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影开始侵入了那晶莹玉洁的月亮，顿时间，群山暗淡了。”
“好了，到了七点一刻，虽然有点云彩遮住，月亮开始摆脱那些黑影。
“八点半钟，一轮更加明净，更加皎洁，更加佼俏动人的月亮，悬在半天。似水的月光，泻满了整个大地，整个山林……”
这是李国文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月食》结尾。《月食》所写那次月食，历时不过两个钟点。而李国文所经受的人生“月食”，长达二十二年。
“这二十多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幸而不死。”“山之高，水之深，暑之热，冬之冷，加上比这一切总和还要苦痛的人间滋味，全领受个遍。”“想到这些一生中最好的岁月，最精华的，最能干出些事情的年代，就这样虚度过去，是不大容易笑得起来。这也是我不大愿意回过头去看的缘故，也是在我的作品里，不大愿意把结痂的创口，再撕裂一次的原因。”
1997年春，“月食”过后又二十年，李国文应邀撰写了一篇自传性的随笔，《如此这般》表白。
既然如此，我又已对《改选》构祸始末作了一些补充，那么似乎也就不必再说什么了。但是我还要说，我要说：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做的。
1979年春，他的冤案获得平反，《人民文学》约他写篇“右派”题材，让人从中能够看到他的影子，以亮相于受难之刊。他说这不好写，他不愿雷同于时下流行的“伤痕”，他不愿只回顾自己个人的苦难。于是，不写“右派”受难，而从平反开篇，专写他去“寻找那些失去的东西”——与人民的联系。
这便是《月食》的题旨，来自他平反后回工地迁户口的旅途上——
“那天正巧赶上月食，一路想起二十多年艰难历程，感慨系之。如今这些都过去了，似月食一样黑了又亮了。对我这个人是如此，进一步想，对国家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于是恍然大悟，个人的恩怨在整个社会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我在铁路工地劳改多年是流动性的，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老乡，饿死在三年灾荒岁月里，全体中国人所承受的苦远比右派多得多。所以，我把《月食》的基点移到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上，努力和以前别人写的不同。”（《讲讲小说创作》）
这便是李国文创作的宗旨：当年忧国忧民而写《改选》，现在爱国爱民而写《月食》。《月食》之后以至于今，他的笔触归根到底都是为着国家与人民根本和长远的福祉。所以，无论遭逢怎样的境遇，他都坚守着一个“文”字。
“你掌握的知识，你占有的文化，你读过的许多他没有读过的书，你受过的他哪怕恶补也不赶趟的教育，也就是我那名字中的‘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们所拿不走的。正是这些我拥有的惟一财富，使得我有勇气面对一切。”（《如此这般》）
正是这个“文”字，使我觉得还有必要再罗列一些材料，加上几段注释。
1962年初，“双百”方针曾经一度重现光明，《人民文学》组织发出一批“摘帽右派”的作品，刊物又见王蒙等人，但没有李国文。我跟他断了联系，不知他是否“摘帽”。岂料他那时也发表过作品，只不过是用了别人的名字。幸亏那篇小说《银花嫂》，曾得到站得住的名家好评，“文革”之中虽被查出，却未深究。如果说1957年在《人民文学》只因一篇小说就被打成“右派”者，惟有李国文一人，乃是文坛一桩奇案，那么五年后他借名再次发表引人瞩目之作这件事，作为“右派”作家苦难历程之例证，也可算文学史上又一桩奇案了。
1977年初，政治之冬刚刚解冻，文艺之春尚未到来，李国文以其敏锐的灵性已经感知时代的变迁，趴在居室里的一架缝纫机上，开始创作六十万字的长篇巨制《冬天里的春天》。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进行第二届，1983年，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才新设立，他都相继获奖并名列前茅。若将改革题材单列并按时间先后排行，他于1984年推出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荣登榜首。《月食》之后，他接连不断获得文学大奖，直至本文截稿前夕，他于199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涅槃》，又一次摘取到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桂冠。若以得奖规格之高与次数之多来排座次，他该坐文坛的第一把交椅了。
1997年7月，为纪念《改选》发表四十周年，我约请他写了一个短篇《缘分》，发于1997年9月号《人民文学》的“特别推荐”，不久即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相继转载。设使选载频率也算评判标准，李国文就又会得第一的。从《月食》到《缘分》，二十年间他的创作，持续旺盛，不断出新，每一年度每一季度各种报刊重要版面，都会有他。如果说七十年代他写《冬天里的春天》，就以“打破时空限制”而在手法上遥遥领先，那么当九十年代文人随笔兴起，他即刻又成为这一品类的名牌老手。近十年他的书，平均每年两部，每部三十万字，也就是说，每天至少会有一千五百多字精美艺术产品从他笔下源源出世。仅就数量而言，同类作家当中，他远远地走在前面。
当然，更值得称道的，是质量与特色。即便在能与他旗鼓相当的作家群里，李国文之“文”，也足堪称卓尔不群。
他横空处世，又独立于世。不趋时，不流俗，自信自审，我行我素。近二十年，文风多变，一会儿这个派系走运，一阵儿那个主义走红，他都不为所动，笑傲江湖。李国文之从文，心系传统又不墨守传统，自成一格又不拘泥一格，始终走着特立独行的路，念着与众不同的经——
“我主张文以载道，但也不必篇篇载道，字字载道，作者痛苦，读者更痛苦的事情，何必多作。但又不可不作，篇篇风花雪月，不敢直面人生，也未免太怯懦了些。我主张作家还是应该尽量真诚，把爱献给大多数人。”（《中国当代作家选集自序》）“有一条，不写那些让人感到恶心的作品……能写，则写之，不能写，则不写之。无期求，尽绵薄。”（《如此这般》）
他的作品总体来看，精义重点多在两端：一是对逆境中人情美的歌赞与叹惋，一是对变态中人性恶的暴露与批判。他关心人，关心人的生存状态、生命价值。他对那种“不把人当人来尊重”的人际关系、那种精神折磨实为变相吃人的人生际遇，深恶痛绝，揭示得入木三分。他对那种禁受得住炼狱一般考验的人间情感、那种锲而不舍执著追求理想的人格力量，倍加敬重，刻画得催人泪下。犹如当年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李国文以其冷峻而调侃的锐利锋芒，集中指向“使庸俗的社会更加庸俗的小市民心态”。这是他审视众生也自审本身发掘出的当代国民性之一斑，他要无情地剖析给世人看。正如他总结的：“研究我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小市民心态，倒成了我在作品中常常探求的主题。”这种探求，切中时弊，在而今有些浮躁与纷乱的文坛上，凸显了其作品社会与道德的博大崇高。
在艺术风味上，引人入胜的戏剧手法，强劲着他小说之叙事、抒情，特别是塑造人物的三维力度和个性色彩。其工力更在于：对人世、人生、人情之刻画、揭示、抒发的深切、深入、深沉。若非具备厚实而宽广的生活体察，若缺乏对生活底蕴的穿透性开掘与升华性提炼，是难做到如许之深的。李国文的笔，深到心里去，因而笔下流出的，不仅有情有理，而且有神有韵。与其说他精巧近似欧亨利，不如说他老辣更像契诃夫。他能使你感同身受体会那种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生滋味，给你甘甜，又给你苦涩，给你清爽，又给你艰辛。他是大海，他是森林。
“海无静时，在不停地运动着，有它温柔的时候，也有它愤怒的时候，因为它无遮拦地展现自己，你可以把握住它”。“虽然，海水有一份咸，有一份涩，有一份腥，但更多的却是那难得的清新和温馨。”
“森林有宽阔的胸怀，张开臂膀接纳所有涉足其中的来访者”，“无论谁在林间漫步，都不会毫无所得。几串蘑菇，一把山珍，一束鲜花，总会带来些许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