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是王蒙写作史上又一次大获丰收的季节。

从1993年到2000年，王蒙在7年中，出版了4部长篇——已被我们熟知的“季节”系列。作者在几十年中厚重的人生积淀、魂思梦绕的万千思绪，以何等旺盛蓬勃的创作力，气势磅礴地一泻千里而来。一季一季的年华似水，一年一年的季节更替，酷暑严冬淫雨寒霜，风云突变冷暖自知。在那些诡谲离奇、斑驳多姿的“四季”风光里，我们一口气阅尽了共和国30年的历史。

“季节”系列借用4个不同季节形象的隐喻和象征，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分子从理想主义的“热恋”状态，至遭遇1957年惨祸的“失态”境地、由60年代初的“踌躇满志”抑或“踌躇不前”（绝妙双关语），至“文革”时期“狂欢”下的挣扎、等待、绝望的复杂生存状况，抽象成具有历史阶段属性的理念。“四季系列”是一次宏大叙事的成功操练，构筑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精神演变的心灵史。

在浩繁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季节”系列被称为“心灵史”，应是当之无愧的。跟随四卷大书一路趔趄而下，书页在翻动时，常常感到似有作者按捺不住的突突心跳，从烙在纸上的黑字中一下一下地蹦出来。我感受着那颗曾经年轻火热而滚烫的心，在温煦的春季里陶醉——心酥了，甜蜜忘形，短暂的幸福；然后在溽热的暑夜中煎熬——心悸早搏并有些迷茫，轻微的疼痛继而持续性心绞痛；再往后是在萧瑟的秋风中昏迷——心累了，一点点冷却下去，麻木疲惫，眼看将心力衰竭，却终于被一台心脏起搏器强击，在冬季凄凉的雪地上猛然清醒。但活过来的心却留下了长久的隐痛。每一次疼痛的发作都像在不断叩问：为什么？明明是一个个不同的人，到后来为什么都好像怀揣着一颗同一模子铸就的心脏？而明明是人所应拥有的良心，为什么却被很多人遗失丢弃……

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创伤、残缺、修复、重生的苦难历程。在作者那颗终于冷静（而非冷漠）而依然火热（不再是热恋而是无法摆脱的“婚姻”责任）的心灵中，蕴藏着胆魄、智慧以及审视自我的巨大勇气，表现出王蒙对百年中国命运寻根溯源的思考。

在那些以来自心灵深处的追问与查验作为全书内在的隐性线索被设伏之后，小说通常需要编织的故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不是被情节牵拽着前行，而是与钱文的心理演变并行。可曾有过这样一部大书，把不同“季节”中人的“季节心情”，梳理、整合得如此跌宕起伏、如此透彻入里、如此淋漓尽致？当一个人所有的心事心情心绪心愿心病心结，都被季风季雨搅动、驱赶、活跃起来，季节中的人便连接成了文学化的历史。

在这里，“季节”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节气，而是一种历史时段，是社会停滞、倒退以及发展的节律，是人被不断变异的现实所束缚框定的实态。在《狂欢的季节》中，作者曾有过如下的描述：

时间和季节永远不可能是单纯诅咒的对象。它不但是一页历史，一批文件和一种政策记录，更是你逝去的光阴，是永远更年轻更迷人的年华，是你的生命的永不再的刻骨铭心的一部分。它和一切旧事旧日一样，属于你的记忆你的心情你的秘密你的诗篇……没有它就不是你或不完全是你……它永远忧伤永远快乐永远荒唐永远悲戚而又甜蜜。

“季节”就这样拥有了个人生命的属性。

然而，对于一部史诗式的鸿篇巨著，阅读与解析常常是困难的，更有难以把握的惶恐。我更愿就其中最近出版的《狂欢的季节》，谈一点个人感受。

这是“四季系列”中一部尤其重要和独特的作品。王蒙笔下的人物无可回避地踏入了“文革”时期。对于许多中年以上年龄段的作家来说，深度表现“文革”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目标但同时又是一个难以达到的高度，因而“文革”至今仍是一个艰难的话题。《狂欢的季节》以王蒙独有的才智挑战“文革”，并做出了具有创造性的文学贡献。

《狂欢的季节》所独创的“狂欢体”书写，使王蒙一贯拥有的激情式语言得以实施。在这部作品中，王蒙的语言风格得到近乎极致的发挥，他使用大量带有“狂躁”性的叙述语言，汹涌的排句、错乱的思绪、荒诞的比喻、炸弹式的警言，以及作为时代标记不断重新组合反复出现的口号和标语，均以高强度的阅读视觉冲击，营造出一种迷狂邪恶怪异的“文革场”。狂欢的语言气场笼罩了狂欢的季节，从中蒸馏出作者面对“狂欢”清醒思考的种种妙语格言，从而揭示出“狂欢”的非理性本质。

《狂欢的季节》用不同以往的视角，叙述了一个右派分子在“文革”期间的心理历程。钱文早已远离社会中心，处于时代激流和漩涡的边缘，这种边缘状态使小说人物获得了洞观“文革”的距离感。他始终在被动的驱逐中迁徙，不得不一次次逃离和躲避，只有在心灵深处，仍保存着对国家命运固执的关注，并时时滋生出剧烈的痛感。他更像是一个民间观察家，窥视并思考着周围疯狂的人和事。窥视与逃离，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真实姿态。小说的最后部分，钱文面临选择，他似乎有机会“介入”“文革”式写作，从而实现自己仅仅是企盼写作这一本真的欲望。但钱文最终拒绝了“合作”（投靠），宁愿孤寂无望地继续守护自己的良知。“文革”中的知识分子面对“价值实现”诱惑来临时的矛盾游移心态，带有自我拷问灵魂的色彩，是小说中最具人性深度的部分。

《狂欢的季节》的架构一如王蒙多年的创作习性，采用多种现代小说技法。钱文和“他人”的故事，始终交叉交织交汇。“我”和“他们”一直在进行实地的和心灵的纠缠比照，以“我”为中轴，渐次放射开去，再收回至“我”，呈现出一种复杂而从容的伞状结构。即使钱文的边疆再偏僻，“文革”的景观也能照收眼底；“文革”的人事变迁再狂乱，由于分散的伞骨有序地架设在钱文这根伞柄上，无论收或是放都游刃有余了。

在这种结构的设置下，另一条情绪的潜线也在蜿蜒行进，双管齐下——与“狂欢”的气氛相对应的，是“残酷”和“凄惶”。尚在钱文离开北京去往边疆的路途上，他和家人所喜爱的金鱼就死掉了，然后是猫，再以后是鸡，在他寂寞的生活中给予他安慰和希望的小动物，无一例外地通通死去，接连不断地向读者传递着无情的死亡气息。“季节”与“自然”逐渐背离，死亡与狂欢、生命与毁灭，构成悲剧意味和闹剧噪音之间的极度不协调和对立。所有的动物都死了，主人公连这样弱小的动物都无力养护，何谈自身。但钱文仍不甘心，他本能地追求世俗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钱文和妻子试做奶油炸糕、酿制酸奶、喝酒抽烟、回北京吃烤鸭等等，企图在平凡和日常的生活琐事中获得普通人的满足。这种细微而可怜的欢乐同“文革”极度压抑人性的严酷现实，一次次构成强烈的反讽和落差，将知识分子的精神苦痛与无奈一层层揭示剥离。钱文在雪山下人工湖游泳的那一片断，是全书中最美丽最富诗意的描述之一。从阅读的节奏来说，每当叙事有可能偏向沉闷时，作者便及时地回到钱文的生活中来，钱文一过日子，“季节”中就有了生气有了人味有了情趣有了希望。这种软性的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所能采取的，极具代表性的抵制与反抗方式——在被现实包裹得越来越厚实坚硬的心茧之内，殷红的血液仍在流淌，它柔软鲜活，储藏着所有被压抑和贬损的情感，很久以后当尘埃落定，心壳一片片脱落，被保存完好的良知，终以巨大的力量一齐迸发出来。

一部心灵史，阅读的快感当来自于对心弦的准确叩击。

所以，是否可以认为，王蒙作品中的政治和革命，是感性的政治、人性化的政治、审美的政治。当历史所呈现的某些弊端至今仍在阻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行之路，王蒙“季节系列”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显得尤其珍贵。他的作品是对盛行一时并至今仍未得到清算的极端主义文化土壤，不倦的清理和改良。王蒙笔下新的“季节”很快又将到来，书中的主人公钱文后半生的命运，将是在重新开始的新春季风中，一边养护自己受损的心脏，一边不遗余力地在世上寻找更安全更先进甚至富有诗意的心脏搭桥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