂时认为满足，静待时机。而且他说，当局是有意拿人，假使运动尚要继续，那就非出于流血不可了。
议长的舌锋便突入革命与立宪的问题上来。他说两者的对立便在这儿。一种是以非法的手段争夺政权，一种是以合法的主张要求立法。只有法是必由之路，只有依法才能生法造法。譬如要走入议事厅必然要由门径，不能打破玻璃窗乱跳。
议长的话很有他的条理，学生方面终觉驳不倒他，然而总感觉不到充分的满足。自然，在老人们看来，总会说这是学生幼稚，学生的客气未除。但仅仅这样的批评终竟是难以使人心服的。譬如入门不跳窗眼的譬语，那只是片面的事实。万一有甚么意外的灾难，突然逼来，你就要不跳也不容许你不跳。这就是所谓突变的理论。这在当时是没有人明白地认识到的，然而真理的影子总暗默地反映在人的脑中。
夜分已经深了。
蒲议长辩论了一番，劝解了一番，但没有得到一个决议的形式，他便走了。不过他的辩论、他的劝解也好像收了很大的效果。在一部分的代表辩论正热烈的时候，多数的人已经在络续地退场。刚才拥挤得像一匣火柴一样的会场，真个又像一匣使用着的火柴一样，一根二根的抽出，抽到后来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光景了。
人一少，会场的热度自然也就减退了下来。还有是大家奔波了一天，疲劳和黑夜女神随身带来的睡药，帮助把问题暂时告了一个结束。大家最后的决议是：一律再继续停课，拒绝试验，侦查刘子通先生的下落。
就这样，在一个不得要领的观望的形势之中，也就只好宣告散会了。
在我们退出会场的时候人已很少，早来的军警依然还在那儿站岗，有的在纷纷吐出怨言：
——“妈的，今天不晓得见了甚么鬼！”
八
在学生无法下马的时候，当局者绊马的方法已经准备周到了。
就在宣布继续罢课的那一天下午，提学使司有一道很严厉的通令下来。禁止学生借故生事，罢课要挟；假使有不听命的，还要惩办各学校的办事人。
这对于学生运动不消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在起初开始运动的时候，因为运动的目标纯全是一种爱国的表现，所以各学校的办事人，无论是怎样顽固，或内心是怎样的惴惴焉恐惧、怕犯所辖官长的逆鳞，然而在表面上总不能不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这回提学使司的命令下了，而且还要惩办他们，这比甚么早开国会自然是要更切己得几百倍；他们的态度也就靠着有这样一个借口，由放任一变而为高压了。
事实上是学生自己也临到了不能继续罢课的关头。平常学生罢课，除极少数是热心运动之外，大多数是趁趁热闹，乐得天天都是星期。所以重要的动机与其说是热诚，宁肯说是偷懒。在这一次运动的开始宣告罢课的时候，是处在一个很有便宜的时期，便是各学校都已经在准备试验的停课期中。有的应该毕业的班次也因毕业试验提前开始的结果，大都已经试验完毕，只在等待文凭的分发了。
但不幸的是已经罢课三天，试验已逼在眼前。在试验未开始的期中，尽管名目是在罢课，其实大家是在按着课本拚命死读的。别的学校、别的班次是怎样我不十分知道，至少在我们丙班，从这儿后来出了不少的国家主义者的丙班，他们之所以举我为代表的心事，我是十分明白的。就是说：让你这猪头三去为我们撑门面，你没有时间温课，也好让我们来高列。在当时科举才废止不久，试验的观念在学生们的眼目中比自己的生命怕还要重要。好像自己来当学生，便是专门为来受试验的一样。这逼到临头的试验，对于运动的进行，比起五百道提学使司的命令来，是更加顽强的阻碍了。
在这儿，教职员与学生大众的利害完全一致，少数学生代表便在虚空中倒悬起来，成为了两种群众的公敌！
分设中学试验的开始就在罢课后的第四天。丙班的第一堂试验是英文，从一大清早起，自修室里都在“but cut”地乱念。大家都把钢笔、墨水准备得上好，自然是待机行事了。
八点钟了，已经摇了课堂铃，英文教习的h先生已经上了课堂，坐在黑板面前等着了。但是人的羞耻心毕竟还有它最后的一番控制，想受试验的心事，想升班的心事，尽管怎样迫切，而出卖团结的一种工贼式的行为，谁也不愿意来做一个魁首。在自修室里面你观望我、我观望你地只是不动。监学走来劝告了。就跟从豢牢里赶羊子上屠宰场一样，一个二个从自修室里拉出房门，但等他前脚走进第二室里，第一室的人们又一个二个地退回自修室去了。所谓“扶得东来西又倒”，甲乙丙丁四班人，弄得两位监学疲于奔命。
监学的劝诱不行，最后是监督走来了。
监督的都喇嘛先生照例是像长颈鹿一样，把颈子向前面伸长着，一手理着他的八字胡须，一手垂在长统的袖子里面，一拐一拐地摆着他的官派的脚步走来了。
——“唔唔？你们为何不上课堂？唔唔？你们为何不上课堂？”
从甲班说到乙班，从乙班说到丙班，但仅仅是这样一种催促要把群众的羞耻心克服是不够劲的。
喇嘛先生毕竟是老手，他看到集体的劝说不行，他便用分散的办法，向软弱的各部分来个别击破。他第一步是去诱导乙班的那十几个满人。成都是有满人驻防的，所以乙班里面便有十几个满人学生。这十几位同学平常和我们汉人都不大接近，他们自己另外形成一个部落。自修室和寝室都是聚在一处，我们平时也就称他们的自修室或寝室为“满城”。他走进满城去劝那些满人学生。
——“喑？你们真蠢！你们也要罢甚么课？你们要和你们的主子作对？”
他公然用民族的感情来歆动，那些满人学生首先就被他歆动了，于是乎他们便先上讲堂。
喇嘛先生得到了这一着的成功，他便加添了一倍的力量。他放下了甲乙两班比较年纪大的学生，又来专攻丙丁两班。
——“你看，你们为何还不上课堂？乙班都已经上课堂了。”
大家仍然不动。他又检着丙丁两班的比较更年青的小孩子来拖。
——“喑，你们这些小孩子，你们为何也要跟着他们大孩子闹？你们也要去参政吗？吓？你看，乙班都上课堂了。喑，你们真蠢！你们跟着他们大孩子闹，你们是受了骗。喑，你们不知道吗？像高等学堂、师范学堂，那些承头的学生都受了毕业试验的。他们受了试验，让你们来罢课。你看，你们蠢不蠢，喑？”
小的被他拉出来一个。但等他去拉第二个的时候，前一个又跑进自修室里去了，依然就跟拾取地上的板栗投进没有底子的提篮里一样。
——“都先生，我们不是满人呢！”
——“都先生，我们不好做汉奸呢！”
——“管他是满人也好，汉人也好，你们小孩子要参甚么政？不怕人家笑脱牙齿吗？喑？”
然而结果还没有效。
都先生又想出了一条妙计来了。他见一个二个的拉夫式的办法不行，他便叫两位监学把丙丁两班的学生全体整列在自修室门外。自修室是一排北向的六间房舍，和丙丁两班的讲堂相隔仅一个天井。
他也并不是要来演说，从前的旧人对于演说这一套本事是不大拿手的。他依然还是那种劝说的调门。
——“好，我看，喑，你们是害羞，你们怕先走了，别人笑你们。好的，我来给你们叫口令，你们一齐走过这道天井。喑？喑？你们——用意——！”
大家都笑起来了。喇嘛先生得到这一笑，以为他的幽默收到了成功，他更提起了他那种半像京腔不像京腔的声音，又来了一声——“用意！”
——“好不？我叫一二三，你们便一齐开步——走！好，来啊！一……二……三！一齐开步——走！”
尽管像在跳猴戏的一样，表示得异常滑稽，然而走还是没人走。
像这样低首下心的滑稽过后仍然发生不出效力，于是乎恼羞成怒了。喇嘛先生把一个古铜色的面孔气胀成了一个鸡血铜的面盆，八字胡随着他嘴唇的痉挛，就像去了戥的天秤，在一上一下地摆动。
——“喑？喑？喑？你们……你们……你们要和我作对！你们这些糊涂虫！”
这样暴怒着的喇嘛先生，在他的心里依然在运用着策略的。他知道我是丙班的代表，他大约以为我真是一班之王，他便用下了擒贼擒王的手段。
——“郭生！”他唤我，“你可以叫他们上课堂啦！”
——“连监督都叫不动的，我怎么有那样大的魄力呢？”
——“那吗，你就先上课堂做一个榜样！”
他这一道命令真是咄咄逼人。
——“大家都为爱国运动甘愿牺牲自己的学业，我不能来做破坏运动的罪魁。”
他棱着眼睛看了几眼，胡子翘了几翘，他愤愤地走上阶沿，走向他的居室里去了。但他刚好走进房里又退了出来。
——“张生！郭生！”他站在阶沿上气愤愤地在招呼着张伯安和我。
——“你们上来！”
我和张伯安服从了他的命令，沿着自修室前的北阶走上他站立着的东廊上。那儿的地基比自修室的地基高可两尺，临着天井的廊边是有一带回栏可以凭坐的。
我们走到了他的面前，他当着两位监学和两班的学生便痛责我们。
——“啊，你两个！你们真对不住我！你们在本地中学肇事遭了斥退，是我把你们收容了进来。啊，你们，啊，你们！我以为你们可以改过自新，啊，你们又再来和我作对。你们又在这儿来肇事，把一切很好的同学都带坏了！你们到底上课堂不上课堂？不上课堂我要斥退你们！”
“都先生，”伯安也很愤气地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你要斥退就请斥退。”
伯安我真不知道他走的是甚么命运。从前嘉定中学堂的斥退是因为我连累了他，这回又是我把他连累了。喇嘛先生说要斥退我倒还有理可说，因为我当了代表，但是伯安并没有甚么罪过，他之不上课堂也就跟全班的人不上课堂一样，不是甚么罪魁，也不是甚么祸首。
好的，我们又算遭了一次斥退。要说是宿命，怕也只好说是宿命罢。我们当时便退到自修室里收拾书籍。两位监学在自修室外面对着丙、丁两班的学生威胁起来了。
——“好，你们看！为首的两个人都斥退了，你们自己还想怎样？你们假如也遭了斥退，看你们回去怎样见你们的父兄？”
是的，对于羞耻心的压迫得到了一个缓颊的口实了：为首的都已斥退，我们还想怎样呢？
就这样连拉带劝地把一群半推半就的学生便劝上了讲堂。
姓罗的一位同学，他和我们是同自修室的，他还算走得顶迟，在他和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和我们一一拉了手，问明了我们住的旅馆，他说他今晚上要来看我们。
那位懒得最彻底的姓李的同学（我真是对不住，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自始至终是陪伴着我们的，他看见一个二个人都上了课堂，他不知不觉地流出了眼泪来。
——“妈的一个×！”他很大地叫了一声，“办你妈的一个鬼学！老子也不愿意读书了！”
他在书桌上打了几拳，愤愤地也就把他的书籍收拾了起来，跟着我们走进寝室。
在我们把一切行李从寝室里搬出来，从东廊上走过的时候，大家都在讲堂上埋头受着试验，真是寒蝉仗马，悄然无声，比起刚才四五十分钟前的光景，就好像隔了四五个世纪的一样。
走过都监督的居室的时候，听见他在室内明声朗气地诵读很高古的《虢季子白盘》的铭文；
……丕显子白……庸武于戎工……经维四方……博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于王……
声音继续到我们走出了的学堂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