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玉（上）

一

在剧本《屈原》里面，我把宋玉处理成为了没有骨气的文人，有好些研究古典文学的朋友很替宋玉抱不平，认为我是把宋玉委屈了。我在这里想举出三两位朋友的意见，作为代表。

郑振铎先生在他的《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里面这样说道：“值得特别提出来的，首先是宋玉。……他的《九辩》乃是一篇很成功的好作品，不愧是屈原的好弟子。……满怀伤感而又孤高不屈，的确是屈原作风的一个承继者。他绝不是一个谄媚取容的人。”（见《文艺报》1953年第十七期。又《新华月报》1953年第十号）

陆侃如、冯沅君在他们的《中国文学史稿（三）》里面也这样说道：“宋玉虽然未必向屈原受过业，但他在创作上得到这位前辈的启发是显然的。《九辩》就是一个证据。它不仅在字句上接近《离骚》和《哀郢》，尤其在基本精神上和屈原的作品是一致的。他愿意尽他的忠诚，为祖国服务，然而不能达到目的。……于是他穷愁而死了。他的骨头和屈原的是同样硬的。”（见《文史哲》1954年第九期）

三位先生都说得那样坚决，尤其是陆、冯二先生由宋玉的创作而说到他的骨头的硬度上来，这毫无疑问，是对于我的抗议，虽然先生们很客气，并没有提我的名字。

但是三位先生的抗议是很值得讨论的。因此，我在这里便想来申辩一下。

二

对宋玉首先提出了严正批评的应该数司马迁。

这位对封建秩序不大买账的大历史家，他在《屈原传》里面说过这样的话：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请细细玩味这几句话吧。司马迁对宋玉、唐勒辈称为“之徒”，首先就表示了有些鄙屑的意思。接下去说他们“终莫敢直谏”，那鄙屑的意思就非常明了了。那是说：楚国的局势应该有像屈原那样的人对楚国的统治上层说说硬话的必要，而宋玉、唐勒等尽管有可以说话的地位，而且有可以说话的时机（请注意那个“终”字），然而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胆量说一句硬话。为什么没有胆量？那就不外乎是怕死或怕丢官，说得雅致一点：不外是“明哲保身”或者“持禄固宠”。

司马迁和宋玉的相隔比我们近得多，只不过百把年光景。他对于宋玉诸人下出了这样的批评，不能说没有根据。他的根据是什么呢？当然也不外是宋玉的作品、宋玉的故事，乃至于民间对于宋玉的评价了。

三

让我们先来检查一下宋玉的作品吧。

根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有《宋玉赋》十六篇，大约就是在汉代所流传的宋玉作品的全部。这应该也就是司马迁所看过的全部，或许他所看到的比这还要多。这“十六篇”究竟是些什么内容，现在是无从查考了。在《隋书·经籍志》里面有《楚大夫宋玉集》三卷，《唐书·经籍志》作《宋玉集》二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到了《宋史·艺文志》便没有纪录。《宋玉集》当即《宋玉赋》十六篇的定名，由“三卷”变为“二卷”，或许只是卷有长短，于内容则无差别。但是《宋玉集》是失传了，它的失传可能是在南北宋之交。

在今天，在下列各书中，相传为宋玉作品的，一共有十三篇：

（一）王逸《楚辞》：《九辩》、《招魂》；

（二）昭明《文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九辩》（五章）、《招魂》；

（三）《古文苑》：《笛赋》、《大言赋》、《讽赋》、《钓赋》、《午赋》。

郑先生说：“今天我们在《文选》、《古文苑》诸书里所见的宋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及《大言》、《小言》诸赋，实际上都不是他的作品，都是后人所依托的。……把后人伪作的什么《风赋》、《高唐赋》、《大言赋》、《小言赋》都作为他的作品，那自然便要把他看成非屈原的同俦了。”

陆、冯二先生也说：“他的作品如《文选》所载《高唐赋》等，《古文苑》所载《笛赋》等，都是后人伪托的。真的作品只有《楚辞》里所收的《九辩》与《招魂》两篇。”

《笛赋》文字拙劣，文中并提到“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后于楚襄王之死二十余年。《午赋》是傅毅《午赋》的节录。这两篇都不是宋玉的作品，《古文苑》的注者章樵早就说过了，那是没有问题的。

《招魂》，据司马迁的说法，是屈原的作品。司马迁在《屈原传》赞里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离骚》、《天问》、《哀郢》既都是屈原作品，那么夹在这三篇中的《招魂》当然也是屈原的作品了。那是屈原做来招被囚于秦的楚怀王的。古人言“诗言志”，故所以说“悲其志”。陆、冯二先生对于这篇的作者坚守王逸的说法。他们这样说：“《招魂》旧说是招屈原的魂，所以司马迁读《招魂》而悲屈原之志，有些人就因此而误以《招魂》为屈原自己作的。但《招魂》乱辞里讲到楚王到庐江打猎，庐江在今安徽（一说江西），所以这篇大概作于前241年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其作者便不可能是屈原了。”

这是有历史性的争论了。单是我就同陆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已经争论过。在1942年，陆先生在重庆国民党极反动的刊物《文化先锋》上发表了一篇《西园读书记》，和我讨论到屈原的问题，其中就有关于《招魂》的一部分。我写了一篇《屈原·“招魂”·“天问”·“九歌”》来回答。我的文章是发表在《新华日报》副刊上的，后来又收录在《今昔蒲剑》里。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举出了谭其骧先生的说法：“所谓庐江在今湖北宜城县北，其地于《汉志》为中庐县。”陆先生似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那篇文章，因此我在这里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请陆先生参考。古今地名，每每名同而实异。庐江还不能肯定就在安徽或江西，假使谭说不可靠，也请陆先生提出反证。

其实陆先生所坚持的说法只是建立在两个不可靠的假设上面的。第一个假设，《招魂》招屈原的魂的那个“旧说”在司马迁以前已经有了；第二个假设，司马迁承认那个“旧说”。第一个假设是没有证据的。第二个假设更是把司马迁看成了一个糊涂虫。那个“旧说”尽管王逸、朱熹都相信（可能就是王逸的创见），事实上是糊涂的说法。《招魂》分明招的王者之魂，招辞中所说的生活情况全部是王者的生活，如何能解为“招屈原的魂”？陆先生自己也说“楚王可能因打猎而受惊，于是令巫者举行招魂的仪式”，虽然只是表达了富于主观性的推测，但说为招王者的魂尚不失为聪明的推测。陆先生能自居于聪明的地位，为什么却一定要把司马迁投之于糊涂的冤狱呢？

除掉这三篇——《笛赋》、《午赋》、《招魂》——的确不是宋玉作品之外，其他各篇都是宋玉为人的很不利的供词。那些文字绝大部分是依阿取容的帮闲文字，特别是《风赋》和《对楚王问》那两篇，是很难忍受的。《风赋》把风分为雌雄，雌风是庶民阶级的风，雄风是贵族阶级的风。贵族阶级的“大王之雄风”是庶民阶级所不能供享的。《对楚王问》是楚襄王问宋玉：“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老兄是不是有什么缺德？为什么下层的群众那样地鄙薄你！）宋玉就回答出了那个很有名的“曲高和寡”的比喻。他说，老百姓能听懂的只是“下里巴人”，而他所唱的是“阳春白雪”，甚至超“阳春白雪”的所谓“引商刻羽，杂以流徵”。他把自己比成凤凰，而把老百姓比成麻雀；把自己比成鲲鲸，而把老百姓比成泥鳅。他的妄自尊大，的确是可观。这些文章在封建时代是很受欣赏的，大抵的古文选本都选上了它们。就是我自己在年幼的时候，读起来也曾摇头摆脑，击节三叹过，然而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受不下了。

郑、陆诸先生都说这些作品是依托，那对于宋玉当然是很好的开脱，但可惜并无确切的证据。它们可能是依托，也可能不是依托。其中有几篇，如《大言》、《小言》、《钓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可能只是第三者的记录。（《大言》、《小言》及《钓赋》均见《渚宫旧事》卷三，作为“旧事”而收录，可见余知古没有把它们当成宋玉的作品。《登徒子好色赋》叙述到秦的章华大夫，显然也是一种记录性的文字。）故即使可以断定这些都不是宋玉的作品，却不能断定根本没有这样的故事。再退一步说，即使这些作品或故事都是假托的，为什么假托者不假托之于屈原，不假托之于唐勒、景差，而独假托之于宋玉，而且假托了这么多！

最好还是来谈谈《九辩》吧。这篇文章虽然也有人怀疑是屈原所作的，但我的看法却和郑、陆、冯三先生相同，是宋玉最可靠的创作。只是我和三先生的分歧，是在通过这篇作品对于宋玉的评价上。郑先生认为《九辩》的“每一则或每一篇都是精莹的珠玉。这些，乃是屈原《离骚》和《九章》的‘亲骨肉’”。陆、冯两先生也说“这……证明宋玉是一个有杰出才华的诗人，也证明他是屈原的忠实的继承者”。两种说法的上半截，基本上我倒还可以点头，下半截呢，我就不能不摇头了。《九辩》有几章的确是写得缠绵悱恻，委婉动人，但都是一些叹老嗟卑、怀才不遇的标准才子型的文章，里面虽然也有一些高尚的辞句，甚至有直接取自屈原作品的，但那整个精神判然不同。就请看那开头的一句吧。“悲哉秋之为气也”，这哪里有什么人民的气息？秋，在老百姓看来是收成的季节，勤劳了半年之后得到了收获，只要不是荒年，老百姓是歌颂秋天的。请读《豳风·七月》里面的这几句：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被兕觥，万寿无疆。”

（“肃霜”与“涤场”，王国维读为肃爽与涤荡，见《观堂集林》卷一《肃爽涤荡说》）

这到底是悲，还是喜呢？宋玉先生未免太不知稼穑之艰难了。

他自己到了秋天因为神经衰弱既感到无聊的悲哀，而且看到农民秋收之后得到片刻的闲暇，却更感到无名的恐怖。

“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

这是《九辩》里面的一句。怀抱着这种感情的“先生”，我们可以说是同情人民的“屈原的忠实的继承者”吗？他的作品是屈原作品的“亲骨肉”吗？

照《九辩》里面的一些辞句看来，宋玉在做《九辩》的当时依然在做官，只是官做得不够大，他在发牢骚。

“以为君独服此蕙兮，羌无以异于众芳。

闵奇思之不通兮，将去君而高翔。

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

这是说君王没有单独地宠爱他，把他待得和寻常的香草一样，因此他想远走高飞。由此可知，那第一章里面的“贫士失职而志不平”，那只是用来比喻秋气的萧瑟，并不是宋玉的自述。宋玉并不“贫”，而是乘着高车驷马的：“擥辔而下节兮，聊逍遥以相伴”（四匹马当中的两匹，夹着车辕的为服马，服马之外的两匹为马）。他也并不是“穷处”，所居住的地方是豪贵的堂房：“淡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此西堂”（有“西堂”必然还有东堂、中堂了）；“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古人一堂两房，这“都房”当然不只一间了）。但他过敏的神经却把自己的遭遇夸大到十分可怜的程度，说到自己没有衣裘过冬，快要冻死了——“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将至”，“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其实湖北的冬天不穿皮裘也冻不死人）。文人的神经过敏往往是爱这样夸大的，而我们的陆、冯二先生却未免太忠厚了些，他们竟完全信以为真，说“他穷愁而死了”。真的吗？这恐怕是以一个人的意识来决定他的存在的吧？

宋玉的忠君思想，那可毫无问题。《九辩》里面反复说到要效忠，所谓“专思君兮不可化”，所谓“窃不自聊而愿忠”，实在是勤勤恳恳。他对于楚王也很感恩怀德，所谓“尝被君之渥洽”，所谓“窃不敢忘初之厚德”，实在是尽了“怨而不怒”的妾妇之道。但这样的忠君思想，它的根源是什么呢？不外是想官更高、禄更厚而已。从《九辩》中，我们实在看不出宋玉先生有怎样好得了不起的政治抱负，虽然他也在想“布名乎天下”。陆、冯二先生却说“他愿意尽他的忠诚，为祖国服务”，拿这样美好的现代辞藻来粉饰叹老嗟卑的封建文人，这恐怕也就是主观主义或者反历史主义吧？

封建时代的文人，正如司马迁所说，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他可以宠爱你，但不一定能重用你。为什么？因为像你那样神经过敏，不抵事。作善不能到家，作恶也不能到头。宋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而却希望楚王特别重用他，可见他是把行市看错了。

（本篇与以下一篇原题“关于宋玉”，收入本集时分为上、下二篇，篇名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