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光先生在《独立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读了“穷汉的穷谈”并“共产与共管”即“双声迭韵”以后质沫若先生并质共产党人》连题也就够长的一篇文章。不消说这大部分是对我说的话，有许多地方我认为是有讨论的必要的，所以我愿意平心静气地，逐次和灵光先生讨论。

灵光先生说过他“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而且也是以“达到共产”为“目的”的，这点我觉得很好。因为有这一点相同，所以我们然后也才有讨论的余地。譬如我们同是要往北京走的人，一个要乘火车，一个要走路，我们要来讨论那一种走法便当，我们的讨论彼此也才容易达到一个结果。假如我们一个要往北京，一个要往广东，那我们是永远没有碰头的时候了。

灵光先生说他是“不反对共产主义的人”，而且他的政见是以“达到共产”为“目的”的，不过他却“不赞成共产革命”。他的“不赞成共产革命”的理由，最简赅的是他自己坦坦白白地说出了他自己的意见，他说：“以我之见，我们只须采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而不变更现经济制度，已可达到共产的目的，且可免除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的危险”。用社会政策可以达到共产的目的吗？这一层，因为即使不用社会政策，暂且不追究。照理论上讲来，个人资本主义（就是“现经济制度”）听其自由发展起去，由于循环性的经济恐慌，由它自身的矛盾总有一天必然崩坏而蜕变，即“达到共产”的时候。不过我在这儿要想叩问灵光先生的，就是，灵光先生既是“不反对共产主义”，既是以“达到共产”为“目的”的人，那么假使“目的”早一天能够达到，而且“时机未熟的社会革命”不见得有“危险”的时候，你究竟该采取那一种态度？这点我觉得是我们应该讨论的根本问题。这点我们假如决定了，其余的枝叶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上海《洪水》半月刊第一卷第十、十一期合刊，原题为《社会革命的时机》。一九五八年收入《沫若文集》第十卷时，文字略有删节。

灵光先生说“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是有“危险”的，他根据的是日本河上肇《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计画》的那篇文章（《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下篇第四章）。这篇文章我翻译过，也经过赵修乾[1]的翻译，载在《孤军》杂志的第二卷第四期里面。这篇文章我在译的时候，早就发生过疑问，我在前年的七月二十二日，早就有一封信寄《孤军》的主编何公敢[2]先生。这封信稿我本是想在《孤军》上发表的，公敢因为嫌我的文章没有发挥尽致，而且论证比河上博士也不见得有多么充足，所以没有发表。我在去年又才追索回来了。

现在灵光先生说“沫若先生也译过河上先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对于‘时机尚早之社会革命是招致生产力之减退，而终归于失败，即以此为目的之政治革命纵可成功，而其成功亦不外限于政治革命而已’等语是如何解释呢他这里所引用的几句话就是河上肇那篇文章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灵光先生所说的“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的危险”了。灵光先生问我作“如何解释”，我觉得时机正好，我在此不妨直切地把我的信稿发表出来了，时机尚早之社会革命，在我看来，不见得一定要招致生产力之减退，以此为目的之政治革命也不见得仅仅限于政治革命，就是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不见得一定有甚么危险。我的旧信稿，不敢说就是甚么真知卓见，不过在此提供出来，聊以供朋友们的讨论罢了。

公敢兄：

惠示读悉。《孤军》讨论会极赞成，弟亦愿意加入，惟八月中旬杭州正式成立会却恐不能到会，因弟目前移译《新的一代》[3]一书，须到来月中旬方能竣事。

弟于社会经济诸科素无深到研究，惟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信心，近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完后，此信心益见坚固了。弟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制度之进行，如百川之朝宗于海，这是必然的路径。现在从事各种改革，在精神上均须有这种自觉，即是须采取最捷近的路途，向海里走去。我是相信在产业未进步、物质条件未具足的国度中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之政治革命是愈早愈好的。俄罗斯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政治与经济并不能同时解决，关键要在改革政治以改革经济为目的。在中国目前提倡奖励私人资本主义是毫无意义的。这是怕海远了，要在河道上先凿一个大湖，这是阻碍社会的进行的。并且这种主义在人类是无政府的时候，无目的地在私欲之下蠢动着的时候，无须乎提倡也会自行生长。惟从国际经济方面看来，中国目前已成为全世界资本家的世界市场，中国新兴资本家以微弱的资本，以不熟练的经营，要起而与世界诸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自由竞争，这是非取绝对的保护政策是不能成功的。欧战时期中国纺织业一时非常发达，然自欧战告终各国局面稍稍回复之后而全纺织业界便大受打击，几至于全部破产。闻资本家代表张某之漫游欧洲，实际是想输入外资以挽回破产的悲运。传闻如果属实，则可见私人资本主义非有绝对的保护权力，在中国是断难与国际资本家竞争的了。这一层在以增进物质之生产力为目的而倡导私人资本主义的人是南辕而北辙。我敢断言，私人资本主义之在中国充其量只能制造些阻碍社会主义实现的小资本家，俄国正苦于这种小资本家的跋扈而多费精力呢。利用私人的利己本能本可以积累些资本，但在中国是迟了。在几株大木浓荫之下，一株小小的嫩苗要想出头和大木们竞冲天之势，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到现在而还能讴歌私人资本主义的人是看到前者而忘却了后者。同是要有绝对的国家权力才能发达的东西，我们自然当采取较近的捷路走，在这一点上我赞成《孤军》的国营政策，但是这种政策的先决条件是要推倒现政府。你们有这样的决心吗？我觉得现在所当讨论或者实行的便是如何造成一种力量来推倒政府，如何推倒政府以攫取政权。不这样时，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谈社会主义者尽可在讲堂里、酒店里高谈，谈资本主义者也乐得在小资本家的厨房里讨得一个饭碗，中国也可以算得天下太平了。

河上肇《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之计画》一文论证太薄弱，而他的结论又来得太仓卒了。文中所举的唯一的证据：英国殖民地奴隶解放之失败，证明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招致生产力之减退；而在同一的证据里面亦可证明时机虽早的社会革命招致生产力之进增——即是该殖民地在施行奴隶制度时，自足经济亦尚未发展到尽头，欧人以暴力使自足经济变为奴隶制度，这也是“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然而明明是使物质的生产增进了。这可见社会革命之成败并不专在乎时机之早迟，而在乎企图的方策之完备与否。社会革命本不是一跃便可企及的，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者也恐怕没有这样的莽猴想一跃而实现共产制度。社会革命之急先锋列宁把社会革命分为三个时期：（一）宣传时期，（二）战斗时期，（三）经营时期。这可以见得这位引导者头脑之完密，而同时对于后进者实指示了一条坦坦的道路。在我们现在是在社会革命的宣传期中，如何团结力量以攫取政权，也正是这个时期中应有的事。中国的智识分子应该早早觉醒起来和体力劳动者们握手，不应该久陷在朦胧的春睡里！时间不够，想驳河上肇氏一文至今尚未动手，赵君所译不知已登出否？弟此信已粗略把近来所怀抱的意见开陈了，能在《孤军》上补补空白，也可以勉偿一份文债。

被家主放逐，现已迁居到福冈市外马出滨松原大佛像前，后有信件，请寄此处。

郭沫若上七月二十二日

这封旧信我本是在仓卒之间写成的，其中的理论诚然尚未发挥尽致，而且所论事实有些已不免化为陈迹了（譬如纱厂倒闭事后来已成事实，又譬如《孤军》的国营政策近来也改变了）。但是我信中的大旨，我至今还发现不出甚么大病来。尤为是关于“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一节，在我信中虽然只有一个证据，但如在承认我的解释上立言，则我的证据虽然只有一个，而河上博士是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他所得的结论，我至今还是不敢苟同。

本来企图社会革命的例证，要在已往的历史上寻找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以往的社会革命多是于不经意之间发展出来的。只有在我们人类的一般智识和一般自觉渐渐进步了的现代，才能有以人类的意志企图社会革命的计画出现。这一点在staudinger[4]的《道德之经济的基础》（wirtschaf tliche grundlagen der moral）里面，河上博士的《唯物史观研究》中有一篇节译，题名为《唯物史观与实际的理想主义》，论得相当透辟，我觉得很可以供参考。我现在把他很重要的一段摘译在下边吧。

“人类一般的智识之进步，与一般的自觉之可能，我们是承认的。这种智识与这种自觉使人类知道在更高级的生活组织中的人类之共通的利益关系，于是为图其实现而成为根本的社会改革之要求。这种改革不消说就是要使人类从盲目的物质的社会力解放出来，而自适于自由之天地。人类在未知道自然法则或仅知其一小部分而未概赅的时代，对于自然界之压迫与束缚，最初以为终是不能脱离，然在自然科学的智识渐渐进步以后，竟公然得以自由，而于广泛的范围内更得以支配自然与自然力且从而利用之了。社会改革也就和这是一样。我们在前是被冷酷无情的社会因果律所支配着，即在今后于不定的期间内或亦不能脱离，但我们随智识之进步得以发见此因果律而生出自觉，最后是更得以支配而利用之。有意识地有目的地使‘必然’的事物转化为‘当然’，这是我们人类所能办到的事。在这儿理想主义才强有力地现出头来，给与我们以前途的光明，而社会主义所标榜的理想社会是以共同管理的社会支配的名义为其特征的。……***所谓‘由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之飞跃’，于此始能寻出其真实意义了。”

他这段议论我觉得正是共产革命的哲理的根据。本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是以纯粹自然科学的态度来研究社会进展的结果。然而人类社会根本是“当然”（sollen）的世界，不是纯全的“必然”（sein）的世界，不过要研究它的进展的程序以采取自然科学家的态度（就是把人类的主观暂时除外，完全以人类社会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物而研究）是最为便宜，我们可以免却种种的纠纷。研究的结果，一种社会制度成为该社会中生产力的桎梏的时候，即使听其自然（其实这是完全的假定），也要产生出更新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的。我们已经发见了这种社会的因果律，我们人类难道真是自然的死物，不能采用何种手段来使旧社会早早发展到了尽头，使新社会早早产生吗？譬如我们研究病理学（这是一种自然科学）晓得肺disto-ma[5]这种病原虫在我们的肺中经过二十年的光景是自会死灭的，但这是关于我们切身的事情，难道我们要听其自然，把二十年的生命来和distoma拚个你死我活吗？这儿的问题不消说很简单，我们谁也是想仰借实际的治疗医学来使病源早早断根的。说到社会问题上来，我们既探得了它的因果，又何以不能及早想个方法，使自己从“盲目的物质的社会力”及早脱离，使我们早得幸福的生活呢？从“必然”的研究的结果一把眼光掉到“当然”的价值问题上来的时候，这是我们应有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在他的《唯物史观》里面不怕是那样冷静的进化论者，而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则成为猛烈的革命论者了。在《唯物史观》里他说：

一个的社会组织对于一切的生产力尚有余地使其尽量地发展时，是决不颠复的；而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在其物质的存在条件尚未孕育于旧社会的胎内以前，亦决不会发现。

而在《共产党宣言》里则说：

共产主义者无论在甚么地方对于各种反抗既成的社会的与政治的状态的革命运动，一概援助。共产主义者在这些运动之中以私有财产问题为运动的根本问题，这私有财产问题的发展形式之程度如何在所不问……使支配阶级者于共产主义革命之前战栗。

这在有一些学者（如象toenies， sombart [6]）以为完全是马克思思想的矛盾，但我们把自然的研究和当然的要求一划分明显出来，何尝能够说他是矛盾呢？不消说照自然的方面讲来“一个社会不怕把进展的自然法则探索着了，那个社会不能跳过自然的发展阶段，也不能设法排除”，但是照当然的方面讲来，“他是能够缩短而且缓和那产生的痛苦的”（sie kann diegeburtswehen abkuerzen und mildern）。单是这点“能够缩短而且缓和”新社会的“产生的痛苦”，不正值得我们人类的努力吗？我们假如能够愈见“缩短”，愈见“缓和”，这在价值上讲来，岂不更是我们人类所宜希望的吗？这儿马克思所说的“缓和”当然不是社会政策家所主张的劳资协调等等的改良政策，这种政策只是使痛苦延长，每次痛苦的量虽然貌似“缓和”，然而延长的量结局才是增加了的呀。所以在私人资本主义未到破产之前，早早企图有计画有目的的社会革命，以“缩短”而且“缓和”大多数无产阶级的痛苦，岂不是于理当然，而且事实上亦不见得是不可能的事吗？

于事实上不见得是不可能的根据，于上函中所举英国殖民地的一例已得充分的证明，即是西印度群岛在英人未去殖民以前，自足经济尚未发展尽致（因为奴隶解放后尚有复回自足经济的余地），而英人强施以奴隶经济的制度（这明明是一种时机未熟的社会革命），竟公然使生产力增加了（因为奴隶解放以后回到了自足经济的制度，使奴隶经济下的生产力减退了，这第二次减退的一分当然就是第一次增加的一分）。这样的一个证据假如还嫌不充分时，我们就请把日本来做个例吧。日本在明治初年还是封建经济，它从封建经济改革为资本制度的社会革命究竟是不是时机尚早呢？我们请把河上肇博士自己的话来证明吧。

德川幕府之末叶，黑船渡来，……叩封锁国之门户而强制通商。但是资本主义好象一种传染病，交通一开始后，不久便会把对手资本主义化了。日本的封建经济制度假使任其自然的进行（除却外来之刺激）时，恐怕还要迟缓多少年代才能终止；然而世界交通之发展，促进了日本经济制度之改造。

——见《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上篇第二章第十二节。

这是日本的经济学专家对于他本国下的观察和断案，这分明是一种“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然而革命以后，日本的生产力是减退了的吗？这儿下面本来还有河上博士一长段证明日本资本主义发达的史实，但这几乎是人众皆知的事情，我不愿意再多事征引了。

总之，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只要企图得法，不见得便是定要失败的事情。而失败了的，即如河上先生所举的奴隶解放的一例，这是完全出于人道的要求，并不是根据于缜密的经济计画的。（因为岛上的土人虽然不肯再从事劳动，但当事者何尝不可输入别地的自由劳动者以事补充呢？）这从经济方面讲来当然会遭失败，然从人道上讲来也不能说不是成功。目标不同，所以得出的结果自异。河上博士却不幸举此一例以作经济上的例证，且只凭一例便轻于下出严重的断案，这是我始终不敢苟同的！我在翻译他的原文的时候，本来早就想写信去请教他，但至今尚未写，不过他最近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据他现在研究的进境看来，已多不能满足的地方。或者我这儿所反驳的一点也是他所不能满足的吧？河上博士因为生在日本的关系，所以对于剧烈的共产革命纯全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他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以为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之社会革命或实现社会革命之政治革命是以旧组织之资本主义下社会生产力有无发展余地为前提”（《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序文），但在我看来，这实现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要以资本主义的行将破产为前提，在马克思自己是不曾主张过的。他虽然说过“劳动阶级之政治运动当以发展到某种程度的劳动之组织为必要”，他虽然说过“如象美国和英国一样的国家，劳动者能以平和的路径达到他们的目的”，但他并没有说过河上博士那样解释的意思。“劳动阶级的某种程度的组织”不一定要等资本主义行将破产，英、美两国他虽然承认有平和革命的可能，但不能作为他素所主张的流血革命的否认。“要把旧社会之死的苦恼和新世界之诞生所伴随的流血之努力弄简单些，弄短缩些，弄集中些的方法只有一个——即是革命的恐怖。”这是他在一八四九年五月九日在《新莱茵日报》[7]所发表的言论。这种言论和他的《唯物史观》的见解，看来是矛盾，而实际是矛盾的统一。即是前者是“当然”的要求，后者是“必然”的研究，而他的“当然”的要求是建设在“必然”的研究上的。他并不和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共产主义者[8]一样，要蔑视物质的条件而一步升天。我们一口气说共产革命当然也不是一步可以升天的事情，马克思自己把共产革命分为三个时期，我在《穷汉的穷谈》中已经说过，更把上函所引的列宁所说的三个时期（“the sovietat work”）两两比附起来可以得到如下的表式：

把两者比附起来刚好成为四个时期，灵光先生所说的“预备时期”不消说在这儿是并不缺少的了。我们晓得共产革命要经过这许多时期才能完成，绝没有人说过主张共产革命立地就是要共产的！在这样的计画之下，我相信“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不会有“危险”的发生，而河上博士把共产革命解释为定要以资本主义之行将破产为前提，有失马克思的本意。定要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尽头才能革命，那么要到如何的程度才算是发展到尽头呢？河上博士说：“这个问题有世界的考察之必要。……但是这国际的方面之研究且让诸异日。”《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序文）这儿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留下一个很大的缺陷。

总之，我对于河上博士所说的“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是招致生产力之减退，而终归于失败，即以此为目的之政治革命纵可成功，而其成功亦不外限于政治革命而已”的话，我不敢赞成。智者千虑偶尔会有一失，而愚者千虑也偶尔会有一得。灵光先生，你肯以为我这些解释是我的“一得之愚”吗？你假如肯承认我这些解释，那我们慢慢地再好作前进的讨论。我的这些解释如果不能成立，也请你纠正吧，我虽然不敢自诩有揖拜昌言的雅德，但我总还不至于连豚鱼之不如。

一写又写了一个通夜。好了，看看也快要天亮了。

1926年2月19日[9]

〔本集注释者：曾绍义〕

[1]赵修乾（1890—？），福建闽侯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任沈阳东北大学数学系教授。

[2]何公敢（1887—？），名松龄，福建闽侯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孤军》杂志主编。

[3]即《新时代》，一九二五年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郭鼎堂译。《新时代》，通译《处女地》，俄国屠格涅夫作。

[4]即施陶丁格尔（f.staudinger，1849—1921），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提倡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著有《道德律》、《伦理学与政治》等。

[5]源自希腊语，意为双口吸虫。

[6]toenies，疑为滕尼斯（f.tonnies，1859—1936），德国社会学家。著有《公社与社会》、《社会学导论》等。sombart，即桑巴特（w·sombart，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著有《现代资本主义》、《德国社会主义》等。

[7]通译《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全称《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一八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德国科隆创刊，马克思主编，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停刊。

[8]无政府主义的流派之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其创始人为俄国的克鲁泡特金。

[9]最初发表时，文末自注写作日期为“一月十九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