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从20年代到30年代，在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下，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文学作品中所诉求的性苦闷性压抑，上升到人性的层面，祈望灵与肉的结合，传递出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但20世纪后半叶的前30年中，文学形态却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在革命和理想的狂热中，爱与性逐渐退出文学，政治铁幕隔绝并封锁了一切私人情感，到了“文革”，不仅任何带有“性”气息的文字都已消灭干净，就连“爱情”在文学中都是讳莫如深了。

20世纪最后20年，历史总算不情愿地清了一笔账，这笔账是在20年间，一点一点归还的，其中包含着文化的正本清源。当代文学也从试探到进攻到跨越禁区，一步步索还了它原本的真实性、自由的艺术个性和形式的多样性。文学永恒的主题——“爱”以及由此派生的“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重视被钟情被不厌其烦地反复操练。文学是人学，人皆有性或兼爱。有一种近于极端的说法：内地文学在20年间的改观和发展，其中万不可忽略的方面，则是文学中“性”的入侵。甚至，“爱”与“性”在文学中的复归和深化，可以看作社会改革开放之路的标尺。

1978年—1979年，一些中短篇小说率先冲破了这道封锁线，重视寻找爱的权利和位置。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多数沉重反思历史的作品，都在批判中夹上了浪漫的爱情故事，可称作“爱情三明治”。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爱情只能有一种固定的传统模式——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描述了一段铭心难忘的婚外情，尽管男女主人公仍局限于传统的柏拉图之恋，还是遭到了批评界的严厉诘难；本人的中篇小说《北极光》，只因未婚的女主人公对于自己的理想中人，有过三次纯真的选择比较，也被报界作为一种道德的歧途而多次连篇累牍地批判。不过，对于异类爱情故事的排斥和抵触并未持续很久，很快，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含量急剧增大，那些试图讲述纯粹“情爱”故事的言情小说开始崭露头角，以严肃的或羞涩的面貌迅速蔓延。在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爱情小说中，“性”开始以隐蔽的含蓄的方式悄悄出现了。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小城之恋》为代表的“三恋”等等，都曾在一段时间内掀起轩然大波。“性”开始理直气壮登堂入室，不仅报刊评论众说纷纭，就连业内人士尤其是老一代作家，包括一些资深女作家，也无法接纳容忍。然而，“性”比“爱”更具攻击力和征服欲，涉猎情爱婚姻的作品不仅未有收敛，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到了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的大幅度开放恰恰为作家的文学情感提供了湿润的土壤。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文学中的性爱描写已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其中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中，都以极其重要的篇幅和位置，表现了中国人半个世纪来被荒疏被阉割了的情欲和性爱。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更年轻一代如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的作品中，个人情感和生命体验上升到主体地位，从此改变了“爱情三明治”的模式，而成为纯浓的私人苦咖啡。

回顾20年循序渐进的当代小说发展路径，可以清楚地看到爱与性之间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及其在文化内涵和思想层面的深度进取。直到20世纪末，中国内地的许多作家才无奈地承认，多年来躲藏在“爱”的帷幕之后的“性”，是人生苦乐和复杂人性的极致，是生命的巅峰体验。无“性”的人是不健全不完整的人，无“性”的文学是单面的畸形的虚假的文学。“爱”与“性”是一具无法切割的整体，探究无“爱”的性和无“性”的爱，将有助于我们寻找人类痛苦的根源。我们终于有勇气大声说：文学中表现“性”不是丑恶不是淫秽不是罪过，而是文化是美学是尊严。

这对于海外作家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内地的作家在100年里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在世纪末临近的时候，终于依山傍水安营扎寨。

于是今天以及今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能不能表现“爱”与“性”，而是如何表现“爱”与“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内地的文化市场逐渐形成。一般来说，市场是由需求决定的，而人的需求是由当下的人的生存方式、生活观念和文化底蕴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供给。因此，在那个盲目无序、混乱嘈杂的市场上，情况突然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在一个昔日谈“性”色变的所谓正人君子的国度，重心骤然倾斜，似乎是为了对大众被囚禁锁闭太久的“性”趣作出某种补偿，“性”文化很快成为市场的抢手商品，如开闸的洪水铺天盖地而来。一时间书市充斥着格调低下、粗糙污浊的庸俗读物，以取悦大众的性饥渴和性迷惘。在这个处处遗留着落后的封建习俗、由知识和文明程度普遍低下的市民、农民、打工者和暴发户等阅读主体混合而成、建立在贫瘠单一的文化基础上的不成熟市场，被商业时代的利润原则所驱动，炮制出大量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为文学的流行书刊。在这些色情小说中，“爱”与“性”是分离的，无“性”不成书，无“性”不赚钱，“爱情”只不过是一块金字招牌或是诱饵，“性”已无可奈何地沦为娱乐和消费的商品。无论在“爱”或是“性”中，我们嗅到的都是金钱的气息。在这个由大量男性读者为主体的市场需求背后，女性对于“爱”和“性”的需求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需求若是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加以实现，则为无效需求。在一个长期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里，丧失了经济权利和自我意识的女性，在流行的商业文化消费中，始终处于边缘状态。

那么，文学的情形又是如何呢？超然于低俗的大众文化之上的纯文学作品，显然希望与此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然而，文学必定是社会的产物，是作家个人情感和思维的创造物，当作家们脱下衣衫赤裸裸“涉入”爱河时，一不小心露出臀后的尾巴。令人不能乐观的是，文学历经20年的辛勤耕耘，收获的果实上仍然保留了根深蒂固的男性文化和小农意识的“残余农药”。在一些来自乡村的男作家的作品中，满怀对女性的玩赏心态，女人依然是“性”的代词，是提供肉体慰安或心灵慰安的对象物，是履行“性服务”的工具。在男性书写中，女人被塑造成千古不变的淫荡性感尤物、祸水或弱者，女人仍被固定安放在被审视被选择被奴役的位置。他们对乡村的女人抛洒同情之泪或赞美之音，因为传统的女人寄托并维持着他们对封建文化的眷恋；他们排斥或贬损城市的知识妇女，因为独立的城市女人正在毁坏多年来他们为女人构筑的囚笼。纵观历史，“男性本位的文化为女人创造出两种文化境遇：一种是被‘包裹’——身体的包裹，如束胸、缠足、贞节带、非洲的阴部缝合术，还有行为规范和心理情感的严密约束等等，全方位展示了男性将女性之‘性’作为私有财产的占有欲。另一种是‘剥离’——女性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外衣被男权之手一层一层剥离，到最后只剩下了一个赤裸裸的身体。”而“包裹”和“剥离”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功用，“包裹”是为了把女人造成符合社会标准的商品以供出售，而“剥离”的目的则是为了尽情地享受这一商品的价值。在这种深厚的男权文化积淀下，我们何从奢望男性文学能够自脱窠臼——他们乐此不疲地用文学包裹女性再剥离女性，创造属于男性的“性文学”，然后供男性欣赏享用。在这些作品中，男性是一切性爱活动的主宰和中心，爱情成为被男性之“性”噬朽了的空壳、一座被架空的云中楼阁。

流行的大众文化中恣意肆行的俗“性”，与所谓的精英文化中男性立场下不经意泄露的雅“性”，是当下文化现状中的两极，两者遥相呼应，夹击着、围困着寻求身心解放的今日女性。

所幸的是，活跃在当下图书市场的许多女性作家，已逐渐走出被传统文化框定的误区，正在用她们的笔“重振河山”，彻底打破了文学中“爱”与“性”的千年陈规，用女性独特的视角和立场，以女性的叙事方式和女性话语，以女性的审美意识观照人生，创造着完全不同于以往男性作家的“性”文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了主动意识的女性文本，改变着男性本位文化中心视角的“他者”位置，呈现出女性主体在“我者”上的立场。无论是从对理想双性世界的积极想像与建构，还是从两性对峙状态的惨烈写真与破坏，都表明了“我者”主体对外部世界的“指控”。长期以来被男性文本为中心的文化意识所有意或无意掩饰、抹杀、轻视的，属于女性最隐蔽的体验和感受，开始被女性文本揭晓，女人所担当的性爱角色，富有自然性主动性选择性，因而带有了反文化反社会的意味。她们用自己的身体讲述那些曾经隐藏于光明之下的黑暗，不再成为异性文化谋略下无辜的受害者。与此同时，针对女性解放自身的欲望，女性文本开始转向了对“我者”内部世界的“自省式”的理性透视，思考传统的两性关系面临着怎样的危机状态，以及如何在即将崩溃的旧秩序和蜕变的阵痛中寻找自己的新定位。

在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作家笔下，她们所创造的女性形象，与以往的文学作品中那些总在等待他人取舍的女性人物，有了本质的变化。她们不再书写那种永无出头之日的异性爱精神迷惘之战，而是对一切既定文化思维下的成规与想像，进行全方位的质疑与颠覆，以至发出了“不谈爱情”的叫喊。例如池莉的《绿水长流》，张欣的《爱又如何》，对经典的爱情神话中的虚幻性进行了无情的挑衅和嘲弄。这些几乎有些矫枉过正的女性文本，对于解构父权文化中二元对立项的思维模式，对于消解二元差异式性爱的女性角色品质，无疑有着进步的历史意义。然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爱”与“性”始终是难舍难分又若即若离的，它们时时呈分裂状态，又常常向往重叠与聚合。有爱的性和有性的爱，永远都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举一个也许并非恰当的例子，即便是在动物的交媾行为中，双方也仍是有选择地寻找自己喜爱的他者；古代三宫六院的皇上，也曾“三千宠爱在一身”。无论低级还是高级动物，天性和自然性都驱使它（他）们寻觅并喜爱自己所中意的异性。所以，放弃爱情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反抗形式，是不得已的退缩和逃避。文学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它从人性的本质和真实出发，坚守自己所确认的价值标准。对女性文学而言，她将以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去渗透女性心灵，进而逐渐影响和改造男性。当女性具有足够的实力去与男性平等竞争的时候，女性意识将转化为有效需求并进入主流文化。

内地学者李小江教授，在新近出版的论著《解读女人》一书中指出：人自身的尊严感和对他人是否尊重，都会在性关系中充分体现出来——性，其实是人格的一面镜子。

事实上，在大多数女作家笔下，对于性心理、性意识、性感受的解构和分析，往往重于对性行为过程的直接描述，她们更注重“性”事中的双方所传递所赋予的爱意。“性”对于女作家来说，是爱情的升华，是人格平等的互动，它被寄予精神的厚望，甚至，性活动被视为女性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

我在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情爱画廊》一书中，尝试以女性的审美价值观来写“性”。我认为被爱所激发所驱动的情欲和“性”行为，两情相悦所创造的欢娱和快感，是生命中最美好最壮丽的时刻之一，是超然于实利和世俗之上的一种高尚境界。我表现爱与性的同步，正是为了抵抗低俗的性爱观流行泛滥的浊流。书中的女主人公大胆冲破了原来所扮演的贤妻良母的规定性角色，与一位她喜欢的年轻艺术家发生了性爱，在她被爱所唤起的情欲和性爱高潮中，她第一次体验到身心融合灵肉一体的性爱是如此美妙。她身体的美只有在成为自己精神象征的前提下才是有价值的。为了彻底摈弃父权历史强加给女性的文化遗传，女主人公舍弃了原有的家庭，离开了女儿，对母亲“生育”角色进行了无奈的反叛。在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母亲观”和她的“自我观”发生了猛烈的冲突，亲密无间的母女关系不再构成文化意义上的承继关系，而是悖离、是中断，进而分崩离析。我希望能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女性美的形象，这不是被男性本位文化异化了的女人味，而是在一种开放的生活形态中，重新苏醒过来的那部分被压抑的女性意识。

文化是被历史和人塑造出来的，20世纪“爱”与“性”的观念震荡，有助于社会的细胞更新和基因修复。现代女性将在思考和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融入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我相信，两性关系平等与和谐的未来文化正在被重新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