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快，一年去了大半。树叶儿纷纷坠落了。

人呢？同样，一眨眼工夫，垂垂老焉！谁也说不好自己，是从何年何月何日开始老的？说老，我们这几个当年通过封锁线跑到解放区去的一拨子人，好像约齐了似的，须发白了，寿眉有了，牙齿脱了，儿孙大了，追悼会上晤面的次数多了，一下子全都老了。像秋天里留恋在枝梢的黄叶，只待一阵风，便会扑棱棱地跌落了。

老梅打来个电话，建议老同学们聚聚。

“好，我赞成——”这位准部长大人有办法找到按内部收费的大饭店，“大家凑份子，打平伙好了！”

“用不着，”他从来有气派，“既然我起头，我付钞便是。”

“您破费啦！部长——”

“甭提部长这两个字，老兄！”

“没捞着？”

“根本我也没想，我还是当我们永远的班长吧！”

我们到了解放区，就进了联大，他当班长。老梅是天生的领导型人物，个子高高的，声音大大的，仪表堂堂的。似乎这班长非他莫属。果然也是如此，事实证明他是当时联大的一个挺能干、挺得力的班长，校方相当器重他。

“‘牢骚’呢？”

“牢骚”是我们三个人结成一组去解放区的另一个，“牢骚”是外号，当然，这外号很适合他，要不然，近四十年，我们不会这样叫惯了的。我在电话里告诉老梅：“他老人家还健在。”

“没有闹什么风流韵事？”

我笑了，“前些日子他差点脑血栓形成，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牢骚”可以说是一辈子坎坷，但艳闻始终不断，也许女性容易同情身陷苦楚境地里的他，他总是得到这种异性的温馨、慰藉和爱。老梅骂他，讽刺他，也嫉妒他。说来也怪，我们这位班长，可以说得上是有魅力的男子汉，似乎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他命令地说：“你一定把‘牢骚’给搬来！”

“万一他犯倔——”

“一定，我要朝他打听个人。”他又叮嘱，“拖也把他拖来！”

“哪一家饭店？”

他报了好几家高级饭店的名字，让我挑选。我拣了家近些的，省得坐车麻烦。他说也罢，依了我。我问他订哪天哪顿？他说，当然今天晚上。我担心来不及安排，可这似乎是多余的，老梅把电话挂了。

我忘了他是一位准部长大人。

他就是这样一个天生指挥别人，而且也是一个天生有办法的强者。

我们是头一份到达这家四星半级饭店的，“牢骚”马上不满地嘟哝：“他作东，倒先不来。”幸好饭店总服务台知道这回事，说梅主任才来电话关照，要稍稍耽搁一会儿，然后派服务员送我们到西餐厅。

“我不爱吃洋饭！”他站住不走了。

对这位“牢骚”，也真是没办法。如果是中餐的话，他准会说：“老是这一套，就不能换换花样！”我拉他走：“算了算了，老梅赏饭，你挑挑拣拣什么，要不，你请——”

“牢骚”的小品文写得漂亮，可数量有限。那几个大子儿的稿费，是鼓不起肚子进这种阔绰饭店的。

“他干吗请客？”

“我知道？”并且白他一眼，吃就是了，多余这份迂腐。

“总得有个题目！”他见我没有反应，便说，“摆谱！他妈的，就是他这点能耐，什么办公厅主任，办吃厅主任罢了。”

“牢骚”这一病，比我们谁都老得邪乎，脸像核桃一样，满是皱纹，其实，他年龄倒是最年轻，六十才出点头吧？拄了根老气横秋的拐杖，说话时上下嘴唇竟有些不对榫了。

老同学陆续又来了几位，这些人在一起，使我联想起伦敦的蜡人陈列馆，或者到琉璃厂去翻古旧图书的感觉。幸好老梅一阵风地进来了。他衣冠楚楚，精神焕发，那套绝非国货的猎装，那条必定名牌的领带，把在座的老朽之辈都比得没点颜色了，他抱歉，新部长突然光临他寒舍，脱不开身。

“干什么？”

“礼贤下士，做做姿态。再说，原来他是我手下的一个处长嘛！”

“爬得够快的。”“牢骚”大摇其头。

“不谈他，不谈他——”这时，饭店经理，餐厅领班，女服务员都随着他的出现而出现了。老梅派头十足，仿佛他不是来揩油吃饭，从那些围绕他转的饭店里的人脸神看，对于他肯赏光，甚至感到荣幸呢！法式大菜显然是早订妥的了，在商量着的是酒。老梅漫不经心地应付那位讨好的打着黑蝴蝶领结的年轻领班：“随便吧，随便吧，醉翁之意不在酒罗！”尽管说是马马虎虎，又不是款待外宾，结果端上来的托盘里，竟有人头马。

“牢骚”忍不住愤慨：“这狗世界——”

“少做文章，老弟。”他摇一个手指头警告着。

“不像话，民脂民膏！”“牢骚”摇头不已，还跺他的龙头拐杖。

“你好！‘牢骚’，拿着共产党的工资，写千字文损共产党，算了吧！”

“挖苦一下你这样的好货，有何不可！”

老梅没兴趣争执，颇有气度地一笑，说：“拉倒吧，‘牢骚’老弟，还是留着这张嘴吃喝吧！”他举起酒杯为大家的健康一饮而尽。

“你这辈子的全部回忆，大概只是吃喝！”“牢骚”决不示弱，过去这样，现在这样，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这些年总是在运动的边缘上挣扎，始终没能发达。等到不搞运动，可以施展才华的今天，对不起，老了，连人头马也只敢抿抿而已。

在座的联大同学中，老梅年岁较长，偏又是他最不显老。酒量也数他最豪，喝得很多很多而不醉。满座之中，他那领袖群伦的风度，着实迷人。如果记忆不出什么误差的话，他这多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当班长时，我们都是毛头小伙子，他各方面比较成熟，举止老练，言谈得体，考虑问题周全，遇事不慌不忙。此后，他好像定型了一样，多少年不变。而我们这些人却早不是当年那血气方刚的模样，相比之下，老梅倒神采奕奕。真可惜，没捞个部长当当，前半年，倒嚷嚷过一阵，大家还替他高兴来着。

也许因此，他眼神里多了一层迷茫，过去倒没见过的呢！

“怎么样？”老梅提议，“难得聚会，咱们唱一唱当年的联大校歌，如何？有谁还能记得？”

“雅兴不浅，我看你是马尿喝多了。”说实在的，老天巴地，谁也张不开这嘴，大家都不响应。

老梅笑着说：“我们这位新部长，在我手下这些年，竟不晓得他老家会是联大驻扎过的村子。细细想，也怪有趣。那时我们唱得正欢的年头，这位部长当时还在村口撒尿和泥玩吧？”大家笑了，老梅又朝我们，“来，我指挥，预备——唱！”

有的只能跟着哼哼，有的还记起只言片字，有的统统忘个精光。我属于最后一类。要不是歌声，那多沙的北风天，坐在马扎上听报告，一坐好几个钟点的情景，都淡忘得差不多了。还记得那时唱歌似乎是最大娱乐，只要聚会就互相拉歌子，照例，老梅这个活跃分子站起来指挥我们这个班，风头是很足的。也怪，命运总成全他，一帆风顺，到了准部长这一级。在他那个部里，据说，知道他的人要比知道部长的人多得多，因为部长像走马灯似地换，他却总当这个谁也离不了的办公厅主任。

活见鬼，他准是喝多了，有点子醉意了。别人都把嘴闭上，或者索性对付蜗牛和人头马去了，他一本正经地唱，亏他好记性，把支校歌能有头有尾，有板有眼地唱到底。

“怎么啦？”邻座的同学议论，“他！”

“谁知道，该不会邀我们来听他演唱。”

“也许因为没当上部长。”

“其实多余，过着神仙般日子，愿意受那个累！”

“年纪一把，去伺候原来自己的下级，这种心理障碍，不大容易克服。”

老梅眼光掠过来：“你们背后搞什么自由主义？”

“怕你醉了赖帐，不肯付钞。”

“我倒希望今天能喝醉咧！”老梅一点也不是炫耀，相反，倒觉得怪异似的，“一辈子没醉过，越喝脑筋越清醒，酒精对我也许不起作用。”

“牢骚”嘲讽他：“所以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过，做一个人，总是清醒，总是要保持清醒，也够累的。”

他们两个，一个也许太顺利，一个也许太不顺，只要碰在一起，准是针尖麦芒地顶嘴。这一回很例外地，老梅非但没反驳“牢骚”，而且颇有感触地拍拍他肩膀表示首肯，接着又吆喝我们大家把杯子满上。

“你不唱了？”

“我不唱了。”

“换个题目？”

“好，换个题目！”老梅赞成了，“咱们言归正传——”

“牢骚”打断他，举起酒来：“除去老梅，为我们享受离休待遇的人，平安至死而干杯！”

“为什么把我排除在外？”

“你会有希望当副部长，这不，新部长登门拜访，你和他又拉上了联大这份乡谊——”

老梅苦笑：“别扯淡了！”

他是我们当中最幸运者，而且一直走运，甚至“文革”也没冲击了他什么。有一次我从干校回来，看他继续自在，不免眼红：“你倒混得不赖，造反派没踢了你？”他笑笑说：“谁当官能少了牵马扶蹬的。”当时，我羡慕他，可不佩服；事过若干年后，到了大家都该划句号的年头，对他这一辈子，我佩服，可并不羡慕了。

“我们这位新部长——”

“牢骚”不愿意听了：“你这职业病又犯了，三句话不离上司。”

“你误会了，我是说，他能记起当时许多事，也许儿童时代留下的记忆最不容易抹杀，他居然谈到了咱们班的一位同学，教他们唱过歌。”

“谁？”

老梅说出个女性的名字，怪陌生的，在座的似乎都没有一点印象，互相瞅着，看谁能想出些由头来启发一下。

“老梅，这你升官有望，你和新部长共同语言挺多的嘛！恭喜您啦！”

“你真的忘了，‘牢骚’？我才不信。”

“你不知道我脑血栓后遗症吗？”

“她对你还有过一段感情，你不会忘记的。”

“哦！我忘掉的东西太多。老梅谈别的话题吧！”

老梅说：“不，我正想问你，你后来去过她家乡了么？”

“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事我已经记不起什么了。”

老梅突然慨叹地说：“你能有可记的，也算一种幸福。”

谁也弄不懂他这句话，大概他是喝多了，便从他手上把杯子夺下来：“出息，没当成部长，这份颓唐，真不像是班长你了。”

“真的，回过头去看看，没有可记的，才没有可忘的。我也想了好久好久，才想起她叫黑妮——”他在那无可记也无可忘的头脑里搜寻似的，“她是我们班最早离开人世的一个，而且是横死，忘了？”

“哦——”有人想起了什么，“是不是回家跳了崖的？”

“她好像没多久就离开联大了，对不，老梅？”

除去“牢骚”可能由于脑血栓形成，记忆力损害外，这黑妮的外号，使我们一点一滴地把这遗忘的形象回忆出来了。

“她的《燕燕下河洗衣裳》唱得蛮好的，晚会节目！”

“她就是本乡本土的人，说话有点山区的味。”

“对了，老梅，她家似乎是老区哪个县的开明士绅，相当进步的。”

“后来，我们下乡参加土改工作团，她没去，她回老家了，她不知为了什么自杀了。”

“老梅，有一年春节，你和她还一块演过秧歌剧《夫妻识字》，你忘了，头上扎羊肚子手巾……”

这位班长显然像被蜇了一下，杯里的酒都泼了出来。他叹了口气：“如果，我这一辈子有可以记，可以忘的，恐怕就是这最初，也是最后一次真正的爱。从那以后，我就好像不再属于我自己了。”

怪不得他邀我们来聚聚，大家都沉默了。

“‘牢骚’，我想问一下，这也是你最早的一次罗曼史吧？”老梅拿酒杯去碰他一直擎在手中，光看不喝的酒杯。“我记得，你到底还是去了的。”

“我什么也想不出了！”

直到席终，我们也打不起多大兴致来，于是便在寂寥中散了。

我和“牢骚”慢慢地溜达回家，夜阑人静的马路上，踩着飘落的黄叶，脚下竟发出窸窸窣窣的脆裂声，清晰可闻。“牢骚”很有点诗人气质，他说：“我几乎不敢举步，真不忍心踩碎他们最后的梦——”接着，他又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想想，老梅也挺悲哀，是不是？”

我停住脚，问他：“这么说，你并没有忘记！”

“不能忘的事情，永远永远也不会忘的。”

“那你们俩，当时——”

“只能是一种朦胧的，淡淡的恋情吧，那时，我们都太年轻。她是个极富幻想的女孩子，她绝没想到斗争会那么残酷。破灭了，便从她家乡有名的舍身崖跳了下去。”

“彻底绝望的必然结果。”

“死前，曾经来过一封信，他是班长，他去，也许能得到这份爱情，也许她会觉得还可能活下来。”

“他没有去？”

“当然，而且还不让我去。”

“你也没有去？”

“去了，可晚了。”

“那他今天往事重提，为了什么？追悔？”

“也许是这样。”

我问“牢骚”：“你说你忘了，又为了什么？”

“怕追悔——”

我们继续往前行进，他踩着落叶，仿佛自语地：“一个人从来没有痛苦，没准也会成为一种痛苦。你说，老梅一生，除去这一个淡淡的梦以外，还有什么？”

黄叶仍在纷纷坠落，虽然是生机的终极，但每张叶子，都有过它自己的春天。

（原载1987年4月《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