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内阁府2011年2月14日发布的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中国gdp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如果按人均计算，2009年中国人均gdp是3566美元，排名世界第99位。而日本排名世界第16位，是中国的10倍以上。

——摘自某公开报道

gdp是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意思是国内生产总值。它的定义通常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出来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值。

gdp是我国考核各级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一项政绩，所以国人对它有一种浓郁情结不足为奇。其实，这个指标多有虚假成分（越是领导关注的指标水分越大），尤其是在我国，并没有多大实际用处（我国的外资企业比例过高，gdp中大约有40%虽然是“国内生产”的总值，却不是“国民生产”的总值，不如国民生产总值gnp更符合现实）。

所以，当读者看到上述我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1时，无论这种数据是真是假，大可不必莫名激动。且不说我国人均gdp水平在全球还很低，单说我国民间给gdp起的绰号“鸡的屁”或“高大炮”，就知道它的口碑并不怎么的。

过去人们常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2来形容鸡肋，想必“鸡的屁”还不如“鸡的肋”，人们真正需要的是“鸡的肉”、“鸡的蛋”。

言归正传。谈论gdp及其核算，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不久前还同时流行的两种核算体系，即西方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简称sna）和东方（中央计划经济各国普遍实行）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

西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认为，创造物质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劳务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所以gdp应该作为核算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看待，这是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核算国民经济的基本方法。

中央计划经济各国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20世纪90年代前采用的方法，它认为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指标是反映国民经济活动总成果的基本指标。这种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依据的观点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适应的，也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当前全球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缺陷越来越明显。

有鉴于此，我国从1985年开始把gdp指标正式作为考核国民经济发展、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主要指标；但那时仅限于计算并公布gdp数据，并没有计算和公布国内生产净值、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等指标的相关数据。

gdp反映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总额，一般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产品形态。

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表现为所有常驻单位的增加值之和。

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创造的收入之和。

从产品形态看，它是货物和服务最终使用的部分减去货物和服务进口的结果。

理解gdp概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首先，gdp是根据最终产品计量的，具体地是指最终产品在这个时期的最终出售价值。所谓最终产品，是指这个时期内生产的、可供人们直接消费或使用的物品和服务。换句话说，这部分产品已经到生产的最后阶段，不会再作为原料、燃料或半成品投入到其他产品和劳务的生产过程中去。gdp计算的是最终产品而不是中间产品、半成品，这样才不至于重复计算。

其次，gdp是一个市场价值概念。也就是说，gdp计算的各种最终产品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来算出市场价值，然后通过货币计量来衡量。

最后，gdp只能统计到市场活动涉及的部分，无法包括地下交易（如赌博）、黑市交易（如毒品交易）以及非生产性活动部分（如家务劳动、自给自足性生产）。

gdp的核算方法主要有3种，即支出法、收入法、生产法。

1.用支出法核算gdp。支出法也叫最终产品法、产品流动法。用支出法核算gdp时，要求从产品的使用出发，把一年内购买的各种最终产品的支出进行汇总，从而计算出当年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

2.用收入法核算gdp。收入法也叫要素支付法、要素成本法。在用收入法核算gdp时，要求从收入角度出发，把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得到的各种收入相加，从而计算出当年劳动者得到的工资、土地所有者得到的地租、资本拥有者得到的利息、企业家得到的利润总和等。

3.用生产法核算gdp。生产法也叫部门法。在用生产法核算gdp时，要求按照提供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各部门，把它们增加的产值进行汇总，再加上国外要素的净收入，从而得出gdp数据。这些部门通常有：农、林、渔业；矿业；建筑业；制造业；运输业；邮电、公用事业；电、煤气、自来水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保险、不动产、服务业；政府服务、政府企业。计算时各部门要扣除使用的中间产品产值，只计算增加的产值，否则就重复了。至于卫生、教育、行政、家庭服务部门由于无法计算究竟增加了多少产值，所以用工资收入来代替。

从道理上讲，无论采用收入法、支出法还是生产法计算gdp，得到的结果都应该一样，但实际核算中却不可能一样。这时最通常的做法是用一个统计误差项来进行调整。在实际工作中，一般以支出法为基本统计方法。

除此以外，中央和省市在各自核算gdp时，由于重复计算、数据失实等原因造成的数据不符不在此列，当然这个比例并不小。

以2009年上半年的gdp数据为例，全国31个省（市、区）公布的gdp之和为153769.4亿元人民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数据139862亿元人民币多出1.39万亿元人民币 3，高出9.9%。毫无疑问，这多出的9.9%就意味着重复计算，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4。

这种情形在我国历来已久。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在《国际经济指标和经济形势分析方法》一文中介绍，2000年到2003年间，这两者之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相差1.7、2.0、2.6、2.8个百分点（均为地方汇总数大于国家核算数），并且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 5。

国家和地方两级统计部门的核算方法一样，可是数据为什么有这么大差距呢？要知道，对于一个几十万亿的数字来说，相差1个百分点就要相差好几千亿元人民币！

李德水分析说，除了技术原因外，主要原因在于gdp是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地方政府具有操纵统计数据的强烈动机，也有这个操纵能力，所以才会在报送数字时左顾右盼、层层加水 6。

2003年2月，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对媒体说：“中央和地方增长率之间有一个差额”，这是因为“在gdp统计过程中，各地有重复计算，而且量还不小。”他认为，这是各级领导干部“gdp挂帅”的必然结果。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个重大发现：“从各地和中央往年的统计来看，地方确定的平均增长率往往要比中央高出两个百分点左右。就是说中央如果定7%，地方可能会定到9%左右。这主要是有些地方政府不甘落后，也有个别是为了表明政绩，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把指标降下来。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质量的下滑，对长远发展不利。” 7

2009年4月1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出一篇题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减速时期的gdp统计》的文章，作者tom orlik曾经担任过英国财政部政策顾问。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中国地方官员人为操控gdp数据提出强烈质疑，认为中国10万名地方统计工作者在应该忠于哪一级领导方面存在问题。4天之后，这篇文章连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批示一起出现在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引起众多媒体关注 8。

从每年发布gdp数据的过程看，国家统计局通常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初步估计，时间一般在每年年末和次年年初，得到的是一个年度gdp初步估计数；其次是初步核实，时间一般在次年的第二季度；最后是最终核实，时间一般在次年的第四季度。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即gdp年增长幅度就提出了8%的目标（称为“保8”），从此“8%”的gdp增长率就一直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底线。这比经济发达国家gdp年增长率只有1到2个百分点要高许多，究其原因在于：这个数据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具体地说是，我国农村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如果经济不能保持8%以上的增长，就无法吸纳这么多农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由此造成的“三农”问题会冲击整个国民经济。

那么，gdp能不能更快发展甚至越快越好呢？这同样不行。

从历史上看，我国经济发展最快（准确地说是“最热”）的时期是1992、1993年。1992年的gdp增长速度是14.2%，1993年是13.6%。当时的投资和消费双双处于高位，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两位数通货膨胀持续了3年，1994年甚至出现了高达24.1%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政府宏观调控下，我国经济直到1996年才实现软着陆。可这时候虽然通货膨涨被治住了，却从这一年开始出现企业大面积亏损，当年年末的14个大行业中有13个行业全面亏损，钢铁、煤炭行业首当其冲。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好回过头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每年发放10000亿元人民币国债，同时取消福利分房。但即使这样，1998年的gdp增长速度也才恢复到7.8%。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5年后的2002年，国民经济才一跳一跳地得到全面恢复 9。

gdp数据来源于交换产生财富的原理，这种交换的基本条件是：首先是双方自愿；其次是不妨碍第三方；最后是交换必须在两个清晰的产权主体之间真正发生过。如果不符合这三个条件，那么所得出的gdp数据就会大打折扣。当然，如果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也不一定就保证这种gdp数据货真价实，这是由gdp固有的缺点决定的。

例如，有一则笑话说，两位经济学家闲着无聊，相约一起去逛马路。走着走着，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堆粪便，于是a对b说：“我们打个赌，如果你把它吃下去，我给你500万（元）。”

b经常买彩票，希望有朝一日能中个500万元特等奖，可是至今未能如愿。现在想想只要能吃下这堆大便，就相当于中一次彩票特奖，便硬着头皮吃下去了。a在目瞪口呆加心疼之余，不得不付给b一张500万元的支票，那可是他多年的讲课费，心有不甘哪。

走着走着，前面又发现一堆狗屎，于是a对b说：“怎么样，如果我把它吃下去，你给我多少钱？”b说：“能给你多少钱呢？当然也是500万喽！”为了扳回本钱，a也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去。

过了一会儿，走过来一位秘书模样的人握着他们的手说：“领导要我来感谢你们为本地经济发展创造了1000万元gdp。”

这时候两位研究gdp的经济学家才醒悟过来——原来他们什么都没得到，却莫名其妙地每人吃了一堆粪便；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也只是减轻了环卫工人的负担而已。

从中容易看出，gdp可以进行各种分类，至少可以分为有效的gdp、无效的gdp、消失的gdp等概念。

有效的gdp，是指在现有gdp概念基础上进行修正，从而使得它更趋于完美。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有效，二是累积。具体计算过程是：用当年gdp总额减去无效的gdp和消失的gdp，这样就会比原来的gdp概念更能真实反映富足程度和发展速度。

无效的gdp，简单地说就是老百姓痛恨的gdp。举个例子说，全国各地都在搞工业园建设，甚至乡镇、村一级也有。可是这些招商引资过来的企业其中有部分厂房建成后就一直闲置在那里，杂草丛生、蚊蝇遍地，老百姓怨声载道。毫无疑问，当初在建设这些工业园时投资厂房、围墙等都是产生了gdp的，但它却是无效的gdp。

消失的gdp，简单地说就是老百姓称之为付之东流的gdp。例如某地刚刚造好一座大桥，可是由于质量不合格或建在不合适的地段上，或者突然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大桥造好没多久就冲垮了。当初造这座大桥时给当地增加了不少gdp，但这些现在都消失了，所以说它是消失的gdp。有的城市建设朝令夕改，房子拆了建、建了拆、再拆再建、屡建屡拆，每次拆迁都会消失掉部分甚至全部gdp的。

所以读者容易发现，即使是考察gdp指标也应该实实在在，必须剔除无效的gdp、消失的gdp，才能表明这种gdp促进了经济发展、形成了真正的财富。

当把gdp数据放在全球进行比较时，还必然要考虑gdp与汇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影响可大了。

以日本为例，日本1970年的gdp是2068亿美元，1980年10279亿美元，1990年30222亿美元，2000年47661亿美元，2005年46638亿美元。从1970年到2000年30年间增长22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相反，从2000年到2005年间日本的gdp却居然减少1000亿美元。

要解释这一奇怪现象，唯一的原因是汇率变动。1995年时日元兑美元的最高汇率达到78∶1，后来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日元对美元的汇率逐渐降低到115∶1至118∶1，从而导致gdp减少。

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9年预测，如果我国2020年前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并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那么我国在2010年时gdp总量就会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比原来专家预测的时间提前5年；并且在2020年超过美国。事实证明，前者的预测已经变成现实。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只是总量而不是人均水平，2010年我国的人均gdp仍然不到日本的1/10 10。

读者在考察gdp总量时还很有必要考察它的推动因素，因为这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问题。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整个中国企业链定位于加工制造业，这注定中国经济必须在夹缝中挣扎。道理很简单，因为加工制造业是最不赚钱的环节。既然如此，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为什么又如此之快呢？这主要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

从国际上看，欧美国家和日本的gdp中70%是消费，社会需要什么产品企业就生产什么产品，这种经济增长自然是正常的。可是在我国gdp中只有35%是消费拉动的，相当于上述国家的一半，这就很好地说明了我国消费严重不足，深层次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老百姓有钱一定会想到把它用在上学、住房、看病上，不敢轻易消费。

所以在我国的gdp中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读者通常见到的高速铁路、高架公路、桥梁、地铁、房地产等。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使得我国在错误的制造业产业链上挣扎，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有企业、银行等火爆场面来拉动经济快速发展。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怪胎：gdp中消费不足，就不得不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来弥补；而固定资产投资过多，国内消费不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口创汇”；出口创汇越多，在心甘情愿遭外国人剥削的同时，又会有更多外汇储备逼迫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不断升值，又使得中国制造业链条雪上加霜，全社会本该投在制造业上的钱不得不转向投入房地产、股票 11……想一想，我们的现状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考察gdp必须放在多种因素中比较才能比较容易说明问题，如果单看gdp数量，有时候根本说明不了问题，并且还会把人引入歧途。

古巴共和国外交部长费利佩·佩雷斯·罗克2007年4月对我国正式访问时，曾经接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的专访。访谈中，水均益提出能否请他将中国和古巴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做个比较？这时候佩雷斯外长非常得体地说：古巴人民的平均寿命在77岁以上 12，18～23岁的青年人中50%以上在完全免费的大学读书 13……这一连串数据看上去是他在漫不经心中说出来的 14，可是却令国内专家们脸红了大半天。

要知道，在国际上，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最主要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通过《人类发展年度报告》来进行评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指数”，在gdp基础上增加了健康和教育的度量，用来共同衡量人类生活质量高低。

具体地有：

一是“健康长寿的生活，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表示”

这是一个硬性指标，代表了人民的食、衣、住、医疗、体育方面的基本情况，甚至还包括娱乐、心情状况。古巴实行的是完全免费的公费医疗制度，人均寿命在发展中国家最长。预期寿命长并且身体健康，当然就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人民生活水平之高了。

二是“人民的科学文化、人均受教育水平”

这个指标用成人识字率以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毛入学率来表示，它实际上代表的是社会的未来发展潜力、人民的精神生活状态。全社会的科学文化素养、人均受教育程度提高了，当然也就表明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提高了。这也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指标。

三是“体面的生活，用人均gdp表示”

这个指标是有争议的。一方面因为一些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不能足额地计算gdp，世界各国之间无法进行横向比较 15；另一方面在于，所谓“体面的生活”很不容易把握，并且侧重点不一样，甚至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尤其是在一些殖民地国家，即使它的gdp再高，你能说它的人民是在体面、有尊严地生活吗？

看到这里，读者也就明白为什么佩雷斯外长会列举这几个指标了，因为前两个指标是“全球通用”的、比gdp指标“更有用”的统计数据。也难怪，他的这番话要令那些真正懂行的人、而不是只关心gdp增长率的中国人感到份量了。

再看看我们的邻国朝鲜。朝鲜和我国同时出现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的最近年份是1998年，因而具有可比性。该报告表明，当年朝鲜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5位，中国是第106位 16。

需要指出的是，1998年是朝鲜连续第9年经济下滑、也是最后一年连续经济下滑的年份，处于经济谷底，人均gdp只有1989年1/3。而当年的中国，已经经历了1993年以来连续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一定能可靠地保证人们迈向更加幸福的生活状态呢？答案是不确定的。更不用说，它还有可能会妨碍社会公平和可持续性发展了。

【解读点睛】

谈经济必谈gdp，这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某种“共识”。然而联合国认为，gdp指标既没这么重要也没这么科学，大可对它看轻一些。

1　董菁：《gdp数据显示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网，2011年2月14日。

2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

3　《各省gdp之和多出全国1.4万亿，专家称有重复计算》，2009年8月1日华西都市报。

4　2010年上半年我国各省市发布的gdp之和仍然比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多出1.4万亿元人民币，同样是高出9.9%。

5　何鹏、阮奇：《地方政府操纵统计数据，两级gdp差距达8048亿》，上海证券报，2006年8月8日。

6　何鹏、阮奇：《地方政府操纵统计数据，两级gdp差距达8048亿》，上海证券报，2006年8月8日。

7　《gdp平均增长率：为何地方比中央高2个点》，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2月18日。

8　《统计局长称看到网友说工资被增长觉得脸红》，凤凰卫视，2009年8月22日。

9　王红茹：《2009gdp增长猜想》，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1月5日。

10　李洁思：《中国有望明年超越日本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时报，2009年10月4日。

11　郎咸平：《从产业链分工看大学生就业困难》，中国网，2008年7月23日。

1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5月18日发表的《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当年古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8岁，中国人为72岁。

13　据国家教育部公布的数字，2004年中国高校毛入学率达19%，完全免费的微乎其微。所谓毛入学率，是指高校在校生人数与相应年龄段18～22岁人口的比例。

14　《高端访问：专访古巴外交部长》，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2007年6月3日。

15　例如在古巴，体育门票都是单位里发的、不需要买，怎么去算gdp呢？与市场经济不同的是，计划经济体系主张尽量减少商品交换环节，所以它们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产值都很小。

16　王安：《1993～2003中国市场经济十年疾行》，南方周末，2003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