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靡篇》的研究（节录）
《侈靡篇》基本上是一篇经济论文。就如它的题目“侈靡”二字所表示的一样，它主张大量消费，大量生产；大量兴工，大量就业。消费大，然后生产才可以促进；工作的机会多，然后人民才不致于失业。
“问曰：兴时化若何？
莫善于侈靡！
能摩故道新，奠定国家，然后化时乎！国贫而鄙富，美于朝市；国富而鄙贫，尽如暮市。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事。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引文是经过整理的，次第与文字与原文有出入。以下引文凡无关重要者不再注明其出处。）
怎样才可以使时俗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侈靡”。要不断地消费旧的，产出新的，这样来奠定国家，然后才可以使时俗变化。城市（“国”）与乡村（“鄙”）对照起来看，城市消费大而没有囤积，乡村就生产旺而谷物有出路，这样就充满朝气，比清早的市场还要美满。城市消费少而有囤积，乡村便生产不旺而谷物没有出路，这样就给罢了的市场一样，是十分萧条的。市场是用来促进生产的，但是假如商业不发达，消费不旺盛，那么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也就站不住脚了。
作者沿用着一般的习惯语，把农业生产当成“本事”，而把商业经营当成“末事”，但他并不轻贱商业。他的见解是：农业生产固然重要，然而商业经营不旺盛，不能促进消费，基本的生产也就发达不起来。故不能够重农而贱商，农与商须得同时并重，重商倒反而是重农所必要的手段。
“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通，通然后成国。
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处，从而移之。
然后移商入于国，非用（庸）入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宭）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囤积）。国之山林也，财而利之，市廛之所得二倍其本。
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得〕，上下相亲，则群臣之财不私藏。然而贫动枳（肢）而得食矣。”
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宝贝，只是把利益看得最重。勤勤苦苦，上下奔波，目的就在求利益。为了有利可图，然后才通有无。为了有无相通，然后才成立城市。假使得不到利益，交易不畅通，那就要看出它的原因，使它活动起来。这样别国的游商便来做生意了。他们之来是不同寻常的，来了不问什么地方都可以住下，不择什么房屋都可以使用。他们出外则追求利润，在家也不采取守财奴的办法。山林有利可图，他们就斫伐木材来图利，因此市面就繁荣起来了。税收所得比从前超过两倍，故所以上边奢侈，下边消费，这样就君臣相得，上下相亲。有钱的臣下不会把自己的私财窖藏起来，而都投入市场，那么没有钱的人也就有工作做而有饭吃了。
“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型）也。
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始也。……
积者余粒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
此谓（为）本事。”
粟米和事业是有实质的东西，这是人生的必需品。没有粟米，人便不能维持生活。没有事业（即生产），人便不能获得粟米。这些东西要使它们“贱”，“贱粟米”是说粟米容易到手，“贱事业”是说工作容易到手。珠玉和礼乐是无用的东西，寒不能衣，饥不能食，然而作为消费手段是很可宝贵的，特别是珠玉还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因此这些东西应该加以尊重，就是说让它们发挥促进消费的作用。这就是发展生产事业的基本办法。使有积蓄者尽量的吃吧，尽量的喝吧，尽量的乘车走马享乐吧，一千年都不会讨口。为什么？因为那样便促进了农业的生产，也就是促进了“本事”。
“饮食者民之所欲也，侈乐者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
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
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
此百姓之治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蓄化（货）。”
百姓是需要饮食的，同时也是喜欢快乐的。要使他们满足这些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欲望，你才能够使用他们。假使你只是让他们就给原始人一样，披点自然的兽皮，戴上野牛的弯角，吃的野草，喝的生水，你怎能使用他们呢？精神不愉快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因此要使他们吃顶好吃的，拚命地快乐，要煮鸡蛋吧先画上彩色然后煮，要烧柴吧先雕上花然后烧。不要把产生丹沙的矿产闭塞掉，尽量让商家去活动。有钱的人让他们消耗，没钱的人让他们工作，这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的路子，百般振奋而有饭吃，不仅有饭吃而且还可以有货币的积蓄。
这样极端地强调奢侈，作者是肯定享乐的。“圣人省诸本而游诸乐，大钧也，博弈也”，是说要使老百姓勤于生产而同时使他们愉快，玩音乐也好，玩棋牌也好。懂得这样办的是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圣人”）。作者是反对赈济的。“如以（台）予人财者，不如无夺其时，如以（台）予人食者，不如毋夺其事”，假如我要给人钱财，那倒不如使他不要失掉农时；假如我要给人饮食，那倒不如使他不要失业。为了使百姓能够有工作做，他甚至主张厚葬。
“长丧以其时，重送葬以起（圮）其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
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萌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
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瘗藏。皆以能别以为食数，示重本也。”
使丧期长久一点，来消磨有钱者的时间。使葬仪隆重一点，来消耗有钱者的金钱。你这样，我也这样，亲眷往来，也使得他们和睦。而在另一方面还有其他作用。例如把坟坑挖得很大很深，这是使穷人有工作做。把墓表弄得很堂皇，这是使雕工（“文萌”）有工作做。棺椁特别大，木匠师傅的生意就无限兴旺。殉葬的衣裳特别多，刺绣的女工便不会停针黹。这样还不够，还有各种牺牲的包裹（“次浮”），各种仪仗（“差樊”），各种殉葬品（“瘗藏”）（这三个辞的译述是根据章太炎的解释），这些都可以使有关的手艺人得到生活资料。这样做是表明重视本业，因为要有消耗，你本业才能发展，要有工事，你做工的人才不致失业。
因此，作者是重视货币的，因为货币便于操纵，而有促进流通的效能。在中国古代，主要是战国时代，铜铸货币的形式多采用耕具形。就是货币的币字也是从鐅字转化而来。鐅字，《说文》以为“河内谓臿头金也”，《方言》郭璞注：“江东谓鍫刃为鐅”。这就明显地表明着中国古代铸造货币，是有意识地把它来代表谷物的生产价值。在这一点上，本篇中有扼要的说明：
“民死（尸）信，诸侯死化（货）。
请问诸侯之化？
弊（币）也。弊也者，家（稼）也。家（稼）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五谷之君长耒，好猎之君长虎豹之皮，用功利之君上金玉币，好战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
死和尸字，古时是通用的，尸是守的意思。“民死信，诸侯死货”，便是人民守信用，诸侯守货币。在货币铸造的初期尚未大量行使的时候，人民之间的贸易关系主要靠互相信用。铸造货币的大权是操在统治阶层的手里，这在他们是无上的法宝。但这货币的起源是从何而来呢？它从稼穑而来，稼穑是人民的生命所系，故用产生稼穑的工具作为货币形式而行使。货币亦有种种，有用耒形式的，有用皮币的，有用黄金珠玉的，有用刀兵形式的，但在基础上仍然以耕稼为本。有了货币，统治者便能够操纵谷价，操纵轻重的大权了。以极轻量的货币便可以转运大量的粟米和任何商品。
“凡轻者，操实也。以轻则可使重，〔重〕不可起轻。轻重有齐（剂），重以为国，轻以为死。”
这是从权衡上抽绎出来的理论。权（法码或分铜）是很轻的，然而只要得到一定的比例（剂），一只手可以把握的权便可以衡量千斤万斤的物重。由这现象尽可以转用于货币的价值，货币虽然轻，但依照所得到的生产劳力，它可以凭一定的比例，换取大量的农产品或其他的手工艺品。故这种轻的东西是操纵实物的权衡。实物是重要的，立国不能离开它，然而货币是灵妙的，有国者更不能不死死地把持着它。货币的流通作用，作者把它评价得很高，认为它就和“神”一样。
“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阳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藏布帛。”
这一段话也见于《大戴礼·劝学篇》。《大戴礼·劝学篇》和《荀子·劝学篇》大同小异，可见《侈靡篇》的作者和荀子学派有一定的关联。这且留在下边再说。这儿的“阴之阳”、“阳之阴”、“胜火”、“胜水”等，除表明作者是崇信阴阳五行说之外，那样神秘的旧说，我们也用不着去拘泥。主要的核心就在“珠玉，其化如神”那么一句。古者是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的，《管子·轻重》篇提到这上中下三币的话屡见。珠玉、金石，在这里都表示货币。狗马、布帛则表示实物交易。货币和实物交易的对象，便是生活的必要资料——粟米。有了货币在手，那就神通广大了。（后人说“钱可通神”，也就是这儿的“其化如神”的意思。）有了货币便能操纵生产，可以使你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也可以使你减低；可以使你集中，也可以使你消散。通过这样的法宝要来对于大夫或百姓加以操纵，那就轻便如意了。
综合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侈靡篇》的作者，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实现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他在原则上是把农业生产作为本业，他虽然重商，但并不敢轻农。但他关于农业上的话，我们只能看到这样的几句：
“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甸之众，制之。陵溪立鬼神而谨祭。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全〔？〕）矣。”
这些话很有点古典的味道，和整篇的新奇的理论不大相配称。这表明作者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本身并不怎么感觉兴趣，也没有多么大的经纶，或许因为是托古的原故——假托着管仲和齐桓公对话——因而就不能不受着些时代限制的吧？
然而，作者尽管主张大量消费，极力奢侈，但他却是有一层不可忽略的限制的，那就是最上层的统治者不好马马虎虎地跟着一道奢侈。这是一层很重要的限制，我们不能把它轻略看过，也不能看做是作者的自相矛盾。
“上短下长，无度而用，则危本。”
“毋数据大臣之家而饮酒，是为使国大消。消尧（逍遥）哉，藏于荒，反于连，比若是者必从是儡亡乎！”
从这层限制上看来，作者的侈靡说是有作用的。他的主要的目的是想使下层的民众富庶，而使中层的士大夫之家（也就是地主）不能积累资金，以从事兼并，但对于商贾则不加以限制。侈靡的主张，很明显地是一种政策，它不同于悲观消极的享乐主义，也不同于漫无限制的极端奢侈。上层要有法度，中层要尽量使它消耗，下层才能得到安稳。《揆度篇》所谓“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可以借用来作为侈靡政策的说明。但《侈靡篇》所不同于《揆度篇》和其他《管子·轻重》诸篇的是：《侈靡篇》的作者还没有采取商业国营政策，不限制富商蓄贾，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
（系《〈侈靡篇〉的研究》之第二节，篇名为编者拟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