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老的埃及，历代法老的陵葬，是盗墓者最爱光顾的。独有图坦卡蒙王陵，始终保持完好。20世纪初，英国富豪卡那蓬公爵和考古学家哈瓦德·卡塔博士第一次对这座王陵进行发掘，经过长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在1922年找到了墓穴。当这些如愿以偿的挖墓者，打开石门，准备进去时，发现墓穴的门楣上一行阿拉伯文：“死神奥西里斯的使者亚奴比斯，将会用死亡的翅膀接触侵扰法老安眠的人。”这就意味着任何盗墓者，都将永远遭到法老的诅咒。
公爵和博士置之一笑，根本未把法老的警告当回事。但是，从打开王陵，取出木乃伊起的三年零三个月里，与掘墓有关的人员，先后共有二十二人神秘地死亡。直到1972年，有位从事这座王陵展览会的政府官员，也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
法老的诅咒，遂成了世纪之谜。
于是，我不禁想起《红楼梦》第一回里的那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是不是也寓含着这种类似法老式的警告意义在内？“谁解其中味”这五个字，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曹雪芹先生早就料定了，后来会有勇敢者企图来“解”他的身世之谜，和他的这部堪称世界之谜的《红楼梦》？然而，他这句诗，或许就是他留下来的预言，应该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解开这个谜的钥匙。
果然，从几十两银子一部的手抄本开始流行，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活字排印本出版直到今天，二百年过去了，《红楼梦》成为一门红学，但这首诗，仍像谶语似的灵验。无论那些形形色色的红学家，怎样的努力，也休想找到这个谜的答案。
“诸公，这是解不开的谜！”如果曹雪芹能复活的话，他会在西山脚下的黄叶村，召开记者会，要向世人明白宣示的。
但二百年间，不断有人做着“芝麻，开门”的美梦，希望有朝一日，《红楼梦》的谜底揭开，像阿里巴巴四十大盗那间藏宝库一样，突然开启。每个强盗献出散落的一回，加在一起，正好后四十回，向这位打开门的红学家捧过来。
这当然是笑话，然而当今社会，做这种梦的人竟有愈来愈甚之势，种种奇谈怪论，到了像马道婆那样念念有词、弄神装鬼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雪芹先生地下有知，他究竟是应该为吾道不孤感到高兴呢，还是为后人的这种梦魇行止而觉得悲哀呢？
“功夫在书外”，这是从有《红楼梦》研究起的一条歧路，一条永远走不到头的路，也是离《红楼梦》文本越走越远的路。
我们仔细回想红学研究中的几个大热门，诸如索隐派和自传说，脂评本和线索探秘，程甲本和程乙本，曹雪芹身世和生卒年考，江宁织造和李煦家族，敦诚敦敏兄弟和香山，辽阳包衣和丰润曹氏，曹雪芹著作和手迹，西山故居和通县张家湾墓碑等等，都和《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无太大的关联。即或是秦可卿天香楼的疑窦，贾宝玉与史湘云的结合，怡红院夜宴座次排列的推算，《风月宝鉴》与《石头记》的残迹，两套年龄体系的谬误，列藏本、蒙古王府本的差异，八十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脱榫……也与作家“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高度艺术成就，无直接的干系。但所有红学家仍孜孜不倦地发掘，希望挖出一个金元宝来，无不乘兴而来，扫兴而去；或者，从此在红学迷宫里走不出来，一直到死拉倒。
法老的诅咒，所以挡不住掘墓者的脚步，因为那位卡塔博士，可能出于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毅然走进墓穴去的；至于卡那蓬公爵，那位富翁，恐怕是被陵墓中的稀世宝藏将欲望之火点燃，才义无返顾向前的。那么，涉足红学领域里的各色人等，被承认为家也罢，不被承认为家也罢，好像他们投入的目的性，也不外乎博士式的，公爵式的，或这两者兼而有之。
卡那蓬公爵在得到罕见的法老那黄金面罩后不久，只是被小小的蚊子叮了一口（在埃及，这简直是太寻常的事情），可他却为此送了命。临终时，他不停地呼喊着法老的名字，在一种异常痛苦的折磨中，离开他的财富而逝。在红学的天地里，固然有许多博士式的研究者，但更多的红学家、准红学家、狗屁红学家，是属于左道旁门、哗众取宠、制假作伪、欺世盗名之流，最后无不以贻笑世人而告终。
这也不必奇怪，在这个世界上，凡伟大的，无论是人是物，总有其自身魅力，如磁铁吸引着所有的关注者，他们像飞蛾扑火似的投身其中。至于想得到什么，那就人各有异了。如果从最早如袁枚这样的大文人，也兴致勃勃地附会过小说中的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还有一位俞樾，也对此书的创作背景作过推测的情况来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红楼梦》一经问世，即不胫而走，而且立刻被有识者把它与那些庸俗的才子佳人小说区别开来，另眼相看。
一位有钱有势的阔佬，绝不会以有一个三轮车夫的表兄为荣的，等级差别的严酷无情，使他只有这个选择。同样，一位大文人，也不会与不入流的文坛小虫子平起平坐，由于等量级的悬殊，也难坐在一起。袁枚、俞樾，何等人也，都是江南文坛的领袖人物，雅文学的大师，能够附丽于这部当时怎么说也是俗文学的《红楼梦》，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说得好听一点，这些大文人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有价值的俗书，比附不至于玷污自己的名声。说得不那么好听，也许他们看出这部书比起自己的诗文，会更加不朽些，难免有一点沾光的想法吧？
所以，按照价值规律，资本总是朝获利较丰的地区流去，恐怕是很多人挤进红学队伍的原因。《红楼梦》成了文坛一块名利场，即使大家巨匠，也免不了这点俗念。于是，埃及法老的诅咒，是挡不住这些想得到什么的探险家的。
道光年间，有个叫孙桐生的文人，别出心裁，倡贾宝玉即明珠之子纳兰容若、贾雨村即高江村之说，大概是第一位索隐派。如果说，此前的评点诸家，如王希廉、姚燮、张新之、诸联等，也算是红学一派的话，还能就文论文，阐发己见，至少离书不至太远。此风一开，小说本身只是一个载体，琢磨的尽是文外之意，《红楼梦》便成为拆字先生手下的俎上肉，可以随意地大卸八块了。接着，王梦阮、孙瓶庵、蔡元培、邓狂言，将索隐推向极致。除了将明珠之门的文人幕客如姜宸英、严绳孙、陈维崧索隐成十二钗的纳兰性德家事说外，又有更邪乎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到了蔡元培，更创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红楼梦》成为一部反满的民族主义作品。想像力的过分张扬，便定有违背最起码情理的悖谬，而且还执迷不悟，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红学至此，不堪言状，曹雪芹肯定是欲哭无泪，惟有摇头不迭了。
这些人，除了蔡元培先生有其自身的辉煌外，其他索隐诸公，还真是亏了他们的索隐，附骥于这棵大树上，才使后人在谈论红学时，偶尔提到他们的尊姓大名，否则，早湮没无闻了。
1927年，胡适之先生发现了脂评本八十回《石头记》后，俞平伯先生又作《红楼梦考证》一书，予以发扬，索隐之风寝息，自传之说昌炽。曹雪芹个人仍是个不解之谜，几乎没有什么发现，即使“发现”一些什么，也都形迹可疑。但与曹雪芹有关的曹氏家庭的资料，卷帙浩繁，如同山积。于是，自传说的求证认知，就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一直到80年代。六十年间，虽然有派别之争、观点之异、门户之见、真伪之辨，但在贾宝玉即曹雪芹，红学即曹学的这一立足点上，大家是认同的。沸沸扬扬大半个世纪的红学，就被自传派牵着鼻子，离《红楼梦》一书，走得更远了。
当年批评索隐派，是持自传说的红学家们。但他们一定把《红楼梦》里故事、人物，与曹氏家庭的成员、史实对榫起来，不厌其烦地钩沉史料，不无牵强地排列组合，只言片语地引证求解，弃本逐末地钻牛角尖。其实，这也是一种索隐。虽然，从生活体验到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来看，自传说比早期的索隐派，有一点进步，但自传说红学家，将作家的创作简单地理解为一位乡村照相师的工作，实在是给我们敬重的曹雪芹大师抹黑的。
如果他只是一个生活的记录员的话，还有什么伟大可言？那么伟大的应该是江宁织造那一家，他家恰巧发生了这些变故，而且又恰巧有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又恰巧有那么多的悲欢离合，又恰巧被一个叫雪芹的曹氏子弟亲身经历，并且记在脑海里……这种将生活和文学的关系，看成是机械反映的、不变的、照搬的，只要按一下开关，如同宝丽来即拍即显的关系。如此将文学创作简单化的说法，甚至比老索隐派还不如。至少，老索隐派还承认曹雪芹有编“隐”的才华，这才使他们有索隐的可能。
六十年间，中国乃至世界，到底有多少人在从事红学研究，恐怕是无法统计出来的。在西山脚下，赊酒啜粥的曹雪芹，想不到他自己混到填不饱肚子的地步，但却能给后世人提供这么多饭碗，这么多挣稿费的机会。包括正在写这篇《法老的诅咒》文章的我，也在吃曹雪芹，不知这位大师在九泉下作何感想？
脂评本八十回《石头记》的发现，这个发现过程，至今讳莫如深。但这个发现给红学研究注入了活力，脂砚斋、畸笏叟、梅溪、棠村、立松轩、松斋等人的批语，像图坦卡蒙王陵墓穴之门，出现了一丝缝隙那样，似乎看到了《红楼梦》这座宝库大门，马上就要打开了。
新红学家在扫清索隐派的望风扑影、牵强附会的政治化解析，把《红楼梦》与纳兰性德、清世祖、康熙帝划清界限，歧途知返，对读者起到了好的作用。但他们对已经在市场上流通，并已被广大读者认可的一百二十回程伟元、高鹗版本，去伪存真，力图恢复本来面貌的努力，却是做得过头了一些。
老实说，要不是脂砚斋本的发现，高鹗是不会露马脚的。清末民初的红学家，谁不是被他结结实实地蒙在鼓里，而且，嗣后又不知有多少狗尾续貂者，无不败下阵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这位兰墅先生。他续编的四十回，已和前八十回原作联成整体，密不可分，为世所公认，谁也无法拆开。
如果说，高鹗是曹雪芹先生的最佳“拍档”，也许比较准确。自古迄今，除他以外，谁能具有他的这份才情和勇气，续出这说不上天衣无缝，但也足以遮人耳目的后四十回呢？这也是使脂砚斋本发现前的所有红学家，都受到了愚弄，一悟之后，才对后四十回这个骗局忿忿然吧？
因为他和程伟元合作，把曹雪芹大概未写完，或写得差不多，但后半部尚散失着的《红楼梦》，按他自己的想法，或许按曹雪芹的原意，有增有删，或改或动，弄出来一部半真半假的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可把读者，尤其那些红学家，足足蒙骗了一个多世纪。直到胡适发现了脂砚斋评八十回本《石头记》，行里人才明白上了高鹗一个大当，因为居然没有人能够早早识破他续编的把戏。
于是，那些怀有洁癖的红学家，一定要把高鹗的续书部分，从《红楼梦》中剔抉出来，一分为二。然而，努力了半天，老百姓，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读者，硬是合二而一，把这两部分视为一体。
因此，红学家们对高鹗说好话者不多。据说，图坦卡蒙王陵发掘者之一，那位哈瓦德·卡塔博士，是1939年才去世的，享年六十六岁。也许，他只是从考古学的角度，侵犯了法老的神圣，才未受到惩罚吧？那么，高鹗只是遗憾这部脍炙人口的书，“无全璧，无定本”，“以波斯奴见宝之幸，遂襄其役”的心情，来做这件事，所以，他得到“读者”和“时间”这两位文学的最高评判的认可。
应该看到，高鹗实在是很了不起的，若无后四十回的续书，也无今日《红楼梦》完整的辉煌。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就是合理的。它存在于读者心目中，它就是合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虽然根据脂砚斋言之凿凿的提示，知道书中一些人物命运的最后结局，和高鹗续的满不是一回事，但老百姓并不在乎那些纰漏。一出《哭林》，赚了多少痴男怨女的眼泪啊！所以，他享受这部杰作的三分之一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脂批所提示的线索，总是使红学家，或红学爱好者心痒难禁，于是就有了20世纪80年代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实验，这可以视作脂砚斋第一次正式出台，也无妨说是高鹗和脂砚斋主人的正面较量。结果，高鹗被重新认识和理解，脂评却多多少少失却了昔日的光辉。
脂评的最好状态，应是永远即将揭晓的谜，留给红学家无限遐想、思索和脑海中不必求真求全的再度创作。这种扑朔迷离的朦胧境界、虚幻画面，本是一种个人阅读时的美的享受。现在，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逐一地将虚变实，将淡化浓，将暧昧状态明朗，将虚渺意境澄清。于是，曾经是意境中诗意盎然的艺术再创造，成了屏幕上干瘪苍白的真实。所以，看景不如听景，一经落实，便面貌全非了。
按说，脂评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脂砚斋主人直接介入曹雪芹的《红楼梦》创作过程，改编者以为根据脂评来写出全然一新的结局，必操胜券。孰不知脂评只是给改编者提供了线索，并未提供为表现这些线索所必须的生活细节。因为终究是二百年前发生的事情，对于改编者来说，无论怎样努力，也太遥远和陌生了。
但高鹗不存在这个问题。尽管他“闲且惫矣”，尽管他“心志未灰”，尽管他写的后四十回不“全合前文”，“有违雪芹原旨”，但不可否认，这后四十回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是和曹雪芹相距并不很远的生活。“红楼”非“梦”，“红楼”乃是生活。高鹗有信心续书，他的优势就在于他拥有生活。他比以后的任何一位续书者，比电视剧的改编者，更接近曹雪芹，他续书的时间，大约是曹雪芹死后二十八年，基本上属于同时代人，这是别人所不能拥有的优势。
因此，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得窥法老王陵内部宝藏的红学家。幸乎不幸，罪乎不罪？也就只有天知道了。
多少续作《红楼梦》的人，敢在曹雪芹的人物画廊里，增添自己创造出来的角色？高鹗的李十儿并不比改做门子的小沙弥弱到哪里去。他写贾政在官场斗争中的一无所措，一筹莫展的狼狈和那个社会的众生相，也是有声有色入木三分的。而改编者，在二百年后的今天，即使占有更丰富的史料，能有高鹗对那个时代的真情实感的生活体验么？
高鹗续书四十回，所以能与前八十回合二而一，流传至今，除了他的才情，除了他“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外，着实是因为他有充分驾驭生活的雄厚基础，从容写来，得心应手。所以，“自君之出矣”，便断绝了后来人“奋起而补订圆满之”努力，包括电视连续剧想企图恢复曹雪芹原意的尝试，也未能奏效。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合璧的牢固性已不可摇撼。除了红学家外，一般读者从来把这两部分，看成是“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应异同”的。绝大多数人读《红楼梦》并不存心挑高鹗的碴，而是求得审美意义的享受，和对那个封建社会的认识。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讲过：“续作及翻案者即奋起，各竭智巧，使之团圆，久之，乃渐兴尽，盖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书。然其余波，则所被尚广远，惟常人之家，人数鲜少，事故无多，纵有波澜，亦不适于《红楼梦》笔意，故遂一变，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由此可见，尝试解《红楼梦》的我们国土上的卡那蓬公爵和卡塔博士，是早已有之的。然而，他们都碰了一鼻子灰，都悄然而去。
这部按脂评线索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自然有一探法老宝藏的胆略，也实现了某些红学家多年的向往，但由于大悖于广大观众业已铸定的对于《红楼梦》的看法，而无任何回应，甚至觉得滑稽可笑。对脂评式的结局众说纷纭，不以为然，说明这种尝试的碰壁，也更进一步印证曹雪芹的预言，“谁解其中味”的“谁解”二字，大有深意存焉！至于时下在商业大潮下的红学，已经是生意经，是卖野人头的仙人跳，是不值一哂的杂耍，是荒诞不经的怪物，离真正意义的红学相去甚远，根本不值一提了。他们甚至连法老的王陵，大致在哪个方位还懵懂着呢！
因此，正儿八经的红学，什么时候把功夫从书外移转到书本身上来，也许“把此一玩，不但是洗旧翻新，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不更去谋虚逐妄了”，说不定倒是别开生路呢！
石头就此问过一句话：“我师以为如何？”若用来问我们大家，不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