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起死回生

四月一号，第三厅果然如期开了锣。这个万愚节，倒真真正正成为了我们这一群愚人的节日。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抗战，为了救亡，大家从这一天起，便对陈诚、张厉生之流，称“职”称“呈”起来了。

第三厅的成立，后于政治部的成立整整两个月，在那两个月期间，政治部是无声无臭的，这可使陈诚感受着了寂寞。在三厅开锣的头一天傍晚，我请他来向大家“训话”。之后，他对我说：好不好很快的来一个扩大宣传，把恢复政治部的意义宣传出去？

“很快的？怎么样快法？”

“三几天之内。”

我感觉着有点困难。刚要开锣，连人马都还没有十分齐备，怎么便好来演一出大戏呢？万一动员不起来，怎么办？但我也不好示弱，只好答应他：同大家商量。

陈诚却真个着急，他顿时开了一个手条给我：“发付第三厅扩大宣传周临时费一万元正。”

没有把握的我，回头和翰笙、寿昌、浅哉（洪深）、季龙（张志让）诸位一商量，他们却是有充分把握似地，都主张干，借此大显一下身手，把抗战的意义拚命地高扬一下。

于是我们便开始筹备，从四月五号起（这日期记不大清楚，或许还要早一二日）举行扩大宣传，继续一个礼拜。[1]

首先值得提起的，我们在筹备工作上便打破了国民党包而不办的作风，采取了民主的态度——办而不包。我们邀请了当时武汉三镇的各重要机关和团体来共同筹备，请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汉口市党部、汉口市政府、卫戍司令部、商会、文化团体、新闻记者和学生青年的组织。除极少数是自己朋友之外，认真说，请来的都是一些“老爷”。但也要感谢那些“老爷”，他们是只要出名而不要出力的，差不多把一切事情都让给我们办了。

七天的宣传每天有一个主要节目，如歌咏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等。当中的一天晚上要举行火炬游行，临后一天白天要举行大示威游行。在这之外，还要准备很多宣传品，组织各报纸每天出特刊，开讲演会，进行中、’英、日文的广播节目。规模是相当宏大的，大家的工作也是相当紧张的。

但是——

“有把握吗？”这几天见着的熟朋友，差不多第一句就是那样问。他们很关切，怕没有把握。

事实上我也始终是没有把握。毫无固定的群众基础，仓猝之间，究竟谁能够有撒豆成兵的本领呢？

武汉三镇，自北伐以来，在刀光血影之下已经窒息了整整十年。谁能够一吹嘘就使得一个死都市重新苏活转来呢？

二　洪钧运转

想来怕也只好说是运气吧？

宣传周开始的第三天便遇着台儿庄的大胜利[2]，当时的军事消息是作着这样的报导的：

台儿庄当面之敌，经我军于六日夜开始总攻，内外夹击，敌尚据险顽抗，肉搏相持，战况之烈，空前未有。迄今晨三时，敌弹尽援绝，全线动摇。我军士气益振，乘胜进击，将敌一举聚歼，遂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捷。是役敌死伤二万余人，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关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战车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虏无数。敌板垣及矶谷两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抗战到那时已经九个月了，除在最初期八路军在平型关一战得到辉煌胜利之外，国民党军队老是在转移阵地，节节后退。两句相当巧妙的辞令：“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而为大胜”，差不多三岁儿童都可以背诵了。但谁也没有想到在台儿庄才突然来了这样一个“空前未有之大捷”！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对于饥渴着胜利的老百姓，即使小败已经就是好消息了，何况还是“大捷”，更何况还是“空前未有之大捷”！掳获那么多，而所歼灭的又是“敌板垣及矶谷两师团主力”，这战争不是打赢了吗？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都是敌人的精锐部队，侵华的急先锋，却都被“歼灭”了！

在今天看来，这消息是有点令人发噱的。事实是敌人从台儿庄一带作了战略撤退，以便作全面性的进攻，而我们的“军师”们却把它夸大起来，真真正正地作了“扩大宣传”。这本来也是“军师”们惯用的老套，然而在当时竟使一般人都被卷进胜利的陶醉里去了。

七号，消息传播开来，当天把那火炬游行提早举行。真个是家家庆祝，人人称贺，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来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

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谁能说人民是死了呢？谁能说铁血的镇压可以使人民永远窒息呢？那是有绝对弹性的气球，只要压力一松，它不仅立即恢复了原状，而且超过了原状。

但这是谁的功劳？朋友们多在向我们道贺：第一炮公然打响了，响得这么宏亮！——老郭的运气好！——三厅的运气好！……

怕也当真只好说是运气好吧？——

笑话！清醒的人们，我相信，并不会作这样想。三厅的同人们和一切参加工作的朋友们都尽了至善的努力，是没有问题的。台儿庄胜利的夸大报导帮了很大的忙，我们也不好否认。但谁也没有预料到那效果竟来得这么大。

最大的因素是别有所在。

什么是这最大的因素？

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具有着打破一切枷锁的潜在意志！

三　“四面倭歌”

八号是歌咏日。

照既定的计划，上午在汉口北郊的旧华商跑马场，举行广场歌咏会，而继之以歌咏游行。

这照推测，应该是比较沉寂的一天，因为能够参加歌咏的队伍是不会太多的。在筹备期中，我本不赞成在广场上举行，而寿昌却坚决主张，结果还是他得到胜利。

寿昌、冼星海、张曙这几位朋友真有本领。在几天功夫中，不知道竟从哪儿产生出了那么多的歌咏队来！

寿昌说：这是几年来所播下的种子，今天是我们的收获日。

我的容易兴奋的情绪，又顿时激昂起来了。

寿昌要我致开幕词，我便即兴地吼出了一篇《来它个“四面倭歌”》[3]。这场开幕词，被保留了下来：

歌咏是最感动人的。歌咏的声音能把人们的感情意志立即融成一片，化为行动。

从积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团结自己的力量。从消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涣散敌人的军心。

汉高祖的谋臣张良便曾经利用过歌咏的力量来涣散了楚霸王的兵士。楚霸王尽管有拔山盖世之勇，终于敌不过歌咏的声音。

目前我们的敌人尽管是怎样横暴，尽管有多量的大炮飞机，我们要准备着用歌咏的力量来把它摧毁。

张良给了楚霸王一个“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就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四面倭歌”。

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宣传，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庆祝我们的胜利。

最近鲁南方面的连战连捷，尤其台儿庄空前的胜利，是值得我们歌咏的。

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应该光复的还有好几省的土地，我们应该歼灭的还有很不少的敌人。

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声来更加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把一切的失地收复，把全部倭寇驱除。

我们要把我们的歌声扩展到全武汉，扩展到全中国，扩展到全世界。

我们要把全世界的友人鼓舞起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打倒帝国主义！

这些话假如要过细推敲起来，其实是有毛病的。分明四面唱的都是中国歌：如象《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之类，如何能说是“四面倭歌”？但希望朋友们也不要以辞害意。中国的新音乐，在民族的觉醒上，在抗战的推进上，乃至在敌寇的投降上，的确是有着它的功绩。新音乐的建设者们，如聂耳，如黄自，如任光，[4]如张曙，如冼星海，都先后把生命贡献给了祖国，他们永不会磨灭的。

歌咏的声音，无疑是扩展到了全世界，扩展到了全中国，至少就在当天的的确确是扩展到了全武汉。

民气果真是发扬起来了！……但是，真正意义的“收获”呢？

四　阻碍横生

党老爷们是害怕人民的，特别是害怕人民的那股活气。假使人民一活了，党老爷们便要死了。

陈诚要三厅搞扩大宣传周，本心是想为新成立的政治部，为他这个政治工作的入伍生，增加一点光彩。但没有想出武汉的民气竟那么一点就燃了。于是乎他，和他的一竿子人，就又害怕起来。

那时候国民党的党本部躲进了重庆，有几位留在武汉的高级人员，如宣传部长邵力子[5]等，作风比较温和，人手少，也不能有什么作为。检查机构还没有成立，一般的言论倒还比较自由。然而严厉的检查工作却在政治部的内部开始了，而我们三厅就是被检查的主要对象。

三厅的朋友们都是自由惯了的，要做出适合党老爷们口胃的八股来，大家都已经感觉着头痛。我自己为慎重起见，在开始时对于每一种宣传文字都要过目，有时还要加以大刀阔斧的改削，简直成了一个改国文课卷的教员。尽管这样慎重，弄得朋友们都不高兴我了，然而，依然一出马便闹出了岔子。

在宣传周开幕的头一天，适巧筹备会赶印出了一种极小极小的小册子，是老向[6]著的大鼓词《抗战将军李宗仁》。李宗仁[7]在那时是指挥着台儿庄那一方面的军事的。因为那几天太忙，这份原稿我却不曾过目，印出之后在会场上分散，我便感觉着有点不安。但想到是老向著的，这本来是他们国民党的人，而且用的是筹备会印行的名义，我也就没有过于拘泥了。但等到分发到陈诚的手里，他便立地向我抗议。

“这个小册不妥当，不能替任何的个人将领宣传！是不是已经散发出去了？”

幸好还没有散发。于是便在当场把全部的印刷品扣留了起来。

这事情我以为大约不会发展了，但没想出在第五天上突然接到本部来的一道训令。训令上说：

查三厅近所印行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贴。“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用“职分”。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我明白这是借题发挥，事实应该还是“李宗仁”那个小册子种下了前因，而做过火了的扩大宣传得到了后果。

但我很不客气，把这训令的前半驳斥了回去。

查中山先生生前文字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改用“国民”与“国家”？

关于这项驳斥，以后没有下文，但在事实上“人民”和“祖国”等字样成为了一般的禁忌。党老爷们一看见“人民”便要联想到“人民阵线”，一看到“祖国”便要联想到“工人无祖国”。谁要用这些字眼，谁也就在企图赤*了。

——侥幸得很呀，***先生，多亏你死得早。不然，恐怕你也要受陈诚、张厉生之流的申斥。说得不好，还会把你抓起来，拘禁几天！

五　审查

第二天，也就是扩大宣传周的第六日，上午适逢是部务会议。照例是由部长、副部长、秘书长、各厅厅长、副厅长和秘书处长出席，设计委员会的秘书和有关的人列席。

政治部的组织，秘书长之外还有秘书处长，是由柳克述[8]在担任。这位宝贝是交通大学出身，留学英国，在战前曾著书讴歌凯马尔巴霞[9]的土耳其。他是陈诚的心腹。

设计委员会的秘书是何联奎[10]，我只知道他是北大出身，也是陈诚心腹之一员。设计委员会本来是在编制外的，故只能列席。

另外还有一位陈诚的私人秘书谢然之[11]，这天也列席了。他曾担任过瑞金《红旗报》[12]的编辑，被俘后投降，由陈诚资送他到日本去住过一个时期。他也是心腹集团的一个人，所有陈诚的应酬文字或讲演稿等，大抵是由这位小人物（人的确是矮小）在代庖。

这三位小角色再加上秘书长的张厉生，事实上执掌着政治部的内政大权。张厉生在那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照道理，他的地位应该在政治部的部长之上，然而他却屈尊做了秘书长。他对于陈诚的卑躬屈节，委实是一位典型的幕僚。

这一天的重要议案，是由张厉生提出的，要组织审查委员会，请讨论它的组织条例。据提案者说明，本部的单位很多，所有一切对外文件，应求内容统一，故有设置审查委员会的必要。请通过组织条例，以便立即着手组织。

组织条例很简单，只有寥寥的四五条，详细的条文我自然不记得了。最主要的骨干是这样的：本部部长由设计委员中指定委员若干人组织审查委员会，所有本部一切对外文件须经审查核准后始得印发。

这无疑是张、柳、何、谢四大秘书的绞心杰作，而他们的用意也就不外是绞杀三厅。我不能容忍，我正面开炮了。

我说，照条例看来，这审查委员会是在编制外的。假使部长要组织一个秘密的智囊团，那我们无话可说。但既把条例公开，这条例首先就是一个不通的文件。部内各级都有负专责的人，责有攸归，为什么还要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既要组织这个会，假使是由副部长、秘书长、各厅厅长来担任当然委员，那倒还不失一个民主的组织，为什么一定要限于在设计委员中由部长指派？留部设计委员假使没有事做，尽可以指派到各厅处去服务。这样成立一个超越的机构，岂不是在政治部之上有了太上政治部？我这个厅长就可以不必要，部长以下的各级负责人员都可以不必要，为什么一定要床上叠床，屋上架屋？再请问，这若干人的设计委员是不是都是万能者？一切对外文件包含着各种国语和各种艺术部门，如绘画、音乐、电影、戏剧等等，请问在设计委员中究竟有那几位是这样万能的专家，而且可以保证工作效率？照我看来，拟这条例的人根本就是外行，这位先生的头脑首先就值得“审查审查”的。……

我说得相当火辣，又弄得陈诚红了脸，四大秘书中至少有三个也红了脸。

一、二两厅的人没有说话，只是笑着看肖神。因为他们和四大秘书乃至部长之间也是有矛盾的，他们在实权上的冲突，有时候还复杂到我们所能想象的之外。

周公没有说话，他自然不便说。

剩下黄琪翔来作仲裁人。他说：审查委员会作为辅佐部长的幕僚机构是可以组织的，条例大有商榷的余地，保留下来随后从长讨论吧。

这样算圆了场，然而“审查”的铁箍咒，毫不容情地套在我们的头上来了！

六　假警报

就在斗了审查条例的同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陈诚给我一封亲笔信，信封筒上画了三个“十”字。我诧异了，有什么紧急要事吗？

打开来看，却使我更加诧异了。

据情报，明日扩大宣传周大游行，将有奸人准备利用，乘机捣乱，望兄注意。弟已同时关照兆民兄（康泽），请渠协助，妥为戒备。就只这样简单的一个内容，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奸人”到底是谁？是汉奸？是敌寇？有这样大胆的家伙敢来捣乱吗？这简直是神经过敏了！诧异之余，我只好以一笑付之。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这是我们的工程圆满的一天了。费了六天功夫，把武汉三镇的民气着实鼓动了起来，我们估计在这最后一天，可能有十万人以上参加大游行。

这也应该是翰笙最高兴的一天，善于肆应的翰笙，他担任着运筹全局的责任，和各方面的关系打得很好，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不仅如愿以偿，而且在好些成绩上竟是超过了愿望。他本来是住在武昌的，这一天也很早的便过江来了。

我把陈诚的信给他看了，他却爽朗地叫了起来：“笑话！啥子奸人呵！谁要来捣乱就请他来，老子才不把他捶成肉酱！”

“真是无聊的事，”我接着这样说，“喂养一切情报员，吃饱了没事做，造假情报。”

“关康兆民什么事呢？要请他来‘协助’？”翰笙有点愤慨了。

“大约要他发动起别动队来保卫会场吗？”我作为笑话地说。

但我们也没有十分介意，在八点钟左右，一同坐着汽车到北郊外的大会场去。

天色有些阴晦，说不定会下雨。这倒是唯一值得担心的事。费了六天功夫，希望在这最后一天显出一个大场面，总要不要下雨才好啦。

到了会场，一切布置都已经停妥了。群众在陆续到场，从南从北，歌声不绝，口号如雷，各色的大旗横招，迎风招展着，闪入会场。

我们登上了讲演台，指挥的人用扩音器在指挥着群众依次地各就自己的岗位。

照着预定计划，是九点钟开会，十点钟起开始大游行。离开会的时间愈近，群众来得愈加踊跃，广场前的大横道被拥塞着了。然而不作美的天色，却愈来愈阴晦，看来，的确免不得要下雨，而且要下大雨了。

八点半钟左右康泽公然也来了。他以他那十分僵硬的、木偶式的步调和动态，走上台来，跟着他的还有宪兵第某团的团长，和一些我不认识的要员。都是武装而佩着手枪的。

康泽来和我拉手，那肥厚的手和那鹅顶般的前额下一对竖眉和爆眼，早把他想要说的话提前说出了，而他那同样僵硬的舌头才慢吞吞地向我说：“辞修昨晚有信给我，要我来帮忙，维持秩序。”

“谢谢你们，他也有信给我。你能够相信，会有人敢来捣乱吗？”

“哎，说不定呢！”他又慢吞吞地歇了好半天，“我们做稳当一点总好，有备无患啦。”

雨终竟落下来了，果然落得很大。

但是群众依然在踊跃着来，广场上的人淋着大雨也没有动摇。我们心里正发着会心的微笑。

然而奇怪得很！在那样的滂沱大雨之中公然拉出了警报来。这可不是玩的！宪兵团长抢过扩音器，便命令群众迅速解散。这样一来，队伍便完全零乱了。

康泽又慢吞吞地和我再拉一次手，而又慢吞吞地启动他的方腮：“游行是只好作罢，我们可以走了，啊？”微微侧着头点了一点，他再以他那十分僵硬的、木偶式的步调和动态走下了台去。

我同翰笙两人只好鼓着眼睛相向，什么话也没有说。

——哼！岂有此理！不仅造假情报，而且造假警报！怒火在心里我遏勒不住。

[1]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举行的抗战扩大宣传周起讫日期为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至十三日。

[2]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中国军队以四十万优势兵力对山东南部台儿庄（今枣庄）的日本侵略军实行包围，于扩大宣传周开始的前一天（即四月六日）克服台儿庄，取得继平型关大捷后的又一胜利。

[3]本篇以《来他个“四面倭歌”》为题收入《羽书集》。

[4]聂耳（1912—1935），原名守信，云南玉溪人。作曲家。谱有《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金蛇狂舞》等。　黄自（1904—1938），字今吾，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谱有《抗日歌》（后改名《抗敌歌》）、《赠前敌将士》，著有《西洋音乐史》等。　任光（1900—1941），浙江嵊县人。作曲家。一九四〇年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牺牲。谱有《渔光曲》、《月光光》、《别了，三年皖南》等。

[5]邵力子，抗战期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区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中苏文化协会副主席等职。

[6]老向（1908—1958），原名王向辰，河北束鹿人。作家。抗战期间主编《抗到底》月刊，后就职于国立编译馆，收集民歌民谣，编撰通俗读物。

[7]李宗仁，抗战期间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等职。

[8]柳克述，字剑霞，一九〇五年生，湖南长沙人。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部政务处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等职。

[9]即“土耳其之父”基马尔，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10]何联奎（1902—1977），字子星，浙江松阳（今遂昌）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会秘书长。

[11]谢然之，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秘书长，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三日刊编辑。一九三五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变节。

[12]应为《红色中华》。