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玉（下）

四

好，让我们再来谈谈有关宋玉的故事。

有关宋玉的故事，散见于刘向《新序》、韩婴《韩诗外传》、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余知古《渚宫旧事》诸书，《水经注》和《北堂书钞》里面也有些散见。陆、冯二先生在《中国诗史》里面是否认这些故事的真实性的，现在是怎样，我不知道。但他们的否认根据，逻辑性很不够强。因为故事中有的有不同的说法，彼此相冲突，他们便一概加以否认。例如《对楚王问》，据《文选》是楚襄王，而刘向《新序·杂事》第一则作“楚威王”。陆、冯二先生说：

“威王卒于前329年，时屈平年才十五（？）。宋玉既能与威王问答，便不能是屈平的弟子。那么，我们不能据它们以作宋玉传，是很明显的。”（见陆、冯合著《中国诗史》）

然而，这道理却一点也不明显。大凡两种相冲突的说法，照逻辑上讲来总得有三种可能，一种是都不可靠，一种是一可靠、一不可靠，还有一种是在某种限制下两者都可靠。陆、冯二先生只采取了三分之一的可能性便把问题作了全称的否定，那是不合逻辑的。而且由于这一例的略有冲突，还更进一步把所有关于宋玉的其他并无冲突的故事也一概否定了，那是更不合逻辑的。事实上陆、冯二先生所提出的问题非常简单，那就是《新序》的“威王”的“威”字是错了。同一《新序》，在《杂事》第五里面还有两段故事，是作楚襄王，世代与《文选》相合，与其他诸书的叙述也不那么冲突。这就是上述的第三种可能性，只消改一个字，便两说都可靠。既要研究宋玉，而却把古代有关宋玉的传说全盘否定了，方便是方便，因为省得麻烦，而且便于发挥主观的见解。但那样不就是违反实事求是的唯心论的研究方法吗？

各书中所载宋玉的故事，颇多相同，且多和相传是他的作品者有关。在这里我不想缕述，只想把《新序·杂事》第五里面的两个故事摘引出来讨论一下。

第一个故事：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其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

这段故事又见《韩诗外传》七及《渚宫旧事》卷三，内容大抵相同。但在《襄阳耆旧记》（心斋十种本）卷一，“友人”定名为景差，据云“宋玉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在《北堂书钞》卷三十三引《宋玉集序》，则以为楚怀王时事。

“宋玉事楚怀王，友人言之宋玉，玉以为小臣。王议友人。友曰：姜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也。”

此文有夺误，当是“宋玉有友人事楚怀王，友人言之王，王以为小臣”云云。怀王与襄王之异当是传闻异辞，论理以作怀王者为近是。宋玉既相传是屈原弟子，则当兼事怀王、襄王两代，在怀王时做过“小臣”，在襄王时做到“大夫”，是近情合理的。

第二个故事：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或谓曰：先生何谈说之不扬，计划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夫处事不便，岂可以量功校能哉？……”

和这相同的故事也见《渚宫旧事》卷三，只是删去了“意气不得，形于颜色”两句。我觉得这两句是不应当删去的，这和《九辩》中宋玉所透露的心境正完全相符。作《九辩》时的宋玉，年纪是相当老了——“老冉冉而愈施”，则这后一故事是在楚襄王时不会有问题。

上述的两个故事，我认为都比较可靠。第一个故事既散见诸书，而且小有异同，正足证明事有根源，而非雷同一响。第二个故事则在宋玉最可靠的作品《九辩》中得到内证。宋玉的比较详细的生活情况，虽然已无从查考，但根据这两个故事来看，他曾经作过楚国的“小臣”，后转进而为“大夫”，总是可以肯定的。“小臣”是一种职位，在古时就约略相当于弄臣。楚王曾以宋玉为“小臣”，可见别人对宋玉的客观评价是有一定的分量。宋玉受到这样的待遇尽管不高兴，然而他终于接受了这样的待遇，可见他的主观品质也实在不那么太高。到了老来官运依然不亨，终至“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更表明宋玉的为人是怎样热衷于利禄了。

就这样，无论是作品也好，故事也好，都对于宋玉的为人十分不利。我并不是对宋玉有偏恶，我只是根据客观的材料来下判断。在我看来，宋玉的文章是做得不错的，我在剧本《屈原》里面也并没有否认他的文才，倒是暗示过他的文才可能比屈原高，但说到骨气上来，那是有问题的。

五

说宋玉没有骨气，是不是作俑于我呢？不，这差不多是两千多年来的民间定评。

民间对于宋玉的评价，我们从《对楚王问》的“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那句话中可以看出。即使那篇文章是假托，但从汉朝以来就有了。在古时是那样，在后代也是那样。两千多年来，一般人的看法是：宋玉是一位风流才子。在风流才子这个品评里面，一方面是肯定了他的文才，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他的轻薄。或许这是把宋玉先生委屈了吧，但至少可以说，委屈了宋玉先生的不是从我开始。

当然，在封建时代也有人推崇宋玉，而每每以“屈宋并称”，但那是出于封建文人的一种偏见。封建文人，他们批评文章或人物的好坏，也以人民性的有无或多少为标准，而是人民性愈多就愈坏，愈少就愈好。因此，“屈宋并称”倒还是客气的，有的人还可能抑屈而扬宋。例如班固就会责备屈原“露才扬己，……强非其人”，颜之推也说“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班固与颜之推说，均见王逸《楚辞》汪兴祖补注所引，在《离骚》叙后）在这些人眼里看来，像宋玉那样的“怨而不怒”——“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倒还会比屈原高出一筹呢。

但在今天我们是应该采取民间的看法呢，还是应该跟着封建文人的后边去随声附和？

或许有人会说：“今天是今天，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古人，那样是反历史主义。”

好，那么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又当何说？对封建秩序不大买账的司马迁，对人民性比较看重的司马迁，他的的确确是有点鄙视宋玉的，的的确确是没有把“屈宋并称”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司马迁是以贾谊与屈原同传，那就更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笔确实具有深刻的褒贬意义。贾谊之所以能与屈原同传，毫不疑问，并不仅是由于他的辞赋私淑屈原，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有政治抱负而能“痛哭流涕”地直言敢谏。由这一对照，不更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宋玉的评价和待遇——仅仅在《屈原传》中附带了一笔，是有分寸，有见地，而不是任意抹杀的吗？

宋玉先生是有才华的诗人。这层，司马迁是肯定的，我也并没有否认。但一定要说“他的骨头和屈原的是同样硬的”，司马迁是摇过头的，我也始终要摇头。我想，假使宋玉先生能够再生，恐怕连他自己也是会摇头的吧？

1954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