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暗暗地下定了这个决心，树起了这个目标，并为之奋斗了。

我认真地观察连队里出现的新鲜事物，留意自己周围的人和事。一有某些感受，我就马上记下来，写出来。我写连里任劳任怨的驭手，写超期服役的炊事班长，写严于律己的副指导员。稿件写好后，交给文书投寄出去。

我把连里自己认为值得写的人，值得写的事，都写了。稿件接连投寄出去了十多篇，却一个字也没有发表出来。

我没有就此退却，仍然坚持写着，坚持看着。

夏天，骄阳似火。中午，海滩上更是升腾着灼人的热浪。部队在海滩上的生产基地劳动。因为工地离营区太远，中午不回营区。午餐后，就在海堤上休息一个小时。战友们吃完饭，放下碗，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或树荫下，或临时搭起来的帐棚里，休息去了。这时候，我光着脑袋呆在烈日下，在构思新一篇稿子；或钻在某一丛香蕉树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信封来，折开，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写……

有一天早上，连长领着全连出早操。我在队列里，跟着大家一起跑步。突然，领队的连长，下了一声口令：

“立正！”

前面的人站住了，后面的人也站住了。我呢？思想开了小差，正在构思一篇散文。连长下达立正的口令后，我没有站住，继续往前冲去，把前面的好几个人都推倒了。

“你、你怎么搞的？”

连长发火了。他瞪大眼睛看着我。

我涨红着脸望着连长，回答不出来。我怎么好回答呢？

刚来到连队的时候，觉得连队里的阅览室书真多啊！半年过去，一年过去，阅览室里书，被我一本一本全“啃”光了。这时候，我觉得阅览室里的书，真是太少太少了。

有时，请假外出，来到汕头市的新华书店，半天舍不得走。我真想买几本好书啊！然而，我每月六元钱的津贴费，还要给贫穷的家里一些支持，三个月寄上十元钱回家。每月剩两、三块钱，买一些信封、纸张和牙膏之外，哪里还有钱来买书呢？每次去书店，只好站到书店的书架前看上半天书，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那里。

后来，我发现另一条街上，有一个旧书店。这里，收购旧书、旧杂志，也出售旧书、旧杂志。每本旧书，比新书的价格低几倍。记得，那时候买1957年、1958年的《人民文学》，每本只收一角钱。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合算的事。每次进城，我蹲在这旧书店看上半天书后，走的时候，买上一大叠几年前的《人民文学》、《长江文艺》、《新港》等旧杂志。

我抱着这些旧书、旧杂志，喜孜孜地回到连队。战友们翻了翻，见都是几年前出版的刊物，噘噘嘴说：“都是旧书啊！”

“不！新的！我没有看过的，就是新的。”

我很不服气地反驳说。

一个战士，没有钱买书，更没有时间看书。白天，生产劳动，军事训练，非常紧张。晚上，还要站岗、巡逻。越是险恶的天气，越是刮台风、下暴雨的晚上，越要到海边去巡逻。说是这样的时候，敌人最容易搞破坏。那猛烈的风扫过来，使人站不稳脚。我们常常是两个人手挽着手走。那风卷着沙粒儿砸在腿上，象钢弹子砸在身上一般地痛。虽然，每天晚上只安排站一个小时的岗。但是，如果是排在第二班岗和倒数第二班岗，那将是三个多小时不能休息。因为你刚刚躺下，就要爬起来……

在时间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我千方百计挤出时间来看书，来练笔。一天劳动回来，别的战友到井台边痛痛快快地洗一个澡，干干净净地把衣服洗掉，就上床休息。我呢？用两、三桶水从头到脚冲一冲，降低一下温度，就算完成了这项“任务”。然后，便匆匆来到床铺边，坐到那条自己用三块木板钉的小板凳上，点亮了那盏自己用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趴在床铺上，或看书，或写什么了。

一不小心，不是碰翻了煤油灯，就是打翻了墨水瓶。我那块床单上，这里一团墨水印，那里一块煤油斑。一床白床单，变成了“印染”得极不高明的花床单了。

衣服，也很长时间没有洗。指导员一见到我，常常第一句话就说：

“小谭，衣服太脏了，该脱下来洗一洗了。解放军战士嘛，应该讲点卫生呀！”

这时，我觉得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将衣服脱下来，先用削铅笔的小刀，将衣领上的油垢刮掉一层，再下水。不然，打三、四遍肥皂，还不起泡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连里的哪位幽默专家，将我这种洗衣的方法，冠以“快速洗衣法”的美名……

我就是这样地挤出时间来，拼命地读书。外国的，中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文学作品，象潮水注入我的心中。我爱文学爱得更入迷了。每读完一部作品，我的心总是热热的，沉沉的。文学的力量，在我的心头汇集成洪流，冲刷着，奔腾着……有时，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和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混成一团，交替着在我的眼前出现。读到一本书中的一个感人的细节，一个母亲的形象时，我一闭合眼睛，故乡那弯弯的山道，就遥遥地飘到自己的面前来了；母亲那慈祥的脸，就闪动在自己的面前了。这时，我又情不自禁地摸起了那支八角二分钱买下的钢笔……

文学的魔力，生活的魔力鼓动着我。我决心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而迷人的路上，走下去，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