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得以轻松自如地在花香中审阅来稿，是因那时中国文坛正当思想有所解放的早春天气。

自从1956年初，秦兆阳接任副主编以来，《人民文学》感受时代风气之先，多次在“编者的话”中表示：“支持作家们和批评家们在文学道路上作各种各样的探索”，“主张政治性与艺术性统一于艺术的真实性之中”。就在我上班后，刊物同期发出两篇文章——秦兆阳倡导艺术规律的专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王蒙揭示现实弊端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1957年2月27日，***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于是，一夜春风花千树，万方鼓舞现生机。《人民文学》走在前列，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之作。

正是在这样的气候里，李国文以他那忧国忧民为核心的艺术良知，演化成为出手不凡的精美文字。我犹如探矿者寻找到丰富的宝藏，急切地要发掘更贵重的珍奇，当即写信请他把手头所有成稿悉数寄来，以求集束推出，取得轰动效应。

作为李国文第一批作品的第一个鉴赏人，我至今还记得那六篇小说的名字和大致的内容。它们是：《童心》、《出息》、《邻居》、《巧遇》、《初恋》、《改选》。其中最出色的《改选》，写一名老工人的性格与命运——

“按照工会法的规定，这一届工会委员会已经任满了，如果再不改选的话，除非工会法有了新的章程”。现任工会主席为了争取连任，要做一篇精彩报告，“提出两化一板的要求。条理化、数字化倒是容易的，要紧的是样板”。而工会委员老郝，只顾给过世的老工人“选一副好板子”，提供不出报告所需要的样板。

“起初他当工会主席，那份热心肠待人是极好的”，只因在大会上“照着现在的主席、当时是工会干事草拟的文稿做报告”，念错了词，“被改做了副主席”。后来又因做了这样那样有违上级意图却有利群众需求的事情，“只让他挂上个委员的名”。这一回，则干脆把他从候选人名单上取消了。但是，工人们不答应。

“会场像一堆干草着火似的，噼噼啪啪地到处冒火星”。于是，投票只得顺从民意，愿意选老郝的，就写上他的名字。结果，三千四百二十三张票，“第一名郝魁山同志，得票数为三千四百零五”，掌声雷动，人们要求老郝讲话，而他“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痛苦，萎然地垂下了头”。

“老郝死了！他静静地在人群的声浪里死去。全场沉静下来，静得连窗帘簌簌的飘响都听得见，寒风带来了春的气息……这次选举是有效的，新的工会委员会就要工作了。”

读过这篇小说，我也“沉静下来”，仿佛置身会场，跟那些工人一样，“脑海里波澜起伏，眼睛都湿润了”。不仅因“老郝”死去，更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鲜活出世，我受到了一股感人警世的情与理的冲击和启迪。

建国初期，满目疮痍的社会机体亟待恢复与充实元气。而有人掌权后，视社会为私有，滋长权欲毒瘤，派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种种赘疣。正是针对这些弊端，《改选》呼唤对人民，也就是对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生产力，呵护珍重。这呼唤当然是艺术的，李国文将所感进行了典型化的提炼加工。他的笔下激情洋溢，流露着对“样板”心计与势力的鄙薄憎恶，对“老郝”处境与遭遇的怜爱痛惜，以至采用看似极端、类似尸谏的方式结局，不如此不足以发聩振聋、骇俗惊世。

这不正是进行着的“整风”运动所需要的作品题旨么，这不就是我千淘万滤期盼已久的珍贵篇章么？它将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那样引人瞩目，它将使我在编辑历程上迈出的第一步留下深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