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洪水》上做了几篇有关社会思想的文章[1]，赞成我的人不消说是很多，而反对我的人也有一小部分。
在这小部分的反对者里面，有的在思想上根本是和我立在敌对方面的人，如象有一派迷恋于英雄思想的国家主义者和一派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他们在口头笔上都在向我中伤。他们说：“你是一个文学家，你写写诗，做做小说也就够了，要谈甚么主义哟！”这样的话我觉得真是好笑。好象一种主义是应该有一种甚么包办的人才来专卖的一样，而他们的国家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也好象只该得由他们一些包办的人才来谈谈，是应该把“文学家”摒诸化外的。真是笑话。他们有的把国家主义者克莱曼梭[2]奉为先生，有的把无政府主义者的克鲁泡特金[3]奉为神明，然而克莱曼梭是做过小说的人，克鲁泡特金是做过诗的人，他们好象是不曾晓得的一样。他们以一点浅薄的学识，狭隘的精神，妄想来做民众的指导者，一有人指摘了他们的不是，他们便弄得耳烧面热，手忙脚乱，逢人便信口弄其雌黄，真是可怜可悯。这类的人我不愿意和他们饶舌，我始终劝他们多读两本书，把自己的见识稍稍恢宏一下，然后再来鼓吹，也免得徒是欺人欺己呢。
还有是很表同情于我的人，他们看见我近来没有做小说，没有写诗，只是埋头于社会思想的论述，他们很在替我担忧。他们觉得我的天职是在做个文人，我一把文学的生活抛弃了，就好象我们中国的文学界上也遭了一个很大的损失一样。这样亲切的同情不消说我是感谢的，但我自己也实在有点不敢拜领。我在文学上究竟有了多少造就，我自己很惭愧，我不敢夸一句大口。我从前是诚然做过些诗，做过些小说，但我今后也不曾说过就要和文艺断缘。至于说到我的思想上来，凡为读过我从前的作品的人，只要真正是和我的作品的内容接触过，我想总不会发见出我从前的思想和现在的思想有甚么绝对的矛盾的。我素来是站在民众方面说话的人，不过我从前的思想不大鲜明，现在更鲜明了些，从前的思想不大统一，现在更统一了些罢了。但是要说从事于文艺的人便不应该发表些社会思想上的论文，这是无论在哪一国的法律上都不会有这样的规定的。要说从事于文艺的人便不应该感染社会思想，这是根本上的一个绝大错误。这个错误观点在社会上很有巨大的势力，而在一般嗜好文艺的青年心里，尤为容易先入，以搅乱他们的志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等闲的问题，所以我在这儿很想来讨论一下。
第一，一个人的精神活动决不是单方面的。他有道德的情操而同时也有审美的情操，他有感情的活动而同时也有智识的活动。这种种的活动既是同出于一人，他们的因果总是互为影响的。这在推论上是理所当然，而在实际上也是事所必然。并且一个人的种种精神活动能够彻底融洽，互为表里，就是一个人的智情意三方面的发展均能完满无缺而成为一个整然的谐和，这在一个人的成就上可以说是最为理想的。那吗一个人虽已从事于文艺的活动，又何尝不可以从事于思想上的探讨呢？假使他思想上的信条和他文艺上的表现尤能表里一致时，那吗他这一个人的思想我们可以说不至于蹈虚，而他这一个人的文艺是有他整个的人格作为背境的。这样的文艺正是我们所理想的文艺，怎么能够说从事于文艺的人便不应该感染社会思想呢？
而且一个人生在世间上，只要他不是离群索居，不是如象鲁滨孙[4]之飘流到无人的孤岛，那他的种种的精神活动，无论如何是不能不受社会的影响的。他的时代是怎么样，他的环境是怎么样，这在他的种种活动上，形成一些极重要的决定的因素。他之不能和这些影响脱离，犹如不能和自己的呼吸运动与血液循环脱离是一个样子。便单就文艺而论，所以一个时代便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环境便有一个环境的文艺。生在电影还未发明的时代的诗人，他不会做出捧电影明星的诗；时常和电影明星相往还的人，他自然会做出甚么“亲王”、甚么“女士”的文艺了。这是必然的因果，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
固然人的气质各有不同，人的经验也各有不同，即使同一时代、同一环境的人，他们所受的社会的影响是不能完全一致的。譬如青年人和老年人，粘液质的人和神经质的人，他们的感受性便是各有不同的。但这所谓不同只是量的不同，不是质的不同。就是在同一的时代、同一的环境之下当然要感受同一的影响，只是感受的态度有顺有逆，影响的程度有深有浅，意识到这种影响的程度有明有暗而已。
那吗，生在社会思想已经发生了的时代和环境里面的作家，怎么能够不感染社会思想的影响呢？
本来从事于文艺的人，在气质上说来，多是属于神经质的。他的感受性比较一般的人要较为锐敏。所以当着一个社会快要临着变革的时候，就是一个时代的被压迫阶级被凌虐得快要铤而走险，素来是一种潜伏着的阶级斗争快要成为具体的表现的时候，在一般人虽尚未感受得十分迫切，而在神经质的文艺家却已预先感受着，先把民众的痛苦叫喊了出来，先把革命的必要叫喊了出来。所以文艺每每成为革命的前驱，而每个革命时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于文艺家或者于文艺有素养的人滥觞出来的。譬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兰西大革命，这是欧洲第三阶级的市民对于第一阶级第二阶级的王族和僧侣的阶级斗争之最具体的表现，在一七八九年之前有意大利文艺复兴之思潮以为先导，在法兰西本国也有卢梭、佛鲁特尔等文艺家作为自由思想的前驱。第三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资本家逐渐发展起来，世界的财富逐渐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于是又产生出无数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日日榨取无产阶级，现在已经又达到第四阶级革命的时候了。主张第四阶级革命的思想，现在我们就简称为社会思想。这种社会思想的前驱者，如象马克思，他年青的时候本是想成为一个诗人的。如象早死了的雪莱（他的早死马克思很替他悼惜，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驱[5]），在我们中国怕只晓得他是诗人的。更如象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导师列宁，他对于文艺的造诣比我们中国任何大学的文科教授、任何思想界的权威者还要深刻，决不象我们专靠主义吃饭的人[6]只有做几句“之乎者也”的闱墨式的文章呢。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第四阶级革命的时代，我们所处的中国尤为是受全世界的资本家压迫着的中国，全世界的资本家把他们自己的本国快要榨取干净了，不得不来榨取我们，每年每年把我们的金钱榨取几万万海关两去。他们把他们的机器工业品输入，同时又把我们旧有的手工业破坏了，于是民穷了，业失了，平地添出了无数的游民；而在这个食尽财空的圈子里面又不能不争起糊口的资料来，于是才发生出无数循环不已的内争。一些丧尽天良的军阀，一些狗彘不如的政客，我们都要晓得，就是外国资本家赐给我们的宏福，就是资本主义赐给我们的宏福呀！我们现在甚么人都在悲哀，眼看我们民众处在一个极苦闷的时代，但我们要睁开眼睛把这病源看清楚！我们自己是不能再模糊了，我们已经把眼睛睁开了的人，究竟该走那一条路，这是明明白白的。我们虽然同是生在一个时代，不消说也有许多不自觉的人。有的是托祖宗宏福生下地来便是资产家。有的愿做资产家和外国人的走狗。有的在做黄金的迷梦想于未来成为一个资产家。有的是醉生梦死的冗人。这些人不消说是不会感受甚么痛苦的；他们所感受的痛苦宁是反面的痛苦，是怕革命时期的到来要破坏他们的安康。所以社会思想在他们看来完全是洪水猛兽。他们在我们中国是新生的第三阶级，他们根本上和外国资本家是一鼻孔出气的人。中国的革命对于外国的资本家是生死关头，对于本国的资本家也是生死关头，他们的利害是完全共通的。要他们这样的人才是没有祖国的，他们的国家就是一个无形的资本主义的王国。只要他们的资产家的地位能够保持，中国会成为怎样，中国人会成为怎样，他们是不管的。你不相信吗？中国人谁都在希望着关税的独立，然而上海滩上的靠着买空卖空吃饭的大商人、大买办，正在竭力反对呢。哼，哼！真是在做梦！有人还要闹甚么全民革命，有人还要闹甚么反对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他要反对，他说阶级是没有的。阶级真个是没有的吗？外国人拚命地在榨取我们，我们也眼睁睁地在受人榨取。军阀们拚命地在屠戮民众，民众也眼睁睁地在受人屠戮。坐汽车的老爷们在坦坦的马路上大事其盘旋，修马路的工人们在辘轳前汗流浃背。有钱的人随随便便地吹掉了几筒“加里克”的香烟，做香烟的工人们一天做了十六点钟的工，辛辛苦苦地还做不上半筒“加里克”的烟钱。阶级真个是没有的吗？喝醉了酒的人要说他自己没有喝醉，发了疯的人要说他自己没有发疯，明明看着两个阶级在血淋淋地斗争着的人，要说是没有阶级，要起来反对阶级斗争，这种喝醉了酒的英雄，发了狂的“三k党”[7]，你把他有甚么法子呢！
总之我们现代是社会思想磅礴的时代，是应该磅礴的时代，我们生在现代的人，尤为是生在现代的文人，看你该取一种甚么态度？
你生下地来就是资产家的儿子，你生下地来就是一位“happy prince”（幸福王子）吗？那你要去建筑你的象牙宫殿，你要把文艺当成葡萄酒、玫瑰花、鸦片烟，你要吟吟风弄弄月，你要捧捧明星做做神仙，你尽管去，尽管去，你的工作和我们全不相干。可你要晓得，你的象牙宫殿不久便会有人来捣蛋！
你生下地来不一定就是资产家的儿子，而且你假如还是饱尝过人生苦、世界苦的人，只要你没有中黄金毒，你不梦想做未来的资产家，你不是酒精中毒者，你没有发疯，你没有官瘾，你不是甚么“棒喝团”[8]、“三k党”的英雄，那你谦谦逊逊地只好来做一个社会思想的感染者。你的文艺当然会是感染了社会思想的文艺，你的文艺当然会含着革命的精神。
这儿没有中道留存着的，不是左，就是右，不是进攻，便是退守。你要不进不退，那你只好是一个无生命的无感觉的石头！一个超贫富、超阶级的彻底自由的世界还没有到来。这样的世界不能在醉梦里去寻求，不能在幻想里去寻求，这样的世界只能由我们的血，由我们的力，去努力战斗而成实有！这样的世界不是乌托邦，不是死后的天堂，不是西方的极乐，这是实际地在现实世界里可以建设的。我们正要为这个理想而战！你们同情于我的青年朋友哟，你们既同情于我便请不要为我悲哀，你们如要为我悲哀，那你们顶好是和我对敌！真正的友人我是欢迎的，真正的敌人我也是欢迎的，我所不高兴的是半冷不热的这种无理解的同情——不消说无理解的敌对，我也是不敢恭维的（北京城里有些比较有进步思想的先生们说我是国家主义者[9]，我真不知道是何所见而云然）。我在这儿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一句话：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除此以外的文艺都已经是过去的了。包含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都已过去了。过去了的自然有它历史上的价值，但是和我们现代不生关系。我们现代不是玩赏骨董的时代。我们现代不消说也还有退守着这些主义的残垒的人，这些人就是一些第三阶级的斗士。他们就是一些不愿沾染社会思想，而且还要努力扑灭社会思想的。这是我们的敌人。还有一些嗜好文艺的青年，他们也大多是偏袒于这一方面的。他们年纪既轻，而且还有嗜好文艺的余暇，大体上是一些资产家或者小资产家的少爷公子。他们既没有经历过人生的痛苦，也没有接触过社会的黑暗面，他们的环境还是一个天堂，他们还不晓得什么叫社会思想。不过他们的不晓得，和不想晓得乃至晓得而视为危险物的不同。他们只要有接触的机会，他们总有一天会觉悟的。本来我们现在从事于文艺的人，怕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的。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家，中国还没有诞生。我们是稍能懂得一两国的语言，至少能自由操纵这些四方四正的文字的人，都可以说是祖宗有德，使我们读了十年二十年的书在前面去了。所以有人说我不穷，我也不想作些无聊的辩护。不过我自己就算没有穷到绝底，社会上尽有比我穷到绝底的人，而且这种人还占社会上的大多数。那就无论他是怎样横暴的人，他不能来禁止我替这些穷到绝底的人说话。——他要禁止我说话，除非他把我杀了！所以，我们所争的就要看你代表的是那一方面。你是代表的有产阶级，那你尽管可以反对我，我们本来是应该在疆场上见面的人，文笔上的饶情我不哀求，我也不肯假借。在现代的社会没有甚么个性，没有甚么自由好讲。讲甚么个性，讲甚么自由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你假如要说“不许我有个性，不许我有自由时，那我就要反抗”。那吗刚好，我们正可以说是同走着一条路的人。你要主张你的个性，你要主张你的自由，那请你先把阻碍你的个性、阻碍你的自由的人打倒。而且你同时也要不阻碍别人的个性、不阻碍别人的自由，不然你就要被人打倒。象这样要人人能够彻底主张自己的个性、人人能够彻底主张自己的自由，这在有产的社会里面是不能办到的。那吗，朋友，你既是有反抗精神的人，那自然会和我走在一道。我们只得暂时牺牲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去为大众人的个性和自由请命了。这样堂堂正正的大路，我们有甚样悲哀的必要，我们有甚么畏缩的必要呢？
朋友们哟，和我表同情的朋友们哟！我们现在是应该觉悟的时候了！我们既要从事于文艺，那就应该把时代的精神和自己的态度拿稳。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我在这儿敢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一句话。
1926年3月2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上海《洪水》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六号。
[1]指《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斯进文庙》、《新国家的创造》、《社会革命的时机》等。
[2]克莱曼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通译克列孟梭，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曾任内政部长、总理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任巴黎和会主席，推行强权政治，主张对德国进行复仇战争，十月革命后参与组织协约国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
[3]克鲁泡特金（πётр αпек сеевич кρопоткин，1842—1921），俄国无府主义者，地质地理学家。著有《1789—1793年法国大革命》等。
[4]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1660—1731）的小说《鲁滨逊飘流记》中的主人公。因在海上遇到风暴，飘流到南美附近的无人荒岛，独自生活了二十八年。
[5]据马克思女儿艾列奥诺尔·马克思一埃维林回忆，马克思在谈到“拜伦和雪莱的真正区别”时说，雪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马克思***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二卷第261页。
[6]作者原注：这个“专靠主义吃饭的人”是讽刺国家主义者曾琦，所谓“主义”即指国家主义。
[7]美国最老的一种种族主义的恐怖组织。最初组成于1866年5月，现在美国各地都有支部，以私刑、绑架及集体屠杀等残暴手段迫害黑人和进步人士，反对一切进步运动。
[8]又称“棒喝党”，即法西斯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出现的实行恐怖和独裁的政党。前身是墨索里尼的“战斗团”，1921年成立后，专门从事暗杀、破坏等恐怖活动，推行侵略政策，1943年侵略战争失败后瓦解。
[9]作者原注：当时钱玄同和语丝派曾经有过这样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