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国文那里，“文”字所代表的，不只是文品，首要在人格。而要论及人格，首先该把作家群中两类人物区分出去。一是非文学因素或撞大运机遇而跃上文坛的衮衮诸公，一是“不比小市民好到哪里去，甚至更下作、更无聊、更浅薄”的“衣冠楚楚之辈”。前者徒有虚名而无实绩，后者早被《如此这般》嗤之以鼻。彼等人格，不在此议。而就在那清名人望的作家群里，李国文也该算德高望重、人如其文的“老大哥”，被尊为文坛之“活佛”与“侠客”的。

四十年前初见一面，他给我的印象是老实憨厚，二十年后再次相会，他给我的感觉依然是仁者与忍者的融合。岁月风霜在他脸上，没有留下愁苦痕迹。他那硕大圆润的脸盘上，永远绽放着长者与智者相交织的祥和笑容。这在当今文坛老中青三代人心目中，都是可以亲近，能够信赖，值得敬重的。

因我疏于交往，我和他的联系，会议见时多于家访，电话交谈多于面晤，所以我对他的了解，远不如作家评论家对他的认知。我听说他的家，时不时就成为作家特别是外地来人聚会的场所。人们愿意到他家去，在他面前坦露心迹。他会给任何人，尤其是心路文路都还正而又有才智有潜力的年轻人，尽其所能的热情帮助。

将来总会有人给他写评传的，我仅作为编辑为其人格作证。1985年他应邀撰写《编辑与我》，“念念不忘”我对他的“发现”，称我是使他“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个摆渡人”。而当年正因我之选出《改选》，使他“才一登岸，便跌进深渊里去了”。我对他的命运曾起负面作用，他却只从正面领会，“决无半点嗟怨，从来也不曾埋怨过。”他记着的是：“希望别人成功，帮助别人成功，这是一个真正的编辑无与伦比的美德，崔道怡是这样的人。”但我知道，任何人，只要禀赋作家基因，总会走上文学道路，至于这一过河者遇到那一摆渡人，确实只是一种缘分。然而我更清楚，具体到李国文这一位作家，对待我这一名编辑，“经历了漫长的甚至惨淡的岁月之后”仍不忘却，这种感情又不只是缘分二字所能概括的。

《缘分》发表之时，我曾借题发挥为那一期《人民文学》写了一则“编者的话”。后因增补重要稿件，“编者的话”也另写过，原“卷首语”便放弃了。而今倒是一个发表的机会，可以用来为缘分作注释了——

李国文与《人民文学》有着特殊的缘分。四十年前的春天，他将其处女作寄给了本刊……他的诸多获奖篇章和重点作品，都发表于本刊。他实际上早已成为《人民文学》的特约撰稿人，凡有所求，必得应允。这不仅是与编辑多年的亲切友谊，而且更是对刊物一贯的热忱支持。那么，与其说这是缘分，毋宁说这是情分。特殊的缘分，总有深厚的情分在的。

而这一次，李国文的《缘分》，为我们展示的，却是另一样世相。作品收束时说：“你做成什么，或者做不成什么，大概有个缘分在的。”似乎确实存在一种或然几率，对人的命运将产生相当影响。然而，构成作品内容的现实人际关系，主宰人命运的究竟是什么呢？概言之：钱与权！老首长的一幅字，只靠缘分很难要到，若用“一把”（五万元）打通关节，则轻易可得。而关节中之关键环节，在于首长的贴身秘书，那是背靠权势常能左右权势的人物，因此往往成为权与钱交易的枢纽。《缘分》写的，其实就是这么一场交易。“这是个金钱万能的时代”，管你什么友谊、爱情、人情，“还有用钱都摆不平的事情嘛”！“牛年就在这一把一把的钱中开始了……”于是作家看到，有那么一批天之骄子，“这世界的确是他们的”。他们用钱一把一把地创造缘分。那种缘分，绝对无情。

最珍贵的是情分，永难忘的是情分。人世间有一种情，纯净高洁如水云，平日里淡泊澄明，追忆时思绪翻腾。流年似水心似云，水流云在情无尽……

四十年前，“反右”之后，《人民文学》奉命迁出那一座幽雅的四合院，编辑部搬进了闹市区灰色的办公楼。

八十年代初，那一座四合院被拆除，盖起了一幢看似雄伟实则猥琐的居民楼。只有一棵树，被当作文物，保留了下来。

每年春天，我都去看那一棵树，那一棵高大粗壮而古老遒劲的大槐树。它还是那样子，枝叶茂密，浓荫匝地，整条街都飘散着淡淡的甜甜的槐花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