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市场存在，就必定有投资和投机存在，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投资和投机并没有贵贱之分，并且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只要这种投资或投机不违法，就应当是予以承认和肯定的。与其说谴责投机，不如谴责市场监管体系不健全，让人有机可乘。至少在索罗斯看来是这样。

20世纪80年代，泰国泰铢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保持相对固定，1美元大约兑换24泰铢的样子。而当时美国和泰国的经济发展都很不错（可不要忘了当时的泰国可是亚洲经济发展“四小龙”之一），所以这种固定汇率比较适合当时经济形势，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进入90年代尤其是到了90年代中期后，泰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降，而美国经济发展则相对稳定，这时候两种货币之间保持汇率稳定虽然依然凑合，但已经呈现出某种不协调。这一蛛丝马迹，被索罗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觉得自己可以施展拳脚的时候就快要到了。

就好比说，有两个人在路上跑步，腿长的人跑慢一点，腿短的人跑快一点，两人之间基本上还能保持着相同的速度、相对的距离。可是这时候索罗斯已经看出来了，这时候腿短的人正在拼命用劲，大有追不上前面这个人之势，只要有机会对她轻轻地使绊一下，就可以从她身上揩到油。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泰铢。

换句话说就是，这时候泰铢虽然和美元之间保持着固定汇率，但它的价值明显被高估了。只要在泰铢汇率还没有贬值之前通过各种渠道拥有泰铢，然后等待时机对它施展拳脚，泰铢的这种高汇率就无法继续下去。从这种汇率猛跌中，索罗斯等国际游资必定可以大捞一笔。

事实正是这样。等到索罗斯完成了对泰铢的大量囤积后，就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演说、发动媒体进行宣传攻击，使得拥有泰铢的人们纷纷动摇信念，在市场上开始抛售泰铢，致使泰铢汇率不断下跌。

泰铢汇率市场的不稳定，迫使泰国政府出面拼命施救。资料表明，当时泰国政府在市场用于买入泰铢的外汇储备多达250亿美元左右，可是依然无法维持泰铢稳定，最后只好放弃努力，使得泰铢与美元的汇率一下子就被贬值到1︰40。

而这时候的索罗斯认为泰铢的价格已到底部，所以赶紧抛售美元买入泰铢，用最廉价的价格买入泰铢归还原来借入的泰铢。从这两种货币汇率的跷跷板中，索罗斯大获其利。

当后来人们纷纷指责他引爆了亚洲金融危机时，索罗斯显得很委屈。他说，指责别人永远都是那么简单，可是又有谁知道，他的布局实际上早在六个月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并没有违反所有游戏规则。

他很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投资市场的“守法经营户”，只不过看到了市场的扭曲从而给了政府一个教训而已。他形容说，“家里被偷只能怪你家里的大门没有关好”！

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索罗斯被人骂得要死。其中最气急败坏的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他厉声指责索罗斯暗中操纵东南亚金融危机，从而导致马来西亚货币贬值。他说：“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就被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指索罗斯）一下子给搞垮了。”

而索罗斯根本就不买账，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错，所以也就谈不上承认错误了。索罗斯反击说，是“马哈蒂尔的政府管理不当”酿成了马来西亚陷入东南亚经济危机。

想想也是：你号称花费40年建立起来的（牢不可破的）经济体系，怎么就如此不堪一击呢？你为什么不从中想一想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呢？

后来，当法庭宣布了对索罗斯的判决后，马哈蒂尔才感到自己出了一口恶气。他说：“这一判决表明他道德品质低劣，我感到很高兴……他以前诬陷我的政府管理不善造成了金融危机，其实他才是世界经济的大蛀虫。”

除了马哈蒂尔以外，亚洲其他国家及其政府领导人也对索罗斯恨得要命，纷纷指责索罗斯的金融投机活动是亚洲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不过马哈蒂尔要想追究索罗斯“恶意”投机的法律责任，就成了一则笑谈。

因为如果真的要这样做，你怎么来认定索罗斯的投机行为是“恶意”的呢？“恶意”不“恶意”由谁来认定呢？难道除了“恶意”的投机以外还有“善意”的投机吗？又有谁能给索罗斯“绳之以法”呢？这些问题永远都没有结果。

平心而论，与其用这种方式发泄愤怒，不如实实在在地反问自己：为什么索罗斯会瞄准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和证券市场投机并取得成功？

按理说，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和证券市场，有交易就必然会有投机，因为投机是活跃交易的润滑剂。市场交易中存在着大量机会，有“机”会就必然会有人去“投”，要认定这种投机是“恶意”还是“善意”永远扯不清；更重要的，倒是从法律角度扎紧篱笆墙，不让别人有可趁之机。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要想拒绝苍蝇叮咬，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任何怨天尤人可以抚慰心境，却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正因如此，索罗斯面对指责总是心平气和地摆出一副哲学家姿态说：“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我只能一而再地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金融市场天生就不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更是如此，国际资金流动皆是有荣有枯，有多头也有空头。市场哪里乱哪里就可以赚到钱。辨识混乱，你就可能致富；越乱的局面，越是胆大心细的投资者有所表现的时候。”

在这里，索罗斯所说的“投机空间”是指什么呢？法国储蓄及信托银行经济学家法迪勒·拉库阿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就是指“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的工业投资过多、房地产危机、进口增加、经济增长放慢以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国家的货币要以某种方式与美元挂钩，一旦货币市值高估无法反映其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经常项目收支，“投机空间”就出现了。

上述各种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缺一不可。比如，当时的港元汇率也是与美元相挂钩的，可是在索罗斯的冲击下只是摇晃了几下并没有被击倒，相反最终还打垮了索罗斯，原因就在于香港的经济状况良好，香港的金融体系比其他东南亚各国和地区更健全、更自律，香港发行港元现钞有充足的美元储备作保证，并且当时香港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回升阶段。面对这种“无缝的蛋”，就是“苍蝇”叮几下也不会使得经济质量变质的。

针对有人总喜欢用道德标准来评价索罗斯对英镑、泰铢、港元等的攻击，索罗斯解释说：“实际上我决没什么错。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我在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我是按照通行的规则来做的。如果（市场）禁止投机，我也不会投机；如果（市场）允许投机，那我就会投机。所以我实际上是参与者，一个金融市场的合法参与者；我的行动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这里没有所谓的道德问题。”

索罗斯说得很对，市场投资或称市场投机，并不存在道德不道德问题，只有对和错。如果他违反了游戏规则，那就是他做错了；而现在是他并没有违反市场规则，所以他并没有错。

至于他遵从市场规则有时候会出现惊人结果，这并不是他的责任，而是制定游戏规则的那些人的责任。事实上，他同样非常关注游戏规则是否完善正确，因为这涉及到市场是否会运作良好的问题。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他当然很关心市场能否健康发展了。

索罗斯一贯喜欢唱空和做空股市，很少例外。这例外中有一例就出现在他2009年6月访问中国时对中国经济的高调唱多，这甚至引起全球的过多关注甚至警惕，不知道索罗斯在这其中究竟卖什么药？

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芮成钢在采访结束后深有感触地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索罗斯对他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没有任何负罪感，也丝毫没有感到过后悔。因为索罗斯认为，他并没有触犯法律，所以真正要负责任的应该是政府监管部门，不是他。

芮成钢由此进一步阐述说，我国的资本市场亟待建立和完善监管机制，这样才不至于总是担心“索罗斯来了”。因为在资本市场里确实很难讨论道德自律标准，这是逐利的资本本性所决定的；真正重要的是只要有了成熟的市场监管机制，就不用担心索罗斯们对中国市场的觊觎之心。

总体来看，索罗斯在进行市场投机时分为以下四步：

一是偏见决定价格

索罗斯认为，股票市场的价格完全是由投资者的偏见造成的。这种偏见不仅仅作用于股票价格，而且还会影响到所谓的基本面，从而进一步影响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影响价格波动，引发“盛衰”现象。

所以，索罗斯非常注重从投资者的偏见中寻找投资机会。他甚至认为，投资获利的关键就是要研究其他投资者的偏见及市场预期，从中寻找股票价格的运动方向和规律，而不仅仅是多数人所认为的那种基本面。

在他看来，股市的基本面只是影响股票价格的一个因素，甚至不是重要因素，而这也被当作是索罗斯认为现行股票价格机制的缺陷所在。

二是保持低调

索罗斯历来是个低调的人，这种低调对保护自己发挥了应有作用。因为他深深知道自己在全球金融投资界的名声并不佳，高调亮相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负面影响。至少，直到他2009年6月访问中国之前，他一直是保持这样的低姿态的，努力让地球人相信他“只是一个普通投资者”、“不会对全球金融领域造成任何伤害”。

例如，作为对冲基金的代言人，索罗斯从来不对外发布自己的投资策略；并且当其他人问到有关敏感话题时，他总是轻描淡写地加以处理。有人问他像他这样的个体投资者能否聚集起足够的资本操纵某一种货币？他的回答果断而坚决：“不可能”，并且他也“不相信任何市场参与者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就是在低调地为自己辩护、保护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说，索罗斯如果不在投资界，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发言人。

三是分散投资风险

分散投资风险的说法人人都会，最典型的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这方面，索罗斯又是怎样做的呢？

在量子基金的投资组合中，索罗斯主要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基金净值，即资本投资，被索罗斯用来用于投资股票市场；另一块是基金融资部分，主要用于投资期货、债券、外汇等金融商品。

一般来说，其他对冲基金在投资时是不区分自有资金和贷款资本这两部分的，可是索罗斯不。索罗斯严格规定量子基金的本金只能用于投资股票，而用财务杠杆得到的资金（贷款）则全部用于商品投资，包括股票期货交易、债券、外汇投资。

索罗斯的理由是，股票的流动性要比期货、债券等金融商品小得多。所以，把本金投资在股票上，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在需要追交保证金时能够及时调度这部分资金，以免发生灾难性崩盘。

例如，由于不同投资工具的保证金要求不同，所以在选择财务杠杆倍数和准备追交保证金规模时，往往颇费脑筋。对此，索罗斯戏说他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心情”。一般来说，美国股票的保证金要求是50%，外国股票是30%至50%，有些股票指数期货只有6%。所以，对冲基金必须极力避免把所有自有资金投入到任何一种单一投资工具中去，但同时又要考虑各种投资工具的不同投资比例。

索罗斯说，这方面他一般更关心本金安全，虽然要区分本金和利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许多基金的本金就是由利润堆积而成的）。

从这个角度看，量子基金兼具股票市场资金和商品基金两者特点。

作为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的管理者，索罗斯当然知道金融杠杆的作用和风险。所以他虽然会最大程度上利用金融杠杆尽可能创造投资收益，但也要看具体投资对象。例如，他对于纯粹的商品类基金，在使用金融杠杆时就非常谨慎，因为这类基金的投资风险较大，所以如果没有十分把握，索罗斯不会轻易地用高杠杆比率来进行这方面的操作。

四是忍受痛苦

投资有风险，投机的风险就更大。金融投机往往和痛苦交织在一起，没有一定的痛苦忍受力，就根本不适合在这个领域里摸爬滚打。

索罗斯在这方面与众不同的是，在谈论痛苦（亏损）时他可以做到若无其事，好像亏的不是他的钱，完全与他无关一样。

索罗斯并非刻意这样镇定，但他善于往好的方面去想。虽然痛苦是人人讨厌的，但有时却会给人以清醒的头脑。投机市场上的痛苦往往与赔钱交织相伴，而投资者能否从这种痛苦中悟到些什么，才是更重要的。

经常从这种哲学角度进行思考，索罗斯的头脑会异常清醒。要知道，他的投入动辄就是几亿美元，规模达到如此之大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哪怕在基金掌舵人中也很少见。这说明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坚强的毅力，只有这样才能举重若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能够忍受痛苦并及时中止痛苦，否则“苦海无边”，就一定会影响下一步的投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