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普及之前，人们的表达空间仅限于权威的传统媒体，进入2003年之后，更多的中国民众将网络作为获得社会关注的低成本快捷渠道，现在，人人手中都有个麦克风。意见百花齐放，力量整合凝聚。
话语权的下移让精英走下殿堂，官员放下身段，让以往的不可能变成可能。无数的网民，共同谱写了这部民意成长的编年史。以下是近年来几起重大的网络问政事件。
一、网上十年大事记
孙志刚：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事件回放：2003年3月17日晚，27岁的武汉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在广州市天河区黄村大街被派出所民警带回询问，随后被错误作为“三无”人员送至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后转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18日，孙志刚称有病被送往广州市卫生部门负责的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２０日凌晨，孙志刚遭同病房的８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孙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此事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先后有8名学者上书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三个月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1982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标志性意义：孙志刚用生命的代价，让“收容”变为“救助”，因他一个人的死亡而引发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七年过去，孙志刚已成为一个象征公民权利的符号，他的死是公民权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墓志铭上的话发人深省：逝者已逝，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
黄静：裸死女教师引发的中国网络第一大案
事件回放：一个年轻女教师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网络舆论持续三年的关注。黄静案源于2003年初的一个离奇事件：一对恋人，夜深晚归，共宿女方宿舍一晚，第二天早晨女方黄静却被发现裸死在住所，男方姜俊武涉嫌强奸犯罪。当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团体通过网络参与到这个案件中来时，黄静案也便开始从一起案件，变为一个社会事件。在网络的声援下，这起案子几经周折，反复多次，五次尸检，六个鉴定结论。因多份结论矛盾的死亡鉴定和以网络为主的高度“舆论审判”，此案被称为“中国网络第一大案”。法院最终采信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死亡鉴定意见——在潜在病理改变的基础下，因姜俊武采用较特殊方式进行的性活动促发死亡。姜俊武被判无罪，但对黄静的死亡后果承担50%的民事责任。黄静案中，民间机构不认可警方结论，在网络上引发了对公安系统自侦自鉴制度合理性的质疑。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建立了更加统一的司法鉴定制度，进一步为加强司法公正提供保障。许多学者认为，这是黄静案取得的成果之一。
标志性意义：又是一个命案换一个立法。黄静案中司法体系出现的问题，是制度框架下法律规则不完备、法律具体细则与法治精神不符的问题。比如，各级司法鉴定结果的优先级别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再比如，公安机关认定不予立案，但自身又兼有出具司法鉴定的功能，有违“法官不得为自身利益相关案件之审判”的法治原则。近年来司法鉴定改革加速，黄静案影响至深。
史上最牛钉子户：官民博弈的范本
事件回放：2007年的春天，重庆一座孤立在工地大坑中的小楼的照片吸引了全国的目光。《物权法》刚通过以及在拆迁问题上民怨沸腾的宏观背景、男户主杨武站在屋顶挥舞国旗的场景、来自全国和世界的上百家媒体和媒体背后无数网民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姿态，众多因素促成了这起网友口中的“一个伟大的标志性的事件”。当自称会“武功”的吴苹夫妇发飚要用传统“功夫”击退强拆者时，拆迁方所表现的克制被肤浅的功夫表象所掩盖。政府的开明和理性值得肯定，“强制拆迁”的场景并没有上演。事件发展过程中，媒体表现出了空前的传播力量，事件发展的每个环节几乎都有网络“现场直播”，让网络舆论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标志性意义：重庆的那栋小楼和他主人在楼顶插的五星红旗，成了《物权法》出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事件不仅成为全国人大刚通过的物权法的试金石，也考验领导层倡导的“公平正义”理念。对于媒体和网络来说，这是一场成功的实战演习，从这里开始学会聚集网络民意，推进公众事件。
厦门px项目：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事件回放：喷薄而出的民众意见，阻挡了一个庞大的化工项目。这发生在2007年夏天的厦门。3月，赵玉芬院士等105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的“迁建议案”，揭开厦门px项目的盖子，使其成为国内瞩目的焦点。6月初，厦门市民进行了理性、和平的“散步”。当地政府的执政能力面临空前考验：沸腾民意与政府计划、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孰重孰轻？厦门市政府的反应最终促使了多方利益博弈达到共赢。在轰轰烈烈的民意反对浪潮之中，本已经是板上钉钉非建不可的厦门px化工项目被当地政府下令缓建。12月中旬，厦门px项目区域环评公众座谈会召开。主持会议的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朱子鹭一再表示：“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一场博弈半年之久的厦门px项目之争，最终以项目迁建画上句号。
标志性意义：这是一场典型的“民意的胜利”，成为中国环保史上政府和民众互动的经典范例。厦门人的理性行动，厦门政府体现出的民本导向，一句“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也许会帮助中国敲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大门。
正龙拍虎：民意戳破的纸老虎
事件回放：陕西镇坪县城关镇文彩村农民周正龙，以一己之力，调动了举国观者的神经。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对外公布了一组野生华南虎照片，周正龙就此从一个普通农民成为举国关注的“拍虎英雄”。随后，照片真实性受到来自部分网友、华南虎专家和中科院专家等方面的质疑。面对外界的质疑，陕西省林业厅出面召开发布会，宣布虎照为真，“盛世出猛虎，虎啸振国威”。锲而不舍的网友们在“色影无忌”、天涯等论坛上做出种种技术分析，并人肉搜索出了“年画虎”。“华南虎照”及其背后的真相被逐渐抽丝剥茧般地挖掘出来，将陕西林业厅的美丽大气泡毫不留情吹破。“正龙拍虎”也成为形容抵死不认说谎者的新成语。2008年6月29日，陕西政府通报周正龙华南虎照片造假，林业厅相关人士被处理。11月17日，周正龙终审承认造假，获刑2年半缓期3年。
标志性意义：“华南虎照”事件的推动者以网民为主，这幕大戏与此前非互联网时代最大的不同是信息的快速传播及海量交叉。网友的自由言论在网上自然汇集，传统媒体跟随网络舆论在现实空间中进一步逼问突破，这些信息再重新在网络上获得最强劲的民意反馈——以此循环，逐渐逼近事件真相。由此还诞生了一句流行语：“谁说网民是业余的？”
西丰拘传记者：舆论监督与权力滥用的较量
事件回放：因职务行为，朱文娜成为被警方立案拘传的记者“第一人”。2008年1月1日，《法人》杂志刊发了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了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官司。该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3天后，西丰县公安局警察，携带公安局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要求拘传朱文娜。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拘传记者”事件受到普遍质疑。多位网友直言：谁给了县委书记这种权力，让他如此嚣张？在舆论压力下，西丰县公安局1月8日正式撤销立案、撤销拘传，并于9日到报社道歉。之后，张志国也被“责令辞职”。2008年11月，张志国被网友发现已担任沈铁轻轨办的副总指挥，负责具体工作。随后，在舆论压力下，张志国再次丢官。
标志性意义：舆论监督在艰难险阻中奋然前行。公权力的滥用让人心惊。在强权意识支配下，执法机构沦为了为强权服务的工具。从制度层面保卫舆论监督，必要而且迫切。
瓮安的危机公关：信息公开成化解危机关键
事件回放：2008年6月，一名女中学生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一场令人始料不及的社会群体性暴力事件。当地政府先出动了大量武警，并切断了瓮安和外界的通讯（包括网络）联系，同时派人在路上阻止记者进入瓮安调查采访事件真相。然而，事发1小时之后，便有网民把现场的照片、视频传到网上。接下来的一夜间，大量与事件有关的资料在网上火速传播。面对汹涌的民意，新华社在6月29日一早便发布《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烧事件》的消息，这与以往类似事件发生数日后才予以披露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三天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亲赴瓮安，公开向外界表态，认为当地党委政府对事态负有责任，并在群众座谈会上三次鞠躬道歉。之后，官方舆论风向开始转变，从群众的角度，把事件的真相报道出来。整治官场的风暴也刮起，相关人员相继被免职、处分，事态得以迅速平息。
标志性意义：面对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政府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执政风格。瓮安事件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如果真相不公开，民众在心理上将向流言靠拢。及时准确地公布真相，是政府成功处置“6·28”事件的原因。一系列应急反应中，放开媒体报道以及组织专人网上辟谣，被认为是化解此次危机的关键。
周久耕：网络反腐让“贴案”成“铁案”
事件回放：2008年12月10日，身为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的周久耕因发表为房地产商“托市”的言论，遭到网民抨击。继而有网友进行人肉搜索，发出了图文互动的帖子，证实周久耕抽1500元一条的香烟，戴十几万元的手表。网民的不懈追踪，媒体的持续关注，当地纪检、司法机关的及时介入，最终令周不仅丢了乌纱帽，还被法院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此案被网友称为“2009年网络反腐第一案”。据说周久耕在法庭最后陈述时曾长叹：如今这网络也太厉害了。
标志性意义：周久耕事件中，网民、媒体、政府部门之间积极互动，共同绘制了一张网络反腐“路线图”：网民发贴－人肉搜索－媒体追踪－事件放大－司法介入－揪出贪官。作为互联网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执政者认可的重要标志，***新近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这一词条。
邓**：舆论风暴扭转乾坤
事件回放：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等在当地雄风宾馆梦幻城要求邓**提供“特殊服务”，遭拒绝后，双方发生争执，邓贵大被邓**用修脚刀刺死。5月11日，邓**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巴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然而，巴东县公安局在公布案情时对关键词的修改引起了公众的质疑。邓**案关键证据在警方取证前夜离奇被毁，舆论更是不断朝支持邓**一方倾斜。当地政府及司法部门深陷于这场舆论风暴中。在各方关注下，6月16日法院宣判：邓**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予处罚。有网友称，这起案件本不该引起如此大的民众反应，却因当地个别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导致了长达月余的网络民意风暴。
标志性意义：“网络民意”的力量在此案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网络不仅仅监督了事件过程，也起到了直接推动甚至改变方向的作用。邓**只是一个服务员，属于典型的地位弱势，但由于媒体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最终却成为“舆论”的强者。
上海钓鱼案：民意洗冤
事件回放：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晖因好心帮助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闵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10月14日，河南小伙孙中界也遭遇“钓鱼执法”，为证清白，他挥刀断指。事情传出，“钓鱼”二字火遍全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20日公布调查报告，斩钉截铁地宣布执法无误，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结论一出，舆论风暴骤起，中央和地方多家媒体强烈关注，钓鱼事件逐渐被挖至深水区。在上海高层领导的关注、中央及地方媒介的舆论推力之下，“钩子并不存在”的谎言彻底破产。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终于承认，10月20日公布的结论与事实不符，为此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而闵行区法院也一审判定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做出的行政处罚违法。
标志性意义：上海“倒钩执法”并非孤例，其所以在近几年愈演愈烈，与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层面皆有密切关联——地方立法被异化曲解，政府以行政命令取代法律，而作为最后防线的法院又为执法机关保驾护航。上海某媒体记者称，近三年来，他们接到不下一百个投诉“倒钩”的热线电话，但在孙中界前，均因不够典型而放弃报道。没有民意的支持，或许下一条被冤的“鱼”就是自己。
李启铭醉酒驾车撞人案：引发揭秘爆假公共事件
2010年10月16日晚，河北传媒学院学生李启铭驾车在河北大学校区内撞到两名学生，肇事者没有下车关心伤者，反而继续开车去接女友，其中一名女生陈晓凤不治身亡。在被学生和保安拦下后，李启铭嚣张地高喊：“我爸是李刚”，将身为保定城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的父亲摆上了台，一时招来全国对“官二代”愤怒的批判。“官二代”、“醉酒驾车”、“肇事逃逸”等词刺激着网友的神经，此事一出迅速成为网友和媒体热议的焦点，“我爸是李刚”语句也迅速成为网络最火暴的流行语。最终，河北大学“校园车祸案”肇事者李启铭被保定检方批准逮捕，但在网民的穷追猛打之下，这起车祸肇事案又演变成李刚父子财产来源不明案和河北大学校长学术抄袭案。
标志性意义：河北大学的车祸事件早已超出一般的交通事故，成为考验公众更考验所有当事人的公共事件。在一个日益开放、透明的社会，只要在合法有序的框架内，媒体、公众对公共事件的介入、审视、质疑都是正常的。
二、各方力量助力民意喷发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民意表达呈现了喷发的态势。政府、民众、媒体、网络以及平等开放的观念成为推动民意表达的主力军。
1．政府更加开放与民主
广州番禺修建垃圾焚烧厂事件的进展，为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提供了一个样本。有媒体评论：迄今为止，政府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对民意的尊重，这是“走向善政之路”。
放在10年前甚至5年前，谁也想像不到，像垃圾焚烧这样的问题会成为社会焦点。这也让人想起了“绿坝”事件。2009年，上网过滤软件“绿坝”引起社会激烈争议，在经过政府与民众的一番“博弈”后，工信部宣布：不会强制要求在个人电脑及其他消费产品上大规模安装“绿坝”。表面上看，这是政府在压力下做出的让步，但其实是政府部门在民意涌现之后，及时从善如流调整政策，折射的是对社会民意的尊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政府的责任和权利，通过这两起事件中政府和社会的磨合，人们看到了公权力对公民自由和公民社会的尊重正在逐渐成长之中。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冲突和不稳定因素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化解，根本在于政府越来越开放和民主的态度。中央领导集体表现出的亲民、爱民作风都反映了政府与民众的贴近。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也越来越体现在政府的实践中，体现在“管理政府”到“服务政府”理念的巨大进步。现在，倾听多方的民意，已成中国政府的新风气。***总书记曾表示“我经常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内外时事和民众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而***总理也为设立儿童医疗保险的网民建议作出批示。正是政府的开放和广纳民意的态度，民意才能越来越畅通地表达。试想，没有政府的民主姿态，民意是难有出口的。
开放与民主并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表达，而落实在实践。在政策法律制定方面，政府也积极吸纳民意。在制定《土地法》、《物权法》和修改《婚姻法》、《物业管理条例》，以及出台提高水价、提高税收等政策的过程中，立法机关和政府都认真考虑了民众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做首先是出于“程序公正”的需要。其次，广泛征求意见，看看普通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对此持什么态度，有什么反应，充分考量群众的现实承受能力。
2．观念从拒绝到倾听
不过应该看到，今天的中国，公权力与民意仍有很多分歧，有的以激烈冲突的形式呈现，有的则沉淀而成为双方心结，并可能酝酿新隐患。但政府如何及时搜集、评估和回应民意，民意如何寻求与政府对话，并找到共同通道，则是从“绿坝”等恰当处理的事件中可以获得的启示。
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了政府对待民意所持不同态度而产生的不同后果。像瓮安事件、“躲猫猫”、“钓鱼执法事件”，事件最初，当地政府企图控制媒体和打压民意，由此而导致信息不畅，滋生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或激怒了民众情绪，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政府形象也受损。相反的情况是，厦门px事件中，政府一开始就倾听民意，考虑民意，并接受民意，调整做法，最终实现了“双赢”，民意得到尊重了，而政府得到信任了。这样的互动可以产生良性循环。
现在，政府已深知，保持民意的畅通表达、倾听民意，接受公众的监督，是保持行政机关廉洁公正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是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法能力不断提高的保证。不能想像如果没有批评的声音，如何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进步。
近年来，中国各级党委政府通过媒体、互联网等方式与民众沟通交流，已成为一种风气。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郁建兴说：“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事件发生后，地方党委负责人与民众进行坦诚交流，这是一个相当睿智的做法，不仅有利于疏导民意，而且还表明了执政党的开放和自信。”郁建兴指出，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部门将目光投向网络民意，执政党正在寻找执政目标与网络民意之间的契合点，反腐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政府已将洪水般的“网络民意”疏导为现代公民社会的理性表达。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认为，“中共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所蕴藏的庞大民意力量，互联网官民沟通机制正在建立和完善中。”
公众也欣喜地看到，在政府与民意良性互动下，政府更加开放透明了。杭州市“开放式决策”便是典型的例子。在前不久举行的杭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会议在互联网上进行实时视频直播互动，网民可以通过网络，收看杭州市政府的常务会议，和市长及有关部门的领导直接对话。
3．网媒成为民意的汇聚地
在网络时代，即便是“堵了一个记者的口，也堵不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了所有记者的口，也堵不了网民的口”，这就是网络“人大代表”的威力。在一定条件下，民众群体比个体及小群体专家更聪明。观点的多样化、意见的独立性、背景的分散化和有效的集体决策机制，决定了群体意见的高明。
中国有3亿多网民，每个网民都是民意的组成部分。这群在电脑前的“人大代表”，喜欢聚集在一个虚拟的“人民大会堂”里召开网络“两会”：跟帖，辩论，依照自己的逻辑重组话语权，做自己的“意见领袖”。现实世界里，他们可能是教授、记者、律师、总裁、秘书、军人、警察、医生、保安、司机、导游或电工，他们也可能是真正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他们在网络“两会”上的提案议案很可能是以下突发事件、社会热点、政府决策、公众人物言行问题：“五·三0”股灾、山西黑砖窑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厦门px事件、华南虎照片真伪、邓**案……他们的每个帖子都可能代表着某种民意。
网络“人大代表”们制造出了“散步”、“顶片叶子”、“正龙拍虎”、“很黄很暴力”、“躲猫猫”、“楼脆脆”等含义丰富的新名词，他们揪紧网线，并以此为发端，将帖子、评论变成“公开的内参”，加速启动“民意直通车”引擎，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天涯社区等网站上汇聚民意，掀起一阵阵舆论浪潮，进而将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拉到巨大的民意讨论大平台。网络显示了巨大的表达和汇聚民意的力量，并制定出了一套属于“e时代”的全新议事流程。
另外，报刊、电视、电台这些传统媒体对民意的助推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一方面传统媒体对网络事件的及时跟进，让网络事件走出“虚拟”，排除一些不实的网络信息，更加广泛和客观地表达及聚集民意，并更有力地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另一方面，舆论监督更加开放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媒体能够发出更独立、更客观、更能代表民意的声音，并引领主流民意。
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良性互动，使得呈现在大众和政府面前的民意更加真实，更具代表性。两者也成为了推动政府工作和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民意表达工具。如今，发达媒体的巨大影响早已透过社会，渗透到政治层面，让决策者有了正确决策的参考与选择，并更进一步变革着领导者的思维和理念。
4．公民权利意识崛起
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多元、个人素质的提高，当代中国人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权利意识、自主意识正在变得越来越强，人们的承受能力也在发生变化——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承受能力不是变得“越来越强”，而似乎是变得“越来越弱”，以往大家都能够理解和容忍的事情，现在往往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不堪承受。民众更加勇于和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评判，这些声音汇聚到一起构成为强大的民意洪流。权利意识、平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越来越深入公民心中，并成为公民精神的重要体现。
典型的公民意识可以从“公益诉讼”中得到体现。因为被罚款1万多元的杜宝良，一怒而将北京交管局告上法庭；因为三轮车被没收，以蹬三轮车为生的吕福山将西安交警告上法庭，一审再审经过5年，吕福山终于胜诉；李刚诉天津市市政工程局收取“进津费”。等等一系列由公民提起的对政府的诉讼，他们的诉讼改变了社会的不公正或者侵害公共权益的行为。
“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为民意伸张赋予了更多的理性思考。陈丹青、郎咸平，吴敬琏，韩寒、钟南山等“公共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表达着不为私利的声音，通过博客、专栏、电视等多种形式及时对重大社会问题评论跟进。有评论认为，与一般人印象中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相比，这群被称为民间“意见领袖”的人，他们对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其积极批判现实、质疑“主流”的态度常常影响社会舆论的形成与走向。
据此，可以预料，与经济、政治、文化的转轨相适应，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将逐渐生成，民意也将更加理性和成熟。而其两大支柱——知识界的“意见领袖”和独立的民间社团都会得到相应的发展，他们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显著。
而在政府更加开放、公民意识日益成长成熟的大背景下，民意将能够得到更好地表达。再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公民充分的信息，保障他们的知情权，还要有相应的制度途径保障公民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
一个国家的进步史，亦是一部民意的成长史。
三、民意不可违
民意的历史，伴随着国家的历史。
3000多年前，周厉王“杀人止谤”，说的就是堵塞民意通道引发国人暴动、暴君被赶下台流放出去的故事，并从此留下一句“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千古名言。中华大智，知易行难。几千年之后，时人犹有“言塞湖”之警，不免让人感慨成长的艰难。
然而世界毕竟已不同。30年来的思想解放，让权力走下神坛，也是唤醒民众心底深处权利意识的过程。偶像的黄昏之后，伴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精神的勃发，我们正在迎来——
1．民意时代的阵痛期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古人总结出的民意和执政的关系，可谓是通古今之变的政治智慧。梁启超则进一步将历史人物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归纳为：刚打天下时，要否定或质疑流行于世的“民意”以突显自身灼见；打完天下，创造民意以推行施政理想；天下太平后遵从民意，不可独断独行。
不过话虽如此，民意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混沌期。古代天子代天役使万民，官吏代天子牧民，老百姓只是牛羊，根本没有话语权和表达空间，以致民怨积聚，发展到最后总是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带来历代王朝兴亡政权替代的轮回。
当年在延安，黄炎培向***提出了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以“一条新路”作答，即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方从根本上结束了民意几千年来被压制、被践踏的命运，民意获得了新生。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顺应民意就是天经地义。但中国的问题在于传统包袱太重，历史惯性太强：精英治理思维的桎梏，封建等级观念之流毒，还有曾经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对权力的迷信和崇拜，使得不仅一些政府有“老爷心态”，很多老百姓也怀抱“子民意识”。民意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处于一种不自觉的低迷状态。
民意长期的蛰伏，反倒使不正常成为正常，职责当成了施恩，分内之事也被歌功颂德。报纸上看到民众下跪感谢政府的新闻，想想中国人民都站起来60年了，还要向公仆下跪，谁的悲哀？
不过，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这10年，民意进入了青春期。它就像一个年轻人，不够成熟但是活力四射，有些莽撞但是勇气可嘉，以恣意汪洋之势奔涌而出，越来越深地介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与之同时，执政者也越来越认识到民意之重要。
如今，民意在政策出台、干部升迁或问责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人民满不满意，人民高不高兴，人民赞不赞成”，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衡量标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言行一致，有些地方不是发自内心地尊重民意，而是利用民意、编造民意，将其当作敷衍公众和谋取政绩的“道具”。
比如媒体公开曝光江苏几个县为小康达标进行的民意造假，给村民发电话调查问卷的“标准答案”，让小学生放假回家专门答题；再比如一些地方官员用“情景设置”和“群众演员”将上级领导与群众隔开，让其听不到真话，也了解不到基层的真实情况。这样的事件并非鲜见，甚至已经成为公开的潜规则（详见本刊2009年7期《基层接待政治》策划）。更有甚者，如前不久薄**在一次讲话中所说，“一些地方都逼得老百姓到了开胸验肺、断指自清的地步，还一边闭着眼睛在自己的脸上贴上亲民、爱民的标签。”
一些地方和官员为民执政理论不差，声情并茂的表态不差，差的是尊重民意诚意和行动。网络流行的“被××”，就是民意对民意被扭曲、被利用现实的嘲讽。那么，谁能表达真正民意——
2．网络不必独领风骚
民意，就是人民群众共同的、普遍的意愿。人民是个政治概念，过去专指被统治阶级的劳苦大众，而现在，人民几乎涵盖所有。因此现在说的民意，更多是从政府和公众不同视角的区分，与官意相对。
中国有13亿多人民，那么究竟谁能代表民意，谁来传递民意？法理上来说，最有资格最能代表的当然是人民代表。宪法规定，人大代表代表民众参政议政，表达人民的诉求，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我国平均每24万城市人口和每96万农村人口各拥有1位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共有2987位，但其中官员占了大半壁河山。2005年的数据是占70%。这个问题敏感，现在也不再公布具体数字了，近年来虽然有微调，但基本构成格局估计还是没有变。
官员代表太多被置疑，不是说官员们的能力素质不够，而是因其“只缘身在此山中”。去年全国人代会小组讨论，钟南山就放炮，“我们开会，10分钟发言，前面8分钟是在歌功颂德，对报告歌功颂德，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的没有时间了。”其实大家也理解，谁当着顶头上司说不是？
一直以来存在的“哑巴代表”“板凳代表”，其履职能力备受诟病。现在又多了些“炒作代表”，靠“恢复繁体字”、“改人民币为中华元”等雷人提案来争夺眼球，真正的国计民生、社会热点反倒被冷落。虽说近年来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两会提神不少，代表总体也在进步，但总的说来，对人民代表的现状，民众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现在的选举形式下，谁让我们只是“被代表”呢？
论及民意表达，现代社会离不开传媒。在我国，传统新闻媒体以社会公器的公信力，作为政府和公众桥梁，在民意表达中具有天然的优势。这些年来，传统媒体在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之外，也越来越关注民情民生，注重民意表达，特别是通过与网络新媒体互动，共同推动社会热点事件的解决。
但目前传统媒体存在的问题是，一是隔山打牛，异地监督火热，本地之事沉默，不远千里刨根问底，对咫尺之事却无能为力；二是炒作跟风，过分扎推一两件热点事件，跟风炒作不厌其烦，而之外大量的“问题盲区”却无人问津。一句“穷也要穷得有新闻性”，就道出了冷酷但客观的现实。虽然有的问题也不是媒体自身能解决的，但大量的民众声音尚不能通过新闻媒体表达出来，却是事实。
在正式的表达和代议机制不发达的情况下，自由、开放、虚拟的网络便承载着更多的民意表达、情绪宣泄功能，网络民意成为非主流的主流。它以3.38亿的网民为土壤，成为引领舆论走向、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2009年，网络问政成为中国民主政治一大亮点。
虽然网络言论不见得都是民意的真实表达，一边倒的声音也未必就正确，如杨佳案中一些网民对暴力的歌颂，就非常偏激和非理性。而“胡斌替身”和“艾滋女”等网络造谣事件的出现，更加让公众对网络世界多了一份审慎和理性。但假新闻背后的真问题，仍然是值得当政者认真思考。尤其是在当前民意表达渠道还受限的语境下，网络作为“言论广场”的优势仍然无可比拟——即使你并不认同网上的大多数意见，但你总还能找到一个代表自己的观点。
谁来表达民意，这的确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人大代表能够真正履行为民代言之职，各个阶层群体的声音表达能够畅通无碍，传统媒体能真正发挥“人民喉舌”的功能，网络民意也就不会如现在般独领风骚了。
正因如此，民意——且莫轻言胜利。
一些官员很困惑，今天中国老百姓的日子比任何时候都好过，为何民众还那么多要求，那么多不满？这是一种刻舟求剑的思维。时代不同了，民意亦在与时俱进。贫困求温饱，乱世祈太平，现代民意则有了更高的期待：社会公平正义，政府廉洁高效，人人共享发展的成果。
不过，在现在社会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下，立场不同，利益相争，民意也不只有一种声音。工人农民的声音反映了多数民意，经理老板企业家的话也是民意的一个组成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也可以代表民意，如此意见纷纭，甚至可能出现相互间打架的情况。几年前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就非常典型。如此，方有主流民意之说。
多元民意如何取舍，何谓主流？对于决策者来说，就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复杂的运算题，过程至关重要。决策要体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但又不是实现多数人的暴*；既要保护每个群体的基本权利，又要体现科学和效率。因此决策者所要做的，不是自作主张地偏听某一种声音，也不是想当然地将某种声音当作主流，而应该通过民主决策的方式对不同的民意进行整合，在公开、公正的标准下进行公开透明的博弈，以这样民主程序产生的结果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尊重。
但现实中，我们尚未建立起这样公开透明的民主决策机制，民意的参与还不得其门而入。虽然也有听证会、民意调研等，但往往有其形无其实。政府采纳哪个主体的民意，倾向于维护哪个主体的利益，既体现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多为暗箱操作），也在于政府自身部门利益的考量，包括具体官员对个人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计算。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自身利益和强势集团的利益可能取代公共利益，让广大民众徒呼奈何。
高房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关于房价已经民意沸腾，但历来政府抑止房价的措施总是雷声大、雨点小。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让老百姓刚刚看到一点降的迹象，一些地方政府就纷纷出来“救市”，房价又很快掉头一骑绝尘，又一次让老百姓的心跌到了谷底。不单房价，类似在电信资费收费、油价涨跌、又或者个税起征线等事关公众的政策上，感觉政府更多地站在强势利益集团一边，而不顾多数民意的沸反盈天。
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民意针对一件具体典型事件的作用效果不错，如周久耕事件、林嘉祥事件、新近的内蒙检察长豪车事件，一逮一个准；但在影响决策上似乎力有不逮，比如以上所列；对于体制性或制度性的问题几乎就是束手无策，如公开政府“三公”消费和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民意若不能真正影响决策进而产生制度性力量，久而久之，就只会成为众声喧哗后的一地鸡毛。
处理一个人容易，解决一个问题难。周久耕倒了，官场奢侈浪费之风仍未绝，最多不过穿上一件马甲。精确点杀与整体无力的现象并存，说明民意力量的脆弱和不确定性。只要问责的压力仍然来自于上级领导，远非真正意义上的民意的胜利。
善政，是善待民意之政，亦是善用民意之政。
四、透视民意事件的本质
《廉政瞭望》：2000年到2009年是民意蓬勃发展的十年，您觉得已发生的这些民意事件有什么共性？
于建嵘：我觉得，从类型和性质方面分析，因维权引发的事件占80%以上。就事件的特征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网络化和官民冲突。
首先，这些事件都具备了网络时代的某些特征。由于网络的交互性、传授一体化、快捷性等传播特性，使事件的信息来源多样、传递迅速。某一事件发生后，通过网络传播，能够迅速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进而引起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到现实中的民意行动，最终形成较大的民意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上海钓鱼事件等都是网上和网下互动，在社会现实中不仅有众多的参与者，众多的网民则在网络上参与评论甚至声援。
其二，这些事件均与官民冲突有关。无论是由拆迁、征地引起的维权行为，还是由环保问题引起的集体行动等等，都与公权机关的行为有关。大部分的民意事件，实质上还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冲突。
《廉政瞭望》：也就是说，网上的民意事件是一种表现形式？
于建嵘：对。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增长，不但漠视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而且自恃垄断的政治社会资源与民争利，成了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公司型”政府。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工农等弱势群体由于掌握的资源很少且缺乏表达的机制，经常容易受到权力和资本拥有者的侵害，这是造成官民矛盾的制度性根源。再加上一些政府官员贪污腐化，无视民众的利益诉求，使得官民的冲突加剧。这才是这些民意事件频发的直接诱因。当前的公权力代表组织和机构的权限过大，缺乏一种制衡其被滥用的力量是深层次原因。
民意事件的未来发展
《廉政瞭望》：您觉得今后的民意事件会越来越多吗？
于建嵘：我觉得，当前中国社会总体上稳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虽然人民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但民意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事件。只要执政者治理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发生社会动荡。
《廉政瞭望》：政府越来越开明和包容，可能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另一个因素？
于建嵘：是的，这十年来政府的进步也很大。但如果仅以“刚性稳定”为目标，即以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或掺杂官员个人的目的，对各种民意的表达都要进行压制或打击，那么我认为这种稳定状况是有政治风险的。比如之前发生的“因言获罪”千里追捕的王帅案、更早以前的彭水诗案，等等。
改写规则与重建信任
《廉政瞭望》：您刚说民意事件的实质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如何缓解这种冲突？
于建嵘：我觉得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着手：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以及重建普遍的社会信任。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政治学家裴宜理教授提出，中国民众的抗争活动与西方社会运动最根本的一点区别就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一般的情况下，民众会将对现行不合理规则的不满隐藏在心里，不会显化为具体的抗争口号或行动，我称之为“抽象愤怒”。比如对社会利益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的不满，对官员贪污腐化的不满，对现行体制的不满一般都会隐藏起来，或者只在私下通过手机短信、网络留言、歌谣等形式传播。这种表面遵循规则，内心却愤怒的状态更为可怕，因为这些愤怒就像无法准确预测的地震一样，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如果愤怒在短期内得到了转移或者发生了多次较小规模的“余震”，一般不会产生太大的危害；但是如果愤怒长期积聚，而且又不能得到有效的疏导和化解就会带来令我们无法预料的大爆发。反映在现实中就是一些本来可以通过现行法律规则解决的刑事或民事纠纷出人意料地演变成有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危害比较严重的社会泄愤或社会骚乱事件。比如典型的瓮安事件。起因很小，事态的发展却来了次大爆发。因此，缓解官民矛盾，平复民众心中隐藏的“抽象愤怒”，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
《廉政瞭望》：怎样改写规则？
于建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规则的改写应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博弈过程，一方面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不会轻易放弃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另一方面民众权利的觉醒和力量的壮大也需要时间。“砸碎旧体制不易，重建新体制更难”的基本共识已经初步达成。因此，通过渐进的改革在现行体制内寻找改写规则的突破口成了现实的理性选择。
我刚说的第二个办法是重建普遍的社会信任。
信任不仅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普遍信任的缺失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瓦解。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社会阶层、利益分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这些社会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消解民众对公正理念和制度规则的信任，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重要问题。因此，在我看来，社会不公平的普遍蔓延和公权力不受制约的滥用是造成目前社会信任缺失的根本原因。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官员的怨恨和不满情绪就是这种社会信任缺失的重要表现。
一些官员却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贪污腐化，这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使得民众对公共权力的社会信任感急剧下降。比如罗彩霞、邓**等事件，对公权力信任感的缺失会引起民众的共鸣，这是最终形成民意事件的重要诱因。
由此可见，重建普遍的社会信任应该首先考虑如何完善社会规范从而减少社会不公和约束公权力滥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重建社会信任的过程中一定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改善社会不公、约束公权力滥用也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廉政瞭望》：除了规范官员和公权力，民众这方面应当做怎样的努力？
于建嵘：公民参与网络是重建社会信任的另一个方面。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下，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等尚处于刚刚起步的不完备阶段，因此，培养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建构积极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创造机会，充分发育公民社会应该成为重建社会信任的重要方式。
《廉政瞭望》：您上面说的改写规则和重建社会信任这两个办法比较宏观，有没有具体的建议来实现？
于建嵘：无论是改写规则还是重建社会信任，都需要选择合适的突破口。我建议以启动县级人民代表专职化的综合县级政治改革为契机，使县级政权有足够的地方社会和经济管理权限，同时使县级政权及其主官的权力受到有效的制衡和监督。通过建立既对中央负责又对地方民众负责的县级政府，并容许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才能产生一个利益相对均衡、社会相对和谐的现代社会。可以这样说，如果现在执政者还不能从改写不合理、不公平社会规则的高度来审视民意的表达，来反省官民之间的矛盾，仅仅依靠所谓的“意识形态式”的旧思维和旧方法来解决是没有出路的。
五、透视网络问政的“广东样本”
“网络问政”对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从广东实践看，要开展好网络问政工作，必须做好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需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近年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为首的省委，深刻认识网络时代的新特征新变化，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努力打造政务公开、表达民意、反映民情、集中民智的网络平台。全省各级党政部门积极响应，大力推进，开拓创新，以开放的视野、平等的心态，把网络作为了解社情民意、改进公共服务、吸纳民间智慧、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渠道。全省各地、各部门推出了“网络发言人”“手机信访”“公仆信箱”等许多创新举措，解决了一批又一批网友反映的问题。省内多家新闻、政务网站大力配合，纷纷设置了问政类栏目，搭建起党政部门与网民沟通互动的平台。
其次，要开展好网络问政，需要广开言路，培养公民积极有序参与公共管理的意识和素养，营造出党委政府通过网络广泛了解社情民意的浓郁氛围。
广东已成为中国网络问政最活跃的省份之一。网友与省委主要领导面对面“拍砖”，网络发言人应运而生，微博问政方兴未艾，群众论坛热火朝天，党政部门与广大网民之间建立的互信互动有目共睹。
这背后，是省委提供的强大推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三次专门接见网友，与网友“灌水”“拍砖”；
书记、省长连续四年春节给网民拜年，发出四封“网味”十足的拜年信；
省****召开五次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解决一大批疑难杂症……
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广东走过了一条怎样的网络问政之路？网络问政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网络问政又是如何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1．书记三会网友
2008年2月29日，广州珠岛宾馆，广东全省领导干部会议进程过半。
“一拍现实问题，二拍思想破立，三拍利益分配……”讲到要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充分利用好网络这一新载体、新空间时，汪洋书记突然拿出一份当天出版的南方都市报特刊《岭南十拍》念了起来。
2007年底，汪洋主政广东，提出“广东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岭南十拍》收录了金心异、老享、呙中校等网友写的10篇精华网帖，引起了汪洋的关注。他在会上说：“这里面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十分切合广东的实际。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这次调查研究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2008年4月17日一场广东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网民座谈会——第一次“汪网会”。
参加会面的网友“厦门浪”至今还记得，那天是个好天气，风和日丽。26名网友应邀来到会场，刚一入座，网友“三季稻”就拿出了温度计，说：“汪书记，我来‘拍砖’，国务院规定政府办公场所夏季空调不能开到26摄氏度以下，这里开到22摄氏度了。”汪洋书记马上要求工作人员调过来。
“三季稻”出其不意的“突袭”并没有影响到汪洋的兴致，他仍然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微笑、平和的态度、敏捷的思维。当一名网友说，离开广州很久再回来，珠江水还是那么臭。汪洋说，起码还有你熟悉的味道。当时全场会心一笑。
总结时，汪洋脱稿侃侃而谈。他的讲话《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建设性的网络民主平台》影响深远，至今仍是我省网络问政的努力方向。
2009年1月8日，国务院出台《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广东掀起一股热议《纲要》的浪潮，一批网络“大虾”纷纷“浮出水面”畅所欲言。
为更好地吸收群智群策，2009年4月3日，汪洋在广州与12位社会人士座谈，专门听取社会各界对《纲要》的意见。一开始网友发言还中规中矩，不久“发飙”的网友就出现了。李健康抢过话筒讲了26分钟，情绪激动地批评广东区域规划不足和干部作风的一些问题。
等李健康把“炮”放完之后，汪洋微笑着镇静地说：“你讲了20多分钟了，我是否可以讲几句。”此话一出，现场哄堂大笑，所有人都放松了。
第三次网友见面会是在2010年7月2日。广东提出“建设文化强省”之后，一场以“我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建言献策”为主题的网民代表座谈会召开。
与在线网友交流时，网民提出“作秀”的嫌疑。汪洋坦率地作了回应：领导同志亲力亲为做一件事情，实际上是倡导一种风气。领导从事个人与网民的交流，无论怎样努力，接触面总是有限的，但意义在于带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更加重视通过网络问政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更在于通过推进网络问政的制度化建设，使这种民主形式得到制度保证。
“即使是官员作秀，也秀得好！秀出了智慧，秀出了地方官员执政新风！”第三次“汪网会”后，网络世界如此评论。
新一届省委深刻认识到网络时代的新变化，把网络作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新渠道。经省委主要领导亲身示范，全省网络问政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的态势。
2．发帖就是发“网参”
其实，广东党政高层聆听网络民意的诚意由来已久。
时间可追溯到2008年春节，刚刚战胜冰冻自然灾害，汪洋书记和黄华华省长发出对全省网民的拜年信，邀请他们“灌水”“拍砖”，为广东发展和抗击冰灾建言献策。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的热情被瞬间点燃，期待也随之增大。
2009年春节，汪洋书记、黄华华省长的拜年信又如期而至，拜年信呼吁大家“顶”起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网络社会。2010年和2011年，两位省委主要领导继续联合给网民拜年，先后提出“合力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理性文明的网络问政平台”和“当好‘潮人’‘脖主’，坚持灌水拍砖，多多围观给力”。
四封网味十足的拜年信，为广东网络问政活动深入有效开展指明了方向。
在2011年1月召开的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汪洋书记明确提出，要求各地领导干部掌握利用各种新技术手段做好群众工作，不做网络“菜鸟”，带头“上线”“触网”，建立在线处理、回应群众关心的问题和合理合法诉求的制度，推动网络问政工作上新台阶。
省委对网络问政工作的强力推动，把省****网络信息资源处从原来为省委提供决策资源服务的默默幕后者，推上了网络的风口浪尖。
2009年5月，根据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批示精神，网络信息资源处在继续做好决策服务工作的基础上，开始负责探索建立与网友良性互动机制，推动网络问政工作。
同月，广东省公开发布《关于建立与人民网、南方网、奥一网网友良性互动机制的工作方案》，由网络信息资源处组织专人负责分析整理归类网友留言，编发《网友留言周报》。这是广东省第一份肯定并鼓励网民在网络问政平台“发问”的红头文件。
网络信息资源处处长卢传智接受《南方》杂志记者采访时介绍：“我们整理好的网友留言和网络舆情反映出来的社情民意，根据紧急程度，定期或不定期编成《网友留言周报》《互联网信息快报》《互联网时讯》《决策资讯》《社情内参》等刊物，上报给省委主要领导参阅。”
目前，这些刊物已成为省委领导每天的案头读物，受到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两年来，省委领导在刊物上做出重要批示已达361条，在各地各单位重视下，批示逐条落到实处。
这些批示，大大激发网友发帖的积极性。网友发问有了“奔头”，发帖等于写“网参”，民情民意的上传有了一个畅通的渠道。
广东网络问政生态的健康有序发展，源自省委对网络民意的敏锐把握。
在汪洋与网民见面的几次会议中，网友曾提出疑问，网络问政是不是“问了白问”，网上“拍砖”是不是“拍了白拍”？如今，热衷于参政议政的网友的这些疑虑在现实中得到了回答：问不白问、拍不白拍，有跟踪有落实，也推动了广东省“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的问世。
3．问题落实的制度构建
2009年5月25日，汪洋书记作出批示，要求将网上比较集中反映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条件解决的问题，整理一下，在适当的时间，组织一次交办会，请有关部门去处理、答复。
由此，广东网络问政迈开了制度化建设的实质性脚步。由省****举办的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至今已举办五次，网络问政从“听”到“问”，从“办”到“督”，形成了一整套制度。
“过去网络问政主要集中在‘听政’，如网络邮箱、网上信访等，还没有可靠的机制约束和规范。交办会旨在探索与网友互动的长效机制，推动网络施政。”被称为“督办人”的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少华说。2009年6月29日，第一次交办会的场景，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交办会现场，“领命”的有省教育、财政、交通、环保、工商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还有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等市相关负责人。交办的17个问题，要求限期落实、解决、回复。这种由省委秘书长、省直部门、各市副秘书长参加的现场交办会，突破了以往的网络问政格局，现场办公、集中解决、限时处理的方式让人耳目一新。
时隔3个月，第二次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再次在同一会议室举行，并实行网络图文直播，交办过程网友马上能看到。网络信息资源处先后12次在人民网、南方网、奥一网发帖26次回复网友，第一时间将交办事项的办理情况告知。也就是在这一次交办会上，公开了首批15个设立“网络发言人”的省直单位。
进入2010年，第三、第四次的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继续举行，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在时间分布上更加有规律，在形式上又有新突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次交办会将“网上信访”纳入交办范围，并在原有基础上，又新增7个单位，使设立网络发言人的省直单位达到22家。第四次交办会推出全省统一手机信访号：10639888。网上信访努力去实现“多上网少上访不上街”。
在第四次交办会举行之际，汪洋再次作出批示：“重在坚持，贵在为民。不断完善，提高水平，努力开拓网络问政制度化的新局面。”
这是广东开展网络问政以来，汪洋关于推动相关工作的第七次批示。
2010年4月，省****正式建立日常交办机制和督办机制。网络信息资源处至今已交办和督办了42件网友反映的问题，除未到办结时限的4件正在办理外，有38件已在时限内办结。
2011年2月23日，第五次交办公上，徐少华在直播平台上实名发帖，引来17万网民“围观”。9名厅局网络发言人在线接访群众，一个小时批办168个信访件。
诸多项细致工作，形成了批示办理、集中交办、日常交办、分转办理和专题办理等构成的一套完整的网友留言办理机制，使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在省委的高度重视下得以及时化解。
徐少华在接受《南方》杂志记者采访时提出，下一步广东网络问政的发展要实现三个转变：由交办具体问题向交办普遍性问题转变，由推行网上信访和手机信访向创设网上信访大厅转变，由注重收集交办向建立健全收集交办、督查落实全程机制转变。
据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委员会的统计，广东全省21个地市和40个省直部门政府网站的政民互动平台建设目前已初具规模，功能齐全，网民参与网络问政的热情很高。据统计，2010年1至8月，21个地市政府网站收到网络问政数量达80多万件，较2009年增加了300%以上，答复率为92.7%；40个省直部门网站收到网络问政数量14多万件，较2009年增长了13.4%，答复率为91.3%。
4．强化汇集网络民智机制
2011年4月13日，广东省委在广州召开依法治省工作会议，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对实施《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2011—2015年）》进行动员和部署。
汪洋在会上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汪洋说，今年广东基层换届选举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民主和依法办事相统一的原则，着力提高选人用人质量，让人民群众行使好手中的选举权利，选出信得过的好领头人。
网络是民主的新渠道。汪洋强调，要坚持网络问政，运用信息技术更快更广反映群众诉求。“各地要加快推进领导干部与群众在线交流，就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公共事件和自然灾害等网民关心、关注的问题进行在线回答，解疑释惑。”汪洋说，要推广建立网络民智收集、吸纳机制，组织开展网民网上建言献策活动和网民代表座谈会，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
网络问政在广东兴起，短短三年多时间，已涌现出众多品牌，全省遍地开花，结出累累硕果。便捷通达的网络，已成为越来越多党政部门了解社情民意、改进公共服务、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渠道。
目前，广大网民“手握鼠标、胸怀天下”，思想活跃、社会责任感强、敢说真话实话，成为推动广东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对各类社会热点问题的网络热议，还是为省委省政府重大课题的建言献策，以及对政府行为及党政官员的有效监督，都体现出网民的积极理性参与，成为广东网络问政良性开展的必要条件。
如今，广东网络问政已经历了从“听”到“答”，从“答”到“办”，从“办”到“果”（有结果）的探索和跨越。通过网络问政推动广东网络民主政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已成各方有识之士的广泛共识，“官民”携手，互信、互动、互补的网络问政和谐关系已初步建立。当然，尽管广东网络问政走向常态化、制度化已成大势，但也仍处起步阶段，一些问题需要在进一步实践中得到解决。如部分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对网络问政或态度默然或应对水平较低、网民素质良莠不齐、互联网管理难度较大等。
深入推进网络问政，需要继续朝着“七化”努力：一是网络问政制度化。进一步完善对网民留言收集、办理、跟踪、督办和回复的长效机制，使网络问政成为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队伍建设专责化。进一步加强网络问政队伍建设，指定部门，落实责任。三是解决问题常态化。建立有效机制，把网友反映的问题纳入现实工作渠道加以解决。四是问政方式多元化。从方便网民角度出发，继续创新整合多种手段，搭建网友与党委政府互动的便捷平台。五是政务信息公开化。把网络问政与政务公开结合起来，实事求是，态度真诚，及时准确地将信息公布给民众。六是问政目的实效化。不仅“网上听民声”，更要“网下办实事”，真正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满意。七是工作开展纵深化。网络问政要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向各级党政部门全面铺开。
六、十大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
根据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的综合影响力，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分别评出十大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作为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的“上乘之作”加以推荐。
七、微博问政成趋势
被誉为中国微博元年的2010年，微博客异军突起成为备受追捧的舆论新阵地。而对“网络问政”日益重视的政府机构和官员此番亦丝毫不显落伍，许多机构和官员第一时间进驻微博，尝鲜网络官民互动新模式。时至今日，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已覆盖从中央到地方多个行政层级以及众多职能部门，政府机构与官员开微博已然成为一种风潮与趋势。
经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监测，截至2011年3月中旬，仅新浪微博上的政府机构微博就已经接近2000个，其中已获认证和推荐的政府机构微博有367家。同时，官员微博增长很快，新浪认证和推荐的官员微博有1200位，而腾讯微博认证和推荐的“两会代表委员”也达到97位。在政府微博中，公安部门微博数量十分突出。据监测，截至3月中旬，公安部门微博在人民微博认证的有65家，在新浪微博认证的有1200家，在腾讯微博认证的则有192家。从这三大较有代表性的微博平台来看，充分反映出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微博参与和互动在逐渐增强。另外，搜狐、网易、凤凰微博上的政府微博上升趋势也很明显。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不完全统计，仅人民微博、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三大微博平台上，目前就已经有具备一定粉丝规模且信息发布频率较高的活跃党政机构微博400多个，官员微博200多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抽取了较有代表性的党政机构微博280个，从部门职能、微博活跃度、地区和省份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分类统计。
在党政部门分布上，公安系统可谓一枝独秀。早在2010年2月，广东省公安系统便率先开设我国首批公安微博群。此后3个月内，广东公安微博 ://t.qq.com/gdga110共发布信息近万条，粉丝总数逾10万人，评论总数超过3万条。目前腾讯的广东公安微博粉丝突破300万，是中国目前粉丝数最多的政府网站。2010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公共关系领导小组成立，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担任领导小组组长。8月1日，“平安北京”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开通，20天访问量即突破210万人次。此后，全国各省市县各级公安微博群相继在人民微博、腾讯微博等平台出现。据2011年1月30日公安部官方网站发布的准确数字，全国的公安微博已有800余家。公安微博不仅数量众多，很多公安微博的总发言数也都居于前列。公安微博不仅在信息发布、警情通报、安全常识推广等常规工作领域中服务于群众，更多次在突发事件中大显身手。党政宣传部门居于行业分布的次席，宣传部门本身就承担着信息发布与媒体管理的职能，微博客已经成为宣传部门在传统信息发布渠道之外的有益补充，有利于营造地方党政良好形象和公信力。
由上图可见，在党政机构微博样本的地域分布上，东南沿海地区明显占据多数，这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媒体发达程度、网络普及程度等指标都比较相符。而四川和云南则在西部地区中较为领先，体现出了两地对网络的重视程度。广大中部地区的官方微博数量则相对较少。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此前曾经分析，中部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加速，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显，但基层政府的公共管理往往还是传统的居高临下模式，领导干部对利用互联网倾听民意、化解民怨，还有个较为漫长的认知和学习过程。
东部沿海的苏、浙两省，不但党政机构微博众多，也引领了官员团队开微博风气之先。在张**之前，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是现任职务最高的微博网友之一，他的“粉丝”已超过34万人。浙江干部兴起“微博热”，开通者包括嘉兴市环保局局长章剑、舟山市组织部部长张兵、杭州市卫生局局长陈卫强等。而在江苏省，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则是开微博的江苏官员中职务最高者。与其同样开通微博的还有南京市委宣传部网宣处处长潘涛、新闻出版处处长张建军、泰州市委秘书长韩国强等。
由微博互动带来的积极效应令人振奋。通过微博，不少官员成为网络红人，从廖新波、伍皓、蔡奇到章剑华等，均拥有了数十万级别的粉丝。政府微博的开通，实现了更多、更快的政情发布，特别是在突发事件情况下，作用更为突出。除此之外，政府微博在畅通官民对话渠道，拉近官民距离，塑造政府机构亲民形象方面的无形收益亦非常可观。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次日，中国国际救援队在微博确认赴日救援的消息后，中国国际救援队微博管理员一夜未眠，用连续22条微博发布了救援队飞赴日本前的细节。此后，该微博不断更新，在救援队出发5天内，共发布300余条微博，每条都被广泛关注，最多的被累计转发9200余次，粉丝高达88万。类似这样的微博良性互动案例正日渐增多。
而与此同时，微博问政的困惑也不少。目前的政府机构微博，更多发挥的还是信息发布平台作用。而在与网友互动及解决具体问题方面，却少有突破，与网友期待存在相当距离。如何直面网友尖锐意见？针对网友提出的具体问题，如何答复、如何处理？新媒体研究专家胡泳就此提出“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但如何落实显然有待实践检验。
而在官员微博中，角色定位则是一个难题。谈工作，还是谈生活？微博中的官员往往不得不面临职务角色与个人身份转换的纠结，以及官员与普通民众话语表达空间、自由度的差异，一时间很难收放自如。对此，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化厅厅长章剑华认为：“微博其实就是可以公开的日记。官员也是人，也有个性和喜好，表达出来没什么可怕的。”而在互联网上摸爬滚打数年、作为中国官员上网标志性人物的伍皓则发出了“官员开微博，就不能有自我”的无奈感叹。而更重要的，还有转变话语表达方式的挑战。微博平台草根化的话语环境，导致了对话语表达方式的特殊要求，“官话”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假大空”则徒增笑柄。官员微博发言必须摒弃陈旧的话语体系，更多地学会个性化表达、人性化表达。
对此，给自己贴上“老童鞋”、“苹果控”、“创业导师”标签的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总结说：官员要“重新学会说话”，“不讲官话大话而讲白话百姓听懂的话，否则谁听你的？”而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则强调，官员开博首先淡化自己是“官员”，“如果过于谨小慎微就不要开博，如果希望掌声与鲜花就不要开博，如果以此作为晋升阶梯就不要开博，如果气度很小就不要开博，如果个人问题很多就不要开博，如果没有“时间”就不要开博。”
八、迎接微博问政的春天
作为网络世界的新宠——微博，在2010年中国网络发展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这一年深深烙下了“微博元年”的印记。从党政官员到普通民众，发微博、织“围脖”，成为越来越多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140个字的简短手指运动，正以其“秒互动”的传播优势，开启了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微信息”，蕴含着纷繁而又丰富、驳杂而又原生态的民意。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曾说：“微博可以产生‘核裂变’效应，形成信息的高速大范围传播，它可以让每个人都发挥过去只有媒体才能发挥的作用。”
就在微博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和渗透日益广泛、影响力日益扩大之时，一些重视“执网能力”提升的政府机构和官员，开始尝试利用微博发布信息、引导舆论、获取反馈，与公众交流。官员微博，正成为微博百花园中一道惹眼的风景。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2011年的“两会”，代表委员们纷纷通过微博广接“地气”，采纳网民意见，集中网民智慧，提出了众多内容丰富、视角多元、表达民生民意的优秀提案与议案。
近年来，网络民意已成为执政者必须考虑和尊重的重要因素，从国家领导人到很多地方官员，都在以开放的视野和心胸对待网络民意，进行网络问政。记者注意到，本届“两会”，通过微博进行问政、议政已经成为新的风尚，网上一个会、网下一个会，让“两会”真正地立体化起来。
“微博”，目前已不再是什么“热词”；微博风行网络以来，官员开博已再不新鲜。然而，省级党委“一把手”公开开通微博，还是带给了网民不小的震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将“微博问政”推向了高潮。作为目前通过微博与网友互动的行政级别最高的官员，他在深夜与微博网友展开点对点交流，有问有答，你来我往，令无数网友颇感惊喜。截至3月23日，其粉丝已突破32万。
不过也有专家建言，中国目前有4.2亿的网民，只是13亿人口的一部分。在很多情况下，不上网的群体更需要代言人，更需要有人把他们的所忧所求带到“两会”上。叶青过去几年带到全国“两会”上的议案和建议，不少都是网民与他通过博客、电邮讨论出来的点子，但叶青等开通了微博的人大代表也强调，不能将网络作用任意夸大，网络上的声音只代表部分老百姓的意见。知名媒体人士马鼎盛还提醒“不要让‘微博’变成‘浅薄’”，他说，通过网络的放大和媒体的传播，公众往往更关注当下的热门话题，而忽视了长远的提议，容易失于浅薄；借助微博来征集民意，就要避免“偏听偏信”。
全球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曾发布报告，指出到2015年，中国网民总数将达7.5亿人，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另一份统计报告则显示，中国的“微博人口”已累计突破2亿。如何运用好网络，用更深入、更潮的方式与群众互动交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不仅需要倾心为之，避免流于形式，更需要“全家总动员”。
之前已有许多地方官员开通实名认证的微博，与网友在线沟通、实时交流，微博问政颇有成效。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的加盟，又为这种崭新的问政方式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开启了微博问政又一个崭新的时代。虽然由于时间原因，张**明确表示今后是否继续发微薄，还要看情况，但是网民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和肯定。
除了官员开微博外，各大媒体的名嘴也纷纷“抢滩”微博，利用微博与网民交心互动。《小丫跑两会》官方微博落户腾讯微博短短5天时间就吸引了近150万网友。
“两会”微博热是问政于民的良好驱动。微博零距离沟通让2011年的“两会”变得更加贴近民声，更加人性化。利用网络加强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将有效地驱动问题的解决，拉近官与民的距离。政府微博、官员个人微博以及官方网站考验着政府、官员网上执政能力。希望这些开通微博的代表、委员们能够将微博问政常态化，这对构建和谐、民主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网友对高官微博的“围观”，既反映了群众参政议政热情的高涨，也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直接对话高官的渴望。这是我国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和成熟的生动体现，同时也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和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广大人民群众纷纷通过网络向代表、委员献计建言，为“十二五”和国家的科学发展出谋划策，网络再次成为集中和输送民情民意的中转站。
我们期待网络问政更多的创新和探索，渴望更多的官员参与到“织围脖”的大军中来，毕竟网络上的“围观”总要好过现实中的“围堵”，而主动“出招”要比被动“接招”体面得多。
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必须紧紧抓住利益关系这个矛盾的核心，始终把维护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群众工作，努力实现维护稳定与维护群众利益的高度统一。这尤其需要民意的支撑，需要寻找与民心的结合点。微博问政恰恰为官员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提供了一种便利。但同时，官员微博更重要的意义恐怕还在于：提供了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沟通感情的桥梁和纽带。传统观念中，执掌公共权力的官员总是给人严肃、刻板、程式化的印象。而官员微博特别是一些相当级别的高官微博的出现，则在很大意义上颠覆了这种传统印象。有的一扫想像中的“一本正经”，谈执政理念、讲工作方法，也“八卦”自己的业余爱好；有的撇开“官方语汇”，内容更趋生活化，更丰富多彩；也有的把一些不便在工作场合发表的感想和观点发在微博上，与网友分享……
新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任务，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就是做好群众工作。而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感情沟通。省级党委书记张**开微博，其实也是做了创新社会管理的示范。那么，接下来，我们期待着，更多的领导干部开博，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在微博中展现自己的风采，最终迎来微博问政的春天。
结束语：
网络问政：灵丹妙药还是“作秀”？
——贺林平
广州市财政局网晒预算；河源市委书记陈建华的“华哥信箱”发展成“公仆信箱”；深圳市委书记王荣邀请网民“一起当市长”；广东省委办公厅连续三次召开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
2010年4月16日，在广东惠州举行的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将这些令人记忆深刻的生动“网事”，评选为“最受网民关注的——广东网络问政10大经典案例”；并用颁奖的形式，为这个经济大省、网络大省过去两年多来在网络问政上的主动探索，做了一个可喜可贺的“注脚”。
媒体，素来有“第四种权力”之美誉；而在我国，随着网络的普及、网民数量的膨胀和传播形式的多样化，作为新兴媒体的网络，正日益频繁地介入舆论监督，对各级、各地政府的传统执政方式提出挑战。
是主动迎接挑战；还是置之不理，继续埋头走老路？***总书记触网、***总理在线会网民，已做出了最有力的回答；来自“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版”的消息也显示，目前，全国已经有8个省份出台红头文件，要求官员及时就该版上有关本省的留言做出回应。
而经济总量全国第一、网民数量居全国首位的广东，网络问政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正如研讨会的众多与会官员、专家和知名网友所言，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广东暴露早；经济转型的压力，广东感受深；网络舆论对社会管理的关注、参与，广东最活跃。因此，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阶段性成果，科学发展由探索实践向全面深化转变的关键时期，网络问政并非仅仅是广东对网民诉求的被动顺应，更是转型期政府主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新平台；各级官员“触网”，已不仅仅摆摆姿态；更是当作掌握民情的有效渠道、因循民智的实在手段。
领导率先垂范
镜头一：2010年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第三次向网民拜年：真诚希望广大网民朋友“手握鼠标，胸怀天下”，尽情挥洒才华，充分展示睿智，继续对广东发展话题“打好铁”，对广东民生热点问题“织围脖”，对广东工作中的不足“拍大砖”。
虽然这已是第三次接到书记省长“网拜”，但他们对“网络热词”的娴熟运用，让广大网民惊喜不减。回想起来，正是在2008年初抗击那场罕见雨雪冰冻灾害之后，两位省领导通过省内主要新闻网站发布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邀请大伙“灌水”、“拍砖”。
公开信发出后，反响热烈。仅两个多月就收到省内外网民留言5万多条，点击超过千万次。此后，给网民拜年成为汪洋、黄华华每年春节前后的例事。他们还将26名网民代表请进省委珠岛宾馆，当面听取“灌水”、“拍砖”。
书记、省长亲自垂范，一时间，广东政坛刮起一股网络问政新风。2008年8月14日晚，惠州开播“惠民在线”论坛，市委书记黄业斌作为首位嘉宾，与网民在线互动交流；4天后，河源市委书记陈建华实名开通“华哥信箱”，收到的邮件中亲自回复的多达九成。不久前，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的市委书记王荣邀请网友“一起当市长”，称“深圳的辉煌要我们共同创造和书写”。
“当前，网络媒体正在我国经济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媒体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正如发表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主题发言的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曹劲松所说，主动接受网络时代的考验，在民意的关注和期望中提高执政能力，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网络问政的双方——官员和网民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网民诉求‘催促’官员‘听证’，官员‘听证’又激发了更广泛的参与热情。”承办此次研讨会的奥一网执行总编辑、广东省网络文化协会副秘书长蓝云将2008年称为“网络问政元年”，“从***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倾听民意开始，网络问政就在全国形成了一股潮流。截止2009年底，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收到的全国各地网民来帖22.8万条。”
网络问政如何超越党政领导的个人活动，形成与网民经常性、制度化的沟通机制？2009年8月3日，在回复一则反映“韶关工商局涉嫌滥用职权”的网帖时，广东省工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胡燕妮使用了“广东省工商局网络发言人”的网名，成为全国政府部门诞生的首个“网络发言人”。“以前我们也一直回帖答复网民的质疑、提问或求助，但每次留下的网名都不同。现在这个统一网名，代表了更权威的声音、更负责任的态度、更常态的机制。”广东省工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彭海斌如此解释。
首个“网络发言人”的出现产生了示范效应，2009年10月12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安厅、监察厅等14个和社会民生息息相关的省直单位的“网络发言人”公开亮相。当月，佛山市也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市、区各部门各单位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并要求网络发言人团队不少于5人。与此同时，江苏、贵州、云南等地“网络新闻发言人”等类似职位也相继出现。
“网络发言人具有三项职责：一是对涉及本部门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第一时间在网上发布权威信息；二是受理网民诉求，并及时在网上公布处理结果；三是对本部门重大决策部署，主动征求网民意见，推动科学决策。”广东省委办公厅网络信息资源处处长卢传智介绍，2010年3月1日，广东在原有15家单位基础上，又新增7个单位，使设立网络发言人的省直单位达到22家。
知名网友“康不德”分析，从官员上网向网民拜年，到各地官员纷纷开通“网络直通车”，及至设立网络发言人，邀请网民“一起当市长”等等，网络问政让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到新的发展空间，展现出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进步，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更好地保障。
网络民意从“听”到“办”
镜头二：“这次交办的7个网友集中反映问题和13个网上信访事项，涉及到广州、珠海、韶关……和省民政厅、省环保厅等，一共14个单位……请上述承办单位在三个月内办结，并将办理情况书面报省****。”虎年元宵节刚过，广东省委办公厅就马不停蹄地组织召开了第三次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承办单位的负责人一个个过会领任务，并承诺一定依法依职将这些问题处理好。
网络问政是不是“问了白问”，网上拍砖是不是“拍了白拍”？2009年，网络问政向纵深化、实质化推进，网友们已不满足于自己提出的建议有人倾听，他们也希望有人办，甚至有人督办。
在这种需求下，产生了汪洋直接批示网友龙剑留言“血淋淋”，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事件；也推动了广东省“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的问世。2009年6月，广东在全国率先将一个时期以来网友的10多万条帖子归纳为五大类17个问题，现场转交相关职能部门办理，要求在3个月内反馈办理进度；广东省委办公厅网络信息资源处通过登门等各种方式，对所交办事项进行催办和督办，并将办理结果及时公布在“人民网”、“南方网”、“奥一网”等网络问政平台上，第一时间告知网友。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交办会已召开了3次，前两次交办的37个问题，35个已办结，剩余2个分属于交通和缺电问题，正在逐步实施。
对于深圳市一些地方的黑中介泛滥，群众曾反映强烈。从网上搜集了网友意见后，广东省委办公厅将此作为重点问题，提交给深圳市处理。深圳随后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统一部署，开展了全面整治“黑中介”专项行动。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4500人次，查处取缔209家“黑中介”，暂扣及没收经常物品40余车次。网友反映，龙华汽车站广场附近、坂田路口的佳诚人才市场等地方的“黑中介”已基本绝迹。
被称为“督办人”的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少华见解独到：“过去网络问政主要集中在‘听证’阶段，如网络邮箱、网上信访、网络举报等，还没有可靠地机制进行约束和规范，交办会旨在探索与网友互动的长效机制，推动‘网络施政’。”
当前，网络民意从“听”到“办”，已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2009年10月10日，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原局长周久耕因受贿罪获刑，其贪腐问题的曝光来自于网友所拍摄的其抽名烟、戴名表的照片；2009年10月26日上海浦东新区就“钓鱼执法”向社会公开道歉，背后离不开网络舆论的大力推动；湖北的邓**事件在网友的持续关注下获得了令人振奋的结果……
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永青所说，从“听”到“办”的跨越，意味着网络问政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从“注重民意”向“落实民意”发展。而不少网友则认为，网络民意得到落实，使网络摆脱了单纯的“宣泄口”功能，成了为民排忧解难的有效途径，在纠正社会不公、监督政府过错、保障群众利益、消除不满情绪、促进良善治理和社会稳定和谐上，无疑有更重大的意义。就拿惠州来说，近来经济较快发展，但群众上访却连续三年为广东省最少，主要原因就是网上沟通的渠道畅通了，反映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研讨会上，人民网舆情观察室副秘书长汪东莲用一组数据说明老百姓对网络问政的认可。在人民网的抽样调查中，69%的网友认为网络问政是官员了解民意的有效方式，对推动民主政治有很大的作用。另外，87.9%的网友认为应该重视网络监督；99.3%的网友表示，遇到不平的事情就会想到上网曝光。
由此，群众通过虚拟网络解决现实问题的信心极大增强。2009年7月，广东省信访局正式开通网上信访，迅速成为群众信访的新途径、解决问题的新通道，网上信访量由开通初期的每月500多件上升到现在的1200多件，信访事项的办理力度也越来越大。据广东省信访局网上信访办理处处长王鹤介绍，2009年共受理网上信访事项12938件，占全局信访总量的20%；共交办网上信访事项3139件，其中2305件办结，办结率达到73%，739件的办理情况和结果在网上公开，为网民办了大量实事好事。
地方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2008年12月1日和2009年12月1日，河源市分两步将市委书记陈建华的“华哥信箱”升级为包括1020个子信箱，延伸到镇一级党政领导的“公仆信箱”系统，形成受理、办理、查询、回复、督办、统计“六位一体”的网上信访平台。“为确保群众来信得到落实，我们专门设立了信箱管理员，实时监督领导干部回信情况和问题督办情况。超期不回复，先亮黄灯后亮红灯；久办不决的在网络、电视台等媒体上公布，与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挂钩。”河源市委副秘书长孙宇红告诉记者，截止2010年4月15日，“公仆信箱”共收到有效信件17013件，办结15438件，办结率91%；并被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选为“2009广东网络问政十大经典案例”。
网络问政进入“微博时代”
镜头三：“非常感谢大家远道而来，到惠州参加民间拍案群众论坛活动，和网络问政研讨会。看到网友智慧汇聚，思想火花激烈碰撞，是一个很好的创新和学习。大家都很关心我开微博，我想说，开微博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最终要达到听民声、汇民智、促进发展的目的。”2010年4月17日，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落幕第二天，作为东道主的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写下了他的第4条微博。
2010年3月23日，黄业斌在奥一网开“微博”，在广东地市级领导人中首“吃螃蟹”。不久后，一份共有8页的黄业斌亲笔批示上传到网上，这是他对其微博跟帖的23条回复。“惠州这几年的发展，包括社会的进步、民生的改善、社会的和谐稳定，都与网络有关，可以说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离不开网友的关心支持。现在开微博，也不是开来秀的，是开来用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黄业斌说，他希望将微博做成自己的“网上办公室”，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转型中遇到的问题，借助微博让老百姓出出主意，开开处方。
像黄业斌一样，微博成为越来越多党政领导和职能部门问政的新业态。继佛山警方于2010年2月开通微博后，东莞市公安局开设的微博“平安东莞也于3月29日悄然问世。试运行短短一周，已吸引“粉丝”410多人。
联想起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有40多位代表委员开通了“人民微博”，20多位开了新浪微博，与会网友代表认为，决策者正超越以往对网络诉求的简单顺应，主动利用网络，越来越“善用”网络，并不断创新简洁、便利、实用的网络问政新形式，为科学发展和经济社会改革聚民情、汇民智。
网络问政到底是“灵丹妙药”，还是“t台走秀”？在此次研讨会上，这一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争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等认为，不能对网络寄予太高期望，“‘谁来问政？向谁问？是否可以问出结果？’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网络只能成为官员走秀的‘t型台’。”人民网的调查也显示，很多网友也对网络问政真正的效果存在疑问。只有15%的网友认为网络问政的问题可以得到有效解决，50%的人不知道，35%的人认为不能得到解决。
但网络问政毕竟不是万金油，不能包治百病。广州博士科技创新研究会会长、“南方民间智库”创始人之一彭澎表示，“问政就是问政，不要指望在网络问政的平台下解决所有的事情，因此大家要有理性的认识，理性的互动，这样才能建立和谐有序的网络问政的平台。”
与会专家认为，网络问政尽管无法成为“灵丹妙药”，但也已远不是“t台走秀”那么简单。“通过网络这个新媒体，原生态草根的舆论和智慧可以被集纳和传播，成为决策者所依赖的信息来源和决策根据；而广大网民来也不仅仅是带着发泄、添乱和个人利益得失来上网，而是积极地出谋划策，展现公民责任，从而和改革力量形成有机互动。”
“但要说目前的网络问政已经取得了成功，还为时尚早。”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政务学院副院长肖滨认为，问政要形成长效机制，下一步要继续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领导垂范继续推进；二、观念认知不断提升；三、制度层面，相关的条例规范要逐步建立起来；四、组织建制上，要逐步建立完善网络问政相关专门机构，配备人员，确保专门的经费投入。另外，网络要真正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网民的整体水平和能力也需要不断提高，少一些非理性的“网络暴力”，多一些建设性的真知灼见。“网络问政毕竟刚刚起步，有些问题，有些脆弱都是正常的，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呵护、推动其发展。”
（2010年4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作者为人民日报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