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从描写海湾风情转移到平原上以后，我一直关注着农民和土地，创作了《九月还乡》《天壤》《冻土地带》《平原上的舞蹈》等十几个中篇小说，还要继续写下去。我国已经加入wto，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和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必然是新的，我想把每一篇小说的故事都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展开。新时期农村生活的变化是异常迅速的、复杂的、全方位的，这就要求作家从宏观上把握农村发展的总动向和总趋势，同时还要从微观上分析农民和土地上的具体事情，特别是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心灵上的冲击和命运上的起落。距离生活越近，就越难以把握，甚至被迷惑，很容易失去判断和把握能力。农村题材小说的经典摆在面前，曾使我深感今天小说创作资源的匮乏，想写好乡村小说就像农民增收一样艰难。然而也正因为难，我才不想离开这个阵地，毕竟中国有八亿农民，在今天的形势下，“三农”（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越来越急迫地摆在我们面前。农民可以不管文学，但是文学永远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今天的农民怎样个活法？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恐怕比过去更丰富了。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中，农民聚族而居，相依相帮，温馨而闲适。古老和谐的农家亲情，一直是我们这些离乡游子的精神慰藉。而市场经济对这个氛围的冲击和破坏，使乡村正在经历着一场从没有过的震荡。农民的命运沉浮及其心理变迁，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丰富、生动。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正孕育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有人提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我与大家一样有同感，就拿我挂职的唐海县来说，连续两年大旱，农民不仅没增收，还连年歉收，农民大量拥入城市打工，村里和乡里的各种税款，竟然要用打工挣来的钱交纳。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正在拉大差距，甚至达到或超出了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我的一个农村朋友，过去是个乡村诗人，他从城里打工回来，对我说：“大地给了我高贵的尊严，大地却让我吃不饱饭！”他用种麦子为例，说除了浇地之外，购化肥、买种子，耙、耕、犁、翻，哪样不花钱？这些下来，每亩地至少得摊上七八十块，再加上浇地钱，一亩地就得搭进二百三十块，可到头来一亩地产粮能卖多少钱呢？按亩产二百五十公斤小麦算，也就是三百来块！真是划不来啊！咱农民种了国家的地，理所当然就应该交纳公粮，而公粮还要和各种税款一块儿交，靠种庄稼谁交得起？前两年我爹和大哥家里，都是靠我接济着，用打工赚来的钱交的提留款！——我听后心里很是酸楚。

现在人们议论的焦点之一就有“三农”问题，可见这真是个大问题了。我国“入世”以后，农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当然机遇也跟着来了。可是就我国农村目前的状况来讲，农业将有很艰辛的路要走。我国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后，仍然是一家一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甲方不会改变。其实，国际上的农业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但是我们比国外少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农民合作组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都有。这个组织是中介机构，有了这个中介，市场上便只见粮食不见农民。我们不能忘记自己跟国外农民的差距。喊了好多年产业化，搞起来却步履维艰。眼下一家一户的家庭承包制，要跟国际上大农业的集团军竞争，等于蚊子撞大炮！但是，国际上的好经验我们为什么不学呢？这就是农民经纪人协会。有叫农协的，也有叫经纪公司的，还有叫合作社的，总之就是把松散的农民联合起来，逐步形成合力。比如阿根廷的拉马洛合作社，有一千五百名社员，社员多是拥有五十公顷以下土地的小农户，这与我们就接近了。合作社除了为农民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外，还提供抵押贷款和农作物种植建议，但仅供农民参考，绝不强买强卖，绝不兜售假冒伪劣产品。这个合作社有十五万吨的粮食储备能力，有自己的运粮码头，一年能为农民代理销售粮食二十八万吨。我在本书中对农民经纪人协会作了适度的描写。我们的这一组织刚刚诞生，将有二十或三十年的艰难历程要走，但是农业未来的前景是美好的。

任何个别现象都不能涵盖全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拿出任何一种典型都可以有另一种典型来否定它。比如说，目前农村的状况，便不应该掩盖未来产业农业的生机。但是，穷也罢，富也罢，这不是我们文学所应该解决的，我们也不能够解决。如果需要反映，也应该是新闻部门的事情。穷和富，都不能构成小说，小说是对这些生活体验和感悟之后产生的形象、故事和意境。我们河北冀东大平原时常被缥缥缈缈的雾所笼罩，在浓雾里触摸我们的土地，在浓雾里探寻父老乡亲的心灵，我感觉浓雾里的平原和人就有了文学需要的质感和味道。丰富的幻想爬满了春天的篱笆，可是收获的季节却姗姗来迟！

父老乡亲与多情深厚的土地一样，是永恒的主题，是我创作的源泉。看一个作家是否有力量，要看他从人民大众身上吸收了多少营养，看他与这个时代、民族精神生活有无深刻的联系。一个作家认识历史的深度，取决于精神视点的高度。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有人民立场？这个立场是不是能够真实记录农村改革二十余年的辉煌历程？

人民性为民族精神提供了深厚的基础。我们判断本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学的异同，关键是看这种文学反映了哪种民族精神。我们的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习俗、情趣、观念等等，这便蕴含着民族的独特精神。从这个视角反思我们的创作，是不是有脱离人民的现象呢？我想是有的。一次民间采风，使我深深感觉到这一点。尽管我现在挂职体验生活，可是很难像赵树理、柳青等文学前辈做得那样扎实。时代不同了，我们面临的诱惑太多。学习前辈的精神，才能把文学创作建立在人民与土地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之上。我们的土地上有无数真善美的故事，尽管不同时代的真善美变幻着不同的辞章，可我们的创作就是要根植于这种变化，将政治情怀融入文学具体的意象描绘之中，去创造瑰丽的文学景象。创作要冲破旧有模式，靠鲜活的生活之流，书写农民的命运史。我是农民的儿子，这是我心中一个永久的理想。

我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但我不是农业问题专家，不能为农民指出什么道路。而文学能够记录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起伏，并能引发人们对中国当代农民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文学的发展过程是对人、人性、人道和人的精神的认知过程，它是描写人、认知人的历史。转型期的社会有多复杂，人就有多复杂。我在乡村经历的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不仅对我的创作有用，而且对我的人生态度有深远的影响。要冲破旧有模式，就是要捕捉新生活的暖流，从熟悉中寻找陌生，探寻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思想能够帮助我们穿透繁杂的现象，农村某些干部的腐败，一家一户生产的局限，农民负担的过重，产业化进程的艰难，部分农民自身素质的低差，以及农民“破产”之后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痛苦，还有哪一个时代的乡村比今天更丰富呢？惋惜也罢，忧虑也罢，惶惑也罢，时代的潮流依旧不可抗拒地奔流着，新的产业农民正在艰难的蜕变中萌芽、破土。正是这样的动因，每时每刻牵动着我的乡愁思绪，中国勤劳勇敢的传统农民的最后消失，将是很悲壮的一幕，我们的文学应该记录这个悲壮的瞬间。

对于现实主义，我们往往强调它的批判功能，这是需要的，而且现今的文学和社会都非常需要。但是批判功能不能简化生活的复杂性。我在这部小说里不仅塑造了鲍真、梁双牙、梁炜、梁恩华等富有理想色彩的人物，同时也刻画了荣汉俊、鲍三爷、宋书记等性格各异的复杂人物形象。乡村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怎样保全？农民将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们企盼一个让美好尽情绽放的环境，即便这是一种理想，也是好的。如果我们连理想都没有了，乡村还有什么希望？时代还能进步吗？

城市作为当今市场经济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得到了迅速膨胀式的发展，必然导致城市文学的兴起和繁荣。与之相比，农村题材的小说就明显衰弱了，好像成了不合时宜的陈旧话题，是一穗过分成熟的老玉米。书市上很难见到农村题材小说了，别说畅销，连面孔几乎都没有了。农村题材小说能否“置之死地而后生”呢？文学这东西就是这样残酷，它一方面让你拼命翻新，另一方面又要求你不能背离它的本质。所以我们没有退路。我努力了！但是我感觉这部长篇还有这样那样的缺憾，这要由我的上帝读者来检验了。我就像刚刚打工回乡的民工一样惶恐。

在这里，我要感谢河北作协铁凝主席、李刚书记，他们安排我到乡村挂职深入生活，并极为关心我这本书的写作，这本书也算是我挂职的一个小小收获吧。我还要感谢中国作协和鲁迅文学院的领导及各位老师，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使我在学习期间能顺利地将这部小说修改完毕。我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孙向东副局长等领导为我提供了优厚的创作条件，使我能潜心创作，尽快完稿；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多年来对我的关注、支持，以及在这部长篇小说出版过程中给予我的种种帮助，并向北京怀柔红螺寺钟磬山庄的朋友们顺致谢意！

我知道了天高，更感受了地厚。我景仰的文学像我们的大平原一样无边无际，还是结天缘、地缘、人缘吧！

关仁山

2002年9月28日于北京鲁迅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