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适宜溜达的季节，虽然是冬天，风里却夹着丝丝暖意，我拖着一双很不合脚的红色大拖鞋随风惬意地溜达着，那是福利院里病逝的姐姐穿过的，因为条件的问题，我们穿戴的都是一季一季传下来的，红色大拖鞋是我带着对姐姐的深切留恋与不舍保留着，即使不合适，也时时穿着它。

一个人既然生下来了，就该好好地活着。这是我在十岁的时候悟出的大道理。

我叫小左，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打从娘胎里出来十个年头以来就这么恍恍惚惚地活着，只是听福利院里其他的伙伴们这样叫我。十岁的我已经开始想着一些不符合这个年龄的事，我并没有强烈的欲望想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我的父母是什么样子，他们是生是死，这些我都不好奇，打从我能开始想事情的时候，我就琢磨透彻了，既然他们决定遗弃我并付诸行动，我也没必要再纠缠不休。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欠他们一个人情，我不喜欢亏欠别人，别人给我一颗糖果，我不会轻易接受，即使偶尔禁不住诱惑，也会尽快加量奉还。为了报答他们生下我的恩情，就这样成全他们的人生计划作为一场异性质不平等交易也甚是一件划算的事。

之前提到的死去的姐姐，我通常叫她玲姐姐，她还留给了我另外一个遗物，一个切实存在的身份。玲姐姐比我年长三岁，之所以说那双红色大拖鞋不适合我的脚，是因为玲姐姐的个头也比我高出了一大截，而我恰巧是偏于瘦小的身形，自然更显出反差。玲姐姐是缘于父母亡故才被送来福利院，相较于我来说玲姐姐还算得上幸运，起码她是个有身份的人，至于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与否是可有可无的，即使死去，国家乃至世界的人口数量也不会少一个。然而幸运的玲姐姐并没有一直幸运下去。

“小左，玲姐姐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就把我自认为唯一的有价值的东西留给你吧！直到你找回自己的身份，那时你可以随意处置。” 当时玲姐姐是这么跟我说的，俨然我没有明白她的意思，直到她瘦弱的身躯被盖在洁白的床单下平稳地抬出了她的小屋。

我随后走进了玲姐姐的房间，那是一间坐落在集体宿舍左后侧的单间小瓦房，如同乡村普通家庭搭建在屋后的猪圈，竟也就是所谓的自以为是个伟大的慈善家怀揣着一颗虚有其表的仁慈之心赏赐给玲姐姐在世界上的最后一段时光的高质量生活水平。晃眼望去有着瓦屋的角落里笼罩着一层层荒凉的气息。窄小的屋子里依然很黑暗，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收拾得平平整整，唯一的一张木头架子床上光秃秃的，没有干净的凉席和铺的平整的毯子，估计是和着玲姐姐冰冷僵硬的躯体一起被移出去了。屋子里唯一的一缕光亮是从高高悬起的红色漆木窗上投射进来的，窗的正下方摆着一张木桌和一把椅子，椅子被推进了桌子底下，整个房间没有留下任何她的痕迹。

“小左，你进来这里做什么？这里是死过人的地方，我应该找一把结实的长头锁把它锁上，以免你们这些小人精擅自闯进来搅了安息在这里的幽灵的清梦。”假慈善家仅对死去的人把持着些微尊敬，或者更贴切地说是敬畏。她对活着的人大体没有使过多少好眼色，无非是害怕死去的鬼魂会回来招惹是非，便携着一份惧怕的敬畏。翌日，她对自己的话付诸了行动，那是一把晃亮的长头锁，我踮起脚伸手扯了扯，着实结实。

她就是福利院的院长，偶尔会听到来福利院取我们做好的手工货的老板们称她阮太太，至于是她丈夫的姓氏还是她本人的，我不甚清楚。阮太太体态臃肿，大概四十岁左右，上天赐予了她一双超乎常人的深陷在眼窝里的大眼睛，阮太太喜欢把它们瞪得如同愤怒的牛眼一样摄人心魄，福利院里的孩子们都深深地畏惧着那双眼睛。她是个专制的独裁者，因为她掌控着整个爱喜福利院，我们都是被迫寄存在她爪牙下的流浪者。为了更好地管教她口中所谓的我们这些小人精，她雇了两名教师，一个是操着北方口音的二十五六岁的姑娘，长相还算清秀，透着北方人的一股淳朴的气息，我们称她梅子老师，另一个不甚清楚，大概是隶属南方人，一个喜欢巴结阮太太的中年妇女，我们只礼貌性得喊她薛老师。后来听前者提起过，阮太太给的工资少得可怜，她是因为喜欢孩子们才会志愿留下来，阮太太对她很不好，甚至比起我们还要差，我和伙伴们都用尊敬的眼光看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