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写过一篇《谈鼠》的文章，他说：“在鼠患严重的地方，猫是照例不称职的。换过来说，也许本来是猫不像猫，这才老鼠肆无忌惮，而且又因为鼠患太可怕了，猫被当作宝贝，猫既养尊处优，借鼠以自重，当然不肯出力捕鼠了。”猫要尽职，鼠怎敢猖狂，但猫若不拿耗子，耗子自然就要成精，就要作乱了，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思索的。

中国是农业大国和古国，庄稼人，都按照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的农事规律操作，世世代代，生生不息。藏，也就是颗粒归仓，储存粮食，是个最头疼的问题，而这当中，鼠耗又是特别令老农伤脑筋的事情。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老鼠是祸害，是最遭人讨厌憎恨，必除之而后快的动物。民谚“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就是这种愤恨情绪的反应。解放后，在爱国卫生运动中，有除“四害”这一说，麻雀曾经是其中之一，后来平反了，但列为必除的“四害”之首的老鼠，是永远不能翻案的。

但作为医学实验的小白鼠，似当例外，这种小动物，可是为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我们医学有今天这样的进展，最初的实验，都是在小白鼠身上开始的。最近，报上读到一则报导，说国外有人主张要为这种小动物建立一座纪念碑云云。仁者之心，跃然纸上。其实，人类对于鼠类，特别是家鼠，传染疾病，咬啮衣物，作践粮食，破坏房舍，因此，对鼠类持好感者少，虽然美国的迪斯尼动画片有米老鼠，竖直两只耳朵，活泼伶俐，算是在艺术领域里，稍稍改变了那丑陋的恶劣形象。但生活中，凡鬼鬼祟祟的耗子，都是恨不能将其置于死地的。

因此，在汉语里面，凡与老鼠相关的词句，无不含有贬意。如“鼠目寸光”、“鼠肚鸡肠”、“鼠头鼠脑”、“獐头鼠目”、“抱头鼠窜”、“鼠雀之辈”、“鼠胆”、“鼠须”、“鼠窃”，乃至“耗子成亲，小打小闹”，“老鼠尾巴，没多大脓血”……

我认为在汉语中，将鼠用得最成功，最形象的词语，莫过于用“硕鼠”一词，来形容贪赃枉法的官员了。每当电视出现审判贪污犯的镜头，我就要想起这个古老的词汇，就要看一眼那个坐在被告席中的案犯，是不是像一只肥胖的耗子？“硕鼠”一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使用开了。“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诗经·魏风》里这首诗，所描述的农民对那些偷吃庄稼，养得溜肥滚圆的耗子，要它们不要糟蹋的愤怒呐喊，实际上，也是对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的声声抗议。在那么遥远的原始社会里，先民们能想出如此精彩的比喻，说明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是何其源远流长！

清人郑板桥在《后孤儿行》的诗里，将这些贪黩者犯罪前后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尤为传神。“丈丈翁，得钱归，鼠心狼肺，侧目吞肥，千谋万算伏危机。”这位扬州八怪之一，同样是用“鼠心狼肺”来形容社会上，衙门里的鼠偷狗盗之辈。细细品味，这些中饱私囊，偷窃国帑，监守自盗，索贿受贿之徒，在未犯事前，哪一个不是吆五喝六，如狼似虎，脑满肠肥，作威作福。一旦东窗事犯，关进牢房，送上法庭，无一不是从生理到心理，全面崩溃。这时的德行，比做在巨光烛照下无处藏身的老鼠，那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如果再从这些案犯的作案过程考察，在狡猾的习性上，在脱逃的本能上，在占有的欲望上，在贪婪的野心上，在偷偷摸摸的手段上，在见不得天日的隐秘上，与鼠类的行径，简直如出一辙，将他们视作与鼠同类，一点也不冤枉他们。但是老鼠要比贪官精明些，一是鼠警惧性高，稍有疑虑，绝不涉足，而贪官在泥淖里，只能愈陷愈深，无力自拔，走向自我毁灭。二是鼠天性畏猫，略加恫吓，便会止步，而污吏明知法网难逃，仍敢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以身试法。这些硕鼠之所以如此大胆妄为，腐败堕落，一方面固然是由自身素质低下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我们在规章制度、监督管理、纪律约束、执法检查的各个环节上，肯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才给他们留下可乘之机。篱笆要是扎得紧密，防范工作做得周到，硕鼠是没有可能为患庄稼的。

猫本是鼠类的天敌，但由于人类的豢养，成为百般娇惯呵护的宠物，渐渐地失去捕鼠的天性和本能，不但不拿耗子，甚至见了耗子，不知为何物，而大惊骇，也是见诸报端的新闻。更有甚者，《资治通鉴》卷二二五载：“六月，戊戌，陇右节度使朱此献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为瑞，常衮帅百官称贺。”这就更不像话了。“中书舍人崔佑甫独不贺，曰：‘物反常为妖。猫捕鼠，乃其职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贺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边吏之不御寇者，以承天意。’”

这位中书舍人的结论很正确，“宜戒法吏之不察奸，边吏之不御寇者”，也就是说，将猫的英武震慑作用，充分发挥起来，才是正常和应该的事情，使其恪尽职守，那么，硕鼠之辈，不但不能为患一方，连藏身之处也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