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哪怕他稍识得几个字，落笔成书，都会碰到语言这个问题。现代人很幸运，用不着“之乎哉也”的文言文，来表达我们想说想写的东西。20世纪初，那还是有皇帝的时代，读书人实在是蛮可怜的，从启蒙开始，就要读与口语距离很远的古文，其中有许多词语，已经死亡，或基本无用，早退出了口语范畴。但必须掌握它、运用它，于是，只有死记硬背。背不上来，就吃板子，那时，当一个蒙童，手心和屁股，是身体经常受罪的部位。

汉字本来就难学难认，还要学会口头语言和文本语言两种体系的置换功能，实在负担沉重。而且，古籍出版物通常没有标点这一说，一本书拿过来，黑麻麻一片，所以，断句对那时的莘莘学子来讲，也是一种可怕的考验。

这就不得不感谢1917年由胡适、陈**、钱玄同等人发起的“文学改良运动”，废文言文，用白话文，这是五千年中国文化史上惟一的一次语言革命。当然，还有一代文化伟人鲁迅，他写出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成为中国文学的奠基之作，推动了这次语言革命。从那以后，我们这些后人，就用不着，说的是一套，写的是另一套，基本上是“我手写我口”，无需乎在落笔时将白话转换成文言了。

语言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停止变化的过程。即或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与早一点的明、清话本小说的白话文不尽相同，与晚一点的抗战时期的白话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白话文也不完全近似。这种差异，或者也可以说是悄悄的“语言革命”，是一直在进行中的。一些语言在死去，一些语言在新生，一些陈旧的语言，说不定又重新焕发出生命，一些时髦的语言，也许很快就黯然失色。还记得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语言、造反派语言，是何等的响当当，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如果，现在还有人操这种语言的话，一定会被人当作神经病。所以，语言是一条流动不停的河。你赶不上河流的速度，那么，你的语言，在别人眼里，就有一股樟木箱子里的那股陈旧的气味了。

对于作家来讲，语言是他的写作手段。把作品比做房子的话，语言就是砌房子的一块一块的砖。人们赞扬一位好的作家，称之为“语言大师”，就是钦佩他所掌握的词非常之多，因此，他的表达能力也就非常之高。俄罗斯人崇拜普希金、英国人崇拜莎士比亚，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为丰富自己民族的语言，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若是我们生在结绳记事的原始部落里，词语的贫乏，词语的单调，情有可原，因为文明程度不高。但无论如何，我们是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民族，从屈原起到曹雪芹止，不知出现过多少语言大师。因而像当代作家（包括我在内）那种词不达意的，枯瘪苍白的，毫无文采的，再三重复的，缺乏新意的，官样文章的，八股腔调的，生编滥造的语言能力，实在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是很相称的。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不停学习的过程。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这个意思了。一个舞文弄墨的作家，别看他是以语言为工具，别看他写了许多书，别看他懂得很多很多，别看他到处讲课，指导他人写作，其实，也面临着一个学习学习再学习的问题。正如京剧演员一早起来要吊嗓子，弹钢琴的每天要弹手指练习曲，不把握语言的基本功，不充实和补充自己的语言库，写多了，写久了，写空了，哪怕他每天都有文字面世，日放一屁，也必然会是一个语言乏味的文化瘪三。

曹丕在《典论》的《自叙》里，谈到他老子时说：“上（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这句话，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启示，曹操尚且好学不倦，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尽量充实提高自己呢！

我想，语言对于我们这些写作者来讲，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若是懂得算清“磨刀不误砍柴工”的账，先给自己补补课，从初一的语文开始读起来，打下一点最起码的基础，别再出硬伤，别再闹笑话，别再滥用古典，别再一知半解，别再狗屁不通，还混充大瓣蒜，倒是当代作家（尤其是那些红得发紫者）的当务之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