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兄[1]：

信收到，蒙赠《宇宙之歌》[2]一册，也连忙读了一遍。你有真挚的情绪，洗练的辞藻，明白的认识。你所说的“希望诗歌能够象音乐一样给大众朗诵”，这也是我所怀抱的一种希望。诗歌还是应该让它和音乐结合起来；更加上“大众朗诵”的限制，则诗歌应当是表现大众情绪的形象的结晶。要有韵才能诵。要简而短，才能接近大众。“狂歌”[3]之二在这点上是合格的。

“口供写在我们挣扎的脸上！！！”是一粒盐——这便是结晶。单只这一句便是一首好诗，这力量我觉得比你那将近一百行的全诗还要来得强。海水是盐之稀薄化。

“论诗人”，“人性的发掘”，都含有精粹的见解，但你何不把它们写成essay（小品文）呢？我觉得采取那样的形式时更能使你的思路取到不羁的轨道。

你说近来的人“看不起写诗的人，也不高兴看诗”。写诗的人被人看不起，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愈被人看不起愈有写诗的必要。诗之不高兴被人看，我看怕就是因为离开了音乐的缘故吧？诗本来不是供人看的东西，落到供人看的现状，它是赶不上绘画和小说的。

诗是强烈的情感之录音，纵使被人看不起，不容得你诗人不写。

我希望你忠实于你自己的希望：

“要象音乐给大众朗诵，

不要象图画给几个人领赏。”

二

××兄：

你的回信早接到，因忙着些别的事情，所以直到现在才来回答你。

前信很简短，当然不备之处甚多，经你补充，我都能同意。的确的，凡诗必有韵。但韵有广义的韵律与狭义的韵脚之不同，虽然后者是可以包括在前者里面的。好诗大抵有韵脚，但也不必一定有韵脚。

长诗自然也应该有，但要有真切的情感和魄力，不然大抵出于堆砌，会没落于文字的游戏。长诗也有限制，过长的叙事诗，我可以决绝地说一句，那完全是“时代错误”。那就是所谓看的诗，早就让位给小说去了。由纯真的感情所表现出来的诗，我相信纵长怕也长不上一千行。因为情感的曲线是没有多大的波长的。

……辩证法的写实方法并未被“否认”，只是被“补充”了而已。阶级意识是我们的文学的脊椎，没有这条脊椎的，尽管披上一件老虎的皮毛，却不是脊椎动物。……

意识是第一着，有了意识无论用什么方法，无论用什么形式，无论取什么材料都好。反之，则无论怎样都无是处。古代的东西不在此例，因为非在今时不能生出的意识，我们不能责备古代人何以没有。但古代人的方法、形式、取材，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所谓“接受遗产”，我认为应作这样理解。但同是生在现代，而不具同一的阶级意识的人，那是我们的敌人。他所用的一切都是屠杀我们的武器，那是不能宽容的。在必要上须得有阶级的“偏见”。

祝你努力，在你的诗的热情横溢的时候请多多写诗，也不要顾虑着我所说的“要短”的话。能够写长而好，那是再好也没有的。凡是好的东西都可以让大众接近，虽则要多费一点力，然而费了是值得的。

还有写诗似乎和年龄有关，在过了三十、四十以后，人是必然地要散文化的。请你注意我这句经验之谈。

这封信写得很乱杂。……你如高兴把它发表，我觉得也可以发表的。如可以引得一些同志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当积极地来参加。

郭沫若1935年8月10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东京《杂文》月刊第三期。

[1]此信发表时作“子鹄兄”。子鹄姓陈，缅甸华侨，诗人，当时留学日本。

[2]诗集，陈子鹄作，《东流丛书》之一，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日本东京出版。

[3]“狂歌”以及下文的“口供写在我们挣扎的脸上”、“论诗人”，等均为《宙之歌》各章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