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最大的投资秘诀之一，在于善于从全球政治角度来看待经济时局，所以他比别人看得更远、看得更深、看得更透，因而更能抓住本质。

例如索罗斯在引爆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是同样承认亚洲经济发展奇迹的，但他事后并没有轻易用经济分析方式总结他和这场危机之间的关系。读者从以下这段讲话中，就能看出索罗斯是如何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经济时局的。

索罗斯说：“亚洲模式是一个极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并在商业界受到广泛赞誉。亚洲模式使亚洲生活水平获得迅速提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均收入年增长5.5%——这是有历史纪录以来从未有过的在同一时期里超过任何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因此，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仍然坚持认为亚洲的价值观优于西方的价值观。他们甚至挑战联合国的《普遍人权宣言》。李光耀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是堕落的；马哈蒂尔始终对西方殖民主义传统耿耿于怀；苏哈托则颂扬‘裙带关系’的优越性。199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接受缅甸为其成员国——这是对西方民主国家的直接挑战，因为缅甸的专制政府在政治和人道上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也许正因为我公开谴责东盟这一举动激怒了马哈蒂尔，促使他对我进行攻击。”

在这里，索罗斯说得已经非常清楚了。而实际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99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就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亚洲奇迹的迷思”一文，质疑当时到处传颂的所谓“亚洲奇迹”，并且与20世纪三五十年代前苏联的所谓“经济奇迹”相提并论——这些经济发展的基础都是对资源的过分占用而不是高效利用，所以将来必定无法持续下去。

根据克鲁格曼的研究，过去150年间全球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成就主要是建立在科技进步基础之上的。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罗的著名论断：美国国民平均所得的长期提升，80%来自科技进步，20%来自资本投入。格鲁克曼依据这一点认为，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亚洲国家（日本除外）的经济增长，都不是依靠科技发展取得的，所以这种经济增长都是“纸老虎”。

也正因如此，当年前苏联总书记***在联合国会议上脱下皮鞋猛敲桌子说“我们终将埋葬你们”时，虽然也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感到大为震惊，但却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认为，这种大话并不可信。因为无论前苏联还是其他国家，如果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重视劳力、忽视脑力投入基础之上的，最终都必将导致失败。

在这些有识之士中，索罗斯是其中之一。虽然在许多人看来索罗斯是成心想打垮亚洲经济，可实际上无论他是不是这样想，如果亚洲经济发展不是存在着这种致命弊端，索罗斯就必定无计可施。而现在好了，他既有这样的认识，也有这样的实力，又能抓住最佳攻击时机，不出手才怪呢！

仍然从政治角度来看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开始积极扶持东南亚一些小国来遏止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经过美国的长期培育，这些国家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大大超过美国的预期，以至于成为美国的一种担忧。至少在现实上，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和美国的冲突已经在不断增多，令美国感到稍有不快。

而恰好这时候，美国在全球的主要对手苏联在1991年彻底垮台，分裂成俄罗斯等10多个国家，美国一下子在这个地区失去了竞争对手，再也不需要依靠东南亚这些小国来联手遏止前苏联、中国了。

在这关键时刻，索罗斯可以说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于是巧妙利用这一时机，把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结合起来，给予致命一击。

因为说到底，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索罗斯手上掌握着几百亿美元的巨额资本，他必须让这些资本发挥最大效应、攫取最大利润。

他看到在苏联解体的政治背景下，美国对这些东南亚小国的兴趣爱好和任务已经发生变化，可是这些国家却依旧浑然不知，或者根本就不愿意放弃过去的经济发展，仍然依赖于过去的那种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制，这就给了索罗斯攻击东南亚国家经济创造了一个极好机会。

索罗斯首先从泰国开刀，根本原因就是在这些国家的经济链条中，泰国是最薄弱环节。事实恰好也证明了这一点。索罗斯从打压泰国泰铢、造成泰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出现危机，最终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就很好地撕开了这些国家经济崩溃的一个缺口，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把金融风暴战火顺利烧遍东南亚。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单靠索罗斯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掀起亚洲金融风暴。他很好地利用了借力打力，看得出他在这方面非常精明。

试想，索罗斯如果在苏联解体之前引爆亚洲金融危机前景会如何？他可能想也不会去想这样一种假设，更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从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看，对他都是不利的。

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末，索罗斯就企图说服当时的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夫人支持一项欧洲复兴计划，并且希望能与***夫人当面讨论一项援助前苏联的计划，通过援助促使前苏联变为“开放社会”。

为了促成这个计划，财大气粗的索罗斯煞费苦心地给这个计划起了一个名叫“***计划”的名字，马屁功夫可谓一流。可是没想到，当时的索罗斯因为没名气，所以***夫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这个计划当然也就石沉大海了，索罗斯还因此受到人们的讥笑。

这时候的索罗斯切身感受到了什么叫“人微言轻”。他想，必须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然后才有可能在社会舞台上发挥应有作用、在政治上受到重视。

这件事情可以说给索罗斯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2009年6月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演讲时还似乎耿耿于怀地说：“我认为（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的根源，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那还是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当政的时期。当时的主流人士相信市场有能力进行自我调整、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我把这种理论称为‘市场基础资本主义’（market fundamental capitalism）。”

索罗斯说，“当时美英两国的很多企业，其三分之一企业利润来源于金融性投资”，正是这种缺乏监管的“市场基础资本主义”潮流，导致政府放松监管、无限制地使用金融创新工具，促使金融泡沫在三十年时间里无限膨胀，最终爆发了所有人“有生之年经历的最猛烈的金融危机”。

上面提到的索罗斯促成在前苏联乃至全球建立“开放社会”，是索罗斯的一大“人生目标”，这当然是从政治角度而言的了，本书后面会经常提到这个概念。那么，什么是索罗斯心目中的“开放社会”呢？

他在1998年出版的《开放社会》一书中认为：开放社会是指没有人能够垄断事实，人人可以拥有不同见解和利益；因此，需要有某些机构出面保障人人和平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广义地说，开放社会的特征是有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凡事依靠法律来裁决，属于多种多样和朝气蓬勃的文明社会，并且尊重少数派和少数人意见。

索罗斯认为，凡是人类设计的制度总会存在着缺陷，所以在开放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和政治安全的改进、文化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前景无比广阔。

也正因如此，当他听到美国前总统布什2003年决定攻打伊拉克时，表示强烈反对。后来他说：“当我听到布什‘不站在我们这边，就是站在恐怖分子那边’的霸权逻辑时，我就想起了德国纳粹，想起自己在纳粹魔爪下颠沛流离的童年！”所以这时候他觉得，他应该在美国总统竞选时为布什下台做点什么了。他断言：“在布什统治下，美国已经成为对世界的威胁！”

由此可见，索罗斯虽然是个金融家，但他十分关心政治。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直到后来***夫人下台后才想起有这件事，于是向人打听索罗斯究竟是何人。当从别人嘴里得知他的有关情况后，***夫人礼貌地与索罗斯通了一次电话，以示给索罗斯留一点面子。

让索罗斯气愤的不仅仅是***夫人，前苏联***戈尔巴乔夫也是这样对待索罗斯的。

当时索罗斯想出钱资助前苏联科学家的科学研究，以便于他们能安心在国内工作、不至于因为经济贫困而外流，所以提出想见见戈尔巴乔夫。可是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整天忙于接见外国政要，索罗斯在他眼里并不成气候，根本就排不上档，这让索罗斯更加感到要赚钱、要扩大影响。

难能可贵的是，这时候的索罗斯不但没有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冷落而垂头丧气，相反却加大力度资助前苏联科学家，以便促使这个他讨厌的政权尽早解体。

可以为此佐证的是，10多年后的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的“玫瑰革命”就与索罗斯拿出250万到300万美元活动经费资助有关。还有2004年乌克兰爆发的“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令人震惊的“柠檬革命”等等，都与索罗斯的资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